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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藏等三边赋》——以边疆意识为中心

发表日期:2014年4月9日  出处:《文学与文化》2013年4期  作者:李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211 次

论《西藏等三边赋》

-----以边疆意识为中心

 

 

内容提要: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成风,其代表作品分别是乾嘉道之际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及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三赋在历史、地理、民俗、物产乃至文学特色诸方面,特色和价值尤为突出。贯穿于赋作中的,是强烈的边疆意识。不过,赋作中的边疆意识,带有盛世时期“为封疆增色”、歌功颂德的浓厚意味。而到了光绪九年1883),此三赋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则凸显了此时边疆危机意识的日益强烈,更重要的是,已然迥异于赋作,透露出时代所特有的忧患感。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边疆意识,各有其深广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折射出盛世、末世转换之际边疆意识深层次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西藏等三边赋》  边疆舆地赋  边疆意识  变迁

 

 

清代的边疆舆地赋创作,勃兴一时,蔚为大观,其中乾嘉道之际蒙古和宁(17411821)的《西藏赋》、吉林英和(17711840)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17811848的《新疆赋》尤为显著,可谓其代表。三赋自问世以来,就广为流传,比如《西藏赋》以其版本的繁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影响之广。《卜魁城赋》在英和流放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期间就已刊行,英和的受业徐松则更是“邮筒传递,先睹为快”。[] 而《新疆赋》更是版本繁多,传播广泛。早在《新疆赋》初稿草成之际,万载的孙馨祖就为其作序,并倍加推崇[②],徐松的同年彭邦畴、侄儿陈裴之、好友张锡谦及张琦,纷纷拜读并题跋,可谓极一时之盛。尤为著者,《新疆赋》向来与徐松的史地巨著《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一起,以“西域三种”、“大兴徐氏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义流传于世,后来在光绪年间还与李光廷(18121880)的史地著作《汉西域图考》一起,由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合刊为《西域四种》。此三赋,最早当在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由王秉恩元尚居合斠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③]

《西藏赋》作者和宁,蒙古镶黄旗人,姓额尔德特氏,字润平,号太葊,是乾嘉之际著名的封疆大吏、政治家,同时也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和文人。和宁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副都统衔充西藏办事大臣,寻授内阁学士,仍留藏办事。和宁在藏前后长达八年,对西藏的山川道里、风土人情自然相当熟悉,于嘉庆二年(1797)撰成《西藏赋》。

《卜魁城赋》的作者英和,满洲正白旗人,姓索绰络氏,字树琴,号煦斋,是乾、嘉、道三朝名臣。道光八年,因其监修的遵化东陵宝华峪(为孝穆皇后所造的陵寝)出现地宫浸水事件而被遣戍卜魁,在九年(1829)撰成《卜魁城赋》。

《新疆赋》的作者徐松,字星伯,号孟品,是嘉道之际著名的学者,一生著作等身,尤以《西域水道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而著称。可以说,徐松学术的辉煌,是随着“星伯学案”的不幸遭际而成就的。[④] 徐松在被遣戍伊犁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在伊犁戍馆“老芙蓉庵”撰成《新疆赋》。

《西藏等三边赋》分别描述的,是西藏、卜魁、新疆等三边[],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苞括宇宙,总览人物”[⑥]、“综贯古今、包举巨细”[]凡佛教、寺庙、官制、风俗、物产、地界,无一不详”[⑧]属于清代边疆百科全书式的赋作精品。《西藏等三边赋》全面、立体地地描述了三边,具有史地、政治、文化、宗教、民俗、物产乃至医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诸多方面的特色与价值,而其中在历史、地理、民俗、物产等方面,当尤为突出。

在历史方面,《西藏等三边赋》对三边的历史均有浓墨重彩的记述,可谓是清代三边真实而生动的历史镜像。[] 如《西藏赋》记述了藏族源流史、藏传佛教史及当代治理西藏史;《卜魁城赋》主要记述了卜魁的建城史,期间涉及到清政府与俄罗斯支持下的罗刹之间的战争、边界纠纷及外交斡旋;《新疆赋》分别对南疆、北疆的历史进行了自西汉以来的详细梳理,重点是清政府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

在地理方面,《西藏等三边赋》的描写是建立在作者亲身经历、实地考察边疆基础上的,加之作者均具有深厚的地学造诣,从而也就具有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如《西藏赋》分别从西藏的西、西南、南、东南、东、东北、北、西北等八方展开,叙其界址,其中对西藏的山川道里、关卡河流,进行了详细精准的记载,同时兼具考证,突出了西藏“一自鱼凫通鹿马,万重山里万重程”的独特地理风貌。《卜魁城赋》对卜魁的地理位置、城建风貌、建制等,也进行了精确记述,同时亦兼具考证,尤其是对卜魁周边的版图,也是分别从南、北、西、东、东南、东北、西北及西北之北等八方展开,有条不紊,如在目前。《新疆赋》对南疆八城、南疆山川地理形势及北疆州府尤其是重镇的建制,更是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述,尤其是徐松在考察新疆的同时,随身“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加之其地学之精,使得《新疆赋》具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至今仍为史地著作所不断参考和引用,如《新疆赋》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三卷本《新疆简史》[11]257293、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12]491

这些相关三边史地的记述,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知识交流的便捷,在人们对边疆较为熟悉的今天看来,多为通识性的知识介绍,但我们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考察,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清代乾嘉道之际,三边相当于内地而言,人们还是普遍存在着一种陌生乃至神秘感。所以,在当时,《西藏等三边赋》被普遍视作史地著作、压缩方志来看待,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如关于《新疆赋》,自问世以来就与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一起,以“西域三种”的名义而被视为史地著作,广为流传。实际上,徐松同年彭邦畴早就慧眼识珠,在跋文中指出:“《新疆赋》二篇,句栉字梳,俾地志家便于省览。”再如《西藏赋》,清人姚莹在其《康輶纪行》卷九亦指出:“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文人学士之披寻也。”《西藏赋》的史地价值,需要今后在学界进一步认真去发掘。而《卜魁城赋》,英和在赋作自序中也一再强调“事须核实,言贵有征”,还说:“耳食之余,目验所及,询彼故老,证以旧闻,据事直书。”并希望赋作能起到“备乘轩之采”之目的和作用,其史地价值自然也是不言而喻。另外,《卜魁城赋》的自注,后来由英和单独辑出而成为《卜魁纪略》一书,被视为关于东北一带的重要史地著作,就是在今天,也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西藏等三边赋》毕竟是文学创作,尽管赋作贯穿着赋家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的意识,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与扩张,并不能等同于纯学术性质的史地著作,这是需要说明和注意的。

西藏等三边之迥异于内地的独特之处,显然是其独有的民族及其习俗。《西藏等三边赋》对三边民俗的描写,细致而生动,犹如鲜活的一幅幅清代边疆民俗画卷。如《西藏赋》云“其风俗政令之殊也,减凶辰而闰日,藏历真奇;别正朔以为年,梵书考最”;再如各种匪夷所思的丧葬形式,包括天葬、地葬、水葬等等;还有婚俗方面的“三男共女,罔有先后”等。《卜魁城赋》对东北的习俗描述中,可看出其受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但也有其独具特色之处,如居住、出行,还有“无繁华之尚,匪玩好之珍。挽强习射,明义讲信”等社会风气。《新疆赋》中,对南疆的回俗即维吾尔习俗也有生动描述,如“逢正岁,度大年”的独特节俗,再如极富西域特色的贸易习俗“巴札尔”等。《西藏等三边赋》,对三边的民俗信仰、岁时节日民俗的描写,显然具有珍贵的民俗学参考价值。[13]

三边还以其独特而丰富的物产,成为名副其实的宝藏。《西藏等三边赋》对此进行了洋洋洒洒、不厌其烦的铺排,如各种名香、草木、花果、蔬菜、农作物以及名目繁多的珍禽异兽等,可以说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最具特色者,如西藏所产的吉祥草、长生果;卜魁所产的“辽东三宝”[14];新疆所产的一种神奇的被称作“湿死干活”的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不神奇而新鲜。这些描写,同样是珍贵的植物性、动物学、医学参考资料。

当然,作为文学创作的《西藏等三边赋》,还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如篇幅规模的严整宏大、描写内容的兼容并包,再如正文为主、自注为辅的创作形式,还有语言方面的骈散相间、音韵天成、文采灿烂等等。《西藏等三边赋》实为赋作中的精品,是当之无愧的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

《西藏等三边赋》的出现,有着深广的时代背景,贯穿着强烈的边疆意识。清朝统治者自入主关内后,就接连用兵边陲,先后平定云南、绥服蒙古、安定西藏、统一新疆,并多次南巡,从而“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内向,诚系本朝。”[15]1891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疆域意识,这自然也就反映在了清代的边疆舆地赋创作中。并且,包括《西藏等三边赋》作者在内的清代众多的文武官吏、文人学者,都曾有过出边的亲身经历,对边疆有着由衷的赞美之情,并出于对大一统局面的热烈感佩,更出于对边疆实务的强烈关注,同时为乾嘉以来经世致用学风所浸染,因而将视野投向边陲,于是,边疆舆地赋的创作,成为一时之风气,正如徐松所云:“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泰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16]

   “为封疆增色”的疆域意识,可以说是此类赋作创制的动因之一。[17]550 实际上,这种边疆意识在赋作中的反映,自明代就已现端倪,如邱浚的《南溟奇甸赋》、黄佐的《粤会赋》、湛若水的《交南赋》、董越的《朝鲜赋》、沈光文的《台湾赋》等。而入清以来,由于疆域的空前扩张,贯穿这种边疆意识的赋作更是蔚为大观,出现勃兴一时之局面,如全祖望的《皇舆图赋》、朱筠的《平定准噶尔赋》、文守元的《四塞纪略赋》、乾隆的《盛京赋》、纪昀的《乌鲁木齐赋》、王大枢的《天山赋》、张澍的《天山赋》、吴兆骞的《长白山赋》、周海山的《中山赋》、林谦光的《台湾赋》、高拱乾的《台湾赋》、王必昌的《台湾赋》、王必昌的《澎湖赋》、徐德钦的《澎湖赋》、洪繻的《澎湖赋》等等。

注意的是,《西藏等三边赋》的疆域意识,明显带有盛世时期特有的为边疆经略提供认知与经验的意图,尤其是带有强烈的歌功颂德意味。从三赋的创作时间看,《西藏赋》作于和宁任驻藏帮办大臣的嘉庆二年(1797),《卜魁城赋》作于英和被遣戍卜魁的道光九年(1829),《新疆赋》作于徐松被遣戍伊犁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在三赋创作的时代,清朝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尽管边疆局势向来并不稳定,如新疆就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发生的张格尔叛乱事件等。但从总体上看,此时的边疆危机还尚未充分暴露和显现,因此也暂时并未影响和动摇国人对清政府经略边疆的丰功伟绩的由衷赞美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自豪感。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康乾盛世已过,但余波仍在,国家空前地统一、疆域空前地辽阔,学者在西北研究(实际上包括整个边疆研究)中翻阅着汉唐史料,重温着古代盛世的气息”、“治”的意义大大超越了“防”的意义。[18]91 也因此,在《西藏等三边赋》中,为统治者提供边疆的相关知识,以资参考和借鉴,成为此类赋作创作的明显动机,同时,还洋溢着歌功颂德的浓厚意味。这中在赋作中所体现的特定的边疆意识,在明清以前的赋史上,还并不多见,可以说,其与清代政治结构与文化精神紧密联系。[19]558

但另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光绪年间《西藏等三边赋》汇刊的时候,其所体现出的边疆意识,则又显然迥异于赋作自身带有的那种盛世特有的边疆意识。

《西藏等三边赋》的汇刊,当然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清王朝疆域尽管空前广大,但边疆局势一直以来并不稳定,尤其是新疆、东北、西藏等三边,面对西方殖民者的虎视眈眈,更是危机重重。比如新疆,早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浩罕及其支持下的和卓后裔的暴乱,即张格尔叛乱,暴露了清朝内政腐败和国防废弛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20]324331 60年代,新疆又爆发了阿古柏叛乱,此次事件更是引起了后来沙俄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的严重后果。[21] 而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局势也不平静,俄国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大片领土。[22] 在西藏,局势也一直非常严峻。早在18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廓尔喀先后两次侵略西藏的事件,尽管当时的乾隆帝果断出兵,并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是代价巨大。而鸦片战争后,西藏的局势则更为严峻,相继发生了英国入侵拉达克的森巴战争、尼泊尔入侵西藏及《藏尼条约》的签订等等。[23] 可以说,新疆、东北、西藏等清代边疆地区的局势,未有宁日。

上述边疆危机发生在清王朝的陆疆,而在海疆,情势之严峻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的边防进入了近代“中外之防”的阶段,中国各阶层发出了强边御侮的呼声,并以实际行动展开抗英斗争。鸦片战争也使中国上层社会中的抵抗派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觉醒。[24] 但抵抗派“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强边御侮的指导思想,实质上还是消极的,况且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并未能彻底有效地加以贯彻和落实。这种情况之下,海疆的情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于是,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加之俄、美的所谓“调停”,实为为虎作伥,相继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这样,作为清王朝心脏所在地的京津门户顿时就被豁然打开,险象环生。

外有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加之边疆内部的不稳定,清王朝的统治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促,而诸种因素交互作用和影响,也使得西藏等三边的局势骤然之间显得如同火山喷发,异常错综复杂。到光绪年间,边疆问题已然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国人的边疆意识自然也就随之日益凸显,尤其是在《西藏等三边赋》汇刊的前夕,也就是在18823月,围绕着朝鲜发生的“壬午之变”,在清朝的疆臣之间爆发了一场“弃藩自保”和“固藩自保”的论争。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1883年结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汇刊《西藏等三边赋》就成为呼之而出、应运而生的了。显然,汇刻《西藏等三边赋》所体现的边疆意识,明显地带有晚清时代特有的忧患感。可以这样理解,其动机,乃在于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希冀借助在清王朝盛世时期所创作的《西藏等三边赋》,尤其是借助赋作所散发出的浓厚的对边疆一统的赞美和自豪,来唤醒自上而下的历史感、责任感。这样,汇刊的《西藏等三边赋》,由盛世的边疆赞歌转而成为晚清时代的忧患之作。可以说,《西藏等三边赋》是时代的产物,而汇刻《西藏等三边赋》更是时代的产物,贯穿于其中的主线,乃是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的边疆意识。只不过,《西藏等三边赋》所体现的边疆意识与汇刻《西藏等三边赋》所体现的边疆意识,随着与世推移的时代变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西藏等三边赋》从问世到汇刻,是清代边疆经略史的形象反映,是清代民众边疆意识变迁的真实写照,也正是清王朝盛衰历史的一面镜子。抚今追昔,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历史发展到今天,边疆问题也仍然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可以断言,今后必将也长期如此。面对这种状况,《西藏等三边赋》无疑有着借古鉴今的重要意义。此外,《西藏等三边赋》作为文学创作,具有对三边相关研究的开拓性学术意义。传统的史地学尤其是边疆史地学向来为学者所重视,成果也颇为丰富和显著,而《西藏等三边赋》为史地学研究实际上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领域,具有重要的文学与学术的双重价值,值得不断去认真挖掘和研究。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学界对《西藏等三边赋》的研究还尚未充分展开,也尚未引起学者应有的重视。

笔者曾撰写过《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一文,刊发在台湾师范大学主编的《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第572期,于20129月刊出,受到当时匿名评审专家的高度肯定和推许。同时,笔者这两年在国内相关期刊也陆续刊登了几篇相关论文,今后还将有若干研究成果相继公诸于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笔者兴味所在,更重要的是希望充分唤起学界对包括《西藏等三边赋》在内的边疆舆地赋应有的重视,也诚恳希望学界前辈以开阔的胸怀不吝指教,共同促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

          

(李军,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北师范大学国学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卜魁城赋》徐松跋语。

[②] 孙馨祖(1739-?),江西万载县人。关于孙馨祖,由于文献不足,故其生平事迹极为寥落。另外,关于《新疆赋》初稿的写作时间,学界向来均有误说,实际上当作于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间,可参拙作《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载于台湾师范大学主编《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2012572期,99101页。

[③] 一函两册,其中《西藏赋》与《卜魁城赋》合为一册,《新疆赋》独成一册。三赋前均有牌记,分别为:《西藏赋》“光绪壬午八月元尚居斠刊华阳徐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九月;《卜魁城赋》“光绪癸未正月斠刊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九年(1883)二月;《新疆赋》“光绪壬午十月元尚居斠刊华阳海方徐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故,《西藏等三边赋》汇刊的截至时间,最早当为光绪九年(1883)。该本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小字,白口,单鱼尾,版心下署“元尚居校刊”,因此学界一般称作“元尚居本”。笔者所见,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文献部所藏。

[④] “星伯学案”发生在徐松任湖南学政第二年时的嘉庆十六年(1811),由于“重价发售诗文”等九项罪名而为御史赵慎畛所纠,被遣戍伊犁,于嘉庆十七年(1912)底到达戍馆“老芙蓉庵”。徐松的戍期为六年,加之沿途耽搁,于嘉庆二十五年冬(1820)回归京师,前后历时长达八年之久。参拙作《论清代学政案-以“星伯学案”为中心》,载于《北方论丛》20126期,8488页。

[⑤] 卜魁即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实际上,《卜魁城赋》所涉及的,是东北大部。

[⑥] 司马相如语,见晋·葛洪《西京杂记》。

[⑦] 《新疆赋》彭邦畴跋语。

[⑧] 《西藏赋》李光廷跋语。

[] 笔者分别就三赋所涉及三边的历史撰有相关论文,不久发表后可参看。

[]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

[11]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12] 余太山《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3] 参拙作《<新疆赋>民俗述考》,载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期,1418;《<西藏赋>民俗述考》,载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季刊)20124期,9399;《<卜魁城赋>民俗述考》,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期,9598102

[14] 《卜魁城赋》自注:“当地土著云:‘辽东三件宝,貂鼠、人参、乌拉草。’”

[15]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 《卜魁城赋》徐松跋语。

[17] 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18]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9] 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

[20]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

[21]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07页。

[22] 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总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9页。

[23] 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372452页。

[24]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345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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