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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发表日期:2014年4月9日  出处:《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  作者:李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273 次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

   ―――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70

 

  要: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大观,其代表为《西藏等三边赋》,突出地体现了征实的性质和特点,与此相联系,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其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还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实性,原因概略有四:一是与清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二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尤其是考据学的影响,三是作者本身就是地理学者,四是作者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而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贯穿了强烈的边疆意识和经世思想。

关键词:《西藏等三边赋》;《西藏赋》;《卜魁城赋》;《新疆赋》;边疆舆地赋征实性

 

Truthfulness on The frontier mapping Fu of Qing Dynasty

                          --- Take Trilateral Prose- Poem for an example

 

LI Jun

(College of Humanit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ollege of Literature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Prose-Poem of frontier and region flourish, Trilateral Prose- Poem,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uthfulness, with this associatio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regarded as geographical writings. The truthfulness of, not only embodies in the author's mind,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content of fu. It has a strong proof, for three reasons: one is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about geography, two is due to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especially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influence, three authors itself is a geographer, four authors experienced frontier regions. And the truthfulness in the Qing Dynasty , through a strong sense of frontier and the statecraft thought .

Key words: Trilateral Prose- Poem; Prose-Poem of Tibet;Prose-Poem of Bukui; Prose-Poem of Xinjiang;Prose-Poem of frontier and region; the truthfulness

 

 

 

赋这种文学体裁,与地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地理类的赋作先后不绝,数量可观。到清代康熙间,陈元龙奉敕编纂的《历代赋汇》中,就专辟“地理类”,收录了自汉迄明的“地理”赋369[1]。至清代,更是浩繁,而其中的边疆舆地赋,尤为引人注目,而其代表,无疑是乾、嘉、道之际蒙古和宁(17411821)的《西藏赋》、吉林英和(17711840)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17811848)的《新疆赋》,三赋以其鸿篇巨制和独具魅力的边疆地域及民族特色,最早当在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由王秉恩元尚居合斠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2]

在赋的发展史上,强调其征实性的,始自晋代的左思,在其《三都赋》的序中,就借所谓“夫子自道”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其本实。”在左思看来,要求赋作与地图、方志相“稽”与“验”,要做到“本”与“实”。实际上,《三都赋》仍不免于夸饰,但自从左思提倡征实之后,后人也就渐让读者了解某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作为一个重要目的了[3]而清代边疆舆地赋,更是强化其征实性质,征实求真遂成为此类赋家的共同追求和倾向。如《卜魁城赋》作者英和,在赋序中就明确强调:“事须核实,言贵有征”,还说:“耳食之余,目验所及,询彼故老,证以旧闻,据事直书。”并希望赋作能起到“备乘轩之采”的目的与作用。《新疆赋》作者徐松,在赋序中也强调“语其翔实,必在经行”、“征之有司,伏观典籍”,还详细交代了他在新疆驱驰万里、实地考察基础上而写作此赋的经过:“走以嘉庆壬申之年,西出嘉峪关,由巴里坤达伊犁,历四千八百九十里。越乙亥,于役回疆,度木素尔岭,由阿克苏、叶尔羌,达喀什噶尔,历三千二百里。其明年,还伊犁,所经者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历七千一百六十八里。既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关于《西藏等三边赋》的征实性,笔者曾撰文有所提及,但还很不充分[4]

与其征实性相关联的,就是此类赋作无不带有强烈的方志性质,因此一直以来亦被视为地理著作。清人论赋,对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就视同“志乘”、“志书”,如陆次云在其《北墅绪言》卷四《与友论赋书》中就云:“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袁枚在其《历代赋话序》中亦云:“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鸟兽草木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而清代的边疆舆地赋,上述特点彰显得尤为突出,几可作压缩的方志、国志来读[5]。对《西藏等三边赋》的征实性特点及其方志价值,实际上在其广泛流传的当时,就已早有共识。如关于《西藏赋》,姚莹在其《康輶纪行》卷九即指出:“(《西藏赋)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文人学士之披寻也。”关于《卜魁城赋》,不但作者英和自己一再强调其征实性,就是其受业者徐松,也在跋文中大加赞叹:“升高能赋,山川能说,兼此二难,是足以垂不朽矣!”而关于《新疆赋》,孙馨祖 [6]在应徐松之邀为《新疆赋》所作的序中,就曾称赞到:“先生居京师,为词臣,博综文献。自出关以来,逢古迹,必求其合。”徐松同年彭邦畴在《新疆赋》跋文中亦云:“《新疆赋》二篇,句栉字梳,俾地志家便于省览。”张锡谦也在《新疆赋》跋文中云:“审形势、述沿革、纪勋伐,悉征其物产、民风,援古证今,有若指掌。”张琦在《新疆赋》识文中,更是推崇:“此赋于形势、勋伐、建制、物产、土宜,如指诸掌。而庿谟胜算,悉具其中,当为掌故家所珎,不徒艺林宝贵已也。千秋绝业,子云复生,更不得以雕虫小技目之矣!”

不仅如此,《新疆赋》与徐松在汪廷楷、祁韵士纂修基础上加以实地考察而成的《新疆识略》等相表里,一向被学界视为地理著作看待,并作为重要的史地文献参考资料。尤为显著者,《新疆赋》还与徐松的地理巨著《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一起,以“西域三种”(亦作“大兴徐氏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的名义而广为流传,后来还与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一起,在光绪年间由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合刊为“西域四种”。再后来,梁启超在谈及清代“边徼地理之研究”时,也将其与《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地理著作相提并论:“星伯以嘉庆十七年戍伊犁,续补鹤皋之《总统事略》,即其后进呈、赐名《新疆识略》者是也。其在戍也,复成《新疆赋》二卷、《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复有《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7]就是在今天,《新疆赋》亦是史地学家资以参考的重要文献,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三卷本《新疆简史》[8]、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等[9]

    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代表的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也充分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如《西藏赋》,在述及“达赖传宗,班禅分宰”这一独特藏传佛教的传承历史时,在自注中用大量篇幅,如实记载了从第一至第八辈达赖、第一至第七辈班禅的姓名、生平以及递相传承的情况。而在述及上元,即藏历正月十五的酥油花灯节时,不但描写了其盛况空前,而且征引各种相关文献,对灯节的起源及举行时间及其传播、各地异同等举行了细致考辩:

    《七修类稿》云:“上元张灯,诸书以为沿汉祀太乙,自昏至明,今其遗事。”《容斋三笔》既辩《史记》无此文,尚未得其实。《事物纪元》又引《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汉正月望日,彼地谓之大神变,故汉明帝令烧灯表佛。夫事无据,时日又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录》以为梁简文帝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山灯诗》,以为起自南朝。《唐书·严挺传》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请燃千灯,因弛门禁,帝御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韦述《两京新记》:“正月十五夜,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看灯。”则是始于睿宗,成于元宗无疑。宋干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宇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者,闻太祖初建南都,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以实国本,元宵放灯多至十余日,后约中定为五日耳。今考《史记·乐书》,云汉帝以正月上辛祀太乙、甘泉,以昏时祀到明。徐坚谓今人正月望夜观灯,是其遗事。又《刘向外传》云:“上元夜,人皆游赏,向独在家读书,太乙神燃青以照向。”盖因汉武祭五,通夜设燎,取《周礼·司》,烧燎照祭,后世沿以为佛事耳。且上元张灯,不独京师为然,如广陵观灯、西凉灯影、罗公远掷杖化桥,或以为潞州,或以为西川。则是天下同风,相沿已久。是知元宵放灯,始于汉,盛于唐宋,其原本于西域。郎仁宝以为起自南朝,始于唐睿宗,成于元宗,皆非也。予谓本于西域者,何也?今考卫藏,每岁正月十五夜,达赖喇嘛及各胡图克图、噶布伦公、台吉等,于大招四面,各设彩灯,以青稞面捻成佛仙之像及鸟兽花卉各种供品,燃以酥油,照以松炬,火光烛天,如不夜城。男女数万,纵游彻晓。其灯架高至二三丈,番僧团坐,诵经其下。是《僧史略》所言,不为无据。仁宝以为不足信,过矣。惟《僧史》以西域十二月晦为汉之正月望,则失于考证。何也?今考《卫藏时宪》名朱尔亥,与内地正朔不同者,以置闰、不置闰,相差一月。朔望则无不同者,何至以晦为望耶?盖除夕前一日,则止于送祟,名日跳布札,并不燃灯也。至于三日、五日之不同,则唐宋以后事耳。

可见,在重视赋作征实性基础的同时,亦具有了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再如《新疆赋》,在述1819世纪新疆的屯田情况时,就其中的回屯介绍到:

畴畚锸之相随,集耕回而齐赴。

   并自注云:

自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陆续由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吐鲁番等处,调回子赴伊犁种地,共六千户。

    考之清人当时的著作《西陲总统事略》所载,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时,在伊犁屯田的维吾尔族人达到六千三百八十三户[10],可见其征实性的突出。而《卜魁城赋》对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各方面描述,也带有强烈的征实性,单从其征引的大量文献资料如齐召南的《水道提纲》、林佶的《全辽备考》、方式济的《龙沙纪略》,还有官方的《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皇朝通考》等,就可窥其一斑。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边赋》不仅是赋作精品,还是史地巨著。正因如此,《三边赋》等清代边疆舆地赋,无疑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清代边疆舆地赋之所以重视、突出和强化其征实性,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与清代自然、人文地理学术思潮的勃兴因缘契合[11]。自乾嘉以后,边徼多事,学者渐将视野投向边陲,边徼地理学随之而勃兴。在此情况下,大量边疆舆地赋相继涌现,并以地理学的征实方法有意为赋,也就不足为奇。

另外一个重要的更深层次原因,就是受到“清代思潮”下学者治学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影响[12]。徐松就从小师事桐城派名家左眉,专注于桐城派提倡的考据学,并曾向业师表示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倾向:“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考据,不复以文词见。”这在徐松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体现得异常突出,如《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新斠注地理志集释》等学术著作,皆贯穿了考据之方法和精神。清代的考据,多从故纸堆来而缺乏实地考察经验,而徐松还在遣戍伊犁期间,周历新疆南北二路,身体力行,实地考察,已见上述《新疆赋》自序。另外,在撰写《西域水道记》时,也是:

自出关以来,于南北两路,壮游殆。每有所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编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成《西域水道记》五卷。[13]

再一个原因,那就是诸多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作者自身,也本来都有着学养深厚的地理学造诣,如《粤海赋》的作者杨锡震、《盛京赋》的作者乾隆、《乌鲁木齐赋》的作者纪昀、《平定准噶尔赋》的作者朱筠、《台湾赋》的作者王必昌等等。而《三边赋》作者,也都是如此,如徐松:

自塞外归来,文名益噪。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争以一见为荣。泰兴陈潮、乌程沈尧、平定张穆辈,时时就松,烹羊炊饼,置酒大嚼,剧谈西北边外事及汉唐以来地理,订讹纠谬博辨以为乐,若忘乎当日身在患难中者。海内言地学者,群推为巨子。[14]

徐松以其等身的一系列史地巨著,无可辩驳地成为研究西北史地学的名家。另如英和,作为徐松的业师,其《卜魁城赋》就被收录在《满蒙丛书》、《丛书综录》、《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史部·地理类》、《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东北边疆》第二辑等中,并且,据《卜魁城赋》自注而成的《卜魁纪略》也被收录在《小方壶斋舆地丛抄》、《中国古典文献大辞典·地理卷》中,向来与吴兆骞《宁古塔纪略》、方式济《龙沙纪略》一起,被称为“东北三纪略”。至于和宁,也是“娴习掌故,优于文学[15],并著有《西藏志》三卷、《回疆通志》十二卷、《三州辑略》九卷等,亦可见其地学造诣,实属非浅。

再有,这些赋家或遭流放,或任职,或迁居,或旅途经过,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这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提供了客观基础。如和宁先后在西藏八年,《西藏赋》就作于嘉庆二年(1797任驻藏帮办大臣期间。英和由于从道光元年(1821)起,受命在遵化东陵宝华峪为孝穆皇后监修陵寝,但在八年(1828)九月,发现地宫浸水,道光震怒,连发十余道谕旨,谴责在事诸臣,英和始终其事,责尤重,夺职,籍没其家,并“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其子奎照、奎耀也随侍前往黑龙江。英和接旨后旋即赴戍卜魁,于道光九年(1829)作《卜魁城赋》[16]。而徐松,更以其长达八年的遣戍伊犁经历,成就了包括《新疆赋》在内的“西域三种”。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疆域意识和经世思想。清朝本身就是由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即东北的满族开创的,而“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功。其知结民心,反明苛政,实自世祖入关时始。”[17]所以,清朝统治者入主关内后,推行一系列政策来笼络汉人,结取民心;同时,接连用兵边陲,先后绥服蒙古、安定西藏、平定新疆,并多次南巡,从而“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内向,诚系本朝。”[18]所以,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作者,无不具有一种强烈的疆域意识。但同时,边疆地区,向来并不安宁,边疆问题也一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赋家创作边疆舆地赋,还带有渗透着强烈的经世意识和思想。一来,通过赋作对边疆历史的描写,唤起人们重视边疆历史的光荣,重视边疆的重要性[19];二来,通过赋作对诸如边疆的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兵备钱粮、驻兵设屯、风土人情等诸方面的详细介绍,增进人们对边疆地区的认知,从而促进边疆的开发,达到边地安堵的目的;三来,通过赋作对边疆当时形势的介绍,有助于人们对内乱外患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三边向来就不安定,动乱持续不断,单就《三边赋》作者所处前后,边疆危机就已经日益浮现。比如西藏,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发动叛乱,很快占领并洗劫拉萨。康熙鉴于“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若为分裂割据势力盘踞,“将边无宁日”,于是毅然两次进兵,安边治藏。后来,乾隆三十三年(1768)、五十五年(1790),本属尼泊尔部落之一的廓尔喀人,先后两次,入侵西藏[20]。又如新疆,仅平定北疆的噶尔丹叛军,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先后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费时60余载[21]。后来,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艰难平定南疆,从而统一新疆。但时隔不长,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爆发了浩罕国支持下的张格尔之乱,直到道光四年(1824)底才平定。接着,又有和卓后裔的数次入境骚扰和叛乱活动,如道光十年(1830)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之乱、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七和卓之乱”,真可谓边无宁日,而“七和卓之乱”,距离徐松去世前仅一年。而东北,虽然被视为“龙兴之地”,但照样也不平静,主要威胁,来自沙俄,仅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界约》以及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沙俄连续入侵就可看出,东北一带,亦可谓无有宁日[2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清代的边疆舆地赋中,很自然地就渗透、贯穿了强烈的经世思想,这也是其征实性的内在动因。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西藏等三边赋》在内的清代边疆舆地赋虽然具有强烈的征实性,但毕竟是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和夸张,从而与纯学术性质的史地著作还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边疆舆地赋具有文学与学术的双重价值,为我们今天的边疆史地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和视角。

 

 

[注释]

[1]许结《清代的地理学与疆舆赋》,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46页。

[2]《西藏等三边赋》共一函两册,其中《西藏赋》与《卜魁城赋》合为一册,《新疆赋》独成一册。三赋前均有牌记,分别为:《西藏赋》“光绪壬午八月元尚居斠刊华阳徐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九月;《卜魁城赋》“光绪癸未正月斠刊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九年(1883)二月;《新疆赋》“光绪壬午十月元尚居斠刊华阳海方徐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故,《西藏等三边赋》汇刊的截至时间,最早当为光绪九年(1883)。此版本,称作“元尚居本”。该本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小字,白口,单鱼尾,版心下署“元尚居校刊”。另外,中缝分别印有“西藏赋”、“卜魁城赋”、“新疆赋”字样,依次为三十六页(后有李光廷跋二页)、十五页(后有徐松跋一页)、三十四页(前有孙馨祖序二页,后有彭邦畴跋二页)。并且,每页有耳口,记每页所刻字数。

[3][5]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44645页。

[4]李军《论<西藏等三边赋>-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代表》,载《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主编,20125729月刊,93123页。

[6]孙馨祖(1739-?),江西万载县人。由于文献不足,故其生平事迹极为寥落。仅从此序文得知,孙馨祖生于乾隆己未(1739)。幼时好学,晚年方于广西某县任职,后任福建瓯宁知县。乾隆乙卯(1795),五十六岁,丁母忧。嘉庆己巳(1809)七十岁,戍伊犁。另,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朝江西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及明清档案工作室所藏五件嘉庆朝移会可知,孙馨祖曾因卷入轰动一时的万载土籍童生罢考事件而被杖流伊犁。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283页。

[8]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257293页。

[9]余太山《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491页。

[10]汪廷楷、祁韵士等著《西陲总统事略》卷一《伊犁兴屯书始》。

[11]许结《清代的地理学与疆舆赋》,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01期,46页。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5页。

[13]《清国史》嘉业堂钞本第十二册文苑传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984页。

[14]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二十五册文学传七,1917年天津徐氏刻本,2124页。

[15]赵尔巽《清史稿》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284页。

[16]赵尔巽《清史稿》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41111412页。

[17]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83页。

[18]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891页。

[19]王聿均《徐松的经世思想》,载《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189页。

[20]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369-376页。

[21]谷苞《西北通史》第四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9页。

[22]李治亭《东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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