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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赋》民俗述考

发表日期:2014年4月9日  出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  作者:李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406 次

《西藏赋》民俗述考

军,刘延琴

(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西藏赋》所涉及的民俗,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考,如岁时节日、历法习俗、人生礼仪、民间贸易、物质生产、部落组织等诸多民俗,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西藏的民俗,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三边赋》;《西藏赋》;民俗

 

Narrate and Textual criticism on Folk custom of  Xizang Fu

Li 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

 

Abstract: Xizang Fu of Mongolia Hening,Bukuicheng Fu of Jilin Yinghe and Xinjiang Fu of Daxing Xusong , with their distinct minority and folk characteristics in Guangxu nine years (1883) by Yuanshangju as" Tibet three frontier fu". Paper on which" Xizang Fu" involved in the Tibet folk, undertook relatively detailed examination, such as the festival, calendar,life, nongovernmental trade,material production,the tribal organizationand so 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and research in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folk,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 the three frontier Fu; Xizang Fu; Folk custom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独具魅力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为人所注目,在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由王秉恩元尚居合斠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1]《三边赋》所涉及的“三边”,分别为西藏、黑龙江(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新疆。这些边疆地区,向来就以迥异于内地的少数民族及其独特民俗而著称。

《西藏赋》的作者和宁(17411821),蒙古镶黄旗人,姓额尔德特氏,字润平,号太葊[6]。道光元年(1821),避清宣宗昱宁讳,改名瑛。乾隆五十八年(1793),和宁被予以副都统衔,赴西藏换成德回京,帮同和琳办事,即任驻藏帮办大臣,翌年三月到达。寻授内阁学士,仍留藏办事。和宁总计在藏八年,并于嘉庆二年(1797)驻藏期间,撰成《西藏赋》。

和宁是乾嘉之际著名的封疆大吏、政治家,同时也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和文人。他娴习掌故,优于文学。其著述,有《读易拟言内外编》、《经史汇参补编》、《读易汇参》、《易贯近思录》、《风雅正音》、《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等。其文学创作,除《西藏赋》外,还有诗集《太庵诗稿》、《易简斋诗钞》[2]

《西藏赋》既是赋作精品,也可以视作压缩了的方志、国志来读,如姚莹《康輶纪行》中即指出:“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不仅供文人学士之披寻也。”马积高先生也认为,此类边疆舆地赋“渐将让读者了解某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作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并说:英和的《卜魁城赋》、和宁的《西藏赋》、徐松的《新疆赋》写边邑山川风物,尤可开拓人们的眼界。”[3]和宁长期驻藏,遍历藏区,对其山川道里、风土民情非常熟悉,在《西藏赋》中,以正文加自注的形式,对西藏独特的民俗进行了详细叙述,为我们今天研究清代时期西藏的民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西藏赋》对西藏民俗的描述,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岁时节日民俗。西藏的很多岁时节日民俗,除了受苯教影响之外,程度不同地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佛教色彩极为浓厚。《西藏赋》描述的与佛事相关的岁时节日,按照时间顺序而展开。首先是除夕跳布札:

尔其伏腊岁时,演甘露化城之会;普门佛顶,会瞿摩行像之期。天神降而山鬼藏,穷野人之伎俩;冈洞鸣而巴陵送,夸幻术之离奇。此除夕之跳布札也。

这里描述的,即跳神节,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届时人们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据说,意在驱除魔鬼,预祝来年吉祥如意[4]。内容有演述佛法的灵异和喇嘛的神奇,以及禽兽护法、鬼魅护教、驱除鬼祟。《西藏赋》自注,对此进行了生动解述,如关于驱除鬼祟,描述到:

洞噶,海螺也,佐以铙鼓、长号。冈洞,人胫骨也,吹之以驱鬼祟。巴陵者,以酥油和面为之,高四尺,如火焰形。除夕前一日,布达拉众喇嘛妆诸天神、佛及二十八宿像,旋转诵经。又为人皮形,铺天井中央,神鹿、五鬼及护法神往捉之。末则排兵甲、幡幢,用火送出布达山下,以除一岁之邪。达赖喇嘛御楼以观,四面环者男女万人。

人们用海螺佐以铙鼓、长号及人胫骨做成的冈洞,吹之以驱鬼祟。还点起酥油和面制作的巴陵(如火焰形,送给鬼祟享受),并在除夕前一日,围绕布达拉宫诸佛像旋转诵经。又为人皮形状的东西铺在天井中以诱鬼祟,然后捉住,“用火枪送出布达山下,以除一岁之邪”。跳布札盛况空前:“达赖喇嘛御楼以观,四面环覩者男女万人。”这种跳神,藏语叫“羌姆”,本意是法舞、宗教舞蹈,即汉语所谓“傩”戏一类的舞蹈。据藏文文献载,8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开始这一活动,跳神驱鬼不但在布达拉宫及各大寺院中盛行,各地小寺院及村寨、部落于年节时均有之。后来,不断丰富,从单一的调伏恶魔发展为既娱神又娱人的新阶段。

此后紧接着是元旦宴会:

履端肇瑞,方丈延师。展金渠之榻,开花之帷。幢悬慢折,衲卷尘离。罗粥傧茶波,烂盈扣器庵摩。果伊蒲馔,粲设雕。排舍卫之笼官,魁头膜拜;进梨轩之末,合掌思维。干莲而葡萄,感乳猊糖之惠;牢丸而噙粔籹,答狸奴白牯之施。腥瓯腻,羊脊牛。么□大嚼,掬溢归遗。吹□人之云箫,声喧兜率;舞童之月斧,乐奏侏□。此元旦之宴众番也。

这里描述的,是传统的藏历新年,是全体藏族人民最隆重的节日,商人停业三天,互相馈送茶、酒、肉、面点等礼物,家家户户要朝香拜佛,献上供品。此外,还有大宴款待满藏官员及头人,还要举行歌舞表演[5]。《西藏赋》重点围绕盛大宴会而展开,淋漓尽致地进行了铺叙和渲染,其乐融融,热闹非凡,。

接着,就是正月初二日到元夕前的各种杂耍表演和体育竞技:

乃有挺身缒险,撒手飞绳。落风鸢之一线,抟霜鹘于千层。百尺竿头,谁进无穷之步?九重天上,今超最上之乘。复有平原驰骋,角力争能。狪狖花骢,喜与驽骀。争道渥洼名产,肯输款段骁腾。抵戏翘关,五指之神狮出现;御风追日,万回之脚马先登。

这里,首先是飞绳戏,自注云:“正月二日,作飞绳。从布达拉最高楼上,长绳四条,斜坠山下,钉椿拴固。一人在楼角,手执白旗二,唱番歌毕,骑绳俯身直下,如是者三。绳长三十余丈。后藏花寨子番民专习此技,岁应一差,免其余徭。内地缘竿、踏绳,不足观也。”可见其技艺之高超、风行之广泛,就连内地的缘干和踏绳,也望尘莫及。飞绳戏,今天称作滑绳,是西藏民间的一种习俗,也叫飞绳运动,古时就有之。吐蕃时期,每年藏历正月初二要在布达拉宫表演“飞绳之戏”。表演方法是:用皮绳四条,一端系于布达拉宫宫殿顶端,另一端拴在山下的木桩上,倒悬身体,直溜而下,迅捷如飞。这样反复三四次,表演相当惊险,稍微不慎就会坠地身亡。当时的统治者举行这样的表演是为了预测一年岁时的好坏,如果表演者安全着地,即表明全年岁时丰厚,百事吉祥;如果表演者受伤或者坠死山下,那就是不祥之兆,认为必有荒年。其次,是赛马、举重、角抵、赛跑等节日赛事,自注云:“正月下旬,达赖喇嘛及噶布公、台吉等,各遣所属唐古特,在大招前,拍马驰骋,先到者为胜。”、“又番人举重石,又裸衣扑跌以角胜。”、“又番人于七八里外,争以步行跑远,以先到大招者为胜。”赛马,是在西藏民间广泛展开的一项竞技运动,据史书记载,吐蕃就已十分流行,尤其是松赞干布时期,迎娶文成公主进藏,特意举行赛马大会,他亲自参加,名列13位,文成公主喜悦之余,特意向其敬献哈达以示祝贺。按这一典故,如今举行赛马时,对第13名要多嘉奖一条哈达。清代,西藏地方政府于正月节期间也举行赛马活动,而民间传统节日、传昭大法会、物资交流会期间,人们也都要举行。举重,即抱石头,源于生产劳动,是群众在生产实践中逐步演变发展起来的。据《贤者喜宴》载,吐蕃赞普赤都松赞时,有大力士将一头牦牛举起。芒松芒赞时期,通过抱石比赛,产生了7名大力士。松赞干布时期,抱石活动就广泛展开。新中国成立后,这项民间竞技焕发出勃勃生机,从城镇到乡村、牧区,在喜庆节日、劳动闲暇或赛马会上,均要举行。1982年,西藏自治区召开的第四届体育运动会上,又将抱石头列为西藏民族传统体育赛事项目。角抵,又叫角力,是一种盛行的藏式摔跤,藏语叫“北嘎”或“加哲”。摔跤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藏族先民为了生存,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捍卫能力,摔跤就是其中之一。而到了松赞干布时期,角力更是用于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清代,这一活动盛行不衰,《西藏志·兵制》,就记载了“习武、跌扑”的内容,在布达拉宫、大昭寺、桑耶寺和甘肃拉卜楞寺的壁画中,对摔跤也有详细的描绘。如今,角抵成为藏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而且还盛行女子摔跤,尤其是草原一带更是普及。赛跑,也流行与藏区,各种场合可见,规则和内地相当。除了人力赛跑,西藏还流行赛牦牛运动。

到了上元,即藏历正月十五,就是盛况空前的酥油花灯节:

厥惟元夕,竞尚燃灯,煎万户之馋膏;星流月偃,耀百华之宝树。霞蔚云蒸,青鸾彩凤;灵鹫仙鹏,法象吼狮;神光夜炳,木牛泥马;业火宵兴,琉璃世界。点长明,大千活佛坚固;庵罗传,不昧十万高僧。烟煤彻于重霄,云间沃雪;灰烬余于徼道,地上销冰。此则太乙祠坛之伊始,金吾弛禁之明征也。

这一节日,是西藏大型寺院为纪念格鲁派大师宗喀巴圆寂之日而举行的,藏语称“坚阿曲巴”,是拉萨最热闹、最快活的节日。白天,人们到各寺院朝佛祈祷;晚间,拉萨八阔廓街举行酥油灯会,满街搭起各种花架,上面摆有五颜六色用酥油做的人物、鸟兽、花木等,还有木偶表演。花灯点燃之后,宛若群星灿烂,一片辉煌。花灯节,可以说是“金吾弛禁”的不眠之夜。《西藏赋》自注中,还征引《七修类稿》、《事物纪元》、《春明退朝录》、《唐书·严挺传》、《两京新记》、《卫藏时宪》等大量文献,对灯节的起源及举行时间等举行了细致考证,并介绍清代时期藏地花灯节的盛况:“今考卫藏,每岁正月十五夜,达赖喇嘛及各胡图克图、噶布伦公、台吉等,于大招四面,各设彩灯,以青稞捻成佛仙之像及鸟兽花卉各种供品,燃以酥油,照以松炬,火光烛天,如不夜城。男女数万,纵游彻晓。其灯架高至二三丈,番僧团坐,诵经其下。”内地正月十五的元宵放灯,吸收了佛教燃灯表佛俗,是佛教习俗流行的结果[6]

孟春上旬,举行穆隆经会,汉语译为“攒招”,在大招举行,盛况更是空前,要召集远近大小喇嘛三万余众,达赖和善男信女均要前往参加:

盖自孟春初吉,卜达赖而启行;长住晨离,望大招而爰处。先期戒事,步马之鼓节雍容;继踵望尘,塞巷之人。前驱伍陌,备戕□钺之仪;但马旄头,夹旌节幡□之侣。翠葆远翔,孔雀降自天台;黄伞高耀,金轮诣于佛所。则有绛鞴赤帻、白朱缨;貂珥鹭,毳衣蟒褚。盼从之如云,映晨晖而若炬。亦有头帕腹、露顶披肩;老羌童,男嫫女。口洒洒而噤寒,手林林而高举。俯地讶似伏章,叩额连如舂黍。乞食于沙瓶国,托钵如斯;饱众于舍卫城,共犍若许。雁堂信宿,桑门之法供;频加鸟道,由旬须达之。布施可茹,伙够十方之众;千偈伽陀,□□四梵之天。一钱投予,宾头卢之赴,比户逢春;白脚僧之高闲,阿谁缚汝?此波罗蜜之译自古经,摩罗木之讹于番语也。

这一节日的佛教色彩更为浓厚,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前往虔诚拜佛,听达赖诵经,喇嘛也在这一天广为布施,俗众还要踊跃捐献,祈求佛法保佑。

其后,随即举行“转寺”, 由数百人拖曳四轮车装载弥勒佛像绕大招一匝

于焉毗卢会罢,玛尼功成。托度于肉真人,金绳觉路;求福于木居士,宝辇行城。迈达装严,螺发偏单而磊落;垂忠作态,兜鍪比甲而峥嵘。雷门竷竷其逸响,铜角呜呜其长鸣。哱啰杂吼,梵贝喧声;杜多拍钹,钠子敲钲。干松吐瑞于凭霄,辟邪称贺;方帛纷披于拉木,大壤群赓。

这是攒招后续节目之一,异常庄严地宣示佛法。

到二月下旬,还要送罗公甲布(牛魔王),相传牛魔王作祟,与达赖争布达拉,所以在这一天由两个人分别扮演牛魔王、达赖喇嘛,掷骰子以决胜负,自然是牛魔王输却而逃。这时,喇嘛诵经,施放鸟枪,番众随之送牛魔王过河。对此,《西藏赋》描述到:

乃有克马魔王,厥号罗公甲布。鲜毒龙之技角,抵触而虚骄;乏醉象之能鼻,转而不悟。弃田卢之讹寝,欲登摩之城;逞狼虎之鸱张,思斫菩提之树。昧羊跪之生全,枉鹿趋之保护。鸡卵呼大士之音,鹊巢避金刚之塑。投之六花皆赤,卓锡如飞;答以再掷全么,输山不住。观者齐手揶揄,力者合声攫捕。无患之棒若林,无孔之椎如注。雷轰轰兮,火炮冲霄;尘□□兮,童山隐雾。

关于这一活动缘起,《西藏赋》自注云:“相传牛魔王作祟,与达赖喇嘛争布达拉。是日,一人扮作达赖喇嘛,坐于大招门前;一人扮作牛魔王;众喇嘛扮诸佛,环跳诵经。牛魔王服羊裘,反衣作不服状,乃与达赖喇嘛赌掷骰子。达赖喇嘛一掷成六,牛魔王一掷成么。再掷,又么,为输。却布达拉,乃逃走。”其仪式和经过,自注又云:“雷公驱逐牛魔王,喇嘛诵经,施放鸟随之,送过藏河,逃至南山,乃止。

三月初一日,是亮宝节,又叫赛宝会,要举行盛大亮宝活动,这时,佛事才算完毕。亮宝,以展示佛教庙堂珍贵的佛像、法器、用具为主,就是在布达拉宫悬挂大佛二轴,又尽出大招库藏宝物,在奇形怪状的乐器幡幢簇拥之下,绕行布达拉宫,还要举行各种舞蹈表演:

尔乃香阜清宁,苍生安稳。挂三禅之绣佛,日慧云慈;现十丈之金身,风行草偃。陈宝业林,献花翠。滴金壶之墨,纪胜会于龙华;衍玉之文,卜法游于鹿苑。

《西藏赋》自注云:“三月初一日,布达拉悬挂大佛二轴,悉以彩缎堆成者,长十余丈。又尽出大招库贮宝,供。乐器幡幢,奇形怪状,鼓吹行布达拉,谓之亮宝,一春佛事乃毕也。

除了上述岁时节日外,《西藏赋》重点介绍了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沐浴节,即初秋时候的“祓禊”:

爰修祓禊,厥兆初秋。南依江,北望山陬。担夯行脚,合前驺。拂卢星布,支云稠。盈箱麦豆,比栉维娄。严更夜警,称外游。园精舍,大士瀛洲。帛和挂锡,乞士巢鸠。霞天绣幄,锦地花沟。清凉入榭,大愿维舟。意树心花,岁进佛桑之供;喜园忍草,人欣衣影之留。即此悟因,处泥滓而不染;本来无垢,入浊水以何求?一指头禅灌顶心,则渊源彻底;四大海水入毛孔,则宇宙浮沤。

产生于七八百年前的沐浴节,是西藏充满温馨、浪漫、愉快的节日。每年藏历七月六日至十二日左右,从“噶玛日吉”(金星)出现到隐去的七日内,住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的藏族群众,家家户户都要带上洗澡用品、洗刷之物,来到河塘溪边洗澡、洗衣,游戏、嬉戏,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西藏赋》对清代时期西藏的沐浴节作了高度艺术概括,并在自注中云:“唐古特俗,夏秋之交,无论男女,群浴於藏布江之汜,以祓除厉疫,乃古所谓秋也。布达拉西南十五里,名罗卜岭岗。藏布江北岸,密树周阿,绿苔曲径。中有方池石,引江水注之。达赖喇嘛每岁下山,澡浴於此。群僧诵经於外,居然一元阴池也。又有平楼敞榭、画舫花台,信宿约二十余日,始还山。

可以看出,当时的沐浴节,和佛教关系密切,是僧俗共享的节日,和现代有所不同。《西藏赋》及其自注,为我们保留了清代时期西藏沐浴节的珍贵资料。

二、历法习俗。主要是藏历,即朱尔亥历,独具西藏地域和民族特色。藏历在唐代时趋于成熟,到清代,更为科学和严密。清政府曾应五世达赖之请,专门选派藏族僧人到京师钦天监学习,培养专门人才。同时,将钦天监汉文历书翻译为藏文,题名《康熙御制汉历藏文译本》。由此,涌现出大批藏族天文历算学者,撰写了不少专门书籍。《西藏赋》中,称藏历“真奇”:

减凶辰而闰日,别正朔以为年。

在自注中,又详细解释说明:

藏中朱尔亥,如初一、初二、初三。初二日凶,则减去初二日,闰初三日,故无小建。……其正朔与中国不同,止有八大节。其交节之日,亦前后差数日。三年置闰,亦与中国异。考西藏,用地支而不用天干,非也。今见藏中纪年,如甲子年,则云木鼠;乙丑年,则云木牛;丙寅,火虎;丁卯,火兔;戊辰,土龙;已巳,土蛇;庚午,铁马;辛未,铁羊;壬申,水猴;癸酉,水杂。以此推之,亦六十甲子,乃用天干也。

藏历把天体分为十二宫(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平、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用十二地支属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配以五行(木、火、土、金、水)来纪年,这与农历用十天干配以十二地支的纪年法相似。《西藏赋》主要对藏历不用天干的误说举行了澄清。另外,藏历以十二年为一小循,六十年为一大循,称为一个“绕迥”。注意的是,为了使每月的天数符合把月亮分为四等分规定天数的原则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理由,在各月中常出现少一日或“闰一日”的情况,而月末却又保持三十,这是与其他历法所不同的。另外,“在藏历中详细的记载有一年的季节划分,以及适合藏族地区高原气候的农时节气,同时预报全年和每个月的天气趋势、季节变化、雨水大小、各种灾害等情况,深受农牧民群众的欢迎。”[7]

三、人生礼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交礼仪。藏族是一个重视礼节、有礼貌的民族。但是,在清代封疆农奴制社会里,阶级地位的不同,礼仪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而就百姓之间言,彼此礼让,互献哈达,表达敬意和美好的祝愿。藏族崇尚白色,视白色为高尚、纯洁、吉祥的化身。对社交礼仪,《西藏赋》散记于叙述达赖居住布达拉宫情形时,在自注中仅简略提及百姓间的见面礼,这也是藏区最普遍和盛行的日常礼俗:

唐古特礼:凡宾主相见,俱手持白绢哈达,互相慰问。

见面礼中,交往的媒介是哈达。哈达是藏族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既可用来敬神,亦可敬人;既可表达祝福、庆贺、尊敬、友谊之情,又可抒发哀悼、同情之义,在各种场合中广泛运用。哈达的种类,有五彩哈达和白色哈达,前者是最珍贵的礼物,只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而老百姓之间,最常用的是白色哈达。

2、贵少贱老习俗。《西藏赋》描述到:

理绝人区,事由天外。贵少贱老,沿成罗汉之名。

自注云:“赤雅贵少贱老,染发剃须,喜作罗汉。罗汉者,恶少之称也。”这是一种吐蕃时期就有的独特风俗,《册府元龟》载:“贵壮,贱老。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后老。”这是由于古代吐蕃对周边民族的战争频繁,打仗只能靠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所致。

3、丧葬礼仪与诅咒巫术。藏族的丧葬礼仪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演变,且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古代藏族地区与内地一样实行土葬[8],但自佛教传入以后,葬礼和丧葬类型开始有了变化。《西藏赋》提到了清代时期藏族的丧葬类型有弃尸、塔葬、火葬、天葬、地葬、水葬:

厌死轻生,误堕尸陀之害。出家则荼毗成灰,在家则碎成脍。畏天花而弃子如遗,信乌鬼而妖言如绘。

《西藏赋》云,弃尸是由于藏族“厌死轻生”观念所致,并自注云:“西藏人死,弃尸不埋。佛经有尸陀林,又名寒林,今其遗俗。”而弃尸最残忍的体现就是“畏天花而弃子如遗”,自注云:“藏地小儿,向不出痘。近岁,传染甚盛。遇有出痘者,遂弃之荒山僻野,冻馁而死,其俗甚惨。自乾隆五十九年,劝谕达赖喇嘛捐资于离藏幽僻处所,建盖房闲,供给糌粑、酥茶,以资抚养,又派妥干番目经理。如此数年来,全活甚众,藏风稍变。其札什伦布暨察木多照此,行之有效。”《西藏赋》对患有天花而死的小孩子实行弃尸的习俗描述,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往往实行土葬形式。土葬的对象一般限于麻风病、天花及患恶性传染病气绝者或因犯罪处死、械斗、凶杀等非正常死亡者。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传染、向神灵谢罪。在藏族看来,这是最下等的葬法。塔葬,是一种高规格的葬仪,只限于达赖喇嘛、班禅及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他们圆寂后,用药水和香料进行脱水处理后安置于灵塔內,供信徒瞻仰礼拜。而《西藏赋》所描述的,乃是合塔葬与火葬为一体的形式,即“出家则荼毗成灰”,自注云:“喇嘛死,用火焚烧,砌石塔藏之。荼毗,烧也。东坡诗云:‘荼毗一个僧,烧又名维。’”火化时,将尸体置于大锅或架在干柴上,浇上酥油焚烧,骨灰制成舍利,砌宝塔藏之。天葬,也称“鸟葬”,在藏区广为流行。《西藏赋》自注云:“藏地俗人死,则负尸于野,以刀碎刮其肉以喂鹰,名曰天葬。”具体葬法是将尸体四肢缚绳,膝嘴相连,双手交叉腿中,盛以革袋,延喇嘛念经。然后送酥油至大小昭寺,点灯超度亡魂。停尸数日,送天葬台,将尸体肢解成小块,砸碎骨头和头颅,拌以糌粑,由天葬师煨桑或长啸以召示鹰鹫来啄食,以食尽为最吉祥。这样,被认为可以转生“极乐世界”,可以利益众生,救赎毕生罪孽。地葬,今已稀少,清代盛行,是当时西藏贫民的葬法,即人死后,将尸体缚于柱上,把肉割碎喂犬,把骨在石臼內杵碎,和炒面搓团喂之。《西藏赋》对此自注云:“以杵捣其骨以喂犬,名曰地葬。”水葬,即弃尸或分割数块于江河之中,自注云:“延喇嘛诵经,作好事。无力者,弃于水,以为不幸。其俗相沿已久。乾隆五十九年,出示严禁之,并刻石于大招前,教之藏埋,其风稍息也。”这里,《西藏赋》认为水葬是“不幸”的,介绍的是藏区的观念。实际上,对水葬,川、藏两地,藏族观念是不同的。西藏地区大多数贫困人家、乞丐及鳏寡孤独而无力办理天葬者,多采用此法,以为不幸。而四川藏区从佛教观点出发,认为投尸喂鱼乃利益众生的善事,认为水葬好,由此实行此法的不在少数,且不限于贫困人家。在清政府和汉人看来,天葬、水葬等过于残忍,经乾隆末年驻藏大臣和琳上奏,曾专门颁文、立碑下令禁止[9],但也无济于事,众多丧葬类型一直延续到今天。最后,《西藏赋》还点出藏族盛行诅咒巫术的传统观念,自注云:“唐古特俗,多信鬼神诅咒、镇压之术。”诅咒巫术,又称“魇胜咒人”或“魇胜巫术”,是一种诅咒仇敌,以期达到危害对方的巫术,形式有言语诅咒、投食诅咒、倒运术等。

4、婚姻礼仪。受经济条件、佛教文化、历史、地理及封建农奴制的影响,藏族社会婚姻形式多种多样,如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等等。《西藏赋》中,描述了最为独特的一妻多夫制:

三男共女,罔有先后。

并自注云:“弟兄两、三人,共娶一女为妻,为其和也。”一妻多夫制流行于农区的世家贵族及贫民中,或兄弟或朋友共妻,造成这种婚姻形式基于经济上的原因,以为以女性为中心的藏族社会里,对于世家贵族家庭来说,可以保持他们的财产不因兄弟间的分家而分散;对于贫苦百姓,则可以相对集中劳力,能兼顾支差和自家的劳动生产等等。这种一妻多夫制,至今还在延续。

四、民间贸易习俗。西藏的贸易习俗,以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货物交换而与众不同。比如珊瑚、松石、蜜蜡、采玉、文贝、琉璃、玛瑙、象牙,琳琅满目,应接不暇。此外,还交换异域的毡毯、毳布等。还有,砖茶非常普遍,为大众所喜爱。《西藏赋》描述如下:

乃有别蚌行商,缠头居市。货则珊瑚、松石、蜜蜡、青金、珠之奇,采玉、文贝、琉璃、玛瑙、象牙之美。□之精,金线花球之绮。毛氍毹,毳布麻。茶块充闾,银钱遍里。

赋作中,只是描述了琳琅满目的交换物,而未及其习俗,颇为遗憾,兹亦不赘述。这些货物的交换媒介,则普遍使用银钱,对此,自注云:“藏地行使银钱,向由廓尔喀铸造,贩运至藏,易银而往。乾隆五十八年,《钦定章程》令达赖喇嘛,自行铸造乾隆宝藏钱文,由川省派文员监铸。”此则资料,对认识和了解清代西藏贸易的发展,颇具价值。

五、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产民俗,主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10]。在西藏的不同地区,可分为农业生产;狩猎、游牧和渔业民俗等。《西藏赋》中,大致从上述方面,重点介绍极具地域特色的物产。西藏不仅盛产食盐,富蕴矿藏,还有各种名香,如红黄香、苦库(黑香)、唵巴(白香);木草花果,如木则札木、札鸦(木理坚细,能解毒)、松柏、杨柳、胡桃树、火榴树,草则吉祥草(当地俗称藏草)、紫茜、马兰、牛舌、羊草、芦葭,花则牡丹、桃杏、剪秋萝、虞美人、罂粟、万寿菊、石竹、蜀葵,果则长生果、百合果、毛桃、蘋婆(即苹果)、梨子、芦柑;农作物,如青稞、大麦、秈稻芝麻、扁米、蚕豆、豌豆;蔬菜,如菠薐(即菠菜)、菘叶、王瓜(即黄瓜)、莴苣、葱、蒜、韭菜、芫荽(即香菜)、芹菜、茄子、莱菔、蔓菁;珍禽野兽,如天鹅、野鸭、鹰鹞、黄鸳(当地俗称喇嘛鸳鸯)、鸠雀、大嘴老乌、鸽子、洋鸡、雪鸡、象鼻鸡、鱼鹰、半翅子(一种野鸡)、燕子、鹦鹉、鹧鸪、獂羊、猘犬、蕃马、牦牛、驴、骡、狼、豹、鹿、豕(野猪)、獐、麅、猞猁、狐狸、兔子、猫、猴、狮子、大象;奇鱼怪虫,如土鱼、白鱼、斑毛(即斑蟊)。形形色色的物产,进一步强化了《西藏赋》的地域特色,丰富了其生产民俗的内涵。对其具体的生产民俗,自注中提及了以下几方面:

1、将吉祥草用来供佛:“吉祥草,如耆草而多细,直上如穗,深黄色,名曰藏草,蒙古人以之供佛。

2、将长生果作为馈赠佳品:“形如小螺,生地中,绛色,番名角玛,汉名长生。蒸熟,拌糖食之,甚甘。达赖喇嘛以此相饷。

3、将百合挖掘出售:“似薤头而甘,色白,与内地无异。番人初不知可食,今方掘售焉。

4、将青稞作为糌粑原料:“糌粑俱以青稞面为之,故多种。”这是《西藏赋》仅见的也是西藏最为独特的饮食习俗。

5、打牲人不打鸽子:“鸽不避人,以其不打牲也。

6、视骡子为神:“藏中护法骡子天王,最称灵验。

7、察斑毛以占卜秋收:“土俗,斑毛虫来者多,岁则大熟。

上述自注,为研究清代西藏的生产习俗状况及其演变,也是提供了宝贵资料。

六、部落组织。《西藏赋》描述了西藏五百余户蒙古部落、三十九族吐蕃部落,并叙述周边众多部落的来源、历史、辖制及风俗,还涉及各部落间的纠纷:

其部落,五百馀户之蒙古,驻自丹津;三十九族之吐蕃,分从青海。其西,阿咱游手于边陲,卡契精心于卖买。布延、业楞、库木,巴勒布之三罕;噶毕、诺彦林亲,布噜巴之两解。额讷克横行梵字之源,甲噶尔平写翻经之楷。拜木戎、赛尔之一线通,哲孟雄、臧曲之千家尚骇。作木朗唇亡齿寒,洛敏汤皮存毛在。库努屏藩,拉达邑宰。第哩巴察,人隔重洋;噶哩噶达,道通近载。惟廓尔喀之投诚,乃唐古特之乐恺。其东,工布、达布、江达,险凭隘口;波、拉哩、边,隶属西招。硕板多之么□,宰桑就获;洛隆宗之孔道,第巴输徭。类伍齐红帽之流,土城寺建;察木多三藏之一,喀木名遥。乍丫多盗,桑艾为枭。巴塘授宣抚之司,二山界定;里塘属营官之长,五寨尘消。近瞻对之族,达中甸之苗。打箭炉雪嶂重开,严四川之门户;明正司衣冠内附,树六诏之风标。

在自注中,《西藏赋》对部落组织相关的习俗提及了以下几方面:

1白木戎部的习俗,包括生育礼仪、服饰民俗、信仰习俗等方面:“所属百姓,种类不一。有一种,名曰总依,生子,幼时五色涂面,成花面;一种,名曰纳昂,无论男女,俱不穿衣服,下以白布缠之;一种,名曰蒙,身穿布衣,不遵佛教,不行善事;一种,名曰仍撒,男子止穿中衣,不穿上衣。惟白木戎本地人民,皆披藏偏单。

2、察木多部的习俗,主要是宗教习俗:“其俗崇信浮屠,生子半为喇嘛。

3、乍丫部的习俗,包括正文所说“多盗”习气,还有好斗习俗及不合礼法的婚姻习俗:“其俗乐劫好婚姻多不由礼。

4桑艾巴番部的习俗,主要是凶狠民风:“其人狠,好劫夺行旅,俗名夹云。

可见,其中涉及了西藏众多方面的民俗,这也是研究清代西藏民族及民俗的重要材料。

因为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宗教与政治忠诚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加之西藏本土的世俗和精神统治者都是达赖喇嘛,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11]。所以,清朝统治者借助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辅助教化和管理藏区人民,巩固边疆,这是其直接目的。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西藏赋》的出现,也就是客观上的应运而生。而清代赋家征实博学,以追踪汉魏,用类书、志书的编写方法创制舆地赋[12]。这样的清代边疆舆地赋,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而民俗就是其中内容之一。《西藏赋》所述清代西藏的民俗,应该引起民俗学者的重视。

 

 

 

[注释]

[1]共两册,其中《西藏赋》与《卜魁城赋》合为一册,《新疆赋》独成一册,汇刊的截至时间为光绪九年(1883)。一般,将此版本称作“元尚居本”。

[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艺文志》二“地理类边防之属”著录云:“《三州辑略》九卷,和宁撰。”又,《艺文志》四乾隆、嘉庆朝“别集类”著录云:“《易简斋诗钞》四卷,和宁撰。”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42994391页。

[3]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44页。又,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152页。

[4]张宗显《中国民俗大系·西藏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88页。按,本文征引之处甚多,恕不一一注明。

[5]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428页。按,本文征引之处亦甚多,恕不一一注明。

[6]钟敬文主编、萧放副主编《中国民俗史(明清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282页。

[7]杨圣敏《中国民俗志》(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214页。

[8]《西藏通史》上册,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3月第二版;《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8月版。

[9]《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清·松筠《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467页。

[10]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40页。

[1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8890页。

[12]许结《清赋概论》,载《学术研究》199303期,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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