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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丰接乎青黄 荒服臻乎富庶——从《新疆赋》等看18至19世纪新疆的屯垦开发

发表日期:2014年4月9日  出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期  作者:李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334 次

屡丰接乎青黄  荒服臻乎富庶

                      ――从《新疆赋》等看1819世纪新疆的屯垦开发

(西北师范大学 国学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要:清代著名学者徐松,在遣戍伊犁期间,驱驰万里,遍历新疆,先后撰写了被称为“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史地特色而广为流传。论文以《新疆赋》为主,兼采《西域水道记》进行互证和补充,就其中所涉及的新疆屯田,从兵屯、旗屯、民屯、遣屯、回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述考,这对了解和研究1819纪清代新疆的屯垦开发及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徐松;《新疆赋》;边疆舆地赋;《西域水道记》;《西域三种》;1819世纪;新疆;屯田

 

Repeatedly  have bumper  harvestrich  arrive to the wilderness

--- Look at 18 to 19 Century Xinjiang Mita development from Prose-Poem of Xinjiang

LI Jun

(College of Humanit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enter for Chinese classics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Xu Song ,the famous scholar of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tributing in Yili, traveled all over Xinjiang for about million km , has written is called " The Three Of The Western Regions",which include " the Records of Streams in Western Regions ","Han Xi Yu Recharge" and " Prose-Poem of Xinjiang ", with its distinctive borderland history and popular characteristics. In" Prose-Poem of Xinjiang ",and" the Records of Streams in Western Regions " for each card and complement, which relates to Xinjiang Mita, from the soldiers, flag, people, crime, Hui, and sent back to detail the test, to understand and research from 18 to 19 Century of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Mita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 Xu Song; Prose-Poem of Xinjiang; Prose-Poem of frontier and region; the Records of Streams in Western Regions ; The Three Of The Western Regions;18 to 19 Century; Xinjiang; Mita

 

 

前言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号孟品,顺天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人。二十五岁(嘉庆十年,即1805)应乙丑科,中进士。三十岁(嘉庆十五年,即1810)任湖南学政,但由于年轻气盛、品行不端及官场斗争的复杂,三十二岁(嘉庆十七年,即1812)为御史赵慎畛所纠,遣戍伊犁。年底,徐松抵达伊犁戍馆。遣戍伊犁期间,徐松受当时第二次担任伊犁将军的松筠之命,在汪廷楷、祁韵士纂修的《伊犁总统事略》基础上对其进行重修。于是,徐松“携开方图、置指南针”,周历新疆南、北二路,驱驰万余里,详加考订,并在此先后撰写了被后来称为“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嘉庆二十四年(1819),徐松遣戍期满,蒙恩释放回籍,并在二十五年(1820)归到京师。冬十二月,《伊犁总统事略》由松筠呈进。道光元年(1821)正月,新即位的道光帝御制序文,赐名《新疆识略》,并付武英殿刊行。徐松也因此被道光帝召见,由于奏对西陲情形甚悉而赏内阁中书。

徐松是嘉、道之际著名的史地学家、文学家,尤其是自伊犁归京之后,负重望近三十年,成为京师西北学人群的中坚,掀起了清代西北史地学及蒙元史研究的高潮。

《西域三种》初稿作于徐松遣戍伊犁期间,回到京师后,又通过不断增补、修订,日趋成熟和完善。其中,《西域水道记》主要是记述新疆地理与水道,《汉书西域传补注》主要考证《汉书·西域传》古今地名沿革,《新疆赋》对新疆进行全方位立体性的描述。注意的是,这三种著作,互为表里,互相关联,对1819世纪新疆的屯垦开发,有着详细描述和记载,成为研究清代新疆屯田的珍贵资料。

直至目前,学术界对《西域三种》还缺乏系统研究。随着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对其进行整体性整理与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也是必须面对的领域,应该为广大学者所日益重视。

清代的很多赋家征实博学,以追踪汉魏,用类书、志书的编写方法创制舆地赋[1],而徐松是西北地理学专家,其《新疆赋》更与其所著《新疆志略》等相表里。[2]645 《新疆赋》一书,既是赋作精品,又是史地著作、压缩方志,一直被视为史地著作,可“俾地志家便于省览”。[] 其与《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一起以《西域三种》的名义广泛流行,后来还与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一起,由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合刊为《西域四种》,就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后来各种史书的编纂,很多就将《新疆赋》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三卷本《新疆简史》、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等。

 

从《新疆赋》等看1819世纪新疆的屯垦开发

 

综合徐松的《西域三种》,所述清代新疆屯垦开发的状况,主要是北疆的屯田,这也是清代新疆农业生产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形式。这部分内容,集中出现在《新疆赋》中,并在《西域水道记》中也有散见的诸多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并补充。

在《新疆赋》第二部分《新疆北路赋》中,徐松以“屡丰接乎青黄,荒服臻乎富庶”一语高度概括和盛赞清代对新疆进行屯垦开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819世纪的清政府,在同准噶尔作战期间和统一新疆以后,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饷问题,均仿照汉武帝以来历代政府的办法,在新疆实行屯田。[3]291 一方面,从南疆迁徙维吾尔农民到伊犁屯田,并向移民贷给农具、籽种、口粮等,待秋收后统一按粮食折还给国家;另一方面,又连年组织甘肃等地贫民携眷西迁到天山北路乌鲁木齐、巴里坤以及乌鲁木齐以西的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精河等地,安置生产。[4]215 由于清政府组织得当,这一时期新疆的屯田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新疆赋》描述乌鲁木齐巩宁城一带屯田所呈现的繁荣景象:

浮游郊遂,阡陌纵横。……星罗畛□,绮错沟塍。瓯窭污邪,流种火耕。一锺实获,百室斯盈。

在《新疆赋》中,以正文加自注的形式,对新疆的屯垦开发有着详细的描述。首先,强调了屯田的重要性:“禄糈焉筹,兴屯是务。”在新疆地区,清代实行的屯田形式主要有兵屯、旗屯、民屯、遣屯、回屯等,赋作正是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描述。

一、兵屯

兵屯,《新疆赋》称营屯,这是因为兵屯主要由绿营兵屯垦。赋云:“惟熟券之番休,辟新田而分布。”并自注云:“伊犁绿营屯兵,自乾隆四十三年改为眷兵。按,《元史》有生券军、熟券军。盖以有家室者,为熟券。”清代的兵屯始于康熙朝,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朝调集大军讨伐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先后在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安西等地开设了兵屯。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朝出兵平定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叛乱,次年,抽调甘、凉、肃三镇兵丁,在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闢展(今鄯善)试垦,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故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又进一步扩大绿营兵屯。对此,乾隆年间官修《西域图志》卷三十二、三十三有着详细记载。在新疆的兵屯中,尤以伊犁兵屯最著。乾隆二十五年(1760),阿桂率兵去伊犁驻扎并屯田。起初屯田兵八百人,每人种地十五亩。以后陆续增至二千五百人,以其中二千人屯种,五百人操练,五年轮换,分为二十五屯,设屯镇总兵管辖之。《新疆赋》特别针对伊犁兵屯,记载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如“沟七里而渠通”,自注云:“七里沟,有新渠,引东阿里玛图泉水。”又如“河三条而渎注”,自注云:“各营水利,均有分地。余水所入,有头道河、二道河、三道河之别。”伊犁屯田,收获丰厚,《新疆赋》写到:“占填星以书年”,自注云:“每年秋成,以二十八分为丰收。”还描写兵屯的热烈响应:“乐健儿之应募。”自注引用乾隆《伊犁大熟》诗句“屯田况健儿”加以征实性描绘。注意的是,嘉庆年间,清政府还又从张家口、盛京、黑龙江、热河等地抽调察哈尔、锡伯、索伦、厄鲁特四营官兵到伊犁屯田,他们的待遇比满、蒙八旗差得多,但仍是按八旗建制编制的。这是非旗人的永久性兵屯,他们每年必须要向新疆驻军交纳一定数额的收成。[5]6162 徐松在《新疆识略·屯务》中,对四营屯田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此外,《西域水道记》卷三,对巴里坤南的奎苏兵屯的开发缘起,有着详细记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忪树塘西八十里,曰奎苏,置营塘。……营塘之北十余里,数泉迸出,会为河,是为奎苏水,北流会葫芦沟水。葫芦沟在奎苏营塘南二十余里山中,沟有径路,通哈密头堡。水自沟发,北流经奎苏营塘西里许,时或干涸,惟余沙砾,故又曰石河。奎苏水会以西北流。《方略》云:“陕甘总督黄延桂奏言:‘查雍正年间巴里坤驻大臣时,奎苏、石人子、巴里坤以至尖山一带地亩,俱经开垦。臣委总兵丑达勘得尖山子起、至奎苏蓝一带百余里间,从前地亩旧迹俱存,系取南山之水,共有正渠九道,自山口以外,多渗入沙碛,须木槽接引,方可畅流。其三道河以北,自镜儿泉、三墩起,至奎苏止,亦有开垦地亩、正渠三道及支渠形迹。请于甘、凉、肃三处先派种地官兵一千名,于来年正月疏浚水泉,开引渠道,二、三月间土膏萌动,即翻犁试种。’从之。”

又,对乌鲁木齐北的昌吉兵屯的规模也有记载:

兵屯凡兵五百名,屯田万八百亩,为乌鲁木齐左营也。

还有,记载了景华城西的绥来县(今新疆玛纳斯县)兵屯的兴废:

其兵屯旧为左右营,左营屯卒六百一十六人,种田万二千九百三十六亩。右营屯卒六百二十人,种田万三千二十亩。乾隆五十年罢。

二、旗屯

旗屯,始自嘉庆朝。伊犁驻军,只有绿营兵进行屯田,八旗满洲兵则强调操练,都不屯田。关于旗屯问题,其实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上谕中就已提出:“朕意伊犁地甚肥饶,如地亩有余,仍酌量分给满洲兵丁,令其学习耕种。”[②] 但终乾隆一世,八旗官兵仍不愿承领屯地,历任将军也未实意兴办,因而满洲兵丁屯田始终未建立起来。直到嘉庆七年(1802),松筠任伊犁将军后,八旗兵 “生齿日繁,生计日蹙”,遂下决心在伊犁开设旗屯。清政府命在六千满洲兵內,抽出三百六十名闲散人员即八旗军人家属进行屯田,是为旗屯。

关于旗屯的土地分配政策,《新疆赋》云:“法百亩于周彻,制公田于殷助。”自注云:“惠远、惠宁两城,满营种地,每人授田百亩。而八旗分地外,每城各有公田。”此外,还描写了当时旗屯的耕种情况:“旁果树而墙遮,接鱼槮而水戽。”自注云:“嘉庆十七年,尚书松筠奏:伊犁公种之田,毘连伊犁河北岸,附近芦柴,兼可捕鱼。公地之南,筑堡、穿井。每户授田三十四亩,酌种谷麦,兼植蔬果。”上述描述,很多地方可与《西域水道记》卷四互证:

首先是惠宁城:

旗屯渠者,一曰大渠,一日通惠渠。嘉庆七年,将军松公筠以惠远城八旗生齿繁富,须议恒产,而经费有定,非广辟屯田不可。……民稻田者,乾隆二十八年,商民张尚义等二百户,报恳荒地稻田万六百六十八亩,每亩征课银一钱。余尝夏秋之间,往来惠宁,路经渠畔。左右水田,新禾□□,宾鸿白鹭,远近翱翔,宛成江乡风景矣。

其次是惠远城:

阿奇乌苏者,惠远城旗屯公田也。嘉庆二十年,松公筠所建。筑堡墙周千一百二十四丈,共三里一分有奇。堡中庐舍百所,移八旗壮丁居之,每夫授田百亩,仿古井田制也。

当然,清代实行旗屯,也遇到突出问题,即土地虽广,然很多不能浇灌的屯地由于不能尽力耕种而大量荒芜,因而影响到收成,即《新疆赋》所云“产以恒而习勤,地虽广而非骛”。所以,自注云,嘉庆十七年(1812),当时的伊犁将军晋昌曾建议:“将不能得水之田,竟行删除,免致骛广而荒。”但是,“旋经军机大臣议驳,以为此项余丁,素无执业,今令其习勤耕作,正教养兼施之道”。注意的是,实际上清政府对这些旗人农民最终还是宁愿把他们训练为士兵,而允许将土地租给佃农,通常是租给塔兰奇人。[] 他们屯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家生计问题,即“添补养赡矜寡孤独及贫乏各户”[],而不是为了上交官仓、供应军队。道光以后,清政府只好改变政策,允许旗人实行“佃种”,即“准其雇人耕种,但收利息,以裕生计”[],于是道光九年1830以后,伊犁旗屯很快就转变为租佃制经营了。   

三、民屯

民屯,《新疆赋》称户屯。征服新疆以后不久,清政府就鼓励从中国本土移民定居于天山北部,把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 这些“本土移民”,主要是内地迁来新疆的汉族农民,如伊犁、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均有。这些客户,每户领给土地三十亩,报垦升科,方永为土著。到19世纪之初,定居北疆的这些人口即达数十万人。这种民屯的兴办过程,其实就是在封建国家的组织和帮助下,通过迁徙、招募、安置等手段,使各类无业之民获得一份生产、生活资料,安家立户于天山北路,成为自耕农的过程。[6]446 对此,《新疆赋》也详细进行了描述,还提到了具体细节:“有郭外之受廛,指河湾而沿溯。已侨寄之胥忘,识盖藏之有素。”自注云:“伊犁客户授田者,有庄世福等四十八户、张子仪等三十三户、张尚义等二百户、张成印等二十三户、王巳兴等三十户。每户给田三十亩,报恳升科,永为土著。圣制《伊犁客民愿入屯田户籍诗序》:‘地喜新疆,式扩连营。皆挈眷番休,人忘故土,堪怀比屋,并望衡侨,寄请依郭,外以受廛。固已市通哈萨,祈指河湾,而荷锸何须,畔让诸回。’又《伊犁各城户口耕牧情形》诗:‘盖藏有素衣食裕。’”可以看出,《新疆赋》的记载,是非常客观的,与历史实际非常吻合。仅此,即可彰显《新疆赋》重要的文献价值了。不但如此,《新疆赋》对伊犁户屯的描述,也还可与《西域水道记》卷四互证:

伊犁旗屯、营屯、回屯之外,有客民报垦者曰户屯,始自庄世福。乾隆三十七年,庄世福等四十八户垦田千四百四十亩。三十九年,张成印等二十三户垦田六百九十亩。四十六年,王巳兴等三十户垦田九百亩,每亩皆征课银五分。

并对旗屯的巨大成效表示由衷的赞叹:

自惠远城至绥定城甬道三十里,榆柳交阴。甬道之东,红山之西,即四十八户田,一望平畴,隐藏村落,熙熙皡皡,太古成风。渠近城北,十里清流,千章古木,芳圈桃杏,丙舍松揪。黄叶寻诗,仓庚送酒,春秋佳日,聊以写忧。

此外,《西域水道记》卷三还记载了宜禾(今新疆巴里坤县治所在地)户屯的税制及开发经过:

宜禾县田,凡五万五百二十一亩八分,额征粮二千三百二十七石二斗一升五合九勺八抄六撮五圭,草折粮一千五百十五石六斗五升四合。乾隆中,乌鲁木齐、巴里坤议加兵屯,都统常青疏言:“巴里坤之沙山子、奎苏、石人子诸处隙地,均零星不成片数,且现已安插户民,恐渠水不足,反致周章,毋庸加兵屯种。”报可,故皆为户田也。

又,卷三记载了乌鲁木齐北的昌吉民屯情况:

(昌吉河)河经县城东八里,溉户屯、兵屯田。昌吉户三千四百八十一,屯田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七亩,额征粮万三千七十石六斗五升四合六勺。又荒地三万七百三十八亩,新招户四百四十四,减半升科,额征粮千四百八十石三升四合七勺。

接着,记载了昌吉西北的景化城户屯与乌鲁木齐右营兵屯:

凡户千三百一,屯田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七亩八分,额征粮四千三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九合五勺。又荒地万四千五百六十亩,新招户百八十五,城半升科,额征粮七百一石六升四合。兵屯视左营之额。

还有景华城西的绥来县(今新疆玛纳斯县)民屯:

绥来县户二千八百三十二,屯田九万五千一百四十三亩三分,额征粮八千八百三十三石七斗五升七合九勺。又荒地三万八千一百六亩,新招户五百零五,减半升科,额征粮千八百三十四石五斗一升五合。……沿河左右,悉为民田。

四、遣屯

遣屯,是由内地的遣犯进行的屯田,又叫犯屯。乾隆二十三年(1758),军机大臣等根据御史刘宗魏的建议准奏在新疆施行遣屯以来,清政府先后将大批内地遣犯送到哈密、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库尔哈喇乌苏、精河、伊犁、塔尔巴哈台、闢展、喀喇沙尔等地,从事屯田。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政府一直定例发遣罪犯“每年各省改发不下六七百名”。[] 其他年份,人员数量还要多。到1777年,天山北部约有10750户绿营兵和将近500户流犯和配军,他们耕种着总面积约22.73万亩的土地[5]62,可见其规模之大。就伊犁遣屯而言,遣屯每名各分配种地十二亩,一部分在塔勒奇,称为西地;另一部分在喇嘛寺沟,称为东梁。对此,《新疆赋》有着真实记叙:“限一畹以名田,惠髡钳之守戍。”自注云:“伊犁遣屯,每名种地十二亩。”并记载到:“表隙地以西区,陟高梁而东傃。”自注云:“遣屯之在塔勒奇者,谓之西地。又有在喇嘛寺沟者,沿东山,俗谓之中营东梁。”这些资料,对伊犁遣屯研究而言,无疑显得十分珍贵,比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关于新疆遣屯,就对其直接全面征引。[3]293

五、回屯

回屯,即由新疆维吾尔人民众进行的屯田[],它是民屯的另一形式。1819世纪,新疆的回屯主要有三个地区,即哈密、吐鲁番、伊犁。关于伊犁回屯,乾隆二十四年(1759),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就同兆惠议定并经乾隆帝批准,令在伊犁驻兵及迁移南疆的维吾尔族去伊犁屯田。这项计划次年开始实行,首批从阿克苏、乌什、赛哩木、拜城、库车、沙雅尔等地迁移三百户维吾尔族人赴伊犁屯田。以后,不断扩大屯田地区数量和人员规模,据《西陲总统事略》载,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时,在伊犁屯田的维吾尔族人达到六千三百八十三户。[] 而对照《新疆赋》载:“畴畚锸之相随,集耕回而齐赴。”自注云:“自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陆续由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宻、吐鲁番等处,调回子赴伊犁种地,共六千户。”由此一斑,亦足见《新疆赋》之征实性及其文献参考价值。《西域水道记》卷四,还大致描述了伊犁一带哈什河与伊犁河的回屯概况:“两河间皆沃壤,回民耕之。”又,介绍了伊犁九城之一的宁远城回屯情况:

城中置第三品阿奇木伯克一人,辖回民六千三百八十三户,除服役、采铁,凡田者六千户。乾隆三十八年,将军伊公勒图分六千户马九屯,户纳粮十六石,岁以九万六千石为额。五十九年,将军保公宁以回民垦田日增,岁加纳粮四千石,每户额征粮十六石六斗六升六合六勺有奇。嘉庆九年,将军松公筠拨遣屯田给回民,岁加纳小麦二千石。所屯田自宁远城北迤东至都尔伯勒津庄。又河南傍南山阴,皆回屯也。

回屯由于官给耕畜,别无杂税,生活比较安定,南疆维吾尔族人“愿来效力者甚多”,甚至“愿自备资斧移屯”。[] 所以,清代新疆的回屯持续时间很长,达一百多年,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停废。

清朝在新疆实行屯田,对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其中,大兴水利建设和灌溉技术是重要因素之一,其随着屯田的开发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对此,《西域水道记》有着诸多记载,如锡伯族屯田收效尤其良好,就与他们兴修水利以灌溉屯田分不开,如《西域水道记》卷四云:   

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锡伯部官兵千一十八人,驻伊犁河南岸。去河数里,旧有一渠,东西长二百余里,渠北地隘,虑在无田,渠南阻崖,患在无水。嘉庆初,有部人图默特创议于察布察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功费繁巨,部人嗟怨。图默特卒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

兴修水利,必须因地制宜,还要讲究灌溉技术,如《西域水道记》卷一:“海南木桥军台之西,复引分渠一,由台北溉玛拉尔巴什庄,第渠水有时赢缩,春夏之初,济不濡轨,议者以为玛拉尔巴什庄北数里,即乌兰乌苏所经,若开新渠以达舆庄,迭相灌轮,有事半功倍之利。”

上述各种屯田形式,按土地所有制性质划分,属于国有制农业经济。此外,清代新疆还有私有制农业经济,对此,《新疆赋》突出描述南疆农民私人种植业的高度繁荣:

亭倚长杨之树,家临沙枣之园。其园则有榆槐接荫,松柏交柯。朱樱夏绽,丹若秋多。玉蜜父,碧缀苹婆。杏移巴旦,参种婆罗。木瓜垂枝于空谷,羌桃采缬于平阿。其圃则有豌豆蚕豆,胡瓜寒瓜。姜韭薤,葫瓠茄。翠拂浑心之竹,红分芭榄之花。簇鸡冠而翘秀,压狗尾而欹斜。

可以看出,南疆的农业经济,也是一派繁荣景象。此外,《西域水道记》卷一对喀什噶尔城(位于今新疆喀什市)所辖塞尔们庄(今新疆疏附县色满乡)的农业描述到:

清流瀔濲,交覆浓阴。余于役回城,暮春三月,新畴方□,□柳缘塍,柴扉映溪,红杏成雨。

这里,水源充足,农作物得以充分灌溉。但同属喀什噶尔城的各庄,灌溉条件也不一,如雅普尔古庄东就“涓流每断,所谓水不给用也”。

《西域水道记》卷二,还对阿克苏城的农业进行了描述:

城南有稻田百五十亩,乾隆二十七年所开,岁收稻米五百二石三斗五升。置办事一人,辖回庄二十二,圣制诗注作“三十一”。驻乌鲁木齐八旗兵六十人,陕西、甘肃绿旗兵六百九十八人,回城置三品阿奇木伯克一人,辖其众八千四百二十四户。

此外,再如库尔勒、玉古尔(汉轮台地,今属轮台县)两庄的农业:

两庄皆哈喇沙尔属邑,地肥饶,易树□,《素赍传》云:“乾隆二十四年,徙多伦回众于哈喇沙尔,素赍赴玉古尔、库尔勒,度引水溉田、分地定居诸务。”……附近两庄平畴绮壤,青翠葱茏,余以初夏经此,润际麦天,雉相应,苦豆作花,白□抽带。

通过以上描述,将新疆包括屯田在内的农业经济,概括地展示了出来,这些,都具有新疆农业史的研究价值。

1819世纪新疆的屯田,在当时至少有两方面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就地生产与挽运相结合,解决了西征官兵的粮饷问题,并为平定准噶尔、回部上层及沙俄的叛乱和侵略,从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安全,起了重大作用。比如,乾隆时期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喀喇沙尔、乌什、阿克苏等地驻军口粮,基本就是靠屯田提供。后来,一系列的平叛斗争,也在屯田的强大经济基础之上取得了胜利。其次,屯田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开发。自明代中期关闭嘉峪关后,新疆广大地区弃而不守,致使其荒芜废弃,渺无人烟。而自清朝于1819世纪陆续开设屯田以后,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使大量失业农民和士兵与土地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天山北路在清代以前历来都是少数民族游牧区,农业的比重很小,然而自大量屯田区建立后,迅速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昔日以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逐渐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农牧兼营。不但如此,屯田还促进了城镇的壮大,为新疆近代城市的布局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新疆农业生产方式还是相当地粗放,发展的步伐相当地缓慢。比如当时很多人“种田而不施肥,不知锄治,甚至官民不知手铲为何物,其生产水平可想而知”。[4]253 加之新疆当地的各级官府机构对农民的租赋剥削极其沉重,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无法增加生产投资,迟滞了新疆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进程。这些1819世纪新疆农业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在《新疆赋》和《西域水道记》等中的记载很欠缺,还需综合其它各种文史资料,进一步深入,作实事求是的研究。

 

余论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包括徐松《新疆赋》在内的清代边疆舆地赋,具有极强的征实性和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几乎可视作压缩的方志来读。[11] 因此,从这样的边疆舆地赋入手,与其它相关文献相结合来研究边疆史地,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拓展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正如台湾匿名评审专家在笔者《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一文的审稿意见中所评价的那样:“不仅对研究西藏、卜魁城及新疆等研究议题之开拓颇有贡献,即使对边疆舆地之领域,亦提供了新的视野,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就包括新疆屯垦在内的边疆社会经济研究而言,虽然学界在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围内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要拓展其研究视野和方法,就不应漠视包括《新疆赋》等清代边疆舆地赋在内的文学作品。

清代的边疆舆地赋,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需要不断去挖掘和探讨。

 

[参考文献]

[1]许结.清赋概论[J].学术研究,19933):112.

[2]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一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4]谷苞.西北通史:第四卷[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余太山.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①] 《新疆赋》彭邦畴跋语。

[②] 参《清高宗实录》卷七零三。

[③] 塔勒奇人,即东突厥斯坦人,到1800年之际已达3.4万之多。参[]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④] 参《钦定新疆识略》卷六。

[⑤] 参《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九。

[⑥] 参《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2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七八二。

[⑧] 清代汉文史料称新疆的维吾尔族为“回部”或“回”,而且,有些史料为了将其与回族相区别,又称之为“土回”或“缠回”。参张国杰、程适良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新疆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⑨] 《西陲总统事略》卷一《伊犁兴屯书始》。

[⑩] 《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九。

[11] 关于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和文献参考价值,可参考笔者以下论文:《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台湾师范大学主编《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20122期,第93123页;《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期,第3236页;《论<西藏等三边赋>的文献价值》,《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期,第117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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