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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辞类纂》李刻本校勘原委与学术价值 / 汪祚民

发表日期:2012年9月8日  出处: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总编审  作者:汪祚民  本页面已被访问 985 次

   2009 年5 月第28 卷第5 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y. 2009 Vol. 28 No. 5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校勘原委与学术价值汪 祚 民 (安庆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的校勘工作,主要是由桐城著名的文献学家萧穆承担的。付印之前,又经吴汝纶历时半年的审核;付印出版之后,李承渊又作了进一步校勘刓版,最终成为精善之本。由于李本中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是萧穆以李承渊的身份代作而成,掩盖了萧穆的校勘功绩。吴汝纶出于对吴昌期刻本的偏好,而说萧穆“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又抹杀了萧穆的校雠之功。萧穆在校勘中标明句读,使李本《古文辞类纂》成为较早句读分明的文学总集,在近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书籍印刷史上开风气之先。关键词: 《古文辞类纂》; 李刻本 ; 李承渊; 萧穆; 吴汝纶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4730(2009) 5 - 0001 - 07 《古文辞类纂》是承载桐城派古文理论的重要选本。此书较早的三个刻本为道光元年康绍镛刻本、道光五年吴昌期刻本和光绪年间的李承渊刻本。李承渊刻本后来居上,是校勘精善、最能代表姚鼐晚年古文品评的本子,此后传播甚广的上海会文堂书局刊行的正续《古文辞类纂》合订本、 《四部备要》所收《古文辞类纂》即依李本。关于李刻本的校勘情况,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重要的细节有意无意被掩盖和埋没,李本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得不到充分显现,故撰此文 ,试作讨论。一一个刻本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从事此本校勘人员的功力和见识。关于《古文辞类纂》李刻本的校勘者,大多数研究者根据此本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和《校勘记》,定为李承渊。钱基博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他说: “迄光绪之世,滁州李承渊好姚氏书, 参据康、吴两刻 , 而见《史记》、前后《汉书》、 《文选》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家专集旧椠有关姚氏纂录之文者,随时校勘字句,用朱墨笔注上下方。其圈点则过自雉本 , 而得之雉乡人兰陵逸叟转录者也。既而博考群书,正其句读,矻矻二十年,勒为定本 ,世传《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是也。” [ 1 ] 钱基博的这段文字,基本转录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中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认为李氏刊本的校勘者就是李承渊本人。但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则曰: “光绪间,滁州李氏又请桐城萧穆合两本而校以他书,重付剞劂,世称‘李本’。”吴孟复《文献学家萧穆年谱》也说:光绪二十七年(1901) ,萧穆“代滁州李氏校刊《古文辞类纂》成,复代李承渊作校勘记,又代作序。此本能合康、吴两刻 之长, 而益加精审, 最为善本。” [ 2 ]583 以为《古文辞类纂》李本的真正校勘者是萧穆。两说谁是谁非,如何看待呢? 吴孟复先生的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没有交代出处以资确证。萧穆,字敬孚,或作敬甫、敬父,安徽桐城人, 清末著名的文献学家。他的《敬孚类稿》收有《校刊古文辞类纂序(代) 》一篇。陈衍《萧穆传》: “光绪末年卒于家,年七十矣。子不能有其书,遽鬻于嘉兴沈氏、贵池刘氏。刘氏为搜集遗文刊焉。” [ 2 ]558 姚永朴《萧敬孚先生传》: “所著曰《敬孚类稿》,嘉兴沈子培提学、合肥蒯礼卿观察为鸠资刊行,凡十六卷。” [ 2 ]560 吴孟复《文献学家萧穆年谱》: “萧穆著作甚多……刊行者仅《敬孚类稿》十六卷。沈曾植、蒯光典、徐乃昌(字积余,南陵人,著名刻书家) 、刘世珩等助资刊刻 ,光绪丙午刊成。” [ 2 ]584 沈曾植,字子培, 嘉兴人,晚清时任安徽提学,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乃昌,南陵人,著名 3收稿日期: 2009 - 03 - 15 作者简介: 汪祚民,男,安徽太湖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副主编,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 藏书家和刻书家。刘世珩,贵池人,一生致力于古籍收藏与校刊事业,主持刻印了《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暖红室汇刻传奇》等多部大型丛书。《敬孚类稿》为这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刻书家助资刻印问世,刘世珩还担任其刻印前的文稿整理工作,足见萧穆《敬孚类稿》的学术价值世所公认,其中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一篇也为这些大家认定为萧穆所作。萧穆不仅为李承渊刻本代写了《校刊古文辞类纂序》,而且李刻本的校勘工作也主要是由萧穆完成的。萧穆《与溥玉岑大司空书》: “又姚姬传比部所编《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嘉道间风行海内, 究竟不外康、吴两本 ,各多脱误。下走家藏姚公晚年定本 ,又用二十多年工力,所见宋元明《史》《汉》及各家精本 ,正其脱误;又博考群书,加之句读分明,俾读者一目了然。今为乡友借刊,已经完工。将来印本一出,即行奉呈,以备公子公孙辈便读可也。” [ 2]558 在这段话中,萧穆以其家藏姚鼐晚年定本为底本 ,参考“宋元明《史》《汉》及各家精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古文辞类纂》的校勘工作,并加了句读,成为“便读”的善本 ,然后借给“乡友”刊刻。此“乡友”即李承渊。李承渊,安徽滁州人。李刻本《校刊古文辞类纂序》的署名为“光绪二十七年岁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后学李承渊书于上海求要堂寓”,这一方面说明李承渊为安徽滁州人,另一方面说明李承渊刻《古文辞类纂》在“上海求要堂寓”。此时萧穆也在上海,自然可称同省友人为“乡友”了。又萧穆《与溥玉岑大司空书》中还说: “自前年拳匪之乱,京师重地多被残毁”。“拳匪”是清朝官方对1899 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一种蔑称。萧穆在此书信中称1899 年为“前年”,则写信时间在1901 年,即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与上述李本《校刊古文辞类纂序》的署名时间正好一致。李本《校刊古文辞类纂序》: “承渊少读此书, 先后得康、吴两本 ,互为校勘 ,乃知各有脱讹,均未精善,所谓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者也? 不知为姚先生原本所据尚非各种精本 ,未及详勘 ,抑亦诸君子承校此书,不免以轻心掉之者也? 二十年来, 承渊凡见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书旧椠有关此书校勘者,随时用朱墨笔注于上下方,积久颇觉近完美。”此序为萧穆代李承渊所写,序中将校勘工作也归功于李承渊,实际上是夫子自道,其中所述校勘《古文辞类纂》的经过与萧穆《与溥玉岑大司空书》所说的也是一样的。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 李承渊刻本 ,是李氏出资刊刻于上海求要堂,而其刊刻的祖本乃借自萧穆,是萧穆历时二十余年校勘的善本。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年) 李承渊刻本书版刻成之前的校勘工作基本上是由萧穆完成的, 但李刻本的最后定刊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其间李承渊除了本人认真做了校勘外,还先请吴汝纶审核一过。李刻本《古文辞类纂》后附校勘记序曰:   承渊校刊此书类在公务之余。精力弗逮,且寓所藏书不多。凡有所疑,一时难得善本互证,未免因仍阙疑。老友萧君敬孚,博学多闻,颇邃考据,相与扬 ,雅有裨补。辛丑夏,以漕运北上,携至京师,复就正于吴挚甫京卿,慨为审核一过,良多匡益。然近年反复细勘 , 犹正讹不少。校书如扫落叶, 信哉斯言! 顾是版后,数数刓改,固与吴、康二刻大有径庭。即前后印行,亦颇殊异。读者执此议彼,不无滋惑。今当奉讳家居,偷闲岁月,用将历次校正诸条与夫各书沿误经先哲改订不便尽改者, 字之异同、互有精善、可两存者,撮其大要,胪载依据,坿刊本书之后, 俾读者检证而自择焉。丙午秋记。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分析出三点: 其一,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年) 李本刻版初成之时,李承渊对《古文辞类纂》的校勘因“精力弗逮,且寓所藏书不多”,只得“因仍阙疑”,无所作为,全赖萧穆的校勘成果,这可与前面的论述相印证。其二,李刻本书版成,李承渊利用“漕运北上” 的出差机会,携其校样进京,请吴汝纶先生审核。吴汝纶,字挚甫,对姚鼐《古文辞类纂》推崇备至, 认为: “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此书决不能废。” [ 2 ]92 他在李刻本问世之前, 就对《古文辞类纂》作过细致的校勘 ,著有《古文辞类纂校勘记》。其书有后序《记校勘古文辞类纂后》,吴闿生《文集笺证》说此篇作于光绪二十五年 [ 3 ] , 可见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完成于光绪二十五年之前, 早于李氏《古文辞类纂》初刻本的问世时间。正因吴氏于《古文辞类纂》校勘用功甚深,所以李承渊请他复校其刻印之本。吴汝纶壬寅(1902 年) 三月二十六日日记叙及此事: “《古文辞类纂》校毕。此书余久欲再刻 ,曾集资买纸,校勘康、吴二本误字,拟于上海石印。庚子之乱,集资尽失,而吾友萧敬甫为李时泉观察承渊在南刻成此本 ,仿汲古阁字体,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去秋寄余令代校 ,俟吾校后乃出书。数月以来无暇为此,今归保�9�9 2 �9�9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定始能卒业。” [ 4 ] 这则日记为了解《古文辞类纂》李刻本初版的真相提供了重要信息:一是此次所校的是李承渊刻本始成的校样; 二是此次校勘受李承渊之托,历时半年多,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在保定校毕;三是《古文辞类纂》李刻本在辛丑雕版完成后并没有仓促付印出书,而是待吴汝纶再次校勘 ,据之修改书版后印行。这三点足以表明《古文辞类纂》李本印行之书皆经吴汝纶再次审定。另外其中的“吾友萧敬甫为李时泉观察承渊在南刻成此本”之语再一次证实了《古文辞类纂》李承渊刻本的主要校勘工作是萧穆所为。其三,李承渊自己“近年反覆细勘 ,犹正讹不少”。“近年”即此校勘记序写作的1906 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此时李本《古文辞类纂》书版刻成经吴汝纶校勘已经付印出书,李承渊自己才真正进入校勘角色,对萧、吴精校本又作了反复细勘 ,书版也经“数数刓改”才成定版。关于李承渊的校勘情况今只能从李氏的校勘记中略见一斑。如李氏校勘记: “苏明允《张益州画像记》‘慷慨有节以度量容天下’, 《文鉴》‘慷慨’上有‘为人’二字, ‘节’上有‘大’字, ‘容’作‘雄’。承渊案: 上既有‘公南京人’,则下‘为人’二字可省,当云‘公南京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句法尤健。”这一校勘记从句法和文法上来对待文字校勘 ,深得桐城派的理论精华,也有自己的深切体悟。李承渊在其校记中也特别标举萧穆及吴汝纶。如: “《封禅文》: ‘上下之情允洽’,各本皆作‘上下相发允答’。萧、吴二君从某先正校改。”“曾子固《移沧州过阙上殿疏》: ‘而约’, ‘约’原作‘纳’; ‘付畀’原作‘傅付’; ‘袨服’, ‘袨’,原作‘祗’; ‘三年’, ‘年’,原作‘世’。以上四条, 皆萧君敬孚据明刊本《元丰类稿》校改。”李承渊所作的《古文辞类纂校勘记》吸取了萧穆、吴汝纶的许多成果,虽没有一一全部指出,但像这样突出标举,也可以表示对萧穆、吴汝纶校勘成果的尊重。关于李本《古文辞类纂》书后所附的校勘记, 吴孟复先生认为也是萧穆代李承渊所作,这是不正确的。李刻本《古文辞类纂》所附校勘记题署时间是“丙午秋记”。丙午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 。据吴孟复《文献学家萧穆年谱》,萧穆光绪三十年卒于上海。且李刻本《古文辞类纂》所附校勘记正文说: “景差《大招》‘爰谢’: ‘爰’,各本皆作‘受’, 乃萧君敬孚校改,未知所据何本。承渊还自遂昌而敬孚已归道山,无从质证,俟考实再详。”可见此校记为李承渊自己所写, 写校记时, 萧穆已经去世。二《古文辞类纂》李刻本的主要校勘工作是由萧穆承担的,而萧穆又是以何本为底本的呢? 吴汝纶与萧穆两位老友的说法不一。前引吴汝纶壬寅三月二十六日日记说: “吾友萧敬甫为李时泉观察承渊在南刻成此本 ,仿汲古阁字体,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明确指出萧穆为李承渊校刊《古文辞类纂》是以吴昌期刻本为底本加上姚氏晚年手定圈点本的圈识。而萧穆本人却另有说法。前面所引萧穆《与溥玉岑大司空书》中说他是以其“家藏姚公晚年定本”为底本 , 以“所见宋元明《史》《汉》及各家精本 ,正其脱误”,并参照康、吴二本进行校勘的,也就是说,萧穆校勘《古文辞类纂》是以其家藏姚鼐晚年定本为底本的。萧穆代李承渊所作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 “顷与先生乡人兰陵逸叟相往还,偶谈此书,逸叟即出行笥所录姚先生晚年圈点本见示,大喜过望。”这里的“兰陵逸叟”所藏“姚先生晚年圈点本”即萧穆“家藏姚公晚年定本”。 “兰陵逸叟”究竟为谁,尚无人作过探究,我认为有可能是萧穆自己。兰陵最早为战国楚邑,战国著名学者荀子被楚春申君委为兰陵令。据《南齐书�9�9 高帝纪》记载: 自汉丞相萧何孙侍中萧彪 “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兰陵渐成萧氏家族的兴盛之地,萧彪的玄孙萧望之为汉宣帝御史大夫和汉元帝的辅政大臣。东晋初在江南侨置北方郡县,于今江苏常州附近置兰陵郡,即南兰陵。在南兰陵定居的萧氏家族子孙兴旺,人才辈出,其中萧道成和萧衍分别建立了南齐和南梁,兰陵几乎成了萧姓的专有地望。辽代更是如此, 《辽史》中凡兰陵郡王、兰陵县公、兰陵郡公等冠以兰陵地望封号的全为萧姓大臣。由此观之,萧穆代李承渊作《校刊古文辞类纂序》,不便说出自己名氏,就以“兰陵逸叟”指代。“兰陵逸叟”即萧氏逸叟。 “兰陵逸叟”如为萧穆自己,则他代作的《校刊 古文辞类纂序》提到的“姚先生晚年圈点本”就是萧穆《与溥玉岑大司空书》中说“家藏姚公晚年定本”。萧穆代作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还进一步叙说了这一“家藏姚公晚年定本”的由来: “得诸其乡先生苏厚子征君C元; 征君即得诸姚先生少子�9�9 3 �9�9 第5 期 汪祚民: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校勘原委与学术价值 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录之者也。”《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八: “苏C元,字厚子,号钦斋,桐城人,监生。师事方东树,受古文法。”姚鼐少子名执雉,字彦耿。萧穆此处所说的“耿甫”指“彦耿”, “雉”即 “执雉”的简称。由此可知,萧穆“家藏姚公晚年定本”是得自其同乡前辈苏C元,苏C元本是从姚鼐少子姚执雉保存的姚鼐去世前的圈点本过录而成。姚鼐少子姚执雉在姚鼐最后十多年“日侍案侧,见有所作,辄私录成编” [ 5 ] ,是姚鼐晚年著作的保存者和整理者,萧穆家藏姚鼐晚年圈点本由苏 C元过录于姚执雉家藏姚鼐原本 ,在姚氏原本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就自然是最为珍贵的本子,特别是保留了姚鼐晚年对《古文辞类纂》选文与圈点原貌。萧穆家藏姚鼐晚年圈点本今已不存,但从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可以窥见其大致状貌: “康本有袁彦伯《三国名臣赞》,此本删。萧敬甫云 ‘晚年手定本校云: 《三国名臣赞》节录五人文内不见。’”“萧敬甫校云:晚年手定本归熙甫《题文太史卷》、 《二子字说》、 《女二二圹志》、 《如兰圹志》,曾子固《学舍记》、 《齐州二堂记》,苏子瞻《祭柳子玉文》此七首有目无文。”“归熙甫《题张幼于裒文太史卷》:萧敬甫云:晚年手定本无此篇。”萧穆年长于吴汝纶,是吴的同乡好友。吴引萧穆校语,不仅说明萧穆对《古文辞类纂》用功校勘后写过校记, 更重要的是萧穆校语说出了其家藏姚鼐晚年手定本选文情况,这就是:归有光《题文太史卷》、 《二子字说》、《女二二圹志》、《如兰圹志》, 曾巩《学舍记》、 《齐州二堂记》,苏轼《祭柳子玉文》等七篇文章只在《序目》中有篇名而正文中没收录;袁宏《三国名臣赞》本为三国时期二十位名臣的评赞, 《文选》、 《古文辞类纂》康刻本所录皆为完整篇章,而姚鼐晚年定本中在序目中标出了节录五人的评赞,但正文也没有收录。这些既与《古文辞类纂》康刻本实际收录篇章有所不同,也与吴昌期刻本有所出入。此外,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还引萧校云: “晚年手定本评语皆大字,低一格,间有小字双行者。管异之校刊时,一律双行分注,接缀文尾。”这说明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的评语格式与《古文辞类纂》康刻本中的评语模式相同,总评用大字低一行排于篇目之后,正文之前;少数篇中评论用小字双行排,或在篇目之后,或在文章正文中间。至姚鼐弟子管同校刊吴昌期刻本时,一律将总评格式改为“双行分注,接缀文尾”。以萧穆校刊本为祖本的李刻本最后全文收录了归有光《题文太史卷》、 《二子字说》、 《女二二圹志》、 《如兰圹志》,曾巩《学舍记》、 《齐州二堂记》,苏轼《祭柳子玉文》等七篇文章,而去掉了袁宏《三国名臣赞》不予入选,而总评格式为“双行分注,接缀文尾”,在实际选录篇章和总评格式两个方面并未全依姚鼐晚年手定本 ,而是一仍吴昌期刻本之旧,这或许就是吴汝纶认为萧穆为李承渊校定的本子是用吴刻本的原因。萧穆所藏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最有特色和最有价值之处是其圈点。其圈点分为篇目圈识和正文圈点两种。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藏有吴汝纶亲手批点的《古文辞类纂》。此本以吴昌期刊本为底本 ,用朱笔添加了选录文章的篇目圈识和正文圈点,涂改了篇中的文字,并加校记于地脚,又加评语于天头,也有圈点用墨笔者。在此书最后一篇后面的空白处,吴汝纶以朱笔批注了这样的文字: “敬甫此本据苏子厚所藏本也。余又见梅伯言藏本 ,辞赋类独无圈点,余则与苏本大同小异,今补临之。丙子正月汝纶校。是年十月见薛尗耘所临本云得之刘泖生家,余阅之,亦与前二本略同,盖皆姬传手批本。其称梅云, 皆姚说也, 用墨笔临之。凡《古文词略》所未选而有墨笔者,皆据薛本也。其评语为前本所遗漏者, 亦依薛藏本补录。皆称梅云,以仍其 □(笔者注:此处空缺之字为藏书印章所掩,疑为“旧”字) 。”根据吴汝纶这一朱笔题记,可初步判断此书中吴汝纶添加的文字和圈点主要过录三个藏本的批点内容,且圈点主要录自于萧敬甫家藏本。而“敬甫此本据苏子厚所藏本”指的就是上文说到的苏C元过录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 ,其中的“苏子厚”即“苏厚子”之误。将吴汝纶批点本与李承渊刻本对照看,吴汝纶添加的篇目圈识在具体篇目和圈数上大多与李承渊本相同,只有二十余篇吴汝纶未加篇目圈识,而李本有篇目圈识。如屈原《怀沙》、张平子《二京赋》、韩退之《南海神庙碑》、苏子瞻《后赤壁赋》,吴汝纶批点本未加篇目圈识,李本的同篇篇目上都标有三圈,康本与李本同,或吴汝纶过录时偶尔疏忽,忘了加圈。又如曾子固《学舍记》《齐州二堂记》,李本在篇目上皆标一圈,而吴汝纶批点本未加圈识, 或是吴汝纶遵从了萧敬甫家藏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 ,因为前面说过,这两篇与归有光《题文太史卷》《二子字说》《女二二圹志》《如兰圹志》及苏轼《祭柳子玉文》在萧敬甫家藏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中�9�9 4 �9�9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只有序目中有其篇名,而在正文中未见收录,自然也无篇目圈识和文中圈点。李本于归、苏五文未加篇目圈识和文内圈点,而独于曾氏二文篇目标有一圈(李本此二篇文内也无圈点) , 也或偶误。至于文中圈点,吴汝纶批点本与李承渊刻本相差较大,吴汝纶增加了圈点篇数,扩大了圈点范围, 但李本具体篇章中所标的圈点,与吴汝纶批点本所加的朱笔圈点基本是相同的,至少可以说明这部分文中圈点过录于李刻本的祖本 ———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总之,以吴汝纶补临过录三个藏本形成的批点本作为参照,就可以证实萧穆为李承渊校勘《古文辞类纂》,其圈点是以萧穆家藏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为底本。至于对《古文辞类纂》选录作品的文字校勘 , 姚鼐做过一些,涉及近百余篇作品,而更为细致的校勘则是其弟子李兆洛所校的康本 ,管同、梅曾亮所校的吴昌期本 ,但萧穆在对勘康本和吴本二本后指出: “各有脱讹,均未精善,所谓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者也。不知为姚先生原本所据尚非各种精本 ,未及详勘 ,抑亦诸君子承校此书,不免以轻心掉之者也?”( 《校刊古文辞类纂序》) 这里虽提到姚鼐选录文章或“所据尚非各种精本”,但主要是对承校《古文辞类纂》姚门诸弟子给予批评。萧穆还说: “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时有脱讹,不如吴本经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异之、刘殊庭诸君雠校之精。然康氏刊本 ,实出先生高弟李申耆,李君又实司校刊之役者也。”( 《校刊古文辞类纂序》) 实际上二本校勘者皆姚门高弟,因他们在校勘中掉以轻心,导致二本“各有脱讹,均未精善”,对褒扬吴本贬抑康本的偏颇之见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加省察、徒信传闻的耳食之徒。萧穆在总结康、李二本缺失的基础上,以“家藏姚公晚年定本”为底本 , “又用二十多年工力,所见宋元明《史》《汉》及各家精本 ,正其脱误”,精勘细校 ,终成李承渊刻本初刻之蓝本。尽管“家藏姚公晚年定本”选录文章或“所据尚非各种精本”,但在一些异文的处理方式上还是以之为参考。萧穆说: “又康刻于姚先生所录汉文 ,时用《汉书》古字。今考姚先生所录汉文 ,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参用《史记》、 《文选》及司马氏《资治通鉴》、真氏《文章正宗》等书字句者。今亦酌为变通,凡一文参用各本者,则均用通行宋字。惟单据《汉书》本文 ,则仍遵用《汉书》本字,以存其真。”( 《校刊古文辞类纂序》) 这里“姚先生所录汉文 ,其例不一”自然是指“家藏姚公晚年定本” 而言。萧穆还按姚鼐“有以己意参用《史记》、 《文选》及司马氏《资治通鉴》、真氏《文章正宗》等书字句者”的方法,酌为通变,来处理古今字。总之,萧穆为李承渊校刊的《古文辞类纂》本子在收录篇章和总评格式上主要依据吴刻 ; 在圈点标注方面以其家藏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为据; 而在文字校勘方面,参照姚鼐晚年手定本对古今异文的处理原则,吸取康、吴二本的经验和教训, 广罗精本 ,正其脱误,可谓广集众家之长。尽管如此,他还是宣称自己校勘使用的底本为其家藏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这与萧穆独特的学术眼光分不开。校勘书籍时以何本作为底本 ,不在乎其完美无缺,而在于最能接近作者的原貌,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成就。姚氏晚年手定圈点本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其中的圈点。姚鼐《古文辞类纂》中的圈点分为篇目标圈和文中圈点。篇目圈识用以定位文章艺术品位的高低,文中圈点用以标注文章的精妙之处,与具体的文字评论一起,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疏密有致、交叉重叠、相互照应、灵活多变的立体的艺术评论网络,构建和彰显其古文理论的审美维度。关于这一点, 我有专文探讨, 此不赘述。《古文辞类纂》康本刻有姚鼐圈点,但不是最后定评,吴刻虽是姚鼐晚年委任弟子校刊,但将姚鼐圈点视为近乎时文陋习在请示姚鼐后加以删去,无异于对姚鼐的艺术品评体系进行了阉割,只有姚鼐晚年手定圈点本代表他最后的评文成就, 所以尽管这一手定本文字上不够精审,抄录正文也不完整,就因其圈点超越了康、吴二本 ,最能体现姚鼐最后品文成就,所以萧穆视之为校勘底本。吴汝纶说萧穆为李承渊校刊的《古文辞类纂》是“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的简单合并,这种观点失之偏颇,不仅与萧穆的上述观点相龃龉,而且抹杀了萧穆的校勘功绩。因为萧穆校勘的李本只在收录篇章和评语排版上依从吴刻 ,其余皆以姚鼐晚年最后定本为基础,广参众本 ,择善而从, 精勘细校 ,历时二十余年,其校勘之功不能以“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掩盖之。吴汝纶与萧穆为同乡老友,不会有意贬低萧穆,而导致偏见的根源在于他过于推崇吴刻本了。吴汝纶《记校勘古文辞类纂后》: “姚选古文辞 ,旧有康、吴二刻 ,而吴本特胜,惜原版久毁。好是书者,将谋付石印,余即为是正讹夺,遂遍考古今文史同异,记其荦荦大者,间复兼纠康本违失,俾览者慎择焉。”《与李赞臣书》曰: “世间多行康刻 ,康刻乃未定之书,独吴�9�9 5 �9�9 第5 期 汪祚民: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校勘原委与学术价值 氏此刻 ,为姚公晚年定本。姚公即世,管异之、梅伯言之徒,校刊此书,其于康本 ,实有雅郑之别,其篇第去取,亦多不同。” [ 6]148 - 149 《与裴伯谦》曰: “康刻有圈点,吴刻为其近俗,复刊去之。敝处藏有晚年圈点,与康本又复不同。今拟附刻圈点起止于后,又遍考诸书文字异同为吴刻校勘记, 亦附于后,俾便于学者之参考。” [ 6 ]251 这里所谓“吴本特胜”, “兼纠康本违失”, “其于康本 , 实有雅郑之别”, “为吴刻校勘记”云云,轻康刻重吴刻之意溢于言表,与上述萧穆对康、吴二本的看法有较大出入。吴汝纶拟重刊吴本《古文辞类纂》,意在突出吴刻本的价值 ,而将作为姚鼐一生评鉴古文的精华———定本圈点,只附刻其“起止于后”,不刻于正文文本之中,显然,他对姚鼐定本圈点的重视程度和从中显现出来的学术眼光是不及萧穆的。三《古文辞类纂》李刻本在校勘上还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重要成就和特色就是为选录文章加上句读符号。刻印书籍时为其内容加上句读或标点符号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加之桐城派在新文化运以后被看成封建文化的“谬种”, 所以李刻本在选录文章中加上句读的重要性和学术特色也被新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堙没,为学人所淡忘,但作为李刻本的重要校勘者萧穆对此津津乐道,引以自豪。在他代李承渊所作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   惟姚先生定本虽有圈点,而无句读。承渊伏念穷乡晚进所读古文 ,不惟借前人圈点获知古人精义所在,即句读尤不可轻忽。句读不明,精义何有? 昔班氏《汉书》初出, 当时如大儒马融, 至执贽于曹大家,请授句读。韩昌黎《上兵部李侍郎书》,亦有“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 之论。我朝乾隆三年冬,诏刊《十三经》、 《二十一史》时,方侍郎苞曾上《重刊经史事宜札子》, 中一条有 “旧刻经史,俱无句读,盖以诸经注疏及《史记》、前后《汉书》,辞义古奥,疑似难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 乃有裨益”云云, 意至美也, 法至善也,惜当时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书, 既精且博,论者以汉、唐文字句法古奥,多有难明。承渊以为唐、宋以来,洋洋大篇,句读亦未易全晓。矧穷乡晚进,读书不多,顿见此书,旨义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贻误来学,匪为浅鲜。今承渊窃取方公之义,每读一篇,精思博考,句点分明,虽未必一一有合古人, 而大要固已无失。在这一大段文字中,他以汉代大儒马融从曹大家学《汉书》句读、韩愈读书反复乎句读为例,强调句读对正确理解文意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又叙及桐城派始祖方苞上《重刊经史事宜札子》主张官刊经史“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避免破句误读的美意善法,为之没有在官刊《十三经》、 《二十一史》的过程中得到全面实行感到惋惜。这些为他自己在校刊《古文辞类纂》中标明句读提供了依据,也更加凸现了他在校刊《古文辞类纂》中标明句读的历史意义。回顾中国书籍校刊史,在宋代就出现了以圈点标明句读的刻印书籍。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说》: “监蜀诸本 ,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惟蜀中字本与兴国本并点注文 ,益为周尽。”宋人《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也说: “今秘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点于字中间是也。”现代所传的宋相台岳氏本《五经》,即刻印了这种句读符号的实物。但好景不长, “后来的文人用浓密的圈点来表示心里所赏识的句子,于是把从前文法的符号变成了赏鉴的符号,就连古代句读的分别者埋没了。” [ 7 ]248 直到近代,标明句读的书籍才慢慢出现。如1857 年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这是上海所见最早的铅字印本) ,其中就有以“、”号标明句读 [ 8 ]20 ;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刘树屏编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其中以“. ”标明句读 [ 8 ]18 ; 邹容《革命军》光绪二十八(1902) 年铅印本 ,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代社会主义》1903 年广智书局版,皆以“。”号标明句读 [ 8 ]13 - 14 。句读分明的书籍大量行世, 是在1918 年第4 期《新青年》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出版和1919 年胡适、钱玄同等人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 》 [ 7 ]247 得到当时教育部批准推行以后。萧穆在 1901 年之前为李承渊校刊《古文辞类纂》时,提出标明句读,并落实到校勘实践之中,使李本《古文辞类纂》成为较早句读分明的文学总集,在近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书籍印刷史上,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进步意义。综上所述, 《古文辞类纂》李刻本的校勘工作, 主要是由桐城著名的文献学家萧穆承担的。付印之前, 又经吴汝纶历时半年的审核; 付印出版之后,李承渊又做了进一步校勘刓版,最终成为精善之本。由于李本中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是萧穆代李承渊而作,并以李承渊的身份口气详叙了此本的校勘经过,似乎校勘工作主要是李承渊所为, �9�9 6 �9�9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而李承渊自己所作的校勘记言词简略,以至掩盖了萧穆的校勘功绩。萧穆鉴于康绍镛刻本和吴昌期刻本多有脱误,以录自姚鼐少子姚执雉家的姚鼐晚年最后圈点定本为底本 , “又用二十多年工力,所见宋元明《史》《汉》及各家精本 ,正其脱误”, 精心打造了一个《古文辞类纂》善本 ,而吴汝纶出于对吴昌期刻本的偏好,竟说萧穆校勘的李本是 “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又一次掩抹杀了萧穆的校雠之功。萧穆在校勘中重视句读的功用, 从广阔的历史时空审视了句读对正确理解文意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认为“句读不明,精义何有”。针对“姚先生定本虽有圈点而无句读”,于是精思博考,断句标点,使李本《古文辞类纂》成为较早句读分明的文学总集,但这种在近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书籍印刷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 ,被“五四”之后标点符号的普及和桐城派遭受批判的文化学术语境所堙没。本文通过考论,意在还原《古文辞类纂》李本校勘工作的历史真相,从而凸现其学术含量、版本价值和在学术文化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意义。参考文献: [ 1 ]钱基博. 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 M] . 上海: 中山书局, 1929 :9. [ 2 ]萧穆. 敬孚类稿[ M] . 合肥:黄山书社1992. [ 3 ] 吴汝纶. 吴汝纶全集: 第一册[ M]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2 : 382. [ 4 ] 吴汝纶. 吴汝纶全集: 第四册[ M]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2 : 814. [ 5 ]姚执雉. 题《惜抱轩诗后集》[ M]/ / 姚永朴. 惜抱轩诗集训纂. 合肥:黄山书社,2001 :546. [ 6 ] 吴汝纶. 吴汝纶全集: 第三册[ M]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2. [ 7 ]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8 ]张静庐.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初编(书影) [ M] . 北京: 中华书局,1957. 责任编校:余昌谷 T h e R e a l F a c t s o f t h e C o l la t io n o f L I ’s W o o d c u t E d it io n “T h e C o m p ila t io n o f t h e C h in e s e A n c ie n t P r o s e”a n d I t s A c a d e m ic V a l u e WANG Zuo2min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 ment ,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A b s t r a c t : The collation of LI’s woodcut edition“The Compilation of t he Chinese Ancient Speech”was completed mainly by XIAO Mu , t he famous literat ure expert of Tongcheng . It s collation did not become perfect until examined for half a year by WU Ru2l un before it was printed , and a f urt her collation of t he edition was made after it s publication by LI Cheng2yuan. XIAO Mu’s cont ributions to t he collation remains unknown because of“The Preface to t he Compilation of t he Chinese Ancient Prose”, which was filled wit h t he LI’s tone , but writ t en by XIAO Mu. WU Ru2lun said XIAO’s collation came f rom WU Chang2qi’s woodcut edition and YAO’s circled knowledge of his later years , neglecting XIAO’s cont ributions out of his preference to WU’s edition. But XIAO Mu began to punct uate sentences and phrases while making t he collation , and made LI’s edition t he earlier punct uate collection of literat ure wit h t he marked sentences and phrases , taking t he lead in t he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literat ure and book printing . K e y w o r d s :t he compilation of t he Chinese ancient Prose ; LI’s woodcut edition ;LI Cheng2yuan ; XIAO Mu ; WU Ru2 lun �9�9 7 �9�9 第5 期

   
◆编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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