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苑琼葩》第二部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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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序源流考论 / dielianhuayy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5日  出处: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总编审  作者:dielianhuayy  本页面已被访问 1669 次

    赠序在中国古代众多文体中是较为晚起的一类,也是文体学家较少关注的一类。但在实际创作中,它频频亮相于多种场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功用。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 ,或曰说。”这是第一次对赠序进行文体学意义上的观察,却失之甚简。今人偶有问津,对其发生与演进也语焉不详。兹就其源流略加爬梳,以期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一、赠序的滥觞:赠答、游宴诗及其序

    我国古代文体的产生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文学实践活动之后才趋于成熟。赠序的产生亦是如此。探究赠序之源,我们有必要上溯到汉魏六朝的赠答诗和游宴诗。

    赠答诗的产生,一般认为受到先秦时临别赠言活动的影响,“自周秦以来,‘居者’对即将出行之人赠以规箴、期勉性的言辞,乃是一种‘君子’、‘仁人’的表现;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形成了凡‘临别’往往就‘赠言’的传统。……‘赠言’的传统不必然与‘赠诗’活动相关,但其‘个人化’的性质,或许对后世诗人从个人立场进行赠答诗的写作,不无启发。”  如《诗·大雅·崧高》:“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又《大雅·烝民》:“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吉甫于申伯和仲山甫之出行,作诵以慰其心,开临别赠言之风。《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见老子,临去,老子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晏子春秋》卷五:“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乎?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于离别之际,老子之赠孔子,晏子之赠曾子,皆不以财而以言,是赠答诗的远源。由赠言到赠答诗的出现,其间必然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丰富的文学实践,而其嬗变之迹,已难详考。

    东汉时,始有赠答诗传世。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桓帝时桓驎与客问答之作,蔡邕《答对元式诗》、《答卜元嗣诗》,秦嘉与其妻徐淑之赠答,吉光片羽,已初具赠答诗之规模。复经建安诸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之作,赠答诗遂蔚然成风。据统计,建安诸子之赠答诗存世者有三十七首。其勃兴与其时文学集团活动及彼此之间的往来多所关联。 钟嵘《诗品序》云:“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嘉会”与“离群”为作诗之重要缘由,建安暨其后之赠答诗,实亦不出其藩篱。宴集与离别,酒酣耳热之际,“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谈笑”,或亲或怨之赠答诗遂汩汩而出。据粗略统计,魏晋南北朝现存诗歌中,各类赠答诗竟有1000余首,萧统《文选》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选录了王粲以下至齐梁的“赠答”诗作72首,如算上归入其他门类的如沈约《和谢宣城诗》、《应王中丞思远咏月诗》,谢脁《和王主簿怨情诗》等,实有84首,居《文选》选诗之冠。唐初的类书《艺文类聚》于卷三十一单列“赠答”一门,供学诗者取材,亦可见赠答诗之风行。

    在赠答诗风行六朝之际,一种新的文体——诗序亦随之壮大。一般认为诗序是受到毛诗小序和赋序的双重影响,在东汉时开始出现。 现存最早有主名的诗序是韦孟《讽谏诗序》,其后有张衡《四愁诗序》和《怨诗序》,其真实性皆尚待考究。建安时期,乃有曹丕《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序》、《寡妇诗序》、《叙诗》、曹植《鼙舞歌序》、《赠白马王彪序》、《离友诗序》、《喜雨诗序》、周昭《赠孙奇诗序》。部分序作真实性亦成问题。如吴承学先生就认为《赠白马王彪序》“尚属可疑”。 若所论为实,则周昭《赠孙奇诗序》就成为最早的赠答诗序。序云:“散骑侍郎、武骑都尉孙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诗一篇,美而讽之。”序文较简略,不出“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 之范围。延及两晋,诗序勃兴,据笔者统计,西晋共有15人创作36篇诗序,东晋共有18人创作36篇诗序。此时诗序的特点即是多用于赠答、宴集诗中,如傅咸存诗序六首、陆云存六首、郑丰存三首皆是赠答诗之序;潘尼三首,两首赠答、一首宴集;陆机存序五首,两首赠答、两首宴集,……可以窥见诗序分布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诗歌创作多是赠答、宴游之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类诗往往皆缘事而发,具有一个明确的创作背景。碍于诗的形式,这些内容又无法在诗歌中清楚地表述,叙事性强的序自然会得到诗人的青睐。赠答诗序的出现,是赠序产生的重要源头。

    赠答诗之外,游宴诗于六朝亦极为盛行。“离群托诗”每有序文,“嘉会寄诗”亦常如斯。六朝人在宴饮、游乐之际,常群起而赋诗,或公宴唱和,或同题共作,十分重视诗歌创作的集体性与社会交际功用。 这类诗歌因其创作时间、主题的同一性,往往会有人裒集成册,并命人作序详述其缘由,于是产生了具有“众诗总序”性质的序文。它既不同于文集的序言,又不同于单一的诗序,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类序文,以石崇《金谷诗序》为最早。元康六年(296),石崇与僚属亲故在其别业金谷宴集,此次宴集既是为石崇外任而兴办,又是为送别王诩而举行,具有赠别的性质。序文中说:“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为诗着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序文的意思很明显,在一次宴集活动中,大家即席赋诗,石崇再将诗集结起来,并做序文一篇,述其始末。其后,王羲之踵其步武,于永和九年(353)雅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各赋诗兴怀。羲之作《兰亭诗序》,“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亦是为宴集之后的众诗作序。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接武石崇、王羲之之迹显而易见。

    两晋以来,士人常于三月三日修褉于曲水之滨,宴饮赋诗,形成一种集体作诗的传统,并往往作有总序性质的诗序。这类诗序仅颜延之、王融各一篇完整地保存下来。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末云:“方且排凤阙以髙游,开爵园而广宴。并命在位,展诗发志。则夫诵美有章,陈信无愧者欤?”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末云:“正歌有阕,羽觞无算。上陈景福之赐,下献南山之寿。信凯燕之在藻,知和乐于食苹。桑榆之阴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凡四十有五人,其辞云尔。”又,王序李善注云:“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园,褉饮群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显然,两篇诗序都是曲水赋诗的诸多诗作的总序。与石崇、王羲之之序,同出一辙。略为不同的是,二序已敷演成长文,与诗作没有多大的联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完全骈偶化。游宴诗序的出现,是赠序产生的又一源头。

    赠答诗序和游宴诗序作为源头的两股清泉,对赠序的滋养是显而易见的。赠序之名与赠答诗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赠序的创作模式与游宴诗序密不可分。随着创作实践的丰富和文体自身的发展,赠序融合了赠答诗序“赠答”之名和游宴诗序创作模式之实,成为独立的文体。

二、赠序的创体:送别之风与饯送序的兴盛

    褚斌杰认为:“每种文体都有一个发生、发展,以及相互渗透、流变和演化的过程。每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和形成,往往既是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语言发展变化、作家创作经验的日渐积累的结果。”  的确,每一种新文体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作家创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六朝人在先秦两汉作家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诗序”一体的话,唐人则在六朝诗序创作的基础上开疆拓土,创造了“赠序”体,极大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品类。

    曾国藩《易问斋之母寿诗序》:“古者以言相赠处,至六朝唐人,朋知分割,为饯送诗,动累卷帙,于是别为序以冠其端。昌黎韩氏为此体尤繁,间或无诗而徒有序,于义为已乖矣。”在曾氏眼中,序之正体是赠送类的“众诗总序”,韩愈创作的具有独立意义的赠序,反而是“于义为已乖矣”。这当然是拘执之见。不过,从赠序的发生学来说,他却敏锐地指出了赠序发生的模式:唐人赠序是由“动累卷帙”的饯送诗总序发展而来的。当然它的远源还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六朝赠答诗序和游宴诗总序。

    游宴活动在唐代十分繁盛,并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云:“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游宴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游宴赋诗,促成了唐诗的繁荣,六朝宴集赋诗的旗帜得以大张,作序的传统也得以延续。王勃《仲氏宅宴序》:“思传胜饯,敢振文锋。盖同席者高人薛曜等耳。盍各赋诗,放怀叙志,俾山川获伸于知已,烟霞受制于吾徒也。”《春日孙学士宅宴序》:“侠客时有,且倾鹦鹉之杯;文人代兴,聊举麒麟之笔。人采一字。四韵成篇。”这显然和六朝游宴诗总序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此类游宴活动所作的诗歌大都已经亡佚,序文却单独流传了下来,显现出序文甩掉作为诗歌附属品的包袱而走向独立的历程。这对赠序的影响自不待言。

    唐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交通的发达和文化的交流,文人漫游之风盛行于世。此外,“由于科举、铨选、边帅可自辟佐吏等制度的推行,又产生了士子入国子学、赴京应试以及应试前广谒名流、失利后‘举粮’州郡等现象,加上官吏的赴选、迁转、出使,士人的出塞谋职等等,共同造成了文人的旅食各地、以四海为家的风气。” 这种文人的大规模流动,必然会掀起送别之风。官吏的流动亦十分频繁,举凡量移、左迁、右迁、出使、征戍、致仕、丁忧、省亲、归葬等,无不波扇其风。再加上方外人士和文人官吏的广泛交游及其云游四方,唐人的出行与送别实已蔚然成风。于是彼此之间的饯送活动便十分普遍了。先秦时临别赠言的传统得以发扬,在“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荀子·非相》)的风尚下,宴集饯送、即席赋诗成为官吏、文人、僧道乐此不疲的活动,“虽相思有赠,终结想于华滋;而素赏无暌,盍申情于丽藻” ,“群公赋诗,以光荣饯” ,于邵《送王郎中赴蕲州序》亦云:“赋诗追饯者,翰林之故事。”六朝人赋诗结集作序的传统得以绍述。杨炯《送并州旻上人诗序》:“群贤佥议,咸可赋诗,题其爵里,编之简牍。”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羣公嘉之,赋诗以赠,凡四十五人,具题爵里。” 柳宗元《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赵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备,词旨甚当。……于是编其饯诗若干篇,纪于末简,以贶行李,遂抗手而别。” 于邵《送峡州刘使君忠州李使君序》:“以不腆斯文,遂冠于篇首。总南宫之赋者,凡四十有六章,次之爵里,亦当使君之佳传云。”从这些序文来看,他们饯别赋诗的作品应当已结集,序文是为众多诗作而作的总序,这和《金谷诗序》、《兰亭集序》等是一脉相承的。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曾辑录唐人“送别集”十二种,可见唐人送别赋诗结集已成为风气。其中有萧昕《送邢桂州诗》一卷,《唐文粹》卷九八另有萧昕《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送诗仅存王维《送邢桂州》诗一首。 萧昕的赠序即承接六朝游宴诗总序而来,为《送邢桂州诗》而作。可以想见这类诗歌总集和赠序文在当时应该十分普遍。

    很难说清第一篇赠序诞生于何时,目前所见到的赠序应以骆宾王的作品为最早。 《全唐文》收骆宾王赠序四篇 ,《全唐诗》另有其饯送诗序三篇,各举一篇如下:

   《秋日饯曲录事使西州序》:“曲录事务切皇华,指轮台而凤举;群公等情敦素赏,临别馆而凫分。促樽酒而邀欢,望山川而起恨。于时露团龙湿,云敛雁天,落叶响而庭树寒,残花疏而兰皋晚。闻秋声之乱水,已怆分沟;对零雨之飘风,倍伤岐路。五日之趣,未淹兰藉之娱;二星之辉,行照葱河之境。清飙朗月,我则相思;陇水秦川,君方呜咽。行歌不驻,遽惊班马之嘶;赠言可申,聊振飞鱼之藻。人探一字,一韵一篇。”

   《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诗序》:“陆道士将游西辅,康庄指浮气之关;陈文林言返东吴,修途走落星之蒲。于是维舟镜水,藉兰叶以开筵;绁骑金堤,泛榴花而祖道。于时赤熛纪节,青女司辰,霜雁衔芦,举宾行而候气;寒蝉噪柳,带凉序以含情。加以山接太行,耸羊肠而飞盖;河通少海,疏马颊以开澜。登高切送归之情,临水感逝川之叹。既而嗟别路之难驻,惜离樽之易倾。虽漆园筌蹄,已忘言于道术;而陟阳风雨,贵抒情于咏歌。各赋一言,俱成四韵,庶几别后用畅离忧云尔。”(诗略)

    两篇序文从命意到结构,都难分轩轾,区别仅在于后者还拖着一条诗歌的大尾巴。《文苑英华》就直接把《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的诗歌和序文分开,将序文收入卷七百十八“饯送一”,即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赠序 。又,《全唐文》收录陈子昂赠序六篇,《全唐诗》另有五篇饯送诗序。二者体类皆相同,《文苑英华》曾将两篇饯送诗序与诗歌分开,收入“饯送”类。可见,在初唐时,赠序基本上是饯送诗歌的总序,且往往还和饯送诗联属在一起,显现出赠序和赠答诗序的渊源关系。至于“人探一字,一韵一篇”、“各赋一言,俱成四韵”云云,又显然可见六朝游宴诗总序的影子。“赠序可以说是由诗序演变而来。古代文人在亲朋师友离别之际,常常设宴饯别,在别宴上又往往饮酒赋诗,诗成,则由在场的某人为之作序。后来,则发展到虽无饯别聚会或赠诗,而送别者也写一篇表示惜别、祝愿与劝勉之词相赠,这样,赠序就割断了与序跋之序的关系。” 这大体上就是赠序产生的模式。
   
三、赠序的文体形态探析

    赠序的名称一般认为始于姚鼐《古文辞类纂》,如褚斌杰云:“在文体分类上,过去把它(指赠序)与序跋合为一类,直到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才把它单独列出,称为赠序类。” 薛峰进一步认为:“‘赠序’之名最早出自姚鼐《古文辞类纂》。姚鼐……单独列‘赠序’作为一类,这在前代诸家文体著作和文章总集、选本等著作中也是不曾有过的。” 这与事实略有出入。

    赠序,《唐文粹》入“饯别”类,《文苑英华》入“饯送”类,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四、十五选韩、柳赠序若干,谓为“书序之辞”。宋人虽然大量创作赠序,并编选赠序类文章,却没有提出赠序的概念。至迟在明初,即有了“赠送序”的名称,如洪武初苏伯衡编成的元代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一就单列“赠送序”,后归有光《震川集》卷九—十一亦列“赠送序”条目,所收文章即赠序。同时,赠序的名称在明初亦出现。由元入明的林弼有《林登州集》,集中卷八至十一为“送序”,卷十二为“赠序”。虽是赠序与送序并列,内涵比我们讨论的赠序要小,但这是在文集类目中第一次出现“赠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宗羲编《明文海》应是取法于此,该书卷二百七十八至二百八十四为“赠序”,卷二百八十五至二百九十六为“送序”,也是把赠序与送序并列的。这是在文集编选中,赠序早就出现的例子。明代专门的文体著作也注意到赠序,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序”条云:“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吴讷认为赠送序作为“序事之文”,近世盛行,应“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并举韩愈作品为赠送序之典范,已具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在作品中,已有“赠序”之名出现,如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四十《跋陈愧斋送傅曰会诗序》云:“方山谓予曰:‘曰会之来讲《毛诗》于师召先生者数月,故其赠序,师召独慨然为之。’予未始信也,及观序中有‘论诗知学’之语,乃知其言不诬。”所言赠序,即陈愧斋《送傅曰会诗序》。又清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卷八《送孙豹人归扬州序》:“关中孙豹人先生召试博学宏词,被放将归,复有内阁中书舍人之命,同荐诸人奇其遇,高其志行,属施子为赠序。”清沈彤《果堂集》卷八《方望溪先生曰陈言务去近退之书翁霁堂六序册后》:“霁堂先生以其两集序并赠序之册示余,……余展阅之,其集序则家少宗伯李聘君、彭少宰家观察作也,赠序则惠征君之作。”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明确提出了“赠序”这一名称。无论是文集、总集的编选,文体的辨析,还是文学创作中的用词,赠序已被多次使用,并具有文体的意义。可见,在姚鼐之前,赠序之名已经存在。姚鼐的功绩在于,他把应用于文集、总集编选中的“赠送序”、“赠序”、“送序”统一起来,正式冠之以“赠序”之名,并作为古代文体中的一类,在《古文辞类纂》中选录了韩愈等人的名作,为赠序大张其体。赠序之名是在姚鼐手中得以最后确立,若说是始于姚鼐则不符合事实。

    从现存唐人赠序来看,赠序创作的主要形态是饯别赋诗作序。韩愈《送石洪处士赴河阳参谋序》:“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柳宗元《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群公追饯于霸陵,列筵而觞。送远之赋,珪璋交映,或授首简于予……予受而书之,编于群玉之右。”于邵《送赵评事赴东都序》:“金樽叙离,群公当筵,相顾不足。白日陶暑,青槐好阴,牙幢宴如,亦既醉止。左右欢甚,诗人兴全,争论逸价,特以饷赵。故拜命之辱,辄冠于首篇。”凡此皆可显见于送别之际赋诗作序之迹。这种赠序是和饯别赠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性质还类似于序跋。在官员胜流酒酣耳热、赋诗作序之际,往往有不参与赋诗而只负责作序的情况。柳宗元《送幸南荣归使联句诗序》:“群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阙其述,命系而序焉。”《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陇西辛殆庶猥称吾文宜叙事,晨持缣素,以班孝廉之行为请,且曰:‘……我与河南独孤申叔、赵郡李行纯、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作序者不再参与赋诗,甚或赋诗与作序已不在同时,显现出赠序挣脱赠诗的努力。也有并未宴集赋诗,只因朋友私交或受人请托而作序,韩愈《送孟秀才序》:“今将去是而随举于京师,虽有不请,犹将强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请之烦邪?”《送陈密序》:“太学生陈密请于余,曰:‘密承训于先生,今将归觐其亲,不得朝夕见,愿先生赐之言。’”《送浮屠文畅师序》:“文畅喜为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请于缙绅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贞元十九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解其装,得所叙诗累百余篇,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余既重柳请,又嘉浮屠能喜文辞,于是乎言。” 任华《送姜司户赴宣州序》:“仆与斯人,曾未觏止,其友人姜正范与余善,邀余序之。”可以看出,韩愈、任华都是因为受人请托而作序赠别,既没有饯别的场面,也没有赋诗的盛举。这是赠序摆脱束缚,自由抒写的一个契机,亦即是赠序由附庸到蔚为大国的重要转变。 柳宗元《送澥序》、《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送从弟谋归江陵序》,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孟东野序》、《送廖道士序》等等,皆不再宴集赋诗,只是单纯地作序赠别。赠序基本完成了赠诗附序到众诗总序再到独立赠序的演变,具有独立文体意义的赠序诞生了。

四、赠序的别体:后序、别序、字序、寿序

    文体学家认为,在文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问题。据我的理解,共时性,主要指一种文体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尤其是形成定体的关键时期,往往存在一些与之相类、相近的文体,亦即是该文体还没有完全定型时会有一些比较接近的文体同时存在;历时性,主要指文体的发生、发展、流变、演化的过程。这有定体前后的区别。定体前,可能是相关文体融合渗透产生新的文体;定体后,则是该文体衍生、裂变出新的种类。以此来观照赠序,共时性的体类有后序与别序,历时性的体类有赠答诗序、游宴、饯送诗序、字序、寿序等等。赠答、游宴、饯送诗序在前文已经述及,在此就对后序、别序、字序、寿序再略作讨论。

    柳宗元《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天水赵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备,词旨甚当。余谓《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终义;大《易》之制,序卦处末,然则后序之设不为非经也。于是编其饯诗若干篇,纪于末简,以贶行李,遂抗手而别。”《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礼部郎中许公以宏才奥学已任文字,顾倡在席咸断章而赋焉。谓工部郎中崔公文为时雄,允宜首序。谓小子预离觞之余沥,俾撰后序,编以继之。”两序题目即称为后序,文中再交待了为后序的原因,是因为赵佶、崔群各有序文在前,作者受托编辑饯送诗,再作序文,只能称为后序。这是赠序中比较特殊的例子,于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赠序是直接由饯送诗总序发展而来的。柳宗元另有《送从兄偁罢选归江淮诗序》云:“于是赋而序之,继其声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从侄立编为后序终焉。”柳立的后序不传,寻绎子厚语气,乃是柳立编完饯送柳偁的诗后再作序,与子厚前两篇后序同出一辙。又权德舆《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义武军序》:“至于道观离宴,歌诗感激,则备于右拾遗独孤郁前叙云。”文中并无编集之语,又称独孤郁之文为“前叙”,则权氏之文似为后序。可见唐人赠序往往并不只是一事一篇,还存在不同作者的前后序之别。另外于邵有《送穆司法赴剑州序二首》,是同一作者针对同一事件而作的两篇序文,这是唐人赠序仅见的特例。

    吴承学先生在《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一文中认为:“所有别离诗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送别,一是告别。这是从诗人在离别时的身份来划分的。‘送别诗’类是诗人送别他人离开此地而写的;‘告别诗’类是诗人离开某地而向他人告别所写的。”送别即为赠别,告别为留别,“在唐诗中,‘留别’与‘赠别’通常是相对的离别类型。‘留别’是留诗而告别,‘赠别’是赠诗而送别。” 这对我们考察赠序中的留别与赠别深有启发。一般而言,赠序是指赠别序,即赠序而送别,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实在赠序中也存在着留序而别的情形,我们姑且称之为别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四于“饯送序”后单列“别”序,收序文15篇,应当说编者是体察到饯送与别——亦即赠别与留别的区别的。先看王勃《还冀州别洛下知己序》,题目的意思很明显,是王勃留别洛下知己而回冀州。《春夜桑泉别王少府序》,题目看不出来是谁离去,但文意还是很明白,“下官以穷途万里,动脂辖以长驱;王公以倾饯百壶,别芳筵而促兴。”是王勃离开桑泉,与王少府作别。骆宾王《夏初别宋三少府之丰城序》云:“亲友俳徊,缔欢言于促膝;故人樽酒,掩离涕于交颐。”显然是骆宾王告别宋三到丰城而作。陈子昻《别冀侍御崔司议序》:“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驿骑遄连……暌阔良会,我心惄然。请以此酣寄谢诸子,为巴山别引也。”这也是陈子昂告别诸人而作。可见,在赠序中确实存在留别之作,而不仅仅只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全为赠别。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留别诗的影响而产生的。

    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三“赠序类”收录欧阳修《郑荀改名序》、苏洵《仲兄文甫说》(又名《仲兄郎中字序》)、《名二子说》、归有光《守耕说》、《二石说》、《张雄字说》、《二子字说》,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赠序完全不同。翻检宋人文集,这类文章非常普遍。以“字序”、“字说”名篇,实际上是一篇杂说。 欧阳修《郑荀改名序》:“(郑昊)将更其名,数以请,予使之自择,遂改曰‘荀’。”文章就紧紧围绕荀子“为说最近于圣人”和“世之学者,苟如荀卿,可谓学矣,而又进焉,则孰能御哉”立论。石介《吕虞部士龙字序》为吕士龙改字兼济而论“兼济”之义,苏轼《江子静字序》字江存之曰子静而论动静之义。凡此皆在赠人以字的同时,申说其含义,以致“丁宁训诫之义” 。归有光《守耕说》是为沈翁之居室“守耕”而阐明耕稼之义,虽然人换成了居室,也不出此体之藩篱。这类文章在宋以后大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就有“字说”一体,总括“字说”、“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女子名字说”等,且以为“近世多尚字说” 。由上述可见,字序与赠序相去甚远,何以姚鼐会把它们归入“赠序类”呢?一方面是明代以来文体分类极为繁杂,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就将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七类,而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仅列十三类,这就必须要删繁去复,囊括众体,尽量让每一体类包容更多的内容;另一方面,字序、字说具有赠言的意义,和赠序赖以产生的“赠人以言”的传统相关。如归有光《张雄字说》:“张雄既冠,请字于余。余辱为宾,不可以辞,则字之曰‘子溪’。”这和上文所说的独立赠序受人请托而作者是极为相似的。又王庭珪《送刘天游字序》:“刘太虚诸孙皆俊秀,名九垓者时从余游,方冠时,请字于余,余字之曰天游。”单是题目就和赠序相类,请字则和请序如出一辙。应当说姚鼐正是看到了字序和赠序之间的这些相似性,才将之合二为一的。不过,我们今天讨论赠序时,大可不必再遵照姚鼐的旧例,应当把字序单列出去,毕竟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古文辞类纂》“赠序类”选归有光寿序4篇,《续古文辞类纂》“赠序类”选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等寿序5篇,可见在选家心目中,寿序是赠序的别体。寿序具体产生于何时已不可详考,清方苞《张母吴孺人七十寿序》云:“以文为寿,明之人始有之。”《汪孺人六十寿序》云:“尤病以文为寿之非古也。”毛奇龄《古今无庆生日文》:“唐后作序者,无所不序,而独不序寿,近即俨然有生日序见文集间,则非古法端可验也。”“此明代恶习,亟宜屏绝!”在清人看来,寿序产生于明代。又明高拱《本语》卷五谓翰林,“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徳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高拱为明万历时人,可见寿序在彼时已较为兴盛。其实,寿序可以溯源到南宋,南宋末俞德邻《佩韦斋集》卷十二中就有《李侍郎母夫人庆寿诗序》,乃为恒山李侯之母八十寿辰而作,文中说“学士大夫相率为歌诗庆羡之”,“因为之序,且系以诗”,这和赠序初起时之诗序相连是一致的。至元代时,贺寿作诗作序就非常普遍了,元同恕《榘庵集》卷二《寿吉太夫人八十诗序》:“今年夏月上旬日之四,御史昆弟以夫人年开八袠,将率族人展庆初度,愿得名公硕人形诸咏歌,以侑奉觞之喜,而俾某也道其所以然者为之先云。”元刘岳申《申斋集》卷二《陈母魏国太夫人寿诗序》:“总管陈侯为庐陵之明年二月,以元统甲戌南北诸贤所为魏国太夫人寿诗视余子曰:‘盍为我序之?’”这时的寿序仍然是贺寿诗总序。明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四《庆寿诗序》:“作为庆寿之诗以遗之,俾归而歌之以侑觞,所以发其爱亲孝养之情,以为其亲长生久视之祝。凡得诗若干篇,牧受而辑之为一卷,以来征予序。”至明季亦往往如是。如同赠序从饯送诗总序中脱胎而出一样,寿序亦从贺寿诗总序发展演变而来。明郑文康《平桥稿》卷九《张教谕寿序》:“岁辛巳春正月,先生登六袠,群弟子欢然执爵称南山寿,求余文侑觞。” 这或许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寿序”名篇的作品。后归有光《震川集》卷十二——十四收录“寿序”76篇,为明人寿序的大家,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一十九——三百二十一也专列“寿序”,收录明人作品20篇,寿序也就成为一种具有专有用途的实用性文体。寿序是赠序由赠人出行到赠人贺寿这样一个模式转变而孕育出来的,其体例与唐宋人的赠序大体一致,因此姚鼐就将它归入赠序一类。确实,从文体意义来看,寿序就是赠序的别体。

    总上观之,赠序经过赠答诗序和游宴诗序的滋养,于初唐萌生。再经唐人的大量创作,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实用性非常强的应用文体。并于宋以后滋生出字序、寿序等体类,几乎充斥于各家别集中。对赠序源流的考察,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文体的实用性特征,又能加深对文体发展的聚变与裂变过程的认识,为当前方兴未艾的文体论研究增加一点积累。

 ——刊在《文艺理论研究》08年第4期


◆编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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