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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范观澜、范祥科、范矛彧与范仲淹 (17篇)

发表日期:2015年8月26日  出处:中赋联合会 文库编审中心 赋后 辑 赋帝 审 赋姑 上传  作者:师氏后裔  本页面已被访问 2805 次

◆范敬宜与《重修望海楼记》/ 范观澜

    公元2010年11月13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晚上在外忙碌了一天刚刚回到家中,内兄品清风乎乎地打来电话,语言是那么的急促。说:“帮你们写望海楼记的范敬宜走了。”我说怎么可能呢,前些日子还刚通过电话。他说:“你上网看一下。”我急切地打开电脑,搜索网络,一段黑体字跃入眼帘:“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逝世,范敬宜于11月13日13时42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9岁。”世事无常,太不可思议了。我随即打开珍藏的老人家为我书写的墨宝,伫立了许久,睹物思人。“淡泊宁静,观澜贤侄雅赏,乙丑秋日,吴郡范敬宜。”这幅字是2009年10月敬宜老唯一一次在泰州期间唯一一张写给个人的书法作品。这太珍贵了,将是对敬宜老永恒的纪念了。

    【一】

    与敬宜老结缘是从《重修望海楼记》开始的。那是在公元2006年泰州决定重修望海楼,建造一个文化旅游景区。拟邀请一位重量级的文化人士撰写楼记。京城好多方面一致推荐敬宜先生。说他思想深邃、敏锐,文思隽永、秀丽,博学多才。说他诗文作品堪称一流。“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不假雕饰,秀色天成。”说敬宜先生擅长禀赋,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国学大师季羡林甚至以“四绝”嘉誉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著名学者冯其庸称 “范君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同时敬宜先生在朝野诸方面的口碑都是极佳的。领导决定,邀请其写《重修望海楼记》,并叫笔者整理了一本《重修望海楼记背景资料》。在这本背景资料中,我将《崇祯泰州志》、《道光泰州志》以及《退庵笔记》中有关望海楼的记述和历史上名人所书望海楼的诗句一一整理复印。并附上《泰州建置沿革》的介绍。另我选了张树俊的《泰州一脉相承的创新精神》、陈社的《水的泰州》、王灿华的《文天祥与海陵》、钱新民的《“济公”回家》和笔者的《泰州海陵历史文化概述》、《挖掘泰州隐形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考》、《构造泰州人文文化》、《湖南岳阳楼与泰州文会堂》等文章,再加上《重修望海楼设计方案及效果图》装订成一册。由时任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凤城河风景区管委会主任刘宁先生赴京与敬宜先生接洽。

    经过辗转的联络,2007年3月的一天,刘宁先生与敬宜先生约定在全国政协礼堂的茶座中进行商谈。敬宜先生虽然是江苏人,当时还未曾到过泰州,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答应帮助泰州写《重修望海楼记》。刘宁先生与敬宜先生在政协礼堂的茶座中约定商谈了两次。从建望海楼的缘起到泰州文化深层次的发掘,两人相谈甚为投机。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范文正公撰写《岳阳楼记》,据记载也未到过湖南岳阳,而是在河南邓州的花洲书院里写下的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望海楼初建于南宋绍定二年(1226),是江淮间的一座名楼,泰州著名胜地。历代名宦贤达,诗人雅士多会于此,感时论政,咏歌书史,极一时之盛。明代刘万春的《登望海楼》诗曰:“落日凭栏望眼开,苍茫气色接蓬莱。千家为灶孤城合,万里帆樯一水回。不见秦鞭驱石去,空闻汉弩射波来。即令过客知多少,可有玄虚掞藻才。”明清两代该楼屡建屡毁,多有记述。历史上该楼一度时间又有过“海阳”、“靖海”、“鸣凤”等称谓,但“望海”还是延续不断。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因抗日烽火,这座本邑人看作是“文运命脉”的名楼被拆毁。今欣逢盛世,国泰民安,百废俱兴,遂有重修望海楼之意。大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专门邀请当今古建泰斗东南大学杜顺宝教授担纲设计,并请刚完成建造江南名楼南京阅江楼的营造商,绍兴古建负责施工。

   【二】

    重修的望海楼建于州城墙遗址的西南。楼的方位取北向南,采用宋代形制,五斗材。广深皆七间,建筑总高度为32米,面积近2000平方米。三层环廊,古朴典雅,颇为壮观。

    时隔两个月,敬宜先生传话而来。他说亦已酝酿好了,并打好腹稿。称该文打算运用文言文来写,做一段叙事散文。文的旨趣在借事抒怀。又过了几天,2007年6月23日,敬宜先生用传真件给我们传来了他所撰写的《重修望海楼记》,并说:“拖延时日太久,非常抱歉,现将初稿传上,请予审改。定稿之后,请再传我。”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敬宜先生的大家风范,又是那么的谦怀若谷。

    当我们看到初稿后,觉得敬宜先生毕竟是当代名家,出手不凡。行文简练,辞藻华美,韵味浓郁。抒发望海之情的笔墨,更是挥洒自如,层层推进,长篇排比句式,整齐精致,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开启胸襟!但为了慎重起见,刘宁先生叫我约请本邑的几位文化人一起来阅改。先将稿件复印至陆镇余、董文虎、俞扬、沙黑、徐一清、汪秉性。后来又请他们来一起讨论。沙黑先生记录整理。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有些内容上,我们相互讨论得异常激烈,但最后意见基本一致,并将修改意见由我与敬宜先生联络。说实话,修改大家的文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结果,我心中是无数的。但当与敬宜先生联络后,电话中的谈吐竟毫无障碍。先生严谨的态度真让我肃然起敬,对个别字词的斟酌能反复好几个回合。当“记文”定稿的时候,敬宜先生称泰州文人方面亦不乏高手,以后有机会来泰州要面谢他们。

    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敬宜先生的《重修望海楼记》,据说该“记文”本来要发在当日副刊头条的,已经排好版了,因为温家宝总理的《仰望星空》诗来了,决定移至第二条,编辑征求敬宜先生的意见,可否?要不移至下一期还放头条,他回复:“不要了”。“记文”发表后,反响甚好。《新华文摘》、《报刊文摘》纷纷转载。记得,当记文发表后,我拨通敬宜先生的电话,希望他能接受《泰州日报》记者的采访,谈谈创作感受,敬宜先生欣然应允,后来日报记者张敏那几日竟与敬宜先生成了热线。

    在望海楼的序厅,我们采用的扬州漆器手法,将“记文”锱金镌刻得美轮美奂,为重修的望海名楼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我将照片寄给敬宜先生,他感到非常满意,称我们做得“大气”。

    今逢盛世,遂有重修望海楼之举。公元二○○七年秋,巍然一楼飞峙泰州凤城河之滨,上接重霄,下临无地,飞甍浮光,崇阶砌玉,其势可与黄鹤楼,滕王阁相媲美,允称江淮第一楼,望海楼之再兴,其独泰州一邑“文运命脉”之象征哉!

    望海楼景区开放以后,很快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泰州这儿常常以望海楼为载体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影响甚广。望海楼亦成了泰州这座城市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我们很想邀请敬宜他老人家能来泰州一趟,看看重修后的望海楼壮观景象,再则看看我们为《重修望海楼记》所做的大型漆器屏。一开始听说,他老人家工作忙难以分身,待空闲下来一定要来泰州。后来又听说,他老人家病了,说是中风。我还暗暗地祈愿,希望老人家能够早日康复。其实,当时他生的病还是不轻的,据后来人记载到他生病状况:“2007年,一场大病突如其来,若不是发病那天,他的司机恰好在场,说不定当时就走了。”

    再后来,《重修望海楼记》影响越来越大。2009年夏日,全国中华颂夏令营在泰州举行,指定朗诵名文就是《重修望海楼记》。有人称该“记文”真正是一个《岳阳楼记》的现代版。当世之人,少见可与并驾之笔。特别是第三段中的“六望”。六个排比,气势之宏,忧怀天下之切,令人过目难忘,真是振聋发聩,岂非了得。“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谐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梁衡先生曾评价敬宜老的这篇“记文”说:“没有一生坎坷,满腹诗书,一腔忧心,何能有这样的文字?”

   【三】

    2009年10月,敬宜先生决定要来泰州。此次是应镇江蒋加宁先生的邀请。敬宜先生陪老伴回老家,寻找七十年前生活过的痕迹。但敬宜先生提出要先到泰州,满足了我们已有好长时间的请求。

    那天,我带着保健医师去南京禄口机场迎接敬宜先生一行。敬宜先生带着他的夫人吴秀琴(亦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和刚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女儿以及他夫人的妹妹,一同到达南京。见面后似乎一见如故。敬宜先生非常慈祥,亲切地说到:“观澜,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啊!”“我们应该同宗”,“一家人啊”一番话真让你感到面对的不是一位高官,而是一位仁厚的长者,感觉得如同自己的长辈一般。彼此之间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一路上,我也毫无拘束地向敬宜先生介绍泰州以及景区的情况。也毫无顾忌地回答了敬宜先生一行想要知道泰州的信息。

    到泰州后,敬宜先生一行先到望海楼。对望海楼的建筑赞叹不已。在雕刻《重修望海楼记》的巨幅金底黑字漆器屏前,他连说到:“想不到你们做得这么精致啊!”在望海楼的贵宾留言簿上,他写到:“乙丑秋日,登望海楼,观其奇观,感叹不已,书以留念,吴郡范敬宜。”

    在文会堂,这是当年先祖文正公与好友滕子京相与倾怀之地。“君子不独乐”,这里是忧乐观思想萌芽之地。堂中的一副楹联也是敬宜先生亲手所书。“溯滕范相交,赋诗更有岳阳记。论唱酬与共,筑室始于文会堂。”今天在这里敬宜先生与泰州参与讨论修改“记文”的文化人会面,实现了他当年承诺的要当面感谢这些文化人的愿望。他还希望以后范仲淹研究会要到这里来开会,缅怀先祖范仲淹、探讨忧乐观思想在这儿的形成起源。

    当晚,市领导宴请敬宜先生一行。他竟说:“不要麻烦,打扰领导,我知道他们很忙,每天要处理的事都很多。”本来我们还要安排他老人家晚上夜游凤城河,他都推辞以免劳烦大家。次日,我陪他们在桃园景区中的孔尚任旧居用早餐。早餐后,请他为望海楼书了“江淮第一楼”的条幅。后来他老人家兴致大增,又即席写了一首诗,即:“吴头楚尾寻余音,不闻丝竹闻欢声,桃花扇底多少事,都付一席笑谈中。乙丑秋日与主人欢聚泰州桃园畅谈前朝旧事,不胜感喟,成此一绝,抒怀而不合诗律,幸勿见笑,范敬宜漫书。”另外,敬宜老还赠笔者四个字“淡泊宁静”。我深深知道这是敬宜先生对晚辈的厚爱,希望我能以此来要求自己啊!

    在泰州我还陪同他老人家参观了多儿巷1号民居以及安定书院。有一件事至今叫人难以忘怀。那天参观后,泰州行程即要结束,他们一行要赴下一站镇江。刚上车,车子刚刚发动,他突然喊我要停车,说是要与随同的保健医生和司机合个影。并叮嘱,还要我把相片洗好后送给他们。这是多么慈悲啊!

   【四】

    2009年底,设于泰州的“母语教材研究所”的著名教育家洪宗礼先生提出要将《重修望海楼记》收入中学生教科书。觉得“记文”能用寥寥数语简述了望海楼的屡建屡毁,描写泰州“文运命脉”的文人雅事,显示与名人结缘的名楼重修再兴之必然。描述其壮观景象,抒发登楼的所见所感所思,寄语今之登楼望海者应领悟重修此楼的意义。我亦将此信息电话报告敬宜先生,他非常高兴。但不久,出版社又传来该记文要编入教科书有些地方能否作些改动,但必须要征得作者同意。按照编辑的通常想法,往往有些大家的文章是难以同意改动的,不知敬宜先生如何。我则把信息报告敬宜老,征求他意见。哪知道,敬宜先生非常爽快的答应同意修改,并称有什么事叫我帮其处理。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常往来于“母语教材研究所”与洪老师联络。其实文章的改动不是很大。教材编辑非常严谨,字词句容不得让人有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历史上记载,泰州望海楼始建于南宋,而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是在北宋,时间概念上要比较清晰,编辑先生将部分语句做了些微调,我再将修改稿传给敬宜老。他亦认真审核,并又修改了个别字。其严谨的态度真让人感动。当入选教课书的“记文”定稿后,敬宜先生电话中还是叮嘱我要谢谢编写教材的老师们。

    2010年9月,《重修望海楼记》收录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读本》八年级上册。一并收录的有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天》、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康有为的《登铁塔》、徐志摩的《泰山日出》、萧亁的《初冬过三峡》、丰子恺的《庐山面目》、冰心的《每逢佳节》等精品名作。国庆节前当我拿到书后,第一时间与敬宜老通电话,要将书寄给他,并且按出版社的要求,要将入选读本的稿费寄给他,希望他能提供银行卡的卡号。他老人家却说:“不用信用卡。”我说:“我要与出版社商量一下,将稿费代领,再汇给您。”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是住在医院,但他却没有讲啊。否则,我们一定要去京看望他啊!

    时隔一个多月,敬宜老却突然间西去了。我只能去参加了他的追思悼唁,送上挽幛:“敬宜世伯,一路走好。”也只能将代领的《重修望海楼记》稿费在万寿路的那个大院住宅中交给了吴阿姨。但我总在想敬宜先生说的:“先祖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是他心中的灯。”他常常喜欢抄写《岳阳楼记》,并喜欢在前面加上个跋。跋中写:“先祖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陲为良将,在庙堂为贤相,在文坛为大家,所撰《岳阳楼记》光昭日月,传送千古,可谓不朽之人,不朽之文。其实这个跋也是对他最真实的写照,此跋也应称为不朽之跋,而《重修望海楼记》誉为现代版的《岳阳楼记》,也成了不朽之文啊!

作者简介:

    范观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泰州市海陵区作家协会主席,泰州市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特约研究员,泰州市凤城河风景区管委会文化顾问。

◆范仲淹佚文《番君传》是与非 / 范矛彧

    ——和李裕民先生商榷

    去年撰《范仲淹佚文<番君传>》,(见刊《范学研究》总第11期),陕西师大李裕民教授看了作《<番君传>非范仲淹佚文》,(见刊《第三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论文汇编》195页)。李先生认为《番君传》非范公所作,实出吴氏后人之手。李先生列了5条理由,粗看觉得似乎有点道理,但细审之下,所列理由皆值得商榷, 现逐条剖析之,并诚恳求教于李先生及史学界、范研界的专家朋友们。

    第1、2条所指相同归并一条,李先生认为《番君传》中称“‘番君姓吴名芮……任饶之番阳令’及 ‘君独守饶’,秦朝实行郡县制,当时鄱阳县的上级单位是庐江郡,那时还没有饶州,饶州是隋灭陈后才设立的,《史记》,《汉书》等书都只说是鄱阳令(番阳令),没有称之为饶之鄱阳令,如果要加上级单位,也只能称作庐江郡鄱阳令,显然文章的写作者缺乏基本历史知识,不了解秦代的建置,露出了作伪的痕迹” 。

    这条李先生说得似乎有点理由,但又没有理由。有点理由是秦时还没有饶州,饶州要到隋灭陈后才设。没有理由是同样秦时也还没有庐江郡,庐江郡之设是汉以后的事了, 然李先生怎么又说“如果要加上级单位也只能称作庐江郡番阳令”,这里李先生有自相矛盾逻辑混乱之嫌。

    况且范公是为千年前西汉的古贤人吴芮建庙作传,文内也没有冠于“饶州”之称,而只称“饶之番阳令”,“君独守饶”,而这个“饶”是否范公另有所据,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俗称或非官方称谓呢?!

    范公作文丰富灵活,稍前的景祐初知睦州时为千年前东汉的古贤人严光建祠作记,题目叫《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对于这个“桐庐郡”时人没有异议。千年来也从没有人怀疑过,其时范公还有好多诗文也均冠于“桐庐郡”,另外也有“睦州”、“新定”等称谓。但对于这个“桐庐郡”今人如果真要细究起来,也真不知究竟起讫于何朝何代?何年时月?让人颇费思量。而范公《番君传》中的“饶”也并非是“饶州”,那时“饶州”还未出生,那么这个“饶”必然是“饶州”的前身。一个地名(郡名或州名等)的产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有它的衍生或演进过程,因此李先生的“饶州”嫌疑纯属子虚乌有。

    第3条说“‘项王与汉决,先君遣梅将军助汉入关’,这里称吴芮为‘先君’,完全暴露了伪作者的身份,他一定是吴芮的后代,范仲淹决不会乱认吴姓人作‘先君’的” 。

    这里李先生硬把己意强作他意讲,让我们看看范公之前的先人们的典籍中是怎么“先君”的?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诗·邶风·燕燕》);“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孟子·滕文公上》);“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庄子·山木》)……

    这些都是浮在水面上的先人典籍,此“先君”非彼“先君”, 李先生不会不知道,因此“范仲淹决不会乱认吴姓人作‘先君’”乃牛头不对马嘴,纯属硬装榫头,毫无理由可言。

    第4条说“‘是知,人心之不可拂,天理之不可违者’,强调‘天理’是理学兴起以后的事,周敦颐(1017—1073)在《通书》中开始提过2次,但很少有人响应,到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时才大讲起天理来。范仲淹(989—1052)并不去探讨天理,这两个字在范仲淹文集中是找不到的,伪作者显然不了解理学演变历史,拿了后代的知识去套的” 。

    其实天理之说并非李先生所说开始于周敦颐,而在此千年前的《礼记·乐记》中就有“不能返躬,天理灭矣……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庄子·天运》中亦说“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以之以五德” ;《韩非子·大体》中也有“不逆天理,不伤情性”……

    因此天理之说是早已有之的,至于范仲淹文集中找不到天理之说,也不尽然。近年来各地范谱交流中曾看到“范公家训百字铭”中有“做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范公训子弟书”中有“天理莫违,为人不易”。如果这两个不算的话,范集中也能找到“天理”的影子或孪生兄弟,范公在《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中说“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这里的天意即天理,字面不同意思却和“人心之不可拂,天理之不可违者”毫无二致,亦和孟子的“有天民者”相合。范公“天意”之说在他的诗文中是很普遍的。

    第5条说“‘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氏,存者嚣然,咸思覆秦杀吏,独番阳令得江湖民心,号日番君’,‘及诸侯兵起,遣梅将军鋗助汉入关,得王长沙,功著汉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后虽去而他都,庙而祠之,户而祝之,此民之心也’这两大段文字与元明善《汉番君庙碑》全同。范矛彧以为两者的相同,证明了范仲淹文是真实可靠的。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正是作伪者露出的马脚。古往今来,都视抄袭为可耻行为,元明善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从没有抄袭的不良记录,他所作的《汉番君庙碑》在元代被视为名作,苏天爵将它收入《元文类》中,苏与元是同时代人,对他应是很了解的,其收文条件相当高,断不会去收一篇大段抄袭的文章,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吴家后人为了抬高吴芮的地位,假借范仲淹的名而作,作伪者自知写作水平有限,故大段抄袭比较容易见到的《元文类》中的文章,以增添一些文采” 。

    李先生这条理由更难成立,元撰接下来自说“此文正公所为改作也”,我的理解是元看到过范撰的残存,故连他自己也说是改作的。另外陈贻范先生的“长沙王庙记”明确记载着范公确实是为吴芮建了庙作了“传赞”,并刻了碑的。范公每到一处都喜挖掘宣传当地的优秀历史人物,因而六十余年后同为饶守的陈贻范先生在“长沙王庙记”中也感叹说:“然公之穷古尚德,好贤乐善之心,岂寻常人也” ,如果范公只建庙而不作文,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倒反是有悖情理了,因此《番君传》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范公知饶州为古贤人吴芮建庙作传和他稍前知睦州时为古贤人严光建祠作记是完全一样的。

    综上所述,《番君传》绝非李先生所说是吴氏后人的伪作,而确系范公饶州为吴芮建庙的同时所作,而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

    此文写就,有人告诉我,李先生乃科班出身的宋史专家,在史学界颇多建树,在范仲淹研究领域多有成就,是国家特殊贡献人才。同时还告诉说李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浙江桐乡人。我听了着实高兴,我这个桐乡的草根范研(自封的)一下子和李先生的距离套近了,我更是带着愉悦亲近的心情向这位宋史专家我的老同乡真诚请教,我想李先生一定不会嫌弃的。对于《番君传》的是与非,我们彼此的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好在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叫“先忧后乐”的神圣学问而努力。

    浙江桐乡范矛彧写于2010年3月

◆范仲淹浙江三记 / 范矛彧 范沁怡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堪称闻名天下第一记,这是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谪官邓州(今河南邓州市)时,应远在千里之外的好友滕宗谅之请,为重修的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市)所作的一篇“楼记”。范仲淹畅抒胸臆,纵情挥洒为这座楼阁安上了灵魂,插上了翅膀,使岳阳楼充满了灵气,充满了才气,充满了大气,充满了精气神,岳阳楼因此而身价倍增声名鹊起,“楼以文存”,遂有享誉天下第一名楼之称——至尊岳阳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年以降,“楼记”中所开创的精神境界成了官僚士大夫们的一面镜子,成了历代优秀知识分子所景仰法师的精神大典,成了我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民族至宝,雄文绝唱。

   范仲淹何以能作出如比高文,这其实是他一生真心做人,真心做官,真心做事,真心做文喷发而出的许许多多道德文章中的一篇而已。范仲淹一生还写下过好多篇记文,在浙江就为我们留下了“三记”,而且都是范仲淹谪官浙江时在实地写下的。这“三记”分别是睦州(今建德市)的“祠记”,越州(今绍兴市)的“井记”,杭州(今杭州市)的“塔记”,现在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范仲淹在浙江所留下的三篇记文究竟又是如何?

睦州“祠记”

  景祐元年(1034年)四月范仲淹谪官来到睦州(今建德市),这已是他第二次由京城外贬,这次是范仲淹好管皇室家事,直言批评仁宗皇帝不该废郭皇后一事所起,范仲淹坚持“理或当言,死无所避”(范文《睦州谢上表》),而又一次得罪权相吕夷简和仁宗皇帝,被赶出京城外贬睦州,落了个“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范诗《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范诗《谪守睦州作》)。

   范仲淹坐船到富春江,过严子陵隐居垂钓处作了一首五言绝句,“光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范仲淹羡慕严光不肯为功名而退身隐居,惭愧自己却为了功名还去贬地做官。

   范仲淹睦州上任后“大兴州学”,建龙山书院,主持疏浚梅城西湖,还修筑了南北堤坝,后人称之为“范公堤”。范仲淹扎实工作之余还特地寻访了东汉隐士严子陵的遗迹及其后人,发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并为严子陵始修了祠堂,还写下了一篇“祠记”《严先生祠堂记》,兹录全文如下: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候,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岂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的“祠记”作好后,首先给了时人教育家李觏先生(李泰伯)过目,李读后三叹不已说“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但建议结尾改一字,由原来的“先生之德”的“德”字改成“风”字,说“德”字太实,不如“风”字。范仲淹听后“凝坐颌首,殆欲下拜”,认为改得好。另有文载范曾示文求易一字酬千金,李泰伯因此而得千金。此事未必当真,却为后人留下一段范公礼贤下士,用真心作文的一段佳话。南宋理学家朱熹读此文称,“词义甚伟,后人不容复措手矣。”清代学者蔡铸有文,“字少意多,文简理详,关乎世教。此文宋时已为诸贤所服。公不以文章见长,而文章自堪千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得不令人景慕”。

   范仲淹此文之高已不容我多述,诚以为此文之核在乎“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仲淹一生倡导践行的就是这种名教思想。范仲淹一生虽然没有隐居,二十七岁开始做官做到六十四岁殉身在迁徙途中。然而范仲淹的做官却又是怎么做的?“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感激而发,万死无恨”,“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疮痍十万民”,“但愿天下乐,熙熙千万春”。……西安范学家董平论范仲淹为官之道说,“不以君王之所好而屈意逢迎,不以民命之微贱而循默苟且;铁骨铮铮,正气立朝,毫无奴颜媚骨,他是人才,而不是奴才”。

   范仲淹何以要为千年前的严先生立祠作记?严先生与国与民似乎没有什么贡献,只是个不肯做官的隐士而已。范仲淹恰是看中了严先生那种不愿屈意事王候的高风亮节,没有那种趋炎附势,攀龙附凤,更不要说那种买官求官的丑恶姿态。严先生和光武帝原本是同学好友,而光武一旦坐上帝位,旧知故朋都成了新贵,惟独严先生却不愿受封,光武帝三请不至,乃至亲临严光舍下,严光还是不肯出来做官,睡觉时还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皮上,全然不把这位九五之尊当一回事,还从此逃避到富春江畔隐居起来自作垂钓之乐。范公正是看中了严光的这一“富贵不能淫”的独特个性和气质,而大加赞扬宣传,为他立祠以奠,范仲淹最终要宣扬的是“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公的名教思想即包含了严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非常人所能有的个性气质,范公为其立祠作记以褒,最后还为他高唱赞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睦州任职至秋奉诏使苏州救灾,至冬又奉诏短期知明州(今宁波市),遂复还苏州就任。范仲淹睦州任上,实际仅为半年时间,睦州人却为这位先贤建起了“范公祠”,“思范亭”,“思范堂”,“思范坊”等纪念物。睦州后人柯秉铎先生在“纪念范仲淹诞辰一千周年”时有文说,“自唐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移州治于建德以来,历代州官不计其数,其间好的州牧也有其人,但最为后人钦佩的莫过于范仲淹”。

越州“井记”

    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范仲淹知越州(今绍兴市)。这次是范仲淹在中央政府以“朋党”之罪第三次贬谪饶州(今江西波阳)、迁移润州(今江苏镇江)后,调任至越州的。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上仁宗皇帝《百官图》触犯权相吕夷简等权贵,落了个朋党罪名外贬饶州,范公夫人李氏也随之客死在饶。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朋党”魁首范仲淹的威望却反而越来越高,当时青年书法家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为“朋党”声援辩诬,一时洛阳纸贵,蔡诗遍传,在朝廷内外天下士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政治在紧张了两年多以后开始 有了宽松,仁宗帝对范仲淹的看法也有了缓和,于是才又把他调任至山青水秀,风光优美的越州。在越州范仲淹曾有一首《越上闻子规》诗,“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越州的风光对他的印像确实不错。仲淹还曾去拜瞻过越相范蠡旧宅,对这位功成身退的范氏先祖充满了景仰之情,作了一首《题翠峰院》诗,“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范氏祖先的千载家风对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入的。

   越州任上范仲淹“兴教办学”,延请名师李觏任教。范公还在卧龙山(今府山)蓬莱阁的西面发现并开挖了一口废井,变废为宝得佳泉。并在井侧筑一亭取名为“清白亭”,还把井东面原有的一座凉堂易名为“清白堂”,并为之亲撰一篇《清白堂记》,借井水之清白抒发为官应清白这个道理。这篇《清白堂记》,由井而起,不妨称作“井记”,今录全文如下。

   会稽府署,据卧龙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莱阁,阁之西有凉堂,堂之西有岩焉。岩之下有地方数丈,密蔓深丛,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辟之,中获废井。即呼之出其泥滓,观其好恶,曰,“嘉泉也”。择高年吏问废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后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渊然丈余,绠不可竭。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於名源矣。又引嘉宾,以建溪、日铸、卧龙之茗试之,则甘液华滋,说人襟灵。

   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宝元二年月日记。

   范公为井作记,看似有点小题大作,却还不惜筑亭、易名、作记,都以“清白”名之。范公在“清白”两字上大作文章,“井记”之核在乎借“井德”喻“官德”,为官之德必须象井德一样,“所守不迁”: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天下为公,天下为民,井养不穷。并高度赞美井德为“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要求当政者以井德为学习之楷模,汲汲予民,冬暖暑凉,“绠不可竭”。这应该是范公作“井记”的最终目的。“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范公在这篇“井记”里宣扬的“圣人”思想,“君子之道”,和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古仁人之心”,“祠记”中所说的“名教”思想尤出一辙,是一胞所生的孪生姐妹。文末范公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要求来“清白堂”的人,登“清白亭”的人,饮“清白”水的人……莫要有辱于“清白”两字,这应该是范公对后来为官者的善意忠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范公受命抗敌西夏,此后,范公离越赴延州(今西安市)踏上了他的抗战军旅生涯。范公在越州任上仅为一年有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表率一方,越州人为他建了“希范”亭,立了“百代师表”石牌坊,又建了“范文正公祠堂”等等以祀之。清代,《越中杂识》对宋到越任太守诸贤有记,“始于毕士安,而最贤者范文正公”。

杭州“塔记”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范仲淹由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移知杭州。这是范公经历了抗敌西夏的胜利,又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罢去参知政事之职,知邓州三年后,又一次踏上浙江的土地到杭州做地方官。此时离仲淹在邓州作《岳阳楼记》(庆历六年九月)已两年多时间。范仲淹到任杭州,对皇帝让他任职的这方“江海上游,东南巨屏”之地,深感“所寄至重,为荣极深”。他要为杭州人民好好做一番事业,向皇帝表示“巨敢不抱公忠之节,始终弗回,体旰昃之忧,远迩咸一”。

  范仲淹在杭州任上“扩建州学”;“尽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务”力荐李觏为太学助教于草泽。皇祐元年十月,还在家乡苏州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个多功能私家慈善机构“范义庄”。第二年(1050年)二浙路大灾荒,仲淹在杭州独创“救荒三策”,首开“以工代赈”,并实例应用“以消费促生产”等等价值经济规律开展救荒,立杆见影,成效卓著。中央政府还以此为模“遂著为令”。“范王(王安石)西湖相会”,为宋代第二次改革播下了传薪接力的火种。范仲淹在杭州还为西湖山水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句,观了钱江大潮,并有两首观潮诗。著名词作《苏幕遮》亦作于是年,“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从这首词中让我们感觉到仲淹此时沉重的心情和丰满多彩的情感世界。

   皇祐元年范仲淹还去天竺山寻访了一位已经十多年不下山的故交,音乐家和尚日观大师,范仲淹还听了他的演奏。日观圆寂后,范公践约为这位音乐和尚作了一篇《日观大师塔记》,录全文如下。

   师,钱塘人也,姓仲氏,名善升。十岁出家,十五通诵《法华经》,十七落发受具戒。客京师三十年,与儒者游,好为唐律诗,且有佛学。天禧中,诏下僧录简长等注释御制《法音集》,师预选中。书毕,诏赐师名。遂还故里,公卿有诗送行。师深于琴,余尝听之,爱其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纤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尝闻故谕德崔公之琴。雅远清静,当代无比,如师则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观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余年,诵《莲经》一万过。皇祐元年,余至钱塘,就山中见之,康强精明,话言如旧。一日,遣侍者持书谢余曰,“吾愿足矣,将去人世,必藏于浮图之下,愿公记焉。”又一日,侍者来告曰,“师化矣”,其门人中霭葬师于塔,以师之言求为之铭。铭曰:“山月亭亭兮师之心,山泉泠泠兮师之琴。真心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范公的这篇塔记,我认为其核是在借日观和尚“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乐来阐明倡导自己的音乐观点和音乐教育思想。

   在《塔记》中范仲淹称日观大师不卑不亢沉稳自如的音乐演奏为“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纤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这堪称雅乐中一流演奏家所特有的风度,范公还把日观师和自己一生所景仰的音乐老师宫廷国手崔遵度相比肩,可见日观和尚的音乐素养和演奏技巧之高。我在电视上看过被称为当今世界一流男高音唱歌家帕瓦罗蒂的演唱音乐,帕胡子演唱时也堪称“神端气平”,站立如松,其声音“不纤失,不少差”,亦可谓“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虽说音乐是相通的,但当今一流演唱家西洋的帕胡子未必了解十一世纪一流演奏家中国的日观和尚的音乐成就和演奏风度,亦未必读过范文正公的这篇《塔记》,但这风度和成就又是何其相似乃尔,同归一群。但帕氏毕竟比日观晚了千年,但帕氏的演唱我倒确实没见过他借用屁股或大腿来帮忙助阵。

   范仲淹本身即是一位音乐素养极高,琴艺造诣极深的音乐家,还得了个琴曲雅名“范履霜”。范公除了师从宫廷国手崔遵度学琴学音乐外,一生还向许许多多的民间音乐家学习,不管是和尚道士,布衣处士,平民寒士,只要是高手,他都认真虚心去欣赏去学习。范仲淹慧眼识珠,还从民间竭力举荐布衣音乐家胡瑗“白衣对崇政殿”,使其人尽其才,才为国用,为国家校定钟律,更定雅乐。范仲淹年轻时曾向崔师请教琴道,崔师说“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公顿时思悟道,“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范公认为演奏音乐只有“弗躁弗佞”,才能有如日观大师那样的“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高境界音乐。范公对音乐的理解论述堪为博大精深,在给杭州唐异处士诗集作序时说“乐者歌之,忧者怀之”,范公在音乐中亦不忘“忧乐”两字。在《明堂赋》中说,“礼以成之,乐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又说“大乐同天地之和,大礼从天地之节”。在给唐异的书中又说,“圣人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在听了真上人的琴歌音乐会后称,“将治四海先治琴,坐中可见天下心”。范公对音乐的气派,对音乐的理解可谓到了极至,治国安民,天下大和,天地大和,真乃天地境界。伯牙子期倘有灵,高山流水之识,乃小巫见大巫,当惭愧弗如矣。

   范公有一篇著名的音乐论文《今乐犹古乐赋》,其文说“古之乐兮所以化人,今之乐兮亦以和民”,因此音乐“在乎君臣交泰,民物兹丰,和气即充于天下,德华遂振于域中”,并且,音乐必须“均和其用,调审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悦万国之心”,“播治世之音,无远弗届”,“不惑于郑卫,自能和于天地”。

   范公把治理音乐提高到治理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而且不能迷惑于乱国辱世低级庸俗的淫词滥调,才能天下大和,天地大和。范仲淹的音乐教育思想是极其丰富而大气的,他把音乐的功能说得很明白,“乐兮化人,乐兮和民”,不论古今是一样的道理。因此范公在“塔记”中倡导的是“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乐,这是范仲淹音乐教育思想理论具体化在实践中的反映,这便是这篇“塔记”的核之所在,“塔记”对日观和尚的所具佛学倒在其次。

   范仲淹在“塔记”的最后为日观作铭说,“山月亭亭兮师之心,山泉泠泠兮师之琴,真性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读此铭诗,谁不赞叹仲淹优美的文笔把这位一流音乐家和尚的琴性、佛性一起溶化在天竺的岑山泉水之中,这铭诗本身就是一首旋律优美,韵味淳厚的“天竺琴歌”。

   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范仲淹奉调离杭赴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任职。范公在杭执政近两年,杭州人民为感念范仲淹之惠政,在孤山建起了“范文正公祠”,在梅东高桥建起了“范明王庙”,以颂这位“先忧后乐”之先贤,称其“遗爱流传”,“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当代资深学者王瑞来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文称“与范仲淹结下如此之深不解之缘的城市,除了杭州,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道德文章 育人之记

    纵观范仲淹先生三次谪官浙江三地所作“三记”,皆道德文章,育人之记。仲淹三次浙江仕官,无论睦州越州杭州,兴学重教狠抓学校教育始终是他的一贯作风。同时,范公又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注重推行他的社会德育教育工作,这“三记”便是最好的德教范本。“三记”立意深远,境界高雅;扬弃分明,大气贯畅;文笔优美,回味无穷;感慨激励,育人无尽。范公作文选题无论古人今人,或者是一座没有生命乃止被抛弃的废井,经过疏浚后,范公都能独具慧眼,发现其最优秀的地方,把美发掘出来呈现出来让大家看,把自己的思想溶化进去,给大家读了有一种鲜活的真善美教育,心灵得以洗涤,灵魂得以净化。范公浙江“三记”,美与丑划然分明,褒扬和摒弃一目了然,但高明的是字里行间没有一句凛厉刻薄的斥词,没有一句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说教,没有一句道貌岸然自以为是的官腔套话。有的是形象生动又富哲理的比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规导,以及对真善美的呼唤、追求,赞颂和高歌。让大家读了乐意从崇尚真善美的享受中去感悟去接受,去明是非知美丑。这三篇短短的记文,浩气至重,容量乃大,语诚心长,含义深远,集思想性,教育性,艺术性于一体,范公用他宽广淳厚的胸怀,用他文学大师的如椽巨笔著文作记,以德育教育为首务,从庠序(学校)教育中又延伸到社会教育中来。这其实是范公一生真心做人,真心做官,真心做事,真心做文的一种心菲畅然的自然流露、必然反映、自我写照,这颗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喷溢而出。

   一流的风范人物,一流的道德文章,一流的教育大家。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称范公“举世之善,谁非公徒”,韩琦大将军称范公“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大文豪苏东坡称范公“有宋文明之运,实自公始”,一代理学大师朱熹称范公“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金国文学家元好问称范公为“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矣”。元代宋、金、辽三史总纂官脱脱先生称范公,“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儒学作家李祁先生称范公,“昔公以正大之学卓冠群贤……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奖劝,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明代学者毛一鹭先生在阅读范公文集时说“凡欧之温润,苏之豪迈,曾之笃雅,王之严洁,无所不有……当是时,四大家皆晚进未出,濂、洛、关、闽之传亦未显行于西北,而公能洗发眼目于诸子之前,疏通道脉于语言文字之外,宋氏文明实肇基于此。”清代《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先生在编辑范公文集时说,“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观仲淹之人,读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与实效之分矣”。当代范学家董平先生在他《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一书中说,“范公的文学创作实践,诗词赋散文等,评论者历来以文章道德并重,范文正公之德之文,唐宋八大家是莫能与之并驱的”。

   今天我们在普遍呼唤“道德回归”,“当今教育是最大失败教育”的担忧声中,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读读范公的浙江“三记”,读读范公在杭州时为家乡苏州创办的延续了900年(1049-1949)的范义庄,读读范公的“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读读范公的其它道德文章,读读范文正公仲淹先生的方方面面……看看,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实践家身体力行家范仲淹先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无启发?育人首先应该育何?道德沦丧能否挽救?德育教育如何上去?范公不特是有宋时代的人品道德宗师;严以律已慈爱待人的楷模;勇于斗争、敢于实践、富于智慧的典范;一位以身作则,开领时代风气的风范人物!范公的伟大思想精神放到今天,又当如何?

    浙江 桐乡 范矛彧 杭州 范沁怡 二 00 五年三月

编者按:

    本文曾刊载杭州社科院《杭州研究》2005年第3期,题目编辑改为《范仲淹与睦州、越州、杭州三记》,内容相同。

◆于茂世《范仲淹<岳阳楼记>诞生地——花洲书院》一文究竟要给读者说些什么?/ 文进

    开场白

  近日友人提供一篇题为《<岳阳楼记>诞生地-花洲书院》的系列文章,自2月14日至17日连续四天刊了河南郑州《大河报——厚重河南》专栏。文章乍一看似乎在宣传花洲书院,宣传邓州,宣传范仲淹精神。可细读此文竟毫无一点这种感觉。作者于茂世自命不凡,一股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愚弄读者的姿态。措辞用语含讽带刺,又讥又讪,乃至刻薄,实在难以卒读。所引所证所论又无时无刻不在标榜自我表现自我,诋毁花洲书院,诋毁《岳阳楼记》,诋毁邓州人民的一片热情,这算那门子的"厚重河南"。文章又臭又长,如同小脚婆娘的裹脚布,整版整版说了四天四夜,他究竟要对读者说些什么?究竟想对读者说些什么?"鸡毛"还是"鸟毛"?"胡汉三","鄢烈山","假冒伪劣","闭门造车"……通篇皆似是而非,名为宣传厚重河南,实为挖空心思,泼厚重河南的脏水,扳花洲书院的轿杠,与邓州老百姓满腔热情的捐助,殷切美好的期望过不去。于茂世就不怕邓州人当街左右开弓搧你的耳光子。说得功利一点,邓州人还想靠她发展旅游,解决些下岗工人,增加些就业机会呢!读此文作者乃缺德乏诚玩世不恭之辈,却既然还冠以首席记者之头衔,实在是坍足了"厚重河南"的台!坍足了"大河报"的台!坍足了中原汉子的台!你敢说这不是小人之为!难道还能是君子所为?你敢说君子小人之分,仅仅是宋代的专利?作者油嘴滑舌,满口喷粪的为文之道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走到了悬崖的尽头!由此,作为一名外地读者忍无可忍愤而投书《大河报》给予痛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用猛药,难治狂病。

    范仲淹点燃花洲薪火

  这是于首席第一个(第一天)要说的题目。但看于首席的首先自我表白: 1983 年他参加高考的语文题目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带着考上了就是我的大学,考不上就只能回家修理地球种红薯……好在一身急汗,一番"花言巧语"后挣了不少分,迈过了大学的门槛。这可说是于玩世不恭的开端,跳出农门交好运,于蒙过了大学的考官。但于大学毕业后心中那壮阔的"庙堂"还是没能居上。亏得没能居上,要是他也蒙过了社会的考官而居上庙堂,以他这副玩世不恭的德性岂非害人更多,损人更甚,老百姓更惨……

  花洲书院复出了,她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展现在邓州市人民眼前时,这是个可喜可贺可庆的日子,于除了不忘引用狗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小品《说事儿》中白云大娘忽悠小崔的话后,又刻意搬出电影《闪闪红星》中胡汉三的"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的"复辟"辞句。

    于首席还把邓州市委市府勇于决策,敢于决策并取得邓州市民涌跃捐款而恢复起来的花洲书院称之为"处心积虑的新造","修复她,为折腾个文化风景"。于没有把邓州市委市府大胆决策的精神写出来,也没有把邓州三万多捐资者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却反反复复地举说先前的书院是何等地丑陋,几间破屋一洼臭水,比不得当年晏殊私家花园凤皇池。"但 2005 年重修的花洲书院,却不再是一个教育机构--邓州一中与花洲书院这块土地彻底分家了。而今,花洲书院所承载的,更多不过是一种文脉,象征的,不过是一种精神。""2005 年修复竣工的花洲书院,也只可以称为一处景观而已。它与范仲淹所处的大宋时代能够连接起来的,也只有门前的一头腾空跃起却断了一条腿儿的石狮雕像,就是这样的一头石狮,还是邓州人在修复书院的过程中从地下发掘出来的","花洲书院不再承载具体的教育功能,只能被称为一处人文景观,搞这样一个景观,邓州人难道只是因为花洲书院有件范仲淹的外衣,可以扯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旗,发展旅游吗?"

  如今的花洲书院确实不是范仲淹那个时代的花洲书院,历千年之演进,花洲书院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范仲淹纪念馆","中国书院博物馆","邓州名人馆"(包括范仲淹以前以后)"姚雪垠文学馆"等等,这是一处邓州地方人文荟萃之地,这是一处集历史来邓州精英汇集之地,这个"折腾"和"处心积虑的新造"是物有所值的。这是邓州市决策者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这是赢得邓州百姓、老乡及社会各界支持的最好明证。这是邓州市政府和市民共同绘制的一张蓝图,一张城市名片。怎能说是"只有门前的一头腾空跃起却还断了一条腿儿的石狮雕像呢?"

  至于邓一中和花洲书院的彻底分家,我想出道选择题,于首席不妨选择一下,支一口小锅容千人吃,改造一口大锅能容数万人吃,十万人吃,乃至百万人吃,你选那一口。晏殊选过,选择了私家花园"凤凰池",范仲淹也选过,他选择了花洲书院和花洲公园,可供邓州子弟读书,可供邓州百姓游乐。邓州一中搬家了,他带去的还是那份文脉,不过是易地而已。花洲书院独立了,她却迎来了全邓州市民的参予,还将吸引接纳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异邦的亲睐。岳阳人有个统计,岳阳楼"自 1978 年以来,每年国内游客都在百万人上下",而海外游客(含外国、港澳台等)自 1979 年的 852 人到 1996 年那年的 19641 人。这 18 年间海外游客增加了二十多倍,其间每年接待国家最少一年为 12 个,最多一年为 25 个。 96 年至今又是十个年头,是多少,手头暂无资料,不敢瞎说。我不敢说每年一百多万人去岳阳楼都是接受了一堂深刻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但去岳阳楼领略一下先圣博大的胸怀,读读先忧后乐没有坏处。总比看看"几间破旧不堪的危房,一洼既脏又臭的污水"好得多好得多,好到天上了。不相信叫于首席永远搬出他现在的居所,住到危房里,臭水旁,我保证于首席今夜吃一瓶安眠药也睡不着觉,第二天连老婆儿子也恐怕跑得无踪影了。更何况每年一百多万人为岳阳楼留下些什么,岳阳人会得算,邓州人同样也会算。

  不管如何,花洲书院还是恢复了,新造了,花洲书院的复出对邓州有百利而无一害。邓州市的决策者是明智的,邓州市的老百姓的态度是热情的。否则市府的 10 万元启动资金何以能带出哗哗啦啦的一千四百多万元邓州百姓的无偿捐款(拿于首席的话来说:也就是发个证,可以免费到书院一游)。于首席说了四天四夜,惟这段话让我振奋而感动:"花洲书院修复委员会主任杨德堂说, 2002 年初,市府拿出十万元启动资金,要我们 24 位老同志负责修复花洲书院,但这些钱连修修补补老房子都不够,能干个啥?于是,我们每人捐出一千元并联合向邓州市人民发出倡议书,结果,反应强烈,先后有三万多人捐钱捐物,筹措资金 1400 多万元"。自从我从有关资料看到花洲书院的恢复化了 1400 多万元,资料只说筹措,没有详细介绍款项来源,因此我也一直以为这 1400 多万元是地方财政,或银行借贷,待书院以后有旅游收入了再还款。然而于首席这无意间的淡淡一笔,却使我十二分的感动,地方领导有见地,邓州人民有见地。我没有去过邓州,但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动。友人去年参加在花洲书院举办的"河南省范仲淹研究会议",他说"我去参会,穿着不讲究,够窝囊了,可到邓州一看那里的领导穿着比我还朴素。邓州人好客热情,招待吃住,但以地主之谊礼仪相待,一点也不铺张,我看邓州的领导讲究和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此话我是在电话听亲临者说的,使我大为感动。现在借由头用公款海吃河吃,讲排场,搞阔气的场面还少吗?"邓州的领导讲究和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这是友人会后的感叹之言,也是我听后的感动之言。我想这倒应该是一种花洲薪火的传承吧!

  于首席和花洲书院有仇?于首席和邓州人民有恨?我看他是吃了饱饭撑得慌,不住危房,不闻臭水无忧无虑燥得慌。无论如何,花洲书院都是值得大肆张扬,大肆宣传,怎么能说"有件范仲淹的外衣,可以扯起先忧后乐的大旗,发展旅游吗?"即使是,又有何不可呢?范仲淹杭州救荒用的就是开发旅游,大兴佛事,西湖游乐,发有余之财,以济灾民。花洲书院的复兴,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将大大大过单纯的学校效应。新一轮的大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大学生要愿意还可到这里发展呢!问题是在于如何做好做大花洲书院这块大蛋糕,宣传这块大蛋糕,让更多的人来享用,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关于这方面,邓州人可以向湖南老大哥岳阳楼学习取经,要吸引更多人涌向邓州并不困难。借此机会向于首席传递一个消息,岳阳人已不满足于这个小小的楼阁,他们已有了新的想法,准备在岳阳楼旁新建一个更大的"范仲淹文化公园",容纳接待更多更广的国内外来访者。用于首席的话来说这又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新造"和"折腾"。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这是于首席要说的第二个(第二天)题目。首起于首席自说自话了一番:因为范仲淹在邓州,连一个他"显圣","显灵"的传说都没有形成,使他有些失望。转而又大为欣然,邓州人香火不断地祭祀范仲淹,是不忘他的精神,传承他点燃的花洲薪火。如此,又何必节外生枝,不信人话求鬼话,寻找有关他的传说呢?这个问题于首席倒说对了,范龙图不是包龙图,要寻找范龙图"显圣","显灵"的事功,只能从浩瀚的史籍中去,图省力从鬼话中从网络中是扒拉不出来的。

  接下来于说"知道滕子京名字的人很多,对滕子京不甚了解的人几乎与知道他名字的人一样多"。我看还应该加上一句"知道《岳阳楼记》的人很多,对范仲淹不甚了解的人几乎与花言巧语迈过了大学读的书多了的于首席之辈一样多"。

  于对范仲淹的了解,不肯去认真研读历史,却忙着从"网上扒拉出"鄢烈山的一篇杂文《<岳阳楼记>与浮夸的传统》,而鄢烈山又仅凭一篇介绍滕子京修岳阳楼的文章,滕子京守边使用公使钱和修楼有无私入,断章取义,道听途说为凭,否定了滕子京,否定了《岳阳楼记》,从而认为范仲淹也不是如他所标榜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滕子京守边使用公使钱,修岳阳楼有无私入是早已不是鄢烈山之流所惟独能够发现的新闻,可于首席如获至宝,虽然也不置可否地说了几句"恐怕不能服人","值得怀疑",却大段大段引用鄢说,还把范仲淹挺身为滕雪冤辩护使用公使钱合理合法,没有私入,视作"铁哥儿们,死党"之为。"滕宗谅使用公使钱资助过一些漂泊边地文人,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这当然包括范仲淹","这故人,是范仲淹,这部队,是范仲淹带领的部队"。这可叫人莫明其妙,此说看来不是来自鄢烈山之说,倒是于首席的"振振有辞"了。"这部队是范仲淹带领的部队",这话没错,可这部队可不是范仲淹的私人部队,这可是堂堂的国军,堂堂的赵宋军队啊!至于"这故人,是范仲淹","当然包括范仲淹",不知于首席是否准备举起"莫须有"的屠刀滥杀一片了。

  对于这桩滕用公使钱事,朝中某些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者捕风捉影拿着鸡毛当令箭,唯恐边疆安宁,惟恐边帅立功,把这桩事当贪污案来查。仁宗派下去的检察官燕度也是一个专想找滕子京茬子的人,然而无洞掘蟹,自然无有所得,燕度抓了好多人,关了好多人,但最后的结论却是无可奈何的"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仁宗最后也说"边帅以财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公使钱,作为一种宋制,按官员等级,可以自行分配,甚至做买卖等等,但只要不入己,用得合理合法,不算贪污,滕宗谅用公使钱犒赏部队,遇突发事件在缺兵员的情况下,雇用民众守城,抚恤边境少数民族,救助急难游士故人,作为边帅,他完全有便宜从事这个权力。但朝中某些无事生非者把他当成贪污案来查,结果一无所获。范仲淹以理以法挺生挡之,连连上奏,力陈滕宗谅无罪,并非于血口所喷的哥儿们义气,死党之为。用现代话来说,范仲淹更是充当了一名出色的律师责任,辨明是非曲直,并向仁宗用乌纱帽担保,如滕有"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贬黜"及"先行贬黜"。范仲淹宁可不要头上高官厚禄的乌纱帽,要的是事理法理。这恐怕仅凭勇气和义气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强有力的事实依据,此举惟君子能为,小人是望尘莫及的。

  如果说滕子京事范仲淹挺身挡之,有涉哥儿们朋党之嫌,那么再举一例。滕案之前,强盗王伦(用今天话应该叫起义军)进军高邮(今江苏高邮),当时知军晁仲约无兵无械不能抵抗,情急之中叫当地富户拿出金帛,杀牛设酒招待,王伦部队入城未遇抵抗,收得厚礼,高兴离去,两相无事。当时的"哥儿们死党"富弼,欧阳修都力主严惩晁仲约。惟范仲淹横身挡之,"今淮南郡县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边塞,难责城守","平时讳言武备,盗贼之至,责守臣死事,不可"。仁宗听后免晁仲约死罪。此案中如果说"范富欧阳是死党,哥儿们",那么范仲淹和晁仲约既非亲又非故,连面都没有见过。足见仲淹不管"死党活党",论事不论人。

  关于滕宗谅修楼有无私入,我不想再引证大量的史料来和于绕舌。于首席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河报"肯登出来,我即使证据凿凿,理由充分,"大河报"也可能不敢给我这个面子。这倒使我想起了儿时听到的一个小故事以压缩篇幅。

  古时,某大臣看到某大将军战功赫赫,越来越受到皇帝的喜欢和重用,而自己这位受宠爱卿近来颇有点受冷落的感觉。大臣心有不甘,总想找将军的茬弹劾他。机会终于来了,某日上朝,大臣当殿向皇帝奏劾,"大将军的靴子大臭特臭,有损体面,败坏士风,有辱皇恩,呈请皇上撤职查办"。皇帝听了眉头绉起,心有不悦,说"爱卿所言,何以见得?",大臣赶紧证实,"此事千真万确,昨天我路过将军府门口,那靴子就放在门口晒太阳,被我捉到,才亲自闻过呢!不信可问某某大臣,他也闻过的"。皇帝听罢哈哈大笑,当殿叫人拿自己的一双靴子说"爱卿,这是朕的靴子,你闻闻不知有无臭味?"大臣嗑头领旨,跪在地上双手捧靴恭恭敬敬地闻起来,说"陛下的靴子怎么会有臭味呢?不但没有臭味,臣还闻到了阵阵香味,第一是檀香的香味,第二是玫瑰的香味,第三……",皇帝不耐烦了说,"既然如此,大将军听命领旨,朕这双靴就赏给大将军了,这样就不臭了,你们好好同朝为官,共保江山社稷为重"。满朝文武齐声山呼"皇上英明,皇上英明"。当然也包括其中两位闻靴的大臣。故事虽小,影响极深,亏得"皇上英明",否则,不知又要造成一桩什么莫须有的大冤案了。

  故事中历史上闻靴的大臣有两位,但谁敢保证没有第三位呢?如同现代生活中,除了鄢烈山,于首席,谁敢保证不再会有其它呢?闻靴的故事还有后续,这也是一种"陈陈相因"吧!

    范仲淹砥砺岳阳楼精神

  这是于首席第三个(第三天)要说的题目。说的是滕子京贬到了岳阳楼,范仲淹改革失败后来到了邓州。可是文不对题,通篇和范仲淹砥砺岳阳楼精神无关,仅是昨天闻靴故事的延续,可谓阳褒阴损,十足小人之为。古人发明"小人"词汇实属高明,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于首席为了多捞点稿费铜钿,硬把这一天的整个版面挤满,靠着编辑哥们把关,管你是屁话鬼话,文不对题话,总归会统统给你登出来。

  今天本不想再和于绕舌,但有两个问题还得说说清楚。

  于说,"在这儿(指邓州)他(范仲淹)找了个小老婆"……不知于首席吃错了药?上错了床?脑子有毛病?还是从什么地方扒拉出来的?范仲淹一生何曾找过小老婆?即便有,也是当时律令所容许。于"迈过了大学,读的书多了"读昏了头?我劝你去问问那种红薯的父亲:和你爸"暖暖脚"的你妈是你爸的大老婆还是小老婆?你读书多了弄不灵清,种红薯的不会弄不灵清,肯定会赏你一个满意的回答,一个大头巴掌!

  于首席为了说明"范仲淹砥砺岳阳楼精神"?煞费苦心地拖出了欧阳修的不实之作《偃虹堤记》来映衬?反证?因为是"哥儿们、朋党",欧阳的个人所为也要范来承担?负责?难道这儿也涉及有个连带责任,偃虹堤跟岳阳楼精神有什么关系?于茂世是靠"游戏规则","花言巧语"考上大学的,此文郭启朝列名于茂世之后,一定也是?真应了一句我刚从种红薯那里学来的俗语"苍蝇叮臭肉,癞狗拖死羊"……好了,就此打住,懒费唇舌。大河报里没有我的哥们,扯长了,他们会不耐烦的。

    《岳阳楼记》乃"闭门造车"

  这是于首席第四个(第四天)要说的题目。本来题目不带问号,已经等于放屁。况且于又说"如果还不相信《岳阳楼记》是'闭门造车',可以看看欧阳修的笑话。"于首席的肯定句无法自圆其说,找不出什么"证死"来,于是再次拖出个欧阳修来要范仲淹承担责任,欧阳修年纪确实比范仲淹要小,但欧阳又绝非小到是范仲淹未成年的小儿子,欧阳修大概是个成人了吧,欧阳的罪过要推在范仲淹身上,真谓"可以看看于首席的笑话"。这还不够,于还特别强调"登斯楼也"的"假冒伪劣",题目足够"重磅",足够"惊人",足够下作的。

  于首席上知范仲淹以前的以前,下知亲临花洲书院并听过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有关范仲淹作《楼记》的因由,可谓博古通今,见识广泛。

  我没有去过邓州,也没看过花洲书院,更没成听过刘朝瑞先生的讲话,但我读过他的文章,"在此(指邓州)期间,范仲淹借滕子京之约作《岳阳楼记》,抒发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处世信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字里行间折射着范公胸怀天下,忠君爱国,心系百姓的清明政治家风范和先忧后乐,以忧为乐的崇高人生境界,人生追求","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尚能以民为本,江山为重,先忧后乐,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得更好,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近老百姓,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想问题作决策,要把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反对不反对,作为最高标准"。这话分别是刘朝瑞先生在《忧乐杯征文选》和《花洲书院》两书中所说的。观此语倒确实说出了《岳阳楼记》的崇高人生境界"先忧后乐,以忧为乐",比于首席的游戏人生,连篇屁话瞎话鬼话何止踏实万倍。也说出了花洲书院的复出,"处心积虑的新造"决策的高明,证明了"想问题作决策,要把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反对不反对,作为最高标准"。否则何以能够以政府的十万元启动资金哗啦啦带出了一千四百多万元的民间赞助呢!

  "厚土邓州,邓州不仅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她的大气和深厚,激励着后人奋进。今天,我们一定会比古人干得更好,明天,邓州一定会更美好,更辉煌!"这也是刘朝瑞先生在《花洲书院》一书中所说的。可惜以上这些于首席没能读到,或者也许读到了装着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屑一顾。而据我所知远离邓州千里之外的许许多多人读到了。

  花洲书院的复出有什么不好,花洲书院所包涵的名人效应已非范仲淹一位,她几乎涵盖了邓州有史以来至今为止所有的名人,"让自己的名字刻在花洲书院里是一种光荣"有什么不好?不想做名人,不想做名记者那才叫怪呢!但具体怎么做可就大有区别了。有人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真心实意去做;有人悬空八只脚,玩世不恭,不知廉耻去做。

  于首席表面看好象很在意有实用价值的是花洲书院所剩无几的几间破房子、教研室、校长室。这恐怕和当年范仲淹所造的也绝非是一回事,能千年不倒的是精神,而不是几间破房子。当花洲书院的"文化价值一下子凸显出来"时,于首席似乎接受不了了,"于是邓州人一夜之间感觉到,这是他们的文脉所在,而花洲书院的象征意义与文化价值才一点点被当地学者发现并识别出来"。这种含讽带刺的话,于首席真不怕被邓州人唾沫满脸。

  "九百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强化《岳阳楼记》写于花洲书院的历史记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岳阳楼记》不是范仲淹在岳阳楼写的那才怪呢",于如是说。并且还借用 7 岁儿子骄傲的抑扬顿挫的口头禅"谁不知道呀!"

  这也使我联想到我那6岁的孙子也有一句口头禅"那记者的话你信啊?"幼稚班里来个记者要拍照,孩子们高兴地喊"我们今天喝牛奶,真开心!"照片发表了,变成"我们天天喝牛奶,真开心!"孙子补充说"他才天天喝牛奶,拍完照拎了一箱牛奶去"。7岁的不及6岁,于的儿子不及我的孙子,用不着骄傲。

  为了证明《岳阳楼记》的"闭门造车","登斯楼也"的"假冒伪劣",于挖空心思以滕求记到范成记之间的三个月反复求证范这段时间没有去过岳阳楼,还说"但在他的历史年表上,也找不出他到岳阳楼写下《岳阳楼记》的时间段",可引证资料所言所论不足为凭。范不是皇帝,每出行都有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时辰。范自己倒有过一个日记本,可"为政老辣"的范仲淹早一把火把它烧了,留下它难道让闻靴者献给皇帝作证据:某年某月某地贬官相会?!某月某日某时哥儿朋党相聚?!某年某月某死党给范送酒钱?!不是么,千年以后的今天于首席还首创一说"滕子京是否给范仲淹捎到邓州几碗酒钱,不得而知"。让我告诉你吧!范仲淹是接到滕子京求记信那天,因没了酒钱,当即(这段时间于刚好没有验明正身)就骑着一匹快马,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神不知鬼不察就赶到了岳阳楼,这酒钱是滕子京修楼"自入者亦不鲜"中取出来当面交给范仲淹的,叫人家捎是要留下把柄的。否则范仲淹酒钱不到手,岂肯为滕子京"吹牛、浮夸"!!

  于说"我相信《岳阳楼记》写于花洲书院,尽管还有其它微乎其微的可能",因此"虽然导游小姐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岳阳楼记》写于这儿的春风堂,却是难以证死的"。其实于信不信没关系,但于作了如此花洲书院的大作长文,他下次要再敢去,恐怕连导游小姐也要叫他吃巴掌了。
  于首席自己说了四天四夜也始终没有证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是作于花洲书院的,不是作于春风堂的。也始终没有证死范仲淹不曾到过洞庭湖的,不曾上过岳阳楼的。却用大小标题作成《岳阳楼记》乃"闭门造车","登斯楼也"的"假冒伪劣"。按于的逻辑,一个非北京人的《天安门游记》一定不能说是写于回来的车船上,而成稿在回家后的若干天?于首席写了四天四夜的臭文,我看你自己也弄不灵清到底是哪一天?党的一大会议还从上海开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呢!物证已无,船是新造的,好在历史还在。不知于是否又会说"虽然导游小姐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会是开在这儿的游船上的,却是难以证死的。"

  回头再说说《岳阳楼记》是否于所说的"闭门造车","登斯楼也",是否于血口所喷的"假冒伪劣"。让我们再问问范仲淹自己吧,"陇头瑟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这是一,"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这是二,"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这是三,"优游滕大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这是四……范仲淹不独是写了《岳阳楼记》这样的大记,范仲淹还吟下了不少的岳阳楼小记。范仲淹没有去过洞庭湖?!范仲淹没有登过岳阳楼?!范仲淹不受其他人所托,范仲淹没有图纸,照样再三再四吟写岳阳楼,吟写洞庭湖,还留下了许多的活证。卖点关子,于首席自己去体味领悟吧!倘于首席不想闭上你臭嘴,不想结束你的刻薄之论,那好,我一定陪你把"游戏规则"玩到底。

    文末赘言

  于茂世关于花洲书院写了四天四夜洋洋长文大作,可谓热情有嘉,煞费苦心。我仅和之寒碜小文,可谓敬之不恭,聊表心意。但仅这聊表心意的小文还不知大河报能否大度接受,全文照发。倘非,那么于茂世完全是凭着他的铁哥儿们把这篇烂文硬塞进厚重河南的。要或,把关的责编是个盲子瞎子。

  不过,我还是要诚恳劝说于茂世和他的哥儿们,这种文章还是不发为好,于己于人于花洲书院于厚重河南都没有好处。如果怕浪费已经写好的稿子,那么可以投到洗手间里备用。

  当今文风之堕落已非于文独有,追求一种所谓的新潮时髦,却实属怪诞伪巧,不负责任地胡吹一气,还洋洋自得,写出来后可能也会有那么一些人朝你喊"吔",但"吔"字过后就注定了这种文风的枯竭之路,死亡之路。文风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风气,人文风气。大河报的厚重河南栏目应该是一个郑重厚实的地方文化专题,不是网络文化,谁都可以去随随便便撒泡尿的。否则,真如于先生所言:媒体"软文"如鸡毛乱舞、读、看、听都让人恶心。大河报还有何信誉可言?厚重河南还有何厚重可言?

  千年前范仲淹先生曾疾呼"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说的就是这种类似的状况。中华文化的复兴,还是要从中华优秀淳厚的母体文化中去汲取养料,充实改善发展提高。正如于先生所引陈寅恪先生言"终必复兴"。于先生扪心自问,你的所言所论,对谁有益,对谁有利,不能出门不认货,不考虑影响,写文章发表首先要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然而也要对自己负责。

  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成立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范仲淹文化研究一直来处于零打碎敲,各自为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没有系统的研究项目。河南省首开全国之先,并以《岳阳楼记》诞生地花洲书院为基地,联络团结全国范研学者共襄范学盛举。研究开发传布范仲淹方方面面的优秀文化内涵,为当今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因此我希望于先生今后还是从这方面多动动脑筋,以媒体身份多做一些宣传的工作,脚踏实地写文章,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民大众。

  最后录赠几段范研者言,也许对于先生有所启发和用处。

  "中国历史优待孔夫子多,待慢范夫子多,吃亏自然也就多","范仲淹是个待开发的民族文化智库","范仲淹文化是集中华百家之长的优秀大文化","一部中华历史要筛选过滤推出一位最能全面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又能走向世界人类共识的思想文化巨人,舍范仲淹其谁?!"……(全文完)
  
    浙江 读者 文进 2006年3月
   
编者按:

    文进同仁此文作后,曾直接投寄《大河报》“厚重河南”专栏,当然大河报没有“哥儿们”,不可能刊出争论.该文同时亦寄了范学同仁及范氏有关宗亲.现特刊出,供参阅。

◆范仲淹、胡瑗与泰州地域文化影响的研究 / 范观澜

    内容提要:北宋年间,素称为汉唐古郡、淮海名区的古城泰州由于它特定的地理、经济、政治缘由而集聚了一大批名贤名宦,铸就了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宗教家赵朴初所谓之这座城市的“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的辉煌。

    泰州在北宋年间走出了晏殊、吕夷简、范仲淹、韩琦、富弼当朝五位宰相,滕子京任过海陵从事,刘颁做过泰州通判,周孟阳当过泰州州官,胡瑗的“分斋教学”把泰州成了名闻遐迩的教授之乡。同时欧阳修、王安石、秦观、苏轼、苏辙都曾把他们的足迹印在泰州的土地上。这些众多的名人其中两位最为杰出的,又是非常重要的,对泰州地域文化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一是范仲淹,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早年曾在泰州为官,建功立业。萌发了忧乐观思想。胡瑗则是泰州本土杰出的乡贤,正是由于范仲淹的提携,而成就了胡瑗“始于苏州,终于太学”的教育大家。

    正是由于范仲淹、胡瑗对泰州地域文化的影响。泰州这座城市正如当地学者刘氏总结“泰州自成一体的本土文化,内敛、平实、厚重…..”[1]本文拟从范仲淹、胡瑗因缘泰州、盐监与捍海埝、文会堂与忧乐观、苏湖教法与教授之乡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范仲淹、胡瑗与泰州地域文化影响的研究,觉得更有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范仲淹;胡瑗;泰州地域文化;影响

一、范仲淹、胡瑗因缘泰州

    毛泽东曾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两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子孙。他的祖先原来是邠州(今陕西省彬县人),后来他的四世祖范隋迁移到江南,就成了苏州(今属江苏省)吴县人。范仲淹一生充满了坎坷,两岁就失去了父亲范镛,父亲范镛颇有才学,曾任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官位俸薄。父亲去世后,母亲谢氏因生活无依靠改嫁长山(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朱氏名文翰。这样他随母去了朱家。也从姓朱,名为说(yue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朱家子弟过着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由于范仲淹不是朱家血脉,在朱家受到了歧视。小小年纪就尝受了生活的艰辛。幸好朱家没有禁止他读书,范仲淹得以在书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并逐渐树立了忧君爱民,康时济世的远大理想,与朱家子弟在气质、行事、志趣、品格等方面大相径庭。因而有人预言,日后他必将成大器。他年少时就有志向和良好的品行。长大后当他知道家世后,就激动地流着眼泪告别母亲,到了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依靠戚同文的学舍学习。他非常刻苦用功,白天与晚上从不休息,冬天疲倦时,就用冷水浇面;饮食不能接济,以至于用稀粥维持生命,这种贫困的生活,一般人都不能忍受,可范仲淹却不以为苦。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做了广德军(今属安徽省)司理参军后,即把母亲迎接回来奉养。再后改作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时,才恢复了范姓,恢复了他的名字。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那年被调任泰州西盐仓监。从此范公与泰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任县令、秘阁校理、通判、右司谏、知州,都转运使、权知开封府、判国子监、枢密副使、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卒谥“文正”。

    范仲淹年幼时就忍受了世间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人生的磨难与勤奋上进联系在一起,总会造就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人才。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考中进士后,就开始了忧国爱民的政治生涯。但仕途上又因为直谏而三次被贬,但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人,在边疆为良将,在庙堂为良相,在文坛为大家。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于他的笔下。他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同时,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就有泰州人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故世称“安定先生”,胡瑗因他的祖父胡修任泰州司寇参军,遂举家迁居泰州海陵。他的父亲胡讷很有才学,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胡瑗受到他的影响不小,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诗书,并立下“以圣贤自期许”的远大抱负和志向。胸有鸿鹄之志的胡瑗总希望能通过科举一举成名,遗憾的是,几次科考下来,总是名落孙山。后来辞别家人,径自北往泰山。与孙复、石介,三个人含辛茹苦,发愤攻读,“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座十年不归。”十年中,胡瑗为了潜心治学,每每接到家书,又看到信封上写有“平安”二字,就投入涧中,大有面壁十年味道。如此勤奋努力,潜心学业,在中国教育史上一直传为佳话。功到自然成,整整十年苦读,为他打下了坚实深厚的知识基础。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胡瑗与孙复、石介都成了北宋前期的著名教育家、经学大师,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宋元案》以《安定学案》为卷首。胡瑗与孙复都是苦学成才的学者,同样又受到范仲淹的爱护,关怀,奖掖和提拔,其学术思想也都承传了范仲淹的经世致用学说,成为范的门人。胡瑗由于得到范仲淹之举荐为太学教授。历任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官职。其创建“分斋教学法”世谓“苏湖教学法”名闻遐迩。

    范仲淹不管是早期的兴办事业还是传受帮教之人,以及胡瑗的成长和发展所得到范仲淹的奖掖提拔,范仲淹成为了胡瑗的伯乐,这一切的发生和一座城市是汲汲相关的,这就是被誉为“汉唐古郡,淮海名区”的泰州了。

    泰州地处江淮冲积平原,江、淮、海三水激荡于此,吴、楚、中原文化交融于此,孕育了泰州深厚的历史文化,这里原始社会末期即有人类居住。周时名海阳,春秋时属吴,越灭吴后属越,战国时又属楚,汉初名海陵,以其地傍海而高,故名。吴王刘濞在此设置粮仓,名海陵仓。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置海陵县,王莽时改海陵为亭间。东晋曾一度改名海阳县,后升为海陵郡。唐武德三年(620)改称吴陵县,以县置吴州。南唐李昇升元元年(937)升海陵县为泰州,泰州之名由此开始。宋代这里称为泰州军。[2]

    对于泰州来说,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汉代吴王刘濞“煮海为盐”起,泰州的盐业就很有名。唐开元元年(713)在海陵就设置盐官,管理沿海各盐场。海陵监时为全国十大盐监之首。

    北宋年间,泰州州治范围较广,地位也就非同一般。文官名宦纷纷集聚这里,盐税收入居全国之半,经济的繁荣造就了文化的兴盛。吕夷简、晏殊当时先曾在这里充当盐官,后来从这儿走出去成了名相。范仲淹也就在此时是继晏殊后担任这里盐官之职的。至此,范仲淹即融入了泰州文化。

    历史上记载了北宋泰州的五相流芳,文会堂的五贤唱和以及泰州光孝寺立的五贤堂介绍。从不同的角度都把范仲淹与泰州文化交融于一起。五相流芳,北宋年间是从泰州走出去的五位宰相,即吕夷简、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而范仲淹与其他四位有着直接联系的,有的是有知遇之恩,有的是有提携之功,有的是风雨同舟之战友,有的则是一度时期之政敌。五贤唱和中的五贤则是范仲淹、滕子京、胡瑗、富弼、周孟阳。是范仲淹、滕子京荐举了泰州人胡瑗,是范仲淹又美誉了富弼,成了一时佳话。光孝五贤堂则是张纶、范仲淹、富弼、胡瑗、王卖见。而张纶支持范仲淹历史上已有口皆碑。胡瑗,王卖见都是泰州本土历史上有名的乡贤。

二、盐监与捍海埝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年27岁,考取进士与滕子京、庞籍等位同科,初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天禧五年(1021),步入仕途六年的范仲淹被派至泰州任职。时值盛年,实践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他是在泰州任盐官的,官名盐监,虽然是为国家管理盐场,征收盐税。当时的盐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而泰州海陵又是淮南盐的主要产地。唐开元年(713)就设立了海陵监,管理沿海各盐场。宋朝年间,泰州海陵监收入六七百万缗,超过唐大历时全国盐税赋总和。所以那个时候,盐业、盐利成为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权安危的重要因素。这样从中央下派的盐官就非常重要了。但是范仲淹在泰州盐官的任上除了履行他的盐仓监之职而总是关心民众的疾苦,为泰州一带的老百姓谋福祉。

    在泰州到任后不久他就四处视察民情,常常深入到盐场。泰州和附近的楚州、通州位于淮水以南,东临黄海,当时经常受到海潮威胁。当他看到海潮入侵,漫过那200年前唐大历元年(766)淮南黜陟使李承修筑的捍海堰时,一时间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伤亡,盐灶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又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流离失所的场景时,这件事本来虽不属于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不忍百姓受苦。而范公忧心如焚,常常有一影古远的忧郁。晚间,在摇曳如梦的油灯下,范公连夜伏案疾书,上奏要重筑年久失修捍海埝。在那个时代,要想让统治者花钱兴修水利工程谈何容易?但为了民众,范公多次慷慨陈词,争取到他的时任上司江淮发运使张纶和淮南转运使胡令仪的鼎力支持。张纶奏请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兼任兴化县令主事修埝工程。他的同事,时任海陵从事滕子京也给予了大力帮助。经过反复努力,终于如愿得准施工。

    仁宗天圣二年(1024),范公集中了泰州以及通、楚、海共四个州的四万夫役,在一百多华里的海岸线上,合线修筑捍海埝。他亲临施工一线,筹划指挥,又拿出自己的官俸,用于筑堤。记载有一次在施工过程中突然遇到飓风,狂风四起,堤埝顷刻之间有即将崩溃的危险。当时民工人役纷纷逃散,而此时的范公则不顾个人安危,高立于大埝之上,面不改色,指挥若定。在他的感召下,民工们纷纷立即回转,一起奋力抢修,刚修的大堤方才转危为安。

    范公修筑捍海埝为民造福,本来这是一件千古不朽的好事,但是在当时还是遭来了非议。有的人说道,说是修堤虽能挡住堤外的海潮,却不利于排除堤内的积水,得不偿失;接着又是经费严重不足。范仲淹在张纶的大力支持下,顶着压力,千方百计地筹措经费。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秋,范仲淹率领泰、通、楚、海四州民夫四万余人,开始动工修堤,不料刚开工不久就碰上了大雨雪,海潮突然上涨,汹涌的波浪冲垮了堤岸,顿时吞没了一百多个民工,工程被迫停工,有人在指责,甚至有人在打小报告反映到朝廷,有的反对者抓住这一把柄,到处都散播谣言说是淹死了几千人,海堤不能再修了,有意诋毁诽谤范仲淹。后经朝廷派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前来实地考察后,积极支持范仲淹修堤主张,上疏宋仁宗,方得继续施工。正是由于当时张纶身居要职,力排众议支持了范仲淹,方使范仲淹才能大刀阔斧干出了一番事业。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作为孝子则应为母亲尽孝守孝,不得已离开了泰州。此时张纶虽然已是功成名就的老者,又是他支持了范仲淹,接替了他的工作,任董役即总管并兼任泰州知州。

    就这样历经重重困难,终于筑成了这段首起海陵(即泰州)尾接盐城的一条莽莽大堤。该大堤底宽3丈、面1丈、高1.5丈,长143里零136丈。大堤修好后,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侵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场,政府的田赋,盐课大大增加。百姓不再颠沛流离,农业,盐业均获其利。据史书记载,堤埝修复后,“复业者三千六百户,民享其乐”。[3]水利是人民生活的命脉。历史上大禹治水,李冰修都江堰。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许多美好的传说。同样,范仲淹修堰治水在苏北,特别是泰州一带群众的心目中树立了一座丰碑。人民群众为了怀念为民请命,指挥筑堤的范公业绩,把“捍海埝”称为了“范公堤”。一千年过去了,那绵延百里的堤坝,一直是雄踞里下河史册的重要篇章。后来在海陵前八景中专门将“范堤烟柳”列为一景,让人们永远记住范仲淹在泰州为盐官,筑的长堤抵挡海潮,大堤植柳成荫,人民称颂的故事。

三、文会堂与忧乐观

    在中国,有这么两句千古名言,大凡识字的人都耳熟能详,它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这两句名句的作者,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范仲淹。

    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可以说是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千年以来一直被后代百姓所讴歌和赞颂。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予作文以记之”。这个“予”,就是范仲淹。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55岁,宋仁宗采纳他的“庆历新政”建议,这是他的人生鼎盛时期。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时代,范公写出了《岳阳楼记》,有人评论在仅有360个字中,哲理精深,气势磅礴,文清并茂,读之感人肺腑,是不朽的散文名篇。范公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岳阳楼的景色,真正意图是借题发挥,谈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并由此规劝勉励友人。这个友人就是滕子京。这篇散文是为劝勉好友滕子京而作,当时庆历新政刚失败不久,范仲淹不仅再次遭受严酷打击,身体也很不好,但为了激励被贬的滕子京,为他重修的岳阳楼竣工祝贺,在贬谪地邓州挥毫而就。其实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23年前就与滕子京同期在泰州为官。同科进士又同时在同一个地方为官,可以想象到他们之间的友情的深厚了。而那时滕子京在泰州修了一座文会堂,而范公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其忧乐观思想即呼之欲出了。

    文会堂(现坐落于泰州凤城河风景区内),是天圣年间滕子京为郡从事而建。当时常与范仲淹、富弼、胡瑗、周孟阳等集聚其中。文人以诗结缘,吟诗唱和,这就是泰州历史上记载的“五贤唱和”。“君子不独乐,有朋自远方来”,“笙磬得同声,精色俱激扬”,“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4]范仲淹与滕子京的交往和友谊是不同寻常的。他们志同道合,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君子不独乐”之乐,与范公若干年后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重修岳阳楼书撰“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乐,两句时隔23年。而这两“乐”之间却隐约可见范仲淹一生清晰而执着的思想轨迹——为官一方,无一己之乐;君子一生,先天下而忧。这忧乐观的思想轨迹,泰州,曾是一个起点。

    其实范仲淹后来写的《岳阳楼记》,据记载范公从来未去过岳阳,而且他当时在河南邓州,收到滕子京的一封信并附“洞庭晚秋图”。读信后看图时而想到与滕子京多年的交往。想到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同时考中进士的那种欢欣之状;想起二人曾共参与修复泰州捍海堰工程的情景;想起二人共同提携泰州人胡瑗的共创苏湖教法的时候;想起两人当年在润州共论天下事的萦情;想起两人一同遭遇被贬的现状,一时百感交集,递转身进屋,展纸提笔就写,于是,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散文杰作《岳阳楼记》便诞生了。范仲淹用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文学描述了洞庭湖的气势磅礴,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的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才能“进亦忧,退亦忧”。最后范仲淹豪迈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理想。这是他一生追求的为人准则的概括,更是他宽阔的胸襟和强烈责任感的充分体现。他激励着后世无数有志之士奋发向上,为国献身,闪烁着不朽的思想光辉。

    滕子京建文会堂,提倡以文会友;修岳阳楼,“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范仲淹则作诗以赞之,作文以记之。从堂到楼,从诗到文,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从“君子不独乐”到“先忧后乐”,有人说,泰州作为忧乐观思想的发源地也是不为过的。

    范仲淹作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政治家,在顺利时不居功自傲,不骄奢弄权,而是时刻担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着民众的疾苦,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身处逆境时,不怨天尤人,不颓废沮丧,而是按照自己认定的处世爱国之道,而鞠躬尽瘁,激励着自己和遭遇同样迫害的朋友们奋发努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个人沉浮得失置之度外。如此的境界,至今都是难能可贵的。范公的品德一直传为千古佳话。泰州城内曾经建了一座“景范楼”,兴办了一所“景范学堂”,以纪念范仲淹两袖清风之浩然正气。如今文会堂依然矗立于泰州的土地上,堂内“溯滕范相交,赋诗更有岳阳记。论酬唱与共,筑室始于文会堂”。一幅对联再现了范仲淹与滕子京的交往。五贤唱和的石雕再现了当年范仲淹与滕子京等五位挚友吟诗作赋之景象,文会堂前是文正广场,范仲淹青铜雕像素袍宽袖,蹙眉冷颜,须发飘逸,从容淡定,仿佛在水边一遍遍诵读并重说生前的警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四、苏湖教法与教授乡

    泰州文会堂的五贤唱和,虽说是文人之间的酬唱应答,但此却成就了泰州人胡瑗,诞生了“分斋教学法”即“苏湖教法”,泰州即成了远近闻名的教授乡。

    景佑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到苏州任知州,因他向来重视教育,到任后景佑二年(1035)即奏请立郡学,并且首先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捐出来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5]他在南园的这块土地,本打算盖一所住宅,后听风水先生说,这块地是风水宝地,在此建房,必定子孙兴旺。范仲淹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家出贵人,不如天下多出人才,如果这块地上建学校,人才将层出不穷了。”立即献地兴建府学,被当地人誉为“义举”。苏州府学的规模可观,在今天的苏州中学校园内。范仲淹很注重师资,因此他专门聘请了胡瑗为“苏州教授,首任郡学教席”。[6]有了范仲淹的慧眼识珠,胡瑗终于找到了一片施展才学的天地。为了办好学校,胡瑗订立了严密的学规。起初学生不遵守学规,范公将自己的儿子纯佑送入郡学读书,拜胡瑗为师。纯佑“尽行其规”,其他学生见了纷纷效法,再也不敢任意违反。胡瑗在范仲淹的支持下,经过努力,终于把郡学办成为当时各地学校的楷模。

    宝元二年(1039),滕子京任湖州知州,也同样奏请朝廷在湖州设立学校,获准设立湖州州学,原在泰州任官的滕子京也深知胡瑗的满腹经纶,延聘他主持。从1040年受聘到他离开在那里前后长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7]首创了分斋教学法。即按学生统一学习经学,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理论,治国安邦的经典,立经义斋,又按学者不同理想志趣和专长爱好,再立治事斋,治事分讲武,水利,政事,数算,文学,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培养学者的实际才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这种分科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胡瑗在教育实践中,是第一个贯彻范仲淹的政治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学者。

    当范仲淹当上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朝廷,判国子监时,正好此时朝廷要更定雅乐,求知音者,范公立即举荐白衣胡瑗,召对崇政殿,授为校书郎、乐成,迁大理寺丞。此时的胡瑗已近不惑之年,又是一个草泽布衣之士,没有经过科举考试,范公一经举荐成为了大理寺丞,达到正七品的官阶,许多及第入仕的官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尚不能达到的官阶,即以范仲淹而言。走完这段仕宦路程,还整整用了十年时间,然而泰州人胡瑗却举手而得,这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怎能不使天下莘莘学子垂涎羡慕呢?同时范仲淹为国举贤的美名也流传四方。许多学有成就,渴望仕进的人,无不仰望能得到他的举荐。李觏在第一次求谒范公的书文中就提及此事,并加以赞扬,这反映了广大士子的普遍心情。可以说范仲淹善于从下层发现人才,举荐布衣之士,是从泰州人胡瑗开始的。

    庆历三年(1043),仁宗皇帝在内外交困的危机形势逼迫下,起用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批革新派人士,企图摆脱困境,范仲淹身为参知政事,条陈十事,住持和领导新政,史称“庆历新政”,大力兴办教育,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有实干才能的人才,以改变腐败的吏治,在全国州县兴建学校,发展和加强基础教育,同时又扩大高等学府,在陪都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曾设国子监,扩大生员名额,太学需要大量道德高尚,精通经术的师资人才,这种政治改革的大环境,为像胡瑗这样的教育家、学者提供了英雄大有用武之地。范仲淹首先向朝廷推荐的师资人才,就是胡瑗和李觏,他在向仁宗皇帝上的《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的举状中称:

  “臣闻:臣之至忠,莫先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泰道之朝,岂敢隐默。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撰著词业,而常教以孝悌,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礼叹伏。此历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没事。伏望圣宠加恩奖,升至太学,可为师法。”[8]

    范仲淹又谏议在太学推广胡瑗的“苏湖教法”,“天下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与太学。”从此,胡瑗一直在太学教授。

    皇佑四年(1052),胡瑗升任光禄寺丞、太学直讲、天章阁侍讲,后以太学博士致仕,胡瑗与当时的孙复。石介二位学者并称为“宋初三先生”。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即他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师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重后世的“文”,把“体”和“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国治民安,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用”。这种思想对宋代理学有着较大影响。那时他在中央太学执教,名重天下,“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胡瑗)此时四方士子慕名向胡瑗学习者数以千计,致使学舍都容纳不下。太学是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天章阁是皇宫藏书馆。礼部岁考所得学子,他的弟子就占了四、五成。故而神宗称他为真先生,范仲淹尊他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苏东坡赞叹“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王安石称之“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文章事业望孔孟,不复睥睨蔡与崔。”

    胡瑗正由于范仲淹的延聘和推荐,成就了“始于苏湖,终于太学”一时的教育盛事,从而使泰州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教授之乡。再则,同时他在浙江湖州兴办的安定书院开创的“湖学”在北宋年间大放异彩。胡瑗与嘉佑四年(1059),终因积劳成疾,经仁宗皇帝恩准,以太常博士官衔东归,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养病。临行时,送行队伍“百里不绝,时以为荣”。不久病故,终年67岁,赐谥“文昭”。现墓位于浙江、湖州南部道场乡青山坞胡峰基幽谷。墓占地约8000平方米,由墓圹、平台、神道、牌坊、拱桥、享堂等组成。高3米,直径5米的呈圆形。后侧围圆形回龙墙,墓道长200米,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瑗在家乡泰州后来有一座衣冠冢,胡瑗当年在家乡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讲学旧址现已照原样恢复,再现胡瑗当年在家乡泰州讲学的神韵。胡瑗在家乡泰州的安定书院与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石鼓书院、鹅湖书院、东坡书院共驰名于中华大地。同时相传他在家乡亲手所植银杏树虽逾千载,但如今蓬勃旺盛,枝繁叶茂。姿态雄伟,老干虬枝,郁郁苍苍树干可数人合抱。其主干有枝挺出,状如“慈母怀中抱子”,可谓“千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象征。人立其下,心旷神怡也!

    结语

    1、范仲淹作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爱国政治家,在顺利时不居功自傲,不骄奢弄权,而是时刻担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着民众的疾苦,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身处逆境时,激励自己和遭到同样迫害的朋友们奋发努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中,把个人沉浮得失置之度外。此种思想境界延续千年,使泰州地域文化形成泰州人具有内敛平实的秉性,并伴有外柔内刚的特点。

    2、范仲淹始终抱着“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也”的信念,在地方从政近三十年中,非常注意百姓的安危冷暖,想百姓之想,急百姓所急,每到一处,均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为百姓干实事。范公堤就是实例之一。“君子不独乐”成了泰州人的忧乐观思想最朴实的行动规范。泰州地域文化中爱民、助困、助难形成了这座城市中几种闪亮的元素,在不同的时期都能会产生不同的典型。

    3、兴学育才。泰州成为“教授之乡”,这正由于范仲淹、胡瑗对泰州地域文化影响的实例。范仲淹“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胡瑗“致天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千年以来,泰州地域文化中的教育兴学的成功事例也充分证明这一点。从宋代的安定书院到明代王艮的“泰州学派”,以至明清以来的呃“泰州扬郡试院”,以至当今名闻遐迩的泰州中小学基础教育,培养的杰出人才。笔者觉得,泰州地域文化中冥冥之中还是在承载着范仲淹、胡瑗流传而来的千载文脉了。

作者单位:

    江苏省泰州市凤城河风景区。作者范观澜  泰州市凤城河风景区管委会,1952年生,副研究员。

注释:

[1]刘宁《印象凤城河》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
[2]《泰州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
[3]《范文正公全集》年谱
[4]《范文正公全集》
[5]《范文正公全集》卷三
[6]《范文正公全集》卷二(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
[7]《宋史》
[8]《范文正公全集》卷二(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

◆范仲淹佚文“大禹谱序”/ 范矛彧

    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生前曾从有关资料获一信息,说文正公有一篇“大禹谱序”,可惜不见具体内容,亦无可资追寻的线索。父亲说“如真有,当是佚文”。由此留下了一个觅“序”心结。

    2002年10月9日杭州《都市快报》有署名记者文章《大禹后人守陵四千年》,文中提到绍兴禹陵村的《姒氏世谱》谱首有一篇北宋名臣范仲淹作的序文,并引录了序中的若干文句,当我读及此处,眼前豁然一亮,这莫非就是父亲所说的范公佚文“大禹谱序”,我按记者引录文句查阅所有“范集”,确实未见其有。这回有眉有目,范公佚文“大禹谱序”确有其事。我立即分别致函快报记者及绍兴禹陵村姒氏后人,欲求得到这篇范公谱序。数次致函后,禹陵村姒氏后人姒绍品老人终于回信“你所提及关于范仲淹序文一事,我本人一无所知,都是报社记者所为,我根本没有文化,所以请人代笔写了回信”。报社记者,没有音讯,也联系不到。追寻范公大禹谱序暂时搁浅,此后虽又多渠道努力追寻但均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去年上半年偶然在网上读到一篇绍兴文理学院教授刘亦冰先生的论文《绍兴〈姒氏世谱〉的史料价值》,文中亦提到该谱首有一篇范仲淹知越州时写的序言。这回又重新勾起了我寻找范公佚文“大禹谱序”之夙愿,我又试着致函刘亦冰老先生,恳请其帮助提供范公佚文“大禹谱序”复件,后来刘亦冰老先生为我找到转录本复印了寄来,并在信中说“范为《姒氏世谱》作序,肯定是在他知越州事期间”。为求原件核对,今年来又费周折经绍兴鲁迅纪念馆热心人的指点帮助,由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了他们所收藏的《姒氏世谱》中“范序”原始复印件。

    现把绍兴《姒氏世谱》范公序文录下:

    序

    宇宙之奇,毕贡于唐虞之世。如九年之浸,十日之射。山则泰岱华岳,水则黄河黑水,怪则巫之祁,皆离奇幻诞,不可测识。而大禹以一身左右之,故号之曰“神禹”。目为神,则奇之至矣。乃集玉帛之会于会稽而复殁葬之,得无敷土奠定之馀,山川之奇气磅礴郁塞,尽萃于此邦乎!

    予来守是郡,求金简玉册之藏于石鹞、石篑、石帆诸胜,觉无乎不奇,然而探其书,则蔓菁荒烟灭没终不可得觅。夏后氏之遗胄于疏篱茅屋间,颇能历历道其世系始末,且谨愿醇朴犹有不矜不伐祗台遗风,岂至奇者未尝不至平乎!

    吾因之追溯明德,慨慕流连,以为探其书者,不若得接其子姓之为犹快也。因为记以留志之。

    宋知越州事范仲淹敬记

    《姒氏世谱》原著为一卷本,清光绪二年(1876年)木刻版印制,宣纸折页对开,中缝上端印“姒氏世谱”,繁体直行,现该谱由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该谱首序为范仲淹所作,依次另有南宋王十朋的《徵禹穴记》,明代有杨鹤的《姒氏世谱序》,清代有陶式玉的《序》等等。近年该谱已为绍兴越文化研究所编入《大禹三宗谱》,三谱依次为绍兴的《姒氏世谱》,台湾的雁门《夏氏世谱》,河南的《禹氏世谱》,学界普遍认同绍兴《姒氏世谱》的史学价值最高。

    姒谱首序落款是“宋知越州事范仲淹敬记”,据范公年谱范知越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至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这是“予来守是郡”任职时间,序文当作于其间无疑。范公名篇《清白堂记》等亦是其任时所作。此后范公奉朝廷之命离越奔赴陕西延州前线担当抗敌西夏侵略之重任。

    范公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不失时机发掘当地的“古仁人”文化加以褒扬宣传。范公把唐虞之世“离奇幻诞”“不可测识”的“九年之涝”,“十日之害”诸灾难的治服功归于这位神奇的领袖人物古仁人大禹,“而大禹以一身左右之,故号之曰神禹”。大禹逝后安葬之陵在越州,“乃集玉帛之会于会稽而复殁葬之”,“山川之奇气磅礴郁塞,尽萃于此邦乎”。

    范公在越寻访珍贵古书中“石鹞、石篑、石帆诸胜”,皆因“蔓菁荒烟灭没而终不可得觅”之时,却发现了在“疏篱茅屋间”务农守陵的平民百姓大禹姒姓(姒为大禹本姓,另有夏、禹等及累代赐封衍生多达九十来个)之后人,范公对这位神奇古仁人后人的尊祖敬宗,“谨愿醇朴犹有不矜不伐祗台遗风”大为赏识,“至奇者未尝不至平乎”。在“追溯明德,慨慕流连”之下为姒谱写下了这篇序文,范公为寻胜迹灭没却更有所得而感到尤为快事也。此前三千年来从无贵人为这部姒谱留下过片言只语,而范公为该谱首序后的近千年间,历代有人接着作序,清代更甚,序跋多达五篇之多。

    纵观范公足迹所至,范公一生对忘我向善为民的“古仁人”文化的倡导宣传可谓是随时随地不遗余力,范公总会利用一切机会场所,见缝插针给予褒扬称颂,越州大禹谱序又是一例。

附录:

    另平时在览阅各地地方性文史著作中,还发现常有一些不见于范集的范公诗文,以下录五则,供范研同仁斟酌参考。
    一,1989年、1999年建德文史会柯秉铎及金普森先生前后分别纪念范公知睦州两文中均有范公过严子陵钓台诗:
    子(光)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两位文中所录诗中仅“子”“光”之差异,余皆同。

    二,兰草搜集整理的《历代名人祭黄陵》,1978年8月陕西人美版,有范仲淹任职陕西兼治延州时曾三祭黄陵写了五首祭黄陵的五言诗,可惜只流传下来两首:
    红日竿头进,青云足下藏。轩辕龙驭古,百代景象裳。
    高徒桥山上,关河万里长。沮流声潺潺,柏干色苍苍。

    三,陈怀信著《延安名胜名人录》,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有范仲淹咏清凉山万佛洞诗:
    金明阻西岭,清凉峙其东。延水正中出,一郡两城雄。上上清凉山,逶迤复奇怪。楼阁倚云岑,万井如天外。凿山成古宇,馋佛一万尊。人世一稀有,神功岂无存。洞以仙人名,仙去洞还在。曲径白云深,幽栖自可爱。

    四,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岳阳楼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有范仲淹对联:
    揽辔登车,一世澄清需满志;读书观政,万家忧乐尽关心。

    五,友人提供,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有座建于元代的杨忠武祠(杨业)内有匾书范公题赞:
    山川毓秀,挺生斯人。功全社稷,泽及吾民。朝阳孤凤,盛世祥麟。九原不作,名重缙绅。尚书范仲淹赞 。此则为后人书范公诗赞。

    以上供范研同仁交流参考。

    浙江桐乡  范矛彧 09年3月

◆把孔子像换成范仲淹如何?/ 吴世柱

   “设计”者:把孔子像换成范仲淹,如何?

    天安门广场让孔夫子有了立足之地,一时间争议风起。婆说婆理,公说公理,似乎都有理。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孔夫子立足是否交了土地出让金,天下寒士们如此关注倒也现实。争议毕竟客观存在。人民的嘴巴能堵一个,怎能全堵?

    有人论曰:孔夫子儒术愚民,成为古时帝王统治臣民的理论工具。当然,也有人论曰,是谁设计了孔子不畏寒风酷曙,在天安门广场上目视当今?议便议吧。然,笔者却以为这些议论的焦点问题在于孔夫子有愚民之术,却少有治吏之道。而时下治国即治吏之思想深得民心,或许,争议便由此而生吧?

    有没有一个像立在天安门,而又无非议?

    从历史堆里先人那里数来数去,笔者倒是将思维定格在一句话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知这位先人是谁,于是回溯到二十多年前的初中课本里找,原来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句子。

    文正公在历史受人敬重,便在于他是官,是清官。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虽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但仍忧君忧民。这样的清官一腔报国情与睿智埋没在勾心斗角之中。官场沉浮,老矣郁郁而终,享年六十有四。数其一生,荣辱不惊,富贵不淫,实为当代官员之楷模。更为治吏之方向。

    举其廉、忠二例,以证将孔子像换成范公像之可行。

    范公求学,十年寒窗,粥冷凝块,划四分食。“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得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京城为官的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例:宋仁宗年巳二十,但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范的奏疏,使推举人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范公此品此德,令人汗颜呐!

    自然,朝廷的斗争令范文正公几经沉浮。守边、改革、被贬等等。但其一生人格之升华,笔者以为集于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范公虽远逝千古,然而,其精神、其品德却光照千秋万代、泽被后人来者。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国与民之中点,即为万千官吏。官吏忠君爱民,则属民之幸事。若腐败滋生、吏治艰难,则民之灾难。如范公者,绝唱千古,廉洁刚正之品,不知胜于争议之孔子乎?所以,请设计者百忙之中,再设计一个范文正像,立于官场,以为官之楷模。如何?

◆范仲淹《政在顺民心赋》今译 / 赋姑姑

 原 文                    今 译

王者广育黔首,          天子广育百姓,

诞布皇明。              发布光明政治。

阐帮政而攸叙,          阐布国家政治井然有序,

顺民心而和平。          符合民心而百姓和平。

振穷恤贫,              赈济穷困抚恤贫苦,

必俯从于众望。          必服从于大众的愿望。

发号施令,              发布政令通告,

实允协于群情。          内容都合乎群众心愿。

昔管子以祖述大猷,      从前管仲以先贤大智慧,

发挥明主。              发挥贤明君主的旨意。

垂教之言斯著,          教导的言论灿然具在,

为政之方可覩。          为政的方法可以参见。

以谓逆其民而理者,      他说背逆民心而治理者,

虽令不从。              虽有政令也不服从。

顺以民而化焉,          符合民心而融洽,

其德乃普。              其德泽必定普遍。

是以究其所病,          所以为政者要究明百姓困苦,

察其所宣。              察明百姓的诉求。

礼应时而沿袭,          礼制要适应今天而沿用,

教随俗以彰施。          教化要合乎习俗去施行。

欲求乎广所及也,        要想政令广泛到达,

必在乎俯而就之。        必须服从民意而为之。

彼患困穷,              人民怕穷困,

我则跻之于富庶,        我则想法提高使他们富裕起来,

彼患苛虐,              人民担心苛政暴虐,

我则抚之以仁慈。        我则用仁爱之心对待。

于以见百姓为心,        于实现百姓之心为己心,

万邦惟庆。              天下共庆。

无一物不得其所,        没有一物不各得其所,

无一夫不遂其性。        没有一人不各得其用。

所以感其和气,          所以感其和谐的气氛,

所以谓之善政。          所以说这才是好的政治。

故得上下欣合,          因此上下欢欣和睦,

莫闻不协之谋。          听不到有不轨的念头。

 

遐迩悦随,              远近喜悦顺随,

每覩易从之命。          每每见到人民尊重政令。

岂不以政者为民而设,    岂不以政治为百姓所设,

民者惟政是平。          民心是制定政策的标准。

违之则事悖,            违背了则事与愿违,

顺之则教兴。            顺从了则教化兴盛。

乃古今之必重,          乃古今者必须重视,

实圣贤之所能。          正是圣贤之人的作为。

亦犹梓匠任材,          也同木匠取材料,

因曲直而制作;          看它的弯直然后去制作;

化工造物,              天工造万物,

随大小而陶蒸。          据大小而创造。

是以布政从民者,        所以施政从民者,

黎元克信;              老百姓就相信;

驱民从政者,            迫使百姓听从你命令的,

群心不徇。              老百姓心里不服从。

思柔远而能迩,          想安抚远方民族信服近民,

必去逆而效顺。          必去叛逆而效敬从命。

举刑罚罪,              用刑处罚犯罪之人,

因众弃而方行;          要大家唾弃才可执行。

列爵养贤,              封列爵位养贤能之人,

由佥谐而后进。          要一致认同后才进用。

懿夫施此彝伦,          美好地施行此常道,

恰彼生民。              泽被老百姓。

在上者弗私其欲,        领导者没有私心杂念,

居下者孰敢不遵。        被领导者谁敢不遵。

务材训农,              种植庄稼引导农民,

皆因民之所利;          都是按照他们的利益。

布德行惠,              布德施行恩惠,

常舍己以从人。          常忘记自我顺应众人。

今我后稽古省方,        如今天子据古思今,

顺时察俗。              顺应时代体察民俗。

上克承于天道,          上继承于上天规律,

下弗违于民欲。          下不违反于天下万民愿望。

有以见善与物之咸亨,    因此施善政与万物贯通,

实无幽而不烛。          就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关圣庙碑记》/ 北宋·范仲淹 撰文

    汉寿亭侯关壮缪,生成忠义,大节凛然,而其浩气英灵,弥纶宇宙,是以山陬海澨,咸为肖像而祠祀焉。真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也。淹承乏兴邑,偶以修捍海堤至白驹,士民环庭,以侯庙碑记请。予思侯之勋名节烈,彪炳史书,无俟予言之赘;惟是钦神像之凛凛如生,感士庶之谆谆爱戴,愿后之居高位者,尚其体侯之心以为心,则下民之爱戴,而建祠崇祀,亦有不能自已者,乃援笔而为之记。

    大宋天圣三年知兴化县事古吴后学范仲淹撰。

编者按:

    此范公佚文来源于施耐庵后人施金根著,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驹隙拾遗》之《范仲淹与白驹关帝庙碑记》一文。江苏大丰白驹关帝庙北宋景德年间兴建,后不久范仲淹率民工修捍海堰至白驹,应广大士民之请,为关帝庙写了碑记。关帝庙历代重修,增扩其制,至民国初为前后四进,八十多间。1938年6月被日寇焚毁。上世纪八十年代文普时由当地村民任保才提供电灌站有刻字石碑,文教办陈远松发现此碑为范仲淹所撰“关帝庙碑记”,请来民工运至镇政府,后移至白驹施耐庵纪念馆妥善保护,此碑高约150公分,宽约80公分,隶书字体,为清道光十四年重刻,全文如上。

    另据河南花洲书院杨德堂先生2008年5月在兴化档案馆查阅地方史资料时,发现《兴化佛教通志》卷四有一篇范仲淹撰写的《关圣庙碑记》,全文内容和清碑所刻无异。此实为范公又一佚文,借花献佛,以飨读者。

◆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今译 / 赋姑姑

原文                今译

至明在上,          神明在上,

无远弗宾。          远近皆敬。

得天下为心之要,    得天下为得人心之要义,

示圣王克已之仁。    彰显圣王领袖无私之仁。

政必顺民,          为政必须顺从民意,

荡荡洽大同之化;    广大而又团结和睦之状况;

礼皆从俗,          规矩都由民俗而来,

熙熙无不获之人。    和乐熙熙没有漏掉之人。

当其治国牧民,      当你管理国家领导百姓,

代天作主。          代理天下万民作些裁定。

敷至治于四海,      行善政治理于四海,

遂群生于九土。      育养众生于九洲。

以为肆予一人之意,  如果一人任意枉为,

则国必颠危。        则国家定有颠覆的危险。

伸尔万邦之怀,      体现天下人心愿,

则人将鼓舞。        则人们欢欣鼓舞。

于是审民之好恶,    因此弄清民众的喜欢和讨厌,

察政之否臧。        查验政治的失与得。

有疾苦必为之去,    百姓有疾苦必为之解决,

有灾害必为之防。    百姓有灾难必为之预防。

苟诚意从乎亿姓,    用诚意服务于人民,

则风化行乎八荒。    则风俗教化影响于四面八方。

如天听卑兮惟大,    上天所听下民为大,

若水善下兮孰当。    就像水往下流一样谁能阻挡。

彼懼烦苛,          百姓怕烦杂苛克,

我则崇简易之道;    我则推行简易之法;

彼患穷夭,          百姓遭害穷困不幸,

我则修富寿之方。    我则制定富寿之方。

夫如是,            如果都如此,

则爱将众同,        则爱好与众人相同,

乐于人共,          欢乐与众人共享。

德泽浃与民庶,      德泽润于平民百姓,

仁声播于雅颂。      仁爱歌声唱响于雅颂。

通天下之志,        贯通天下万民之心志,

靡靡而风从;        靡靡然万民风从;

尽万物之情,        了解万物之性情,

忻忻而日用。        欣欣然为大众每天所用。

岂不以虚己之谓道,  难道不是薄己谦逊才叫正道,

适道之谓权。        符合道谓之权衡允当。

下有所欲,          百姓有所想法,

吾何可专?          我为什么可以专制呢?

一应万而诚至,      领袖顺应万民而获真诚响应,

寡治众而功宣。      以少治众而功德显著。

尧舜则舍己从人,    尧舜舍己欲顺从民意,

同底与道;          共同抵达目标;

桀纣则以人从欲,    桀纣强人服从己欲,

自绝于天。          自绝于天下。

必也重乎安危,      必须重视安宁与危机,

明夫用舍。          明白孰用孰弃。

弗凝滞于物我,      不固执与内外人我,

可并包于夷夏。      应包容于少数民族。

赜老氏之旨,        探究老子之义,

无欲者观道妙于域中;无物欲私利者体味道之真谛于寰宇;

稽夫子之文,        查验孔子之意,

虚受者感人和于天下。薄己厚人者感受和谐于天下。

若然,              如果这样,

则其化也广,        则教化广泛,

其旨也深。          其影响深远。

不以己欲为欲,      不以私欲为念,

而以众心为心。      而以众心为旨。

达彼群情,          符合天下人之心情,

侔天地之化育;      与天地自然规律育物相同;

洞夫民隐,          洞察人民之疾苦,

配日月之照临。      如同日月无私照。

方今穆穆虚怀,      目今领袖虚怀若谷,

巍巍恭己。          伟伟然正身克己。

视以四目,          看从多方面,

而明乎中外。        使明白以中外。

听以四聪,          听从四面八方,

而达乎远迩。        使明白以远近。

噫!                唉!

何以至圣功之然哉,  怎么才能达到伟大的事业呢?

从民心而已矣。      符合天下万民之心而已矣。

◆读魏明伦岳阳楼新记有感 / 范矛彧

    去年12月北京范研会议时,伊川广济兄交给我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篇魏明伦先生作的“岳阳楼新景区记”,旁叶另有一篇署名记者的介绍文章“巴蜀鬼才魏明伦呼应范仲淹写岳阳楼新记”。岳阳楼有新记?我迫不及待一口气读了下去,忽然一句“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跳入眼帘,呜呼哀哉!标新立异哉!赚人眼球耶?范公仲淹先生呼吁了一千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怎么到了魏先生嘴里竟然变成了“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哉?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读得我目瞪口呆,瞠目结舌。看着我惊诧莫名的表情,广济兄说“你去写篇文章”,我当即应命“好,一定要写!”然文章带回已届半年,时时记着,却又迟迟未能动笔,布衣草根平民小户不得不为家计所忙,生计所累,一直没能静下心来,提起笔来。

    现将魏先生“新记”全文录下:

    岳阳楼新景区记

    八百里洞庭湖水,三百字岳阳楼记。文章何其短也!生命如此长哉!一湖一楼一记,托举古城升值;一人一忧一乐,唤起天下共鸣。蒙童学子,无不诵其警句;志士仁人,大多受其熏陶。高山仰止,焉敢班门弄斧;名楼扩建,确需新手操觚。岳阳大邑,有滕公之遗风,巴蜀小鬼,无范相之椽笔。斗胆应邀,知难而上者,兹因时代变迁,风骚各异。天下已非帝王之天下,岳阳乃是公民之岳阳。

    重上岳阳楼,初游新景区。沿江五里城墙,凭栏百座诗碑。三级平台瞭望,十影凉亭遐思。瞻岳门高耸,出入新新人类;偃虹堤横卧,往来队队外宾。过城郊高速路,观云梦好风景;离闹市互联网,赏洞庭大自然。君山秀色,包容雅俗;湘水奇观,见证兴亡。波涌风云雷雨雪,浪淘唐宋元明清。五朝楼前,穿梭蓝领白领;双公祠内,展示紫袍朱袍。多媒体演绎青史,高科技改变红尘。铜象如生,群雕欲活。鼓瑟之湘灵,忽听彩铃交响;镇水之铁牛,诧看快门闪光。斩蛇之后羿,惊望嫦娥探月;举杯之洞宾,醉闻福娃争辉。安得时空融汇,今古交流。起范仲淹于泉下,偕滕子京于楼前。并肩游灯火万家,文明街市;刮目看辉煌四字,民本广场!

    新哉!今日公民,与子民殊不可比;历朝天下,与天子密不可分。天子独裁天下,天下尽归天子。范仲淹,臣民也。上有天子,下有子民。循吏楷模,满腔正气;贬官典型,满纸牢骚。毕竟是臣民心理,忠君情结。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当代人,新思维。不奉天子之旨意,而遵公民之意旨。不仅吸取范进士,滕进士之精萃;更须攀登德先生,赛先生之高峰!

    变矣!古之天下,只华夏九州;今之天下,乃寰宇五洲。国际歌回荡,地球村旋转。正面朗朗乾坤,负面花花世界。光明日新月异,阴暗波谲云诡。祸福伴生,喜忧交集。登斯楼也:喜巴陵纯净,青螺碧水;忧海域污染,酸雨赤潮。炎炎地球变暖,冷冷人心变寒。喜经济飚升,忧道德沦丧;喜城乡和谐,忧贫富悬殊。最恨硕鼠害人,更忧人变硕鼠;牢记方舟靠水,警惕水覆方舟。登斯楼也:微观细细潇湘雨,宏观莽莽宇宙风。思考人类命运,探测时间简史。黑洞虽深,银河甚美。雪灾虽猛烈,人气正昂扬。忧也!冰临城下;喜也!爱涌心头。苍天遣玉龙飞舞,试问人间有情否?赤县促红梅开放,与彩霞比美哉。

    壮别岳阳,忧患而不悲观;梦回湘浦,欢乐而催奋进。欲赏风月无边,再游此地,欲求天人合一,请上斯楼。

    魏明伦丁亥晚秋至戊子仲春苦吟成骈

    据记者文章介绍:魏明伦撰写的这篇碑文雕刻在一整块太行石上,座落在岳阳楼新景区内。“为了寻找雕刻这篇文章所用的碑石,岳阳楼景区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煞费苦心,文化顾问吴傲君带着工作人员远上太行山寻材,终于找到了一座长11米,高3米的巨石,巨石重达50吨,用了5台大吊车才安装完成”。

   “魏明伦告诉记者,岳阳楼新景区扩建后,需要一篇新文章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遥相呼应。由于魏明伦为中华世纪坛所写的碑文给大家印象深刻,因此工作人员辗转找到他,希望他能撰写这篇赋文。‘他们三次到成都我的家中商谈,三顾茅庐,十分有诚意。’为了写好这篇碑文,魏明伦在07年8月份特意到岳阳采风,岳阳楼景区扩建的壮观让他震撼。回四川成都后,魏明伦苦心创作,三易其稿,直到08年5月才定稿。定稿后这篇现代骈文得到了余秋雨、冯骥才等文学大家的赞扬。”

    对于“新记”作者魏先生,除了这篇记者文章介绍外我一无所知,但对于这篇新记,除了得到余、冯赞扬外,如今刻在岳阳楼新广场巨石上面世也有五年了。这五年来,当地岳阳市民的反响如何?各地游人的反响又如何?不知景区有无听到关注收录过这方面的信息?我也一无所知。然而我读这篇“新记”总觉得不伦不类,提不起精神来,真乃莫名其妙哉!岳阳楼工作人员三顾茅庐,可请到的并非“隆中对” 啊!却何以还要费工费料花如此大力气把它刻在巨石上?招摇于世。我与魏先生素昧平生,就文论文,市井草根说话弄堂里赶猪直来直去,恕把我的读后感写下来和广大读者并魏先生交流探讨。

    魏先生新记开头曰“八百里洞庭湖水,三百字岳阳楼记。文章何其短也,生命如此长哉!一湖一楼一记,托举古城升值;一人一忧一乐,唤起天下共鸣”,凭心而论作为呼应文章,开头一段还算不错,说出了楼记之价值,天下所向往。

    第二段“重上岳阳楼,初游新景区……”此小节抒发了魏先生新景区所见所思,所列景观具体周详,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可谓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内容光怪陆离,文字五彩缤纷,可我读起来全无一点美感,尤坐在饭店里听跑堂小二喋喋不休报菜单;捧着药瓶看配方。细一琢磨,剑胆,琴心,诗魂,而这里无胆无心无魂,仅剩一具文壳而已。最后还“刮目看辉煌四字,民本广场”,读来让我一阵酸楚,中华民族浴血奋斗了几千年,争来的仅是一个民本广场?

    第三段曰“新哉!今日公民,与子民殊不可比,历朝天下,与天子密不可分。天子独裁天下,天下尽归天子”,魏先生按此逻辑思维下去,竟然把范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维成了“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反悖了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天下万民对“天下”一词的解读诠释,自戕了“文章何其短也,生命如此长哉”之因由,亵渎了“唤起天下共鸣”人并自身。魏先生文章再怎么华丽,已无济于事,可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新记到此为止,即可派司,一文不值了,更况论“攀登德先生,赛先生之高峰”……

    接下来第四段“变矣”至“与彩霞比美哉”一节。让人读来杂乱无章,什么“华夏九州”“寰宇五洲”“朗朗乾坤”“花花世界”,“光明日新月异,阴暗波谲云诡,祸福伴生,喜忧交集”,魏先生骈句生拼硬凑,内容庞杂繁乱,文体不骈不散,且文理不通,间有语病。

   “微观细细潇湘雨,宏观莽莽宇宙风。思考人类命运,探测时间简史。黑洞虽深,银河甚美。雪灾虽猛烈,人气正昂扬,忧也!冰临城下;喜也!爱涌心头。苍天遣玉龙飞舞,试问人间有情否?赤县促红梅开放,与彩霞比美哉”,读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言不由衷,词不达意,让人找不着东西南北,整一个什锦菜,大杂锅。

    不否认魏先生很想把这篇新记写好,把古今忧乐之情写出来,“喜巴陵纯净”“忧道德沦丧”,“喜城乡和谐,忧贫富悬殊。最恨硕鼠害民,更忧人变硕鼠。牢记方舟靠水,警惕水覆方舟”。看得出魏先生为文之时有思想有感情有忧乐之情,却终究是无才气无文魄无器识,难成大文。

    最后一节收尾,“壮别岳阳,忧患而不悲观;梦回湘浦,欢乐而催奋进。欲赏风月无边,再游此地;欲求天人合一,请上斯楼。”本该不错,开头两骈句也颇有气势,读得刚有了一点精神,可后面竟冒出一句“欲赏风月无边”,真是大煞风景,可谓刻鹄不成尚类鹜,摹虎不成反类犬,岳阳楼不是风月场所,新景区也非风花雪月,姑妄改两字“欲赏风光无限,再游此地;欲求天人合一,请上此楼”,至少情调统一,声气相通,与天人合一更相呼应。

    纵览全文,除首尾尚有可取之外,第二、三、四节魏先生海阔天空,一会儿朗朗乾坤,一会儿花花世界,一会儿又宇宙天体,一会儿又古今人文,魏先生恨不能把整个地球和宇宙统统都塞进去,以显其文之广大?!然魏先生心眼太小,小到只能“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文章岂能大乎哉?唉!真不知魏先生的新记究竟要表述点什么新意耶?

    作为呼应文章,魏先生对范公了解又太少,根本没有读懂范公,根本没有去读点范公,那怕临时抱佛脚?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谁都明白这仅是一个方法或过程,而非目标,范公只不过通过忧君这个方法过程达到他所忧的最终目标——天下百姓。我不知道魏先生除了《岳阳楼记》外还读没读过范公的一些其它作品?还读没读过范公一生的所作所为?否则何以会下车伊始一下就恣意践踏了千古不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标新为“先天子之忧而忧”。魏先生是娇情作秀引人眼球?还是自以为是别出心裁?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是视天下人共识于不顾?这是魏先生最大的悲哀,新记的致命伤。其实无论何朝“天下”和“天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个完全不同的属性。魏先生为文前何不先从范公的著作中去了解一下,从范公一生作官为人治政处世中去了解一下。范公对“天下”的表述很多,“言天下之道”,“有忧天下之心”,“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用天下心为心”,“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使天下为富为寿”,“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安乐” ,“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但愿天下乐,熙熙千万春”……于是乎,欧阳修称范公“慨然有志于天下”,韩琦称范公“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苏东坡称范公“忧天下,致太平”,朱熹称范公“以天下为己任”,纪昀称范公“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

    究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先天子之忧而忧”?让我们再读读范公的所作所为。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官。在西溪几年范公目睹了这样一幅民间惨状,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盐灶,海陵兴化田地盐化五谷不生,老百姓逃荒异乡者三千余户。此惨状皆因原有古堤堰年久失修,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局面,用范公自已的话来说叫“及观民患,不忍自安”,范公为救民患,为当地百姓创造生存条件,仲淹实地勘察调研后制定了修堤治水方案上报上级领导江淮发运副使张纶。张纶是位明智的领导,把此工程上报朝廷,朝廷遂任命范为兴化县令,率通楚泰海四州兵夫民工四万余众总役修堤工程。历经波折险阻,3年后长达150里的捍海堤工程终于告成,一千余户盐民恢复生产,海陵兴化等地2600余户逃荒居民纷纷返回家乡,耕种生产,重建家园。当地百姓为感念范公为民除患之功德把这条防海潮大堤称之为“范公堤”,后来的司马光有记“民至今享其利,兴化之民往往以范为姓”。范公当时仅为西溪盐仓一小吏,这修堤跟他完全不搭介,当好本身盐监官就是了,可范公却因忧民情结不忍自安而修成了这条利民大堤。明代有位叫张文的曾评说“海潮之为斯患,前此之为守宰者,凡历几人?而公以盐职之卑,了不相系,乃独身任其职”。范公处江湖之远,以盐职之卑实现了他的忧民情结,范公忧天子乎?忧天下也!

    天圣五年(1027年)范公守母丧于南京应天府(商丘),如遵“孔圣人”言,大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范公没有安份守制为母“丁忧”,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使他目睹了官场腐败,民生艰难,为国计民生谋,他向中央政治局(宰相府)上书进言写出了名扬天下的言事书《上执政书》,俗称万言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遮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言事书没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却一味揭露国家政府之弊端,要求改进革新,造福百姓,与天下百姓同其安乐。以下实录一小段看看这位“丁忧”人范仲淹是怎样诉斥当时州县两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民。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堕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某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谓相府有不救其弊之过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为民父母,以困穷其天下?……某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几。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克,宠风俗之奢僭。况国有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使国家仁不足于及物,义不足于禁非,官实素餐,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某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亦谓圣朝有不救其弊之过矣”。范仲淹既然把州县二级官府的大多数政府干部一塌糊涂的丑陋行为看得一清二楚,诉说他们“志不在政”,“多非清识之士”, “民利不作”,“困穷其天下”,“官实素餐,民则菜色”,“ 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己”,“ 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著名历史学家制度史专家唐德刚先生曾给范公安上了这样一顶帽子,称之为:“北宋当时第一个右派大嘴巴,反政府集团帮首”。莫说万言上书,就凭以上否定大多数政府干部而言,这个帽子已够尺寸了。范公不顾丁忧之身“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遮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范公丁忧上书,忧天子乎?忧天下也!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任河中府(山西永济)通判,其时中央掌握财政大权的三司(盐铁、户部、度支)向太后皇帝献眉进言修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这一工程耗资巨大,仅木材一项就要九万四千多根,太后下诏河中府采运。可范仲淹横身挡之,上奏说“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定常岁市木之数”。范说的是原昭应、寿宁两宫殿火灾烧毁才不久,今又要浪费土木,这种破民产的事是不符合人心民意的,应停止修建太一洪福两宫殿,以减轻百姓负担。此项目由财政部门提案,太后皇帝批准的,而范公却诚如魏先生所言“不奉天子之旨意,而遵公民之意旨”,修建两宫殿一事竟被河中府副职范仲淹这个右派大嘴巴给顶了回去,终于罢修。范公不奉天子之旨意,而遵公民之意旨,范公忧天子乎?忧天下也!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江淮一带遭蝗旱灾害,灾民以吃蝗虫野草度日,时任右司谏的范公奏请仁宗救灾,仁宗没有批复。范公急了,第二天上朝当着仁宗面责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又当如何?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仁宗这才派范前往救灾。范公求灾后在灾区带回一种灾民所吃的乌昧草子,宣示六宫贵戚以抑奢侈,并上奏说“东南上供粮米每岁六百万石,至于府库物帛皆出于民,民于饥年艰食如此,国家若不节俭,生灵何以昭苏”,又要求裁造院,后苑,文思院,粮料院对照一下开国时每年的用度,比较今日,则奢侈节俭不言而喻。这个右派大嘴巴范仲淹也真不把皇帝当回事,敢当面责问皇帝“你们半天不吃饭又当如何?”,如此口气,今人也未必成够做到。已经派你去救灾了,不感谢皇恩浩荡,回过头来还拿了灾民吃的野草宣示六宫如何如何,皇家各机构如何如何,范如此激烈的言论如此尖锐的做派,范公忧天子乎?忧天下也!

    范公一生忧天下的心迹无数,最大的一桩莫过于晚年(1049年)在杭州任知州时,已年过花甲,范公友人、弟子见范公身体日衰,劝他治第洛阳以为逸老之所(北宋士风,官僚退休后置豪宅园林,颐养天年,仲淹的同辈及前后辈皆如此,京城洛阳官第林立)可范公却一口拒绝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于是范公倾其毕生所蓄在家乡苏州创办了一个多功能私家慈善机构——范义庄,范义庄含“义田”、“义宅”、“义学”,为族中公产,使族中贫困者“聚族其中”,“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则有赡”,“教养咸备”。范义庄除接济范氏宗族外,范公首定义庄制度中还有一条对外姓人氏亦在救助之列,“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然而范氏义庄办成后的第三年(1052年)范公逝世,却是“殓无新衣,友人聚资以俸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范公生前位高权重却不为子女留下一文钱一间房,但这个范氏义庄却经历了两宋、元、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无偿捐献给当地人民政府后才告结束,历时九百余年,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长,这在中华慈善史文明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拿到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个伟大壮观。范公忧天下忧百姓的心迹岂能是哪一朝“天子”所能替代得了的?否则何以如魏先生所言“文章何其短也,生命如此长哉”。 “臣民心理”、“忠君情结”、“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 能“唤起天下共鸣” 吗?能“生命如此长哉”吗?范公忧天子乎?忧天下也!

    读过范公《灵乌赋》的都熟悉其中的“宁呜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先生称之为“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比十八世纪美国亨利柏得烈争自由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读过范公《政在顺民心赋》的也知道其中的“政者为民而设,民者唯政是平”,殊不知这是范公千年前发民主之先声,争民主治政之宣言,中国封建社会中还有哪一个“循吏”,“臣民”说过这样的话?敢说这样的话?范公在《用天下心为心赋》中更是发出了强力的呼喊“何以至圣功之然哉?从民心而已矣!”范公为争自由争民主而发声,把天下心,从民心作为自己一生伟大的事业来追求。“为人民服务”是今天我们所熟悉时髦的政治术语,殊不知范仲淹先生在《用天下心为心赋》中早就呼吁“苟诚意从乎亿姓,则风化行乎八荒”,只要诚心诚意为天下百姓服务,风气即可影响四面八方,这分明就是一个宋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范公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宰相府)乃至皇帝要听取“刍荛之谈”和重视“岩穴草泽之士”的选拔任用,范公不管你有无门阀背景,多大的文凭,只要是对天下百姓有益的言论和真正的人才,即便你是山野草民,平头百姓,都应得到重视和采用。范公还提出“求天下之言,与共理天下”理论,范公渺视皇权追求民主的的意识我看并不比今人差。范公最终要实现的是“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安乐” 的局面。此谓“臣民心理”乎?“忠君情结”乎? 范公忧天子乎?忧天下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历史的担当精神,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一种天下为公的担当精神,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遵循的精神座标,是官吏文化干部文化执政文化的高度文明,她虽为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先生在其《岳阳楼记》中借古仁人之口呼喊出来,却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先前赴后继积极奋斗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产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炼和结晶。用范公的话来诠释可以联为“政者为民而设不以己欲为欲舍一心之私,民者唯政是平而以众心为心从万人之望”,这就是范公的“政在顺民心”,“用天下心为心”的执政理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是这个基础上的政治产物。可怜魏先生仅凭一己之念,就为岳阳楼作起了新记,一字之篡易焉,而要创建如此一个辉煌成就,一座中华文化史上的丰碑,十年、百年、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奋斗史才可能达到如此的高度。面对这份以民为先唯民是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千年来尚无人逾越她,魏先生也无法再创新高,那就让我们精心地去呵护她,捍卫她,弘扬她吧……

    景区工作人员三顾茅庐,面对岳阳人如此诚意,魏先生扪心自问,你这篇“新记”好意思拿得出手?范公为人作文章,准备封发了,宁可拆封了还要让同道好友审阅,为的是还能弥补错失;欧阳修晚年还反复修改以前的文章,为的是“不怕先生骂,就怕后生笑”。魏先生曾为中华世纪坛作碑文,又为岳阳楼作新记,也应敢是先生级别的人物了,新记的好与坏,得与失,既然是刻之巨石,置之广场,那是要给天下人看的,不是给天子看的,“不怕先生骂,就怕后生笑”,看来魏先生三易其稿还不够,那真是要贻笑天下,耻笑于世人了。

    浙江桐乡范矛彧2013年6月

◆杭州发现清道光范仲淹祠记 / 范矛彧

    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先生(世称范文正公)从河南邓州调来杭州任知州,至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调往山东青州,范仲淹杭州执政近两年,但在短短的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却留下了不少惊世骇俗的历史功绩,留下了不少优秀经世之诗文。历史上杭州百姓为感恩这位先忧后乐的老市长,曾建庙立祠,追思纪念范仲淹。然而如今的杭州人只知杭城古有白(居易)、苏(东坡)二市长,很少有人知道北宋杭城还有这位先忧后乐的范(仲淹)市长,为让杭州人了解范仲淹,让杭州城树起文正公,父亲范云绥曾作《范仲淹与杭州》,见刊浙江省文史研究舘2003年第4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范云绥退休后,曾数次赴杭城寻觅范公历史遗存,并访问了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做了一些调查研究。然而有关杭州范仲淹庙、祠及相关历史遗存已荡然无觅,仅散见于有关历史文献及传说之中。一直来父亲还留有一个“纳闷”:以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影响而言,杭州既然有庙有祠,怎么就没留下有关庙碑祠记之类的记载呢?而全国其它范仲淹宦迹之地留下的庙碑祠记却不少。2002年父亲病故,父亲的这个“纳闷”留给了我。

    新千年之交,出现了一个新气象,各地对于范仲淹的研究,不约而同骤然升温,有关范仲淹研究的论文、专著纷至沓出,随之范仲淹研究也被确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范学。全国范仲淹宦辙之地也纷纷成立起各种专门的范研机构,用范仲淹研究专家方健先生的话来说,“范仲淹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绝非偶然”。时光跨入了二十一世纪,千年前的范仲淹何以成了香饽饽?范仲淹研究何以不约而同骤然升温而成为一门显学呢?2004年1月5日《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有一篇《心无百姓莫为官》的文章,作者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当时的笔名为哲欣,习近平同志在文中说道:

    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

    习近平同志的“心无百姓莫为官”是否正是道出了范仲淹研究之所以不约而同骤然升温成为一门显学的原因之所在呢?!古往今来,“先忧后乐”思想是为天下百姓所渴望和祈盼。

    随着范研的深入,父亲留下的“纳闷”再次浮起,我带着这个“纳闷”向各类范仲淹研究论文、专著中去探寻,向各地熟悉不熟悉的范研专家学者请教,但均未发现有关范仲淹杭州庙碑祠记之类的线索和记载。

    2009年适逢范仲淹诞生1020周年,又是范仲淹来杭州任知州960周年,由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及杭州师范大学、北大历史文化研究所、杭州园林文物局、杭州历史学会、浙江日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设在杭州召开,本人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盛会包含了本省杭州的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港台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专家学者二百余人参会,交流论文六十余篇,大会高度评价了范仲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其“先忧后乐”思想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仍是我们当代人继续努力的目标,并对这位北宋杭州老市长知杭州期间的诸多事功进行了交流研究。但求之这次会议,仍未发现有关范仲淹杭州庙碑祠记之类,父亲留下的“纳闷”我继续“纳闷”。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久前有缘闯入了杭州余杭收藏家吕伟刚先生的博客,博客所展示的藏品颇丰,引我注目。字画古董,吕先生以图文形式和读者分享着他收藏的喜悦,述说着藏品岁月的印痕,传布着历史文化知识。浏览之间我忽然意外发现了吕先生二十多年前收得的一件藏品《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记》碑拓照片,我眼睛一亮,一阵惊喜,该祠记由清代道光时浙江学政陈用光撰文,有清一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所书。这祠记一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马上按照片抄录了全文,因图片不太清楚有些字迹不易辨认,于是我又试着联系了博主吕先生,说明我对这篇“杭州使院范仲淹祠堂记”极感兴趣,为了进一步了解,希望他能帮我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复印件。我与吕先生素昧平生,不意吕先生一口答应“没问题”,没多久,吕先生即把“复件”快递给我。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复件”并非简单的复印件,为求阅读观赏最佳效果,吕先生特地请专业厂家为我制作了一个宣纸的复制品,并无条件免费赠我,现把全文录下并附拓片影印件以后,和大家共享。

    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记

    范文正公之名德,世所共仰也。其崇儒术以造士固与其功在社稷者并著,盖孙明復、李泰伯,胡安定皆其所扶掖而奖励者,而授横渠先生以中庸,先生终成巨儒,与周程并列后世,遂崇文正于夫子庙之两庑。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文正之有功学校,诚无愧于配飨矣。

    文正之专祠,在文正生时,青州及邠庆二州之民与羌属,既皆画像立生祠。及其殁后,宣和五年宇文虚中奏请赐忠烈庙额,庆阳平江府凡一十九处。成都府学以上并有公祠,朝旨所在,监司郡守学官岁时诣祭祀。夫救灾卫边功在民,振兴学校功在士。自宋及今,二大端之所著,仰盛烈而示后世,固亦已有专祠矣。

    杭州旧有范府君庙在梅东高桥,明时以祠文正公。郡志云:里人奉为土谷神,盖皇祐初公守杭州时发粟救饥,为术甚备,是岁两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当时既德之,延及后世,报功之祀不衰。而习俗相沿,及于提学署中,亦祀文正为土地之神。

    夫土地之祠世俗之称,经传所无也,古者祭祀,大夫五祀而已,诸侯则祭其境内山川。学使者之职与督抚同列,拟于古之诸侯,今世土地之祭,古者境内山川之祭也。

    余初至署,谒祠询之人,则曰:土地之神白鹤仙也,昔有白鹤之神翔集此地,有庇于人,故至今祀之。此其说既不雅驯,而余周览祠宇,见有联语颂文正教士之功者。余笑曰:是杭人德公之振饥而奉公为土谷之祀,因凡署之有土地祠,遂沿及于学使者之署也。为楹联语者,虽不能知古无土地祠,而颂及于文正之养士,其识固正,今直当去土地之名,而特称为文正祠,则名正而祀典亦尊。后之为学使者,能思齐于文正之养士,是文正之所享也。杭之士有能为孙明復、李泰伯、胡安定、张横渠之学者,文正其亦歆其祀而许之也。余不揣固陋,为正其祠名而作文记之,以告来者。

    时道光十四年仲冬上浣,江西新城陈用光记,道州何绍基书。

    对于意外获得这篇杭州范仲淹祠堂记,我兴奋之余又静下心来作了一番功课,考查撰文内容符合范公史料,撰记者陈用光先生清史有传,晚年任浙江提督学政,是朝廷派来浙江主管教育科考的正三品大员。其书法者何绍基先生更为人们所熟知,为有清文化名宿一代书法大家,对于他的书法碑帖流传很多,不难比较,特别是对照何先生所书收藏在今西安碑林博物馆,近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荃士墓志铭”,其用笔架构风格毫无二致,可以认定确实为何绍基先生早年的楷书手笔。

    该文记述了杭州使院(即浙江督学使署,俗称提学署,学使署,清末改称提学使。据吕伟刚先生考查,清杭州使院故址即民国时期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如今的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之所在)内设范仲淹祠堂之缘由:梅东高桥(即今梅登高桥)明代时曾建有范府君庙祀奉范仲淹为土谷神,盖因范公皇祐初遇杭州灾荒发粟救饥,办法很多,是岁两浙唯杭州安然,民不流徙。后来习俗相沿在提学署中亦祀范公为土地之神,再后来土地神讹传成白鹤仙了。然览观祠宇有对联分明是赞颂范仲淹的,范公一生办事传教集一身,即救灾卫边功在民,万民乐业;振兴教育功在士,桃李天下。基于以上等等原因陈用光先生特地撰文立碑为使署中的范仲淹祠堂正名而作此记文,还由早获大名的书法家何绍基书丹,刻石立碑,以告后人。

    “杭州使院范仲淹祠记”的发现为杭州的范仲淹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地方性历史文献,而且是在当时杭州最高教育机构督学使署中,这也是一个新发现。弥补了杭州历史上史载有范公庙祠,却一直未见有庙碑祠记之缺憾,还为书法爱好者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何绍基早年(道光十四年何绍基三十六岁)的书法作品实例。也为父亲生前留下的“纳闷”作了一个释疑:岁月流逝,史料佚失,沉浮民间,皆有可能。

     浙江桐乡 范矛彧 2013年12月

◆甘肃华池范仲淹祠记 / 齐社祥

    范文正公祠记

    有为官一任而享千秋俎豆、为文一言而昭天下士心者,其惟范文正公乎?

    当宋夏构衅、元昊逞逆之时,前有范雍延州之败,后有任福好水川之殁,西陲震恐,关陇惊疑。公临危受命,开府延庆。抚羌民以靖内,议攻守以御外,肃兵备以裁冗滥,筑城寨以扼冲要。于是西夏破胆,羌戎宾服,元昊不敢有窥关中之志,而宋室遂无西顾之忧矣。张横渠所谓"百万雄师,莫可以前",岂虚言哉?观范公安边之策,夏人畏其名,土人怀其德,虽古名将无以过之。当是时也,延、庆之民立生祠以祀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斋三日而后去。北宋贤相,史必称韩、范、富、欧,而公之德政勋名尤著。公父子三人,四知庆州,皆有遗爱。明邑人李梦阳赞公为"三代遗才,百世之师",宜哉!

    庆阳旧有范公祠,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徽宗宣和间,经略使宇文虚中奏其功,诏赐"忠烈"。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陕西巡抚马文升公重修。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又重修之。地皆在庆城文庙之南。然世远人湮,其祠貌颓圮,今已荡然,惜哉!公元二00五,岁次乙酉,改革开放,已近卅载,天下承平,国运昌隆,百废具兴。庆阳市华池县各界贤达共议重修范公祠,以文正公经营庆州,其筑大顺、柔远、业乐诸城寨,赋《渔家傲·秋思》之词章,皆在华池故也。址选华池县城之东山,拓地三十亩,筹资近千万,历时三年,建成享殿、配殿、钟楼、鼓楼、牌坊、碑廊、望亭、朝天阁、山门等,殿宇巍峨、楼阁参差,规模形制,大胜于前人。足慰先贤之英灵、资千秋之缅怀、而壮后人之游观矣。

    登斯山也,地当三川之口,遥对柔远古城,川原莽莽,烽燧相望。看沧桑古战场,必兴志士之浩叹,而范公之功业如在目前。升兹堂也,瞻范公之庙貌,诵塞下秋风、将军白发之词章,感先忧后乐之议论,而爱国忧民之情必油然而生心底。此文正公所以千秋而不朽乎?

    陇东学院副教授齐社祥谨撰

编者按:

    读甘肃华池范文正公祠碑铭,文白兼顾,言简意赅,堪称美文,今特转录,以飨同好。该范祠于2009年建成后对外开放。

◆读牟永生先生《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有感 / 范矛彧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购了一本小册子《范仲淹》,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郭正忠先生译注宋史中的“范传”。后来又有幸读到了郭先生的一篇长文《论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崇高境界与思想渊源》,对于范公的思想渊源,郭先生文中说道“一般地说,范仲淹的名字,总和儒家联系在一起,他本人也常以儒者自居。其实只要对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加以考察,人们就不难发现老庄、道家与佛教、墨家等各派的踪影,范仲淹的思想简直有星宿海般的纷繁源头。”郭先生认为范公先忧后乐思想的的源头“纷繁盘杂”,最后结论是范公“创造性地集诸家大成”是“古典文明的综合凝炼与升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等思想其渊源不仅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其境界,也几乎把我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弘扬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

    新千年伊始,有缘读到了西安范学 家董平先生2000年出版的大著《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董先生此书对范公的思想精神有论“范公是不是一位思想家,或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要以历史事实为论据”,董先生从范公对易经到老子、墨家、法家、兵家(主要指孙武)及儒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得出结论为:“范仲淹的思想是对中华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的综合地继承,吸取诸家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浑然一体,自成一家。”,“范仲淹没有受门户偏见的限制,他勇敢地吸收和继承各派学说之精华,互补其短。使他成为从战国以来1500年间出现的全面弘扬中华思想文化第一人”,“他是一位综合型的崭新的思想家”,“他是我国古代将进步的理论思想与改革现实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2001年年底又有幸读到了河南商丘孙纲先生1997年出版的《范仲淹与商丘》孙先生在该书中对范仲淹有如下的论述“他学渊似海,德操如山,从政清廉,为武勇毅,力主改革,不畏邪恶,大忠伟节,政绩垂史。他以‘岳阳楼记’称绝文坛,他以‘庆历新政’为王安石的变法奠定基础并揭开序幕,成为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宋代哲学的奠基人。”,“在哲学思想上,他综合中国历代儒道佛墨法之精髓,开程朱理学之先河,实践于宋政改革,被王安石称为‘一世之师’,被朱熹称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元明清各代皆称范仲淹为‘北宋第一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百师之师’,后人更将其排为‘孔孟屈范’诸圣之列。”

    2002年初又读到了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苏州宋史专家方健先生的大著《范仲淹评传》,方先生对范仲淹有论,“若论宋学之开山祖师则非范仲淹莫属”,“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一种担当精神,自觉意识,道德风范,贯穿于范仲淹的一生,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境界,正是开有宋一代士风的显著标志。”方先生在川大2002年9月出版的《范仲淹全集》前言中又论道,“范仲淹忧先乐后的风范,刚正不阿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志,爱国忧民的信念,淡泊廉素的作风,泛爱乐善的胸怀,博闻广识的学识,文武全才的智慧,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构成了他‘粹然无疵’的完美人生。”

    以上几位卓有成果的范研专家,对中华文化史文明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范仲淹的论述有着诸多共通和相似之处,然而对于这位中华历史上如此有思想有精神,又有具体实践,勇于担当,忧国爱民,可敬可爱,又丰富多彩的重要人物范仲淹,对其可贵的思想精神,早年我曾读过几本国内大家撰著的“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哲”,或者“中国古代思想史”……撰著者几乎禁口哑言,无一提及,令人困惑。如此忽视遗漏了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先忧先生,这样的史著实在是不应该,也不够实事求是的,这只能说是一种跛足的思想史著,缺损的哲学史著。

    最近有缘拜读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的,由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牟永生先生撰著的《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展读此书使我眼睛一亮,耳目一新,先前读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时的困惑一扫而光,那些大著中所缺失遗漏的,可以从牟先生二十余万言的著作“范仲淹忧患意识研究”中去寻找答案。牟先生以他所学哲学专长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为我们推出一位思想哲学领域中全新的范先忧先生,用他的专业知识为我们今天的太平盛世了解继承“忧患意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范公继承古仁人以天下为己任思想发展提升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一高度,此后又影响了历代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代不乏人。范仲淹一生的人生哲学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用天下心为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生,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因此无论是在中国的思想史、哲学史中都是不可或缺光辉耀眼的一页,而我可以坦诚地说:牟先生的著作就是弥补了此前几位大家们所作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之不足,加上了这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牟先生“忧患意识研究”功在当世,利在后人。历史即昨天,今天的我们,亦即明天之历史,因此我们应该了解昨天,做好今天,才能无愧于明天。

    浙江桐乡范矛彧2014年8月

◆范仲淹佚诗《劝农》/ 赋姑姑 编辑

    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
    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

    见于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刘文戈先生著《范仲淹知庆州》一书中的“范仲淹在庆州写的诗词”之章节,此系范公佚诗。

    此诗出自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由湖广按察副使,庆阳府安化县即今庆阳县人傅学礼主修的《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岀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卷二十第467页。此志在清乾隆年间从庆阳丢失,于光绪年间流入日本,由日本文部省交付上野图书馆收藏,后转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九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将此书拍成胶卷带回,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

◆范仲淹佚诗《留题麟州》/ 赋姑姑 编辑

    宣恩来到极西州,城下羌山隔一流。
    不见耕桑见烽火,愿封丞相富人侯。

    引用范仲淹此诗为文的人很多,比较典型的有《范仲淹与杨家城》一文,该文载《榆林晚报》2012年12月18日,作者龙云。此系范公又一佚诗。该诗出自陕西神木清代道光《神木县志》。

    以上两佚诗均系范公戍边西北时所作,所有存世范集皆无收录,有幸留存于当地文献之中,弥足珍贵。

◆假范仲淹坟墓 / 范祥科

    (范仲淹的坟墓竟是假的!!!)

    自 2002年7月21日我第一次迈进位于”河南伊川县范仲淹墓园”以下简称”范园”时就对与我同行的安徽明光市新华书店的范广素交谈中、我明确的指出”为什么范园内柏树这么细?为什么这些柏树粗细大小都差不多?为什么分前后域?而前后两域离的这么远?前后两域调角呈西北角和东南角?为什么范纯佑与其他四个弟弟沒埋一域?为什么范纯仁与纯礼、纯粹三兄弟不在一条线上?为什么范纯仁、纯礼、纯粹兄弟三人坟墓排到即不按兄弟之列埋葬也没按死亡时间先后排列?为什么范纯仁两通墓碑?为什么范仲淹的墓所在地势这么低?为什么范仲淹的神道碑离坟墓这么近?为什么神道碑与祠堂与坟墓不在一条线上?为什么神道碑与祠堂这么近?为什么范仲淹与母亲及儿子纯佑位置如此不正常?为什么姚崇的坟墓与范仲淹的神道碑在一条线上?……一连串的问号使同行的范广素宗亲也无从回答,这些疑团一直在我心头压了十年。

    2012年,我从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发表的论文中发现”范仲淹夫人张氏墓志铭被某博物馆收藏”后、出于范氏家族、范仲淹后裔的本性、也出于世界范氏宗亲会秘书长之本能、清楚地意识到”祖宗之墓被盗了”,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即寻求于中国范仲淹研究会范崇嬿会长帮助、为了引起她的重视、我还特意提示其被盗掘的正是其侍郎房祖范纯粹之亲生母亲的墓穴。范崇嬿会长虽然对盗墓之事很气愤,但也未釆取什么补救措施。故此2013年4月12日我单枪独马一人赴河南伊川调查处理。在伊川的几天中与几位盗墓知情者进行座谈,当他们得知我此行无意追究任何责任、无权采取任何措施、只是想知道确切出土地理位址及当初售出价格、.宗亲会将用适当的价钱从博物馆赎回葬入原址将坟墓修缮起来之最终目的时、这几位盗墓知情者对我打消戒意并现场指点了出土之地、并且透露出范仲淹及其父亲的墓志铭早已出土并知道下落只要出大价钱就可卖给我…并且现场指出了其墓址、在现场我发现出土范仲淹墓志铭的地方在范园前域北侧大约有500米至600米处、与后域呈呈东西之状、。我实地看了范仲淹、范仲淹续夫人张氏及范仲淹父母被盗墓址,我发现其痕迹圆圆的沒有乱掘乱刨之迹象,使我大吃三警,第一警讶是盗墓者都姓范、都是明朝奉104号圣旨从吴来洛守墓护陵人郎中房范昌期之后代、沒想到守墓人家竞盗墓、沒想到范家人竞盗范家祖宗墓、第二警讶是选址十分准确特别精确、这就说明他们掌握真墓的准确的位置、第三警讶是被盗的范仲淹墓及夫人墓和其母亲吴国太夫人墓不是我们平常祭拜在范园内现状坟墓,而是在范园北约500米处。带着这些奇怪问题走访了周边村的8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说”范园内的柏树是1938年才栽种的,在之前这里沒有树、在范园的北面200米至1000米之间都是一娄多粗的古柏林在文化革命中都刨掉卖钱为守墓村(许营村)安电用了、范仲淹的祠堂在范园北100米处、姚崇的坟墓原在北边600米处后来挪到前边来的、……。”带着这些疑惑我与范章、范钦运、范钦旭先生一起实地考察后、我说:”现在的范园中范仲淹墓及其他诸墓都是假的、而真正的范仲淹墓在现状范园北500米处、”范章先生及三位宗长非常赞同我的分析、并说范仲淹墓地秘密最终被我们世界范氏宗亲联谊会祥科秘书长揭开了…。”

    两个月后,我向范章先生建议请有关部门作以鉴定时,其回答是“不用鉴定了,完全可以定性范园现状就是假的”

    即然是假的、那这假范园是何人造的?何时造的?又为何造假呢?带着各种疑虑,我查阅了洛阳誌及其他资料,发现了原委、现梳理分析之:

    这里是曹操的孙子曹睿的高平陵、司马懿政变夺权就发生在这里,至唐朝又有宰相裴度、裴遵庆、张说、姚崇等先后葬在这里、尤其是唐朝明相姚崇与寡母埋在这里还有一段对话故事、

    1026年兴化县令范仲淹的母亲谢观音在南京(商丘)去世、范仲淹在葬母苏州被范家拒、葬母长山被朱家拒、无奈临时将母孤葬商丘。

    1032年范仲淹从河中府(山西永济)同判调陈州(河南淮阳)途经这里拜姚崇墓,受姚崇母子故事的启发,联想到自己母子与姚崇母子境遇相似,故从姚崇母子墓的下首(西侧)买地半亩、到陈州上任后请假将母亲之骨殖从商丘背来埋葬,为了不使母亲孤独特亲书父亲范墉的墓志铭一同葬入母亲坟中,

    1040年范仲淹携長子范纯佑从河南开封骑马赴西北,挂帅征西途经万安山在这里祭奠母亲谢观音之墓、

    1043年初范仲淹携续妻张氏及纯佑兄弟三人坐车从庆城前线回开封(京师)过万安山时对谢观音墓进行祭祀、

    1052年腊月初一日由范纯佑夫妇、范纯仁夫妇、范纯礼夫妇、張氏夫人及范纯粹姐弟将范仲淹与李夫人的尸骨迁葬到这里,葬在谢观音墓南侧。

    1056、2由宋仁宗亲篆”褒贤之碑”之额、由欧阳修撰文、由王洙书丹的范文正公神道碑矗立在范仲淹墓前面(南面〉600米处、也正是这个时间姚崇的后代为了抢风水、特将姚崇之墓碑往南边挪了大约600米、与范仲淹的神道碑还靠前、

    1063年文正公长子范纯佑去世,富弼宰相撰墓志铭、范纯仁主丧将其兄葬入范园、

    1066年文正公四子范纯诚去世、范纯仁撰墓志铬并主丧将其弟葬入范园、

    1092年九月廿七日文正公续妻、范纯粹之生母张氏夫人去世葬入范园文正公墓东侧30步立穴。

    1101年文正公次子范纯仁去世、由范纯礼主丧、葬入范园

    1106年文正公三子范纯礼去世、由范纯粹主丧、葬入范园、

    1308年文正公监簿房九世孙范国俊从苏州来范园赡墓

    1309年4月文正公监簿房八世孙义庄主奉范邦瑞派遣范国俊、范宗俊、范宗是到范园致祭、

    1347年文正公监簿房十世孙范廷方从昆山来范园致祭、

    1383年文正公监簿房十三世孙范从文任监察御史,随从朱元璋至开封巡视期间,奏请获准赴范园拜扫先莹。

    1439年文正公十三世孙范希正任曹县县令时来范园祭拜茸修。

    1476年文正公监簿房十三世孙主奉范从规来范园祭祀、督促洛阳毕都宪、河南县张都宪下令正其茔域,禁其樵数、修飧堂并立”宋丞相忠宣范公墓”碑一通、

    1491年、河南都察院右御史徐恪瞻拜文正公墓后,奏明圣上奉104号圣旨,去苏州取文正公嫡裔来守墓、在苏州义庄掌16房大权的监簿房令16房之末房”郎中房”派人来洛守墓,郎中房16世孙范友成来洛后因水土不服而返苏州,又由郎中房14世孙范昌期来洛守墓至今,

    1654年文正公十九世孙范文程派范承祖、范承宗来范园捐地750亩

    1656年范文程率范承祖、范承宗来范园修墓道、茸飨堂、铺路修桥

    在此之前,范园内的各坟墓位置是原始的、真实的,原来之各坟墓沒有墓碑,其后来改变各坟墓的位置是从以下添置墓碑引起的。

    1727年8月(清朝雍正五年)、河南知府张汉茸修范墓、制作高大厚重的”宋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墓”碑一通、”宋范文正公母秦国太夫人墓”碑一通、”宋范文正公长子监簿公墓”碑一通、”宋范文正公三子恭献公墓”碑一通、”宋范文正公四子朝散大夫侍郎公墓”碑一通、”明故南昌教授范昌期公墓”碑一通。

    当以上这些碑从山上刻好后,每一辆马车上装一通石碑往墓地里送,由于当年雨量较大墓地里积水久而致土地松软、当时的交通工具是没有轴承的木轮带铁錮的窄轮重车、这些拉着沉重的墓碑的车辆还沒有到达各自的坟墓时,就都各自陷在松软泥地里的不同位置、无耐将沉重的石碑就地卸下,时间久之官府不再过问、也沒派人来将碑正位竖起、当时又沒有吊车等机械设备、守墓的人又不是范仲淹之后裔(郎中房不是范仲淹的直系血亲)、所以就地将碑扶起、在每一个碑后面堆起土丘成坟、之后将真正坟墓平掉就成了现在的状况,我分析当年将真坟墓平掉时,一定做了记号或标记、不然二百年后还能准确无误地盗之、掘之、窃之、

    286年以来、多少帝、王、将、相、各级官员名流、范氏后裔千里迢迢、怀着一颗赤诚心肝在这些假墓前顶膜礼拜,可曾知晓在其面前是一座座空坟假墓,可那些真墓己被守墓之责的范家不肖子孙数次反复挖掘盗卖、成为个别人家发财致富的门路、

    开始时我对几个盗墓者因生活困难为了生计做错事还有点悯惜同情之意,在后来调查中发现许营村人均年收入在10375元(大大高于我国小康1000美元标准)时候,我对他们看法发生僧恨恶心的变化。

    自2002年8月至2013年4月13日,我来范园不下五次、而每次都是以我个人或以范圣刚会长的名义给守门人范钦忠留下100元至500元数量不等人民币,嘱托范钦忠先生在过年、过节之时,用此钱买点香纸替我们给老祖宗坟前烧化。此次来后守门人又多了一位、我按常规交给范钦忠200元时,引起了另—位守门人的表情上的不滿意、离开后问范章缘由,范章说”这200元不应都给钦忠一个人、两个守门人一人100元就圆满了”我说”我留下钱是托其过年过节时用此款买烧纸和香腊的,交给他(钦忠)代办”范章说”你的心意是留下钱给祖宗买香火,可他们(指守门人)都买酒喝了、200元都给一个人、那一个得不到还能沒意见?”至此我晃然大悟原来给死人留作香火钱实际成了活人的酗酒钱、从而也扭转了对两位守门人的看法。

    最近我发现伊川范园开发在即、我发现范仲淹真墓地域亦规划他用,如果这些项目开工势必会将范仲淹的真正棺骨压在这些建筑物之下,彼时悔晚也。

    我们呼吁:

    1、一定将所有出土被盗的墓志铭用和平地手段(包括用法律手段)赎追回来,埋葬在其各自真实的位置,然后恢复其原来真实的形状。

    2、请地方政府及有关文物部门用考古方式予以勘察鉴别核准出各个真实的墓穴之位、按照实际位置来重新规划蓝图,打造出一个真实的范园。

    3、在没有勘探考察之前、坚决停止开发、变动现状、尤其是范园北1000米之内土地建设。

    4、坚决禁止盗墓行为、对于以前已盗掘出土的包括墓志铭在内的文物停止买卖活动。

    世界范氏宗亲联谊会秘书长 范祥科

    二0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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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1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联系方式

    1)投稿邮箱1:okpcx@163.com  投稿邮箱2:lcfw8888@163.com 
    2)互动QQ1:1613619349  QQ2:2833076251  QQ3:364235722  
    3)群QQ1:113153464  群QQ2:229600133  群QQ3:24149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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