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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曹操和曾国藩的文学成就 / yxs1956

发表日期:2012年9月7日  出处: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总编审  作者:yxs1956  本页面已被访问 1619 次

    曹操是“武功一统海内,文采感化四方”的人物。不仅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而且文采出众。一生创作“诗逾千,辞八百”然多已亡佚。 明代张溥辑其散见诗、文145篇,编成《魏武帝集》。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曹操的文学成就,后人评价极高。明代胡应麟曰:“笔耕不辍,所著颇丰,于争伐动荡之中,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鲁迅先生说,曹操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中赞赏曹操的武功文采,词云:“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综合各方评价,曹操在文学方面主要成就如下:

一,创立建安文学。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八月,曹操大败袁尚,攻克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后,在此筑铜雀台、魏王府、金虎台,实际上将邺城改建成曹魏的都城和政治文化中心。跟随他进驻邺城的有大批文人墨客,形成了以王粲、刘桢、徐干、陈琳、应殇、阮禹、孔融(建安文学七子)为首的邺下文人团体,公事之余,宴饮游乐,诗赋唱和。给兵祸连年荒芜衰败的文化领域,带来生机勃勃的气象。为墨客骚人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创作氛围,使魏晋时期虽然战乱四起,“千里无鸡鸣”,但文学上仍不显苍白,不失厚重,仍能有极大的进步和发展。当时的文学能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中形成并勃兴,同曹操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建安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邺下文人团体”就是在他提供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所创作的大量作品,也是在他倡导影响下产生的。

二,创作不朽诗文。

    曹操戎马一生, “手不舍卷,横槊赋诗,皆成文章”(刘履《诗评》), “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现实主义作品,诗性文风,大开大阖,字简意骇,活灵活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诗文内容大致如下:第一,反映动乱现实。 汉代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南征北战,深入广泛地接触社会,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这自然反映到诗文中。如他的《薤露行》、《蒿里行》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词曰:“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词曰:“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二首词在时间和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第二,表达宏图大志。曹操志向远大,素怀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他曾说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欲奠开国之基业,诗言志,《短歌行》中“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用简短的词句,抒发了求贤若渴,广纳人才的心情,表达了冀成周文王和齐桓公那样大业的志向。曹操的《龟虽寿》作于公元207年北征乌桓的回归途中,尽管已是53岁,但仍要象老马一样,即使衰老卧伏槽头,仍不改奔弛千里之志。壮烈豪迈之士即便已到垂暮之年,那顽强进取之心是不会停止的。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第三,抒发忧思情怀。曹操虽是一代枭雄,但却情感丰富。面对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生短暂,国事民生纷繁,常常感慨“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这种情绪也表露在诗文之中。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另其《秋胡行》,《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有低沉消极情绪。第四,展现自然壮观。曹操诗文中,有不少描写大自然美丽壮观的景象,词中有景,使人读后心旷神怡。如《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词以白描手法,勾画出一幅巨大的山海日月图,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博大胸怀。第五,署理军国大事。曹操文章中有不少是实用性文体,大致可分令、表、书三大类。其代表作有《让县自明本志令》、《船战令》、《置屯田令》、《表论张辽功》等。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简明实用。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又如《船战令》“雷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文字简洁,号令明确。《置屯田令》“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此令寥寥数语,说明效法秦汉重农屯田富国强兵。《表论张辽功》 “ 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仅十六字,表明张辽之功。

三,开辟文学新风。

    从东汉以来,散文出现了骈化的趋势,至汉末更加明显。一般散文作者开始讲求对偶、注重用典,忽略现实。而曹操的文体,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改变了西汉以来“雅音之韵,四言为正”的旧体诗时代,将五言创作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成为中国古体诗歌的重要形式之一。将古体诗由文人比兴、酒间杂咏向反应社会现实转变,内容充实,言辞虬劲,描写生动,形成了著名的建安风骨诗派。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范例,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与曹操相距千年之久的曾国藩也是文采非凡。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立言指著书立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包括奏稿、日记、诗文、书信、批牍、读书录,计约一千五百万字。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应是“足本”,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也是评论其文学成就的可靠资料。人们多从政治、军事、洋务等方面研究曾国藩,而对他的文学研究很少。曾国藩是晚清诗文大家,为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关键人物,是桐城派分支湘乡派的领袖,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对近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在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立湘乡派。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在宣扬推崇姚鼐时,也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加以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主张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扩展了局面。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史、子、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从此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他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

    [二],阐明文学规律,丰富作文理论。

    首先,强调文章要大气通达。曾国藩强调“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最难而可贵。如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这是说文章要大气通达不可拘谨猥琐。“气”,指气势连绵。他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字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字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就是讲分段既要明晰,过渡又要巧妙,全篇需气息通畅有逻辑性,我们作个形象比喻,文章书法同理,讲究一气呵成,笔断意连。大书法家怀素人称草圣,他创作时“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所写的狂草映带连绵不断,很有气势,令人拍案叫绝。我们作文章也当如此。

    其二,专注偏匀,乃始成章。

    曾国藩:“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原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偏匀,乃始成章矣。” 这段话重点讲“体”,他认为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章小品,艺术上必须是完美的有机体,好比画一个人,大而四肢全体,小而衣褶面纹,都要完整。这最主要是有明确的主题思想统帅全篇,如水有干流,山有主峰,画龙有睛,使各个部分的精神意趣皆有所归,这样的文章才有“体”,才“成章”。也就是作文章要善于突出主题谋篇布局。

    其三,有情有理,顺理成章,理义不至,不如不作。

    曾国落说:“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曰拙,所谓修辞文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必巧伪媚人矣。”这是讲“情理”与作文的关系,有作文激情,还需理由充足,才能出自然天成之文。他说:“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是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国藩上述论断,高屋建瓴,文章根本在顺理成章,也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文章的抒情和明理之争。另外 他还将“情”与“文”的关系,分为两部分,一是“情生文”指文章产生于作者的感情,他认为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动而词发”的意思。二是“文生情”,指文章能调动读者的感情,具有以情感人的效果,即“见文者披文以入情” 的意思。在这里,曾国藩将创作和欣赏结合在一起,对“情”,“文”二者关系说得较为透彻,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眼光。

    其四,提出了文章的刚柔风格新论。风格最早出现于汉魏,刘勰的《文心雕龙》最先将风格这一概念用于文学批评,其中的“体性”篇就是专论文学风格的篇章。所谓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他认为天地间文章大抵不出这两种美学范畴。曾国藩在选抄《古文四象》时发现诗文“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根据邵子四象之说,他对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加以分述:“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这样,曾氏的文学风格分类就由原来的阳刚、阴柔两途,扩展到了四象。其实,在“古文四象”提出之前,曾国藩已经把其早期认可的阳刚与阴柔之美具体化为八种境界:“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并在“八美”的基础上,加以深化,提出了“十六字赞”作为“八美”的注解: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由“二途”到“八美”,进而由“八美”到“十六字赞”,再加以其同治四年六月补充的“四象”,曾国藩的文学风格刚柔论渐趋具体、明白。

    其五,认为诗歌主冲淡。近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言:“有清二百馀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诗坛地位与影响,为当时一般的文人学者所难以企及。他在诗歌方面,尊尚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 我们分析他的诗歌,由青年崇尚阳则到晚年主张冲淡。

    初入翰林,曾国藩意气风发,对前程充满信心,其诗中所言:“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小池》一诗更是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另外“气吞云梦”的豪情壮志在其诗中也时有发露:“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上述诗词如日出东方,充满朝气。

    但其后期,时至暮年,清廷病入膏肓,他无力回天。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对人生的感悟,饱历世故的曾国藩开始把笔触转向了“冲淡”的闲适诗,他曰:“看刘文清公《清爱堂贴》,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期望用诗以怡情悦性,抒解胸怀,他在日记中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可见,曾国藩有借诗文以达到“陶然有馀欢”的愿望,见岁月消磨了他的豪情壮志。寻求恬淡、冲融的生活,已成了他的人生目标。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成为曾国藩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由镇压太平天国时期的“时代功臣”、“盖世英雄”,沦为了卖国贼,举国欲诛。曾国藩痛定思痛,面对无奈的现实,发出了这样的慨叹:“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进而向往耕读田园的生活了。
    
    作为官僚文人,曾国藩深受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又生活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上层,其核心思想是封建礼治,他虽不遗余力地吸收各家学说,博采众长。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集大成者。

    比较曾国藩和曹操,虽然都是文学大家,但区别很大。第一,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政治意愿不同。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曹操的诗词文章表达了要改变社会现状,建立象周朝那样的诸侯强国的愿望。见其《短歌行》和《龟虽寿》及《薤露行》等词。而曾国藩文词则表现出忠君卫道,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的意志。从他初期出征攻打太平军,亲拟的檄文《讨粤匪檄》中“举中国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的誓言和他“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葛亮”“犹当下弱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 的诗句, 足见其要遵崇孔孟,做郭子仪和李泌,忠君卫道护国。第二,同为将相式的政治人物,他俩文学作品关注的对象却不同。曹操不仅关注一统天下,也关注民间疾苦。身居届堂之上则忧其民。重视国家社会和大众,从其《度关山》中“天地间,人为贵。”《蒿里行》中“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可以为证。曾国藩则重视自我自身,小我小家。他的家书讲的大都是家人家事,如何修身持家教子,保持曾家昌盛。他的诗词对联不少是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圈子文学,少见有反映民众关注民间疾苦的文章。更无“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类诗词。第三,文章的气势不同。尽管曾国藩强调“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最难而可贵。”但是,文章气势与作者的性格气度政治抱负有关,一个处处谨小慎微的人是写不出豪放诗文来的。一个没有王者气象缺少改革社会的抱负之人,不可能写出象曹操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和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大气磅礴的词句。

    总而言之,曾国藩比曹操略输文采。


◆编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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