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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人传状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 / 郭英德

发表日期:2012年8月24日  出处:中赋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总编审  作者:郭英德  本页面已被访问 2671 次

    一、引言
  
  记载一人生平事迹以传于后世的文章,古时通称“传”。明人文体分类不厌琐细,常以文体名作为类名,因而在一些总集中,与“传”文体形态相似的文章类型,尚有“行状”、“述”、“书事”、“行实”、“杂记”等类名。清初黄宗羲(1610-1695)编《明文海》,始将状、录、事略、书事等文章并入“传”类(注:黄宗羲:《明文海》(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抄本,1987),卷三八七至卷四二八。),以类相从,略为规整。清乾隆间姚鼐(1731-1815)编《古文辞类纂》,分古文辞为十三类,其中“传状”类,兼收“传”与“行状”(注:姚鼐:《古文辞类纂》(《四部备要》本),卷首《古文辞类纂序目》。)。本文即从其义,以“传状文”统称“传”、“行状”、“述”、“书事”等文章。
  明人传状文数量颇丰,特色鲜明,迥异前代,极富文学色彩。近20年来,一些中国古代散文史专著分别探讨了明人传状文的某些特征,时有卓见(注:如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9);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以传状文独特的文体形态作为关注点,以明以前的传状文为参照系,从传主身份的偏好、传主事迹的选取、表达方式的运用三个方面,讨论明人传状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
  
  二、趋俗尚畸:传主身份的偏好
  
  传状文是以记人为主的文体,传主无疑是传状文叙事的聚焦点。因此,在明人编选的文章总集中,往往依据传主的不同身份,对“传”类文章进行分类,由此体现出编选者对传主身份的关注。不同的文章总集,所分小类不尽相同,如何乔远(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皇明文征》卷六二至卷六五“传”类分为18小类,即:古贤、名臣、道德、文章、孝烈、节烈、义烈、奇节、独行、笃行、厚德、清德、自述、闺德、艺术、支离、贤阉、物类(注:何乔远:《皇明文徵总目》,何乔远:《皇明文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7),第328册影印明崇祯四年(1631)自刻本,卷首,页81-83。《总目》所列为16类,缺“闺德”、“艺术”,据正文补。);黄宗羲《明文海》卷三八七至卷四二八“传”类分为21小类,即:名臣、功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义士、奇士、名将、名士、隐逸、气节、独行、循吏、孝子、列女、方技、仙释、诡异、物类、杂传。两相比较,何书分类,随意为之,不免琐碎;黄书分类,略从史传,较为规整。
  参照以上两部明文总集的分类,考察明人传状文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看出,传主身份的趋俗尚畸是明人传状文鲜明的文体特征之一。
  自魏晋六朝以来,道德典范人物一直是历代传状文传主身份的首选,如吴讷(1372-1457)《文章辨体序说》云:“……后世之学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湮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因为立传,以垂于世”(注: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49页。)。明人传状文也不例外,如《皇明文徵》中“古贤”、“名臣”、“道德”、“孝烈”、“节烈”、“义烈”、“奇节”、“笃行”、“厚德”、“清德”、“闺德”等类所记传主,《明文海》中“名臣”、“功臣”、“能臣”、“忠烈”、“义士”、“名将”、“隐逸”、“气节”、“循吏”、“孝子”、“列女”等类所记传主,大都属于道德典范人物。
  但是细加考察,同前代传状文中的道德典范人物相比较,明人传状文的传主身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格外关注践行日常人伦的平民。徐渭(1521-1593)《钱先生传》曾说:“世之传士者,多用皎皎赫赫,不尔谓不足以震世,不传焉,于是中庸之士多泯泯。噫,抑何谬耶!”(注: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五一,《徐文长逸稿》之二十,第1040页。)相对淡化“皎皎赫赫”的传主身份,而更多地瞩目于“中庸之士”,为平民立传,这一现象在元明之际宋濂的传状文中就已露端倪,如《杜环小传》中的杜环是南京一介书生,《李疑传》中的李疑是一位小店主,《李歌传》中的李歌是卖唱歌妓,而《孝子丘铎传》、《危孝子传》、《瞿孝子传》等也都以平民为传主(注:见宋濂:《宋文宪公全集》(民国五年[1916]孙锵校刻本),卷二○、卷二一。)。
  从总体上看,明以前的传状文多以帝王将相、达官世家、英雄豪杰、高士名流等作为传主,而明人传状文则将笔触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偏好于为平民立传,塑造出一道道五彩缤纷的人物画廊,展示出明代社会的众生相,形成鲜明的特征。例如,《明文海》卷四一五至卷四一九为“方技传”,收录传状文46篇,占全部“传”类文章(共收录300篇)的?15.3%?。这些传状文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平民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众多平民的一技之长与性格风貌,肯定了他们的人生追求与人生价值。其中传主,有古今相士卜者,如王?NB038?《齐琦传》、戴良《袁廷玉传》、陈谟《乘槎客传》、曾朝节《二客传》、刘伯燮《日者蒋训传》、何宗彦《王晓山传》;有古今名医,如戴良《吕?NB039?传》、朱右《滑撄宁传》、童轩《蒋先生小传》、祝允明《韩公传》、慎蒙《汉章凌先生传》、束桥《周汝衡小传》、徐显卿《盛少和先生传》,以及李濂的《云峤翁传》、《王叔和补传》、《启玄子补传》、《葛应雷补传》、《戴原礼补传》;有民间画士,如黄绾《王翁传》、李濂《吴伟传》、郭正城《吴伟传》、吴鼎《樗仙传》、朱安《张平山先生传》;有民间乐师,如王宠《张琴师传》、何伟然《马又如传》、汪道昆《查八十传》、傅占衡《萧洞虚传》、王猷定《汤琵琶传》;有工匠,如张凤翼《小贺传》、丘云霄《景荣传》和《楚人传》、沈一贯(1531-1615)《抟者张松溪传》。此外,还有书贾如黄巩《拙修传》(传主苏潜龙),古玩家如王稚登《黄翁传》(传主黄?NB040?),书家如丘云霄《高石门传》,厨师如汪道昆《庖人传》(传主吴三五),奕士如侯一?NB041?《鲍奕士传》、何白《方汤夫传》,演员如侯方域《马伶传》,舆人如赵南星《高能传》等等。
  明人传状文中的女性形象也出现了平民化的趋向。从宋濂开始,在传统的“列女传”中,明代文人就更多地关注平民女子日常的生存境遇、道德风尚和情感希求,体现出伦理道德生活化、人情化的趋向。宋濂尤其赞赏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透露出坚忍的人格意志与道德品行的女子,如《周节妇传》云:“世之传节妇者,多贵杀身为难能,至于守义不二者,则略而遗之,余甚惑焉。锋刃之威迫于后,汤火在前,有所不顾,此人情所能勉。至于困穷灾变,切身冻馁,颠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笃于礼义者,其孰能之?”(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一,第25a-25b页。)《明文海》卷四一三至四一四《列女传》凡20篇,传主为平民女子的有13篇(其中三篇为合传),共22人。吴国伦《四烈传》云:“夫四氏皆处身贫贱家,生无所师,死无所激,第自信其从一之志,巍如泰山不可动,信如四时不可移,曾不知有后名也……”(注: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一三,第4299页。),这种平民化的道德人格,正有赖文人作传以传。

    其次,与史传不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文人传记就多以奇人为传主,突出体现文人好奇求异的文化性格。而同前代传状文相比较,明人传状文不仅好为奇人立传,尤其好为出身平民的“畸人”立传。所谓“畸人”,出《庄子•大宗师》:“畸于人而侔于天”,《经典释文》引司马彪《注》训为:“不耦于人,谓阙于礼教也”;成玄英《疏》为:“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三上,第273页。)要之,“畸人”是指伦理道德、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率皆与众不同的人物。在明人传状文中便活跃着一个个神采各异的平民化的“畸人”形象,其中既有符合传统价值观念的奇节独行之士,更有富于时代文化特征的放荡形骸之士。
  前者如《皇明文徵》卷六四“传•独行”类,收录李东阳《都城故老传》和《王古直传》、郑晓《杜生传》、周思廉《胶东二高士传》、申时行《屯留路公传》、王稚登《黄翁传》。又如《明文海》卷四○九“传•独行”类,收录方孝孺《王进德传》、王直《贫坚子传》、杨士奇《疾退子传》、张凤翼《张越吾轮回传》、陈昌积《何奉祠公传》、耿定向《万崖黄公传》和《黄忍江先生传》、黎遂球《李伯熊先生传》和《李伯熙先生传》;《明文海》卷四○七“传•隐逸”类,收录李默《坦上翁传》、王渐逵《玉峰子传》、周祚《汉逸民传》、邵圭洁《三逸士传》、侯一?NB041?《程山人传》和《逸老传》、何白《吴少君传》、周思廉《胶东二高士传》等。这些人物在立身大节上与传统道德不完全悖谬,但却行为怪异,举止奇特,表现出独特的风神状貌。
  后者更能体现明代的文化风貌。早在元明之际,宋濂的《秦士录》就塑造了文武双全、怀才不遇的“狂生”邓弼(生卒年未详),《王冕传》描写了藏器待时、我行我素的“怪杰”王冕(1287-1359),此二文《明文海》均收录在卷四○四“传•奇士”类中。同类还收录了高启《南宫生传》、李东阳《王古直传》、陈?NB042?《唐仲言李公起传》、袁中道《李温陵传》、王猷定《李一足传》等。尤其是明后期,这种不合时宜、放荡形骸的“畸人”更为诸多传状文作家所青目。如徐渭生不逢时,感慨悲愤,发为狂疾,堪称旷古一布衣,袁宏道(1568-1610)、陶望龄(1562-1609)都分别为他立传(注:袁宏道:《徐文长传》,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一九《瓶花斋集》之七;陶望龄:《徐文长传》,《陶文简公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集部第9册影印明天启七年(1627)陶履中刻本。)。又如袁中道(1570-1623)笔下出现了一生落魄、死后为神的万莹,嗜酒如命、不顾妻子、不事家产的回君(注: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六《万莹传》,卷一七《回君传》。);宋懋澄(1568-1622)笔下出现了特立独行、放荡不羁的顾思之,机敏狡诈、敢做敢为的宋君求,身分低微、勇毅果敢的葛道人等(注:宋懋澄著、王利器校点:《九?NB04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卷五《顾思之传》、《宋氏君求传》,《九?NB043?别集》(同上),卷四《葛道人传》。)。张岱(1597-1689)《五异人传》甚至宣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注:张岱:《琅?NB030?文集》卷四,张岱著、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67-268页。)于是他为其家族中的“五异人”立传,他们或癖于钱,或癖于酒,或癖于气,或癖于土木,或癖于书史,皆情有所钟,心无旁骛,以内心的一份执着,超越世俗的束缚,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晚明时期一些文人甚至突破传状文只限为贞妇、节妇、孝妇、贤妇立传的“列女传”传统,大张旗鼓地为奇女子立传,尤其是为多情而薄命的平民奇女子立传。如戴士琳《李翠翘传》、徐芳《柳夫人小传》(传主柳如是)、宋懋澄《负情侬传》(传主杜十娘)、陈继儒《杨幽妍别传》、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侯方域的《李姬传》等,便以凌云健笔,畅快淋漓地为青楼奇情女子立传(注:戴士琳《李翠翘传》、徐芳《柳夫人小传》,均收入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一四。宋懋澄《负情侬传》,见宋懋澄著、王利器校点:《九?NB043?集》卷五。陈继儒《杨幽妍别传》,见陈继儒著、阿英校点:《白石樵真稿》(上海杂志公司,1935),卷一。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见张潮:《虞初新志》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23编(台北:新兴书局,1978),第4册影印本。侯方域《李姬传》,见侯方域著、王树林校笺:《侯方域集校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壮悔堂文集校笺》卷五。)。
  总之,同前代传状文相比较,明人传状文在传主身份的选择上更为鲜明地表现出平民化的特征,这从一个方面昭示出明代文人勇于突破“区隔”界限的时代文化风向(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erre??Bourdieu,?1930-2002)说:“社会主体由其所属的类别而被分类,因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区隔区别了自身。”〔法〕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朱国华译,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页12。)。在人类阶级社会中,“区隔”一方面区分、间隔了社会上不同的阶级、阶层,显示出他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和等级,另一方面又区划、建构了人们的行为立场、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并形成不同阶级、阶层之间或高雅或低俗的划然而别的文化疆界。由于这种被历史地人为建构的“区隔”具有类似于意识形态的独特效应,因而往往被特定时代的社会成员信奉为天然如此的自然等级,并与这种自然等级构成一种“文化效忠从属关系”(注:参见张意:《文化与区分》,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4辑,第50页。)。而明人传状文中传主身份的平民化倾向,则表现出明代文人,尤其是中后期文人力图突破传统的“区隔”界限,从把眼光投入自身所属的阶级、阶层之外的群体,去寻求可以作为道德人格和精神典范的“知音”,从而在更为广泛社会层面上和更为深刻的思想渊源中去印证自身的文化存在。明代文人勇于突破“区隔”界限的精神追求,正是当时社会文化权力下移趋势的一种表征(注:关于明中后期社会文化权力的下移趋势,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15-25页。)。

三、求奇嗜异:传主事迹的选取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如前所述,明代传状文作家对慕奇好异的人格理想情有独钟,这种人格理想具体化地表现为“好轻遽议论,放乎礼法之外,恣肆其私意”之类奇行异举(注:康海:《送苏榆次序》,康海:《对山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由此形成明人传状文在传主事迹的选取方面求奇嗜异的特色。明代传状文作家靡然向风地选择传主的奇特之事、奇异之事与奇趣之事,使传状文呈现出奇光异彩和奇情异趣。
  首先,传状文作家常常刻意选择传主一生中的某些不同凡响的奇特之事,加以重笔渲染,以刻画传主逾越常规的奇傲峭拔的个性。
  试比较宋濂的《王冕传》与《明史》卷二八五《王冕传》,就不难看出,宋濂对“怪民”王冕的奇特之事尤为津津乐道,着力表现其狂傲不羁的个性:
  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览历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二○,第2b-3a页。)
这里讲述的白牛驾车、拒为府史、羞惭部使、弃举子业、壮游交友等行迹,均属人所不为的狂放之举,所以为正史所不采,而宋濂的传状文稍一点染,便使王冕的“狂奴”形象跃然纸上。
  袁中道《回君传》专为“邑人皆恶之”的酒徒回君立传,本来就别出心裁,文中更选择一些生动的故事,刻画出一位桀骜不驯的狂狷之士:
  回聪慧,耽娱乐,嗜酒,喜妓入骨。家有庐舍田亩,荡尽,遂赤贫。善博戏,时与人赌,得钱即以市酒……回有一妻一子,然率在外饮,即向人家住,不归。每十日送柴米归,至门大呼曰:“柴米在此!”即去。其妻出取,已去百步外矣。腰系一丝囊,常虚无一文。时予问回曰:“虚矣,何以为计?”回笑曰:“即至矣。”即实,予又谓曰:“未可用尽。”回又笑曰:“若不用尽,必不来。”
  正因为回君个性鲜明,任情顺性,因此,尽管他嗜酒如狂,挥金如土,荡尽田产,袁中道却模仿孔子称道颜回的语句称赞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袁中道:《回君传》,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七,第705-707页。)
  宋懋澄的传状文也多撷取传主豪放不羁的奇事异闻,以展示传主坦荡洒脱、超逸脱俗的豪气。如《顾思之传》一文洋洋洒洒,其中两个故事最为奇特:其一,在灯节之夜,顾思之携友人于?NB044?先,登孝廉陆君策之门,索酒不得,竟闯入其家,将其堂中所挂金书锦绣轴“裂而嚼之,黄金满口,因相与大笑竟出”。其二,其友人之弟吴平子“性喜畜犬,犬尝满楼,号曰犬台……尝有少年进猕猴,平子大喜”,后猕猴逃走,平子为此郁郁不乐。友人向思之说起此事,思之径至平子家,竟持大槊,将犬杀之殆尽,瞠目斥平子曰:“子以红衫衣猕猴,何异以钟鼓飨爰居乎?”(注:宋懋澄著、王利器校点:《九?NB043?集》卷五,第98-100页。)这两件奇特之事,生动地衬托出顾思之特立独行的个性。
  其次,传状文作家也常常着力描写传主一生中的某些骇人听闻的奇异之事,使读者在心灵震撼之余,由衷地惊叹传主的不合时宜或超凡脱俗。
  如袁宏道《徐文长传》一文,围绕徐渭性格之奇与生平“数奇”层层展开,生动地刻画出一个与世难容的“畸人”形象。传文特别强调徐渭出狱后犯精神分裂症时的奇行异举: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注: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一九《瓶花斋集》之七,第716页。)
  袁宏道借这些骇人听闻的奇异之事,揭示出一代才人徐渭内心中无以表白的痛苦。
  再如袁中道的《李温陵传》描写李贽被捕后高傲倔强的言行,道:
  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崛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NB045?发,侍者去,遂持刀以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注: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七,第722页。)
  这段描写生动地展露出李贽“骨坚金石,气薄云天”的光辉品格和卓然特立、超越生死的英雄气概。
  有的传状文作家还有意选取传主不可思议的怪异事迹大肆渲染,赋予传主一种游于世外、不食人间烟火的风神状貌。如袁宏道《醉叟传》一文,不惜笔墨地描写醉叟对怪异食物嗜之如狂的癖好:
  不谷食,唯啖蜈蚣、蜘蛛、癞?NB046?蟆及一切虫蚁之类,市儿惊骇,争握诸毒以供……童子觅毒虫十余种进,皆生啖之。诸小虫浸渍杯中,如鸡在醯,与酒俱尽。蜈蚣长五六寸者,夹以柏叶,去其钳,生置口中,赤爪狞狞,屈伸唇髭间,见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注: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九《瓶花斋集》之七,第719页。)
  这种骇人听闻的怪异举动,适足以衬托出传主超乎凡俗的怪异个性。
  第三,传状文作家还常常选取传主一生中某些饶有兴味的奇趣之事,娓娓道来,使读者阅读时会心一笑,领略传主独特而迷人的性格魅力。
  李开先的传状文就格外关注传主一生事迹中那些趣味盎然的细事,精心描画,使人物传记充满故事性、戏剧性。如《东谷张先生传》分别在传主张茂兰(1471-1535)人生的三个阶段——求学、为官、归隐中,选择一两件饶有情趣的故事,揭示传主为人洒脱、才智过人、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文中写到,张茂兰为人刚直,不肯趋附权贵,一次御史大人到地方巡查,他没有及时迎接,在遭到呵斥时,他反而质问御史说:
  “老大人此行巡按耶?巡监耶?印马清军耶?”御史怒曰:“独不见吾预行纪功牌面耶?”先生因问:“贼去此几何?”御史云:“约有七百里。”先生曰:“若是七百里,买功卖功者何以知之?误杀平人者何以知之?莫非有千里目耶?不自责去贼之远,乃责我奉迎之近!”御史更大怒,顾问左右:“此知县有心风疾耶?”先生徐应以“非心疾,乃心直耳!”(注: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卷九,第726页。)
  “非心疾,用心直耳!”——这貌似悠然自得的答语,传神地表现出传主刚直、狷狂而幽默的性格。传主的这种性格也表现在隐居之后的日常生活中,传曰:
  予初第进士,出使过家,相会于龙溪乔佥事处。先生曰:“君为新郎,人所敬重,乔许《史记》、《汉书》、《文选》三书,吝不即与,幸一言速之。”乔闻而笑应之曰:“非吝也,疾固也!尝欲一见,或有事商量,则不可得;或无事懒接客,则日不离门。以书作质,欲其招之即来也。”先生曰:“若是,贻我三书,东西南北,惟命所之。东则朝鲜,西则流沙,南则交趾,北则居庸关,一生惟命宣府耳!”(注: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卷九,第729页。)
  文章通过两人的对话描写,将传主平日我行我素、孤傲不拘、任性顺情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李开先传状文的选材偏好奇趣之事,不仅刻画传主形象时是如此,对传主之外的人物的描写也是如此。如《西皋举人张君行状》记述了传主张应禄(1487-1534)出生之时,父亲抱他找奶妈的一件小事:
  君生七月,母韩卒,失乳羸弱,如未曾满月者,父乃携之觅乳。性好着棋,久而君啼饥,父乃恋棋不忍去,但云:“只一局,则就乳于邻母。”既而云:“再一局。”至再又至三矣,棋兴愈勃。棋友乃推之门外,恐其复回,杜其门。(注: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卷九,第698-699页。)
  这段文字就像一位老父亲为儿子讲述他小时的一件乐事,有几分得意,还有几分调侃,让人读后感到余味无穷。
  在明中后期文人看来,“夫趣,得之自然者深”,是一种与龌龊的世俗和虚伪的礼法相对立的人生境界,因此人们纷纷“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注: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十,第463页。),在晚明甚至蔚然成风。于是在一些传状文中,诙谐尚趣便成为传主个性鲜明的一种表征。如张岱《王谑庵先生传》,不仅叙写王思任一生的政治大节,还特意描述他之所以号为“谑庵”的趣事:
  盖先生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川黔总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闲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宴先生于滕王阁。时日落霞生,先生谓公曰:“王勃《滕王阁序》,不意今日乃复应之。”公问故,先生笑曰:“‘落霞与孤鹜齐飞’,今日正当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鹜齐飞’殆为年兄道也。”公面赭及颈。先生知其意,?NB047?被即行。(注:张岱:《琅?NB030?文集》卷四《附传》,张岱著、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第287-288页。)

    王思任以当下之景,巧妙化用古人诗句,以一布衣身份,大胆地揶揄官至总督的同年友人,不禁令人绝倒。这一趣事使王思任出言巧慧、肆无忌惮的个性栩栩如生。
  刘勰论魏晋以下史传之变时,曾云:“俗皆爱奇,莫顾实理。”(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87页。)在传统的史传文写作中,“爱奇”是一把双面刃,既能给史传文带来阅读的趣味性,也会斫伤史传文应有的真实性。而明人传状文的选材偏向于好奇求异,却不仅不是蹈虚骛空之举,反而是求实尚理之梯。明代文人普遍认定尚真求真是传状文的价值所在。如李梦阳指出,“传志”应“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李梦阳:《论学》,《空同先生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六。。李开先主张,“传则欲见其容止行藏”,须“直书其事”(注:李开先:《怀朴康君传》,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卷九,第711页。),甚至应该“善恶皆备可也”(注:李开先:《老王浑张二恶传》,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卷九,第708页。)。张岱也提出,传文“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也已矣”(注:张岱:《琅?NB030?文集》卷四《家传》,张岱著、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第244页。);他甚至认为,就传主的事迹而言,“有瑜有瑕,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的乎其可传也”(注:张岱:《琅?NB030?文集》卷四《附传》,张岱著、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第259页。以上论述,参见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第366-367页。)。而明人从特定的文化观念出发,认为最能体现传主之“本面、真面”的,不是其循规蹈矩的常言常行,而是其与众不同的奇行异举和超轶常人的个性风貌。正因为如此,明人传状文独取以奇显真的写作路数,塑造出一大批性格怪异、各具风神的传主形象。在西方,20世纪以前的传记作品,也往往意图美化伟人,使传记成为一种“遮羞艺术”(?the??art??of??concealment?),意不在展露人性,实在掩盖人性,得不到其人的真面目。在西方传记写作中,以纵恣之笔真实地描绘传主的美善与丑恶,这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注:参见汪荣祖:《借传观史》,《书品》2006年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3-4页。)。由此观之,明人传状文可谓得近代审美观风气之先。
  
  四、自说自话:表现方式的运用
  
  明人普遍具有尚真求真的审美趋向,如袁宏道在论诗歌创作时说:“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注:袁宏道:《丘长孺》,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第284页。)而明人传状文尚真求真的审美趋向,包含着两重意义:一重是传主事迹言行、面貌性格之真,一重则是传状文作家性灵之真。就文体特性而言,传状文的表现方式无疑应以叙事为主,而明人传状文却大多兼用叙事、抒情、议论、写景等多种表现方式,呈现出表现方式多元化的特点。而且,明代传状文作家在对各种表现方式进行多元选择和复杂组合时,往往自说自话,注入极其鲜明的主体意识,即着力以自我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和参照系,来认知和评价传主的言行,彰显传状文作家的主体价值观念。明代传状文作家往往将自己的经历、思想、感情、才识等渗透到传主的生活中,借为他人作传,抒写内心情怀,寄托人生感慨,传状文成为作家心灵的一面镜子。正如李开先所说的:“观吾诗者,幸求诸言外可也。”(注: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序》,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卷首,第39页。)我们阅读明人传状,亦当“求诸言外”。
  明人传状文的主体意识,首先表现在貌似客观的叙事中,融入作家自己的主观情感,“实”中浸透着“情”,流荡着“情”,使人读之不禁百感交集,血脉贲张。
  例如,从西汉以来,“不遇之感”就成为古代文人的普遍情怀,“天生我材必有用”和“古来才大难为用”的两难悖论,一直是贯穿古代文学的一支主旋律。在明人传状文中,这种“不遇之感”裹挟着特定的时代精神,成为作家认知和评价传主生平经历的一个重要座标。
  如李开先一生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他的传状文便充满着发自内心的“才难之叹”(注: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329页。),叹他人之“才难”,实是叹自己之“才难”。如《?NB048?陂王检讨传》开篇疾呼:
  呜呼!生才实难,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于无才无损,其如天下国家何?予观?NB048?陂王翁,不惟有才难之叹,而且有才难用之叹矣。
  传主王九思(1468-1551)少而有奇才,长而诗文曲词兼长,为官清廉爱民,李开先高度评价其才能,写道:
  在庠序而能发身,在朝堂而能为臣,在史馆而能睦邻,在家庭而能孝亲,在吏部而能知人,在场屋而能取文,在州郡而能得民,在祠庙而能侍神,在馆舍而能待宾,所在皆宜,用之辄效,但不得永其位……
  如此有才的人都不能得到重用,不禁使人感叹:“生才之难,或数科一人,或数省一人,必得间气而后出焉,乃为台阁忌嫉,小人倾陷,有志不获展布,毋乃命运使然,人才生与用皆难哉!”(注: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卷十,第763-768页。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叙写徐渭诗文、书画之奇,有意运用了慷慨激昂、纵横睥睨的文字:
  “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靡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注: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一九《瓶花斋集》之七,第716页。)
  这种复沓夸张的笔调,不仅为徐渭之“奇”增色添彩,更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袁宏道为徐渭这位“奇人”曲折多难的一生而唏嘘感慨的深情,如春水涌泻,奔流而下,如火山爆发,蓬勃喷发。袁宏道爱文长之才,叹文长之奇,悲文长之数奇,畅快地为文长鸣不平、唱赞歌,正如他在给陶望龄的信中所说的:“《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坛吐气。”(注:袁宏道:《答陶石篑》,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瓶花斋集》之十,第779页。)可见袁宏道此文的重点并不在“实录”,而在宣泄其胸中悲喜交加的情感——喜自己终于觅到知音,悲文长一生之“数奇”,全文流荡着一股汪洋纵恣的激情。
  明人传状文的主体意识,还表现在作家常常借助于议论,要么毫不掩饰地以自身的社会观、人生观统辖叙事,塑造心目中理想的传主形象;要么从传主的事迹中引发出对社会和人生的激烈针砭,议论风生,无所顾忌。
  如黄佐的《诗人邵谒传》在开门见山地介绍传主之后,即大发议论,借中唐文人柳宗元(773-819)对时人廖有方(生卒年不详)的赏识和惋惜之情,表明粤地不是没有诗人,而是生平失传不为后人所知。接着笔锋一转,叙述粤地诗人邵谒(生卒年不详,唐咸通七年[866]进京)“可异”的“颠末”:少时家贫为吏,刚直不肯为县官驱使,受辱后断发明志,发奋读书,有所成而为经师,显贵于缙绅间。黄佐为之深致感慨:
  “苟能充其本心而扩之,其气可礴天地,其识可以入金石、孚豚鱼,天下事无难处者,而独工为诗乎哉?今有会稽之竹箭,揉而?NB049?之,镞以钢金,附以南鹏之劲翮,引满而发,贯犀兕七属之甲不难也,使寸寸而屈之,曾不足以为捉。《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而大利孰加哉?”(注:黄佐:《泰泉集》(明万历七年[1579]序刻本),卷五六,第27b-28a页。)

    这段议论成为全篇传文的灵魂所在,旨在说明只要秉赋刚强之气,“充其本心而扩之”,则无所不能及。可见黄佐的议论之词并非就人论人,就事论事,而是超越具体的人与事,从事情的本源与终极的道理上立论,以此作为传主一生事迹的哲理内蕴。
  又如袁中道在《吴龙田生传》的篇首,即以设问的方式,先声夺人地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
  “太史公之传货殖也,则曰:“巧者辐辏,拙者瓦解。”夫盈诎决于巧拙,是其柄在人,而不在天也。而以予观之,往往有失之巧而得之拙者。巧以诈,拙以诚,诚之所在,能转造物者也。贾为机变六薮,而亦以诚得之,人可不诚欤?予于吴君龙田事有感焉。”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七,第738页。)
  该文的传主吴龙田是一位以诚为本的商人,由于家境贫寒,弃儒从商。袁中道抛开客观叙述者的身份,采用“话语干预”的方法在篇首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叙述传主的事迹,显然是以传主的生平事迹佐证自己的观点,试图使读者接受其对传主人格所作的判断和评价。
  自司马迁以降,传统史传叙事者在叙事中,总是一方面采取新闻实录式的客观姿态,另一方面又以批评家或者评判人的姿态出现,在传文末尾以“论赞”的形式发表评论,形成史传“叙中有评”的传统,这一特点在历代散传中也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明人传状文的“论赞”不拘一格,形式多样,有的利用对话形式,以设问方式引发议论,如袁中道《一瓢道士传》(注: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七,第704-705页。);有的以延伸叙事的形式,在传主事迹之外,叙述他人事迹或自身经历而隐含议论,如黄佐《董大理传》(注:黄佐:《泰泉集》卷五七,第11b-13a页。),袁中道《潘去华尚宝传》(注: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七,第728-730页。),陈继儒《澄川李公传》(注:陈继儒著、阿英校点:《白石樵真稿》卷九,第174页。);有的则借题发挥,旁敲侧击,“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注:李开先著、卜键编:《李开先全集》卷十,第759页。),归有光《归氏二孝子传》(注:归有光著、周本淳标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二六,第599-600页。),袁中道《李温陵传》、《江进之传》(注: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七,第719-725、725-728页。),陈继儒《安矾亭先生传》(注:陈继儒:《晚香堂集》卷九,《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66册影印明崇祯间刻本,第666页。)、《孝子高公传》(注:陈继儒著、阿英校点:《白石樵真稿》卷九,第173页。)、《钱母陆淑人传》(注:陈继儒:《晚香堂集》卷九,《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676页。)等。
  其实,“论赞”形式的灵活运用仅仅是表面现象,深含于“论赞”之内的则是传状文作家独特的社会经历和深沉的人生感受。如徐渭《叶泉公传》从叶泉公的事迹引申开去,鞭斥了正德年间阉党的狂横与士人的软弱,云:
  “当正德癸酉间,阉势张甚。奉命镇闽者为某,每行府,守以下并易章服,罢组绣郊迎。阉者乃据馆,守率佐以下人班庭溜,再屈膝拜伏状,阉从几旁徐起答之,以次毕。守与佐属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就府舍。小不谨,或据所括,辄得祸,间至校逮从阙廷,弊杖下,而佐从下,阉则自缚笞以为常,于是所至府无不人人惴恐者。至公,乃今四徒肩舆入馆,驰道上不下,又令前导者呵以入……”(注: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徐文长三集》卷二五,第623页。)
  此段描摹时事,讥斥士习,以叙代议,鞭辟入里,可谓“叙事中议论存焉”黄佐《六艺流别》卷一七云:“司马迁始为列传,首伯夷者,据轶诗可异,乃反覆明其非怨,实诗书之所未言,不出最初两语,载籍极博,考信六艺而已,叙事中议论存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出版社,1997),第300册影印嘉靖四十一年(1562)欧大任刻本,第24b页。)。又如万历三十年(1600),袁宏道兄弟所敬仰的学者李贽在京师镇抚司狱中自杀,悲痛之余,袁中道撰写了《李温陵传》,不仅高度地赞扬李贽的精神,而且坦率地表述对李贽的批评,认为其罹难有其自身的原因:“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对此,袁中道不禁由衷地发出感叹:“可惜也夫!可惜也夫!”袁中道在文中坦然承认自己对李贽的态度是“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在放达任情的真率表露中,深藏着恐惧避祸的心理(注: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七,第724-725页。)。
  在明代以前的传状文中,景物、场景和环境的描写并不为人所重视,即使有,也不过三言两语,聊胜于无。但是有些明人传状文却格外重视景物、场景和环境的描写,不仅用以烘托传主的人格风貌,也表达了作家独特的主体意识。如宋濂《竹溪逸民传》写陈洄月夜泛舟的情景:
  “所居近大溪,篁竹?NB035??NB035?然生,当明月高照,水光潋滟,共月争清辉。逸民辄腰短箫,乘小舫,荡漾空明中,箫声挟秋气为豪,直入无际,宛转若龙鸣,深泓绝可听。”(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二○,第19a页。)
  翠竹、水光、月色、箫声……构成一个超脱尘俗的境界,以此烘托竹溪逸民“世外人”的风范,更隐然流露出宋濂对这种自然人格的赞赏、仰慕之情。又如陈继儒《冯甄甫传》云:
  “性好古,喜集法书名画,延胜士焚香品题之。遇佳山水,为横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隽韵,似将折节改弦,不终以酒人自雄矣。然每当志敞意得,鼓二挞,鸡三号,犹严扃门户,不听客归,觥筹交飞,排调错出,不沉醉不休。”④(注:陈继儒:《晚香堂集》卷九,《四库禁毁书丛刊》本,第671、664页。)
  《孙汉阳太守传》云:
  “公自此无复仕进意,遂于东郊故居,修筑精舍,辇奇石置庭除,环列鼎彝金石、法书名画,摩挲其中,涤除洒扫,屏榻如鉴。客至,命张具,鼓吹递作,童子按院本新声,闻舞狻猊及角?NB050?之戏。人以为安陵食、辋川庄不是过也。”?④
  陈继儒笔下描述的这些美好而富情趣的生活理想、世俗而又雅致的生活,其实既是日常闲适生活的写照,也是他心目中理想生活的反映。
  
  五、结语
  
  作为一种文体,早在魏晋六朝,传状文写作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此后历代皆有佳作。而明代传状文却超轶前贤,独具风采,在文体形态上,表现出平民化的传主身份、奇异化的传主事迹和主体性的表现方式三大特征,并包蕴着特殊的文化内涵。
  同前代传状文中汗牛充栋的道德人物相比较,明人传状文的传主身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格外关注践行日常人伦的平民(包括平民女子),从而展现出独具风貌的平民化的道德人格。明人传状文不仅好为奇人立传,尤其好为出身平民的“畸人”立传,其中既有符合传统价值观念的奇节独行之士,更有富于时代文化特征的放荡形骸之士。明人传状文传主身份的平民化倾向,从一个方面昭示出明代文人勇于突破“区隔”界限、引导文化风标的时代特征,这是当时社会文化权力下移趋势的一种鲜明表征。
  在传主事迹的选取方面,明人传状文表现出求奇嗜异的审美特征,作家往往喜好选择传主的奇特之事、奇异之事与奇趣之事,加以重笔渲染,使传状文呈现出奇光异彩和奇情异趣。同前代传状文不同,明人传状的选材偏向于求奇嗜异,不仅不是蹈虚骛空之举,反而是求实尚理之梯。明人传状文独取以奇显真的写作路数,塑造出一大批特立独行、不同凡响、各具风神的理想人格。
  明人传状文大多兼用叙事、抒情、议论、写景等多种表现方式,呈现出表现方式多元化的特点。传状文作家在对各种表现方式进行多元选择和复杂组合时,往往自说自话,注入极其鲜明的主体意识,即着力以自我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和参照系,来认知和评价传主的言行,彰显传状文作家的主体价值观念,从而使传状文成为作家心灵的一面镜子。
  阅读明人传状文,尤其是阅读明人以当代人为传主的传状文,我们仿佛可以睹见明人栩栩如生的状貌,可以闻听明人欢悦幽默的謦?NB031?,可以触摸明人棱角分明的性格,可以感受明人超轶脱俗的风神,可以透视明人晶莹剔透的心灵。世道人心,尽在于斯,这就是明人传状文的不朽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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