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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松的文学成就——兼论《新疆赋》的文学特点

发表日期:2014年4月9日  出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  作者:李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226 次

论徐松的文学成就

――兼论《新疆赋》的文学特点

(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要:清代嘉道之际著名的史地学家徐松,其文学成就的研究至今阙如,这与其久负文名的实际状况极为不符。论文就徐松的文学成就、《新疆赋》的文学特点,进行了细致论述,初步揭示了徐松在楹联、诗、文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新疆赋》在篇幅、结构和内容、形式、语言和句式等诸方面的文学特点,从而彰显出徐松作为文学家尤其是赋家的巨大成就。

关键词:徐松;文学成就;《新疆赋》;文学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 On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Xu Song

and on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Prose-Poem of Xinjiang

LI Jun

(College of Humanit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enter for Chinese classics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s Jiaqing and Daoguang,famous history and geography scholar Xu Song, literary creation is very sparse, its research is still lacking, and long the situation is extremely inconsistent. Study on Xu Song's literary achievements," Prose-Poem of Xinjiang " the literary features, a detailed exposition, Xu Song reveals in couplets, poems creation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Prose-Poem of Xinjiang " in space, structure, form and content, language and syntactic aspects of the literary features preliminarily, from which underlines Xu Song as a writer especially the huge success of Prose-Poem.

Key words: Xu Song; literary achievements; Prose-Poem of Xinjiang;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一、徐松及其学术成就

清代嘉道之际的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著述等身,尤以西北史地学著称。徐松走的是一条传统的考据学之路,这与他少年时所奠定的学术兴趣关系密切。徐松少年时,曾拜桐城派姚鼐、刘大魁的传人左眉为师,专注于桐城派所提倡的考据学,曾向业师表示:

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考据,不复以文词见。

正因“专心考据”,故徐松的学术研究,自然也就以考据见长。徐松一生著述甚丰,计绘有《天山全图》;纂有《新疆识略》十二卷;撰有《新疆赋》二卷、《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唐两京城坊考》五卷、《唐登科记考》三十卷、《元史西北地理考》(不见传本)、《西夏地理考》(不见传本)、《西夏书》一册(不见传本)、《长春真人西游记考》二卷、《宋三司条例考》一卷(不见传本)、《东朝崇养录》四卷、《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一卷;校补《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十六卷、《明氏实录》一卷;辑《永乐大典》书有《宋会要辑稿》五百卷、《河南志》四卷、《中兴礼书》三百卷(今缺五十四卷)、《中兴礼书续编》八十卷(今缺十四卷)[①]、《四库阕书》一卷、《伪齐录》二卷、《宋元马政》二卷、《政和五礼新仪》若干卷[②]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徐松在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力基础之上,由于任湖南学政期间因“发售诗文”等罪名而被遣戍伊犁长达八年的经历[],使得他能够亲身驱驰万里、遍历新疆、实地考察而撰成《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这三部著作,一向以“西域三种”、“大兴徐氏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义而广为流传。徐松本人也因此而被视为西北史地学名家,遣戍期满回京之后,“负重望者三十年”[],在其周围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京师西北学人群,掀起了西北史地、蒙元史研究的高潮。当时,龚自珍也对徐松推崇备至,赠诗云:“夹带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属公。”这里的“笥河”与“覃溪”,分别指的是与徐松同为大兴[]人的前辈朱筠17291781)、翁方纲(17331818)二人

 

二、徐松的文学成就

徐松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而其文学创作,据今天所见,却极为寥落。其中的原因,固然如徐松自己所称“不复以文词自见”,但更为主要的,乃在于“身后遗书,散佚殆尽”。今存徐松的文学创作,除《新疆赋》外,仅有清末民初缪荃孙多方搜求、汇辑而成的《星伯先生小集》[],录其遗文佚31篇,并无不惋惜地感叹道:“独诗文未有成书,荃孙求之十馀载,所得无多……一薄帙耳,乌足以睹先生之文学哉!”另外,今人朱玉麒先生曾撰有《徐松诗文辑佚》[1] 及《徐松手札辑笺》[2]二文,亦多为书信、跋文、题记等

实际上,徐松的文名,早在少年时就已崭露头角,“九岁,应童试,学使者奇其文,取入邑庠,补弟子员”[] ,而“年二十,应嘉庆五年顺天试。张问陶得其文,大加叹异,遂举于乡”[] 后来,徐松于二十五岁(嘉庆十年,即1805年)时应乙丑科,中进士。二十八岁(嘉庆十三年,即1808年),“时总司书房者大学士董诰,以松淹雅儁才,心重之,一切应奉文字,皆出松手”,次年又受董诰举荐,派入全唐文馆,任总提调兼总纂官,奉诏纂辑《全唐文》。由此可见,青年时徐松的学识及文采,就已经是何等受器重。再后来,徐松遣戍伊犁期满回京之后,也是“为词臣,博综文献,为时流所推”。[]

1.楹联

在徐松传世的文学创作中,引人注目的是楹联创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其在遣戍伊犁期间为天山关帝庙所题楹联:

赫濯震天山,通万里车书,何处是张营岳垒;

阴灵森秘殿,饱千秋冰雪,此中有汉石唐碑。[]

此联属对工整,笔力雄健,沉郁顿挫,为楹联中的精品之作,传世极广。此外,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存有一幅为已故江南盐巡道朱尔赓额所筑戍馆“且园”中的“面面山楼”而作的楹联: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

此联虽是集陶渊明、庾信诗句而成,但也是对情切景,浑然天成。

2.诗

徐松除楹联创作外,亦擅诗文。其诗歌,缪荃孙《星伯先生小集》仅辑遗诗一首:

槐荫曾移午,梅霖正应句。风和宜宿麦,气润喜侵晨。黛色连畦暗,雷声入夜频。绿翻微有浪,青洗净无尘。野雉朝飞惯,林晓啭新。抚来琴乍缓,拭罢砚生津。波影涵初动,霞光照转匀。几余吟夏景,句陋赵师民。

据笔者搜求,徐松的诗歌,还有遗存在其《西域水道记》卷四中的一首,为悼念乾隆二十年1755)在西征准噶尔后,由于定边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叛变,在撤出伊犁城时遭准噶尔叛军包围而壮烈自刎、以身殉国的博尔济吉特·班第(?-1755)和西林觉罗·鄂容安(17141755)二人而作。其诗如下:

世俗徒耳食,故府谁研搜。况在草昧初,遗事成缪悠。伊犁有双烈,照耀天西陬。当其效命时,咤叱风云愁。英姿碎赵璧,生气轻吴钩。碧血沾草尽,黄衫无人收。嵳峩乌兰岭,凄怆长千秋。传闻胡失实,表路芟松楸。丰碑相对立,转在危溪头。肃然下马拜,不见灵之。目验尚如此,考古将安求。盛名岂泯没,荒落惭前修。

据徐松称,此诗是为了替二人正名,纠正“变乱之后,传闻失实”,从而“诠次旧闻,庶几翔实”。从诗歌本身看,感情深挚,格调悲惋,气势沉雄,涌动着一股磊落不平之气,亦属上乘之作。徐松的诗歌,还有很多散见在与其有交游的诸多友朋的作品中,但至今未能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实为憾事。

3.文

徐松诗文,多半散佚,然所留下的片章残句,皆极清新可诵。[3] 徐松的文章,遗存的多为信札、序跋之类,这些作品中,文学色彩自然不强。倒是在其史地巨著《西域水道记》中,随处可见其清新优美的散文佳作。比如卷一在叙及乌兰乌苏河流经喀什噶尔城西门外时,有如下一段描写:

清流瀔濲,交覆浓阴。余于役回城,暮春三月,新畴方柳缘塍,柴扉映溪,红杏成雨,每日与武进刘曙、休宁许心田联辔纵游。彼土耆老,来饷果饵,枕流藉草,吟咏忘归。长公龄或款段来就,并坐小桥,使童子杂收花片,自上游放之,为御沟红叶之戏。斯亦域外稀踪、征人佳话矣。

参以《新疆赋》“越乙亥,于役回疆,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历三千二百里”之语可知,这里徐松记述的是其遣戍伊犁的第三年,即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在喀什噶尔城外所见及这一时期的生活情状,骈散相间,格调清新,文中有画,在暂时抖落征尘之际,流露出怡然自得的豁然胸怀。然而,徐松毕竟是获罪遣戍,是“独在异乡为异客”,而“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愁绪,也不时地萦绕在其心间,比如卷四在叙及巴勒喀什淖尔(巴尔喀什湖)的沙图阿璊军台时又有一段描写:

余乙亥岁除,宿于台。台倚水侧,隔岸葱郁,谷口东眺,远见格登。雪气不寒,柽桦萌茁,毡庐烛,残杯不干。涧声淙淙,胡歌四面,岁暮峥嵘,泣数行下。异乡之悲,至斯已极!

这也是徐松遣戍伊犁第三年时所记,寥寥数语,情景交融,思乡之苦,溢于言表,两百年之后,仍感人至深。另外,《西域水道记》还有多处地方记叙清政府平定南、北疆的历史,也能紧紧围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展开,尤其是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正如江西万载人孙馨祖1739-?)为《新疆赋》所作序文称道的那样,“其述忠臣烈士为国捐躯,凛凛然有生气”,不失为优秀的史传散文。实际上,作为史地巨著的《西域水道记》,本身就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学者榎一雄在其《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一文中,这样写道:

《西域水道记》并不是象它的名字那样令人感到枯燥无味的书籍,它随处记述了打动文人徐松那纤细的感触的西域风光,是一本文学味很浓的书。这样的文章全编随处可见。[4]

综上所述,徐松不但久负文名,且有文学创作的实绩,在楹联、诗、文等方面均有造诣,只可惜散落殆尽,传世甚少。本文关于徐松的文学创作及其成就的评价,就目前看来,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和探讨,还需学界在今后进一步挖掘、整理、阐发,从而彰显徐松作为文学家的整体全貌。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朱玉麒先生,承蒙其热情帮助,在此诚挚申谢。先生相关尚未公开的成果,本文亦力求避免参引,特此说明。

当然,就目前所见徐松的文学创作而言,以《新疆赋》一书最著。[11] 可以说,单凭《新疆赋》,徐松即可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新疆赋》的文学特点

《新疆赋》自问世以后,就竞相传诵,备受推崇。据说,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盛。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每与泰兴陈潮、乌程沈垚、平定张穆辈烹羊炊饼,置酒大嚼,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若忘当日身在患难中者。”[5]1 徐松的同年彭邦畴在跋文中更是交口称赞:

予受而读之,如睹爻闾之会,帕首耳,其状貌皆可名也;如观画中之山,千支万干,其脉络皆可数也;如诵内典之文,聱牙结舌,其音韵皆天成也。煌煌乎,与《盛京》、《西藏》之作,后先辉映。班孟坚、左太冲之流,未足多矣!

此外,徐松提掖之下的寒士沈垚,也在其《落帆楼文稿》中评价云:

海内读先生赋者,无不叹先生之才,惜先生之遇。窃谓国家有非常之功开辟疆域,则必有宏博伟丽之才亲历其地。……假令先生不亲至新疆,未必为之作赋;不作赋,则新疆之山川草木,岂不黯然无色哉?然则天欲永遐陬物,产不朽之作,故小谪先生。先生藉是,略见其才,是亦先生之遇也。[6]37

徐松好友程恩泽亦作诗赞云:

两赋已倾耶律传,一编还证小颜疏。

自注云:“先生著《新疆赋》,为千古奇作。耶律文正诗中,多说西域事。”[7]112 这里的“两赋”,指的就是《新疆赋》,因其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故云。这里的“一编”,指的是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

而徐松的好友张琦,作为《新疆赋》的刊刻者,更是在识文中高度赞誉:

千秋绝业,子云复生。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部边疆舆地赋的力作,一直以来却鲜有研究者。时至今日,在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徐松的史地学成就方面,尤其是其《西域水道记》,但对徐松文学成就的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对《新疆赋》本身而言,众多学者大都也只是停留在概括性的介绍上,往往是一提而过。这种状况,与徐松的文学创作成就极不相符。笔者所撰《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一文,对《新疆赋》文学特点曾有所阐发,但还不充分,亦可参看。[8]

《新疆赋》是赋作精品,作为边疆舆地赋,充分发挥了赋这种文学形式尤其是汉大赋的文体优势,有其独特的文学特点,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单从赋作的篇幅上看,《新疆赋》可谓是煌煌巨制。其中,孙馨祖序文456字,自序文347字、自序注586字,正文5402字、正文自注14368字,彭邦畴跋文428字,凡21587字。相较清代关于新疆的赋作,《新疆赋》远远超出《新疆四赋》[12] 中的其它作品;就是与《西藏等三边赋》[13] 中的《西藏赋》、《卜魁城赋》相较,正文也分别多出约924字、3061字。《新疆赋》篇幅的宏大,正好适合于对清代重新统一天山南北以来的新疆进行全方位、立体性地盛大铺叙这一客观创作需要。

二、在赋作的结构和内容上,《新疆赋》分自序、《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三部分,层次井然,详略得当,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可以说“苞括宇宙,总览人物”[14]、“综贯古今、包举巨细”[15] 这也正是大赋的显著特点,从而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为封疆增色”[16]、“江山之助”[17] 的效果。其中,自序总领全文,交代作赋的经过、原由、目的、构思等。同时,虚构了葱岭大夫和乌孙使者二人,分咏新疆南北二路。《新疆南路赋》中,主要由葱岭大夫铺叙南疆,包括沿革、城建、山川、民居、集墟、节俗等六个方面,最后盛赞朝廷对南疆的化育之功,曲终奏雅。《新疆北路赋》中,主要由乌孙使者铺叙北疆,包括沿革、建置、屯田、驻防、边卫、马政、物产等七个方面,更为繁复地突出北疆的特色,最后盛赞朝廷对北疆的化育之功,尤其是突出其平定北疆的武功盛业,借以驳倒葱岭大夫,从而压倒南疆。《新疆赋》在最后止笔之际,在葱岭大夫心悦诚服之下,归结全篇,在曲终奏雅声中升华导扬盛美的主旨。在赋作的结尾上,可以看出,《新疆赋》采取了汉大赋传统的曲终奏雅、导扬盛美这一方式。班固《汉书·艺文志》明确指出,赋的使命和价值就是对政治得失进行颂扬或讽喻,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进忠孝”、“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强调尤其要注意结尾的“乱”,认为这是“鸿裁之寰城,雅文之枢辖”,要“归余于总乱”,“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新疆赋》就明显体现了这种特点,在结尾处曲终奏雅、导扬盛美。注意的是,徐松《新疆赋》所称颂的对象,是“如天覆育之圣人”,称赞他是“超四洲与四主,而莫得与比伦”。这里的“圣人”,明显指的是乾隆。而这为徐松归京后的重新被启用,甚至由刚即位的道光帝“赏内阁中书”,是起到了莫大作用的。

三、在赋作的形式上,正文为主,自注为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种形式,当然也是边疆舆地赋创作的形式需要。新疆的情势,殊异于中原,尤其是各种民族、语言、风俗、宗教、名物、特产等等,必须在正文叙述的同时,加以准确、明了的自注,方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比如《新疆赋》中,对独具特色的南疆回部的集墟,在正文“七日为墟”的简略描述基础上,详细自注云:

回俗以岁首第一日为沙木毕,二日为雅克沙木毕,三日为都沙木毕,四日为赛沙木毕,五日为插沙木毕,六日为排沙木毕,七日为阿杂那。遇阿杂那日,则为市名,其市曰巴咱尔。

再如新疆还有一种“变常征怪,荧听骇目”的特产“雀芋”,正文云“雀芋处暵而翘滋”,通过自注详细介绍到:

伊犁铜厂沙碛中生草,长茎而细叶,似茑萝,作蓝花。悬之风檐,历久愈鲜;置湿地,即死。土人名曰湿死干活。按,《酉阳杂俎》言雀芋置干处反湿,湿处反干,或即其类。

这样的自注,清晰明了,又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由于徐松既是学识渊博、博闻强记的学者,同时又是造诣深厚的文学家,加之亲历新疆南北两路,驱驰万里,对新疆的山川道里、物产风俗等无不熟悉于胸,故能以生花妙笔进行清晰、诗意的描述,从而使读者如临其境,如睹其貌。这方面的特点,自《新疆赋》流传开来以后,就为众人所赞叹。如上述彭邦畴、沈垚等人的赞誉,再如张锡谦跋文所称:

审形势、述沿革、纪勋伐,悉征其物产、民风,援古证今,有若指掌。非夙昔根柢邃深,而又博闻强识而让者,乌能若此!同年之处京师者,散布如晨星,惟余与星伯居相近。以故星伯之归也,昕夕过从,相与道古,赏奇析疑之致,亹亹犹有同心。然而星伯传矣,始信“江山之助”不虚云。

四、在赋作的语言和句式上,骈散相间,错落有致,文采灿烂,音韵天成。《新疆赋》为鸿篇巨制,而在句式、音韵、语言等方面,也是极力彰显与之相适应的辞赋优势。在句式上,汉赋以对偶为主,又间以散行,错落有致。在音韵上,汉赋讲究押韵,且不时转韵,形成流动婉转的韵律,仿佛天成,彰显“不歌而诵”的辞赋本色。语言上,汉赋竭力描写声貌,讲究辞采,恣意逞辞,色彩鲜明,灿烂夺目。在此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生动的艺术效果。《新疆赋》也是如此,如描写乾隆平定南疆:

巍巍圣代,明明庙谟。天授宏略,神输秘图。登天山而阚虎,临瀚海而裂毫。其定准部,荡沙幕,犁其庭,扫其闾,固使者之所闻矣。蠢兹二竖,枭獍雏。肉骨生死,德恩渝。郭吉受海上之辱,张匡诅道旁之弧。敢狼心之弗,肆蚁聚之未锄。率丑类以煽乱,忘怙冒而干诛。乃奋天戈,荡秽平颇。为鹅为鹳,入自库车。一夺气于托和鼐,再褫魄于鄂根河。视探囊之孔易,虽亡纛而不赦。长蛇遗毒,困兽抗颜。一鼓堂堂,七队桓桓。骋射生之骁勇,奋勋戚之英贤。奏肤公以制胜,集爪士以摧坚。兔三窟以走狡,鸡连栖而苞乱。谋海于黑水,忘压卵于齐盘。玩我弩末,迫我于难。力战畴厉,血勇谁殚!惟鄂惟特,临阵躯捐。纳公三公,双义凛然。惟天助顺,惟帝诛顽。有窖斯米,有树斯丸。作士气以敌忾,钦睿算之烛先。信虎臣之矫矫,终振旅以阗阗。螳拒隆车,鱼游沸鼎。乘雾行空,望风绝影。三单臣率,两路师整。巢覆横奔,榛除息梗。耳叠双而仰攻,角先折而威逞。馘早献而心倾,首来函而路迥。秉齐斧而戡乱,搴嘛尼而服猛。极勃律而投烽,被筠冲而释警。

上述汉赋的特点,在这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这些,都是赋这种文学形式的写作要求和鲜明特色,尤其是语言上,如曹丕《典论·论文》就指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也说“赋体物而流亮”,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也强调“词必巧丽”。《新疆赋》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锤炼,从而如彭邦畴跋文所称“如诵内典之文,聱牙结舌,其音韵皆天成也”。其艺术效果,也如《文心雕龙·诠赋》所云“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明绚以雅赡”,有“深瑰之风、飞动之势”。当然,《新疆赋》由于过分夸饰,在很多对方也有“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9]1756 之弊。[18]

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赋》由于受乾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也受清代新疆问题日益突出的影响,故不同于汉大赋的夸饰空洞,不是单纯以歌功颂德为目的,而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强化赋作的征实性质。在赋史上,左思早就提倡征实,如《三都赋序》中就明确提出:“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而左思本人就是这样做的,积十年之功,写就了令“洛阳纸贵”的名作《三都赋》。自此,“后人也渐将让读者了解某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作为一个重要的目的了”,“英和的《卜魁城赋》、和宁的《西藏赋》、徐松的《新疆赋》写边邑山川风物,尤可开拓人们的眼界。”[10]645 而《新疆赋》,则更是异常明显地体现出在实地考察、考证基础上突出的征实性,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特点和价值。这是诸多边疆舆地赋的共同特点,固然是此类赋作的内容所决定的,也是其客观需要。但是同时,毫无疑问,这种类似学术著作的征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赋作本身的文学特色。

当然,作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新疆赋》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文学特点。另外,其内容是异常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所涉及的不仅是赋体的文学特质,还包括史地学、文献学、语言学乃至民俗学、宗教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诸多方面,称《新疆赋》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创作,毫不过誉。这些,都需要在今后不断地持续进行挖掘和阐发。还有,如《新疆赋》创作的具体时间、版本流传及时代背景等问题,也还需作进一步的细致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并彰显《新疆赋》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1]朱玉麒.徐松诗文辑佚[J].(吉隆坡)《汉学研究学刊》创刊号,2010163195.

[2]朱玉麒,魏春艳.徐松手札辑笺[J].文献,20093):158170.

[3][]王聿均.徐松的经世思想[C].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984197.

[4][]榎一雄.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J].西域文史,2007(2):292.

[5][]张穆.落帆楼文稿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沈垚.落帆楼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程恩泽.程侍郎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李军.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J].(台湾)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20122):93123.

[9][]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①] 《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所缺卷数,是笔者精心统计的,依据的本子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分别为第八二二、八二三册《史部·政书类》。而《续修四库全书》是据北京图书馆藏清蒋氏宝彝堂抄本影印的。

[②] 《政和五礼新仪》本宋人郑居中等奉敕撰,二百二十卷。但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库全书》收录时,纪昀等称已“今本第七十四卷、第八十八卷至九十卷、第一百八卷至一百十二卷、第一百二十八卷至一百三十七卷、第二百卷皆已佚,第七十五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亦佚其半。”

[③] 嘉庆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即18121820。徐松案,又称“星伯学案”,陈垣先生曾利用军机处档案,将徐松所犯罪状归纳为九点,其《记徐松遣戍事》一文发表在19369月《国学季刊》第五卷三号,参《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381页。笔者据此文,结合清代学政案,对此又专门进行了论述,所作《论清代学政案――以“星伯学案”为中心》一文刊登在《北方论丛》20126期,第8488页,也可参看。

[④]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参《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册,232页。其中,《徐星伯先生事辑》影印自《艺风堂文集》卷一。

[⑤] 今北京市大兴区。

[⑥] 缪荃孙《星伯先生小集》,见《烟画东堂小品》第七册“徵卷”,民国九年(1920)缪氏刻本。

[⑦] 李鸿章等纂修《畿辅通志》卷二百二十六列传三十四,光绪十年开雕,第十九函,59页。

[⑧] 徐世昌撰《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二十五文学传七,1917年天津徐氏刻本,第21页。

[⑨] 《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文苑传四,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上海中华书局铅印,第七十三册,5页。

[⑩] 清人方士淦《东归日记》卷三,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上海著易堂印行,南清河王氏铸版,第138页。此联后来在清人梁恭辰《楹联四话》卷之二“名胜·庙祀”条中,据以收录。再后来,缪荃孙又汇辑在《星伯先生小集》中,见《烟画东堂小品》第七册“徵卷”,民国九年(1920)缪氏刻本,第3页。

[11] 《新疆赋》规模宏大,且向来有各种形式的单行本、合编本,故当视作一部著作。

[12] 吴丰培辑“民族古籍丛书”《新疆四赋》,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名为“四赋”,实际上只是三赋,其中包括徐松的《新疆赋》,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向来被视作二赋,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南、北二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四赋”中的另外二赋,分别为王大枢的《天山赋》、纪昀的《乌鲁木齐赋》。

[13] 共两册,其中和宁的《西藏赋》与英和的《卜魁城赋》合为一册,徐松的《新疆赋》独成一册。三赋前均有牌记,分别为:《西藏赋》“光绪壬午八月元尚居斠刊华阳徐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九月;《卜魁城赋》“光绪癸未正月斠刊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九年(1883)二月;《新疆赋》“光绪壬午十月元尚居斠刊华阳海方徐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故,《西藏等三边赋》汇刊的截至时间当为光绪九年(1883)。该本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小字,白口,单鱼尾,因为元尚居所刊刻,且版心下署有“元尚居校刊”字样,故称作“元尚居本”。

[14] 司马相如语,见葛洪《西京杂记》卷二。

[15] 《新疆赋》彭邦畴跋语,《清国史》因之,参《清国史》嘉业堂钞本文苑传卷五八,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84985页。

[16] 《卜魁城赋》徐松跋语。

[17] 《新疆赋》张锡谦跋语。

[18]《新疆赋》文学特点的论述,有的地方参考了笔者《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一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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