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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舆地赋研究的新创获——读《<西藏赋>校注》

发表日期:2014年4月9日  出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  作者:伏俊琏;李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268 次

边疆舆地赋研究的新创获

――读《<西藏赋>校注》

 

伏俊琏,李军

(西北师范大学 国学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池万兴教授的新著<西藏赋>校注》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这是赋学研究的一份最新创获,可喜可贺。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乾隆御制《盛京赋》导夫先路,接着又相继涌现出大批作品,如纪昀《乌鲁木齐赋》、吴兆骞《长白山赋》、王必昌等同名《台湾赋》、高拱乾等同名《澎湖赋》等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乾嘉道之际的和宁《西藏赋》、英和《卜魁城赋》、徐松《新疆赋》,问世之后即风行于世,以其鸿篇巨制和独特魅力而为人所注目。

清代的边疆舆地赋创作的兴盛,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众多因素交相影响与促生的结果。同时,清代众多的文武官吏、文人学者,都曾有过出入边疆的亲身经历,对边疆有着由衷的赞美之情,并出于对大一统局面的热烈感佩,出于对边疆实务的强烈关注,同时为乾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所浸染,因而将视野投向边陲,创作大量的边疆舆地赋也就成为一时之风气。和宁的《西藏赋》,正是在背景之下形成的边疆舆地赋精品。

《西藏赋》既是赋作精品,也被视为压缩方志,具有文学与学术的双重价值,更是文学史上唯一以赋这种文体对西藏进行全方位描述的煌煌巨制,其价值弥足珍贵。因此,对这样一部巨著进行详瞻、精审的校注,既需要非凡的魄力,更需要深厚的学识。

一、《西藏赋》作全面评价,对了解和宁及其《西藏赋》有积极的引导和借鉴意义

长时期以来,包括《西藏赋》在内的清代边疆舆地赋研究,显得相对沉寂。直到2003年,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涂怡萱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边疆舆地赋研究》问世,才初步开创了这方面研究的新局面。近年来,清代的边疆舆地赋,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在台湾和大陆相继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还很不充分,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学界进一步去大力拓展和深入。

<西藏赋>校注》是一部开创性的力作,它伴随着学界对边疆舆地赋的研究应运而生。该书在对作者、版本、内容、价值等进行概略的介绍和评价时,不乏非常精到的见解。如在谈到《西藏赋》特点及撰写目的时认为:“其目的当也是供阅读的人了解藏事,熟悉藏事。”这是清代边疆舆地赋所共有的,也是其创作的客观需要。再如,当谈及其中的藏传佛教时认为:“和宁在《西藏赋》中深刻揭露了藏传佛教带来的种种弊端,揭示了达赖的奢侈,寺庙的豪华和百姓的苦难。”这一把握是非常准确的。藏传佛教是《西藏赋》浓墨重彩加以描述的内容,是重中之重,故极尽铺排之能事。然而,在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作者和宁深沉的忧患意识:“十户养僧,势难沙汰!”和宁在藏前后八年,对藏地非常熟悉,对西藏社会的黑暗更有着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加之职责所系,其关注点自然倾向于为西藏治理提供认知和经验,贯穿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意识。可以说,经世思想的张扬,征实性质的强化,忧患意识的渗透,是清代边疆舆地赋创作的重要特点,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所以,《<西藏赋>校注》中的相关介绍和评价,对读者了解和宁其人其作,具有积极的引导和借鉴意义。

二、对《西藏赋》正文及自注的全面、细致和精准的校注,体现了校注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识素养

对《西藏赋》这样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进行校注,如果没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储备和积淀,恐怕很难做到。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校注者广征博引,兼采众家,详加考订,不厌其烦,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1、准确明了、细致入微

《西藏赋》不好读,这是很多人阅读时的普遍感受,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各种佛教术语及以藏语音译的众多地名、人名、物产、民族等等,更是艰涩难懂,令人倍感头疼。而校注者不畏艰苦,迎难而上,花了大量的心血,一一进行了准确明了、细致入微的校注,给广大读者提供了极大的阅读便利。

西藏的很多地名,也极不容易理解。其中既有藏语音译,也有蒙古语音译,加之古今变化和异写,给读者造成了很大困难。本书对大部分地名作了确切的考证,不但解释词义,即这些地名在藏语中的意思,还准确指出其方位所在,并且兼及交代其行政区划的流变。如关于“硕板多”、“洛隆宗”,他一一列举了这两个地名的各种不同名称,并利用《西藏图考·程站考》对当时的方位、部落、官吏及清政府统治下的划界等作了详细说明,还交代了其现代的政区变化,这就使读者一目了然。

值得称赞的是,本书的校注,不但注释正文,还兼及自注;不但解释字词,还通释句意。这样的细致注释,需要花费大量的心力,也极见校注者治学之严谨和扎实。

    2、征引丰富、态度谨慎

    《西藏赋》作者和宁,学识精深,著述丰富,为乾嘉之际著名的学者。和宁在《西藏赋》中,将他丰厚的学识融进了创作中,并随时征引相关文献尤其是大量的当代文献,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他的现代学术意识,也体现出一个优秀学者不凡的胸襟气度。

    正文加自注,这是边疆舆地赋创作的需要。边疆情势,殊异中原,要将其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必须采取这种形式,尤其是边疆的各种民族、语言、风俗、宗教、名物、特产,必须在正文的基础上,加以准确及明了的自注,方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而正文所记述的大量内容,在自注中征引各种相关的文献典籍来进行丰富和拓展,并进行精密和充分的考证,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正文为主,自注为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也是包括《西藏赋》在内的清代诸多边疆舆地赋共同的特点。然而,这种创作形式,尤其是赋作征引的大量文献典籍,对今天的一般读者而言,阅读时感觉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校注者不但要校注赋作正文,而且还需要对赋作所征引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和说明。<西藏赋>校注》在这方面做的也非常细致和扎实。校注者尽量征引各种各种相关文献,进一步丰富和凸显了《西藏赋》的文献价值。如书中所征引的史地著作就有:《尚书》、《左传》、《史记》、《汉书》、《南州异物志》、《晋书》、《隋书》、《大唐西域记》、《通典》、《括地志》、《新唐书》、《江表志》、《广舆记》、《乾隆一统志》、《西藏志》、《卫藏通志》、《清圣祖实录》、《西藏图考》、《清史稿》等等。

<西藏赋>校注》以嘉庆刻本为底本,汇集其它版本为校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并详细订正其中的诸多舛误。对有些不能遽然下结论的问题,校注者也持审慎的存疑态度,实事求是地一一指出而不随意改动,这是值得赞许的治学态度。如校对“花则牡丹傲雪”句自注“五月开亦有紫色者”时,发现“开,榕园本作‘间’”,校注者这里也是采取了保留态度。

    3、纠正错误、廓清疑点

<西藏赋>校注》中,校注者的态度非常谨慎,但这并不等同于毫无主见,不问是非,对某些舛误之处,则当机立断,加以纠正。《西藏赋》作者和宁,虽然驻藏前后达八年之久,对西藏非常熟悉,但他毕竟是一个外来者。加之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底初次进藏,换成德回京,而作《西藏赋》在嘉庆二年(1797),前后也就不到四年时间。在如此短时间内,要对本来陌生而复杂的西藏获得方方面面的详尽认知,恐怕难度很大。再说复杂还涉及复杂的宗教、天文、数算、地理等各种学科,作者要进行准确的描述和自注,也困难重重。正因如此,《西藏赋》存在着不少的舛误之处,这也就在所难免。这方面的问题和错误,早在光绪年间李光廷为其所作的跋文及黄沛翘的《西藏图考》等中,就已经相继指出过不少。校注者非常仔细地参考了这些前人的相关资料,一一在校注时明确点出。另外,校注者还以自身的学识,能够随时发现其他一些舛误之处,并恰当地予以改正。

该书虽然在校注方面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该注释的词语没有注释,有些注释又尚欠准确,但对推进包括《西藏赋》在内的边疆舆地赋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赋学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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