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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来我国古籍出版的质量问题 / 黄义侠

发表日期:2012年9月6日  出处: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总编审  作者:黄义侠  本页面已被访问 788 次

本文刊于:《出版科学》2006年第3期     作者:黄义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古籍出版取得了辉煌业绩,抢救整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对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保存古代典籍为功尤巨。然而,古籍出版还存在不少问题,尤其近20年来,古籍乱点、乱注、乱译以及重复出版现象相当严重,校勘体例前后不一,编辑章法不伦不类,有的不考证版本源流,有的不加选择而以劣本出版,影响恶劣,贻害学林。概而言之,不外质、量两方面,所谓质,指古籍图书的质量,所谓量,此处特指古籍重复出版的数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印或排印古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版本选择不当,有的不注明底本,有的不明文义、词义、字义而妄补、妄改、妄删,有的不经校注而只将原底本加以标点即行影印或重排。八九十年代,古籍出版事业呈现繁荣局面,影印、排印技术大大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版面较多地经过人工处理美化,错字、脱文、妄改现象也未根除,使新印本失其原貌,或曰“失真”。明人刻书风气最受学者批评,一是校勘不精,一是逞臆妄改,有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恶名。我们今天的古籍整理出版,决不能因为质量问题而造成“今人整理古书而古书亡”的后果。 早在1990年12月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上,杨牧之曾在讲话中提到,“切实提高质量,整理出版超过前人、无愧于后人的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图书”,当引以为鉴。

一、新出古籍校注问题

  古籍流传既久,存在脱、衍、倒、误等方面的讹误,对此予以纠正,并恢复原本面目就需进行校勘,即审定古籍版本,比勘章节异同,审定正文真伪,对误字、时间、地点、人名、讹脱、异说考证校正。古籍注释是加注说明古籍中字词、音义训诂、有关人物情况以及背景典故等,可分词义、章句、义理、史传、音义等体例,且各有章法。
  校勘、注释古书最见学者功力和治学态度,汉唐以来,名家如马融、郑玄、孔颖达、贾公彦、李善、司马贞、张守节等无不功力深厚,态度严谨。清代考据学大盛,更涌现出卢文弨、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父子、顾广圻、俞樾等大家,博涉多通,或经或史,均有校勘名作,方法精当细密。读书治学与校书也多有关涉,如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首《自序》云:“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叶德辉甚至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观古堂所著书》第二集《藏书十约》)可见校勘作用之大,书不经校勘而出版为害甚多,然而现代出版的一些古籍新印本,有的根本没有校勘,有的虽校过,但校而不精,该校的不校,以致错误百出,谬种流传。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校书、注书人员有所增多,但校勘方法不当,注释没有章法,从而影响了古籍出版质量。笔者查阅了近年来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等刊物,搜罗了这方面的案例,略举数例说明古籍校注、标点等问题。
  案例一。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一向为人称道,但也存在不少欠缺,仍有提高质量的必要。即使著名的中华本《二十四史》出版后,还有许多学者发现其较多的失误之处。例如,周俊勋对《史记》和《汉书》的相关部分比勘,得出存在词语理解、句意混淆、缺字脱字等错误,认为致误原因是因不明词语、句意、地理、官制、史实、历法而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周国林探讨《三国志》点校本专名号,“人名类”列举人名误标、漏标8例和体例不一5例,“地名类”列举地名误标与体例不一13例,“朝代族名类”列举体例不一10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
  其他中华版古籍的失误也为人们发现,如董志翘的一篇文章谈了5种中华版古籍的标点问题:《五灯会元》(1984年版)共7处,《西京杂记》(1985年版)有2处,《独异志》(1983年版)4处,《酉阳杂俎》(1981年版)2处,《朝野佥载》(1979年版)4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他又对《高僧传》进行校勘,除时贤言及的以外,又得失校、误点44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王章涛对《揅经室集》(1993年版)的批评是底本选择不佳、未用多种版本互校和与其他书籍对校、不该删减部分附图,点校方面的失误则表现在,当属上而属下、当属下而属上、当断而不断、不当断而断、专名号误、字误等,统共44条(《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7年第5期)。
  案例二。熊清元研究《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罗列“失校、误校、疑所不当疑、误释词语、误注词语出处”多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1期)。
  案例三。曾主陶认为吉林人民出版社《简体字本二十六史》的《旧五代史》,以百衲本为底本,装帧精美,但点校马虎,编辑草率,并归纳出断句、标点、体例、文字等方面的错误,指出吉林本多以中华本的校勘成果改百衲本之误而不作说明;百衲本正确而中华本有失校之处,吉林本依中华本反而错改,以讹传讹(《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0年第1期)。
  案例四。对不同出版社所出同一种书的不同点校本进行比勘例:吴金华、季忠平研究《建康实录》,以中华书局1986年张忱石点校本与上海古籍1987年孟昭庚点校本参校,举出史误宜注、讹文宜改、脱文宜补、衍文宜删、倒文当乙、断句不当割裂词语、不明语词所属文句错乱、叙事误为记言八例共32处(《古籍研究》2000年第3期)。顾易生研究《阮籍集》,对校了中华书局1987年陈伯君校注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李志钧校点本,得出的结论是,不明语法例、不明用典例、误拆连绵词例、不明文例例、不明文意例、失韵例凡11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2期)。
  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以上所举只是大海之一粟,但足以看出古籍整理出版中校注、标点等方面的质量问题。已有学者将这些失误汇编成册,一方面,再版时可予纠正;另一方面,可供普通读者研读参考,更重要的,说明古籍点、校、注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这需要深厚的功力和科学的态度,并且慎之又慎。这样,古籍整理出版质量才可望提高。

二、古籍今译质量问题

  古籍出版质量问题还表现在古籍今译方面。1994年3-4月,新闻出版署聘请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的专业人员组成检查小组,对9家出版社的9种古籍今译图书进行质量检查(每种抽查10万字左右),结果,9种古籍的今译“硬伤”差错率平均为6.305/10000,最低的也达到3.125/10000,最高的竟为9.126/10000,均为不合格品。况且这次检查是随机的,因此说古籍今译质量实在堪忧。又如,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的《唐伯虎全集白话全译》,注释失当的有:与原意相悖、不知用典、误解字义、不识异体字,另有别字、误标点、漏字、名实不符等错误(《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0年第7期)。
  古籍今译是是沟通古语与现代语的中介,是整理和普及古籍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基本原则应遵从“信”“达”“雅”,其目的如王子野先生所说,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去理解原作,而不是代替它(《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2年第3期)”,因为,无论译文有多好、质量有多高,其价值毕竟不能与原作相提并论。1986年周谷城先生在《史记白文本序》中提到“白话译本决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与正文相符”,指出了古文翻译势必与原文有出入。
  古籍今译曾一度泛滥,使人们产生一个错觉:出版者大有把全部古籍都翻译成白话文之势。分析古籍今译之失,可归结为:其一,译文有误,表现为错译、多译、漏译等;其二,编校有错,表现为错字、别字、误标点等;其三,方法不规范,体例不统一;其四,随意性较大,违背校勘常识,如以《史记》的文字删改《战国策》,正像清张之洞说“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轩语·语学》)这些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译者学力不够,态度不严谨,又不勤于查阅资料,更加上出版者以赢利为目的,抢占市场,快译快出快赚钱,致误在所难免。所以说,古籍今译应当忠实于底本,认真细致研究原文本义,切忌按字面意思牵强附会,彻底剔除误译、误注、误解的不良风气。

三、选题情趣问题

  选题情趣不当主要表现在文学类古籍的古旧小说中。1992年,新闻出版署制定的《关于调整部分选题管理规定的通知》(新出图字[1992]第1109号)规定:“凡我署核定的出版范围中有文学图书的出版社可按一般选题管理程序出版。古旧小说中确有文学价值、可供学术研究工作参考,但有较多性描写内容、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仍需专题报我署审批。”《通知》对古旧小说选题的放开,是为了学术研究和广大有价值的古典小说的流传。然而,这一良好动机和愿望却被赢利者利用,无论是禁止的,还是放开的,只要能赚钱,他们就出版,尤其对那些禁止的选题更感兴趣。在古典小说出版热的背后,存在着质量低劣与重复出版等问题。
  一段时间内,古籍图书市场上的确充斥着艳情小说、阴阳星象、帝王后妃传记之类的图书,这是由于出版社选题策划所致,更有非法出版推波助澜。不可否认,我们今天面对的古籍中的确是精华与糟粕鱼龙混杂,出版者如果见利忘义,不加选择,难免遗忘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迎合市场的不良要求和某些读者的猎奇心理,出版那些格调低下的东西。

四、低水平重复出版现象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籍出版事业走向繁荣,随之而来的古籍重复出版,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出版社普遍认为“古籍无版权”,于是出现了出版社争吃“祖宗饭”的现象。重复出版有许多负面影响,如出版资源的极大浪费、劣质版本的流布、损害读者利益、不正当竞争等。专业出版社的职责是出版古籍整理的成果,当古籍图书市场出现繁荣时,其他非专业出版社纷纷染指,进来角逐。而当市场冷落时,他们自然而然要离此而去,但专业古籍社却没有选择余地。这种冷热现象,一方面把古籍社带入难堪之境,一方面则加剧了某些热门古籍的重复出版。
  1.出版领域涉及各个门类,文学类重复出版现象最为严重,尤其是古典小说名著、古典诗词、著名作家的文集,表现更为突出。历史类的正史和编年史、哲学类的先秦诸子和易类、医学类的经典名著(如《金匮要略》《寿世保元》等)曾大批量地被重复炮制。
  2.版本数量非常惊人,以四大名著为例,粗略统计1950-2000年,《红楼梦》共有157个版本,《三国演义》138个版本,《水浒传》124个,《西游记》117个,而且集中于1994年以后,各书版本数分别为134个、102个、94个、89个。
  3.涉及的出版社数量多。1985年以前,四大名著的标点排印本基本上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承担,1985-1990年,少数专业出版社参与进来,1991年至今,则急剧膨胀。1949-2000年,出版《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出版社分别有107家、103家、95家、93家。
  4.版本形式,名目繁多,如普通本、精装本、袖珍本、豪华珍藏本、豪华大字珍藏本,简写本、绘画本、插图本、选评本、节选本、绣像本、名家评点本,影印本、校订本、点校本、标点本、白话本、全译本、全注全译本、文白对照本、文白对照全译本,等等。
  5.一些部头不大的古典名著,除重复制作的单行本大量出现外,收入各种丛书的也屡见不鲜。1997年后,收入丛书和成套推出的四大名著共计67套,丛书如有《中国古典名著》《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中国古典名著系列》《文白对照传世名著·小说类》《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本》等。
  古籍重复出版的原因可概括为:第一,古籍出版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一些出版社、非出版单位,以经济利益为上,急于出书,草率行事,不管已出了哪些,也不管已出了多少,只要市场销路好,有钱可赚,就粗制滥造,大批量地生产。第二,影印造成大量重复出版,一些出版单位,为方便省事,采用影印手段,违背影印常规,既不认真选择底本,也不加些微校勘,即行影印。例如,学术界已公认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是质量最好的新版本,然而在此本之后,一些出版社却大量影印错误较多、没有整理的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实在令人费解。第三,20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又一次兴起,传统典籍倍受青睐,古籍出版出现“鉴赏热”“白译热”“翻印热”“黄金版、收藏版热”等,也造成大量的重复出版。如1991-2000年的10年间,《菜根谭》共有43个版本,涉及32家出版社;《容斋随笔》共有25个版本,涉及出版社21家;《资治通鉴》共有56个版本,涉及出版社39家。不难发现,重复出版是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  (转载略有删节)

   
◆编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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