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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赋”、“骈文”及“文以载道”的探讨 / 梦天

发表日期:2012年1月20日  出处:赋帝司马呈祥潘氏 审辑  作者:梦天  本页面已被访问 939 次

梦天的观点-- 
 
你(指南唐后主的帖子,见引文)的文中有一处硬伤,不得不指出,那就是--“因为骈文不是为载道而服务”

骈文来自于赋,而赋的一大作用就是为载道而服务。赋的发展,经历了辞赋、骈赋、律赋、文赋这四大阶段(此外俗赋、白话赋也会算入其中),其中,骈赋就是骈文的发轫。赋发展到文赋阶段后,虽散句大大增多,骈句大大减少,可骈句依然是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自古至今,恐怕再也没有一种文体能比骈文更适合为“载道”而服务了,自辞赋以后,骈赋、律赋、文赋都是一种骈文,所不同之处,一在于布局谋篇不同,二在于议论成份所占的比例不同,三就在于其中骈散的比例有所不同,而骈句是不可或缺的。

清之八股文就是一种介于律赋、文赋之间的文体,其中,骈文部分是重点之一。所以说,这句话有硬伤:))

呵呵,糖糖,我想我可以断言,真正的好赋,你读的恐怕不太多,宋玉的《风赋》(辞赋)、庾信的《哀江南赋》(骈赋)、王勃的《寒梧栖凤赋》(律赋)、苏轼的《前赤壁赋》(文赋),还有江淹的《别赋》、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等等,难道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极品么?特别是《哀江南赋》,不读之无以感受中国古典文学之宏博富丽博大精深,我们应该补上这一课!
 
不太好写不是理由(至少在我看来,并不比旧体诗词、新诗难写),请注意,古代的檄文(可以大体看作现在的社论吧)全部是骈文。的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于骈文及赋,我们现在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而在于写出来能不能让大多数人看懂(在古代自然不存在这一问题),所以说,骈文及赋如今也需要变革,那些满篇典故处处古字的赋,我们是不必写的了,而需要创新!
 
中唐鄙视骈文?不,恰恰相反,唐宋时期,骈文及赋是最受重视的文体之一,科举考试中,赋的考察列于诗前,直至元代,方才废赋以策论代之,而至明清,就又恢复了赋的考试,当然,后来赋的一分支(律赋)演变为八股文,渐渐失去了其生命力。然而,其另一分支,或说律赋的下一阶段--文赋,缺大又发展,并为历代文人所推崇。至于近代出现的白话赋,也是由其发展而来的。
 
而在民间,敦煌曲子词中,夹杂着不少用语诙谐、情趣盎然的赋,史称俗赋,可见,赋绝不仅仅是用于“载道”的--虽然这是它历史上的主要功能--也可以用于民间。
 
别人这么说,或许不很合适,我说,还是稍微有点道理的,诗词,我背了共3200首,赋,则是152篇,浏览乃至细读过的,不计其数。
 
除去这些经典的,还有很多很多不经典、为一般人所不知、而又确实很好的,恐怕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未必知其十之三四吧。如果有兴趣,哪天我们专门来聊聊,随时可以:)
呵呵,如果我说的有道理,就请接受,如果觉得接受不了,那就再细细考虑考虑,日后慢慢聊也不迟:))如果觉得没道理,就摆出道理来,约个时间,继续探讨:))
 
既然是砸别人的帖子,自己的砖头就一定不能有一点纰漏(当然,我上面的论述恐怕也有纰漏,呵呵),自家兄弟,探讨而已,别当真呀!

悠风的观点-- 
 
先说说“文以载道”的意思,文以载道是古典文学的基本观念之一。被宋五子之一周敦颐在其《通书.文辞》中提到:“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大意是指文以载道的重要性。就是文章要表达某种思想,文以载道的“道”字特指儒家思想。这一主张并非周子发明,宋以前已有这种观点,但周子是最早用“文以载道”四字来表叙这一观念的人。此后,随着理学被尊为官学,文以载道成为古典文学的“最高指示”。

一、“因为骈文不是为载道而服务的”:一般来说,一切文体都是“文”,骈文也是文,所以骈文也可以为载道而服务。只不过在骈文盛行时,还没有文以载道这一观念。

二、骈文来自于赋:骈文式句子在先秦、汉代都已出现,但骈文是魏晋后以后才产生的新文体,是文。而赋是一种不同于诗,也不同于文,又是亦诗亦文的文体,介于二者间,“不歌而诵谓之赋”。说骈文来自赋,恐不妥当。

三、而赋的一大作用就是为载道而服务:如骈文一样,在赋盛行之初,如骚赋、汉赋流行时,还没有文以载道这一观念。

四、赋的发展,经历了辞赋、骈赋、律赋、文赋这四大阶段(此外俗赋、白话赋也会算入其中):赋的发展应大致可分为五大阶段,也就是五种: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拼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

五、其中,骈赋就是骈文的发轫:梦天所说的“骈赋”便是“俳赋”,用四、六言骈偶组成句子,夹杂赋中,只能是一种赋的特点,如果一定要说“骈赋就是骈文的发轫”,那也算是差强人意吧。

六、赋发展到文赋阶段后,虽散句大大增多,骈句大大减少,可骈句依然是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自韩子发动“古文运动”,骈文已失去了正统地位。赋发展到文赋阶段后,骈句已可有可无。

七、自古至今,恐怕再也没有一种文体能比骈文更适合为“载道”而服务了:如果一定要说哪种文体更适合载道,那么应是“八股文”。因为八股文本身便是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八股文的体制,是要“代圣贤立言”,全文一定要效仿哪位圣贤的口气来说,并要符合朝庭的意旨,且以朱子所注《四书》为准绳。

八、清之八股文就是一种介于律赋、文赋之间的文体,其中,骈文部分是重点之一:八股文不关赋。八股文有破、承、起、比,其中正文才是四比,四比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因此八股文是一种标准的骈文。

九、中唐鄙视骈文?不,恰恰相反,唐宋时期,骈文及赋是最受重视的文体之一:韩、柳等人旗帜鲜明地倡导师法先秦两汉散体化的“古文传统”,讨伐骈四骊六。中唐不止是鄙视骈文,而是强烈反对,坚决打倒骈文。

梦天的观点-- 
 
一、“文以载道”的提出确如悠风兄所言,最早见于宋人周敦颐之《周子通书.文辞》,不过,我帖子里说的“自古至今,恐怕再也没有一种文体能比骈文更适合为‘载道’而服务了”,是指骈文及赋这种文体,在历史上确实曾在“载道”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在“文以载道”这一观点被明确提出之前,前人已自觉、不自觉地以辞赋为之服务了,如宋玉、贾宜、司马相如的不少赋作,就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为当道所采纳。

二、“骈文来自于赋”,我的这一说法,确实不够严谨,但我有我的解释--关于赋的起源,有四种说法,其中“赋出俳词”是其中之一(在冯沅君的《古优解》、《汉赋与古优》中有详细论述),而所谓俳词就是指兄所说的“在先秦、汉代出现的骈文式句子”,即骈句,而后世出现的骈文可以看作是这种零散的骈句的积累、熔接乃至升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骈文来自于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赋出俳词”这一说法,在赋源四说中,向来不太为人所重视,但我是对此一向比较认同的,因为赋与俳词确实有许多非常相思的地方,而且俳词以问答构篇、韵散结合,这与赋的基本要素相当吻合,详例可见《史记.滑稽列传》之优孟谏庄王爱马之事、《国语.晋语》之惠王时优施与骊姬的对话。

三、“而赋的一大作用就是为载道而服务”,我这么说,理由同“一”。

四、赋的发展历程,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如我所说的:辞赋、骈赋、律赋、文赋、俗赋、白话赋,一是如悠风兄所说的:辞赋、骚赋、俳赋、律赋、文赋,二者都有道理,都有支持者。辞赋与骚赋,可分而视作两种不同的赋体(悠风兄执论),也可看作同一种赋体(梦天执论),我的理由:骚与赋,原来是两种不同的
文体,自班固提出,将屈原的所有骚体诗皆看作赋之后,后世多从此说,乃至清人戴震之《屈原赋注》,也执此说。当然,如果分而视之,也无不可,所以说,我与悠风兄之见解不同而已,并无对错之分。

五、骈赋和俳赋,大体可看作同一种赋体的不同名称,“俳”,许慎《说文解字》训为“戏”,清段玉裁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不过,二者也略有不同,俳赋所用之俳体,是历代文学创作中都存在的一种以诙谐戏笑为特色的体裁,又称“俳谐体”,源于汉代扬雄的《逐贫赋》,之后,经多年的发展,变得更注重对文字语言的研究和表达,以此来取悦世俗。而骈赋之骈体从一出现起,就专指那些讲究排偶对仗、谐宫调羽的文体,又称“四六”,它兴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唐代古文运动后稍稍衰落,唐末宋初又兴,直至有清一代,盛行不已,直至近代方才衰落。所以我说“骈赋就是骈文的发轫”,也可讲得通。

六、自唐之古文运动后的一段时期,骈文确实有所衰落,但唐末宋初又兴,直至清代,并未失去其正统地位。而赋发展到文赋阶段,骈句并没有变得可有可无,而是与散句配合得更合理、更纯熟了,更不可或缺了。完全没有骈句的赋,只有如近代杨朔等提倡之白话赋,但白话赋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因为它已经丧失了赋的基本特征--具备骈句。文赋的最大特征,不是骈句的多寡,而是其中的议论成份比以往的所有赋体都大大增多了,议论为主,兼及体物、记事和抒情,这才是文赋的基本特征,而此前的所有赋体,都是以体物、记事为主,兼及抒情、议论的。文赋的另一特征是多用散,以散御骈,但骈并不可或缺。用散并不是完全摒弃了骈,而是一在赋的主体部分保留了数量不等的骈文,二是多用散为偶,以散文句式充当骈偶的基本材料,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即是一例。而完全用散而弃骈的作品,缺是失败的居多,如陆游的《丰城剑赋》。宋之朱熹曾说:“东汉文章渐趋对偶,汉末以后只作属对文字,韩文公尽扫去,方成古文。当时信他者少,亦变不尽。及欧阳公,一向变了。”又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所以做古文自是做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杂。”也就是说,骈文在唐代曾一度被古文运动所压制,但并未完全消亡,而是与“古文”同步发展,之后骈、散融和,出现文赋。

七、八股文其实就是律赋的一种发展,其结构是标准的律赋,而破题多用骈句,文中骈文部分也不可或缺。

八、理由同上。

九、理由同六。

悠风的观点--

一、“道”字并非泛指一切思想,特指儒家思想。公元前134年,董子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厥罢百家。梦天兄所举宋玉为楚国人、贾谊为西汉人,儒术还未独尊,司马相如那时虽赶上,但尚无载道。

二、赋最初是古诗表现手法之一,到战国时代逐渐形成一种文体,如《荀子》中便有《赋篇》。退一步来说,既使可言之“赋出俳词”,恐也不大好得出“骈文来自于赋”之论,不妨权且悬挂吧。

三、“而赋的一大作用就是为载道而服务”———那时无“道”可言,如何载之?若说宋后之作(宋后文人学士最喜俳赋与文赋),倒差强人意。

四、1、“一是如悠风兄所说的:辞赋、骚赋、俳赋、律赋、文赋,二者都有道理,都有支持者”———小弟并未将“辞赋”列于其中啊。“辞赋”便是指“赋”,是赋之别称,应不在赋发展之列。2、“骚与赋,原来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此言不错。南宋文学批评家刘勰认为:“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可见,赋由《诗经》、《楚辞》演变而来。

五、梦天兄一定要说“骈赋就是骈文的发轫”,也不妨权且悬挂吧,呵呵!

六、1、自唐之古文运动后,骈文正统地位已失。兄应知,唐宋八大家都为古文大家,骈文若还未曾失其地位,试问骈文大家何在?呵呵。2、白话赋也可称之为赋,是因为其基本特征恐并非一定要具备骈句。刘勰指出“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才是赋之特征。

七、“八股文其实就是律赋的一种发展”———依小弟来看,八股文与律赋相只是有些同通处,但不相通同,无论是题目还是字数、以及平仄。而且八股文溯源于宋朝“经义”考试,真正决对要求“代圣贤立言”,就这点来说,古典文学中任何文体和八股文都不好相提并论。其破题虽多用骈句,但并不曾限制哦。

八、理由同上。

九、理由同六。

呵呵!小弟以往,于古典文学亦钟情莫甚,希望兄台再次讨论。

梦天的观点-- 

一、关于“文以载道”的“道”--

对于“文以载道”的“道”字,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特指儒家思想(专指),二是指作者--特别是对社会或文化有影响力的人--的政治、文化、思想主张(泛指),我赞同第一种理解(悠风兄与我在前面的讨论中的观点),但更主张以第二种理解理解之,这毕竟更适合文艺批评的发展历程乃至远景。

而且,儒家思想,在经汉、唐特别是宋代以来统治阶级的长期“改造”,已与其初始状态大大不同,甚至可以说有所异化。因此,我觉得,凡是“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为当道所采纳”的,都可以“文以载道”观之,这是成功的“载道”,如宋玉、贾谊的一些赋作所体现的思想。而“隐晦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并未为当道所采纳”,也大体可以是观之,如司马相如的一些外观富丽堂皇实则暗含讽谏之意的赋作,这是未成功的“载道”。

以上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但确有其理,我们可继续探讨之。 
 
 
二、关于“赋”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其实,“赋”最初不是古诗的表现手法之一,请看--

起初,在春秋时期,“赋”的意义是“诵”,作动词用,始见于《左传》之《郑伯克段于鄢》:“公入而赋”。

之后,至战国时期,“赋”变为“古诗的表现手法之一”,如《诗经》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首见于《周礼.大师》,后《诗.大序》引用之),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而“赋”、“比”、“兴”是三种写作表现手法,其实不然,请看,《诗.大序》:“风,风(讽)也,教也;风(讽)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诡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可见,“风”是“主文而诡谏”的,也就是说,“风”是用婉转的手法来讽谏,不仅可以“化下”,更可以“刺上”。这正与“赋”成为了鲜明的对比--“风”婉而赋直;“风”讽喻而“赋”铺陈;“风”对政教的善恶不从正面直说,而是诡谏,“赋”却“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所以说,“风”和“赋”是古诗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手法,但它们的运用目的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诗.大序》中“风、赋”并提,而不是如后世曲解的那样“风、雅、颂”并提而“赋、比、兴”并提的缘故。而且,在六义中,“风”和“赋”是处于主导地位,“比”、“兴”隶属于“风”、“雅”、“颂”隶属于“赋”,因为--既想采用“主文而诡谏”的表现手法“风”来写作,自然宜“比”宜“兴”;而既想采用“直陈其事”的“赋”,自然就宜“雅”(《诗.大序》:“雅者,正也。”)宜“颂”(《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汉代之后,“风”逐渐式微,最终为“赋”所兼并,从而使后世作为文体现世的“赋”,兼备了古之“风”、“赋”二者的基本特征:既可“主文而诡谏”,也可“直陈其事”。

再后,至战国末期,自荀子之《赋篇》起,赋方才成为一种文体,即后世至今所言之“赋”

此外,从上述“风”、“赋”的运用主旨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为“载道”服务,确实是“赋”的一大作用。
我持“骈文来自于赋”之论,理由见上一帖之论述,是否非否,先悬疑也可。 
 
 
三、关于“赋”和“文以载道”--
 
理由见一。 
 
 
四、关于“辞赋”--
 
不,“辞赋”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赋的通称,更是一种赋体的特指,专指一种“设辞作赋”的赋体,也有称为“古赋”的(这一称谓其实并不确切,以“古”这一时间谓词训“赋”,远不如以“辞”这一谓词训“赋”来得贴切。当然,也有人说,辞赋、骚赋应分为二,而“古赋”只是一个概说,内含辞赋、骚赋等。这两说均有可观处)。
辞赋形成于汉代,《诗品》言:“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文选》中,辞赋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两汉的确堪称辞赋的时代。
 
与后世之律赋、骈赋(俳赋)、文赋等相比,辞赋的一大特色,就是“设辞作赋”,即大多采用二人或多人对话的形式,或引申铺陈,或直接敷衍成篇,如宋玉之《风赋》、枚乘之《七发》、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东方朔之《答客难》、扬雄之《长杨赋》、班固之《两都赋》等辞赋名篇,皆是如此。
 
至于辞赋与骚赋是合而为一还是各存其体,目前并无统一的说法,二说并存也可。 
 
 
五、关于骈文与骈赋的关系--
 
“骈赋是骈文的发轫”,这也只是我的一点看法,理由见上帖,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之。 
 
 
六、关于唐宋时期的赋的地位--
 
“自唐之古文运动后,骈文正统地位已失”,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说法,但在我看来,这一说法其实有误导之嫌。在赋的发展历程中,唐代是重要的一环,在这一环中,赋作为一种文体,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但出现了律赋(其影响深远,直至明清),并而且出现了文赋的雏形,对赋的发展,功不可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汉,是赋,在唐,是诗,在宋,是词,在明清,是小说。以诗观之,若论数量,清诗为最,但清代的大诗人数量与质量,自然稍逊于唐代;赋也是如此,唐赋数量极大,《文苑英华》第一卷几乎全是唐人之赋,但质量确实不如两汉及宋之赋,这是因为,到了唐代,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诗,逐渐取代了赋的地位,原因如下--《礼记.乐记》曾指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唐是继汉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有生机的完全统一的帝国,此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人们的个性强烈要求得以最大地张扬,因此,唐代才成为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开放、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朝代,而赋,这种结构谨严、铺陈有序、辞藻纷繁、典故错杂的文体,自然就有些不适合士大夫乃至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了,这时,只有诗,也只有诗(近体诗),才能随意地、自如地、完全地抒发他们的情感,直抒“盛唐之风”。在这种历史现状下,赋,受到压抑,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诗已经取代了赋先前的地位,赋只好另寻发展之路,其发展之一,就是形成了专为应试之用的--律赋。律赋,讲究声韵的整齐、对仗的工整和开阖的扣题,讲究颇度:一讲限韵(考试时,出题者给出一短句,应试者以此句中之每字所在韵部为韵脚作赋,类似于限韵作诗,始于开元二年),二讲锤炼字句(律赋用语须经锤炼,不可有过多赘字,全赋字数一般不超过四百字),三重破题(要求开篇即能扣题,词旨既显豁而又不浅露,如贞元十二年试《日五色赋》,李程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二句为时人激赏,从名落孙山一跃被钦点为状元,这八个字对后世士子的影响和启示--专指应付科举考试--非常深远),可以说要求颇为繁琐,写作难度较大,而且体式僵死呆板,涉及的题材更是仅仅颂扬君主、阐释经义、描摹物状,全然没有了灵动之美。
 
所以说,从赋的发展史来看,律赋,其实不仅不是创新,反而是种倒退--它把骈赋中讲究骈偶对仗音韵华美的形式之美推崇到了极致,反而大大淡化了赋的抒情性和个性特征。有唐一代,律赋层出不穷,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却并不大。
律赋和试帖诗一样,最终成了文人登科的敲门砖,失去了其文学价值。而且,唐代科举考试中,诗、赋均考,但赋的成绩为主,列于第一,比诗更重要。因此,可以说,从文学发展的观点看,唐诗的重要性和艺术价值均远胜于唐赋,而从统治阶级的通过科举取才的观点来看,唐赋的重要性却胜过唐诗。
 
至于中唐,韩愈、柳宗元等文学大家领导发起了古文运动,不可否认,古文运动对赋的打击确实极大,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古文运动打击的赋,主要是指律赋(特别是专用于应试的律赋)及部分骈赋,而对于辞赋(骚赋),却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它对于一种全新且富有生机的新赋体--文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也就是说,古文运动,打倒了律赋,却又成就了后世的文赋。所以说,“自唐之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正统地位已失”,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
 
而且,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和柳宗元,本身也是赋的大家,韩愈的律赋在当时就颇受士人重视。更有趣的是,初唐乃至盛唐前期,科举考试的重点还是重帖经而非诗赋,专攻律赋的人还不多,恰恰是到了中唐时期,大历、贞元年间,律赋考试风气渐开,至太和八年,方才专考诗赋,于是大批律赋名家应运而生,李程、王起、蒋防、谢观、林滋、黄滔、白居易、元稹、陆龟蒙,都是律赋大家。可以说,有唐一代的科举进士文人,几乎没有未曾经过律赋这一关的,这在此前的朝代中,是从未有过的。自唐以后,律赋随着科举制度的延续而历朝不衰,成为赋体的一种,并逐渐转变成了后世的八股文。
 
可见,中唐时期,既是古文运动勃起,律赋备收打击的时期,也是律赋占据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宋代中后期,经学兴起,律赋在科举考试中的影响力被大大消弱,但至明清它又再度兴起,明清二代,大量出现了关于律赋的著作、选本,就是专为应使士子服务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
 
宋之朱熹曾说:“东汉文章渐趋对偶,汉末以后只作属对文字,韩文公尽扫去,方成古文。当时信他者少,亦变不尽。及欧阳公,一向变了。”又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所以做古文自是做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杂。”也就是说,作为骈文的律赋,在唐代曾一度被古文运动所压制,但并未完全消亡(只是在文学史中“消亡”了,而在科举考试中,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古文运动,反而促进了骈、散的溶合,至于宋代,终于形成赋的大成之体--文赋。
中唐古文运动后,出现了文赋的雏形,这是唐代对赋的发展的一大贡献。
 
七、八、九、关于“八股文”与律赋的关系--
 
理由见六。 
 
又:DHLMJ兄,文赋的定位毋庸置疑,请看--
 
文赋,确实是自中唐以后才出现端倪,至宋代中期,方才兴盛,及于大成。汉代并未出现文赋,因为文赋的一大特征是骈散间用、多用散句、以散御骈,更重要的是,文赋,是赋的几体中唯一专侧重于议论的,“议论为体”--这才是文赋区别于其他赋体的一大特色!
 
宋代以来,统治者深感晚唐藩镇割据之祸害深重,故倡导重文轻武,使得文人的地位比唐代得以大大的提高,科举制度进一步平民化,进士人数逐渐增多,文人士子的应试压力也有所减小,可以更从容地研究文字,以充足的时间、优裕的条件来从事文学创作。于是,一味钻研律赋以应考的人少了,思索人生意义、议论时政、民生的人多了,重议论的文赋,自然就有了产生乃至兴盛的土壤。宋人重议论,是非常有名的,不仅宋赋如此,宋诗更是亦然,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分不开的。
 
赋确实是古典文学的主流之一,上述议论,并未将赋强行凌驾于别的文体之上,而是客观地指出了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它对于科举考试,对于“文以载道”的重要作用。
 
而且,要说什么文体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也其实也无从谈起,还是那句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对应的文体的一大高峰,并没有一种文体,能从时间到空间,完全地统治中国古典文学,成为其“主流”。不过,如果真要找出个“主流”来,那么,发展完全贯穿整个文学史的文体,也就只有两种了,一种是诗,另一种,恰恰正是赋。
 
今人对诗的研究非常详尽、深入,而对赋却一直认识不足,这不能不说是种有意无意的偏见,故梦天愿为赋作此一评!

注:以上的议论,很多都是我的一家之见,但确有论据进行有力的支撑,我想我对赋地位、作用及发展的研究和论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呵呵:))
 
又:悠风兄,梦天也有意继续探讨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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