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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发表日期:2014年4月9日  出处:《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期  作者:李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170 次

【辞赋研究】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1,2

1.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兰州  7300702.西北师范大学 国学中心,  兰州  730070

 

收稿日期:20130115

作者简介:李军(1977—),男,甘肃静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边疆文史。

 

摘要: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关键词:《三边赋》;《西藏赋》;《卜魁城赋》;《新疆赋》;边疆舆地赋;徐松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

 

 

 

清代乾嘉道之际,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成风作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代表,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鸿篇巨制和独具魅力的边疆地域及民族特色而为人所注目,最早当在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由王秉恩元尚居合斠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①]

一、《新疆赋》的作者

(17811848),字星伯,号孟品,顺天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人。原籍浙江上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幼随父宦京师,遂入大兴籍。徐松少时聪颖,曾问业于钱塘吴锡麟,并拜桐城派名家左眉为师,专注于桐城派提倡的考据之学,对其以后的学术路径有着深远影响。九岁(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应童子试,被学使者金士松取入邑庠。二十岁(嘉庆五年,即1800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二十五岁(嘉庆十年,即1805年),应乙丑科,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当时为殿试二甲第一名[1],朝考一等第二名[②]。后授编修,入直南书房。二十九岁(嘉庆十四年,即1809年),受董诰举荐,派入全唐文馆,任总提调兼总纂官,奉诏纂辑《全唐文》。期间,得以接触大量的珍本秘籍,先后利用公务之余从《永乐大典》等中辑录了大批重要文献。三十岁(嘉庆十五年,即1810年)任湖南学政[③],但随即在三十二岁(嘉庆十七年,即1812年),徐松为当时的御史赵慎畛所纠,遣戍伊犁[④]。年底,徐松抵达伊犁戍馆[⑤]。遣戍伊犁期间,徐松受当时第二次担任伊犁将军的松筠之命,在汪廷楷、祁韵士纂修的《伊犁总统事略》基础上对其进行重修。于是,徐松携开方图、置指南针,周历新疆南北二路,驱驰万余里,详加考订。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返回伊犁后,徐松在戍馆“老芙蓉庵”撰成《新疆赋》初稿,并请当时流放伊犁的万载孙馨祖(1739-?)作序[⑥]。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徐松遣戍期满,蒙恩释放回籍,并在二十五年(1820年)归到京师。冬十二月,《伊犁总统事略》由松筠呈进,道光元年(1821年)正月,新即位的道光帝御制序文,赐名《新疆识略》,付武英殿刊行。徐松也因此而被道光帝召见,由于奏对西陲情形甚悉,旋即赏内阁中书。此后,曾任礼部主事、铸印局员外郎、江西道监察御史、榆林府知府等职,又署潼商道。未几,致仕归,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四月四日(农历三月初一)日卒。《清国史》嘉业堂钞本卷五十八、《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清史列传》卷七十三、《畿辅通志》卷二百二十六等均有传,另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卷一百二十六、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等亦有记载。

徐松是嘉道之际著名的史地学家,尤其是自伊犁归京之后,负重望近三十年,更是成为京师西北学人群的中坚。同时,徐松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新疆赋》是其代表作品。但由于徐松身后家道中落,其万卷藏书及著作散落各地,甚至流落至日本。幸有江阴藏书家缪荃孙多方搜求,但还是保存无多,所辑文学作品仅有《星伯先生小集》,且多为序、跋、信札之类。今人朱玉麒先生也长期致力于徐松相关的研究,有《徐松诗文辑佚》、《徐松手札辑笺》两篇极其珍贵的论文,均极具参考价值。

二、《新疆赋》的版本

《新疆赋》版本繁多,其单行本,有道光二至四年18221824)的手稿本,还有原刻本[];丛刊本,有道光四年1824年)《大兴徐氏三种》本、光绪八年1882元尚居《西藏等三边赋》本、光绪间上海鸿文书局《西域四种》石印本、《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石印本、光绪癸巳1893年)宝善书局《西域水道记,新疆赋》刻本、民国文奎堂《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刻本。另外,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史部·地理类》云,尚有读有用斋刻本、《皇朝舆地丛书》本、《丛综》本、《丛综补续提要》本、《读经籍》本、《参考目》本、《重修清艺》本、《南大丛》本、《中边》本。据笔者了解,还有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道光三年1823年)大兴徐氏藏本,书名为《西域水道记》,附《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还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所藏光绪七年1881年)南海冯氏本。

   三、《新疆赋》的内容

《新疆赋》的内容异常丰富而复杂,其所涉及的不仅是赋体的文学特质,还包括史地学、文献学、语言学乃至民俗学、宗教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诸多方面。将《新疆赋》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创作,毫不过誉。

《新疆赋》,虚构了葱岭大夫和乌孙使者二人,分咏新疆南北二路。总体上由三部分组成:赋序、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

赋序总领全文,交代作赋的经过、原由、目的、构思等。

新疆南路赋,主要由葱岭大夫铺叙,包括沿革、城建、山川、民居、集墟、节俗等六个方面,最后盛赞朝廷对南疆的化育之功,曲终奏雅。

一是南疆的历史沿革。赋作首先介绍道南疆回部的祖国,是西面的墨克、墨得那,后因朝献才逐渐迁徙南疆一带。然后,从汉代开始叙述,直至清政府平定南疆。赋作涉及平定南疆的历史,主要是乾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7581759)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及战后南疆回部对清政府的朝贡作了宏大的铺排,彰显了清政府尤其是乾隆的武功。

二是南疆八城概况。赋作云“既通四译,爰建八城”,即疏勒、依耐、叶奇、和阗、永宁、阿苏、屈茨、焉耆,然后对八城依次进行概括介绍。这南疆八城,“咸统于哈喇沙尔,俾牧于裕勒都斯”。

三是南疆东、西、南、北、中的山川地理情势。这部分,以哈喇沙尔为中心而展开。其东,有广安城;其西,有剑末谷、奔攘舍罗冈、铁门山、布哈尔;其南,有呢蟒依山;其北,有喀克善山,折而东又有凌山;其中,有南河、北河、树枝水、达利水,四水交贯,合为塔里木河。在此基础上,赋作还顺及阿克苏北的阿尔巴特水、哈喇沙尔的海都河。上述南面诸水,最后归罗布淖儿。这部分,将南疆的山川地理情势清晰地绘制了出来,可与徐松《西域水道记》互参。

四是南疆民居及园圃之产。南疆的民居,独具西北边疆地域和民俗特色,赋作云:“菆居艽处,桑枢柳樊。瓜庐凿牖,曲突当门。”农家园圃所产,有樱桃、石榴、蜜父、蘋婆、巴丹杏、婆罗门参、木瓜、核桃、豌豆、蚕豆、胡瓜、寒瓜、辣椒、生姜、韭菜、葫、葰、瓠子、茄子、浑心竹、芭榄、鸡冠花、狗尾花等等。

五是南疆集墟盛况。南疆地处边疆一带,八方辐辏、百物交汇、琳琅满目、热闹非凡,极富西域特色。南疆的集墟,最热闹的就是每年岁首第七日阿杂那节这一天,专门名其集墟为“巴咱尔”。所以,赋作紧紧围绕巴咱尔而展开:“徵逐奇赢,奔驰妇孺。”

六是南疆节俗。主要是南疆回部的年节,赋作抓住这一点而集中铺叙“逢正岁,度大年”的盛况。赋作对南疆集墟的盛况,作了高度概括:“末陀酿酒,腾格分钱。得斯挞之嶷嶷,额色帔之翩翩。”

最后,以清政府任命的南疆代理人为主,盛赞其化育之功,曲终奏雅:“博望不得侈略于致远,翁孙不得擅美于屯田。彼唐宋之琐琐,更何足于筹边也哉!”这部分,实际上体现了歌功颂德、导扬盛美的赋作主旨。

新疆北路赋,主要由乌孙使者铺叙,包括沿革、建置、屯田、驻防、边卫、马政、物产等七个方面,更为繁复地突出北疆的特色,最后盛赞朝廷对北疆的化育之功,尤其是突出平定北疆的武功盛业,借以驳倒葱岭大夫、压倒南疆。

一是北疆的历史沿革。首先是乌孙使者在听完葱岭大夫对南疆的铺叙后,站在所谓“圣天子”的立场上,盛赞北疆,驳斥葱岭大夫,从而引出北疆的历史沿革。赋作自汉唐开疆辟土以来,一直叙述到清代对北疆的平定。平定北疆,历康、雍、乾三朝,历时67年,极其不易。所以,这部分的篇幅很长,可以说浓墨重彩,洋洋洒洒。

二是北疆的州府建置概况。赋作大致自东至西,依次叙述北疆州府,尤其是重镇的建置概况。这部分以镇西府、迪化州、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北疆的四大重镇区域为中心,有条不紊地描绘了北疆的州府建置,如在目前。

三是北疆的屯田。赋作首先提纲挈领点出屯田的重要性:“禄糈焉筹,兴屯是务。”然后叙述屯田概况,这些屯田,主要有营屯、旗屯、户屯、遣屯、回屯。最后,盛赞北疆屯田的效果:“屡丰接乎青黄,荒服臻乎富庶。”

四是北疆的驻防。北疆地理位置显要,西、北、东三面均与邻国(部)接壤,维系着北疆甚至全疆的安危,也直接影响的清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辖,所以驻防显得相当重要。其驻防,主要的军队有两种,分别是八旗兵和绿营兵。所以,赋作开始就指出:“屹屹两营,实维驻防。”具体而言,主要有满营、绿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均在伊犁河北岸;还有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还有厄鲁特营,在伊犁东南、南山之阴。以上,总计六营,赋作就是从这六个方面依次展开叙述的。

五是北疆的边卫。同驻防一样,边卫也具有重要意义,清政府在边境一带设立了众多卡伦(大哨卡)、申克(小哨卡)。但实际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管辖和经营,很多哨卡逐渐废弃,起不了应有的作用。但在徐松的时代,尚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有浩罕的入侵,但这一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加之徐松本人尚未认识到,所以,赋作对北疆的边卫作了简略概括和充分肯定。

六是北疆的马政。赋作首先点明官方对马政的重视:“考牧咏,马政颁。”接着,集中以最能体现马政成就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名马为主进行概括。这些概括加上不厌其烦的自注,显然也带有歌功颂德的意味。

七是北疆的物产。这部分,极尽赋体铺排之能事,可谓汪洋恣意。

最后,以盛赞清政府在北疆的化育之功为目的,分别从宪度与礼乐两方面入手,曲终奏雅。赋作称赞“人无介冑,地无沙漠”、“兴三物而束修,愻五品而文莫”、“扬缉熙而民于变,畅皇风而颂声作”的礼乐风尚,又从反面即从平定北疆前社会秩序的混乱、民众的荒蛮入手,反证清政府化育之丰功伟绩。这样,直至最后,乌孙使者才信心十足地对葱岭大夫提出批评,以压倒对方。

《新疆赋》在最后止笔之际,在葱岭大夫心悦诚服之下,归结全篇,在曲终奏雅声中升华导扬盛美的主旨。其所称颂的对象,当然是“如天覆育之圣人”,称赞他是“超四洲与四主,而莫得与比伦”。

四、《新疆赋》的文学特色

《新疆赋》是赋作精品,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

首先,规模宏大,兼容并包。《新疆赋》单从篇幅看,可谓煌煌巨制,凡2 1587字。从内容看,《新疆赋》又可以说“综贯古今、包举巨细”[],这也正是汉大赋的显著特点。这一特色,已见上面内容部分,兹不赘述。

其次,正文为主,自注为辅。这是《西藏等三边赋》共同的形式特点,也是边疆舆地赋创作的形式需要。边疆情势,殊异中原,要将其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必须采取这种形式。尤其是边疆的各种民族、语言、风俗、宗教、名物、特产,必须在正文的基础上,加以准确、明了的自注,方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比如,《新疆赋》中描写南疆回部的集墟盛况,主要是介绍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七日为墟”,赋作自注:“回俗:以岁首第一日为沙木毕,二日为雅克沙木毕,三日为都沙木毕,四日为赛沙木毕,五日为插沙木毕,六日为排沙木毕,七日为阿杂那。遇阿杂那日,则为市名,其市曰巴咱尔。”通过自注,也就一目了然了。再如,《新疆赋》中,更有“变常征怪,荧听骇目”的特产如“雀芋处暵而翘滋”,说的是一种俗称“湿死干活”的奇异花草,赋作自注:“伊犁铜厂沙碛中生草,长茎而细叶,似茑萝,作蓝花。悬之风檐,历久愈鲜;置湿地,即死。土人名曰湿死干活。《酉阳杂俎》言雀芋‘置干处反湿,湿处反干’,或即其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自注与正文一起,起到了扩大篇制规模、增加信息容量、提升赋作功能、强化赋作效果的重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赋文夹杂自注的写作形式,自谢灵运《山居赋》以来,偶有所见,入清,则成为士人创作的通例,举凡诗词,均常见之,尤其是在清代的边疆舆地赋中,如纪昀《乌鲁木齐赋》、王大枢《天山赋》、张澍《天山赋》、王必昌《台湾赋》等等,莫不如此。在此时代创作氛围下,《三边赋》正文为主,自注为辅,呈现了清赋尤其是边疆舆地赋创作之一大特色,而别于前朝其它赋作[2]

再次,骈散相间,文采灿烂。《新疆赋》为鸿篇巨制,而在句式、音韵、语言等方面,也是极力彰显与之相适应的辞赋优势,在此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生动的艺术效果。如描写乾隆平定北疆:

巍巍圣代,明明庙谟。天授宏略,神输秘图。登天山而阚□虎,临瀚海而裂毫。其定准部,荡沙幕,犁其庭,扫其闾,固使者之所闻矣。蠢兹二竖,枭獍雏。肉骨生死,德背恩渝。郭吉受海上之辱,张匡诅道旁之弧。敢狼心之弗,肆蚁聚之未锄。率丑类以煽乱,忘怙冒而干诛。乃奋天戈,荡秽平颇。为鹅为鹳,入自库车。一夺气于托和鼐,再褫魄于鄂根河。视探囊之孔易,虽亡纛而不赦。长蛇遗毒,困兽抗颜。一鼓堂堂,七队桓桓。骋射生之骁勇,奋勋戚之英贤。奏肤公以制胜,集爪士以摧坚。兔三窟以走狡,鸡连栖而苞乱。谋填海于黑水,忘压卵于齐盘。玩我弩末,迫我于难。力战畴厉,血勇谁殚!惟鄂惟特,临阵躯捐。纳公三公,双义凛然。惟天助顺,惟帝诛顽。有窖斯米,有树斯丸。作士气以敌忾,钦睿算之烛先。信虎臣之矫矫,终振旅以阗阗。螳拒隆车,鱼游沸鼎。乘雾行空,望风绝影。三单臣率,两路师整。巢覆横奔,榛除息梗。耳叠双而仰攻,角先折而威逞。馘早献而心倾,首来函而路迥。秉齐斧而戡乱,搴嘛尼而服猛。极勃律而投烽,被筠冲而释警。

尤其是语言上,曹丕《典论·论文》就指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也说“赋体物而流亮”,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也强调“词必巧丽”。《新疆赋》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锤炼,从而“如诵内典之文,聱牙结舌,其音韵皆天成也”[]

最后,曲终奏雅、导扬盛美。班固《汉书·艺文志》明确指出,赋的使命和价值就是对政治得失进行颂扬或讽喻,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进忠孝”“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伏俊琏先生敏锐地指出,班固等人对赋的价值的评说,实际上集中在“风谏”这一点上[3]。这里的“风谏”一词,拿捏得极其到位,非常凝练而准确,实际上包含了风颂和讽谏的双重意思。而要达到风颂作用,一般采取的是曲终奏雅的形式,作用非常重要。《文心雕龙·诠赋》指出,赋这种文学形式,尤其要注意结尾的“乱”,即风颂,认为这是“鸿裁之寰城,雅文之枢辖”,要“归余于总乱”“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新疆赋》就明显体现了这种特点,在结尾都曲终奏雅、导扬盛美。

五、《新疆赋》的价值

当然,《新疆赋》除了上述赋体文学的特色之外,其价值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疆赋》具有浓郁而独特的边疆地域和民族特色,因而广为流传。《新疆赋》所描述的,是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其殊异于边內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民族民俗、宗教政令、矿藏物产,无不给人以新鲜新奇之感,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和强烈的向往。也正是这个原因,《新疆赋》问世以后,就竞相传诵,影响久远。比如,徐松回到京师后,以其“西域三种”而吸引了大批西北史地学的爱好者,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西北学人群,盛极一时。据说,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盛。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每与泰兴陈潮、乌程沈垚、平定张穆辈享羊炊饼,置酒大嚼,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若忘当日身在患难中者。”[4]

其次,《新疆赋》既是赋作精品,又是史地著作、压缩方志。《新疆赋》尤其侧重于边疆的历史沿革和山川道里,因此,也一直被视为史地著作,向来与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史地著作一起以“大兴徐氏三种”“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义广泛流传于世,后来还和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一起由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合刊为《西域四种》。与之相应的,就是《新疆赋》同时具备了方志的性质,正如徐松的同年彭邦畴在序言中所说“俾地志家便于省览”。但需要说明的是,《新疆赋》毕竟是文学创作,与史地方志还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史地方志,求的是真与实;而赋文创作,又不排斥艺术虚构。《新疆赋》虽然也历来被视为史地著作,但赋作虚构了葱岭大夫和乌孙使者二人,从而展开鸿篇夸饰的论述内容,某种程度而言,是文学创作,因此也自然就具有了想象的成分。《新疆赋》等清代的边疆舆地赋,尽量不背离史地著作求真求实的精神,同时又兼具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与夸张。这样,就将作为文学作品的赋作与作为学术著作的史地著作之间的矛盾,恰到好处地加以化解,从而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糅合,实为清代边疆舆地学勃兴之背景下边疆舆地赋创作的重要特色,兼具了文学与学术的双重价值。

再次,《新疆赋》具有明显经世致用的特点。《新疆赋》以赋这种文学形式为载体,全面详尽地描述了新疆的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历史宗教、民族语言等方方面面,其目的,明显的就是给内地人们以及统治者提供对新疆的感性认识和经验,以便经世致用。而这一特点,实受当时学术风气之浸染在嘉道之际,“学”要“致用”的志趣,几乎成为一时士人之共识[5]

另外,《新疆赋》还体现了重要的的文献学价值。《新疆赋》“援古证今,有若指掌”[]随处征引大量清代以前的宗教、史地、天文等各种文献,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加以考证、印证。尤难可贵的是,《新疆赋》的自注中,还征引大量同时代学者的著作,充分吸收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魏源《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齐召南《水道提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还有官方的《大清一统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西域同文志》《皇朝通考》等等。所征引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与《新疆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赋作本身具有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直到现在,这些重要的参考文献还一直被采用和吸收,如《西域通史》《新疆简史》等[11]

余论

包括《新疆赋》在内的《西藏等三边赋》的相继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众多因素交相影响与促生的结果,具有深广的时代背景。

清朝本身就是由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即东北的满族开创的,而“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功。其知结民心,反明苛政,实自世祖入关时始。”[6]所以,清朝统治者入主关内后,推行一系列政策来笼络汉人,结取民心;同时,接连用兵边陲,先后绥服蒙古、安定西藏、平定新疆,并多次南巡,从而“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内向,诚系本朝。”[7]尤其是新疆,清政府对其进行了长达69(自康熙二十九年即1690年征讨噶尔丹,到乾隆二十四年即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平定历程,实属不易。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自上而下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疆域意识。

与之相联系,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风气,盛行一时。自乾隆的《盛京赋》问世并风靡开来以后,清代的赋家便将创作的视野移向边疆一带,出现了边疆舆地赋创作的高潮,正如徐松在为其业师英和的《卜魁城赋》所作跋文描述的那样:“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泰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独黑龙江界在东北边,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杂诗》及《竹枝》之作。而研都炼京,天则留待我树琴夫子,发摅文章,为封疆增色。”尤其是新疆,更是引起清代文人学者的极大兴趣,涌现出了大量的诗文创作。单就以赋这种文学形式描写新疆的而言,在徐松之前就有纪昀17241805的《乌鲁木齐赋》和王大枢17311816《天山赋》,而徐松的《新疆赋》,则对新疆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的描绘。后来,这三赋被辑刊为《新疆四赋》[8]

另外,《新疆赋》的产生,离不开徐松前后长达八年的遣戍新疆的亲身经历。徐松在遣戍伊犁期间,遍历南疆和北疆,进行实地考察,正如《新疆赋》徐松的序文所述:“走以嘉庆壬申之年,西出嘉峪关,由巴里坤达伊犁,历四千八百九十里。越乙亥,于役回疆,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历三千二百里。其明年,还伊犁,所经者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历七千一百六十八里。既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又征之有司,伏观典籍,仰见高宗纯皇帝自始禡师,首稽故实。”《新疆赋》孙馨祖的序文中,也称:“(徐松)自伊犁奉使喀什噶尔诸部,万三千六十八里,八阅月,境皆亲历,言之綦详。先生居京师,为词臣,博综文献。自出关以来,逢古迹,必求其合。”正是在此基础上,徐松完成了包括《新疆赋》在内的“西域三种”。

当然,从徐松自身来说,其扎实的考据学功力、丰厚的文学素养,无疑是《新疆赋》创作的内在条件。徐松自少年时期,就在钱塘吴锡麟、桐城派大师左眉的精心培育之下,打下了坚实的考据学功底。在文学素养方面,尽管徐松自己曾谦虚地说“不复以文词见”,流传下来的文学创作也极为寥落。但实际上,徐松的文名,早在少年时就已崭露头角:“九岁,应童试,学使者奇其文,取入邑庠,补弟子员。”[12]而“年二十,应嘉庆五年顺天试。张问陶得其文,大加叹异,遂举于乡。”[13]后来,徐松于二十五岁(嘉庆十年,即1805年)时应乙丑科,中进士。二十八岁(嘉庆十三年,1808年),“时总司书房者大学士董诰,以松淹雅儁才,心重之,一切应奉文字,皆出松手。”次年,又受董诰举荐,派入全唐文馆,任总提调兼总纂官,奉诏纂辑《全唐文》。由此,可见年轻时徐松的学识及文采,是何等受器重。后来,遣戍伊犁期满回京之后,也是“为词臣,博综文献,为时流所推。”[14]

在徐松今存为数不多的文学创作中,引人注目的是楹联创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在遣戍伊犁期间为天山关帝庙所题楹联:

赫濯震天山,通万里车书,何处是张营岳垒;

阴灵森秘殿,饱千秋冰雪,此中有汉石唐碑。[15]

此联属对工整,笔力雄健,沉郁顿挫,为楹联中的精品之作,传世极广。

当然,徐松的文学创作,还包括诗歌、散文等,尤其是作为史地巨著的《西域水道记》,也随处可见优美的散文片段。关于徐松的文学创作,还有待学界在今后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和挖掘。而就目前所见徐松的文学创作,自然当以《新疆赋》为最著。可以说,单凭《新疆赋》一篇,徐松即可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新疆赋》自问世以后,就竞相传诵,享有崇高声誉。徐松的同年彭邦畴在跋文中交口称赞:“煌煌乎与《盛京》、《西藏》之作,后先辉映;班孟坚、左太冲之流,未足多矣!”徐松的好友张琦,更是在《新疆赋》识文中高度赞誉:“千秋绝业,子云复生!”

遗憾的是,在学术界中关于徐松及其著述的研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其史地学方面,尤其是其史地巨著《西域水道记》,而对《新疆赋》这一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力作,至今却鲜有研究者。

《新疆赋》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论文是在笔者的博士生导师伏俊琏先生指导下撰写的,特先生致谢!

 

 

 

参考文献

 

[1]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761.

[2]李军.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J].台湾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20122):114.

[3]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16.

[4]沈垚.落帆楼文稿张穆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5]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77.

[6]孟森.明清史讲义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383.

[7]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891.

[8]吴丰培.新疆四赋[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

 

 

                                                     (责任编辑:王芳)



[]《西藏等三边赋》共一函两册,其中《西藏赋》与《卜魁城赋》合为一册,《新疆赋》独成一册。

[②]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参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六十二年(1973)影印。据载,当时朝考一等第一名为姚元之,第二为徐松。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云“朝考一等一名”,误。

[③]关于徐松任湖南学政的时间,有二误说:《畿辅通志》等云嘉庆十四年,《清史列传》云嘉庆十六年。《徐星伯先生事辑》、《大清畿辅先哲传》云嘉庆十五年,缪荃孙还进行了辩证。参《徐星伯先生事辑》,并参吴振清《徐松事迹辩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48页。

[]徐松遣戍伊犁的缘由,据赵慎畛所弹劾,主要为在县学重价发售诗文,假公济私,考试时命题违背定制,割裂经典等凡九项罪名。于是,徐松由湖南直接遣戍伊犁。这一问题,陈垣《记徐松遣戍事》曾利用军机处档案资料进行过有力考证。论文作于19362月,发表于《国学季刊》第五卷三号(19369月),参《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71381页。另据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九《赵慎畛传》载:“湖南学政徐松矜愎失士心,欲附慎畛自固,常列其弟子优等,慎畛列款纠劾罢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599页。综上,可见徐松任湖南学政期间,品行是确有问题的,而且徐松是有亲供的,证据确凿。另据陈垣论文所列嘉庆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初彭龄等人的拟奏,则知徐松被遣戍新疆,也是他们的意思:“应请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徐松在湖南学政期间所牵连的这一案件,一般称作“星伯学案”,除陈垣《记徐松遣戍事》外,在徐世昌《清儒学案》也中有记载,另外笔者还撰有《论清代学政案-以“星伯学案”为中心》一文,刊登在《北方论丛》2012年第6期,8488页,均可参看。

[]关于徐松抵达戍馆时间,有二说:[]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云嘉庆十八年初,而朱玉麒《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云嘉庆十七年底。按,先生所言为是。因为,嘉庆十八年正月初四,时任伊犁将军的晋昌就有《癸酉立春春日饼筵与周听云、徐星伯、赵菊人、高心兰、傅啸山联句》诗。参尹耸俊硕士学位论文《从<西域水道记>的成书看徐松的学术转向》,新疆大学,20085月,8页。

[]《新疆赋》初稿撰写时间,学界向来众说纷纭。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误为嘉庆十八年(1813),朱玉麒先生《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前言云:“《新疆赋》初稿与《汉书西域传补注》一样,也成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间”,还是出现了失误。后来,笔者曾向朱先生请教,先生慷慨将其还未问世的《新疆赋叙录》见示,说法上稍有变动,但还是不十分确定,在这里不便透露。而笔者曾于20129月在台湾师范大学主编《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第572期上发表了《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一文,第四节是“《新疆赋》初稿之撰写时间”,定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最近,无意间看到由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赖洪波所著《伊犁史地文集》一书,在“伊犁史话”部分有一节“十年辛苦绘山河徐松在伊犁”,其中讲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徐松完成了在伊犁写成的第一部史地著作《新疆赋》一书”,不知何据,但在时间上与笔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又,郭丽萍女士在其《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书中,在第二章《绝域与绝业:西北方志类著作的修撰》的第三节《徐松的收获》中,认为“草稿应完成于嘉庆二十一年徐松自南疆返回伊犁后”,这是对的,也和笔者意见一致。

[]见藏于甘肃省图书馆,函封有“徐星伯著 原刻”字样,但未有刻书时间。一函一册。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白口,单鱼尾,版心有“新疆赋”字样,二十四页。亦有孙馨祖序与彭邦畴跋,但正文二十四页后的跋文,页码径作“二十六”,误,当为疏忽所致。但与元尚居本相较,字体有出入,凡“甯”作“寕”,“茲”作“兹”、“閒”作“間”、“埽”作“掃”、“密”作“宻”、“眾”作“衆”、“玄”作“元”、“畞”作“畝”、“沈”作“沉”、“凌”作“淩”;另外,二页“己”误作“已”,三页“析”误作“柝”,十页“天”误作“大”。

[]《新疆赋》彭邦畴跋语,《清国史》因之,参《清国史》嘉业堂钞本文苑传卷五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3984985页。

[]《新疆赋》彭邦畴跋语。

[]《新疆赋》张锡谦跋语。

[11]参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492页。又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新疆简史》第一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257页。

[12]参李鸿章等纂修《畿辅通志》卷二百二十六列传三十四,光绪十年开雕,第十九函,59页。

[13]徐世昌撰《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二十五文学传七,1917年天津徐氏刻本,21页。

[14]参《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文苑传四,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上海中华书局铅印,第七十三册,5页。

[15]清人方士淦《东归日记》卷三,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上海著易堂印行,南清河王氏铸版,138页。此联后来在清人梁恭辰《楹联四话》卷之二“名胜·庙祀”条中,据以收录。再后来,缪荃孙又汇辑在《星伯先生小集》中,见《烟画东堂小品》第七册“徵卷”,民国九年(1920)缪氏刻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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