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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在东亚的传播与研究 / 杨倩如(中赋 赋帝 理辑)

发表日期:2012年10月30日  出处: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总编审  作者:杨倩如  本页面已被访问 1195 次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

《汉书》自问世以来,为中国历代学者所重视,成为中国传统断代史的范本,其影响远及海外,在汉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书》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课题。笔者拟按时间顺序,将《汉书》在东亚国家的传播和研究状况进行详细爬梳,以期得出一个较为清晰和完整的脉络。

一、《汉书》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和研究

中国史籍传入周边国家,起于《史记》和《汉书》。在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家文化影响圈的国家中,“史”是作为“经”的教育辅助读物而出现的,这些国家自古便有以“‘左、国、史、汉’或‘孟、庄、班、马’为汉学精华”的传统(朱云影:《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9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学术体系。

古代日本。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空前繁盛。为了全面向中国学习,日本派遣了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日本学者经过在中国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学习,再回国传播中国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来自奈良的吉备真备即为其中之佼佼者。他在中国留学l7年,回国后颇受天皇器重,被拜为大学助教(后官至右大臣),为学生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受学者达四、五百人,高野天皇本人也曾跟他学习《礼记》和《汉书》。

在古代日本,正仓院经常有写经生抄写《汉书》和《晋书》的记录,也曾多次进行与《汉书》有关的学术活动(大庭脩:《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载《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曾多次进行与《汉书》有关的学术活动,如称德天皇景云三年(769年),天皇向大宰府赏赐包括《汉书》在内的五种史书;弘仁到元庆年问(877—884年),作为天皇修学仪式而举行的宫中讲书共进行了15次,《汉书》被列在其中;自919年起,菅源淳茂博士主持了为期三年的《汉书》讲座;l324年,在花园上皇制定的“今年所欲读书目录”中,将《汉书》列为必读史籍之一;天平胜宝九年施行的养老律令中,规定要讲述《史记》、《汉书》和《后汉书》;l332年,光严天皇开始读《汉书》;l600年,藤原惺窝为德川家康讲《十七史详说》;江户时代还刊行了《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和《三国志》,等等。“到了平安时代,贵族官吏中学习历史的人人数增加了。许多人未必想当学者,也选择了‘阅读史传’、‘涉猎史汉’的学习途径,表明在贵族的教养中历史受到重视”(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和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页),在这股读史热潮的带动下,形成了日本学界所谓的“国史”。在此基础上,研究《汉书》的专著开始出现。757年,天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于是这三部著作成为公元889至898年藤原佐世所编最早的日本收藏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江户时期(公元l600—1867年),日本学者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随之对记录汉代史事的《汉书》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出现了猪饲敬的《汉书长历考》、户崎淡园的《汉书解》与《后汉书解》、恩田维周的《汉书考》和《汉书质疑》,以及土冢田大峰《史汉补解》等专著。其中松平定信的《汉书论说》是一部系统研究西汉历史的评论性著作,其史料和观点完全取自《汉书》。明治时代的重要学者冈本况斋著有《汉书考文》和《续汉书考文》,对《汉书》进行了全面校对,他的《汉书律历志图志解》、《汉书笔记》、《汉书注引用书目》以及《十八史略答问》、《十八史略校本》等著作,均取得了较高成就。

平安时代的圣武天皇神龟五年(728年),大学寮的文章博士和文章生们集体编写了古代日本的第一部中国通史《纪传道》,这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尔雅》为依据的上古中国通史。此后出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涉及对《汉书》的研究,如江户时代古川香山的《五史要览》、后藤世钧的《十九史略》、村山隆的《十八史略要蒙》、海保渔村的《十七史经说》、平原谨斋的《二十四史类览》,明治时代服部南郭的《十八史略校》、雨森精斋的《标纂十八史略校本》等。清代兴起的考证学风流传到日本后,推动了日本“古学”与“国学"的诞生。Fl本考证学派早期的重要学者德狩谷披斋,将书斋命名为“实事求是书屋”,即取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实事求是”一词——古代日本学者对于《汉书》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朝鲜。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汉书》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早于日本。公元372年高句丽建立太学之时,所学内容除经书外,就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春秋》等五部史籍(《北史·高句丽列传》)。史书中有在太学中对学生进行“授以九经、三史”的记录(《旧唐书·高丽传》)。其后高丽王朝亦复如此。李朝时期,官方多次刊行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如太宗三年(公元l403年),元代胡一桂著《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一书刊行;世宗时代,刊行了《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宣祖时代,刊行了《后汉书》、《十九史略通考》和《史纂》;英祖四十八年(公元l722年),刊行了《十九史略谚解》;正祖二十年(公元l796年),刊行了正祖编的《史记英选》和《汉书列传选》;纯祖十九年(公元l819年),再次刊行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一书,等等。

二、日韩学者对《汉书》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汉书》的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汉书》传播与研究更为繁荣。在传播、译介方面,先后出版了由本田济翻译、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的《、、列传选》(东京:平凡社,1968年),由小川环树和三木克己翻译、收入《世界文学全集4》的《史记·汉书集》(东京:筑摩书房,l970年);长泽规矩也题解的影印本《汉书:和刻本正史》(东京:古典研究会,1977年),三木克己翻译的《汉书列传选》(东京:筑摩书房,1992年)等。此外,在西嵨定生所著《中国历史》的第2卷《秦汉帝国》(东京,1974年)和大庭惰所著《图说中国历史》的第2卷《秦汉帝国的威容》(东京,1977年)中,关于西汉帝国历史的叙述即主要取材于《史记》和《汉书》。

在《汉书》研究方面,出现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样具有雄厚实力和专业队伍的研究机构,以及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史学研究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有日本、东方、西洋三部,以东方研究部的中国研究最为著名。所内藏有研究汉学的珍贵中国文献41万册,其中有些文献在我国国内已很难找到。该所关于《汉书·律历志》的研究,在世界上也属领先水平。

曾任京都大学东洋史系教授、号称日本的“中国史学史祖”的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倾一生精力编著了《支那史学史》一书(东京弘文堂,l949年),对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和中国史家的著史义例进行了较为详尽、全面的研究。书中第六章对班固和《汉书》有专门的论述,认为《史记》和《汉书》于“书籍部类中开创出一个史部,且在今日也堪称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巨作”。出于对《史记》巨大成就的尊敬和对通史体例的推崇,内藤对司马迁予以极高的评价,但对《汉书》的论述则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内藤论述《汉书》所用篇幅不及《史记》所用的四分之一,他还明言班固的成就远不及司马迁,且由于他深受京都大学朴学之风的影响,强调学术与政治必须分离,因而他指责《汉书》的多人分纂引起了正史编纂法的变迁,是历史著作堕落的开始,除将会导致中国史书传统历史注重的“春秋义法”荡然无存外,还会导致历史失去“成为一家之言”的精神。

此说是否为内藤所独创,尚难辨明。其反对政治因素介入史书编撰和多人分纂历史著述的主张,自有维护史学自身发展之求真与独立性的积极一面,但是,他将这种要求体现在对班固和《汉书》的评述中则有失客观和公允。因为《汉书》的编撰虽继承了《史记》的成就,经班氏父子、兄妹及马融四人之手,以及张衡、蔡邕等人的校订才最终完成,但正如赵翼所言“合班固作史之岁月胼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益信著书之难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班固作史年岁条”),其撰述宗旨与成就仍可视为班固的“别识心裁”,是其学术品格和精神实质的体现,即便是在天子诏令之下修成,也是其承继家学、私自修史在先。虽为“宣汉”而作,难免正统思想,但却能秉承“文直事核”、“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与后来正史墨守成例、多人分述、草率成书,且编撰者逢迎权势、曲笔附会的弊端相比,自有天壤之别。

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汉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对《汉书》专志的研究,一为史汉比较研究。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日本先后出版的译注、研究《汉书》专志的著作有:内田智雄译注的《汉书刑法志》(京都: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l958年),能田忠亮、薮内清合著的《汉书律历志的研究》(京都:临川书店,l979年),黑羽英男的《汉书食货志志译注》(东京:明治书院,l980年),狩野直祯、西胁常记译注的《汉书郊祀志》(东京:平凡社,1987年),永田英正、梅原郁译注的《汉书食货·地理·沟洫志》(东京:平凡社,1988年),等等。此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尚有稻叶一郎的《的创作过程》(《文献》44),他考察探讨了班固的历史观,并以班氏父子的史书写作背景为中心对《汉书》编撰特色进行了研究。“史汉比较”历来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日本也不例外。这方面的专著有福岛正译注的《史记·汉书》(东京:角川书店,l989年),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可惜的是这些研究论著大多未被介绍到国内(参看张大可主编《史记研究集成》第十四卷“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华文出版社,2005年)。

韩国学者对《汉书》的研究。韩国是较早对中国史学进行研究的国家之一,其学者很重视对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尤以对中国古代史学经典著作及史家的研究为重,出现了一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

◆编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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