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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虎:怎样读《后汉书》/ 中赋 赋帝 骈尊 潘承祥 编审

发表日期:2012年10月28日  出处: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总编审 作者:黎虎  本页面已被访问 617 次

关键词: 黎虎 后汉书 范晔 刘知几 刘昭 汉书 《后汉书》是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它与《史记》《汉书》在唐代并称为"三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

《后汉书》的作者是南朝宋人范晔(398-445),字蔚宗,宋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淅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学问之家。家世环境对范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宋书》卷69《范晔传》。以下凡引此传均不另注),堪称多才多艺。

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图谋推翻宋文帝,拥立刘义康,事情败露,范晔及其同党均被处死。范晔时年四十八岁。
在学术上,范晔并没有像当时一般学者那样走上儒学的路子,而是走上了治史的道路。元嘉九年(432)他因忤刘义康而被贬宣城,悒悒不得志,于是开始潜心史学,"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在范晔之前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无虑有数十家之多。其中官修的《东观汉记》,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范晔为什么还要另写一部后汉史呢?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他对于这众多的后汉史书,均不满意,于是,"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范晔原定的计划,是要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范晔生前已完成十纪和八十列传,但十志尚未完成。范晔对于修志非常重视,自称"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可见他对修志自有周密的考虑。"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后汉书·皇后纪》引沈约《谢俨传》),即将完成之时,适值范晔被害,谢俨亦受牵连被杀,所撰志因之散佚。现在附于《后汉书》的八志,是晋人司马彪所撰。司马彪曾作《续汉书》83卷,其中八志共30卷。南朝梁刘昭注《后汉书》,因范晔"及语八志,颇褒其美"(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便将司马彪八志以补范晔《后汉书》之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附于《后汉书》之后的八志。
 
范晔《后汉书》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范晔之前的数十家后汉书已逐渐湮没,范晔之后,梁人萧子显所撰《后汉书》100卷,王韶所撰《后汉林》200卷,也都先后被淘汰,唯有范书风行天下。到唐朝时刘知几已说"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晔)、袁(宏)二家而已"(《史通·古今正史》),首推范晔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

为什么范晔的《后汉书》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战胜在他前后的众家后汉书而独领风骚呢?这是由于范书从编撰体例到史学思想,从史料价值到文学价值,都有它的过人之处和突出之点。范晔自诩"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这话大体还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在编撰体例上,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在本纪部分,除了记述从光武帝到献帝的历代皇帝以外,又立皇后纪以记历代后妃。在范晔之前,《史记》和《汉书》虽然以吕后为本纪,但对于其余的皇后,《史记》列入《外戚世家》,《汉书》列入《外戚传》而置于全书之末。《后汉书》却将皇后升格为本纪,与皇帝本纪并列于书首。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空前的。刘知几对此曾提出诟病,后世如晁公武、陈振孙、洪迈等人,也"援引《史通》所指摘一二事,过相菲薄"(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其实,范晔将皇后立为本纪,是正确地反映了东汉历史的实际。东汉时期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皇帝多短寿而孱弱,皇后和外戚的势力空前膨胀。皇后临朝与外戚专权,正是东汉政治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范晔以皇后为本纪,就能较好地反映东汉政治的演进过程,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安排。这一点何焯已经看到了,他说:"东京皇后,窦、邓、阎、梁、窦、何,临朝者六,其间殇帝、北乡侯、冲帝、质帝,皆未尝亲政,邓氏既立安帝,复临朝者十六年,遂终身称制。作《皇后纪》为得其实,虽然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变,未可议也。"(《义门读书记·后汉书》)由于皇后本纪并不能包括外戚之事迹,于是范晔将其"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后汉书·皇后纪序》),另以列传记载外戚,弥补了皇后纪的不足。

《后汉书》的八十列传是以朝代顺序和以类相从的方法进行编撰的。列传一至三,是两汉之际起义领袖和割据领袖人物;四至十二,是光武时的宗室王侯和二十八将;十三至四十二的传首人物,都是明、章、和帝时人,而分别以行止相近的人物或子孙合传;四十三至五十三的传首人物,是安、顺帝时人,也多分别有合传的人物或子孙;五十四至六十五,都是桓、灵、献帝时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是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九杂传;最后六篇是边族的列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铅印本)。

这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所创立的众多类传。《后汉书》的类传有十个,其中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七个类传是范晔的首创。范晔的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东汉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面貌。类传的形式司马迁、班固等人已经使用,并非范晔的首创,但是类传之广泛多样却是前所未有的。

宦官势力在东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与外戚交替专权,成为东汉中期以后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范晔立《宦者列传》以反映宦官势力的发展状况,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范晔在这里揭露了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贪赃枉法,败乱朝政的罪行和"东都缘阉尹倾国"(《宦者列传》)的历史真相,使后人得以深刻了解东汉腐朽政治及其衰灭的缘由。
 
《党锢列传》是《后汉书》中最具特色的一个类传。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尤其是宦官集团的黑暗政治,激起了士大夫们的强烈不满。他们制造舆论,抨击朝政,被宦官集团诬为"党人"。宦官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禁锢党人,"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这是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同黑暗势力的斗争。范晔对于党人寄予满腔的同情,将"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详尽地记录了党人的事迹,有血有肉地反映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全貌,使我们今天得以充分了解东汉这场政治斗争的实况。

《文苑列传》是记文学之士的类传。重德轻文是古代的传统观念,《史记》《汉书》都曾为儒学家立《儒林传》,但没有为文学家立类传。《后汉书》首创此例,专为文学之士立一类传。这首先与东汉文学的发展有关,章学诚说:"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史通义·书教中》)道出了范晔创立文苑传的客观原因。汉魏以后,文学独立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到南朝时,文集风行,文学兴盛,文苑传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映。
 
《列女传》是《后汉书》中又一别具特色的类传。过去的史家很少注意记载妇女的事迹,范晔是第一个重视妇女问题的史家。他除了将后妃记于皇后本纪,梁嫕、李姬等人各附家传以外,又将其余"才行尤高秀者"另归类而立列女传。范晔这一创举对后世影响颇大,以后不少史书也辟专传记述妇女事迹,有的史家把"列女传"改为"烈女传",专记恪守"三从四德"的贞女节妇,已与范晔立"列女传"的初衷大相径庭了。

《方术列传》记载医巫卜筮、神仙怪异的方术之士。刘知几对《方术列传》提出批评说:"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珪之玷,惜哉。"(《史通·书事》)不过,近人刘咸炘另有所见,他说:"东汉谶纬学盛,经生多精术数,而民间禨祥禁忌之俗亦多,巫祝形法方士神仙之说,后世所行者,皆自东汉而盛,故此传不得不立。"(《后汉书知意》)从东汉方术之盛的时代特征而言,此传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客观反映。

范晔在《后汉书》中,贯穿着进步的历史观点。他说他写《后汉书》"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正一代得失",这是范晔明确提出的写史目的,他要通过写史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史家对此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司马迁说他写史是要"究天人之际",班固说要"穷人理,该万方",提法都是比较模糊的。只有范晔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所谓"就卷内发论",指的是他在纪传中所作的序、论、赞,而"正一代得失",就是通过这些序、论、赞体现出来的。范晔在修《后汉书》时,非常着意于序、论、赞的写作,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对此他颇为自得,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于《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刘知几对于范晔的论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史家作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史通·论赞》)。

范晔在他的序论中,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主张,这在《史记》这样一部通史著作中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在断代史中就比较困难了,班固的《汉书》在这方面表现了明显的缺陷。范晔则通过序论,打破朝代的断限,探求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例如在《宦者列传序》里,论述了宦官政治地位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指出"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由周奏而两汉,着重论述东汉宦官势力发展的原因,围绕着女主、宦官、外戚、朝臣间的关系和矛盾而展开分析。

范晔在《后汉书》中,表现出倾向进步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王鸣盛评论道:"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十七史商榷》)
 
一般来说,过去的史书都是为帝王将相立传的,范晔的《后汉书》也并不例外,但是,在他的纪传中,却贯穿着对于公卿宰相和奸雄的贬黜和批判精神,例如对于"历事五帝"而长期高居于公台的胡广,揭露了他保持高官厚禄的诀窍--"温柔谨素,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引京师民谣"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加以辛辣的嘲讽。在后"赞"中画龙点睛:"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后汉书·胡广传》)一个圆滑老练的官僚政客的嘴脸跃然纸上。

对于外戚宦官为代表的邪恶黑暗势力,范晔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充溢着愤懑不平之气。例如外戚梁冀,尽情揭露其专权乱国、骄奢淫佚、割剥天下,及其徒党"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后汉书·梁冀传》)的凶残面目;对于宦官,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寒明贤,专树党类"(《宦者列传序》)的滔天罪行。

《后汉书》揭露权势的丑恶与对节义的褒扬是相互结合的。他批评班固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后汉书·班固传论》)他以对待节义的态度作为区分史家高下的重要标准,这也是他自己写作《后汉书》的态度。

范晔反对佛教鬼神的思想,是他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南朝时,佛教在统治者的推动之下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思想领域围绕因果报应的有无和神灭神不灭的论争形成两军对垒。范晔是站在反佛鬼的阵线上的。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在临刑前"又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在《西域传论》里,他在论述佛教东渐的历史时,指出佛教所说的神怪在张骞、班超时代并没有,而是后起之事,他提出疑问:"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这是从佛教发展过程去揭露佛教宣扬的神怪的虚妄,认为"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公开对神不灭和因果报应论提出怀疑。

 《后汉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虽然范晔距东汉已有二百余年,但他是删众家后汉书而作《后汉书》的,当时他可以参考的资料非常丰富,例如《东观汉记》,这是东汉时学者奉命在"东观"修撰的国史,先后有班固等多人参与修成。此书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是非常高的。范晔就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后汉书》的。此外可供参考的关于后汉史籍,不啻数十家之多。范晔以过人的史才加以去粗取精,删烦补略,才写成这部巨著。刘知几对此评论道:"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史通·书事》)又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史通·补注》)今天,众家后汉书均已失传,唯有范晔《后汉书》与袁宏《后汉纪》仍存。袁宏的《后汉纪》是编年体史书,他所容纳的史料与纪传体是有距离的。而袁书中的精华和重要史料,大都被范书所吸取。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东汉的历史,主要就是依靠范晔的《后汉书》。

 《后汉书》的史料价值还在于它记载史事的详赡和广泛,他不仅记述了统治者的事迹,也记录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事迹,而十个类传反映当时政治大事和社会生活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他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比《史记》《汉书》更为丰富,在这些传中保存着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例如《西域列传》中所记的材料,都是自"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取材于经略西域二十年之久的名将"班勇所记"(《西域传序》)。

在《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录载了许多人物的奏疏和文章,如《崔寔传》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载其《陈时政》一疏,《王符传》载其《潜夫论》中五篇,《仲长统传》载其《乐志论》及《昌言》中三篇,《张衡传》载其《客问》一篇、上疏《陈事》一篇、《请禁图谶》一篇,《刘陶传》载其《论民饥疏》,《左雄传》载其《陈政事疏》等,都是有关时政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也是非常高的。范晔从小便"善为文章",中年以后"文章转进",有了更大的提高。他对于写文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追求,在骈偶文章发展到形式主义的南朝时期,范晔大力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侄书》)的进步的文学主张。范晔在《后汉书》的写作中,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后汉书》以优美的文笔,质直翔实地记载了万千史事,条分缕析,雁行有序,娓娓动人。许多列传就是优美的历史散文。他的序、论虽然也采用了姘偶的形式,但是,其句法之灵活,辞采之精美,音调之谐和,故实的征用,都比《史记》《汉书》的论赞前进了一步,达到了非常完美的阶段,标志着骈文形式之进入成熟阶段(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范晔不仅立《文苑传》以记文学之士,而且在其他许多人物列传中,著录了他们的诗赋和文章,都是文学优赡、辞采壮丽之篇。通过范晔的著录,东汉一代文章诗赋得以保全不少,为后世研究东汉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不过,由于范晔过于重视史书的文采,在记载史实上不免有所影响。清人顾栋高说,范书"比谢承书、东观记,所载人物削去十之四五......其中遗美实多......是使可传者,不获显于后世矣"(见惠栋《后汉书补注·序》)。有些传记,为了文字上的简炼,损害了对史实的记载,产生了概念化的弊病。以《虞诩传》为例,司马彪《续汉书》记"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归还,户数万,人给家足,一郡无事"。而范书改为"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续汉书》中具体的数字增减,在范书中成了一个泛泛的概念。这对研究当时经济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不过,总的来看这种情况不算太多,美玉之瑕在所难免。

《后汉书》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从各个方面不断地对它进行了研究。

首先是对范书的注解,最早给范书作注的是南朝梁人刘昭。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世称博悉"(《梁书·刘昭传》)。当时各家后汉书仍存,所以他可以对照以注范书,主要从史实方面进行补注,可惜他的注后来散佚,只剩下"八志注"了。到了唐朝,李贤又为《后汉书》作注,协助他作注的有张大安、刘纳言、格希玄等人。李贤注以训诂为主,史实上也作了些补充。今天通行的《后汉书》即采用李贤注。后代比较著名的注,有清人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援据博而考核精"(顾栋高序)。王先谦在惠栋补注的基础上,又作了《后汉书集解》,广泛网罗众家的研究成果,注释翔实,很便于参考。

其次,历代学者对《后汉书》作了一些补充和考订。范晔只完成《后汉书》的纪、传,所拟十志未能完成。最早为范书补志的,还是梁朝的刘昭。他在注《后汉书》时,见范晔推崇司马彪的《续汉书志》,便将其八志三十篇补入范书,并为之作了注。八志注现在已不完全,其中《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已佚。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孙奭奏请朝廷将司马彪八志与范晔《后汉书》合刻,从此两书合而为一,这是我们今天所见通行的《后汉书》本子。由于司马彪八志不够全面,后来有的学者又为它补志,如清人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等。此外,也有学者为它补表,最早补表的是宋代的熊方,他作《补后汉书年表》十卷。清代学者所补最多,如褚以敦的《熊氏后汉书年表补》、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以及万斯同所补诸表等。

现存《后汉书》的古本,以南宋绍兴本为最完整而错误较少。中华书局标点本即以绍兴本为底本,又与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作了反复对校,并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是我们阅读《后汉书》最理想的版本。

◆编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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