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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与《史记》之比较 / 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 编审

发表日期:2012年10月30日  出处: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总编审  本页面已被访问 1227 次

    在某种意义上,《汉书》是可以比拟《史记》的,前人就曾做过《史汉方驾》、《班马异同》之类的书。所有正史,采用的是《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体制,但同时又仿效了《汉书》断代为书的做法,所以《史》、《汉》同是正史的源头。《史记》有隽永峭拔、豪迈奔放的文风,《汉书》也能在从容不迫之中摹声绘形,写得形象生动,因而不同的人对这两部书各有偏爱。从总体上看,东汉至唐,喜爱《汉书》的人多,唐以后,则以喜爱《史记》的人为多,明清两代尤其如此。

    《汉书》的作者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他的七世祖班壹,在楼烦有马牛羊数千群,“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是个富豪之家。曾祖班况的女儿,是成帝的婕妤。大伯祖班伯学问湛深,能讲说《诗》、《书》、《论语》,辨析不同的经说。二伯祖班斿,同样也是博学多才,曾协同刘向校理皇家藏书,深得汉成帝器重,得到过秘书副本的赏赐。当时,班氏与许氏是齐名的外戚,“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后汉书·班彪列传》)。传至父亲班彪时,“家有藏书,内足于财”,以至于好古之士,莫不造门。由于有这样的环境,难怪他的弟弟班超、妹妹班昭也都成了当时著名的外交家和学者。

    《汉书》的撰著,也是子继父业,与《史记》差不多。只不过班彪业已着手,多有成篇,班固的凭借,在这方面也比司马迁好多了。如前已述,《史记》的下限,在汉武时期,太初之后,即不再记载,以至续作很多。但这些续作在班彪看来,都过于鄙俗,不足以踵继《史记》,所以采集遗事、旁贯异闻,写成了《史记后传》。班彪继承家学,也是位积学之士,曾著有《王命论》,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就是他的学生。他所著的《史记后传》,范晔的《后汉书》说是数十篇,刘知几的《史通》更具体说是六十五篇,但王充的《论衡》则说在百篇以上。

    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四年),班彪死后,班固即着手整理父亲的遗著。同样是感到“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在明帝永平元年(公元五八年)二十七岁时,“探撰前记,缀集所闻”,开始了《汉书》的编写。五年之后,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改国史,明帝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班固的弟弟班超,赶到京城上书,替他辩白。同时,地方官把他的书稿也调到了洛阳,明帝看后,很赏识班固的才学,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而让他做了兰台令史。在与同事合力写成《东观汉纪》之后,明帝又令他在兰台把未完成的《汉书》继续写下去。从此班固得以利用皇家藏书,继续《汉书》的撰著。但众多的庶务使班固不能集中精力,全心于此。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章帝在白虎观召集诸儒会议,讨论
六经异同,用皇帝的名义制成定论。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编成了《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他随窦宪登上燕然山,作铭刻石勒功,以记汉朝的威德。后来窦宪以外戚专权,图谋叛乱,畏罪自杀,班固也受牵连,并被人因怨捕系,六十一岁时死在狱中。

班固死时,《汉书》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调令班固的妹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而成之”。班昭是我国第一位女史学家,与两位弟兄一样,也是博学高才。嫁给曹世叔后,世叔早死,她的节行为时人所重。和帝曾多次将她召入宫内,令皇后及诸妃嫔待以师礼,因此被称为曹大家。邓太后临朝听政时,也常听取她的意见。她所撰著的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多达十六篇,著名的《女诫》,也出自她之手。受皇帝之命后,班昭完成了八表的写作,至于《天文志》,则是由马融的兄弟马续完成的。所以《汉书》的撰著,前有所承,后有所续,并非出自班固一人之手。

    《汉书》的记事,始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O六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全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约八十万宇。关于《汉书》的卷数,历代有不同的说法,一般是以一篇作一卷计,称之为一百卷,但《通志·艺文略》及《四库全书总目》则称作一百二十卷。所以如此,是因为颜师古在集注《汉书》时,鉴于一些篇幅过大,析为子卷的结果。颜注将《高帝纪》分为上、下卷,《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各分为上、下卷,《律历志》、《食货志》、《郊祀志》、《地理志》各分为两卷,《五行志》分为五卷,《司马相如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扬雄传》、《匈奴传》、《西域传》和《外戚传》各分为上、下两卷,《王莽传》分为上、中、下三卷,《叙传》分为上、下两卷,这样一百篇就成了一百二十卷。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史记》是通史,而《汉书》是断代史。自班固创断代为史的先例,后世史书,大都循例而为断代 。对通史或断代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在刘知几看来,“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至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郑樵则主张写作通史,认为《汉书》“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为此他不遗余力贬斥班固。将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等种种弊病,都归诸是班固始作的俑。甚至发出了“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的偏激之论(《通志》总序)。平情而论,是通史抑或是断代史,并没有先在的高下之别,如果所有的史书都写成通史,就势必会有大量的重复,所以班固改通纪历朝而为断代之书,不仅无可诟病,而且极有必要。

    《汉书》沿用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不过在具体运用中作了一些变更。班固不满意司马迁将刘邦“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他作《汉书》的目的,就是要突出刘邦是受命而王,使刘姓王朝自承天统、自成体系,所以他十分注重本纪的作用。他将项羽从本纪中抽出,而列入列传。对于王莽虽是编年纪事,形同纪体,但在形式上却不予承认而不为之立纪。汉惠帝纪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所以《史记》将它附在《吕太后本纪》中。班固为体现“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的纪的作用,抽出单立,这些都典型地反映了班固的正统思想和皇权观念,也是《汉书》体例“方以智”的体现。

    就体例而言,《汉书》之于《史记》最大的不同,是《汉书》除去了世家。凡是《史记》列入世家的汉代人物,《汉书》都写进了传中。这一做法是由班彪决定的,“今此后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后汉书·班彪列传》),班固予以继承。所以如此,道理很明显,《史记》所记的时限内,五霸争长,七雄扰攘,“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诸侯有很大的独立性,“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只好另立世家。到了汉代,虽开国之初,立了王侯二等封爵,实行过分封,但始则异姓王被诛灭,继而同姓王被削藩,“推恩”分子弟。到汉武帝时,原来“侯者百四十三人”,已被搞得“靡有孑遗”,而王国政权“唯得衣食租税”,根本无力干预政事,与富裕之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汉书》取消世家这一体例,也是形势使然。

    《汉书》的八表,只有《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是新设立的,而其它六表的内容都与《史记》相仿佛。后人对《汉书》表的评议,也都集中在新创的两个表上。尤其是《古今人表》,从太昊到吴广,有古无今,颇为后人所诟病。刘知几诋斥尤力,认为这种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的做法,就像“鸠居鹊巢,茑生松上”一样不伦不类,它被看作是附生的疣赘,是不知剪截的结果。列入此表中的人物,还被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始自上上,终于下下,后人也病其随意进退人物,漫无标准,强立差等,以使是非瞀乱。不过也有人撇开其体例不纯,因其表章正学、有功名教而深爱的。对《汉书》新创的《百官公卿表》,则差不多是众口一辞地称赞,它以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表列,记载了汉代公卿大臣的迁免升降,“篇幅简而易省,事类从而易明”(《文史通义·永清县志职官表序》),编次极为得法。

    班固“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史通·题目》),所以将《史记》的“书”改为“志”。《汉书》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优点是宏赡博洽,而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则是《汉书》的十志。《汉书》合并《史记》的《律书》、《历书》而为《律历志》,《礼书》、《乐书》而为《礼乐志》,承袭《史记》的《天官书》、《河渠书》,增加新材料写成了《天文志》和《沟洫志》,改写《史记》的《封禅书》而为《郊祀志》,《平准书》而为《食货志》。此外又新创立了四志:《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和《艺文志》。相对于《史记》的八书,《汉书》十志的内容更加丰富,体例也更加严整。既有继往的作用,更具开来的意义,对后世典制体史书的编撰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此后正史书志篇卷写作的规范。

    《汉书》的整齐之功,在列传中反映得最为明显。即以篇目而论,《史记》的命名,或以姓、或以名、或以官、或以爵,没有统一的标准,编次也少有伦类。而《汉书》则不同,一律以姓名题篇,编次先专传,次类传,接着是四夷传和域外传,最后是外戚传和王莽传,整齐划一,一览可知。多载有用之文,这是《汉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汉书》各传,对于“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的文章,都一一载录。赵翼曾将《汉书》所有、《史记》所无、而有关经术政治的章疏,加以列举,以示表彰。

    《汉书》武帝之后的蓝本和凭借,主要是各家续《史记》之作,尤其是班固之父班彪的著作。武帝以前,由于《史记》已有完整的记载,所以《汉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史记》的材料。有人因此偏激地指责班固“专事剽窃”、“尽窃迁书”、“掠人之文”。其实,班固在利用《史记》的材料时,是下过一番斟酌取舍功夫的,并不能一概视为抄袭。赵翼曾将两书的相同部分作过比较,认为《汉书》之于《史记》,增加了新的传目,在旧的传目之下,补充了新的事实,尤其新增了一些文章,使许多重要的文献得以保存。

    由于“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微亹亹而不厌”,所以书成之后,甚为当世所重,以至于“学者莫不讽诵”(《后汉书·班彪列传》)。但《汉书》多古字古词,比较难懂,即使当时人也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著名的学者马融,就曾从班昭学习,所谓“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汉书·列女传》)。孙权为了让孙登读《汉书》,了解汉代的历史,也只好派张休到班昭那里学习,然后再教授孙登。这种状况,也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史通·正史》)。到了唐代,颜师古受唐太宗太子承乾之命,注释《汉书》。他博采唐以前二十三家注释《汉书》的成果,“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悉备,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竟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缺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汉书叙例》)。颜注出后,《汉书》便大体可读了,所以一向有颜师古是《汉书》的功臣之说。其后,《汉书》的注释依然是代不乏人。清代学者,研习《汉书》尤勤,或分释某篇,或校补数卷,成就斐然。至于综理全书,则有钱大昭的《汉书辨疑》,沈钦韩的《汉书疏证》,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王峻的《汉书正误》,李慈铭的《汉书札记》等。王先谦将自唐以来的六十七家注释,综汇在一起,写成了《汉书补注》一百卷,成为历代《汉书》注的集大成之作,是最佳的《汉书》注本。今人杨树达著《汉书窥管》,对王氏的补注又有所补正。

◆编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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