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访问中华辞赋学术网!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兼中华赋学院院长潘承祥教授代表本院全体工作人员欢迎您的莅临指导!
 当前位置:首页 >> 赋学研究 >>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双击自动滚屏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发表日期:2014年4月9日  出处:《船山学刊》2012年4期  作者:李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239 次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李 军

(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兰州  730070

 

  要: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的《西藏赋》,从作者及版本、赋作内容、特色与价值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与当时特定时代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结合,探讨《西藏等三边赋》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三边赋》;《西藏赋》;边疆舆地赋

 

Discuss on Prose-Poem of Tibetfrom “Trilateral Prose-Poem”

Li Jun

(College of Humanit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Prose-Poem of Tibet of Mongolia Hening, Prose-Poem of Buku of Jilin Yinghe and Prose-Poem of Xinjiang of Daxing Xuso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period of Emperor QianJiaDao, the occasion of the frontier and region, with its distinctive regional features a masterpiece and the frontier in Guangxu nine years (1883) by YuanShangJu the moment" Tibet Trilateral Prose- Poem ". Study on one of "the Trilateral Prose- Poem ", from the author and version of the draft,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aspects and so on in detail, and then a specific age factors interaction of combination, discuss "the Trilateral Prose- Poem " times generated by background.

Key words: Trilateral Prose- Poem, Prose-Poem of Tibet ,the frontier and region

 

有清一代,边疆地区为当时大批各级官吏和文人学者所高度关注,创作了大量与边疆有关的诗文,而边疆舆地赋的创作,也是蔚然成风作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代表,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鸿篇巨制和独具魅力的边疆地域及民族特色而为人所注目,最早当在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由王秉恩元尚居合斠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1]

和宁(17411821),蒙古镶黄旗人,姓额尔德特氏,字润平,号太葊[2]。道光元年(1821),避清宣宗昱宁讳,改名瑛。和宁是乾嘉之际著名的封疆大吏、政治家,同时也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和文人。乾隆六年(1741)生,长于中原,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七岁(乾隆十二年,即1747年),启蒙于绍兴俞敦浦先生。十三岁(乾隆十八年,即1753),读毕《五经》。此后,数易其师。十七岁(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授业于名师何嵩堂。二十岁(乾隆二十六年,即1761),是其《太庵诗稿》的创作时间上限[3]。三十岁(乾隆三十六年,即1771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出为安徽太平知府,调颍州。乾隆五十二年(1787),擢庐凤道,历四川按察使及安徽、四川、陕西布政使。乾隆五十八年(1793),予副都统衔,赴西藏换成德回京,帮同和琳办事,即任驻藏帮办大臣,翌年三月到达。寻授内阁学士,仍留藏办事。嘉庆二年(1797),撰成《西藏赋》。嘉庆五年(1800),和宁总计在藏八年后,召为理藩院侍郎,旋出任山东巡抚。嘉庆七年(1802)四月,由于济南知府德生“徇情误断”金乡皂役之孙张敬礼冒考事件,而和宁误听之,“并不提鞫”,因而为给事中汪镛所弹劾,被嘉庆以“日事文墨,废弛政务”之名解职。后又以隐匿蝗灾事被发觉而遣戍乌鲁木齐,寻赏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后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嘉庆九年(1804),授理藩院侍郎,仍留边任,后于十一年(1806)充乌鲁木齐都统。嘉庆十四年(1809),授陕甘总督。嘉庆十六年(1811),迁盛京将军,后历热河都统、刑部侍郎、礼部尚书,调兵部。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授工部尚书,后加太子少保,历礼部、兵部。嘉庆二十三年(1818),授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充上书房总谙达、文颖馆总裁。嘉庆二十五年(1820)正月,与明亮一起,受到嘉庆诏令优恤老臣、毋庸来园带领引见的格外关怀。道光元年(1821),卒,赠太子太保,谥简勤[4]。《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三有传。

和宁娴习掌故,优于文学。其著述,有《读易拟言内外编》、《经史汇参补编》、《读易汇参》、《易贯近思录》、《风雅正音》、《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等。其文学创作,除《西藏赋》外,还有诗集《太庵诗稿》、《易简斋诗钞》[5]

《西藏赋》单行本,只有嘉庆二年1797和宁写刻本;各种丛书和总集收录的版本极多,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川通志》本、同治十三年1874李光廷《反约篇》丛书本、张丙炎《榕园丛书》本、光绪九年1883或之前张允顗《守约篇》丛书本、光绪八年1882)元尚居《西藏等三边赋》本、光绪十二年(1886)黄沛翘《西藏图考》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旗文经》本。另据荣苏赫等主编《蒙古文学史》第二册第十六章曾提及《西藏赋》在“刊本之外,尚有数种钞本流传于世。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张丙瑛曾为一部钞本题跋;同治五年(1866)有一部重订之澄清堂钞本行世。”[6] 但笔者尚未及见。

《西藏赋》的内容,是异常丰富而复杂的。因为《西藏赋》所涉及的,不仅是赋体的文学特质,还包括史地学、文献学、语言学乃至民俗学、宗教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诸多方面。将《西藏赋》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创作,毫不过誉。

《西藏赋》的内容总体上分为四部分。

首先提纲挈领地简略总叙西藏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及拉萨周围四面(阴、阳、左、右)的独特山川地貌。

接着,主要从两方面对西藏展开铺叙。

第一方面,集中介绍藏传佛教的情况。

首先,以布达拉宫为中心,详细叙述印度佛教的起源和经义、藏传佛教(黄教)的产生和兴盛。其中,藏传佛教的情况包括宗喀巴雪山修行,创《穆隆经》,忍辱负重,终于为番众所敬信而产生了黄教。而宗喀巴大弟子达赖喇嘛、二弟子班禅额尔德尼继承宗喀巴衣钵,弘扬黄教,使其兴盛一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各种佛像的大量塑造,包括如来、菩萨、金刚、力士、阴阳佛、护法佛、安乐佛、护法天王等等:“奇颜谲状,累万盈千。名不可以殚述,义不可以言传。”二是寺庙的广泛建造,首先是两招(及大招、小招),追述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及和亲盟碑,并对两招的建筑位置、内外面貌高度凝练地作了描述;其次是前藏四大寺,即桑鸢寺、色拉寺、别蚌寺、甘丹寺,包括其位置、历史、地位,并延及垂仲殿、木鹿寺两座寺庙,尤其突出了各寺庙的佛像佛经、法会盛况。

其次,分以两位黄教领袖达赖和班禅为中心,进一步突出藏传佛教的崇高。首先浓墨重彩地叙述各自的住处(布达拉宫、札什伦布寺)及环境、衣食住行、佛法盛况。接着追述清政府在藏传佛教中推行的金瓶掣签、活佛转世的情况,延及各种级别的黄教僧侣及其职责。

最后,用相当篇幅,以重大佛事与节俗为重点,归结性地对藏传佛教进行渲染。一是除夕跳布札:“天神降而山鬼藏,穷野人之技俩;冈洞鸣而巴陵送,夸幻术之离奇。”人们用海螺佐以铙鼓、长号及人胫骨做成的冈洞,吹之以驱鬼祟。还点起酥油和面制作的巴陵(如火焰形,送给鬼祟享受),并在除夕前一日,围绕布达拉宫诸佛像旋转诵经。又为人皮形状的东西铺在天井中以诱鬼祟,然后捉住,“用火枪送出布达山下,以除一岁之邪”。跳布札盛况空前:“达赖喇嘛御楼以观,四面环覩者男女万人。”二是元旦宴享众番:“果伊蒲馔”、“羊脊牛膍”,“吹云箫”、“舞月斧”,也是其乐融融,热闹非凡。三是正月初二飞绳戏及至元夕前的赛马、举重、角抵、赛跑等节日赛事:“挺身缒险,撒手飞绳”、“平原驰骋,角力争胜”、“抵戏翘关”、“御风追日”。四是元夕灯节:“煎万户之馋膏,耀百华之宝树”,“烟煤彻于重霄,云间沃雪;灰烬余于徼道,地上销冰”,同时,引经据典,介绍灯节的由来及藏区灯节不同于中原的特色。五是孟春上旬的穆隆经会,汉语译为“攒招”,在大招举行,盛况更是空前,要召集远近大小喇嘛三万余众,达赖和善男信女均要前往参加:“翠葆远翔,黄伞高耀”,“犵老羌童,賨男嫫女。口洒洒而噤寒,手林林而高举。俯地讶似伏章,叩额连如舂黍”,“布施可茹,千偈伽陀”。接着,还要“转寺”,由数百人拖曳四轮车装载弥勒佛像绕大招一匝。六是二月下旬送罗公甲布(牛魔王),相传牛魔王作祟,与达赖争布达拉,所以在这一天由两个人分别扮演牛魔王、达赖喇嘛,掷骰子以决胜负,自然是牛魔王输却而逃。这时,喇嘛诵经,施放鸟枪,番众随之送牛魔王过河。七是三月初一日的亮宝,这时,佛事才算完毕。亮宝,就是在布达拉宫悬挂大佛二轴,又尽出大招库藏宝物,在奇形怪状的乐器幡幢簇拥之下,绕行布达拉宫。相关的节俗,重点介绍了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沐浴节,即初秋时候的“祓禊”:“指头禅灌顶心,则渊源彻底;四大海水入毛孔,则宇宙浮沤。”藏俗,“夏秋之交,无论男女,群浴于藏布江之汜,以祓除厉疫,乃古所谓秋褉也。布达拉西南十五里,名罗卜岭岗。藏布江北岸,密树周阿,绿苔曲径。中有方池石甃,引江水注之。达赖喇嘛每岁下山,澡浴于此。羣僧诵经于外,居然一元阴池也。又有平楼敞榭、画舫花台,信宿约二十余日,始还山。”

第二方面,分别从西藏的官制与兵制、疆域、风俗与政令、贸易、物产、部落、山川等七方面对西藏展开全方位的描述。

一是官制与兵制。《西藏赋》所述官制与兵制,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对廓尔喀战争之后进行重新调整的建置。西藏的官府机构主要有:商上(布达拉一切收纳、度支、办公之所)、噶厦(噶布伦等办理通藏事务之所)。各级官员及其职责分别有:“噶布伦领四方之政治,权居岳牧之尊;仓储巴综五库之藏储,职等金仓之掌。希约第巴秸粟征科,业尔仓巴廪糈给养。浪孜辖稽市井之奇袤,胁尔邦听闾阎之直枉。亦系五品衔,听番民词讼。卓尼奔走,鳬侣维勤;孜琫会要,漆书无爽。密本司版户之登,达本任马闲之长。第巴分治于外寨,厥品维三;中译书记于公衙,其阶有两。”西藏的兵制,主要提及“乾隆五十八年《钦定章程》:‘戴琫四品,管兵五百名;如琫五品,管兵二百五十名;甲琫六品,管兵一百二十五名;定琫七品,管兵二十五名。’共额设番兵三千名,前藏驻札一千,后藏驻札一千,江孜五百,定日五百,俱隶绿营,将备随时一律操演。”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二是疆域。分别从西藏的西、西南、南、东南、东、东北、北、西北等八方展开,总叙了西藏所属的八方界址。《西藏赋》所记西藏当时的疆域界址,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是风俗与政令。西藏的风俗,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而其政令,也极为特殊。对此,《西藏赋》首先介绍藏地通行的历法,即朱尔亥历。其次,介绍本地的奇异风俗,如“贵少贱老”、“厌死轻生”等。还有奇特的丧葬习俗,如僧人采取火葬,俗人采取天葬、地葬等。天葬,就是将尸体背到旷野,用刀碎刮其肉以喂鹰;地葬,就是杵捣尸骨以喂犬。另外,“畏天花而弃子如遗,信乌鬼而妖言如绘”。婚俗方面,更是不顾人伦:“三男共女,罔有先后。”更甚者,就是藏地民众对藏传佛教的狂热崇拜,导致了“十户不能养一僧”的贫困境况。而这种情况之下,西藏的政令也是非常混乱黑暗,差徭繁重,民多逃散。税收五花八门,苛责异常:“税及鹅卵、杨花、月华、雨水”!这些描述,形象鲜明,生动传神,犹如一幅逼真的西藏风俗画面。

四是贸易。西藏的贸易,以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货物交换而与众不同。比如珊瑚、松石、蜜蜡、采玉、文贝、琉璃、玛瑙、象牙,琳琅满目,应接不暇。此外,还交换异域的毡毯、毳布等。还有,砖茶非常普遍,为大众所喜爱。这些货物的交换媒介,则普遍使用银钱,乾隆五十八年1793,又令达赖喇嘛自行铸造“乾隆宝藏”钱文,并派专人监铸。

五是物产。西藏的物产,也是极具地域特色。西藏不仅盛产食盐,富蕴矿藏,还有各种名香,如红黄香、苦库(黑香)、唵巴(白香);木草花果,如木则札木、札鸦(木理坚细,能解毒)、松柏、杨柳、胡桃树、火榴树,草则吉祥草(当地俗称藏草)、紫茜、马兰、牛舌、羊草、芦葭,花则牡丹、桃杏、剪秋萝、虞美人、罂粟、万寿菊、石竹、蜀葵,果则长生果、百合果、毛桃、蘋婆(即苹果)、梨子、芦柑;农作物,如青稞、大麦、秈稻、芝麻、扁米、蚕豆、豌豆;蔬菜,如菠薐(即菠菜)、菘叶、王瓜(即黄瓜)、莴苣、葱、蒜、韭菜、芫荽(即香菜)、芹菜、茄子、莱菔、蔓菁;珍禽野兽,如天鹅、野鸭、鹰鹞、黄鸳(当地俗称喇嘛鸳鸯)、鸠雀、大嘴老乌、鸽子、洋鸡、雪鸡、象鼻鸡、鱼鹰、半翅子(一种野鸡)、燕子、鹦鹉、鹧鸪、獂羊、猘犬、蕃马、牦牛、驴、骡、狼、豹、鹿、豕(野猪)、獐、麅、猞猁、狐狸、兔子、猫、猴、狮子、大象;奇鱼怪虫,如土鱼、白鱼、斑毛(即斑蟊)。形形色色的物产,进一步强化了《西藏赋》的地域特色,丰富了其内涵。

六是部落。《西藏赋》描述了西藏五百余户蒙古部落、三十九族吐蕃部落,并叙述周边众多部落的来源、历史、辖制及风俗,还涉及各部落间的纠纷。重点从西藏西、东两个方位展开:其西(并及西南),有阿咱拉、卡契(即中亚的回族,称克什米尔,又称缠头)、巴勒布(俗名别蚌子,又名白布,分布延罕、业楞罕、库库木罕三部)、布鲁喀巴(信奉红教,分噶毕、诺彦林亲两部,长期互相仇杀)、额讷克(即额纳特克)、甲噶尔、拜木戎(自注作白木戎)、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库努、拉达、第哩巴察、噶哩噶达、廓尔喀;其东,有工布、达布、波密、拉哩、硕板多、洛隆宗、类伍齐(信奉红教)、察木多、乍丫、桑艾巴、巴塘、里塘、打箭炉。从《西藏赋》自注海可以看出,西藏周边及内部各部落之间,错综复杂,关系微妙。

七是山川。这是《西藏赋》大篇幅叙述的重要内容之一,先山后川。开始总叙云:“冈底斯郁其岧峣兮,西条山之祖脉;阿耨达淼其滥漫兮,南干水之真源。”分别指出,冈底斯山(即大雪山,梵语谓阿耨达山)是主脉,阿耨达池是主源。另外,总叙以冈底斯山为中心并发自此山的藏地四大水道:分别是东、南的达木珠、朗卜切,西、北的僧格喀、玛卜伽。在总叙的基础上,下面分叙山、川。另外,是进藏要道,包括滇藏驿道、青藏驿道及康藏驿道。这些要路,或积雪不消,或狭仄难行,或瘴气逼人,或鬼魅出没,突出了西藏“一自鱼凫通鹿马,万重山里万重程”的独特险要的地理风貌。《西藏赋》通过层次分明的叙述,将西藏的山川、道路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构成了一幅清晰的西藏山水图。邓廷桢的跋文,也不禁赞叹:“此篇,总赋西藏,凡佛教、寺庙、官制、风俗、物产、地界,无一不详,而山水尢晰。

《西藏赋》是赋作精品,充分发挥了赋尤其是汉大赋的文体优势,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

首先,规模宏大,兼容并包,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西藏赋》单从篇幅看,可谓煌煌巨制,正文4478字、正文自注20475字,李光廷跋文713字、跋文注74字,凡25740字。从内容看,《西藏赋》可以说“苞括宇宙,总览人物”[7]、“凡佛教、寺庙、官制、风俗、物产、地界,无一不详。”[8] 这也正是汉大赋的显著特点。

其次,正文为主,自注为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是《三边赋》共同的形式特点,也是边疆舆地赋创作的形式需要。边疆情势,殊异中原,要将其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必须采取这种形式。尤其是边疆的各种民族、语言、风俗、宗教、名物、特产,必须在正文的基础上,加以准确、明了的自注,方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比如,《西藏赋》中描写西藏的特产,迥异于内地:“果则长生竞掬”,必须自注说明:“形如小螺,生地中,绛色,番名角玛,汉名长生。蒸熟,拌糖食之,甚甘。达赖喇嘛以此菓相饷。”若不自注,我们很可能想当然地误将长生果认为是《西游记》中所写道的人参果,但实则不然。自注与正文一起,起到了扩大篇制规模、增加信息容量、提升赋作功能、强化赋作效果的重要作用。这方面的特点,实为清代边疆舆地赋之一大特色。

再次,骈散相间,音韵天成,文采灿烂,鲜明生动。《西藏赋》为鸿篇巨制,而在句式、音韵、语言等方面,也是极力彰显与之相适应的辞赋优势。在句式上,汉赋以对偶为主,又间以散行,错落有致。在音韵上,汉赋讲究押韵,且不时转韵,形成流动婉转的韵律,仿佛天成,彰显“不歌而诵”的辞赋本色。语言上,汉赋竭力描写声貌,讲究辞采,恣意逞辞,色彩鲜明,灿烂夺目。在此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生动的艺术效果。如《西藏赋》描写达赖喇嘛的衣食住行:“若夫达赖之居于布达拉也,丰冠山之层碉,奥转螺之架阁。浩劫盘空,埤堄错落。路转千迷之道,心入摩提;人登百丈之梯,神楼般若。妙高峰顶,远着声闻。离垢幢前,近销魔恶。食则麦屑、毡根,饮则鸠盘、牛酪;衣则黄毳、紫驼,居则彩甍、丹雘。优钵、净瓶,玉盂、金杓。三旛比以离离,百玩灿其愕愕。须菩提译语将将,阇黎耶念吽各各。兜罗哈达,訉檀越如何;富珠礼翀,答兰奢遮莫。山无蜂子投窗,塔有孟婆振铎。鹿野华池,鸡园花萼。浴象游鱼,语鹦舞鹤。静观抚序,顽空卽是真空;与物皆春,行乐岂如胜乐!”上述汉赋的特点,在这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这些,都是赋这种文学形式的写作要求和鲜明特色,尤其是语言上,如曹丕《典论·论文》就指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也说“赋体物而流亮”,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也强调“词必巧丽”。《三边赋》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锤炼,从而“文采烂如,足供讽诵”[9]。其艺术效果,也如《文心雕龙·诠赋》所云“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明绚以雅赡”,有“深瑰之风、飞动之势”。当然,《西藏赋》由于过分夸饰,在很多地方也有“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0]之弊。这是在研究清代边疆舆地赋时需要注意的。

《西藏赋》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西藏赋》具有浓郁而独特的边疆地域和民族特色。《西藏赋》所描述的,是地处西部边陲的西藏地区,其殊异于边內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民族民俗、宗教政令、矿藏物产,无不给人以新鲜新奇之感,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和强烈的向往。也正是这个原因,《西藏赋》问世以后,就竞相传诵,影响久远,单从其版本的繁多,就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广。

其次,《西藏赋》既是赋作精品,又是史地著作、压缩方志。《西藏赋》以鸿篇巨制,描述了西藏的历史沿革和山川道里,因此,也一直被视为史地著作。同时,《西藏赋》还具备方志的性质,也就是说,《西藏赋》可以视作压缩了的方志、国志来读,如姚莹《康輶纪行》中即指出:“(《西藏赋》)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文人学士之披寻也。”

再次,《西藏赋》受乾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也受清代边疆问题日益突出的影响,强化其征实性质,实现了赋的功用的突破性提升。左思早就提倡征实,《三都赋序》中明确提出:“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积十年之功,写就《三都赋》。自此,“后人也渐将让读者了解某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作为一个重要的目的了”、“英和的《卜魁城赋》、和宁的《西藏赋》、徐松的《新疆赋》写边邑山川风物,尤可开拓人们的眼界。”[11]。《西藏赋》作于和宁任驻藏帮办大臣期间,作者遍历藏区,创作此赋,故明显地体现出在实地考察、考证基础上的经世致用的突出特点。

另外,《西藏赋》还具有重要的的文献学价值。《西藏赋》随处征引大量清代以前的宗教、史地、天文等各种文献,尤其是大量的宗教文献如《释氏要览》、《善觉要览》、《心经注》、《十道四蕃志》、《楼炭经》、《四十二章经》、《楞严经》、《达摩传》、《传灯录》、《经簿》、《佛书》、《贤愚经》、《释典》、《华严弥陀经》、《梵书》、《高僧传》、《禅门规式》、《释老志》、《法华经》、《涅槃经》、《僧圆泽传》、《佛国记》等等。因为《西藏赋》描写的是藏传佛教盛行的藏区,因而关于藏传佛教的描述极为细致,不厌其烦,已见上述内容之概括。而这,也正是《西藏赋》独特的宗教文献学价值之所在。赋作所征引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与《西藏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赋作本身具有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西藏赋》的出现,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当时众多因素交相影响与促生的结果,具有深广的时代背景。清朝本身就是由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即东北的满族开创的,而“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功。其知结民心,反明苛政,实自世祖入关时始。”[12]所以,清朝统治者入主关内后,推行一系列政策来笼络汉人,结取民心;同时,接连用兵边陲,先后绥服蒙古、安定西藏、平定新疆,并多次南巡,从而“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内向,诚系本朝。”[13]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自上而下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疆域意识,这自然也就反映在了赋作中,尤其以乾隆的《盛京赋》为先导,出现了边疆舆地赋创作的高潮。

而对于《西藏赋》,其出现和形成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殊原因,那就是清朝统治者对西藏及藏传佛教的高度重视。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安定地方,羁縻远人,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利用扶植藏、蒙等民族虔信的藏传佛教作为清朝的一项基本政策[14]。而且,从顺治、康熙、雍正,乃至乾隆等,频繁与藏区统治者尤其是历代达赖、班禅密切接触,多加笼络[15]。因为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宗教与政治忠诚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加之西藏本土的世俗和精神统治者都是达赖喇嘛,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16]。所以,清朝统治者借助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辅助教化和管理藏区人民,巩固边疆,这是其直接目的。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西藏赋》的出现,也就是客观上的应运而生。

另外,清代众多的文武官吏、文人学者,都曾有过出边的亲身经历,他们对边疆有着由衷的赞美之情,并出于对大一统局面的热烈感佩,更出于对边疆实务的强烈关注,同时为乾嘉以来经世致用学风所浸染,因而将视野投向边陲,也就写作大量的边疆舆地赋,成为一时之风气,正如徐松为其业师英和的《卜魁城赋》所作跋文描述的那样:“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泰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独黑龙江界在东北边,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杂诗》及《竹枝》之作。而研都炼京,天则留待我树琴夫子,发摅文章,为封疆增色。”尤其是和宁,驻藏前后达八年之久,对西藏非常熟悉,也使得《西藏赋》的出现成为可能。

当然,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兴起,也有赋这种文体自身因素的影响。早在汉代,就有大量的“地理类”赋,如清康熙年间陈元龙奉敕所编的《历代赋汇》,就收录了自汉至明近四百篇,尽管搜集还极不全面,但也足以令人注目。在这种地理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拓展,将对边疆的描述引入赋作,从而形成边疆舆地赋,也就水到渠成了。

最后,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兴起,也和清朝统治者推行的以诗赋八股取士的制度有关,使得科举与功名利禄紧密结合,导致了汉唐以后又一次诗赋竞逐的局面。同时,赋家征实博学,以追踪汉魏,用类书、志书的编写方法创制舆地赋[17]。这样,清代边疆舆地赋创作,蔚然大观。

对《西藏等三边赋》,今后还需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进行挖掘,从而推动清代边疆舆地赋研究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共两册,《西藏赋》与《卜魁城赋》合为一册,《新疆赋》独成一册。三赋前均有牌记,分别为:《西藏赋》“光绪壬午八月元尚居刊华阳徐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九月;《卜魁城赋》“光绪癸未正月刊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九年(1883)二月;《新疆赋》“光绪壬午十月元尚居刊华阳海方徐道宗署检”,是知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故,《西藏等三边赋》汇刊的截至时间,最早当为光绪九年(1883)。一般,将此版本称作“元尚居本”。该本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小字,白口,单鱼尾,版心下署“元尚居校刊”。另外,中缝分别印有“西藏赋”、“卜魁城赋”、“新疆赋”字样,依次为三十六页(后有李光廷跋二页)、十五页(后有徐松跋一页)、三十四页(前有孙馨祖序二页,后有彭邦畴跋二页)。并且,每页有耳口,记每页所刻字数。

[2]《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三《和瑛传》作“”,《三边赋》之《西藏赋》李光廷跋作“庵”,《卜魁城赋》徐松跋作“(泰)”。按,“”、“”均为“庵”的异体字。

[3]上述和宁求学经历,均引自荣苏赫、赵永铣:《蒙古族文学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2页。

[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三本传,又卷十五《高宗本纪》、卷十六《仁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8211283557615页。又据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卫藏通志》第四册卷九“镇抚”条,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版,第189页。

[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艺文志》二“地理类边防之属”著录云:“《三州辑略》九卷,和宁撰。”又,《艺文志》四乾隆、嘉庆朝“别集类”著录云:“《易简斋诗钞》四卷,和宁撰。”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994391页。另参池万兴:《和宁及其<西藏赋>》,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上述《西藏赋》版本情况,见孙福海:《<西藏赋>版本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8789页。按,黄沛翘《西藏图考》本,作者误为光绪十二年(1888),应为1886;张丙瑛曾为一部钞本题跋,误为道光二十四年(1884),应为1844

[7]司马相如语,见葛洪《西京杂记》卷二。

[8][9]《西藏赋》李光廷跋语。

[10]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11]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4页。又,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2页。

[12]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3页。

[13][4],第1891页。

[14]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15]清政府与西藏上层的频繁接触,可参《清史稿》之《世祖本纪》、《圣祖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仁宗本纪》、《宣宗本纪》等。

[16][]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90页。

[17]许结:《清赋概论》,《学术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2页。

 

 

  



  双击自动滚屏  
  相关评论:    

 没有相关评论

  发表评论:    

用 户 名:
电子邮件:
评论内容:
(最多评论字数:500)

辞赋学术网◆中华赋学院◆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中国赋帝辞皇◆8号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进入管理 |

联系地址:中华赋学院 中华辞赋出版社 [中国·香港] 信箱:okpcx@163.com   联系电话:13485881066 互动QQ:1613619349 专区QQ群:113153464   联系人:赋帝司马呈祥 赋后上官妍姝 赋姑卡惠子 赋仔克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