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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0年4月16日  出处:雷池貔貅 审辑于 互联网  本页面已被访问 3388 次

台灣的賦學研究:1945-2000(4)

四、賦論研究
由於「賦」長期被「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社群視為邊緣文類,因此在「賦的研究」方面尚且不足,「賦論的研究」部分也就更難引起注意,它不但是「古代文論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蔡鍾翔〈賦論流變考略〉,《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文學院,1996年,頁533),也是「辭賦研究領域內一個最薄弱的環節」(李生龍〈全國首屆賦學討論會綜述〉,《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9年4期)。「直到九○年代,批評論著才受日漸興盛的賦學影響,為其騰出領地」(許結〈二十世紀賦學研究的回顧與瞻望〉,《文學評論》1998年6期)。

(一)古代賦論

1.漢代
在賦論家們的個別討論方面,何沛雄〈略論《漢書》所載錄的辭賦〉(漢魏六朝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一文,探討班固《漢書》選錄的賦家與賦篇的用意。李錫鎮的〈揚雄賦論初探:賦篇諷諫的功能及其語言策略〉(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指出揚雄「詩人之賦/辭人之賦」、「麗則/麗淫」主要都從「實用」的角度出發,但後人在以「言過其實」、「夸過其理」為戒的同時,似乎未注意到「宏侈鉅麗」其實正是促成「諷諫」此一實用功能的手段。因此,該文進一步分析虛擬誇飾的三種功用(滿足好奇心理、迎合帝王所需、利用對比揭露虛偽)與「諷諫」的關係,並推演出賦為達成諷諫目的所需的四項語言策略──虛構人物與問對、誇大敘事與寫景、情節發展的逆轉、雙關與的運用。可惜這些諷諭賦往往「勸百諷一」,這一方面是因為絢麗的景物有掩蓋了作者意圖之虞,一方面則因皇帝只做表面閱讀,甚至刻意誤讀。

就漢代的賦論趨向或內容進行解讀者,則有梁成德〈兩漢賦論思想〉(中國文化月刊226期,1999年)、〈建安賦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2期,1999年)、以及顏崑陽〈論漢代「賦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1996年)。梁成德〈兩漢賦論思想〉將漢代賦論歸納為「尚用諷諫」與「尚美欲麗」兩個看似矛盾的層面,並認為技藝美起初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但要到賦家政治使命消退之後才發揚光大,東漢後期抒情小賦的崛起,便是意識到這一點。〈建安賦論〉則指出,建安文人一反漢人賦論的精神,不再將「美」、「刺」看成是辭賦創作的唯一目的,也不再將「美」、「刺」做為品評辭賦的唯一標準,而認為辭賦應緣情而發,抒發個人的懷抱與感受。

顏崑陽〈論漢代「賦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一文,主要在討論漢代賦論文本,若置於「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發展歷程中,究竟有何種意義與價值?綜觀漢代賦論文本所關切的問題,不外乎「賦的特性」、「賦的功用」、「賦的起源」、「賦的分類」、「賦的創作經驗與法則」幾項。若就「中國文學批評史」來觀察,漢代賦論中的「言志」及「諷諭」之說,其實都承自先秦詩學,並無新義,但在下列五個方面則影響後代文學批評至巨:1.開啟有關文學語言藝術性與規律性論述;2.觸及文體起源、分類、風格範式的觀念,引導魏晉六朝的「文體批評」(相對於「情志批評」)路向;3.建立「分類」或「分派」的批評模式;4.開啟以作者為立場的創作論批評;5.觸及客觀之「物」在文學作中的地位問題。

2.魏晉南北朝
劉勰《文心雕龍》的賦論,是魏晉南北朝賦論中較受注意者。傅錫壬〈劉勰對辭賦作家及其作品的觀點〉(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文理學院中文研究室,1970年)一文,即就《文心雕龍》所遴選的「辭賦英傑」及其相關評論進行歸納整理。王禮卿〈《文心雕龍詮賦篇》析恉〉(文史學報6期,1978年),指出「大義本之於詩」與「體制偉麗於詩」乃賦體之二義;鋪采摛文,所以盡主文之功;體物寫志,所以致譎諫之用。二者雖交輔為用,實以諷為重。由此言之,則第二義尤為賦之所重。此外,又申述劉勰所論十八家賦,並以「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乃賦之法則。

呂武志〈劉勰《文心雕龍》與皇甫謐《三都賦序》〉(書目季刊31卷4期,1998年)、〈劉勰《文心雕龍》與左思《三都賦序》〉(孔孟月刊36卷8期,1998年)二文,主要在比較彼此論賦的相關性。大致來說,劉勰論賦雖有左思餘影,例如左思尚「真」,批評漢賦「侈言無驗」,劉勰亦不認同「採濫忽真」,但相較於左思的偏頗,劉勰態度之客觀、論證之嚴謹,無疑是超越左思的。但若與皇甫謐相比,則皇甫謐論賦重視辭采,也不廢事義,和劉勰「麗辭雅義,符采相勝」的論點是相同的;而皇甫謐在〈三都賦序〉中推闡賦體源流、解釋命名義涵、評價作家作品、揭示寫作特點,也引導了劉勰文體論的四大綱領;又皇甫謐提出「鈕之王教,本乎勸戒」的要求,劉勰也主張賦應有益於風軌;因此,皇甫謐〈三都賦序〉可說對劉勰賦論影響至深。

蕭統《文選》的賦論,有何沛雄〈《文選》選賦義例論略〉(漢魏六朝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一文。該文首先說明《文選》列賦為首的意義、《文選》對賦的分類方式、以及《文選》所選錄的賦家及其作品。其次,對蕭統選賦義例提出批評,計有「騷賦析分之不合」、「分類標目之不確」、「作家、選材之不當」、「賦文摘錄之錯誤」等項目。

游志誠〈《選》賦所見賦學之思想與體類〉(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1996年)認為,《文選》分賦為十五類時特設「志」一類,是有特殊意義的。因為魏晉以後,玄道之學盛行,借賦以說道言理的現象也蔚然興起。這種賦以說道言理為其「志」,與楚辭、漢賦的「諫君之志」不同。《文選》顧念此新興文體有選錄的必要,但又礙於「立意為宗便不選」的原則,所以乃在賦中設立「志」一類,而以四篇濃厚道學思想的作品隸之。

賦論成為賦學研究的新興範疇,主要反映在學位論文的論題選擇上,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賦論,在兩年內就有兩本論文是以此為討論對象。

李翠瑛《六朝賦論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8年)是以六朝時期關於賦的言論、意見與主張為研究的對象。該文首先從政治環境、社會背景、自然山水、人文思想等角度,說明賦在六朝的地位、身分以及關係;其次將六朝賦論畫分為「建安至魏晉」、「兩晉」、「南北朝」等三個階段,說明其歷史發展;再次,從六朝賦論中探究其麗言、比興物色、巧構形似的創作論,析論六朝賦論的理論架構;並從「文麗說」、「情性說」、「徵實說」三種論賦主張的提出及其流脈,析論六朝賦論的審美觀。

梁承德《魏晉南北朝賦論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1999年)主要分成「建安賦論」、「兩晉賦論」、「南朝賦論」及「北朝及隋賦論」四個階段進行說明。「建安賦論」的要點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詩賦欲麗」、「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雅好慷慨」。「兩晉賦論」的要點是:「緣情體物」、「主情尚省」、「依本徵實」、「類微喻大」。「南朝賦論」又可細分為「元嘉」、「永明」、「梁陳」三個時期,元嘉時期重視瑰辭麗說、情志寄託、以意為主;永明時期的賦論思想是「圓美說」的提出及聲律論的建立;梁陳時期則偏重「新變」與「放蕩」,另有劉勰、蕭統兩位重要的賦論家。「北朝及隋賦論」則明顯與南朝不同,走向尊經崇古、平實無華。

3.唐宋
唐代《賦譜》及宋代《聲律關鍵》,是現存研究唐宋律賦的主要著作,但台灣學者對此時期賦論的探究,仍在宋代一些零星的言論上。

簡宗梧〈司馬光的賦觀及其文學觀的定位問題〉(第一屆宋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5年)一文,主要是由司馬光作賦的態度驗證其政治取向的文學觀。該文指出,司馬光並非專業的文學理論家,他只是就儒家重視政治效能的立場,觀察文學應扮演的角色。因此,他對律賦儘管極為貶斥,但它所考慮的,僅是文采是否為人才甄選的必要條件而已,並無關於賦體優劣的價值判斷。此外,司馬光既如此重視文學懲勸善惡、補察得失的功能,顯然有異於「作文害道」的道學家文論,而近於王安石的看法,故部分文學批評史將司馬光列屬道學家的文學觀,其實是有待商榷的。

鄭雅文〈從孫何、范仲淹、秦觀的賦學理論看北宋律賦之發展〉(雲漢學刊5期,1998年)一文,排比孫何、范仲淹、秦觀對律賦的見解,綜整出宋人對律賦的書寫要點在於:注重破題、引經據典、鍊字琢句、聲律押韻,人們亦藉賦「見學殖之深淺,覘器業之大小」。

4.元明清
鄧國光〈祝堯《古賦辯體》的賦論(上、下)〉(故宮學術季刊12卷1期、2期,1994年)除了簡介祝堯的生平行誼及《古賦辯體》的編纂方式,其賦論計分「辨體的批評」、「賦本的確立」、「古體的回歸」、「六義的釐辨」四方面說明。「賦體之流,固當辨其異;賦體之源,固當辨其同」,為該書辨體的基本原則;「吟詠情性」則是賦的本體,「因情而辭,因辭而理」是祝堯的基本主張;「由今之體以復古之體」是祝堯編纂該書的主要目的,「祖騷而宗漢」是回歸古體的途徑;而根據「六義」來品評賦作的優劣,則是《古賦辯體》的特色,祝堯認為「風、比、興」為「詩體」,「賦、雅、頌」為「文體」,賦既「吟詠情性」,自當以「詩」為體,不當以「文」為體。

游適宏《祝堯〈古賦辯體〉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是以元代賦學專著──《古賦辯體》為研究對象,嘗試探討《古賦辯體》的編撰意圖及理論內涵。該文先從科舉考試的背景,追索何以產生唐宋重律賦、元代重古賦的差異;繼而說明祝堯編撰此書的原因及選錄作品的方式。全文的主軸,在於分析《古賦辯體》如何以「情」、「辭」、「理」三項「主導要素」的消長進行歷史詮釋,並重建其理論架構──賦必須「緣情託興」,更必須以「情」涵攝「辭」、「理」來完成「麗則」的完美風格。此外,亦探討《古賦辯體》在賦論史上的地位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梁立中〈賦概(先秦兩漢賦說)詮論〉(東南學報7期,1984年)是就劉熙載《藝概.賦概》中評論楚辭與漢賦的部分予以疏釋。該文共詮論七十八章,區為十三篇:(一)賦源說;(二)離騷說;(三)屈原賦;(四)荀況賦;(五)宋玉賦;(六)西漢賦;(七)東漢賦;(八)楚辭與漢賦之別;(九)司馬相如之賦觀;(十)揚雄之賦觀;(十一)賦之言志與諷諫;(十二)賦與譜錄;(十三)作賦技巧。各篇蒐錄〈賦概〉中相關條文,再分條說解,體例頗類「箋注」。或偶加考評,如謂「辭」、「賦」非一體二名、曹植〈洛神賦〉當出於宋玉〈神女賦〉而非〈湘君〉、〈湘夫人〉等,不為無見。但闡述常流於平面式的歸類,並未將劉熙載的看法整合為一體系,殊為可惜。

高桂惠〈從《雨村賦話》的批評實踐看賦學研究的面向〉(紀念陳百年先生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1994年)是一篇對賦學研究方法的反省。文中指出,由於歷來多將《詩經》六義之「賦」做為賦體的審美與價值歸趨,因而往往形成以論詩代替論賦的偏失,「賦話」也遲至清代才產生。本文從李調元《雨村賦話》所關切的律賦寫作技術──如破題、對偶、押韻上著眼,試圖尋求一套不同於詩學批評的賦學批評系統,並強調律賦由於綜合考察了舉子對於經史的熟習程度,故《雨村賦話》其實並非僅專注於語言技巧的琢煉,更以文化學的角度開拓了賦學研究的視野。

陳美朱〈論唐賦的兩極評價〉(中國文化月刊218期,1998年)對比了明代「唐無賦」及清代「賦莫盛於唐」的兩極看法,認為「唐無賦」的主張,是基於「祖騷宗漢」的正統觀、詩賦合流、及律賦取士以致賦體日卑三者所提出的。「賦莫盛於唐」的主張,則是著眼於律賦不等於唐賦、唐賦百體爭開、以及今不必劣於古等三項理由。

林振興〈清代賦學批評初探〉(僑大先修班學報8期,2000年)係從分期、形式、內容三方面,介紹清代賦學批評的概況。在分期方面,可分為1.清代前期,2.乾嘉時期,3.道咸時期,4.近代時期。清代前期沿襲明代的賦學觀,重視古賦;乾嘉、道咸時期,批評對象以律賦為主;近代時期,批評的重心又回到古賦。形式方面,清代的賦學批評文本可概分為四類:1.專著(賦話),2.單篇賦論,3.賦集序跋與凡例,4.前代賦論的輯錄。至於清代賦學批評的內容,涵蓋面甚廣,對賦體性質與起源、賦的演變、賦的創作技巧與原則、賦的功用與價值、賦家與賦作的選評等,皆有所探討。

(二)當代賦論
「當代賦論」指的是對「當代」的「賦學研究」狀況所進行的後設研究。這些學術論文倘若能夠加以蒐羅彙整,並做適度的評析,不僅能嘉惠後學,對於整體賦學水平的提升也有莫大的助益。

簡宗梧有鑑於此,分別於1995年及1997年邀集研究生完成「近二十年(1971-1990)大陸地區賦學研究發展現況評估」和「近五年(1991-1995)中外賦學研究述評」兩項國科會專題計畫,共已彙聚專書及論文之研究提要資料六百多筆,並另發表〈近二十年(1971-1990)大陸地區賦學研究發展現況評估〉及〈1991-1995年中外賦學研究述評〉兩份總結報告。

除此之外,尚有陳成文〈近五十年(1949-1997)臺灣地區唐賦研究概況〉(中國唐代學會會刊9期,1998年),以及游適宏、陳成文〈政治大學賦學研究述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卷2期,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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