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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司马迁之系列文论与赋作(2)/ 司马呈祥 整理 (42篇)

发表日期:2014年6月26日  出处:中赋联合会 文库编审中心 赋帝 辑 辞皇 审 作者:司马呈祥 整理  本页面已被访问 111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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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人生观 / 找不着北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意思是,修身、爱施、取予、耻辱、立名是“士”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为人修身立世的原则,如果具备了“智、仁、义、勇、行”这五种品德,就可以立身于世位列君子之林。尽管明晓这样的至理,但是,由于司马迁由于为变节的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因此他很愤懑地总结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祸端多是由于欲利,悲痛多是由于伤心,陋行都会辱没祖先,耻辱都会耻于受刑。
   
  细思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算然有些话过于偏激,但是作为写给朋友的书信还是非常真诚地袒露心扉,打开窗子说亮话,倾诉的都是肺腑之言。他在这则书信里虽然还在为李陵变节而辩护,但是很多话说得比较实在,比较真诚,让人读起来还是很受感动的。
  
  就拿上面的话说,欲利贪欲不管哪朝哪代都是会招致祸端的。林则徐有句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就是很好的注脚。“欲”者,人皆有之,但凡食人间烟火者,没有哪个人“无欲”。此“欲”乃应有之“欲”,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无欲则刚”之“欲”则为非分之“欲”,一个人没有非分之想,不该得到的“莫伸手”,自然就会“刚”起来,硬起来,否则说话的底气就不足。《红楼梦》里有句话叫做:“小心弄着驴皮影,千万别捅破那层纸。”“欲”之表皮就好比那层不筋捅的纸一样薄,一戳就破。人们常说,伤心总是难免的。要看伤的什么心,为鸡毛蒜皮之事伤心,那是小肚鸡肠;为家长里短之事伤心,那是庸人短见。应该为了自己的为人修身立业之事才能伤心,家庭咋样,工作咋样,事业如何,凡事没必要跟别人比个高低,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果真,大小事情都不顾实际地拼着家财性命与人一比高低,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偷笑的是别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点虚荣心,伤筋动骨、败财败兴,说值得就值得,说不值得尿钱不如。

◆另一种真相:霸王别姬 / 顽主

  不可一世的项羽,被汉军重重包围之时,演出了一出霸王别姬的悲情好戏。。

  项羽本纪是这样写的: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虞的结局如何?史记中没有交代,因为她实在不算是历史人物。后世有文补充:“随侍在侧的虞姬,怆然拔剑起舞,并以歌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自刎。

  霸王英雄末路,虞姬自刎殉情。悲情一瞬,永远定格在字里行间,定格在舞台上。

  好一个刚烈的美人,似乎只有如此美人,才能与叱咤风云的霸王相配。但当我们把霸王的悲歌多读两遍,就读出另一层意味来——我的力能拔起高山,我的气势盖世无双,战局对我不利,我的乌骓也跑不动了,我能怎么办?虞啊,虞,我拿你怎么办呢?

  项羽是要他的女人表明态度呀!当时项羽的处境不妙,楚军是十万疲惫饥馁,而汉军五十万如重重黑云将楚军重重包围,覆灭只是时间问题,项羽若想带着少数亲信和精锐骑兵突围,就不能带心爱的女人。在这种情形下,虞能做何选择呢?

  “明珠十斛买娉婷”,绿珠是西晋时群的美女,权臣石崇之妾,石崇就是用蜡当柴烧,用铁如意砸碎珊瑚树的那位烧包,他富可敌国,皇帝也自愧不如,他有歌姬美惬无数,最宠爱绿珠。然而,这个人的政治智慧等于零,过于招摇而种下祸根,当靠山贾谧倒掉,石崇也就死到临头了。面对前来缉捕的士兵,石崇对绿珠说:“我现在因为你而获罪”,绿珠流泪:“愿效死于君前”,言罢,坠楼而死。

  绿珠,绿珠!你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如今,我因为你而获罪了,你说,你该怎么办?绿珠这个女子,当然知道石崇的意思,于是她跳楼而死。两相对比,虞与绿珠的处境何其相似,都是深得主人宠爱的美人,两个男人在临将覆灭之时,不约而同发出了两似的感喟:怎么办?我该拿你怎么办?

  虞的结局不言而喻。有历史学者研究说,汉初五言绝句还没流行,据此推断,虞的和歌当是后人杜撰,虞自杀的情节属想象。确也有几分道理。但司马迁是个严谨的史官,假如垓下之战中,虞没死,像她这样的美人一定会被某个将军收为已有,史书会有交代,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据此可以推断,虞不是自杀,就是死在乱军之中,再结合霸王的垓下歌内容,以及项羽歌罢毅然决然地带二百骑突围的情节,虞拔剑自刎的可能性最大。

◆司马迁的爱情故事 / 简然

  司马迁进京后,司马谈告诉儿子“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于是命他南游江淮,考察古事轶闻。

  司马迁到了长江边,突闻江中一舟上传来凄凉的歌声:

  风萧萧兮雨蒙蒙,雨多路泥泞。

  悲叹声声兮,只恨天不睛。

  鼠成精兮比虎猛,虎多世道穷。

  猛兽横行兮。天下无太平……

  司马迁被这绝唱迷住了,呆呆地站在那儿,等着木舟*岸,想见见这位歌女。木舟*岸时,一女儿出来帮助老翁抛锚。司马迁一瞧那女子,慨叹地想:“世间还有这样多才多艺、窈窕多姿的淑女啊!”等老翁上了岸,司马迁的挑夫程三拱手言道:“老船公,我们司马公子想搭船过江。”老船公一惊,忙问:“哪里的司马公子?”“就是当朝太史令司马谈的公子司马迁,此行前去探禹穴。”只见老船公面有难色,但很快一喜,说,“好,好,我一定送公子过江,报答他们的恩情!”程三摸不着头脑,忙叫司马迁上船。司马迁一心只想与淑女答言,未看老船公的面目、等老船公摘下草帽,司马迁这才看他有点面熟,忙问:“老伯,你是哪里人氏?”老船公回话道:“老夫平原人,姓随,叫随船漂,相公长这么高了?”司马迁想起来了,高兴地说:“老伯,那次我们曾在黄河岸边相遇,怎么你们流落到这长江边来了?”“公子,自那日得令尊救助之后,我父女怕船主欺压,就跑到长江上摆渡为生了。现在令尊大人可好?”“家父很好,他命我这次南游江淮,考查古史。”老船公将头朝船舱一转,喊道:“清娱,清娱!你出来与司马公子相见,他是咱那恩公之子啊!”随清娱羞答答地出舱施礼:“司马哥哥到了,妹妹这儿有礼了。”司马迁一边还礼,一边偷瞧,发现随清娱笑中面带愁容,是个病态美人儿。司马迁忙问老伯:“清娱妹为何愁容不展?”“公子有所不知,”随船漂抽了一口旱烟,唉声叹气地说,“如今世道没法,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都受人欺压!前两天,有个叫杜周的官吏,说是看中了清娱,要我后天将她送到岳阳。若送不来,就要问罪!唉,这世道没穷人活的路了!”司马迁听此言,气愤地说:“官吏竟敢如此在民间胡作非为!老伯,你们不用愁,有我在此,量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随清娱听了司马迁这气壮山河的言词,心情舒展了好多。在船上,司马迁与随清娱谈论诗赋之类,话儿非常投机。随船漂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灵机一动,忙拉过程三问“他叔,司马公子成亲了没有?”“老哥,司马迁如今20岁了,能不成亲?他14岁在家乡娶的杨家女,去年已得了一个女儿。”随船漂沉思了一会,对程三说:“噢,成亲了也好。他叔,你看我花甲已过,无依无*,杜周又要逼婚,请你给公子说一说,我想将女儿给他作个侍妾,一来感谢救难之恩,二来女儿也有个依*。”程三答应后,便问司马迁的意见。当然,司马迁是乐意的,便同意了。当晚,程三做媒,司马迁与随清娱便拜了天地,又拜了岳丈和媒人,入舱成了婚。第二天,杜周一帮人前来抢亲,遭到司马迁的斥责。从此,杜周记仇于司马迁。

  司马迁与随清娱成婚这段佳话由唐代诸遂良以回忆梦境的形式写成了碑文,至今保存在司马迁祠里。碑文写道:

  永徽二年九月,舍利同州道,夜静坐于西所,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侍妆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同游名山大川,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在京,妾缟居于同,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塘于长乐寺之西。天帝悯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至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铭之。铭曰:嗟乎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然厥志,百千亿年,血食于斯。

◆屈辱中的人性迸发和超越 / 青岩

  天汉三年,正当《史记》著述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惨遭宫刑。宫刑不仅使司马迁的肉体蒙受了巨大的苦痛,而且给他带来了一种天地间无法容纳的耻辱感。宫刑在古代很早的时候被世人所轻视,认为受宫刑的人有着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司马迁受刑后还有一种沉重的伦理重负,那就是身体残缺违背了孝义。司马迁大质亏损,这是对司马氏祖先莫大的玷污,所以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再无颜面去到父母的坟墓上祭奠了。司马迁本人素以慷慨之士自居,他矢志砥砺士节,力争自列于君子之林。但是一夜之间,他却成为无所比数的刑余之人,连做正常人的资格都没有。《报任安书》说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耻辱心理已经将他逼向死亡的边缘。

  耻辱感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被耻辱感击垮,而有的人则会从耻辱中寻求发奋的动力。西方个人主义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人的自卑感使人产生对于优越的渴望,而补偿作用是推动一个人去追求优越目标的基本动力。人都会有自卑感,没有自卑感,补偿就会丧失其力量的源泉。人感到自卑,就会在某件事情上加倍努力以期获得成就。当他取得成功之后,就会有优越的感觉。而当他们在别人的大量成就面前,又会再次感到自卑,也就再次被驱动去取得更多的成就,而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优越和完美。根据儒家当时关于君子不生大辱的观念,司马迁在受宫刑后自然想到了死。但他的杰出之处在于以清醒的理性思考了死亡的价值问题,因此排除了即刻死辱的思想,决心以最大的隐忍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从前贤发奋著书的事例中,从自己忍辱著书的痛苦体验里,总结出著名的发奋著述理论。这一著名的发奋著书说见之于《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才志之士所遭受的人生灾难,诸如囚禁、放逐、受刑、人生失意等,会使人产生一种悲愤填膺无法化解的情结,这种情结会激发起主体内部本能的抗争意识。个体在面临人生灾难的时候,不应该沉溺于自怨自艾、消极苦闷和无所作为之中,而应该超越一切灾难、耻辱、穷愁、困厄,以更高的层次、更大的热情、更强烈的自信心、更顽强的意志使自己奋发振作起来。彻底挖掘自身内在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去忍受屈辱,发挥以屈求伸的手段,不惜一切代表去实现最辉煌的目标,以此对之前所蒙受的耻辱来实现补偿或过度补偿。发奋著书是要用著作的光辉成就来洗去耻辱,使自己的人格与名誉得到张扬。

  很多人将发奋著书理解成愤怒地批判统治阶级,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发奋著书不局限于具体的冤仇对象,它从个人冤仇出发但又超越了个人恩怨,把目光投向文化学术事业。从《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列举的发奋著书的具体事体来看,虽然有一些自传性质的作品,如《离骚》与作者恩怨相关。但绝大多数的发奋著书都表现了对于冤仇本身的超越,例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左丘著《国语》、孙子修《兵法》等等,这些作品都没有涉及个人身世。作者们主要是通过凝聚有巨大文化学术价值的著作,作为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此来确证自我价值,说明此前所受屈辱的不公平。因此发奋著书决不等于以文化学术著作进行诽谤报复具体仇人的谤书。司马迁所说的发愤,主要不是指抒发愤懑,而是奋发、激发的意思。在创作过程中,它属于激发创作欲望的动力。司马迁只是强烈地感受到他惨遭酷刑的不公平,只是想到要以《史记》的巨大成就为自己洗刷并补偿耻辱。他并没有因为受刑而改变对汉家的忠诚,他的一生都是将实现个人价值与巩固汉家帝业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宫刑事件与司马迁批评现实政治毫无关系,则又未免陷入片面。这两者的关系表现在,宫刑事件使司马迁从心理上拉开了与汉家的距离,获得了独立观察思考的人格条件。如前所说,司马氏父子著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与汉家盛世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一方面真诚地相信“当今天子接千岁之统”,是王者兴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有身膺五百大运上继周公、孔子的神秘体验。这样司马氏父子就把自己与汉家盛世联系在一起,把《史记》著述成润色鸿业联系在一起。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情感与想象、极具诗人气质的人,他追求悲歌慷慨倜傥潇洒的人生,希望做一番名逾金石的辉煌功业,而他自身也确实具有巨大的创造潜力。由于他处于激动之中,就易于把理想情感的东西当作现实,易于把未来潜在的功业当作既有的成功来欣赏品味,易于以个性的光芒去照耀一切。

  汉武帝因推行有为政治而广泛搜罗人才,形成“汉之得人,于斯为盛”的群星灿烂局面。司马迁亦处武帝彀中,这容易使司马迁产生深得主上信任的虚假印象。他并没有进一步想到,在这个才人集团中,汉武帝的信任程度是分层次的。汉武帝真正倚重的是像卫青、霍去病这样横征大漠广土斥境之将帅,以及像张汤、桑弘羊之类的兴利除弊之臣。以儒学为武帝政治作缘饰的董仲舒、公孙弘倒在其次,至于像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之类的文学侍从之臣,汉武帝不过是以倡优畜之,丢几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给他们,让这些易于激动的文人写文章润色鸿业点缀升平以供自己赏心悦目而已。

  正因为司马迁一直在做五彩斑斓的梦,所以他竭力向皇家靠近。“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种心理状态易于使司马迁把自己的人格隶属于汉家,对于观察历史与现实政治,容易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负效应。史官的特点在于它必须与现实政治拉开一段距离,以便于从旁观察洞若观火。《左传》《国语》的史官目光往往比其他人更为深远,其原因正在于此。司马迁由于把自己与汉家紧密相连,浪漫主义豪情粉饰了现实的严峻,英雄主义的气概掩盖了现实政治的弊端。对自身建功立业的渴望淹没了对人类的同情心与责任心。作者思维尚漂浮在想象与情感的表层,而没有深潜进入理性分析的层次。在汉家胜利进军与由盛转衰的二重奏中,司马迁只注意到胜利的旋律,而忽视了夹杂在其中的衰世之音。司马迁这种心态一直维持到为汉家改制定历的太初年间。

  是宫刑事间粉碎了司马迁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幻想,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的真实悲剧地位。这种卑微感和耻辱感自然地使司马迁心理发生了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与汉家紧密依附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而自觉与汉家拉开了心理距离。这一点至关重要,可以说它是决定《史记》主题深化的必要心理条件。只有从心理上和汉家拉开距离以后,司马迁人格才从“务求亲媚于主上”的附庸状态中独立出来,才取得了独立地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人格条件,才使司马迁与中国史官独立思考冷峻分析的传统联系起来。所以一方面要排除司马迁因泄私愤而诽谤汉家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清除谤书说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指出宫刑事件对司马迁人格心理的影响,这样才能把握一个适中的度,才能真正地读出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与深刻的内涵。

◆对司马迁“悲剧”的拷问 / 罗金林

  司马迁确实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榜样、楷模;是我们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人的骄傲。鲁迅评价他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最公证、客观的。这里我不想去谈论他怎样伟大、杰出;怎样受人尊重、敬仰。我对他也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于是我想就他的“悲剧”作一探讨,以资大家共同思索,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我想,司马迁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和感悟在整个中华民族进入文明以来应当算是最深刻的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然,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便没了“泰山”与“鸿毛”的必要了。数以亿万计的人们都如此而已,周而复始。

  可问题就在于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孕育出多少令世界震撼的辉煌与灿烂。其中也就有达到世界顶峰的封建专制独裁体制。这种体制的最高境界是最高统治者说了就算数,整个“天下”就是他一个人的,他们一家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便是明证。推而广之,一个小小的单位,无不如此。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于是当一般的个体面对专制者时,往往就要看专制者的喜怒哀乐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况且,摆在这些人面前的路往往就是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这样非常艰难的选择问题了。还好,中国的专制者还为我们的主人公司马迁先生准备了第三条路可走:那便是“生”不如“死”的路——忍受“宫刑”的摧残与煎熬。没法可想!可司马迁的伟大就伟大在他忍受了,因为他想“活着”——为了心中神圣的理想、信念而“活着”。

  最可悲的是这一悲剧在漫长的中国史上永远都不会停止,即使是离我们很近很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幸免于难,即便是他手拿《共和国宪法》要求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用法律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徒劳的。更何况是司马迁呢?成了封建专制的彻头彻尾的牺牲品。

  在这似乎很离普而又非常真实的世界里,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就这样问世了。如世上独一无二的“太监”阶层出现了,且能两千多年不绝,这真是世界级的“独创与奇迹”。只可惜司马迁他本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永远都不是。至于女人的裹脚就不必再提了,都是专制的产物。

  大家都不难看出,这不是司马迁一个人的悲哀,这是整个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人的悲哀。面对专制独裁统治,他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所谓“国泰才子贵”的格言只不过是粉饰太平下的一块“招牌”罢了!因为这土襄决不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灵魂空间。

  从司马迁、嵇康到明清两朝文字狱的多少受难者,甚至建国后的老舍、张志新辈无不如此。他们如司马迁一般在精神、肉体、灵魂上都受了“宫刑”,成了“精神、肉体、灵魂”上的实足“太监”。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凌迟”处死。

  这就是司马迁的悲哀,也是全中国文化人的悲哀。更何况这悲剧还未结束。我们还须做点什么呢?

◆说说“仁而爱人”(司马迁)/ 找不着北

  司马迁秉笔直书《史记》,作为一个当朝的臣子自然不敢非议汉高祖刘邦,但是他给没有当过皇帝的项羽也写了一篇本该帝王才享有的“本纪”,是颇有知识分子胆魄的。
  
  历来史家评价项羽、刘邦成败之原因,皆依据《高祖本纪》中高起、王陵与刘邦的对话。一是高起、王陵的观点:“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攻,得地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二是刘邦著名的观点:“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借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家大多都评价刘邦知人善用,虚怀若谷,而项羽不善用人,刚愎自用。
  
  研读过项羽、刘邦本纪之后,笔者发现如果紧抓住以上两点来评价二人的话,是不是有些偏颇?
  
  高起、王陵回答刘邦的话,在此之前还有一句:“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作为刘邦的臣下、项羽的敌人,怎么这样评价?说皇上怠慢人,侮辱人,说敌人仁义厚爱人。其实,我看他们二人话里有话,暗含的意思是,皇上你天生就是坐龙椅的坯子,你即使眼里再没有绅士们,没有知识分子们,他们也会乖乖地服从你的指挥调遣。项羽再“仁而爱”也无济于事。高起、王陵是在拍刘邦的马屁,他们没有司马迁说得实在。为什么呢?《刘邦本纪》开头就说: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这里的“仁而爱人”是司马迁的评价。刘邦很有人缘,乐善好施,性情豁达,“常有大度”,尽管当了泗水亭长,县里的官员们“无所不狎侮”,没大没小,见了面就瞎胡闹,又“好酒及色”,周围有一大帮子狐朋狗友。沛县县令招待吕公,县里的大小官员都去祝贺,主管人事的主吏萧何专门管受礼,明确要求“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刘邦看不起那些唯唯诺诺的官吏,没那一文钱,谎称“贺钱万”。不仅捞了个上座,而且让吕公一眼相中,又捞了个媳妇。司马迁字里行间都在不动声色地评价刘邦,尽管早期他只是个亭长,但是待人处事有他的原则,即使瞎闹搞点小聪明,也不伤大雅,闹归闹,做人归做人,要得体得当。不然,办事认真的县里管人事的萧何登记礼单时就没发现刘邦没带钱?
  
  因此,两个“仁而爱人”意思是大不一样的。

◆解读“留候世家”(司马迁)/ 一楠

  司马迁的《史记》是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其中“世家”记录着活跃在帝王身边的贵族、侯王的兴衰史,《留候世家》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留候就是指有着“汉初第一谋臣”之称的张良。

  张良、萧何、韩信被史家誉为“汉初三杰”。萧何为刘邦的幕僚长,位列第一功臣,但他的政治生涯并不乐观,最后被刘邦所猜疑,被捕下狱,险些治罪;韩信拥有重兵,战功赫赫,但素来被刘邦所猜忌,最终难逃被诛杀的厄运,可悲可叹;唯有“谋臣中的第一高人”张良,在汉初帝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成功地扮演了“王者师”的角色,始终受到刘邦的尊重,以至于成为古往今来能够运用政治智慧来保护自己的范例。

  司马迁在《留候世家》的记述中,文学色彩并不是多浓厚,前后都是运用了一种平淡朴实的笔法,描述了张良如何从一个拥有报国之志的青年,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汉王出谋划策,争夺天下,然后在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又急流勇退的传奇而又富有智慧的一生。民初史学家李景星在其《四史评议》一书中论曰:“史传例不称字,而《留侯世家》独称字,以高帝常字之也。凡此,皆太史公推重子房处。盖子房乃汉初第一谋臣,又为谋臣中第一高人,其策谋甚多……”又曰:“《留候世家》尤妙在‘老人授书’及‘四皓定太子’两段,全于淡处着笔,虚处传神,使留候的逸情高致一一托出,信乎其为文字中之神品也。”

  《圯上逢黄石公》一段,有传奇色彩,但司马迁未加任何修饰,就像给我们讲述一个很亲近很实在的故事。张良桥上遇黄石公,正是自己的理想抱负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博浪沙击杀秦始皇不成,历经十年磨难,巧遇黄石公,从为老人拾鞋穿鞋,几次相会,到老人赠书,展示出张良的不凡气量和隐忍有容的人格魅力,也说明了张良已经从一个江湖的豪侠之士,变成了一个成熟、深沉、机智识变的不平凡人物,为后来成为“王者师”埋下了伏笔。

  《谏止复立六国》是张良政治智慧的一个出色表现。当时刘邦被项羽困在荣城,忧心如焚,急不可待的寻求破楚的良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提出了重新封立六国,想借助六国君臣百姓的力量来削弱楚国。刘邦把握不准,就去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当时就对这一决策进行了否决,并且针锋相对的论证了这一策略的不可行性,同时指出了这一策略失误的八条原因。

  张良巧妙地以商汤伐夏桀而仍然封其后人于封地为例,把楚汉相争的严酷现实和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的历史加以对比分析,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重新封立六国,只能断送汉王创下的伟业。

  在这里,张良善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此外,在向君主谏言时,能把自己置于适当的位置,既雄辩,又不气势张扬,既严肃地指出厉害关系,又不置君主于难堪的境地,这种知彼知己、把握分寸、刚柔相济的主宰形势的能力,无疑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作用。

  司马迁在《四皓定太子》一段里,把张良的政治智慧又推向了一个层次。汉高祖想废掉太子,欲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吕后惊恐万状,向张良寻求良策。张良说: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群臣百余人何益?张良冷静地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汉高祖为成就帝业,可以采纳他的意见。如今天下安定,处理家庭骨肉之间的事情,汉高祖就不会这么容易的采纳自己的意见了。张良正是基于对客观形势及自己在这一格局中的位置的透彻分析,才决定采用了与上次谏止汉高祖重新分封六国时的不同策略,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即借助四皓的力量来达到巩固太子地位的目的。

  这个目的达到了吗?司马迁运用绘声绘色的描述回答了这个问题。“鸿鹊高飞,一举千里。羽翩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赠缴,尚安所施!”汉高祖面对戚夫人的悲泣,唱起了这支楚歌,这是一首汉高祖无力驾驭局势的无可奈何的挽歌,也是一首别出心裁的张良出色的政治智慧的赞歌。司马迁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事件,层层推进地凸现了张良出色的政治智慧。

  《留候世家》的最后一节便写到了张良急流勇退。张良大半生用智谋为汉王争得天下,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规律,他是深知的。急流勇退从理论上讲,虽是消极的,但它的确是一颗在特定历史时代各种复杂而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相互制约下结出的历史之果。

  急流勇退,既要有识时务的睿智,又要毅然决然割舍功名利禄的勇气。所以看似超然的急流勇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割舍名利的痛苦的灵魂挣扎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能够急流勇退的人,既是智者,更是勇者。张良正是这样的智者和勇者。

◆司马迁的“富国富家论”/ 柯英

  十八世纪时,英国学者亚当•斯密以一本《富国论》成为经济学的创始人。说到“富国论”,社会经济学界都会提到这位经济学家。其实,比亚当•斯密早1700年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经济学的观点:“《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室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司马迁这一观点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独具只眼,发人之未见,在世界上也许都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学的观点的人。

  《货殖列传》是《史记》的第129篇,除第130是司马迁自传,这一篇便是压卷之作。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对社会经济的“一家之言”。货,是货物、商品、财富和意思;殖,就是增殖。从标题的意思看,这一“列传”是对社会财富增殖的研究。

  司马迁对经济的研究相当广泛深入,从文中列举的一系列商品来看,汉代经济领域已经十分周全:山西的木材、竹、谷、旌、玉石,山东的鱼、盐、漆、丝,江南的楠、姜、金、锡、丹砂、玳瑁、珠玑、齿革,龙门以北的马、羊、铜、铁等,这都是当时流通相当普遍的货物。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是:让各地的特产自由流通,在本地低廉的东西,在别处便会增殖。这一观点与一千七百年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市场价值规律”和“市场交易原则”基本是一致的。在《货殖列传》中讲到:“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意思是说,让老百姓各自做各自擅长的事,拿出各自的特产,适应流通的需要,哪儿缺啥,随时就补充,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社会经济自然运行,那么,人们所需的衣食货物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和流通。

  经济搞好了,“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人们的贫富则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他的给予或夺去的,聪明而灵通的人会致富快一点,笨拙的人会显得慢一些,这都是市场的规律,由不得哪个人投机取巧。他写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文中列举的富豪,都不是贵族或官员或犯法弄奸而富起来的,而是踏实苦干,与时俯仰,获取其利的。鲁国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十分敛啬,低头走路拾东西,仰头见物取下来,结果积蓄成为亿万富翁。齐人刀闲看重奴仆,教他们到处跑着做生意,靠家奴“起富数千万”。司马迁为商贾列传也不是没有选择,他所推崇的是“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商人,至于靠权势成为富人的人,不屑为其列传。

  在讲经济上富裕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到了经济与礼仪同步发展:“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艰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他记述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范蠡的发家史。这个用十多年时间辅佐勾践雪耻复国的上将军,功成名就后,清醒地知道君王只能与臣下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所以及早避祸,改名换姓,远避他乡,经商为生,十几年后成了有名的“陶朱公”。富裕后,陶朱公仗义疏财,把钱财分给亲朋和穷人,司马迁认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也就是说,只有富裕了,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做回报社会的事。这一观点与封建时代所谓的“为富不仁”的论调也是大不一样。

  归结起来看,司马迁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中发现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品流通原则,并由此得出“富国富家论”,这个发现的确是史学眼光。可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学家的前瞻眼光却一直未能得到伸展和广泛应用。

◆欢迎光临“司马迁”/ 一楠

  借一方天地,评古论今,抒发情怀,品味儒雅和恬淡!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萧何的几次化险为夷(司马迁)/ 小龙女

  读《易经》第二十三章,剥卦。其中一条爻辞,令我心一动。它是: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事业衰败了,树倒猢狲散,此时,谁也得不到大的好处了。有志向的人目光会投向那些会对将来发展有好处的资料、人脉等,而那些鼠目寸光的、只重视实利的人,只能去抢些遗留下来的,还算值钱的东西,甚至去拆房子。

  读《史记》的《萧相国世家》。沛公刘邦的军队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所有的将领都跑去仓库,以期能多分点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不被钱财诱惑,而去收集秦朝丞相与御史所保管的法律、命令、图画、书籍等资料。这些当时看起来不起眼也不值钱的东西,在刘邦当了汉王之后,价值凸显,汉王凭着萧何搜集的资料,知道天下各地的要塞分布、户口的数量、甚至地形等,这些情况,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在征战攻伐中,能够先入为主地有个心理、战略、战术上的调整和准备。

  综观萧何的一生,他能够在汉朝建立后,功臣纷纷被杀的情况下,始终占据功臣第一的位置,经历不可为不惊险。而多次的化险为夷,都与他谦逊地听取建议和劝告是分不开的。他是《易经·谦卦》最好的实践者。

  刘邦领兵向东平定三秦时,在外面作战,萧何总领关中,把百姓安抚的很好,地方也治理得井井有条,有力及时地保障后勤供给,补充缺额的兵员,得到刘邦的信任和奖赏。在汉王三年时候,刘邦与项羽的军队在交战的关键时刻,他还派人屡屡慰问萧何。有一位鲍先生看出来其中的端倪,提示萧何道:这是汉王对你有疑心了,不如你把能作战的子孙兄弟都送入军营作战。萧何采纳了意见,并很快照办,刘邦见到萧何如此全力以赴,大为高兴。

  王朝建立后,讨论群臣的功劳,萧何以功臣第一的身份,得到了很多赏赐和荣誉。等到韩信因反叛被杀,刘邦立刻派遣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增加封地,拨给五百名士兵供他使用,还有一名都尉负责他的安全。众将都向他道贺。唯有邵平一语道破玄机:你安守关中,不参加作战,皇帝还增加你的封地,这是对你有所怀疑了,派都尉保护你,不是有多宠爱你而是在万一发生变故的时候,便于控制你,看守你。为今之计,希望你辞谢封地,并献出全部家财做军饷。萧何照办,刘邦又一次大为喜悦。

  等到黥布反叛朝廷的时候,刘邦亲自带兵出征,好几次派人打听萧何的所作所为。此时,他的后勤工作比以前更为勤勉,更好地保证了军粮。一个说客对萧何说:你再这样,遭遇灭族的时间不远了,你已经功劳全国第一了,还努力得到人民的拥护,功劳还能增加吗?皇帝派人打听你,正是担心你收敛尽了民心,皇上无所得。你为何不依靠权势低价买些田地,污浊自己,让皇帝安心呢?萧何照办,刘邦再次大为喜悦。

  等刘邦班师后,面对百姓控告萧何的信件,并没有生气,却对萧何请求开放上林苑耕种的请求大为震怒,以为他收受了商人的金钱,并且将其下狱。王卫尉说:对人民有利,相国请求您执行,只是做份内的事情。怎能怀疑他收受商人的贿赂呢?当年,您在外面征战,相国自己镇守关中,当时只要有所动作,您就不能控制。那时他忠心耿耿,现在还能贪图商人的钱财吗?刘邦尽管不高兴,但是,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就派人放了萧何。此时,萧何已经很衰老了,但他还恭敬谨慎,光着脚上朝,向刘邦谢罪。刘邦也做了自我检讨。君臣言欢。

  他每次购置田产、住宅的时候,都选择僻静的地方,家里从来不建高大的围墙。他的理由是:后世子孙如果贤慧,可以学习我节俭的德行,万一不贤慧,也不会被有权势的人夺去。孝惠帝二年,萧何去世,谥号,文终侯。

  让我们重温《谦卦》的要义:一个谦虚谨慎的人,谦虚的态度要表现出来,让人感知到态度的纯正。能够不自以为是,公开、谦逊、谨慎地听取他人的意见,是有利的。不自傲又立下功劳的人,又非常谦虚,即使有艰难险阻也会永远吉祥平安。

  而刘邦的老对手项羽,正是《谦卦》的反面教材。他入咸阳之后,烧杀抢掠,烧了秦的宫室,一个有见识的人建议他以关中为根据地,进而图谋天下,而他却一心想归故乡彭城,对方一句“沐猴而冠”,便被烹杀。此种情势,谁还敢提建议呢?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遭到失败,只是顺其自然的事了。

  一人的智慧终究有限。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的结尾评论道:他在秦朝的时候,担任一个刀笔吏,从事文书工作,平凡得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看不出有什么奇异的能力。等到汉朝兴盛起来,他谨慎地做着后勤工作,改变秦律,顺应了民意。等韩信、黥布被消灭后,他的功劳最显明,地位超过群臣之首,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从这个评价看,司马迁对萧何能力的评价,很泛泛。但他能成就这样的功业,恐怕和他能虚心接受建议有着直接关系。数一数,萧何被皇帝怀疑的几次,如果没有及时听从鲍先生、邵平、一个说客的意见,说不准他在半路就被刘邦处置了,哪里能有以后建功立业的机会呢!所以,芸芸众生的后来人,不可不察。

◆生的绝唱(司马迁)/ 杨盈川

  一个杰出的作家,必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一部优秀的作品,必有让人感动的地方。司马迁以毕生精力和心血完成的《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同时也达到了史传文学的顶峰。《史记》之中,名篇佳句多矣,但我读司马迁,最有感触的还是《报任安书》。

  生命脆弱如小草,无论你如何珍爱,一个偶然的意外便有可能将其毁灭。司马迁在遭遇李陵之祸以后被处以“腐刑”(宫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受了最大侮辱的人,为天下笑,一度曾想过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上天偏爱将生命中美好的感情和事物毁灭给人看,司马迁不愿去承受,但又不能不去承受。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做抉择,是很艰难的。一个人在身心都遭受常人无法忍受的折磨时,是非常需要一种对其而言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来支持并且推动他举步维艰的每一个前行脚步。于司马迁而言,是什么给予他如此巨大的力量求生并且发愤著书呢?

  透过《报任安书》我们能深刻感受到司马迁在“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上经受到的煎熬。一个高尚的人,宁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尊严可以让人以死来维护。对于遭受“腐刑”后的司马迁来说,“生存”,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世人的鄙视和冷语;“毁灭”,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愧对逝去的祖先,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司马迁痛苦万分,他能怎么做呢?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他能决定的,他不能改变环境也不能改变现实。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存”还是“毁灭”、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存”与“毁灭”的抉择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和纠缠,让人感叹唏嘘。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人生在劣境时,往往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司马迁曾周游中国,思想意识的开阔与独到的思维特征决定他不会轻生,他要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即使被别人唾骂冷眼,他也觉得值得,抱着必修史书的理想意志,在别人的讥笑之下苟且偷生,他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去修《史记》。

  司马迁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把理想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他时刻提醒自己,他的理想就在前方。哪怕恶劣的环境看似把他的理想搁得很远,他的理想也离他的心很近,他把理想永远地留在了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正因为有着这种信念,司马迁达到了他的理想。人往往在历经最痛苦、最不堪的劫难之时体现出来的往往是最坚强的毅力和最勇敢的忍耐,而且也会迸发出最伟大的智慧。司马迁便是如此,在生存与毁灭之间,他勇敢地选择了忍辱负重的继续活着。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作为一个被汉武帝阉割的人,《汉书》说他“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却说自己“姑且从俗俯浮湛,与时俯仰”这表明他忍辱负重,就是为了写《史记》,“偿前辱之责”,明确表现了他后半生的生活态度。他为了《史记》,可以放弃自己暂时的荣誉和声名,可以放弃自己的有些职责和道义,不惜一切代价更好地活下去。他是一个为了追求永恒而可以向现实低头的人,他将眼睛盯着永恒而不去看现实。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语曰: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道出了古人对“不朽”的三个经典标准,司马迁希望通过“立言”来达到“文采表于后”的“不朽”,他在“死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中选择了前者,死得其所才是他的人生。若是无声无息来到世上,悄然无息地离去,对于他的理想是极端的叛逆。他要留下宝贵的东西给后人,让世人肯定他,肯定他来到世上的意义。以至于他在生死之间徘徊迷惘后最终还是选择了顽强的“生存”,并且更认清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况且,完成《史记》也是他父亲的遗愿,如果说前面是社会交付与他的使命,那这就是他父亲交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勇敢坚强的把使命扛了下来,并把这个使命化作他活下去的精神寄托,甚至是唯一寄托。
 
  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司马迁选择了“生存”,用“生存”来实现他未死的心。因此,在做出抉择后,司马迁到死都一直受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纠缠,挥之难去。追求“立言”而“不朽”的理想抱负与遭受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饱受煎熬。

  “生存还是毁灭”, 这个问题后来也被司马迁融入了他的作品:“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越王勾践为质于吴忍辱含羞卧薪尝胆而谋复国灭吴;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受益匪浅。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至今仍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但这一难题由于有了司马迁隐忍苟活、发奋著书的壮烈情怀,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存”还是选择“毁灭”都不能再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不能一概而论。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毁灭”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存”,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读完《报任安书》,我们可以确定,司马迁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搏杀的最后结晶。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立言”而“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故司马迁的《史记》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对我们后人来说,极为难得受益匪浅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生存”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毁灭”,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

  司马迁是最知珍惜生命的人,他怕辜负了此生。人活在世上,总得做一些事赋予生命一种意义。立德也好,立功也好,立言也好,总得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这是儒家的传统,是每一个士子信仰的价值观,他也不例外。终其一生,他都不能忘怀于“立言”。但现实的忧患太深,曾一度使他绝望到了极点,出路何在呢?屈原因理想破灭而自沉于汨罗江水,但理想本是为了赋予生命一种意义,连生命都毁灭了,岂不有违于珍惜生命的初衷?司马迁选择了不同于屈原的一条出路。他没有选择自杀殉志,却获得了另一种升华,谱写了一曲生命和生存的绝唱!
 
◆为什么说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简然

  司马迁幼承父命,以撰写一部古今通史为己任。其父从年幼时即着力培养,十岁以前使之居于乡间,体味民间之疾苦。十岁后即随古文经大儒诵读《尚书》等古典著作,弱冠之后,又带着满腔热情畅游祖国山川,开阔胸襟,磨练意志,增长见闻。再往后,其父逝世,司马迁秉承父命,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因此获得了接触历代文献和重要档案的机会。这一切,预示着一代史学大家即将长成。

  但是,若仅止于此,司马迁便不会具有今日的声名,也不会令后人景仰、崇敬、同情。他更伟大的地方,在于身为史学家而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他看事情明锐而透达,可是感情却是他卓越见解的基础;他讽刺的人物很多,然而在他笔下写来,却也依然带着大量可爱的成分;他的史书,如果不加上“浪漫”两字,就缺乏了生命的气息,缺少了永垂不朽的基石。

  公元99年,司马迁一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事件发生了。

  李广后裔李陵以不满五千士卒,出击匈奴,对敌十余万,转战千里,斩获数千,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之争相诋毁李陵。司马迁以为李陵出生入死,不顾一己性命安危,而群臣在后方保全妻子财产,一旦前方将领有事,蜂起而攻,暴人之短,世态炎凉,功罪难辨。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终因此触怒武帝,获罪下狱。

  依照法律,司马迁被判死刑或以腐刑代替。而被判此刑者可以五十万钱赎身,司马迁家无余财,无力赎罪。是忍辱负重,以完成空前绝后的伟业,还是孤注一掷,以一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司马迁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他本不欲苟且偷生于世,惟父亲和自己夙愿未了,所以甘受腐刑,以待将来。出狱后,司马迁发奋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诗经》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史记》亦然。司马迁忍受腐刑之辱,终于成就了这部鸿篇巨制。

  《史记》为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例,并为后代史家所效法。

◆论《史记》的叙事视角 / 刘宁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当作者要展示一个叙事世界的时候,他必须创造性的运用叙事谋略,其中叙事视角就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把作者全知的圆切割成文本中限知的扇面,也就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它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的钥匙。

  视角有全知视角、限知视角、外视角、内视角等之分。本文主要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两个概念对《史记》进行分析。

  《史记》在叙事上采取的也是全知视角,运用两种方式:其一,作者全知,包括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历史人物的优点、弱点,长处、短处;历史人物的情感变化内心活动;历史人物之间的隐秘对话等,作者无所不知。

  作者对历史人物的优点、弱点,长处、短处非常清楚,在传记中以"实录"的方法给我们全面展示出来。例如《李将军列传》中"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这种歌颂式的倾心称道,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但是司马迁在列传的正文中也没有掩饰李广的缺点:如诱杀降羌800余人的残暴不仁,斩杀霸陵尉的官报私仇等。

  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对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以及作为大政治家的过人之处都一一作了生动描绘,说明了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而对于刘邦的痞子气、无赖气,表面豁达内心忌刻,残杀功臣,诛除异己,也作了充分的暴露。

  对于项羽,司马迁也同样在歌颂他的功业时没有忘掉他的弱点和错误:如钜鹿之战后,一夜之间坑杀秦降兵20万的残暴;因陈平反间计而使范增愤然离去的刚愎自用;由于缺乏政治头脑,导致了一系列方针策略上的错误。项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庸人;有时天真淳朴、宽厚仁慈,有时又暴戾凶残,令人发指。凡此种种,在司马迁笔下得到了生动真切的表现。

  作者对人物情感的变化和心理的活动也是全知的:《司马相如列传》中写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时,"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仅用"悦"、"好"、"恐"三字,就把她的心理发展过程表露无疑。《淮阴侯列传》韩信投奔刘邦后,滕公、萧何都向刘邦推荐韩信,但未受到重用,于是:"信数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用我,即亡。"仅用一个"度"字就将韩信当时的心情展示出来。接着"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这一段中,将刘邦的内心写得非常真实生动,"大怒"、"如失左右手"、"且怒且喜"、"骂曰"、"复骂曰"等词语就是刘邦复杂而富有个性的心理展示。后来,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时,"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通过一句"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就把诸将的心理活动全盘道出。

  作者对历史人物之间的隐秘对话也很清楚,例如《吕不韦列传》中吕不韦与子楚之间有关子楚前途的深语,《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劝说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的策划,两段谈话都是极为秘密的,并无第三者在场。如果所记是事实,作者何以得知?如果所记不是事实,那又为什么写下?这些虚构的描写,只能算是作者合理的想象。以此为桥梁,作者才可能在叙事中保持全知的身份和地位。

  总之,全知视角的运用,可以全面展示历史的发展,可以立体化的塑造历史人物。

  其二,限知视角流动如果用叙事者与人物的关系来描述视角,那么全知视角就是叙事者大于人物;限知视角就是叙事者等于人物或者小于人物。作者对于世界人事的审视是通过具体人物的眼光来完成的,由一个限知视角转移到另一个限知视角,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就形成了视角的流动。在视角流动的过程中,作者高高在上,统摄调控一切,就像木偶剧中幕后的牵线人,牵线人手中每一条线就是一个视角,众多线绳的变化完成了木偶剧的表演,同样视线的流动也完成了作者对于历史的叙述。

  《史记》中司马迁在局部大量运用的就是视角的流动,每一个叙事片段运用的是一个视角,属于限知叙事,局部的限知;但就其整体而言,是由一个视角转移到另一个视角,视角是流动的,本质上是全知。

  《高祖本纪》写高祖,开头这样落笔: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赀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见蛟龙盘在刘媪身上,是刘太公的视角;见刘邦醉卧时有龙出现,是酒店主人的视角。在视角的流动中将来自宫廷民间的传闻叙述出来,把开国国君加以神化和天意化。

  再如《魏公子列传》中写信陵君宴请侯嬴一节。司马迁先写"公子置酒大会宾客",然后亲自去接侯生,侯生却要枉道去看朱亥,接着写: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睨,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座,遍赞宾客,宾客皆惊。

  这里,司马迁通过视角的流动来推移事件的发展。先从侯生的角度叙述故事,通过侯生的观察反映公子的神态表现;再从"宾客"的角度写;又从"市人"的角度写;还从"从骑"的角度写;然后视角又回到侯生身上,写他心理的变化:终于被公子的态度所感化,"谢客就车",事件向前发展;最后是故事的结局,视角转到公子身上,并写了宾客的反映。这种视角的频繁转换流动,表现了同一场面中几种不同人物心理神情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多方面多方位视角的对比衬托中突出魏公子的礼贤下士,虚己待人。运用视角流动不仅使叙事灵活多样,多方展示,避免单调,同时也满足了读者对历史的全知需求。

◆司马迁发愤 / 郭沫若

  那是汉武帝天汉四年的正月。有一天司马迁正在书房里席地而坐,埋着头写着他的《史记》的最后一篇《自叙传》的时候,他的外孙杨恽,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进来匐着向他报告:
  ——“任少卿先生来了。”
  司马迁把头抬了起来,脸色寡白而微胖,很象中年妇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进来罢。”连声音也和妇人的相仿佛。
  在司马迁把书案上的槁件略加整理着的时候,杨恽引了一位中等身材的胖子来,有几根稀疏的胡须在嘴边画成八字,肚子挺得很高。这胖子便是做着益州刺史的任少卿了。当时的地方官每年正月要进京朝见一次,他是才从四川来到咸阳的。
  司马迁立起身来迎接着他,两人拱手对揖。
  ——“少卿你几时进京的?”
  ——“刚到,还没息脚就跑来看你。(是一种带着鼻音所谓“嘶音”。)你的胡子呢,子长?”
  ——“胡子吗?唉……”司马迁含糊着没有回答出下文来。
  ——“我记得你要长我两岁的,我今年三十六,你不是三十九岁吗?”
  ——“是啦。”
  ——“但你看来却只有三十岁的光景啦。你从前是一位有长胡子的瘦子,如今你长得这样白皙而肥胖起来了,你大约是应着‘心广体胖’,的那句古话啦。你们过着宫廷生活的人真好。你的声音也变了。子长,宫里的姑娘们一定是很欢迎的罢?吓吓。”
  一见面便一味唠叨着的这位任少卿,全没有想到他说的话,句句都打中了司马迁的伤痕,司马迁对于这位本来不大喜欢的官气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厌恨。
  ——“你请坐罢,坐下之后再慢慢讲啦。”
  原来司马迁在天汉二年的夏天,他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因为李陵的老母为李陵的兵败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诛戮,他不免在汉武帝面前多说了几句话,说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降,因此便触犯了皇帝的怒气,连把他也投在了天牢里。在牢里关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终于受了宫刑,他的睾丸被人割了。
  但在那年的三月,汉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禅,需要有长于文笔的人做自己的宣传工具,割了睾丸的司马迁却特别被皇帝看中了,便被超拔了起来,拜为“中书令”,就是皇帝御用的秘书长。这在当时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荣耀的职分。汉武帝对于刑余之人的这样重视,不用说是看上了司马迁的文才,然而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司马迁已经没有睾丸了。皇帝的周围是有很多妃嫔的,假如要选用有文才而又有睾丸的人,那岂不是自寻烦恼吗?
  司马迁就这样失掉了睾丸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狱而受了刑的当时深怕受了连累,就象忌避瘟病一样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来的一些亲戚故旧,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来加倍地巴结起来。他们都说司马迁的睾丸是“塞翁之马”;甚至于有好几个中年的朋友想自己割掉自己的“塞翁之马”,要司马迁向皇帝介绍,用他们做部下的。
  司马迁的感触却和寻常不同。得官的重大原因是由于没有睾丸已使他感觉着双重的侮辱。那些反掌炎凉的亲戚故旧的态度又使他愤慨着不可救药的人性的卑鄙。这些侮辱,这些愤慨,他是很想努力把它们忘记的,然而总有些东西要时常向他把它们提起来,那便是自从他受了宫刑以后,他的身体上所起的种种生理上的变化了。声音已由雄而雌,体质已由瘦而肥,以前自己矜夸的美髯渐渐地脱落干净了,一位昂藏的男子变成了半个女性。
  任少卿一和司马迁对坐着,又好象突然想起了的一样,向司马迁叩了一个头。
  ——“我还忘记了啦,我们的中书令大人,我们的天官冢宰,我诚心诚意地向你恭贺。”
  这又是射中了伤痕的一箭。
  ——“老兄的荣升,真是我们交游辈的光宠啦。去年正月我进京的时候,老兄还受着委屈,我们无从见面。仅仅相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司马迁的愤慨这时候又被任少卿激发了起来。去年少卿进京的时候自己在狱里受刑,诚然没有缘分见面,然而家中的儿女是没有得到他的光顾的。
  ——“少卿,”司马迁说着,“你假如和我还有点友谊,希望你莫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宫刑便做了中书令,你以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吗?哼,真是自古以来所未曾有的知遇啦!我受了皇上的知遇,是因为我没有睾丸,你明白吗?”
  少卿听着司马迁的这般愤愤的语句,他惊愕了起来。连忙摇着头说:“老兄,老兄,我看,你,你这样的话……唉,‘君子无易犹言,耳属于垣’啦!”
  ——“哼哼,”司马迁笑着说,“少卿,你用不着那样害怕。我这两年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随时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挂心的事,便是我所写的这一部《史记》(他指着他房中堆积着的一百几十卷的原稿卷子)。这部书我费了十年的功夫来写,但在未下狱之前的几年间我是写得很懒散的,在下狱之后我在一年半的期间中便把全部整理了出来,我如今连最后一篇的《自叙传》都已写了一半了。我先把这全书的目录给你看罢。”
  司马迁说着在稿卷堆中取了一卷①出来展开了。
  
  ①作者原注:古时的书是裹成卷轴的,就和如今的字画横轴一样。

  ——“这便是目录啦,你看,一共是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我对你是用不着客气的,我这部书寓《春秋》的褒贬之意,而比《春秋》详明。我这是永远不朽的书。有权势的人能够在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够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我要和有权势的人对抗,看我们的生命哪个更长,我们的权威哪个更大,我们对于天下后世的人哪个更有功德。有些趋炎附势的糊涂蛋在藐视我们做文学的人,我要把我们做文学者的权威提示出来给他们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这儿是自有中国以来的政教礼乐,学术道义的结晶。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人寸断,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地上的权势,我笑杀它。哼哼,我笑杀它。”
  ——“是,是,是。”少卿被司马迁的气焰压倒了,连连地点着头,但在那头的上下动中分明有些左右动。
  ——“这《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两篇是我最近的快心之作啦。”司马迁又继续着说,“我赞美游侠,赞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侠,都是急人危难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间上哪儿会有不合理的权势存在?权势是什么?在财神面前叩头,把人的生命作为供祭品的,那便是权势。秦始皇时候的乌氏倮,巴寡妇清,你该是记得的。乌氏倮本是遣到长城去戍边的穷光蛋,因为他会做生意,把中国的丝织品和匈奴的牛羊兑换,匈奴人替他把牛羊寘山满谷地赶来,他便成了富豪。秦始皇那家伙看见他发了财,便和他称兄道弟,请他时常进京城来游玩。巴寡妇呢,这是你属下的人啦,她就靠着掘丹砂,找了大钱。她虽然是寡妇,有了钱自然有寡公去奉承她。就连那不要脸的软骨症的秦始皇也跑去向她送秋波,称赞她是‘贞妇’,替她作‘女怀清台’来表彰她。哼,这便是所谓权势啦!妈的,向着书籍放火,向着牛羊叩头,向着读书人头上洒尿,向着有钱的寡妇捧玉带,这便是权势啦!哼哼,我笑杀它!我不愿意天下的人都是不学无术,但我愿意天下的人都有钱。假使我是有钱,我的朋友中有得一两个人是朱家郭解,少卿,我同你讲,我哪里会至于受宫刑,我哪里稀罕得他这个臭中书令!文学家假如是有乌氏倮巴寡妇那样的豪富,权势会自行割掉卵袋子来奉侍文学,哪里会让文学被割掉卵袋子去奉侍权势?我稀罕得他这个臭中书令,我做着这项割了卵袋子的奉侍工作,你以为我是得意的吗?哼,我就是专意为要完成我这部书啦,在我这部书未完成之前,我是什么耻辱都可以忍受的。这是我心坎中最深处的话,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敢告诉你啦,少卿。”
  任少卿仍然唯唯诺诺地听着,又象在点头,又象在摇头。听到不绝口地骂到权势,觉得就象在骂自己,因为他在蜀中也正是时常地去巴结成都的卓氏程氏那几家富豪的,他为吊扫巴寡妇墓也特别到过涪陵。这些他本打算拿来作为谈资的,但因司马迁的一骂,便阴消下去了。又听到说出朋友中没有一两个朱家郭解,觉得自己的脸皮微微地烘热了一下。但最后又听到司马迁仍称他自己为“朋友”,这才略略地放了心,他于是乎也就加意地呈出了一番“朋友”样的面孔。
  ——“子长,”少卿两手按着自己的挺出着的肚子说,很象要把自己一肚子的真诚按出来的一样。“你真是永远不朽的,你真是我们当今的孔子。现今正流行着一种游戏叫着‘秋迁’,我相信这一定是你和孔子并称的先兆:因为‘秋’不就是孔丘的‘丘’,‘迁’不就是司马迁的‘迁’吗?”
  任少卿的这一段胡诌,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心,但把兴奋着的司马迁却说得破颜一笑了。少卿由这一笑得到了不少的力气,又接着说:“不过呢,朋友,有一件事情你是应该提防的,便是秦始皇的焚书啦。”他这样说着把上半身摇了几摇。
  ——“多谢你的关心,”司马迁回答他。“这层我是早已预防着的。我的书每写定了一卷便要抄成副本,有我可爱的外孙儿杨恽替我帮忙。这儿的都是副本,大抵也就是恽儿抄的。那孩子可聪明,他抄了一遍便能成诵,他自己已经就是我的一部活的副本。我的正稿都已经装进了石匣,另外埋藏在别处的。不怕就有天灾人患,一时也不能毁灭它。假如我的书将来一传播了出去,那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副本,就有一千个秦始皇出来也不能把我怎样啦。”
  ——“是,是,是,”任少卿又连连地点起头来。“你很周到,你很周到。我改天也很想来抄一部副本带到益州去啦。益州虽然偏僻,大有贵本家司马相如的遗风。我来的时候,我特别从临邓贵本家的老店里买了几斤大曲酒来,已经交给令外孙去了。我晓得你老兄是喜欢嗑酒的啦。近来酒量怎样了?”
  司马迁到这时候把兴奋消解了好些,含笑地回答着说:“多谢你的厚意,但我已经把酒戒了。我自己立了一个誓,要把我这部《史记》写完之后,然后再开戒。”
  ——“你现在不是快要写完了吗?今晚上好开戒啦。”
  ——“好的,今晚上我来陪你嗑一次酒。”
  任少卿听到司马迁这样和气地和他应答,他又高兴得扬眉眨眼起来,愈加用力地按着肚子。
  “那是很光荣的,”他得意地说,“不过我的酒量敌不过你,怕又要醉得一塌糊涂了。”
  ——“你在益州是很幸福的,益州的风物是天下之冠啦。”
  少卿听见益州的风光这样被称赞着,觉得非客气一下不可。他说:“其实也只有那个样子,有些山,有些水,有些平原大坝而已。尽管怎样说,总不过是穷乡僻境。其实照我自己的兴趣说来,我与其在益州做皇帝,我宁在首都做宦官啦。……”
  一突口说出了这“宦官”两个字,他才好象突然记起了司马迁是受了宫刑的人,赶快把两手搓着,向司马迁陪起罪来。
  ——“呵,老兄,我说失了口,你千万不要多心。其实我自己是很想来做老兄的一名部下的。老兄是我们当今的天官家宰,要请你特别抬举一下。我的才情本来有限,老兄是知道的,不过我很能牺牲,不怕就要割掉那话,我也是不怕的。我们胖子的那话纵横是有若无,实若虚的,老兄是知道的啦,吓吓吓吓。”
  司马迁老不高兴了,率性下起来了逐客令来。
  ——“少卿,假如你另外没有什么要紧话,我要请你原谅,我现在是要赶着做文章的啦。”
  ——“是,是,是,”少卿连忙把手撑在席上回答着,“现刻我也还要去拜望贰师将军,我晚上再来陪你嗑大曲酒。”
  两人立起了身来,走出房门去了。
  不一会司马迁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房来。
  兴奋还未十分解除,颊上还潮着微红。
  他俯就着自己的书案把刚才写着的原稿的末尾几句念了一遍。
  
  ……七年,而太史令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念到这儿,他赶快把笔提了起来,趁着自己的愤慨的余势,写出了下面的几句:
  
  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写到这里觉得很得意,不免把左手伸到嘴上去,向下抹了一抹。这是他往年有胡子时的习惯,文章做到得意处,总不知不觉地要理理胡子。然而他的左手往下一抹。却是抹了一个空。
  ——“哼!”他愤愤地从鼻孔里吐了一口气,又提起精神,一口气,便把他那篇《自叙传》写到了底。
                  
       1936年4月26日

◆白话史记之一·项伯倾力助汉 / 小龙女

  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花太多笔墨给项伯列出专门传记。几处的零星记载也是散见于《项羽本纪》、《留侯世家》。高明的司马迁用寥寥数笔,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是点缀,他是绿叶,但历史却因他的言行改变了前进方向,他的行为客观上起到助汉的功效,他显得必不可少。

  项梁、项羽反抗暴秦起兵,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吸纳各地义军,作战也取得了辉煌战绩,但义军也损失惨重,项梁兵败被杀。项羽折了左膀右臂,另一个叔父项伯的地位空前重要起来,他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

  他早年犯过杀人案,投奔到留在下邳的张良处。张良是扶弱锄强的侠客,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失败,此时正躲在此处研习兵法,二人惺惺相惜,张良设法救了项伯,与之交好。

  待刘邦入关,听信鲰生建议派兵把守函古关,不让诸侯进入。项羽闻之大怒,更有谋士范增的献计,项羽决定攻击刘邦。刘邦此时在军事力量上根本不是项羽对手,本不堪一击。但项伯想到已经死心踏地跟随了刘邦的恩人——张良的性命,断不能让朋友跟着他们送死。于是,在项羽打算攻击刘邦的前夜,项伯骑着快马来到刘邦大营,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地把项羽的军事作战计划全盘托出。急急地让张良逃走,别枉送了性命。

  再说张良,假使他听从项伯的话,抛弃刘邦驰马遁去,历史恐怕要改写。但是张良是绝对忠于刘邦的。得知项羽的计划后,他第一时间向刘邦通报、分析了形势,想出统战项伯的计策。

  接下来,刘邦用对待兄长的礼节接待项伯,自己举杯把盏,祝福项伯的健康,并约为儿女亲家。信誓旦旦地表明入关后的做法种种都是为了表明对项羽的忠心,亲家千万要替我解释清楚啊!项伯答应,并嘱咐刘邦一定要来鸿门亲自谢罪。他星夜回营,替自己的亲家刘邦跟项羽解释,直至他答应善待刘邦才善罢甘休。

  鸿门宴开场,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剑拔弩张。席间杀气重重,项庄舞剑为乐,却专刺刘邦要害,项伯看出其中的玄机,拔剑而舞,用自己的身体遮掩刘邦,使项庄得不到机会。项伯恐怕只是单纯想保住亲家性命,作为项羽等却白白错过了一次消灭刘邦的好机会。刘邦终于得以逃脱,放虎归了山。

  项羽灭秦,按功封赏分封诸侯王,刘邦领有巴、蜀之地,称汉王,张良把汉王刘邦的赏赐都献给了项伯,并代汉王送礼给项伯,求项伯代他向项羽要求,分给关中为封地。项羽自己想衣锦还乡,不惜烹杀批评他“沐猴而冠”的游说人,终于放弃了能成就霸业的关中之地。回师家乡彭城。

  刘邦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关中,为了麻痹项羽,听从张良的建议,入蜀后,烧掉了回关中的栈道。项羽据此不戒备处在西部的刘邦,放心全力向北攻齐。

  待刘邦休养了元气,东攻彭城,被项羽困在荥阳,成皋一地成为拉锯战的阵地,各有胜负,此时的项羽持有一张王牌——抓住了刘邦的老父亲太公。双方相持,项羽军粮被断,想速战速决,便把刘太公放在一个高腿的俎上要挟。没有想到刘邦不吃这一套,还想分一杯老爸的肉羹,项羽大怒,要杀太公。项伯又不失时机地出场进言:天下事还不可预料,不要作得太过。况且争天下的人,不顾家。即使你杀了他父亲,也于事无益,只增加祸患而已!项羽又一次被说服,没有杀太公。待战机扭转,双方议和,太公得以平安归汉,父子团聚。

  在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几步,在好叔父项伯“胳膊肘往外拐”的参谋下,号称西楚霸王的项羽,空叹“力拔山兮气盖世”,痛失大好战机,只有惘然吟唱悲歌别虞姬亡于垓下。天下终于大定。

  他有义气看不得好友张良去送死;他贪财,为刘邦取得关中的封地;他投机,在双方胜负未分时,劝项羽不要烹杀太公,有意为自己的将来捞取功劳。在司马迁笔下,项伯是出场几次的配角,但这个人物丰满精彩,《史记》的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

  待汉王刘邦开创传承400年的大汉基业,成为高祖。他不忘项伯亲家的倾力助汉之功,赐他刘姓,封射阳侯。只是当初与其约为儿女亲家的往事,却想不起来兑现了,成为写在书上的历史,彰显他当时的应急智慧罢了。

◆不为贤者讳——读《史记•李将军列传》/ 佚名

  班固在《司马迁传》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的史学观念虽与司马迁不同,他在本传中还对司马迁有所批评,但他也称赞太史公“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认为《史记》一书堪称“实录”。

  的确,司马迁作为史官,他的难得之处是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高度忠实于历史,使他的《史记》成为“实录”。

  旧时的史书因受历史的局限,往往为贤者讳,为尊者隐,很难对历史上那些贤者、尊者秉笔直书,总是有所隐讳,有所避忌,因而在这些尊者、贤者的传记里几乎找不到传主的任何瑕疵,他们几乎成了十全十美的“完人”。这既有乖于历史,也违背了常情,让人读了难免产生疑似之感。

  《史记》中的七十列传,通常的称名方式是直呼其名,可史公对李广却情有独钟,不仅单独为其立传(列传中享有这一待遇的人并不多),而且不称其名,而是尊之曰“将军”,并在赞语中引《论语•子路篇》孔子的话语高度评价李广,称赞李广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君子,认为李广的人品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布人口。可见史公对李广其人不仅深为敬佩,而且对其结局深感不平,故前人认为史公为李广作传是要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抒发内心的不平与愤慨。

  既然李广是史公心目中的君子与英雄,按说《李将军列传》就应成为纯粹的赞歌,一方面叙述李广的英雄事迹,一方面描写李广的高尚人品,而对有损于李广形象的东西则略而不记,可史公既不愿意违背历史,也不愿意违背良知,他要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真实的李广,是一个瑕瑜互现,高尚与世俗并存的李广,是一个望之可亲、思之可信的李广。

  本传一方面展示了李广“飞将军”的风采,诸如骑射精湛,本领高强,冲锋陷阵,英勇无畏,沉着冷静,从容对敌,受伤被俘,虎口脱险,威镇边关,匈奴畏服,老而弥坚,赤心报国;另一方面则充分地展示了李广高尚的人格力量,诸如治军宽缓,关心士卒,为官清廉,不蓄家产,勇于自任,敢于负责。传中既借公孙昆邪之口称赞“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又在李广自杀后用叙议结合的笔法揭示李广的深得人心:“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但史公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既不掩饰李广的过失,也不隐讳李广的性格弱点,凭着他的良知写出了李广的另一面。

  如李广身为朝廷的骁骑都尉,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竟然私下接受梁王的将印,致使自己有功而无赏。身为陇西太守,对于已经归降的羌族竟擅自杀戮,这是有违杀降的大忌。这两件事都是李广的重大过失,视为污点亦不为过。

  就李广的性格而言,也是有着明显缺陷的:一是恃才逞气,不计后果。由于李广自负英勇,用兵往往大胆有余,谨慎不足,造成自己常常身犯险境。如上郡之战,为敌所诱,竟然脱离大部队,只带着几十骑人马去追赶射雕者,结果被数千敌军包围,后来只是侥悻脱险。又如雁门之战,因他的轻敌犯险,导致自己的受伤被俘,虽然最后虎口脱险,但却使部队损失惨重。所以典属国公孙昆邪对李广的这一毛病甚为担心,曾对景帝哭着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二是心胸窄狭,呲牙必报。他因雁门之战的失利被贬为庶民,家居期间外出打猎,违反了宵禁令,霸陵尉按照宵禁令强迫他在亭子中呆了一晚。他对此怀恨在心,当朝廷起用他为右北平太守后,他竟然挟私报复,将霸陵尉斩了。这是典型的公报私仇,实在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这就是李广!也许有人会说,本传不写这些,李广的形象不是更高大、更完美吗?但别忘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古语,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一点瑕病,半点缺点都没有的人是找不到的。正因李广有过失、有缺点,他才真实,他才令人信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好恶,都有自己的主观倾向,史官也不例外,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情感好恶和主观倾向而影响到史书的客观、公正,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总不能黑白颠倒。司马迁是非常看重作史者的责任的,他写的《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让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如果失去了史官的良知,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作史,那史书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因此,在司马迁的笔下,李广既是英雄,又是凡人;既是君子,又是俗人。有优有劣,有长有短。既高大而又平凡,既杰出而又普通。李广就是李广,他并非完美无缺的圣人。

  司马迁不仅写李广做到了真实、客观,即使写他心目中的圣人——孔子,同样如此。依身份说,孔子主要是个平民,但司马迁却破例将他列入“世家”一体,与诸侯、诸王、丞相同列,可见他对孔子的推重,可谓是高山仰止。但他并未把孔子神圣化,而是力求还原历史,写出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在本传中开篇即说孔子之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从而给人以嘲笑孔子的口实。传中写孔子一生不遇,自幼即遭磨难,成名后又屡屡受挫,连他最忠实的弟子子路、子贡都曾嘲笑他;传中也记载了齐国贤相晏婴对孔子的批评;又写到孔子长得酷似鲁国的一个阴谋家阳虎,为此还遭人围攻;甚至还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实在很不雅训。但这些记载与描写并未影响到孔子的形象,也未影响到史公对孔子的评价。

  这就是司马迁的可贵,也是他不同于正统史家班固的地方。正是他的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奠定了旧时史家的可贵传统,因而受到历代史家的推崇,故东汉王充在《论语•感虚》中说“太史公书 汉世实事之人”。

  太史公的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应该成为当今历史学家和党史学家的座右铭,应该成为当今著史的准则。建国半个多世纪的通史、断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乃至于党史,有着太多被扭曲的东西,往往是“风吹墙头草,那边风来那边倒”,完全被政治的需要所左右,著史者既不敢求真,也不敢求实,一味地跟风,毫无自己的立场与见解。至于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现象,则比比皆是,好人一切皆好,坏人则一无是处,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让人看了齿冷。但愿以后的史学界能学学司马迁,继承和发扬“实录”精神。

◆浅析《史记》对上古文化传统之沿承 / 青岩

  在坚决排除了《史记》谤书说之后,指出司马迁以满腔忠诚批评现实政治。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司马迁这样关注现实,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培育了司马迁这种忠烈的品格呢?这些只能从文化传统中去寻求答案。对于司马迁来说,文化的价值尤其重要。因为作为史官,他不仅受到当代文化环境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受到此前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汉代,司马迁堪称受文化传统影响最深的人,他读完了此前所有的典籍,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昆仑。具体到司马迁的忠烈品格来说,文化传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史官阶层敬业守职秉笔直书的刚直精神,其二是从上古时代就已形成的批判现实政治的传统。

  春秋时期乃至上古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格力量主要是通过履行该成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得以体现。因此,春秋时期的史官视履行职责为第一生命,力求恪尽职守,生死以之。他们在履行应尽职责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杀死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认为执政正卿赵盾对这次弑君事件负主要责任,所以大笔在史书上记下赵盾弑君事件。赵盾是当时权倾朝野的晋国名臣,是太史董狐的顶头上司,但董狐却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齐太史兄弟的事迹更为典型:明知前面横放着鲜血淋漓的屠刀,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却要前仆后继慷慨赴死。他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不过是一条真实的历史记载。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视死如归?正是来源于敬业守职精神。对他们来说,头可断,血可流,但秉笔直书的职责不能丢掉。他们虽然身首异处,但他们的人格力量却因此大放光芒,为后代史官如何履行职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中国史官这种敬业守职精神对司马迁写作当代史起到了一种鼓舞、激励作用。汉家由盛转衰以后,面临着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敢不敢直书现实政治的阴暗面,是司马迁写作当代史所遇到的最大难题,也是对司马迁人格的最大考验。从《史记》来看,司马迁是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他的人格力量因此得以充分地体现出来。史官的实录传统又一次大放异彩,司马迁在真实记载历史的层次上达到了“良史”水平。这一点连对司马迁颇著微辞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辞中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良史之材,实际上是人格问题。

  中国从上古时代就形成了士人批评政治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认为,社会各个阶层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对王事建议、批评的责任。上古封建政治并不像后代那样具有强烈的专制色彩,而是颇有原始民主的意味。王权鼓励士人批评时政,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士人批评时政的传统就已形成了。那位害怕人民批评的周厉王,最终被国人流放。幽厉时代政治黑暗,许多忧国忧民的士人奋起以诗歌作为批评时政的武器,《诗经》中的“变雅”即以此作为背景。只不过这些怨刺和批判,都完全出于诗人对统治阶级的一片深沉的爱心而已。儒家祖师孔子明确指出诗可以怨刺。对那些调和是非,不讲原则而一味和稀泥的人,孔子斥之为乡愿,将乡愿随波逐流、媚世阿俗的行为称之为“德之贼”。孟子也同样倡导怨刺,《孟子·告子下》记载了一次孟子与学生对《诗经·小弁》的讨论。孟子批驳了高子关于《小弁》为小人之诗的说法,认为诗人之怨刺取决于关系的亲疏程度及其所怨对象的过失大小,关系愈亲密,愈应该怨刺。过失愈大,愈应该怨刺。从孟子这些说法可以推知,忠臣孝子对其君父的过失应该怨刺,应该批评,否则就是对君父不负责任的不忠不孝行为。正因为儒家大师都一致强调诗可以怨刺,所以汉儒在说《诗》时一再阐发其中的讽刺意义。例如《关睢》为三百零五篇之首,《鲁诗》即明确指出这是一首讽刺周康王迷恋女色而晏朝的作品。为此后人曾经怀疑《关睢》为正风之首,似乎不应该是怨诗。实际上在汉儒头脑里,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忌讳,他们认为《诗》的怨刺是完全合乎礼义的。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孔子作《春秋》对司马迁的伟大垂范作用。孟子首先提出孔子做《春秋》批评现实政治的观点。孟子认为孔子出于对君臣纲常紊乱的现实的巨大忧患而作《春秋》,《春秋》讲的是天子之事。由于天子衰微王纲解纽,孔子通过《春秋》来代替天子行使赏罚的威权。孔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主要是以暗寓褒贬的词句及书法而实现的,这被后代儒家概括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春秋》三传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派刻意发掘《春秋》批判现实的精神。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借阐发《春秋》微言大义而随时对暴君虐政痛加针砭。董仲舒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批判昏君暴政的进步思想。《春秋》是一部现实性很强的经典,对此董仲舒深谙其义。在汉武帝内外经营导致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他几次上书,痛陈朝政之失。他借说《春秋》批评 “关中俗不好种麦”,目的在于劝民力本务农,增益生民之具。他还运用借秦言汉的手法,揭露“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怵目惊心的现实。这些言论的现实针对性都十分强烈。董仲舒这位为汉家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汉代最大思想家,怀着一片赤诚之心,借说《春秋》而针砭现实政治,以期汉加弊政得到改良。

  司马迁将《史记》定位于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传统,他热烈推崇孔子作《春秋》“以达王事”,希望以《史记》上继《春秋》,做生民以来第二个孔子。他继承了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批判精神,继承了孔子以《春秋》弘扬王道的形式,继承了孔子对现实的深沉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承担精神,司马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决不是泄一己之私愤,而是出于一个绝对庄严的主题。他在批判现实政治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忠烈品格,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培育而成的。儒家关于孔子作《春秋》批判现实的说法,对孕育司马迁的忠烈品格尤其起到了关键作用。

  司马迁忠烈品格在前期和后期的不同表现形式,来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前期较多地受到战国士文化精神的影响和汉家盛世精神的鼓舞,司马迁是将实现辉煌的人生抱负与歌颂汉家帝业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我们多少看到战国时代忠臣义士的品格闪光。也就是说,在司马迁身上,继承了一些前代忠臣烈士的人格因素。在后期,司马迁更多地受到史官实录传统以及中国士人批评时政传统的影响。以一种深沉的忠烈品质批评时政,这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具代表性。封建时代的士人们,往往对现实抱有一种忧患意识,他们忧国忧民,偾世疾俗,通过各种手段讥刺时政。这些讥刺常常给他们带来种种人生灾难,但这些人生灾难并不会改变忠臣烈士们的初衷,即使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这些儒生或者被杀,或者被囚禁,但他们为国家尽死节的凛凛正气,千载之下,仍有一股逼人的力量。这些忠臣烈士的壮举,与司马迁作《史记》批评时政,不是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么?在此后近两千年的封建时代,这样的忠臣烈士是不胜枚举的。司马迁的人格现象,既上承前代,又下启后人,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忠烈人格范型的发展过程中,司马迁人格具有一种过渡特色。

◆高级文盲加高级流氓,铸就刘邦人生辉煌 / 邓荣河

  身为大汉开国皇帝的刘邦,并没有什么满腹诗文的学识,相反,恰恰是“文盲”一个。何以见得?晚唐诗人章碣有诗《焚书坑》为证——“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巩固一统江山,没想到夺了大秦江山的人恰恰不是读书人。

  刘邦不仅是个文盲,同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的“流氓”。小时候的刘邦虽然不是“挖绝户坟踹绝户门”的主儿,但整日游手好闲于街市却是事实。由于刘邦本身大文盲一个,因此年少的刘邦对读书人没有好感,甚至有过往儒生帽子里面撒尿的荒唐行为。由此,刘邦之流氓行径可见一斑。另外,史记中也曾对刘邦的流氓行为有所定论,四个字“好酒及色”——吃喝嫖赌,人家占了仨。

  既然刘邦是个文盲流氓“双官”加身的主儿,何以成就帝王伟业。关键人家刘邦不是一般的文盲流氓,而是一个高级化了的文盲加流氓。

  伟大的志向会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当刘邦拥有了做皇帝的美梦之后,刘邦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从原来对文人的没好感,到对文人的趋之若鹜。张良、韩信、陈平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汉军中一步步得以重用,预示着汉军由弱小走向强大,由强大走向辉煌。做了汉室皇帝的刘邦,在治国安邦的同时,也开始自学,并有所醒悟。《古文苑》收录了刘邦的一篇《手敕太子文》。文中,刘邦深有感慨地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在自学成才方面,刘邦堪称是个名副其实的典范。刘邦驾崩前大约半年的光景,回老家沛县视察,曾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歌文辞虽然浅显直白,但感情充沛,慷慨激昂。他和家乡父老聊天时还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由此,哪里还见文盲的半点痕迹。

  再说说刘邦流氓之性的高级。节节胜利的刘邦,进军咸阳。面对如云的美女,面对奇异的珍宝,纵使哪个也会心动心痒,何况是一个曾以“好酒及色”见长的主儿。但刘邦在这方面采取了对欲望最大限度的克制。“不杀子婴,约法三章,不受犒赏,秋毫无犯”。 和“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的项羽相比,刘邦哪里还是什么令人生厌的大流氓,分明一个受人尊崇的谦谦君子。刘邦知道——只要忍一忍,民心会有的,胜利会有的,天下的女人和财宝任由自己挑选——高级流氓就是高级。

  高级文盲加高级流氓,铸就刘邦人生辉煌。公元前前202年,刘邦称皇帝,建立汉朝。

◆马司迁猎奇 / 肖黎

  《史记》是以人物传记见长的。这些人物出身、地位有尊卑之分,业绩、影响有大小之别,道德、伦理有高低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这些人物都是奇人,他们又都有奇事。

  对此,西汉著名思想家扬雄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他在《法言。君子篇》中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扬雄认为,司马迁(子长)是个爱奇之人。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他认为,古代有许多富贵但其名声却泯灭不传之人,多得无法统计,只有那些非凡卓越的人才能垂名后世。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了写活每一个人物,不仅以奇异的眼睛去搜寻他们的奇闻逸事,还经常以"奇"字直接抒发他对人物的看法。如在"太史公曰"中说汉相陈平"常出奇";"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等。

  那么,司马迁心目中的"奇人"是什么样子呢?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奋发有为的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奇人".如陈涉、项羽、刘邦等。读着这些奇人奇事的时候,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就跃然纸上。

  爱奇人才能写奇人,写奇人就得猎奇事。猎奇事谈何容易。司马迁为了猎奇事,年轻时曾遨游大江南北,以后随武帝巡游时,他都通过实地考察和民间采访,既印证了历史文献与传闻,也掌握了大量生动的资料,奇人奇事自然不少。

  张汤审鼠就是一段奇事。张汤年少时,老鼠把肉偷吃了,其父回来后打他。他很生气,就挖洞抓住老鼠进行审讯,经过了起诉、拷问、录供、核实、定案,碎尸结案这一审理全过程,可见其办案能力。果然,后来他成了汉武帝时期著名的"酷吏".如此奇事,不经过深入了解和刻意寻求是无法得到的。

  司马迁正是出于他那好奇的情感、猎奇的心理,努力查找奇人的奇闻奇事,再通过细节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这样说,没有司马迁的"猎奇",也就没有《史记》的魅力!

◆(史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荆轲 / 荒野游侠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记述了五个刺客的故事,其中关于荆轲的故事所占篇幅最多。但是与其他四个刺客相比,荆轲却是最不成器,最失败的一个。曹沫挟持齐桓公,全身而退;专诸刺杀王僚,功成身死;聂政刺杀侠累,以死保密;最不济的豫让,还对着赵襄子的衣服刺了几下,然后悲壮地自杀;而荆轲刺秦王,除了像妇人打架那样扯断了秦王的袖子外,不但毫发未伤及秦王,还把自己的性命搭了进去。

  荆轲虽然蒙司马迁的垂青在历史上得以显名,但就其本人的表现来说,并无可圈可点之处。荆轲本来是卫国人,年青时喜欢读书、击剑,曾经凭着剑术游说卫元君,可是卫元君没有任用他。荆轲在漫游时经过榆次,与盖聂谈论剑术,盖聂对他怒目而视,荆轲逃走了;路过邯郸与鲁句践为博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呵斥他,他又无声无息地逃走了;后来荆轲漫游到燕国,与一个杀狗的屠夫和擅长击筑的高渐离成为死党,整天在集市上喝酒唱歌。太子丹把刺杀秦王这样的大事托付给这么一个人,无异于缘木求鱼,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火烧身。

  说他成事不足,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底气不足。荆轲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太子丹交给他的任务,他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后来经不住太子丹的再三请求,才勉强答应下来。荆轲被太子丹奉为上卿后,住进了豪华舍馆,太子丹每天都来拜望他,供给他好吃好喝,车马美女尽其享用。荆轲大概是被这种锦衣玉食的幸福生活陶醉了,好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以至于太子丹不得不催促他动身。后来行刺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荆轲还是迟迟不肯动身,说是在等一个朋友,太子丹不得不又一次催促他。看来,荆轲对刺杀秦王这件事,自己心里也没底。

  其二,意气用事。荆轲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想依赖朋友的帮助,可是这位朋友却迟迟不来。太子丹沉不住气,不住地催促他。荆轲爱面子,认为太子丹伤了他的自尊,于是一赌气带着秦舞阳先走了。荆轲在条件还不很充足的情况下仓促行事,大大降低了成功的几率。

  其三,用人不当。荆轲跨国行刺,总得有个助手。太子丹于是派秦舞阳给他做助手。秦舞阳是个什么样的人,在燕国人眼里,秦舞阳可是个勇士,他十三岁杀人,别人都不敢正视他。可是就是这么个勇士,在秦王面前,居然吓得“色变振恐”,更不要说跟在荆轲后面动手了。所以秦舞阳不但没有起到助手的作用,反而引起敌人的怀疑,让敌人早有了思想准备。

  其四,目的不定。太子丹一开始给荆轲交代的任务是像曹沫挟持齐桓公那样挟持秦王,逼他归还占领的土地,实在不行就杀死他。正是这个馊主意,才直接导致了荆轲行动上的失败。当年曹沫挟持齐桓公,是在双方都约定不带武器的情况下实施的,而且地点在齐鲁边境,双方势均力敌。现在荆轲深入虎穴,想在虎口拔牙,无异于自取灭亡。退一步说,即使荆轲凭一时之勇制服了秦王,也只是纸上的约定,一旦秦王反悔,燕国的土地还会得而复失。如果荆轲一开始就抱定刺死秦王的目的,或许可以一刺成功。

  说他败事有余,是因为他擅作主张。荆轲为了取信于秦王,劝太子丹把大将军樊於期杀了,把他的头颅献给秦王。可是太子丹不忍心这样做。荆轲于是自己找到樊於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痛痛快快地自杀了。荆轲把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献给了秦王。可是荆轲行刺失败,却让樊於期白白死了一场,从而削弱了燕国与秦国抗衡的力量,加速了燕国的灭亡。

  荆轲死后,秦王勃然大怒,立即发兵攻打燕国。燕王为了讨好秦王,把太子丹杀了。但是五年以后,燕国还是被秦国灭了。这期间,荆轲拱手献给亲王的地图,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此言一针见血,高度概括了刺客们的悲剧意义。先生的这个结论,该不会是从太子丹和荆轲这里得出来的吧。

◆司马迁与《史记》中的人物命运 / 天边的彩霞

    司马迁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大脑里就烙下了以写史为荣的印记。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读古文书传,并受当时名师的指点。二十岁的时候他游遍淮河流域以及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民俗,采集传说,深受汉武帝器重。后来司马迁如愿以偿,继其父接任了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以及皇家书籍。于是司马迁更有博览群书的机会了。司马迁是当时的大学者了吧。

    大学者,大文化人,他们与那些搞政治的人相比缺少的是政治的灵敏度。他们在处理各种关系各种矛盾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通常是据理而辨,据理而争。他们所持的态度往往是宁折不弯,即便背负了“迂腐”的恶名上不知悔改。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人。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因为李陵的事而获罪的。武帝听信谗言降罪与李陵,司马迁不做阿谀奉承落井下石的事为自己升官发财寻找机会,他是刚直不阿的汉子。看看我们可敬的司马先生如何为李陵辩解的: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看看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足以感动武帝了吧?他说李陵被俘的原因是因为:步卒不满五千,身践戎马之地,垂饵虎口,横挑强胡,连战十余日------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死伤如积!司马迁言外之意就是:这样品格高尚作战勇敢的良将即便被俘也不是他的过错啊!武帝要做个明君!汉武帝恼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应该进大牢反省!第二年,李陵全家被处死,司马迁被处腐刑。

    在没有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之前,我仅仅把腐刑理解为如同断肢挖眼之类的酷刑,还为司马迁庆幸:不就是做不成男人了么,远比肢体的残疾幸运多了!殊不知腐刑是仅次于杀头的酷刑。这种对人性摧残的酷刑不仅是肉体的,其精神的痛苦远远大于肉体的痛苦。受了腐刑的人不但要遭受乡亲的耻笑,而且辱没先人的声誉。故而司马迁感叹“亦何面目上父母之坟丘乎?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在狱中完全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与本能“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围墙之中,见狱吏头抢地,视徒隶心惕息。”司马迁的精神与肉体接受了最大极限的考验。他几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每每想起自己尚未完成的《史记》,自杀的火苗才渐渐熄灭。如果司马迁家里有钱,他完全可以被买出去免受酷刑,然而他太清廉了,以至于家中没有贿赂上司的钱。我常常闭上眼睛想,想那个被当作猪狗一样虐待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心中便积存了一份沉甸甸的疼痛。司马迁之痛痛于历史,痛于《史记》。就因为司马迁遭受了这样非人的的煎熬,他的《史记》中的人物才有着同一个命运。

    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阵;彭越,张敖,系狱具罪------这些都是威名赫赫王侯将相,其命运都和司马迁一样身处囹圄之中。司马迁与冥冥之中与他们对话,于是他不再孤寂,他要活下来,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 --------《史记》。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思想感情,那么《史记》中人物的命运也就注定了要和司马迁一样悲壮的命运了。所以,书中的人物无论被歌颂的,还是被作者讨厌的,都统统打上了一个符号:悲。

    商鞅是妇孺皆知的政治家。他的变法推动了秦国及其整个社会的进步。然而,先秦时的他却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因为他的变法损害了当时国内外贵族的利益,贵族们群起而攻之,最终定了个叛国罪遭到了车裂的酷刑。

    屈原乃治国之仁臣。品德高尚才华横溢。但是屈原却被冷落被陷害,不为楚平王所用。而那些没有治国之才,只会阿谀奉承的小人却能把贤人踩在脚下作为攀登名利的基石,小人处处受宠。刚直不阿受到排挤的屈大夫眼看自己空有抱负,却报国无门 ,于是万念俱灰,怀着一颗悲悯的爱国之心投汨罗江而去,上演了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司马迁感叹“屈平文章昭日月”这样的人才被逼自杀,楚国能不灭亡么?

    力拔山兮的楚霸王,应该说是盖世的英雄了吧,他的军队一举推翻了残暴的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揭露了项羽残暴的一面:他一声令下,秦朝20万降军一夜之间全被活埋。项羽命运如何呢?霸王别姬,四面楚歌,乌江自刎,楚霸王的命运也就画上了一个悲愤的感叹号!

    韩信之死,以及活埋赵国40万军队的军事家白起之死,都渲染了一个悲字。

    司马迁还刻画了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庞涓。庞涓机关算尽最终在马陵道被乱箭射死,就庞涓自身而言不也是一个没想到的悲剧结局么?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有极高的史学价值,造就了如屈原,商鞅,韩信等一系列有证可考的历史人物,而且它作为一种位学体裁一直影响着我国小说散文的形成与发展,司马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永远闪烁!

◆《史记》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 / 司马呈祥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从《史记》的悲剧性到其悲剧英雄人物 / 幕瑶

    内容摘要:司马迁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整合成自己的思想,形成了“一家之言”,非儒非道,儒道互补思想。儒家重视节操而积极进取;道家珍视生命而无所作为。他于是融合儒道:不为节操轻死,不为天年苟活。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前提,生则顽强,忍辱负重,发愤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强烈的生命意识,崇高的价值观念,孕育出华夏民族的悲剧精神。

  他的人生本就是一场悲剧,受到那么大的屈辱,他没有即可死去,而是忍辱负重成了这部千秋史书。在他的书中不免会体现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故而《史记》中描绘了大量的悲剧人物,悲壮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悲剧性的人生和慷慨悲壮的气质。

    关键词:悲剧性、悲剧英雄人物、史记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成定论。论者多循其“实录”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进行研究,而对《史记》悲剧性的系统论述则为少见。如果说,《史记》溶入了作者强烈的爱憎而使它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怎样理解《史记》的悲剧性呢?

    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司马迁身受宫刑,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对他的打击也是异常惨重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因此,司马迁在忍辱发愤的境遇中写成《史记》,当然不可能以客观主义的冰冷态度来看待历史,而是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融入强烈的爱憎感情,带着浓厚的个人身世之感,从汉代的现实生活出发,来关照历史的。这就造成了《史记》全书的悲剧气氛,形成了《史记》浓厚的悲剧色彩。

    而讲到悲剧性,说到史记中的悲剧色彩,我们不得不提到《史记》中的悲剧人物。而我在这里探讨的是这种悲剧性具体体现出来的悲剧英雄形象

    关于悲剧,亚里斯多德认为这是指“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而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恩格斯说,悲剧冲突是指“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韩兆琦先生在《史记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对悲剧人物概括成了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他们的生平经历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反映了社会政治的某种本质;第二,他们的遭遇悲惨,或者被杀,或者自杀,或者一生坎坷不平,或者老来悲凉失意;第三,他们的悲惨遭遇能激起人们对正义、美好事物的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愤慨。”

    如果这么来看,那么史记就可以说是一部悲剧人物传记了。《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写人物的传记有一百一十二篇,在这当中有五十七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的,此外还有近二十篇虽然不是用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但其中写到了悲剧人物。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司马迁笔下所写的史记有如此众多的悲剧英雄呢?

    朱光潜说:“希腊悲剧是一种特殊文化背景和特殊民族性格的产品,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那个民族的必然产物。”我认为,对《史记》的悲剧性也可套用这句话。因为,一部《史记》的诞生,不仅仅是司马迁个人努力的结果,还有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主客观条件统一的产物。西汉的大一统和文化高涨,汉初的无为政治与言论开放,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宏伟事业,都为《史记》悲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我个人认为司马迁的个人遭遇才是真正促使他成就了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

    《史记》不仅是实录,而且使人动情。这是因为其中渗透着司马迁用血泪所换来的感受。受宫刑,对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都是一种莫大的摧残,但对他的思想却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并促进了思想的升华。这件事,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本质和官场仕途的恶浊,所以,他写历史人物,往往带有个人的身世之感,并特别好写悲剧人物。在描写时又总是灌注全部感情,试看《游侠列传》中那种无限深沉的感慨,《太史公自序》中那种江河横溢一般的满腔义愤,试看伍子胥、廉颇、韩安国等人的列传中,愤懑不平遗恨。准确地勾出了悲惨身世与司马迁笔下的悲剧英雄的必然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记》的悲剧性,实际上是司马迁人生悲剧的表现。

    那么在这种悲情观的指导下其《史记》里的悲剧英雄又是如何一种风貌

    一、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物,就我个人而言,我人认为史记里的悲剧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他们虽为一代帝王,手握大权,操控生死,但任就避免不了晚景凄凉。汉高祖刘邦,由平民崛起而成为封建帝王,但晚年却由于残杀功臣、诛除异己而处境凄凉,以至于在内忧外患相继来临之时,无可奈何地唱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凄凉心境。再如秦始皇,在东巡时死在沙丘,李斯等怕引起动乱而秘不发丧,赵高等立刻便篡改了诏书,杀扶苏,立胡亥,紧接着陈胜、吴广举旗造反,一代江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断送了。难道这不是大悲剧么?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封建帝王,表面看来功成名遂,得意非凡,实际上,他们虽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晚年的心境却是凄凉寂寞、惶恐不安的。在司马迁笔下他们虽成者为王但也终是悲剧般的人物。

    2、他们是曾经是历史的闪光点,但都由于自身的弱点,反而成了失败了的英雄。陈涉,曾经高呼“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仅率领九百戍卒首难反秦,把貌似强大的秦王朝打了个落花流水,但遭到了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为王六个月,就被叛徒庄贾杀害了。项羽力拔山、气盖世,叱咤风云,在灭秦过程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由于他的政治理想落后,政策和策略方面屡犯错误,以及个人性格上的种种缺点,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悲惨境地,被迫自刎于乌江。他们虽被历史称之为败者寇,但他们也任然是英雄式的人物,只是他们也是悲剧的人物.

    3、他们是新生事物的代表,是与强大的反动势力作斗争中被杀害的。如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使秦国空前富强,为日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奠定了基础,但遭到了秦国宗室贵戚的反对,孝公死后,他们竟无端给商鞅加上了反叛的罪名,极其残忍地将他车裂而死,还巡行示众并族灭其家。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卓有成效,但同样遭到了楚国反动贵族的联合反对。支持吴起的楚悼王一死,这些人便起而作乱,残酷地杀害了吴起。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晚年因为不听管仲的劝告,而信有奸佞小人,结果病中发生了诸子争夺继承权的内乱,以致死后无人理丧,“尸虫出于户外。”晁错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不顾诸侯割据势力的反对,力行削藩,最后竟衣朝衣被斩于东市。这些人物都是代表着历史的某种必然要求同暂时还很强大的旧势力作英勇斗争时壮烈牺牲的。

    4、他们是一群有大功于世、对历史有贡献的风云人物,却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刻薄少恩,小人的嫉害、结局十分悲惨。如信陵君为保卫魏国、抵抗秦军的入侵立过大功,晚年却受尽魏王猜忌,十分抑郁。他借酒浇愁,竟病酒而死。又如李广,大战匈奴不下百余战,然而一生只落的“李广难封”,最后自杀而亡。蒙恬不仅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有大功,而且北筑长城、抵御匈奴、威震中外。由于受到赵高等人的嫉害,他被囚于阳周,最后被迫吞药自杀。韩信“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最后却被刘邦、吕后罗织罪名,斩于长乐钟室,而且被夷三族。司马迁通过这些悲剧人物,深刻地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刻薄少恩、对功臣横加打击以至残酷杀害的罪恶行径。

    5、他们是一群忠于国家、坚守节操,或者为了理想与信念不惜牺牲自己的悲剧英雄。如屈原忠贞爱国,视死如归。面对朝政混乱,国君昏庸的情况,他虽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遭到放逐,但他仍然举世皆浊我独清,不随波逐流,最后竟怀石自投汩罗而死。荆轲原本只是卫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了燕国也是与狗屠乐人为友。但在燕国山穷水尽、灭亡在即之时,他为了朋友,他挺身而出,为反对侵伐、反抗强暴而做最后的斗争。他图藏匕首,秦庭行刺,身被八创还“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最后壮烈身死。这些悲剧人物的信念、品德、节操以及他们那种矢志不二的精神都使他们成为留名青史的英雄人物。

    6、他们是一群在当时只是处于下层的小人物,但他们见义勇为,重诺守信,为人排难解纷而不惜从容赴死,他们的光辉更难掩盖。如程婴和公孙杵臼都是晋国大夫赵朔的门客,在赵氏遭屠岸贾之难,满门被诛,门客四散之时,他们为了保全赵氏遗孤而共同定下密计,由公孙杵臼取别人的孩子冒充赵氏孤儿,让程婴去告发。公孙杵臼被屠岸贾杀害后,程婴又历尽艰辛,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并报仇雪恨。最后程婴也自杀身亡,“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

    这些人物,其中主要的都是一些叱咤风云、名震千古的人物。他们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站在时代洪流的浪尖上,即使是那些地位比较低下的人物,如李同、王躅、荆轲等,也无一不与那些大事件、大人物有关,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豪迈行为,他们的历史作用,都足以使他们跃居大人物、大英雄的行列。

    那么在我们探讨了这么多史记中的人物之后,我们又知道这些悲剧人物是怎么通过司马迁的刻画表现出来吗?

    提到悲剧英雄,我们不难想到就是项羽,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他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垓下之围,项羽只身带领二十八骑,面对汉军强势的追兵,完全不为所动,一如胜券在握般坚定坦然:这种气魄,那里是败军之将?分明还是那个力能扛鼎,所向披靡的西楚霸王。斩将夺旗,如同儿戏。这里司马迁赋予了项羽无穷的勇力。至于项羽到底有没有这般勇武,已经不重要了,正如对于此时的项羽,胜负也早已不重要了。如果说《垓下歌》表现出的是项羽迷惘和无奈的感慨,那么乌江自刎则显示了他失败时仍然不是英雄气概的本色。在身与死的抉择中,他从容不迫。那是英雄的最后表现,他把悲壮表现得淋漓尽致

    又如荆轲刺秦王是在六国濒临覆亡绝境的形势下,不甘辱灭的拼死抗争。“刺秦王亦亡,不刺秦王亦亡”,荆轲却知其不可而强为之,直至壮烈牺牲,在这位失败的英雄身上,体现了一种反抗强暴的正义精神。他的行为,较之那些“报恩行刺行为”要高尚得多,悲壮得多。之所以,也就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要去行刺秦王,在易水告别之时,高渐离等人为其送行,荆轲放声高歌、义无反顾的行动,令送行之士感动得泣泪,充分显示出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壮烈情怀和英雄气慨。

  “秦庭惊变”是此传的高潮之处,写荆轲与秦舞阳一起捧图朝见秦王,不料秦舞阳临场惊慌,而荆轲却镇静、机智的谈笑,衬托出了荆轲形象的高大。再而写“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刺秦王,秦王惊逃,群臣皆愕。最后,秦王拔剑,“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短短几句,为我们留下了荆轲沉着、英勇、光彩照人的形象。

    正由于《史记》中的悲剧英雄人物有以上明显的思想特征,所以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勇敢奋斗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它不仅仅是激发人们对悲剧英雄人物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召唤人们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象他们那样为着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

   (六)史记》是我国汉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学著作。它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写人物,这与先秦那种以叙事、记言为主的作品如《左传》、《国语》、《国策》等不同,它开拓了一个新的以写人物为主体的新天地。也正因此,《史记》不仅成了后代纪传体历史的始祖,而且也成了后代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文学的始祖,而且给了后代戏剧文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以及后代其他人笔下的人物不同,他们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英雄色彩,而尢其突出的是他们还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悲剧色彩,因此我们通过作者的悲情观了解到了《史记》的悲剧性,在《史记》中解读悲剧英雄人物。

    参考文献:

    司马迁:《报任安书》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昌吉师专学报:综合版》-1999年3期16-22页

    史记探源作者: 崔适 张烈(中华书局)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高等教育出版社)

    韩兆琦 《〈史记〉集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话史记之二·汉武帝的家庭悲剧 / 小龙女

  翻开史记《外戚世家》,读到武帝朝一段,令人唏嘘叹息。汉武帝在治国、开疆拓土方面在历史上留下光辉成绩,成为后世帝王楷模,但看他后宫众女性的遭遇,却发现这位成功帝王的家庭生活,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

  汉武帝未被立为太子时,名叫刘彘,封胶东王。还是懵懂的孩子,他的婚姻就成为几个女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姑姑长公主替女儿阿娇向太子求婚未获准,便把赌注转投到小刘彘身上,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小侄子更有“若得阿姣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的豪言壮语,母亲王美人也答应。长公主大悦,遂力劝景帝促成这桩婚事。
  刘彘阵营争取到长公主的支持。两个女人联合起来帮刘彘谋取太子之位,她们分头行动了。长公主常在汉景帝面前说太子之母栗姬的坏话。王美人操纵大行礼官替栗姬要皇后封号,这种急不可耐的做法,令景帝十分生气。于是,废太子为临江王。王美人终于取得皇后之位,儿子刘彘被立为太子,改名刘彻。

  待刘彻成了汉武帝,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顺理成章当了皇后,皇帝很希望得到子嗣。但阿娇多年没有小孩,她非常着急地遍访名医,花了巨额医药费,但依然没能怀孕。她还倚仗母亲长公主的势力,十分娇横,宫中常常弥漫火药味。

  武帝的姐姐为讨他欢心,不断给弟弟介绍美女。有一次,武帝出门路过她家,公主便把平时搜罗的美人打扮好伺候皇上,皇帝对歌伎卫子夫一见钟情。在伺候更衣时,得到亲幸。公主遂奏请皇帝,让子夫入宫。子夫在宫中苦盼一年多,竟不能见到武帝,待宫中打发不中用的宫人回家,子夫才有机会见到皇上,哭的很伤心,求他让她出宫。楚楚可怜之态,实在令人怜爱,武帝再度亲幸她,子夫怀孕了。这对盼子心切的武帝来说,自然十分欢喜。子夫越来越受到宠爱,地位越来越尊贵。

  卫子夫的受宠,让皇后陈阿娇十分恼怒和伤心,大闹几场,寻死几次,也不能阻止武帝对子夫的喜欢,倒惹得皇帝更生气。阿娇铤而走险,竟用武帝痛恨的“巫蛊”之术诅咒子夫。事情终于败露了,陈皇后被废长门宫,与武帝再也没有相见,几年后,郁郁而终。

  卫子夫终于被立为皇后,她为武帝生了三个女儿,一个男孩。男孩名叫据,被立为太子。她的娘家人也一步登天,哥哥卫长君,弟弟卫青受到提拔重用。后来,卫青攻击匈奴有功,被封为大将军,他的四个儿子,都被封侯,卫家的富贵名震天下,当时民间有这样一首歌,歌词是:“生男的不必高兴,生女的也不必生气,难道你没有看见卫子夫称霸天下。”这也是帝王宠爱一个女人的极致吧!

  待子夫年长色衰,有赵地王夫人、尹婕妤、刑夫人、李姬等先后受宠。她们有的为武帝生了皇子,待恩宠松弛,唯有在宫中苦熬岁月。

  有一次,乐工李延年给武帝献歌,歌词说: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叹息说:世上真有这样的佳人吗?他的姐姐因之推荐李夫人,武帝招之入宫,受到恩宠,生了一个男孩。但夫人早死,武帝很思念她,用方士招魂,自己还作诗说:“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想起她的临终嘱托,便以夫人哥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用情之专,不像有后宫三千的帝王,倒是一个痴情种。

  武帝晚年,钩弋夫人受宠,生一个儿子叫弗陵。武帝得此老来子,甚为喜欢。此时,卫青已经去世,太子失去了母亲娘家的靠山,大臣中一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便结党在武帝面前诋毁太子。武帝与儿子的关系疏远,和皇后子夫也难得一见。

  武帝年老体弱,更加执迷仙术,公元前92年,武帝捉拿闯宫门的男子未得,便开始全城搜查戒严,巫蛊事件开始出现,牵扯被杀的有几万人,其中包括卫青的儿子和子夫的两个女儿。

  宠臣江充趁此混乱,加紧陷害太子,声称在太子宫中发现用来诅咒的木人,用马上奏报皇帝来逼迫太子。太子在皇后支持下,起兵以求自保,斩杀了江充。长安城内流传太子造反的谣言。父子二人兵戎相见。太子兵败出逃,最后自缢。武帝余怒未消,派人去收回皇后的印玺和绶带,皇后子夫自杀。

  太子既亡,储君未立,年老的武帝住在甘泉宫,召画工画周公背负成王的画像。于是,左右群臣知道皇帝想立最小的儿子为太子,几天后,武帝找茬儿责备钩弋夫人。夫人去掉首饰向皇上磕头请罪。皇上说:“把她拉走,送入宫廷牢狱中!”夫人不舍的回头看,皇上声嘶力竭地说:“赶快走,你活不成了,你必须死!”夫人死在灵阳宫,使者半夜抬着棺椁去埋葬,只能在坟上做个记号。老百姓都很悲伤。

  后来,武帝闲居无事跟左右侍臣闲聊。侍臣问:“既然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又为什么非要除去母亲呢?”武帝说:“这不是一般愚蠢的人所能了解的。从前国家所以有变乱,是由于国君幼小而母后年壮的缘故。女主独居而骄傲,淫乱而自我放肆,没有人能禁止得了,你没有听人说起吕后吗?”

  历数被武帝宠幸的女子,除早死外,都不得善终。特别是生有子嗣的,他的母亲没有不被责罚死的。子夫,被宠幸时,卫家富贵无人能及,待年老,子女被杀,本人自尽,亲情在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微不足道。钩弋夫人,本以为母以子贵,没想到儿子发达却成了她的催命符。至于武帝自己,一生金戈铁马,晚境则是妻离子亡,幼子失母。何言家庭幸福呢?

  唯有倾国倾城的李夫人是幸福的。因为早死,她得以保全在武帝心中的美好,被追上尊号孝武皇后,跟武帝合葬,永远伴他于地下。

◆文王姬昌发愤演《周易》/ 小龙女

  因为想读《易经》,便重读了史记中的《殷本纪》、《周本纪》,着重对照阅读了,关于西伯姬昌(周文王)如何将《易》的八卦演绎成为六十四卦的记录。却发现,即使同一本书对这个过程的记述,也有所出入。

  《殷本纪》是这样说的:纣王即位后,政治昏暗,横征暴敛,生活上荒淫无道。人们都怨声载道,怨恨不已,有的诸侯更是背叛了他。于是,纣王加重刑罚,发明了“炮烙之刑”用来镇压和恐吓。同时,任命,姬昌、九侯、鄂侯三人为三公。九侯为讨纣王的欢心,献给他一个美女,但这个美女却因不能顺着纣王的脾气,而被杀了头。纣王一气之下,把九侯剁成了肉酱,鄂侯因此事跟纣王理论,因为言词激烈,态度激动,纣王也杀了他,并做成了肉脯。西伯姬昌听到了,不敢说什么,只有暗自叹息。谁知“叹息声”被崇侯虎听到了,他就密告了纣王。因为叹息,纣王把姬昌囚禁在羐里(现在河南汤阴县城北四公里处)。

  《周本纪》的记载是:姬昌即位后,遵循着祖宗的成规,发展后稷、公刘的志业,笃行仁政,尊敬长老,慈爱幼小,礼遇有贤德的人,当时的贤者伯夷、叔齐从孤竹国来依附。见此情景,崇侯虎对纣王进谗言道:现在,这个姬昌以各种手段,积累自己的善名和德业,诸侯都来归附他,恐怕不利于天子。纣王于是就将姬昌囚禁在羐里。

  由此可见,尽管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纣王把姬昌囚禁到羐里,而都是因为一个人发表了对于姬昌不利的言论,他就是崇侯虎。

  殷最崇尚鬼神,做事情之前,都要占卜。想象当时还是殷臣的姬昌,他的囚禁生活,也是离不开占卜的。在这个过程中,姬昌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他总结《易》的八卦,归纳八卦可能变化的情况,演绎成了六十四卦。相传他被囚禁了七年之久,才被手下人解救。


  解救的手段虽然老套,但是用以对付纣王是非常有效的,他们准备了好马和美女孝敬纣王。纣王高兴得收下,释放了姬昌,并且赏赐他弓箭等武器,使得他能够专门从事攻伐。还告诉说:陷害你的人,就是崇侯虎。

  姬昌得到了自由,无异于放虎归山。他行善事,实行德政,诸侯有了纷争,都来找他裁决。势力迅速得到壮大。裁决虞国、芮国的争端之后,诸侯之间达到一个共识:姬昌应该是受天命,即将得到天下的君主啊。 

  之后的年代,姬昌带领手下,相继消灭了犬戎、密须、耆国、崇侯虎等。并且营建了丰邑,把国都迁到那里。崇侯虎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读到此,我不仅感慨,人间事的对立与统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转化。如果没有崇侯虎的话,姬昌怎么能被囚禁?又怎么能有七年专心思考的时间,演绎六十四卦呢?他的一生必然都在征伐中度过。后来即使灭掉了殷,成就了周的帝业。也不过是一代明主,写在史书上,只有数行的记述。这与他演绎《周易》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

  崇侯虎不知道,他的谗言,间接促使了《周易》的成书。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崇侯虎,也会有其他奸人去向纣王谗言,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话又说回来,如果囚禁的不是姬昌,而是另一个凡夫俗子,在哭天抢地中打发日子,历史又是另一番境况了。一件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是各类条件、因素的共同作用,前一寸不可,退一寸不能。

  我们现今读《周易》,要感慨崇侯虎的谗言,和纣王一时的心慈,没有对姬昌的赶尽杀绝。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逆境,给准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造就了外部的客观条件,之后,就看面对逆境,他们如何应对,如何思考,如何记录和行事了。

  这一切,当时都不是明朗的。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伟大并不是刻意,便能有所成就。当洞察一切之后,往往是明日的黄花。又何止明日?而是历史的选择与口碑。
 
◆司马迁才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的鼻祖 / 顽主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耗尽一生心血撰写的《史记》,不仅是部历史巨著,也是不朽的文学名篇,《史记》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之一。但是,司马迁以思想的敏锐发现了经济现象中存在的某些规律,知之者就甚少了,甚至可以这样下结论,
司马迁才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的鼻祖。

  司马迁的主要经济思想体现在他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里,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西汉的太史公究竟发现了什么?又发表了哪些经济学观点。

  1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指出那样是行不通的。

  2 紧接着,司马迁又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在这里,他承认了人的欲望,承认人对欲望和财富追求是无止境;并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

  更为深刻的是,司马迁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于是他在文章中写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总有些人傻问:落马高官收入不菲,为何还要贪污受贿呢?凡有此疑问者,请读太史公的原话)

  3 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分工。司马迁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意识到了社会分工的重要。他列举山西,山东,江南,龙门,……,各地所生产的物品,“皆全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因此,就有必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商品生产分工的必要性。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4 司马迁已经意识到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在文章中写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5 市场经济自身具有调节作用。举个浅显的例子。个人电脑刚面世时,五万才能买一台,丰厚的利润空间就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进入这个行业,而大规模的生产又降低了成本,最终使个人电脑的价格降了下来,如今每台只有二千元。  司马迁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个规律,所以他写道,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什么意思呢?就是物品的价格很贱,可能预示着未来的价格要上涨,物品的价格很昂贵,预示着未来的价格要下跌。委内瑞拉的查总统为了保护平民消费,派军队到商家去控制价格,结果适得其反,要么物价飞涨,要么有价无市,为什么呢?因为商人是谋利的,如果政府人为控制价格,没了利润空间,商人就要减少生产,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建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反美斗士查总统多读两遍《史记》)

  6 前些年,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经济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于是门户网站搜狐以后163集中了一大批所谓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强烈批评政府干预经济,认为现在是走错了路,这批人中包括北大教授、海归学者和自封的民间学者,他们引经据典,言必称亚当密斯、哈耶克。让老夫我看了很不爽!其实我们的太史公早在汉武大帝执政时期,就已经勇敢地批评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了,比奥地利学派早了两千年,更比北大光华学院的学者早了二千二百年。太史公是怎么说的呢?太史公在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主张“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看见没,他主张应势利导,用经济手段来调控,以民营私企争利是最差的选项。

  7 司马迁发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在《管子—牧民》里,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太史公在写《史记—货殖列传》将其修正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表明司马迁已经意识到,高度的物质文明是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8 最后,我们的太史公也赞成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进行干预,他不主张完全走西方式道路的,他在《平准书》中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利导之”和“教诲之”了。——什么情况下需要干预?贫富分化很严重,为富者不仁时,就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

  综合司马迁的观点,可以看出,我们的太史公才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的鼻祖。

附:姜太公谈国富民穷

    周文王问姜子牙(吕尚)怎样治世,子牙对曰:
  王者之国,使民富;
  霸者之国,使士富;
  仅存之国,使大夫富;
  无道之国,使国家富。

  这个就更不得了了!八十高龄思维还那么清楚,能够充分认识到国富民穷的危害,难得!建议各级官员多向姜太公学习!

◆李广的难封与被封 / 小龙女

  读《史记•李将军列传》不仅为李广叹息,他的堂兄李蔡名望、声望都比他低许多,但是官至丞相,他手下的军官与士兵,有的得到侯爵的封赏,但是他官只做到卫尉、郎中,没超过九卿。后人对他多有歌咏,而王勃在《腾王阁序》中,更发出千古感叹:李广难封。

  李广作战不可谓不英勇,他曾经侍奉文帝出行,每当他冲锋陷阵,跟敌人或者猛兽搏斗的时候,文帝就说:你真是生不逢时啊,如果你生在高祖打天下的时候,以你的勇猛,封个万户侯又算得了什么?当他带领100名骑兵路遇匈奴的大部队,他沉着冷静地摆出诱敌深入的姿态,卸下马鞍,睡卧在地,让敌人以为他们是疑兵,仓惶撤离,李广等才得以脱险。他有用箭猎虎“平民寻百羽,没入石棱中”(见卢纶《塞下曲》)的高超武艺。他在右北平当太守的时候,匈奴都躲开它,几年不敢犯边,誉他为“汉朝的飞将军”,但细读他的传记,了解他的经历后,倒觉得“李广难封”并不奇怪。

  汉景帝继位,李广担任骑郎将,发生“七国之乱”时,他跟随太尉周亚夫攻打吴楚叛军,夺取了敌人的军旗,立有奇功,声名远扬。按说,论功行赏、荣华富贵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此时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接受了梁孝王私自授予的将军印。

  梁孝王何许人也?他跟孝景皇帝都是窦太后所生。朝中此时正为立谁为太子争的不亦乐乎。而太后爱子心切,有意让小儿子当太子,而景帝为哄母亲高兴,也在酒席上承诺:在我千秋万岁之后,把帝位传给梁王。梁王有母亲宠爱,又是皇帝的亲兄弟,自然有些跋扈,过度扩建宫室,车马服饰的仪仗,跟皇帝相差无二。他授李广将军印,不免有拉拢、培植自己势力的嫌疑。而李广这一招蠢棋,往小说是他不识实务,往大说这是他在原则立场上有亏,站错了队,尽管立有奇功,但他没有得到朝廷封赏,也为他以后的不被待见埋下了伏笔。

  李广年轻的时候,如果有战事,恐怕他早已经功成名就,但是当时国家没能力大规模地进攻匈奴,而到武帝时候,朝廷有了进攻匈奴的能力,但是卫青等受宠,他却已经年老……请看李广参加的几次对匈奴的战役吧。

  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从卫尉转为将军,率领军队出雁门关迎击匈奴,敌众我寡,李广兵败被浮,虽然他诈死抢夺战马,历尽千辛万苦侥幸得以逃脱,但是损兵折将是不争的事实,何况有被浮的不光彩经历。按汉律当斩首,他用钱赎罪,被降为平民后,在家闲居。

  元朔六年,李广又被认命为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的军队出塞,征伐匈奴。和他一起出征的将领们,大多数都立有军功被封候,唯有李广这支军队,没有功劳,论功行赏,自然没有他的份。三年后,李广带兵与博望侯张骞出塞,4000人遭遇匈奴10倍兵力的包围,李广死战突围,几乎全军覆没。功过相抵,也没有得到赏赐。

  又过了两年,大将军卫青奉命出征匈奴,李广不顾高龄几次向武帝请求随行,武帝开始不答应,过了很久,才准许他去,任命他为将军,但暗中警告卫青:李广年龄大,命又不好,不要让他跟匈奴单于为敌,以免破坏行动计划。卫青领会圣意,命李广跟右将军合并人马走东路,自己带领精锐去追赶单于。李广对这样的行动安排抵触,向卫青请求改变未获准。气愤之余,也不向大将军卫青告辞,就动身出发了。军队没有向导,迷了路,耽误了和大将军约定的日期。卫青没有及时得到接应,单于逃走了,只好班师。卫青要上书报告皇帝详细的军情,手下的长史也急切地让李广的幕僚去受审对证。李广说:我从少年时开始和匈奴作战,大小战役也有70多次了,现在终于能和匈奴军队对敌,但是大将军却把我调开,让我走那条绕远的路,军队偏又迷了路,这难道就是天意吗?况且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和刀笔吏们打交道了!之后,拔刀自杀了。

  他参加的几次征伐匈奴的军事行动,不是被俘、无功,就是全军覆没,还行动不听指挥,哪有获得封赏的机会呢?生不逢时,抑或说命运的捉弄,让胸怀壮志的英雄李广,终于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才能,带着遗憾走完了他的一生。

  李广口才迟钝,平时很少说话,诚恳宽厚,像个乡下人。闲时以军阵、射箭为乐。治军法令宽松、随意,幕府简化,士兵人人感到便利,能跟士兵同甘共苦,身体力行,带兵走到无粮无水的地方,找到水,士兵没有全喝了,他就滴水不沾,士兵没有都吃上饭,他就一口不尝。对人宽厚,不烦苛,受到了士兵的爱戴,很高兴被他任用。李广尽管没被朝廷封侯,但是他用人格在千千万万的士兵、百姓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得到他的死讯,手下的将士,无论年轻、年老、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都哭了。

  卫青尽管出征匈奴,立有划时代的功业,但是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于赞誉,司马迁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广就是这样的人,像不会吹嘘的桃树、李树,真正感动人的是好看的花朵与好吃的果实,日子一久,树下被人们走出了一条路。

  让我们再看唐朝王昌龄的出塞诗: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诗,反映了兵士们共同的愿望:在一个英勇机智的将军领导下,保卫祖国,不让敌人侵入国境。如果有李广那样的名将率兵守关,决不会让敌人越过阴山来侵扰!此时,在后人的心中,卫青在哪里?霍去病又在何方?这难道不是历史给他最至高无上的封号吗?

◆《外戚世家》的帝王婚姻观 / 小龙女

  《外戚世家》记载了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四朝外戚家族的盛衰史。尤其开篇,司马迁就分两部分,提出了他对婚姻的观点。第一部分,他指出历代帝王的成败与后妃、外戚的关系密切,强调婚姻关系是人伦的根本,必须持慎重的态度,必须注重修德。第二部分,突出了帝王婚姻的重要性,认为后妃、外戚之祸危及宗庙社稷和子孙后代,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治乱,必须慎之又慎。

  夏朝的兴起是因为涂山氏的缘故。相传禹娶涂山氏之女,生启,启建立的夏朝;夏桀亡国,也是他宠幸妹喜;商朝的兴起是因为帝喾娶有娀氏,生契,契是殷的始祖;纣王被杀是因为他宠幸妲己;周朝的兴起是因为有了姜原(周始祖后稷的母亲)和太任(周文王的母亲),周幽王被犬戎杀死是因为他和褒姒的荒淫昏乱。男为阳,女为阴,所以《易经》有乾、坤二卦。《诗经》以《关雎》列于篇首。夫妻关系是人类道德中最大的伦常。夫妇之爱极不寻常!君主不能从臣下得到,父亲不能从子女那里得到。夫妻之爱的特殊,更需要符合礼仪,婚姻方面更需慎重,音乐协调,就能四时和顺,阴阳变化,是万物生长之源。

  皇位一直是皇家内部争权夺利的目标,皇子幼小,自然上场博弈的都是他们的母亲。高祖立国,吕后的儿子被立为太子,但是戚夫人得宠,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好几次差点成为太子。多亏张良等人替吕后谋划,使得高祖以为太子已经羽翼丰满,地位无法撼动,才没被废掉。但高祖死后,吕后想方设法除掉赵王如意,把戚夫人弄成“人彘”,手段残忍。高祖的其他宠妃,被幽闭,不得出宫。但薄姬是个例外。

  薄姬受到高祖(当时为汉王)的亲幸,生代王。之后,就很少有机会见到高祖。并且为人低调,不参与妃嫔之间的争风吃醋,没被吕后视为眼中钉,得以出宫,随儿子去了代地。待大臣们铲除诸吕之乱,决定立哪位皇子为帝,一致认为代王母亲薄姬的亲属,安分守己,没有吕家兄弟的强悍与恶行,不能出现外戚专权。代王才能成为文帝。他的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有“文景之治”。

  栗姬是景帝的宠妃,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但栗姬嫉妒别的女人因为长公主的关系得宠,拒绝了长公主给太子提亲的请求,并且脾气任性,加上长公主的调拨,她和景帝的关系恶化了。待王美人之子刘彻被立为太子,栗姬郁闷而死。栗姬何尝愿意这样?但既然是皇帝的妃子,这个男人的特殊身份,哪里有独占与专一的爱情呢?认识上有偏差,行事上又欠宽厚,失去了景帝的欢心。刘荣有这样的母亲,太子位不丢才怪呢?

  人说“母以子贵”。但是武帝的妃子们却没有这般幸运,他担心外戚的势力左右政局,避免出现另一个吕后,那些为他生儿育女的,他的母亲没有不被责罚而死的。卫子夫称霸天下,也成过往云烟,昭帝被立为太子,他的母亲钩弋夫人马上被投入监狱,丢了命。武帝强悍,宁可错杀三千,不许漏下一人,是否修德变得全无用处。杜绝了外戚专权,但是大臣你能斩尽杀绝吗?谁的德行能够望周公其之背?霍光忠心耿耿,但也不免专权,其宗族不奉公守法,最终还是被灭了族。

  读史令人明智。司马迁对于帝王婚姻的修德与慎重的态度,就是放在现在也不过时。社会进步,男女平等,当前的择偶,部分成了彼此物质条件的交换与补充。“唯物”不是决定作用,以其为主却绝不夸张。忽视了德行与能力。虽是个案,但吸纳他的观点指导现代人的婚姻,则尤为必要。

◆司马迁的生死观 / 小龙女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担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友人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感到很为难,没有回信。待任安触犯刑律下狱,被判处死刑,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直面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明自己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赢得修史的时间,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

  一个人的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未了,史书还没有完稿。两代人的未竟事业,终究还是要留下遗憾。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他把一个人的受辱,分成依次递进的几等,而宫刑处在最下等。但是,强和弱是形势所决定,勇敢和怯懦也是势位所造成。历史上一些有着曲折遭遇的名人,更证明了这一点。选择生并不代表自己怯懦,选择死并不表明自己勇敢。

  司马迁选择了“生”,身心忍受着极大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他的寂寞,不可与人诉说,特别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更无废话的必要。他唯有用事实说话,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着屈辱生存的心愿已了,而他的友人任安也走到了生死边缘。所以才有这一封对友人推心置腹的书信,坦诚心扉的字里行间,彰显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

  司马迁的信,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这才有流传到今天的一段很著名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的人生和作为,没有一个在平安、顺畅环境中的水到渠成,都要在逆境中发愤,坎坷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试剑石。

  一个人的大智慧,是能屈能伸,不逞匹夫之勇。想走的更远,要先退一步,什么也不要说,用行动、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和无怨无悔。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舍生取义”的迂回策略,泰山的死,鸿毛的轻,只是在情势所迫中的一念之间。司马迁的坚韧是能够选择之后,坚持的义无反顾。

  此信是司马迁的绝笔,以后的历史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他的卒年成了一个谜,受任安案的连累,受此封直抒胸臆的绝笔信影响也未可知,毕竟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和朝廷。

  值得欣慰的是,写此信的时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稿。司马迁可以无撼赴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至今思项羽 / 小龙女

  读《史记》的《项羽本纪》深深被司马迁起伏跌宕的记叙所吸引,仿佛眼前上演了一幕历史大戏,从项羽起兵到兵败乌江,全面展示了他丰富、传奇而又刚愎自用所造成的悲剧。

  细读《项羽本纪》,从他随着叔父项梁起兵直到当上“西楚霸王”,武力是非常可靠有力的保证。24岁的项羽,力大能举铁鼎,才气超过常人,吴地的子弟们都很惧怕他。试想如果他是文弱书生,威慑力还能这么大吗?待他在叔父项梁的指使下,杀了会稽郡假守殷通,在吴地起兵,成了一名裨将,开始了戎马生涯。

  随着起兵队伍的发展壮大,项梁听从范增的建议,利用楚人怀念怀王的感情,寻到了名叫心的王孙,立为楚怀王,用以顺从众民的愿望。待宋义成为怀王的座上宾,被封为上将军,位置列在项羽之前,二人的军事行动计划产生了分歧。宋义给军中下了一条专门用以对付项羽的命令,矛盾激化了。项羽利用宋义儿子去相齐,遇雨大宴宾客的时机,又闯进帐中手起剑落地斩下宋义的人头,取而代之成为上将军,威名震撼楚国,闻名诸侯。

  他作战勇敢,去救巨鹿之围,有“破釜沉舟”的胆识与决心,威猛作战,杀声震天,来救的诸侯兵作壁上观都惊恐万分,又何谈参战?破阵秦军之后,召见诸侯将领。他们进了辕门都跪倒在地,膝行前进,不敢抬头仰视!项羽凭借武功成为诸侯的统帅。自立西楚霸王。

  从一个小小的裨将,到各路诸侯的统帅,项羽只用了三年就得到这一切。这段时间是项羽成就霸业的上升期。但在成功面前,他为所欲为,坑杀了秦的降卒20余万,摆下鸿门宴,要收拾先入关中的刘邦,刘邦用张良计逃脱。之后,废杀被他尊为义帝的楚怀王,还都彭城,实现衣锦还乡的夙愿。

  刘邦养精蓄锐之后的反击,与项羽在荥阳、成皋等地激战,双方各有胜负,战事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刘邦依张良计,用裂土封王的允诺,招来韩信、彭越围项羽在垓下,四面楚歌中,项羽冲杀一阵,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而死。

  司马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评论与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天时地利人和”出自《孟子•公孙丑》,孟子以攻城之战为例,说出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一个政权、一个国家需要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不仅是武器的锐利,更要遵循道义,取悦民心,占据道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如果连帮助的人都少到极点,亲戚都要背判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全天下都顺从他。这是最广大的战线与后盾,也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纵观项羽一生,他抓住反抗暴秦的群雄并起这个“天时”起兵,经过浴血奋战,所向披靡,最终灭亡了秦,但他违反“先入关中王之”的约定,自立为“西楚霸王”。这还不算,他放逐“义帝”并加以杀害,违反了众意,失去了“人和”。又怀念楚地,贪恋衣锦还乡的荣耀,拒绝听从有识之人的游说,批评他“沐猴而冠”之后,便把人家烹杀了事。放弃可以成就霸业的关中之地,还都彭城,又失“地利”。

  保证霸业成功的“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失去两个,还一味迷信武力,靠它征伐与经营天下。仅仅五年,就落个众叛亲离,兵败垓下,自刎而死的下场,令人可悲可叹。

  项羽的经历,印证了这段话,也是他少年读书未成,学兵法浅尝辄止,而未能预料到的。自立西楚霸王后,项羽中了刘邦的离间计,放逐了对他忠心耿耿的范增,更有那个吃里爬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叔叔项伯瞎参谋,以至于一错再错,最终兵败,无可挽回。所以,司马迁说项羽兵败之余的仰天长叹,说什么“是天要亡我,不是用兵之罪。”不是太可笑了吗?

  武力永远只能逞能一时,迫于形势的臣服,只是智慧的能屈能伸,然后伺机而动。可见,司马迁对项羽失败原因的分析与评论,跟《孟子•公孙丑》所提倡的观点是对应的,看项羽的所作所为,他最后的失败就在意料与情理之中了。

◆激烈悲壮话荆轲 / 一楠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记述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细细品味全传,尽管五人的具体事迹并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是为了替政治斗争的弱势效力,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士为知己者死”。 民初史学家李景星在《四史评议》中这样评述说:“此五人者,在天地间别具一种激烈性情,故太史公归汇一处,别成一种激烈文字。文用阶级法,一步高一步,刺君、刺相,至于刺不可一世之王者,刺客之能事尽矣。”所以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宗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

  司马迁用浓墨重彩描绘荆轲,是带着他的全部感情写荆轲其人其事的,也为我们刻画出一个十分完整的叙事主人公形象。荆轲刺秦王是全传描述最细致详尽的部分。本传五千余字,仅描述荆轲一人就占去三千多字。不仅长,而且故事性最强,即使用现代观念和小说概念来分析衡量,说它是一篇精悍的短篇小说也不为过。太史公“遇一种题,便成一种文字”,本传堪称《史记》全书中“第一种激烈文字”。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篇“最激烈文字”至今有它的巨大审美价值,特别是荆轲其人的传记。

  写荆轲在赵国不与聂盖、鲁勾践争吵,见他们发怒“嘿而逃去”,表现了其忍让和大度;写荆轲与高渐离饮酒而歌于市,表现其怀才不遇、抑郁愤恨的心情;写到荆轲易水边慷慨悲歌,展示了其义无反顾的壮士情怀;写荆轲秦庭行刺的生命的最后历程,讴歌了其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歌声渲染了极为悲壮的气氛。荆轲“就车而去,终己不顾”,身影慢慢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而义无反顾的形象仿佛越来越高大,凝成了一篇千古流传的悲壮图景。

  秦庭行刺是在双方激烈的冲突中,完成荆轲这一勇武刚烈、从容自若、大义凛然的高大形象的最光彩的一笔。秦庭的威严,使秦舞阳“变色震恐”,而荆轲却镇定自若,先“顾笑舞阳”,再前谢致辞,接着图穷匕首见,紧追秦王。他一往无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势令极力残暴的秦始皇及臣僚震骇,“尽失其度”。身“被八创”,“自知事不就”时,荆轲“依柱而笑,箕踞以骂”,这是何等的胆识,何等气魄!对所谓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藐视,化作了一股不可遏止、义薄云天的浩然正气。刀光剑影、千钧一发、惊心动魄,这段精彩的文字真可谓太史公最终完成塑造荆轲形象的神来之笔。“秦王不怡者良久”,可以说是太史公的画龙点睛之笔;荆轲虽然壮烈地倒在秦庭上,可他的壮举震慑了秦始皇;在精神上他是个胜利者,而秦始皇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千百年来,荆轲这一艺术形象之所以能鼓舞人们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不屈不挠向黑暗宣战、与邪恶抗争,这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我们对暗杀、行刺这种进行政治斗争的恐怖手段是持否定态度的。从历史的发展看,秦统一六国是历史的必然,即使荆轲刺杀秦王成功,也难以挽回六国必然覆灭的命运。但司马迁塑造荆轲这一艺术形象,是歌颂了为捍卫独立、自由,不屈不挠向黑暗宣战和邪恶抗争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种从历史的积淀中升华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弱小民族、弱小国家终归要振兴,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之所在。

◆从《五帝本记》看华夏文明的兴起 / 柯英

  《史记》中的“本记”是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从五帝到汉武帝,十二“本记”足以考证西汉武帝之前统治者施政的发展轨迹,其中的《五帝本记》则可看作是华夏文明起源的墨迹。
       
  洋洋52万字的《史记》一开头就讲“黄帝”,他便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五帝”之首。“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可见黄帝天生异赋,自幼就有过人之处。他青年时代,神农氏炎帝已经衰老,各小部落相互争权夺利,战乱纷纷,炎帝没有阻止这种纷乱的局面,轩辕就挺身而出,率部进行武力征讨,诸候便归顺了他,当时,江淮一带的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这时打算侵占诸候领地,诸候却归顺了轩辕,轩辕氏十分重视个人修养,大力整顿军队,注重农业生产,先与炎帝在阪泉之野开战,大败炎帝,称黄帝,炎黄二部合二为一。然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杀蚩尤,天下诸候便都归顺了黄帝。为了让天下太平,黄帝东至泰山,西达甘肃陇川一带的空桐,南到长江以南的熊山、湘山,北边赶走了入侵的荤粥(即匈奴),建立了部落联盟。统治管理上,黄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官制,推举有德有才的人担任官职,管理人民;进行天文、人事研究,对日月运行及甲子纪年作了测算;积极发展农业、牧业、蚕桑业、渔业、矿业,组织人民投入劳动和技术发明;实行一夫多妻制,开始创立多个姓氏,他的四个妃子生有二十五子,得姓的有十四人,共十二姓。由于轩辕氏对人民对国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便是公元前26世纪之初,炎、黄时代的社会概况。
       
  五帝之二是颛顼。他是黄帝与正妻嫘祖所生的次子昌义的儿子,名叫高阳。他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君主:“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在位其间,国土不断扩展,北到(幽陵)黑龙江一带,南到交趾(越南古称)一带,西至流沙(今居延海)一带,东至蟠木(岭南、两广、福建)一带。颛顼帝国都位于长江中下游,是后来楚国的先祖,积淀了楚文化的深厚底蕴。
       
  颛顼去世后,儿子穷蝉没有继位,而是堂兄高辛继位,即黄帝长子玄嚣的孙子。五帝之三帝喾,自小聪明,一生下来就能自言其名,十五岁开始辅佐颛顼帝,三十岁登位,都城在亳,即今河南,他的为人处事也是为史家所称道的:“普利万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诚,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他的后代继承并发展了中原文化。还有长子后稷分封的领地陕西周国,后来成了周的始祖。
       
  五帝之四是尧,帝喾的的儿子。《史记》记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尧在位七十年,制定了天文历法,规定一年为366天,他的特别功绩还在民主、公开选拔继任人选上,没有因袭前代从皇族选用的方法,而是从民间选拔,舜便是由民众认可、推荐,经过三年考察,而后继位的。这一禳让制度,由尧开创,舜继而发扬,选拔了禹。
       
  五帝之五的舜是一个平民,母早亡,自小耕田捕鱼,辛苦劳作,他的父亲续取的后妻生了一子名叫象,父亲爱后妻,常想谋害他。但舜历经风霜苦难,对责打自己的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始终团结和睦,宽容有加,青年时便很有孝名。当尧取消皇室家族血缘关系,从民间选拔继位者时,群众就推荐了素有孝名的舜,实事了,后来舜的作为,也证明了他有较强的治理才能和高尚的品格。实事上,如果细究起来,舜也是黄帝的第八世孙,他是颛顼的儿子穷蝉的后代,从穷蝉开始,这一族支一直是庶人。
       
  《五帝本记》所记载的五帝都是德行高尚、才智过人的人,为后世君主树立了一种模范,也让后人对君主有了一种期待。五帝的世族一支支延续,分封各地,同时把文明的种子散布各地,从而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
       
  从五帝的史略来看,司马迁在追宗溯源上很下了一番研究功夫。五帝的历史不但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也是中化民族之根,这棵五千年的大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盘根错节,但文化的渊源及上古优秀人物传承下来的道德观、审美观和价值观依然是中华民族源源流长的内在血脉。

◆夜读司马迁 / 程相崧

  坐到书桌前,打开灯,我又翻开那一本《史记》。已经记不起是多少遍读这样的文字,黑沉沉的夜里,一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就看到了光明。

  在武皇开边那个时代,中华民族风扬跋厉,文治武功,值得称道的实在太多了!但最激动人心的是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后代的史家班氏父子对他有一个中肯的评价——“良史”!是的,史家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是要靠着一点儿良心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人,他的感情丰富 。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字总让我眼前一亮。他是用生命来写史,他把全部的爱和恨,酸和痛全部写进了历史。他的文字,让人读到激越的时候,感觉文情如火如荼,读到悲哀之处,又感到哀婉凄绝。

  遇到他爱的人,他充满深情、娓娓道来、不厌其烦,字里行间充满感情。例如他写“战国四公子”,其他三传命名为《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而对于信陵君,他在题目中就以魏公子称之。爱赏亲昵之情溢于言表。

  《史记》中不但有着司马迁的爱憎,而且有着他的影子。例如写飞将军李广,这一个让匈奴闻之丧胆的英雄将领,不要写的东西何其之多:骁勇善战、轻财爱士、带兵有素、声播四方……但司马迁却把浓重的笔墨放在了“李广难封”上。于是从《史记》里,我们看到一个终生不得封侯的李广;他声名赫赫,却命运悲惨;他尽管“才气无双”却不得军功,相比之下“为人中下”的李蔡却封侯拜相。每当读到这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不禁让人气结难言。

  是谁给了这样一个英雄悲惨的命运?不是那高高在上的君王吗?借着李广,司马迁倾泻出对汉代帝王苛薄寡恩的满腔愤怒,传达出司马迁遇祸不获赦的满腹辛酸!

  是的,当他握紧刀笔的时候,他不会忘了几年前的那一幕。那一年李陵征讨匈奴,苦战后兵败被俘。汉武帝一气之下,把李陵母亲和妻子投入监狱。然后又召集大臣议事。

  大臣们都成了无根的茅草,看了皇帝的脸色,这个说李陵贪生怕死,那个说李陵用兵有误。他们一个个慷慨激昂,侃侃而谈,都将矛头对准了已经叛变的李陵。

  这时候汉武帝又来征求司马迁的意见。司马前说李陵以五千步兵与几万匈奴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也足以向天下交代。说不定他的这种选择,是为了日后有机会将功赎罪报答皇上。结果龙颜大怒——司马迁被下了狱。

  其实当时司马迁可以有好多种选择。即使不像其他一些大臣一样落井下石,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说些谁也抓不到把柄的话。一句话可以让人眉开眼笑,也可以让人愁眉苦脸;可以让人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人坠落深渊。难怪老祖宗总结了一条人生金言:“谨言慎行”!

  司马迁就是因为这么几句话,被投进了监狱,同时丧失了做一个男人的尊严。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悲痛欲绝的他几次想自杀。可后来他想,人总有一死,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为自己活下来找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写出《史记》,把历史的真像,展示给千秋万代的人。

  其实李陵只是个引子,汉武帝早就对司马迁心怀嫉恨了。不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史官对于历史,不会虚伪地给唱赞歌,而是如实地记录评价。任何一个帝王,都没有绝对的自信,能够认为不管史书怎样记载,仍湮灭不了他的的光辉。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能干的统治者,政治上的伟人。可是因为一个司马迁,却不得不蒙上一层昏聩与残暴的阴影。

  面对奇耻大辱,司马迁握紧了手中的刀笔。他要用自己的笔为这世界彰显一点儿良心,他要用自己的笔向那些自以为强悍的,飞扬跋扈的统治者们宣战。他要向这个世界证明,到底谁活得更永久,他要向这个世界证明,那些人可以剥夺他做男人的权利,可是抽不干他身上充满阳刚之气的血液。

  严刑酷法在他面前显得那样苍白!

  于是,在那个风扬跋厉的时代,在那个黑暗的日月,产生了这样一部震烁古今的大书。一支千古无二的笔记录了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在那个封建皇权专制的时代,能有这样的勇气写出这样的“谤史”,要有怎样大无畏的精神!

  我们难以推测那位一生从不被人欺的汉武大帝,是出于什么原因,留下这么一部对自己实在不怎么恭维的“谤史”。也许他最终明白了,纵使你贵为帝王,也不可能改变历史,也不可能扭转你在人心中的评价。历史只能像武后的那块“无字碑”——是非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史记》写出来了,流传下来了。这一个时代思想的巅峰,这一系列机缘巧合催生的奇葩。它所达到的高度,千载之下,只有仰望而已!

◆司马迁与“发愤著述”说 / 文史一家

  《史记》是一部史学作品,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司马迁是一位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通过手中的笔赞美了汉文帝、汉景帝、管仲、晏婴、荆轲、项羽等明主、贤相和英雄义士,鞭挞了秦始皇、田蚡、张汤等暴君、贼臣和恶吏,表现出反抗强暴、同情弱者的思想感情和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司马迁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文学成就,主要原因是吸收“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等前代文艺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发愤著述”说,并把这一学说作为自己创作和成书立说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史记》之中。“发愤著述”说立足于主体情感的角度,探讨了文艺创作的动机与功能等问题,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历史贡献巨大。

  “发愤著述”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真实、深刻、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很多篇章都是作者不满现状、抗议统治者的愤懑之情的抒发,即所谓“赋诗言志”。《毛诗序》说:“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就是指那些反映政乖民困的社会现实的怨刺诗和讽喻诗。例如《伐檀》、《硕鼠》等诗反映了奴隶们在沉重的剥削压迫下的觉醒与反抗,表达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理想。《正月》、《节南山》、《板》等诗反映了社会离乱和民生凋敝,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些优秀诗篇对生活有很深刻的认识,艺术概括力很强,是最早的因愤作诗、以诗泄愤思想的流露,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批判精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石。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说,孔子曾经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和编订。在这一过程中,孔子总结性地提出了“诗可以怨”的文艺理论。《论语•阳货》记载着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什么是“怨”?孔安国注作“怨,刺上政也”,也就是诗歌的社会性功用在于对不合理的上层统治进行贬刺、讽谏,目的是使政治改善。孔子主张“仁”,但他同时认为,对日常生活中一切违反“仁”道的东西同样可以“怨”,如果统治者不爱惜民力,那么民“怨”则是正当的,合理的。

  战国时代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文人作家,他首次从创作的角度,明确提出“发愤以抒情”,强调了“发愤”这一特殊命题。他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至愍兮,发愤以抒情。”这里的“愤”实际上就是一种“怨”情。屈原针对秦国日益强盛、楚国日益衰弱的形势,提出一系列主张,以期振兴楚国,统一天下。但是遭到楚国贵族中保守势力的排斥打击,被放逐江南,最后怀忠抱恨,自沉汨罗江而死。那首反映屈原坎坷政治生活经历的代表作《离骚》,表达了他追求美政理想而与一切丑恶事物顽强斗争的精神,揭露了楚国贵族贪婪成性、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以及陷害忠良的罪恶行径,是屈原一生高尚精神境界的艺术概括。屈原的“怨”与“愤”是个体生命意义与国家兴旺紧密揉合下理想幻灭的悲哀,具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美。

  司马迁则将“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的理论发展为“发愤著述”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提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并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人的事例来论证“发愤著述”的思想,最后得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的结论,不仅是对前人创作经验的理论性概括,也是作者切身体验的理论总结。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七年后,因李陵事件而惨遭腐刑(阉割之刑),灵与肉的凌辱所带来的苦闷、焦灼、愤慨,使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从此更加憎恨暴政恶吏,同情贫贱和不幸者。他将满腔“怨”“愤”倾注在《史记》的写作之中,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寄托社会理想,使《史记》增强了理想的光辉和批判的锋芒,终于成就了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发愤著述”说主要是通过作家的不幸遭遇,揭示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不公,肯定志士仁人的忧患意识,讴歌不屈于命运的抗争精神和对自我价值的不懈追求,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他对于后世人们认识文学创作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建安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欧阳修等文学大家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指导自身创作,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史记》之春秋笔法 / 小只只

  春秋笔法典故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撰《春秋》,在语言平面上“不露山水”,但在表达平面上,自能见其“微言大义”,“以一字为褒贬”,后人就称这种手法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但是又中规中矩,保持文字的一致性。春秋笔法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不仅体现在典籍思想里,也融入到了民间思想中。日常生活伦理所体现的“隐恶扬善”、“长幼有序”、“适可而止”等的作法和说法,塑造的便是含蓄的谦谦君子彬彬有礼的形象。 

  东汉班固总结了人们对《史记》的认识,对实录特征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直书精神给予了肯定。班固称誉《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他的评价对后人认识和理解《史记》影响很大。其后《史记》和司马迁的“实录”论述已经很多了,但对于继承《春秋》风格只是一些片言只语,并不深入。其实《史记》在继承《春秋》写作风格的“微言大义”上是很明显,其春秋笔法耐人寻味,却又与其整体风格一致。

  《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因此,《史记》曾被删除剩下仅十万余字,现流行《史记》是经续补的《史记》。虽然这样,司马迁的春秋笔法的曲笔的写法还是有著较深的痕迹可寻。《史记》的春秋笔法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较为明显:

  第一,体现在编排思想上。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就说,他撰述太史公书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巫史世家,但是到他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巫”了,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虽有点“巫”的意味,其实已经是儒家的思维了。“成一家之言”也即要用写史传达他自己的儒家思维。如他在自序中引用他的父亲司马彪的话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就是表达的这种思维。最为明显的是在《管晏列传》中借用孔子的话表达了对管仲的贬,并表示对晏子的敬仰。

  第二,体现在编排思路上。《史记》敢于“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没有囿于“成者王,败者贼”的传统正统理念,把失败者项羽,尤其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在轻视工商业的时代,为工商立传,把《平准书》、《货殖列传》收入正史;在以中原为正统的时代里,敢于为少数民族立传,作《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并且司马迁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代,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作《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这样的编排在无形中传达着司马迁的臧否。

  第三,最为明显是体现司马迁“太史公曰”的见解上。《史记》以“太史公曰”对所述发表议论,因事立论,以事明理,褒贬臧否。如《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这段文字是曲笔,内涵就很多:一是司马迁态度认真,崇儒;二是百家是怎样不雅训呢?怪诞,还是与儒家不是一个版本呢?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孟尝君列传》正文说孟尝君怎么好客仁义,可是最后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不露山水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循吏列传》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表达了自己赞成“无为”循理的看法。“太史公曰”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感情浓厚,爱憎好恶之情流溢在字里行间,体现了他的政治观、伦理观、史学观和文学观。

  《史记》继承了《春秋》的曲笔的写法,但是并没有影响它的实录,对于流传的史实或传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虽进行选择,但往往在评论中简略提出看法和线索给读者。《史记》不愧是“千古之绝作”啊!

◆谋士谋国亦谋身 / 文史一家

  中国有句古话:“胜者王侯败者贼。”纵观历史,胜,往往胜于谋略;败,也往往败于谋略。由此也就产生了“谋士”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学识渊博而不屑于吟诗弄文,足智多谋而不屑于玩弄诡计,成就大业而不屑于贪图小利。他们善于谋划军国大事,热衷于成就一番安邦定国的大事业,同样也大多善于谋划自己的身后之事,能够做到功成身退,善始善终。

  孙武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谋士。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就是说,孙武在壮大吴国的兼并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孙子用战争验证了他的兵学理论,也因为战争的残酷而厌恶了刀兵和官场。于是他选择了归隐。许多年以后,孙武留下一部《孙子兵法》,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而他当年的战友伍子胥却被吴王夫差赐以属镂之剑割断了脖子,尸体被装入皮革口袋,投入了大江。

  第一个将功成身退的道理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谋士是范蠡。从越王勾践刚即位,范蠡就开始辅佐他,“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竞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语出《史记》)”范蠡没有被高官厚禄所迷惑,清醒地认识到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不顾勾践的苦苦挽留,毅然“与其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他临走时给好友文种写了一封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同患难,不可与同乐。子何不去?(语出《史记》)”他先用比喻的方法说明进退存亡的道理,然后又怕文种不明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指名点姓说出了勾践的名字。但文种却还是不明白伴君如伴虎,功成需抽身,只是将信将疑,并没有立刻离开越国。果然不出范蠡所料,文种不久就被勾践赐死。而范蠡呢?从越国出走后,以经商为业,成为驰名天下的大富翁,73岁时寿终正寝。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也是一个善于谋身的著名谋士。他作为刘邦的智囊,在辅佐刘邦建立西汉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刘邦对他的功绩一言以蔽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张良的字)。”天下安定后,刘邦对群臣按功封赏,张良被封为留侯。他以体弱多病为由,闭门不出,与世无争。他整日沉迷仙道,不食人间烟火,所以谁也不把他看成是汉王朝的威胁。结果许多开国功臣相继被诛杀,唯独张良直到汉惠帝六年才病逝,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名节无损的谋士。

  象孙武、范蠡、张良这样得以善终的谋士还有很多,如孙膑、乐毅、谢安、刘秉忠、刘基、姚广孝等。当然,如果遇到的不是勾践、刘邦这样的“可与同患难,不可与同乐”的猜忌之君,哪个人不愿意继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呢,他们选择急流勇退也是避祸的无奈之举。

◆夜宿韩城怀太史公 / 韩开春

  到了韩城却没能去拜谒司马迁祠,这对于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但是我仍以自己今生去过韩城为一种荣耀。尽管只是住了一宿,而且还是天黑才到,天亮就已出发。

  这源于我的一个心结,我一直以自己姓韩为荣,这样的光荣来自一个地方两个人物,或者说是三个人物。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将兵“多多益善”并能忍“胯下之辱”的淮阴侯韩信,一个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我觉得这一文一武是我们韩姓的骄傲,尽管他们跟我可能毫无瓜葛;一个地方就是陕西的韩城,以它为荣是因为它跟我一样姓韩,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出了一代史圣司马迁,他撰写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使得这里千百年来文脉贯通,气韵长存。

  我去韩城是上个世纪的1997年秋,那年我在县乡道路建设指挥部搞宣传报道工作,指挥部组织人员到西部考察道路建设情况,路线是经安徽河南到陕西山西河北进入北京,然后从北京经山东返回。韩城正好就在这条考察的线路上,它是我们的一个落脚点。那天赶到韩城的时候天色已经向晚,所以就把我本来想去拜谒离城仅八公里位于芝川镇东南梁山上的司马迁祠的愿望变成了泡影。

  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仍然为能来到这座城市并且有时间驻足而感到兴奋,虽然我没能亲眼目睹司马迁祠的威严与壮观,但我依然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他的灼灼目光,正穿透两千年的风风雨雨,静定地看着眼前的风云变幻,注视着人间的沟峦峰壑以及政治的山山水水,令人高山仰止。

  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来到了韩城,当年太史公的满腹才华,已化作天地间昭然之气,弥漫于韩城的山山水水,甚至,氤氲于我所下榻的这座宾馆的每个角落,包括我暂住的房间。

  韩城人果然是爱极了太史公,当我提到司马迁这个名字的时候,每个人似乎对他的事迹都了如指掌,宾馆里的一个冯姓小伙立刻告知我,他就是司马迁的后人,住在芝川镇的徐村。见我一脸的疑惑,他向我解释,当年司马迁罹祸以后,族人害怕朝廷株连九族,一支改为姓“同”,是在“司”旁加了一竖;一支改为姓“冯”,是在“马”旁添加了两点。村为徐村,实际并无人姓徐,只冯同二姓,之所以叫徐村,是因为“徐”乃“双人”旁加个“余”字,暗含冯同二姓都是司马氏后人之义,又因“徐”、“续”音近,故以此表示司马氏后续有人。他这样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心里不得不暗暗佩服司马族人的智慧超群,不愧是一代史圣的后人。

  史载:司马迁,汉,夏阳人氏。少好游历,接替父志,入宫做太史令。

  如果不是因为李陵一案的仗义执言,如果他能像东方朔那样地懂得逢迎,懂得讨皇上的好,那么,一切都会改变,摆在他面前的将是另外一条幸福大道。又或者,如果他不继承父志,不去做这太史令,而是继续他的游历生涯,那么,凭他的才华与手笔,中国历史上或许会出现一个比徐霞客更早版本的“徐霞客”也说不定。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没有如果,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他不是徐霞客,更不是东方朔,他只能是那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只懂得秉笔直书,只懂得仗义执言的太史公。

  历史选择了司马迁,司马迁也选择了历史,他注定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他毫无退路,他也不想有退路,这一切,完全来自于他的内心。当汉武帝因他的不肯妥协而龙颜大怒,以致于对他动用了等同于死刑的腐刑时,他依然没有退缩,虽然也有过短暂的求死之心,但是更大的责任感立刻支撑了他:刚开始不久的《史记》还没有完成,他不能死。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着这样的句子,我再一次对这位为中华民族留下不朽精神财富的一代史圣高山仰止。“士可杀而不可辱”,事实上,有的时候,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一个被剥夺了男人权利的男人,受到的屈辱该有多大?这样的体验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绝对难以想到的,所有的想象都是肤浅的,而仅仅就是这样肤浅的想象已经足以会让一个有血性的男人不能苟活于世,但是司马迁亲身经历了,却能忍辱负重那么多年,终于成就了那部光照千古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间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仿佛看到,那被除去男根的地方起初是一片血肉模糊,然后慢慢结痂,而他心灵那道深长的伤痕,却一直滴着殷红的鲜血。

  是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条命算得了什么?为了某种正义的事业,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同样,为了某种必须完成的事业,他又只能毫无条件地保留。到了这个层面,生命已经不单单属于他个人,已经不仅仅是肉体活着这一浅层次的含义了,它更多地体现在精神上。像太史公这样的活着,忍别人所不能忍,才是真正有血性的男子汉。

  他的男子汉气质在他写到汉武帝时又一次得到酣畅淋漓的体现。按理来说,司马迁是最有理由痛恨刘彻的一个人,自己仅仅是说了几句公道话,就遭受了这样非人的酷刑,无论如何,都该对此还以颜色,如果他在记述历史的刀笔下,稍稍对汉武帝施以报复,似乎也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他绝不因一己之私歪曲历史,仍是一如既往,抛开任何私人恩怨,秉笔直书,对于汉武帝的功过是非,给予实事求是地记述,恰如其分地评说。这样的气度,这样的人格,一代大帝与之相比,立刻就会显示出其“小”来。

  我在韩城的这个夜晚,夜不能寐,迷迷糊糊间,一个一袭青衫的身影飘过我眼前,目光坚定,不卑不亢,冲着我温和诚恳地微笑,我知道,是他看我来了。

◆汉武帝忌恨司马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 黄河渔夫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撰写的史学巨著——《史记》,堪称史学领域的一座丰碑,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后人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后世人都知道,司马迁遭受宫刑,发愤著《史记》。司马迁是怎样得罪汉武帝的,汉武帝忌恨司马迁的原因何在?

  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为何受腐刑?

  将军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他武艺高强,爱兵如子,深受汉武帝的喜爱,授骑都尉职。公元前99年,匈奴单于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连夺汉朝西北方上谷、五原、酒泉诸郡,汉朝主帅李广利被围在两狼山,派人回朝求救。汉武帝派李陵率五千步兵策应主帅李广利夹击匈奴。李陵率军前往,一路昼夜兼程,抵达两狼山时,人衔枚马摘铃,夜袭匈奴中军大营,令弓箭手射火箭将敌营帐全部烧着,一时间,敌营乱成一团,李陵挥军杀入,如同神兵天降,砍瓜切菜一样,杀得敌人蒙头转向,鬼哭狼嚎。李广利从山上看见敌营大乱,火光冲天,一片喊杀之声,知道救兵到了,遂率兵顷巢而出,杀下山来,与李陵合兵一处,突出凶奴重重包围,李广利被救出两狼山,退据冀州。南还时,李陵断后,将至燕门关外,不料遭遇三万匈奴骑兵围堵。

  李陵率部浴血奋战,杀死敌兵万余人,令匈奴单于心惊胆战,准备退兵。不幸的是,李陵部下管敢投降匈奴,招供出李陵孤军无援,且已弹尽粮绝的内情。匈奴大军疯狂反扑,李陵拼死厮杀,五千精兵只剩十几人。看着越围越深的包围圈,看看伤痕累累,赤手空拳的部下,李陵不由得流泪道:“全军覆没,还有何面目去见汉武帝?只能日后见机立功吧!”说罢,下马投降匈奴。

  匈奴单于佩服李陵的英雄气概,把女儿嫁给他,让他有尊贵的地位,期望他能效忠于匈奴。

  汉廷上下得知李陵投降的消息,朝野震惊。汉武帝盛怒之下,竟要杀害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以报复和惩罚李陵。汉武帝召集群臣廷议李陵的罪行。大臣们都顺着汉武帝的看法,痛斥李陵贪生怕死,投降变节的不忠行为。只有太史令司马迁替李陵辩解:“李将军以五千步兵,昼夜兼程,不顾疲劳,连夜偷袭敌营,救出主帅李广利,已完成皇上所交给的任务,应有大功一件,回兵时陷入敌兵重围,以五千步兵,剿灭万余匈奴骑兵,对得起天下人了。如果不是孤军奋战,弹尽粮绝,李将军绝不会投降的。再有,李将军未必会真降,或许日后会找机会,报答皇恩。”司马迁的看法很客观,但却激怒了汉武帝。武帝大怒道:“你的意思是我派李陵出兵就错了?对李陵亲属也不该处理啦?”汉武帝不容司马迁分辨,直接把他打入监牢。

  作为史官,必须有坚持真理,客观记述史实的精神。司马迁没有虚伪地给统治者歌功颂德,而是如实地记录和评价他们的得失。对本朝汉武帝的毛病,也是毫不客气的指出来。汉武帝早就对司马迁恨之入骨了,早就准备收拾他了,此次借李陵事件,把他下到监狱加以迫害。

  司马迁被判宫刑,被剥夺了作男子汉的权利,这种令人备受污辱失掉尊严的刑罚,并未摧毁他的钢铁意志。他发奋著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伟大的史学巨著——《太史公书》,即《史记》。

  司马迁秉性不改,被同僚从狱中救出,改任中谒者令,然而,他又在《报任安书》中直言贬损当朝皇帝,惹下杀身之祸,被汉武帝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严刑拷打后再度下狱,第二天就暴死狱中。司马迁虽死犹生,千古留名。

◆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精神 / 天下南岳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文人的典范,不但传记文章独步千古,道德文章亦冠绝天下。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做人做官还是作文,都始终保持着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正是由于才华与精神的相辅相成、知识与人格的交相辉映,才共同铸就了煌煌巨著――《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朝的骑都尉李陵,奉命率领5000步兵,从居延向北进击匈奴,贰师将军李广利带主力后援。交战开始,李陵率兵在峻稽山与匈奴骑兵相遇,杀敌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急调8万骑兵将李陵部包围。李陵孤军拼死抵抗,激战几昼夜,杀伤敌兵近万。这时,李广利的主力部队始终没有上来。最后,终因箭尽粮绝,寡不敌众,李陵战败被俘,投降匈奴。
  
  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大为震怒,下令杀了李陵全家。满朝文武百官见状纷纷附随武帝,谴责李陵的投降行径。只有司马迁不买皇帝的账,本着实事求是、问心无愧的原则,陈说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投降是迫不得已的,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

  我不知道司马迁站在金銮殿上慷慨陈词的时候,想到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他肯定想到了自己会因此惹火上身。忤逆犯上、替“叛贼”辩护的后果谁会想不到呢?满朝文武中肯定有人的想法与司马迁一样,但他们不敢说。唯有司马迁不一样,他不想违背自己的意志,他不想昧着良心说话,这就是一种独立人格。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音量可能不大,但在场的每个人肯定都听得清清楚楚,肯定都听得战战兢兢,“司马迁一定是疯了。”他们每个人都私下嘀咕着。就这样,司马迁被定为死罪,投入了天牢。

  司马迁并不惧怕死,但令他难以割舍的是刚刚写了一个开头的《史记》。在牢里司马迁想起自己20岁就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广泛搜集史料,为写这部书进行了数十年的准备工作;司马迁又想起父亲临终前对他说的话:“我家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在虞舜和夏禹时,就因职司天官而显名。自春秋战国以来,一度中衰,难道会断绝在我们父子身上吗?身为史官,我没有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以及不胜枚举的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一记下,实在是终生遗憾的事情!我死以后,你如果继续担任太史令的话,一定要实现我的愿望,千万不要忘记啊!”

  想到这里,司马迁决定接受“宫刑”,以保全性命,这是一种比死刑更卑贱的刑罚啊!司马迁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唯一反抗形式。

  《史记》是一部官史,按理说是应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按理说是“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但是司马迁在这里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他并未屈从于皇帝的权威,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而是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正如章培恒、骆玉明在他们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史记》所作的评价一样:《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他不但自身思想崇高、人格伟岸,还在《史记》中对人格高尚、敢与权贵抗争的人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文中写到了怒斥秦王,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剌杀凶残的秦王的荆轲;在国危民难之际自荐,对着咄咄逼人的楚王,面不变色心不跳,力陈利害而博得楚国支持的毛遂;明知诸候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吴起、伍子胥、范睢、商鞅……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史记》的成功与作者司马迁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密不可分。而时至今日,我们最缺乏的品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所以今天,我们还应该向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圣哲学习,不止是向他学习作文,更重要的是向他学习做人,因为做人远比作文来得重要,也只有先做好人,后才能作好文。

◆司马迁的谨慎与智慧 / 佚名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垓下大战中,项羽率八百骑突围,到东城只剩下二十八骑,被数千汉兵重重包围。看到这种形势,连自信力能拔山的项羽也认为自己再无脱身的可能,便对身边的战友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八年中身经使战,从未打过败仗,因而称霸天下。想不到今天竟走到如此地步,这是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今天定然一决生死,愿与各位老友痛痛快快再打一仗,我一定再会连胜三阵,突围、斩将、砍旗,好让老友明白,这确实是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上马再战,果然像项羽说的那样。最后,项羽逃到乌江边,正好乌江亭长驾船等在江边,要渡项羽逃过江东。项羽苦笑一声:“天要灭亡我,渡江作什么?当初起兵时,江东父老把八千子弟交给我,渡江向西闯荡天下,今天我只身而归,我有什么脸面见江东父老?算了,不渡也罢!”说完把胯下宝驹赠给乌江亭长,返身步行与追兵再战,直杀得天地变色。忽然,项羽认出了成为汉军骑兵司马的老熟人吕马童,便提剑说道:“这不是老朋友吗?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买我的人头,封万户侯。今天永别,朋友一场,没什么送的,我就为老朋友把这件好事做成吧!”说罢,扬手自刎。

  司马迁评价说:秦王朝失政,豪杰并起,项羽没有丝毫根基,乘势而起,不过三年就率领诸侯推翻秦王朝,分割天下封赏王侯,号令天下,是近古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等到项羽放弃关中怀念楚地故土,放逐义帝自封霸王,却埋怨诸侯背叛自己,要成功就难了。自我夸耀功绩,买弄个人智能而不效法古人,认为霸王的事业可以用武力统治天下,仅五年就家破灭,自己死在东城,还不觉悟,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却用“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作借口,真荒谬!

  项羽的原话是“天亡我,非战之罪”。很明显,司马迁的评语对项羽的这句话是持批评态度的。也就是说,在史学家司马迁看来,项羽的失败完全是他自身的错误造成的,怨不得老天爷。这是一种与“万事万物天命注定”,即“天命观”,完全相反的认识世界的观点,简称“非天命观”。后世学者也大多赞同司马迁的观点,几乎成为一桩铁案。且慢,行不择路读《史记》其它篇章时,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因谋反被刘邦捕获,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并被带到长安软禁起来。一次,刘邦与韩信闲聊,评论各个将领带兵作战的才能。刘邦问:“我能带多少兵?”“陛下不过能带兵十万。”“你能带多少?”“微臣带兵,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刘邦笑道:“你为什么被我擒住了呢?”韩信回答:“陛下不能带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这就是微臣被陛下所擒的原因。而且,陛下是天命所授,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最终,韩信被吕后斩杀在长乐钟室时,韩信仰天长叹:“我后悔没听蒯通(拥兵自立)的计谋,竟被女人谋害,岂不是天命吗?”在这里,韩信同样用“天命观”为自己的失败和被杀开脱,司马迁对此并没有明言评论。如果司马迁是否定“天命观”的,就不宜记录下韩信“陛下是天命所授”和“被杀属天命”两句话。因为,如果承认韩信“刘邦是天命所授”一言,那么刘邦的对手——项羽的败亡也自然就是天命所定了,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是正确的,司马迁就不宜批评项羽的说法。反过来说,司马迁只记录而不置可否的作法,又似乎表明,司马迁对韩信两句“天命观”的说法持是有所肯定的,至少持默认态度。也就是说,司马迁批评项羽的“天命观”说法,却默认韩信的“天命观”说法,而且两人的说法实质都暗示“刘邦得天下是天命所授”,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有人会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专门记录韩信“天命所授”一言,目的是刻画韩信的品格缺陷。确实,这句话听起来很有些献媚的味道,从韩信被封为齐王时按兵不动、接待项羽使者、细听蒯通“拥兵自立”之计、杀钟离昧买破保身等一系列表现来看,韩信的人品确实不那么高尚,在阶下囚的处境中说句献媚的话以保全性命,也合情合理。还会有人认为,司马迁这样做的目的是刻画韩信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性格。按照这一思路,韩信之言的话外音也可以理解为:陛下如果不是天命所授,即使善于统率将领,真要刀兵相见,胜负也难说。言下之意:任你能带兵统将,对我韩信来说又能怎样?这与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司马迁对韩信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后一种解释有很大的可能性,司马迁评论说,如果韩信能学点谦逊,不自大专自己的功劳,不买弄个人才能,能差不多了,对于汉朝的作用可以与周公、召公和太公相比了!与对项羽的评语如出一辙。这样以来,似乎化解了上面的矛盾。

  且慢,行不择路生性多疑,上述两种理解是不是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刘邦得天下是天命所授”?司马迁的历史观到底是“天命观”还是“非天命观”?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矛盾仍然存在!因为项羽和韩信两人都是刘邦的对手,韩信先是刘邦的部下,后萌生反心,成为半个对手,两人又都是刘邦的手下败将,是失败者,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借口“天命”为自己的开脱,司马迁评论两人失败时,当然要指出他们为人处事的根本错误所在,自然要驳斥两人的借口,从而呈现为“非天命观”的历史认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早在鸿门宴的头一天,项羽的军师亚父范增在鼓动项羽下决心消灭刘邦时,说:“我让人观察了刘邦的云景气象,都呈龙虎开头,五彩斑斓,这是天子气象,要急早下手,千万别失去机会。”这又是一个“天命所授”的说法,与项羽和韩信两人不同的是,此时的范增是作为一个谋土说话,而且此时项羽的楚军气势正盛,实力正处巅峰状态;更何况范增被项羽呼为亚父,是长辈级的谋士兼军师,范增绝不可能是感叹,而是“人定胜天”般的自信。如果把范增的这句话看做是为坚定项羽消灭刘邦的决心,而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故弄玄虚,编造谎言,那么,就无法解释鸿门宴之后的事情。当时,刘邦借口脱身逃回本营,托张良回话,向项羽献上一双白璧,向范增献上一双玉斗。项羽坦然接受,而范增却气愤地把玉斗扔在地上,拔剑砸碎,并怒言:“熊包!配不上与他同谋共事。夺取项王天下的人,必定是沛公刘邦。我们今天已经被人家俘虏了!”刘邦假装上厕所,实际上是不辞不别,如此不守为客之道怎么得了?试想一下,你请一位地位稍低甚至同等地位的人喝酒吃饭,客人却中途借故走掉,你会怎么想?更何况项羽个性刚烈呢?在见到张良代刘邦进献礼物的那一时刻,范增必定把杀刘邦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项羽的发作上,结果看到的却是项羽的满面安然,不由得暴跳如雷,心中怒骂:“日你个奶奶熊!”玉斗碎,怒气稍泄,继而脱口再骂:“竖子不足与谋!”再继而理智稍稍恢复:“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最后衰叹:“吾属今为之虏矣!”。这充分说明,范增在鸿门宴之前的话绝非凭空捏造,而是有一定事实的。鸿门宴上的所见所闻,眼瞅刘邦这只煮熟的鸭子竟腾飞而去,使范增认识到刘邦确有天助,从而对“刘邦有天子之气”之言深信不疑,因而悲观绝望。以至于出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气势正盛实力强劲的一方军师,望看脱网而去的弱方主帅却说“我们被人家俘虏了”,如同狼群中一只大狼说自己所在的狼群被落荒而逃的兔子俘虏一样,岂不是奇怪之极?这不是范增已经深信刘邦是真龙天子而心生绝望,又是什么呢?

  也正是范增在鸿门宴上的这次绝望,使这位号称“好奇计”的老先生在此后三年中,一直走不出失败的阴影,再也没有为项羽提出什么好建议(至少司马迁没有记载)。因为当老先生有什么想法时,在失败绝望的情绪作用下,话还没有出口,先自怀疑:人力能不能胜过天命呢?到第三年彭城大战后不久,项羽坠入陈平的反间计,而怀疑范增与汉军私通削减其权时,范增彻底绝望:项羽平时只有对自己这个被尊为亚父的话还能听进一点,成败尚有一线希望,而今竟然连自己这个亚父也怀疑起来了,已经完全成为孤家寡人,表面上虽然仍然战无不胜,其实内中筋骨尽失!是项羽这小子自己把我这条楚国大军的筋骨抽出,一脚踢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因而才有怒容满面的范增,在荥阳对项羽说:“天下大事己定,大王好自为之,愿大王恩赐我这把老骨头回家养老!”事业上的绝望也引发对个人生命的绝望,从荥阳还没有走到彭城便疽发于背而一命呜乎(这样的事例至今俯拾皆是,医院中凡是那些对疾病绝望的病人,再无药可治。当时七十高龄的范老先生不免病根在身,一旦绝望而心生一死万事空的念头,也就吐掉了那口支持其生命的心气,自然也就被追魂索套牢了)。

  司马迁没有为范增立传,也没有对范增的言辞发表什么评论,而惜黑如金的司马迁却忙中偷闲地记录下范增“天子气”一言,能是一位“非天命观”主义者吗?

  或许还有人从范增败方军师的事实出发,提出多种解释来说明司马迁的“非天命观”。无独有偶,胜方主帅刘邦也有一位师友兼臣属的谋士,这就是张良,极其相似的是,司马迁也记录下张良一句“沛公殆天授”的天命观言论。

  《留侯世家》记载,陈胜大泽乡起义后不久,张良也聚集起百十号人起兵响应,由于势单力薄准备投靠另一支起义军,半路上在一带遇到刘邦部队,便暂时归属刘邦并被任命为厩将。在这期间,张良经常用得自于黄石公的《太公兵法》为刘邦宣讲用兵方法,刘邦一听就懂,拿来就用,如同英雄得到宝剑一般喜爱有加;而张良向其他人宣讲《太公兵法》时,听者却是茫然无知,如黄牛听琴一般。张良因而自言自语:“沛公殆天授”,从而打消了投靠别人的念头,后来又经过一些曲折,张良最终彻底投到刘邦帐下,为成为重要谋士。

  “沛公殆天授”大意是,刘邦大概是天命所授。这句话表面看来,很像一种比喻说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至少表明,司马迁是从张良带有一定天命观的角度来记录这件事的。因为,如果张良丝毫不受天命观的影响,这句话最合适的说法应是:刘邦大概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这是其一。其二,张良得到《太公兵法》一事本身就是奇事一桩。《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年轻时有一次在下邳圯上闲游,迎面走来一位老父,到张良跟前故意踢掉鞋子,看着张良挑衅地命令:“小伙子,下去,取鞋来!”张良强忍怒火取来鞋子,老父翘起脚尖:“穿上!”张良顺从地单腿下跪了老父穿好鞋子。老父心安理得地站起来,嘴角一笑转身离去,把个年轻气盛的张良惊得目瞪口呆,眼光随着老父的身影渐行渐远。大约一里路的光景,老父又转身回来,对呆若木鸡的张良满意地说:“小伙子可以教授呢!五天后天亮来这里与我相见!”如梦方醒的张良似懂不懂地跪下答道:“行!”第五天早晨,张良前往圯上,老父已经先到,“与老人约会,迟到,为什么?”怒气冲冲地的老父说罢转身就走,背后扔下一句话:“五天后早来!”到期,张良听到鸡叫便起身前往圯上。没想到老父又已先到,怒斥:“迟到,为什么?”转身再去,背后又扔下一句话:“五天后再早来!”五天后,张良不到半夜便起身来到圯上。一会儿后老父也现身,喜滋滋地说:“就该这样呢!”然后,取发一卷简书递给张良,说:“读这册书,可以成为王者之师。十年后兴起。十三年后,小伙子会在济北见到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罢转身离去,再无其它言语,杳然而逝。天明后张良看书,正是《太公兵法》。十三年后,张良随从已成为大汉皇帝的刘邦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便取回家中供奉起来。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传奇故事,却被司马迁用史笔绘声绘色地记录下来,难道不足以暗示张良的“沛公殆天授”的天命观吗?司马迁甚至自己也对这件事疑雾重重。司马迁在对张良的评语中,对这件事感慨的评论:学者大都说没有鬼神,却说有精怪之物。至于留侯张良所遇到的老父授书一事,还的确很奇怪呢!所以,司马迁记录“沛公殆天授”一语,绝不是把它视为“有如神助”之类的比喻说法,而是一句把它当作不太有把握的猜测性说法。司马迁记录这句话,意在表明:张良的内心深处先已确信世上真有“天命所授”之人,后通过事实认识到,沛公刘邦大概就属其类!

  如果说司马迁在记述张良的“沛公殆天授”一句话时,还用一个“殆”(几乎或大概的意思),字多少表达出一种不太肯定的意味:真有天命所授之人吗?那么,当读到《高祖(刘邦)本纪》时,行不择路有胆断言,任何读者都不能不承认,司马迁充分而又力避玄虚地记录下一系列证明刘邦拥有天命的故事,共计九件,列举如下:

  一、父母所见:刘邦母亲一次在湖泽边休息,困乏小睡,梦见与神相遇。当时电闪雷鸣,刘邦父亲找到湖边时,正看见一条蚊龙覆压在刘母身上。刘母自此便胎孕上身,生下第三个儿子,这便是刘邦。

  二、亲眼所见:刘邦左侧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后人注释《史记》时转述当时有一种说法,这是火德王赤帝的象征。赤帝表象为朱鸟,身上多有黑点。左侧为阳,为帝;七十二颗黑痣正是赤帝拥有七十二日的数量。一年三百六十日,金木水火土各居一方,平均各自分得七十二日;土居中央,对应为火德。

  三、常人所见:刘邦好喝酒,却常常身无分文,经常向王媪和武负二家赊帐,喝醉后就倒头大睡。王媪、武负二人则经常看到醉卧中的刘邦身上有龙若隐若现,感到很奇怪。刘邦每次赊酒,都许以高价,年终结帐时,王武二人由于见龙之事,便都折毁债券,自动免去刘邦的一切酒债。

  四、岳父所见:吕老爷子一次大摆宴会,席中见到刘邦,示意刘邦留下。吕老爷子对刘邦说:“我喜好相人断其命运,所相过的人不在少数,没有一个能赶上你的,请君好自珍爱。我有亲生女儿,原许配给你操持家务。”事后吕老太太大发雌威,怒斥吕老爷子:“老东西,一真把这个女儿当做奇货可居,发誓要嫁给高贵人家。今天怎么会丧心病狂地许配给刘家那小子?”吕老爷子梗着脖子反驳:“这不是你们妇道人家所能明白的事情!”吕家姑娘最终嫁给刘邦,这就是吕雉,即著名的吕后。

  五、奇人所见:刘邦没有发迹之前,作泗水亭长,没事回家种田。一次吕雉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田间耕作,有个老人路过讨水喝。喝过水,老人端详着吕雉说:“夫人有一付天下贵人的面相。”再端详男孩说:“夫人的一切贵相,都是因为这个孩子而来。”再看女孩,也说是大贵之人。老人离开不久,刘邦归来,听到吕雉的叙说,急忙追上老人请问自己的命相。老人端详后,缓缓地说:“刚才相过的夫人和孩子,都像君一样。您的命相贵不可言!”刘邦听过,深谢不已:“果真如老爹所言,我刘邦不敢忘记老爹的大恩大德!”刘邦发迹之后,多方寻找,却再没见过那位老爷子,真是奇人一个。

  六、部下所见:刘邦以亭长身份押送一批民夫前往骊山服劳役,路上很多民夫逃亡。走到丰西泽地方,刘邦意识到,照这样下去,走不到骊山人就跑光了,便借酒浇愁。喝到半夜,起身对剩余的民夫说:“你们都走吧,我也就此逃命去了。”民夫中有十几人愿意追随刘邦,于是一行人便在水泽中寻小路逃命,并安排一个前面探路。不久探路人惊慌地回来报告:“有条大蛇,卧在路上!咱们原路退回吧?”刘邦醉意朦胧地大言:“壮士行路,有什么可怕的!”推开众人,只身来到蛇旁,拔待剁去,蛇身一分为二,各自卷曲,闪开路面。刘邦继续前行,数里之后,抵不住酒劲,轰然倒下,一头睡去。后面的人走到蛇边时,见到一位老妇人坐地哭泣。人们奇怪,问她哭什么,“人家杀了我的儿子。”“老妈妈的儿子为什么被杀啊?”“我的儿子,就是赤帝的儿子,化成蛇横在路上休息。现在被赤帝的儿子斩杀了!”人们以为老妇人胡言乱语,吓唬人,正想收拾她,老妇人一闪便不见了踪影。这些人找到刘邦后,等到刘邦醒来,说起这件怪事,刘邦听罢,内心暗自欢喜。

  七、帝君所见:刘邦未发迹时,当朝在位的秦始皇曾经说:“东南方向有天子之气!”于是到游,意欲用自己在位的天子气镇服在野的天子气。刘邦醉放民夫后,怀疑这股在野的天子气应在自己身上,便逃亡藏现在芒砀山中。

  八、妻子所见:刘邦藏身芒砀山期间,妻子吕雉有事与人找刘邦,经常是一找一个准。刘邦很奇怪,吕雉解释说:“你刘老三所在的地方,上空常有云气缭绕,只要奔着云气走,就找到你你老三了。”这话更让刘邦受用。

  九、刘邦自言:刘邦临终前,省病在床,吕后召来名医治病。医生诊断之后,自信地禀奏:“陛下的病不难治愈!”刘邦听后,却破口大骂:“我以一介平民,手提三尺剑就取得天下,这不是天命吗?我命在天,就是扁鹊复生,又能怎样?滚!”不久便驾崩在长乐宫中。

  另有一件记录在《孝文(汉文帝)本纪》中,算做后人所见。吕后死后,陈平、周勃等人初速扑灭吕姓势力叛乱阴谋,派出使节奉迎当时的代王进京登基为帝,代王咨询属下群臣,多数人建议稍等一下,观察变化后再定,只有宋昌建议要当机立断,接受陈平等人的奉请。宋昌列出四条理由,最末一条:“吕后以太后的威势严权,封立吕姓三人为王,擅权专治。然而吕后一去,太尉周勃空手持一节仗进入北军,振臂一呼‘拥护吕家的人袒露右臂,拥护刘家的人裸露左臂!’全军一齐裸露左臂,拥护刘家,背叛吕家,这就是天命所授,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代王最终接受陈平、周勃等人奉请,进京登基为帝,就是著名的汉文帝。

  纵观《史记》全书,司马迁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很少记载与天命有关的奇事,唯独围绕刘邦不厌其烦地记载下如此之多的天命奇事。妙不可言的是,司马迁有意记录下刘邦和项羽成败双方主帅的天命观言辞,又记录下双方师父(友)兼臣属的天命观言辞,一一对应,相映成趣;中间夹着一个韩信的天命观言辞,韩信是胜方主将而心萌反念,是一个半己半敌的角色。在胜利一方,又围绕主帅突出记录下形形色色的天命观之事,尤其不忘记录下胜方主帅死后的一件天命奇事,可谓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然而,司马迁对失败一方的天命观言论,是严词批驳,而对胜利一方的天命观言论虽没有明言可否,却分明持有肯定态度,并刻意渲染,这不是矛盾之极吗?

  行不择路认为,这一矛盾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其原因就在于,太史公其人自身、其书未来,更在于史学本质和天下安稳。

  太史公由于仗义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触怒汉武帝,惨遭宫刑,丢掉人根,因而发愤著述《史记》。当时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信奉天命,当朝的汉武帝更是深信不疑,《孝武本纪》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汉武帝敬祠神明、封禅祭神一类的事情。古人法天则地而行事,认为天命就是法则所在,天命所授就是合法的。刘邦的毕生事业就是建立刘家大汉王朝,毫无疑问,作为继承者的汉武帝不仅坚信刘家王朝是天命所授,更会以其合法性而自豪,而继续为之奋斗。太史公叙写刘邦事业,任其罄南山之竹,写尽刘邦为人处事的合情合理,如果避而不谈天命所授之事,在汉武帝自看来,这就意味着私修史书的司马迁怀疑大汉王朝的合法性,是在妄议朝事,大有滥言惑众之嫌。这样一来,汉武帝要去掉的就不会再是人根之类的东西,而司马迁的项上人头,更会对其著作、对其思想挫骨扬灰,怕是一场新的焚书坑儒在所难免,较秦始皇必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太史公为自己的生命考虑,更为自己奋斗终生的《史记》一书考虑,无论自己相信天命与否,都必须刻画出刘邦事业合情合理合法的全貌,这是太史公的谨慎所在。

  汉武帝时期的大汉王朝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年代,人人崇尚建功立业,扬名万世,必然要效仿前人。人各有志,志各有不同,其间难免参杂非份之想。正如曾鼓动韩信拥兵自立的蒯通被刘邦抓住处死时,辩说:“天下磨刀提剑想做陛下事业的人何止千百!”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怕的是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梦中效仿陈胜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假如《史记》一书尽述前人成败情理,指导人们扬长避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史记》无疑成为那些一心求名不计后果的亡命之徒们的最佳教科书,天下岂非再陷大乱?史学的意义岂非被诱入岐途?所以,太史公为史学考虑,更为天下安稳考虑,无论自己相信天命与否,都必须全面刻画出刘邦事业合法性,让读者认识到刘邦是天命所授,唯有如此,才能严防亡命之徒们的肆意胡为,这更是太史公的谨慎所在。

  太史公立志“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不写当朝,则于事无补!因为,年代越近资料越丰富,说服力越强。太史公不写当朝,则无法确定《史记》适宜终止的年代!因为,自从周平王东迁,中国社会进入春秋战国,礼崩乐败,人心不古,秩序大乱,古教丧亡,也正是此时,老、孔、孙、墨四圣突起,诸子百家相继兴举,有志之士纷纷力图重建伦理纲常,创新政教体系,整个社会坚定踏上艰难跋涉的探索历程,所有这些都直指汉武盛世,其间任何一处插刀断代,都将血流如注,唯有写至当朝,以不断为断。太史公不写当朝,则无成一家之言!因为,唯有自己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来阐释人情事理,才能更好地有别于前人。所以,《史记》叙写当朝,是势所必然,史家真知驱使所致。当此之时,太史公前有头落书毁之恶,后有言滥世荡之凶,独步一线悬丝,只笔托传五十二万言煌煌巨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十字评语已然道尽一切,壮哉!太史公在失败者的传记中淋漓尽致地人人都存在的毛病,又在成功者的传记中充分介绍了许多人都有的长处,又恰当地用天命观克服少数人存有的非份之想,实现了史学本质,不是文章圣手,焉敢措手?太史公大智慧,传人生盛筵于千古,后有有幸!

  行不择路认为,太史公指斥项羽借口“天亡我”为荒谬,并一定否定天命观,实质是指斥项羽的这种错误行为: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却另找借口为自己的失败开脱。项羽败亡,人人都可以说“天灭项”,唯独项羽自己不能说“天灭我”,因为任何不从失败中深挖自身原因汲取教训,而找借口推卸自身责任的人,永远不会长大成熟,实是废物一个,天若真在,也必将除此废物!太史公记录下刘邦“天命授我”之言,也并一定是肯定天命观,实质是肯定刘邦的行为:功劳并不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刘邦事业成功,人人都可以说“刘自为”,唯独刘邦不能说“我自为”,因为,只有那些“分功于人,推功于天”的人,才会真正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才能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长大成熟,是社会的强者,天若真在,也必将乐助这样的强者!因此,行不择路认为,前面揭示的太史公的矛盾,实质是一根两枝,深层处统一在此!这是太史公的大智慧所在!

  行不择路感言:败者自败,成者天成!怨天尤人,可耻!
 
  2006年2月15日初稿,2006年2月17日定稿于兰州

◆读《史记》杂感 / 佚名 

  司马迁为什么要忍辱写这本书?他的动力又是从何而来?!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想起。

  我带着很多问题和一种莫名沉重的心情再次走入了历史……

  如果把《史记》纯粹当做一本史书来读,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他那种惊天地,动鬼神,雄迈豪放,气势磅礴的文章风格至今仍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史记》文章之美,前人已说得够多了,我不想再在这里重复。我只想补充一点,似乎还应该加上一个“补拙”,而正因为这点才使他的文章更显得浑厚,有气势,有感情。我说《史记》朴拙,除了表现在他对人物刻画的粗笔浓墨外,更重要的是它带有一种苍劲浑茫的原始气象。它象滚滚洪川;鱼龙漫衍;泥沙俱下。

  又象苍山老林,尽管有说不尽的枯枝败叶,但它那种苍劲浑茫的原始气象,却永远不是任何整齐茂美的园林所可以比拟的。司马迁的文章,激情滚滚,一气写下,情之所至,笔亦随之,至于有些矛盾,有些漏洞,他是不大计较的。但又有谁会因此去责怪司马迁呢?说话的人说清了,听话的人听懂了,自然心领神会。由于作者注重故事的生动,追求文章的气势奔放,追求情感的酣畅淋漓,因此他随意发挥,以致有些地方不合“语法”,而司马迁对此似乎在所不顾。倘若以刘知几和王若虚的眼光去审定《史记》的语言,那么《史记》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写人,写事,而不是象后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推敲字句,因此尽管它有毛病,有纰漏,但是它真实,它自然它朴拙,韩柳笔下的文章左规右矩,炉火纯青,一篇篇如精金美玉,光彩照人;但是象司马迁那种感情充沛,气势雄浑,笔墨朴拙的文章却很难见到了。

  既然是一部史书,自然离不开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从春秋后期以来,到刘邦建立汉王朝的五百年间。

  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一切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那是一个多灾多难,战乱不休的悲惨时代,同时也是个英雄辈出,叱咤风云的豪迈时代,那此起彼伏的建国,亡国,那说不尽悲欢离合,瞬息万变,简直使人应接不暇。在这个漫长的时代里,到处是烽火,刀兵,掠夺,屠城,真是悲惨而又雄壮!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若何,虞尔虞兮奈若何!”这就是那个时代里的壮烈悲歌。这些英雄前赴后继,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悲壮的活剧,时势造就了他们,他们也推动了时势的迅速猛烈变化。只要有本领,有才干都想要顽强的表现自己。他们的品德有高低美恶之分,而他们奋发向上,百折不挠则带有其共同性。这是一个重才情,重实效,重功利的时代,有才干的人就应该有名利,有富贵,他们就应该理所当然的被人崇敬。

  那种雄心勃勃,为追求功利而生死不顾的精神气质,则为司马迁所欣赏,同时也被这个时代的壮烈气氛所感染,被那些豪迈英雄的气质风节所吸引。

  从刘邦建国到司马迁写《史记》,中间相隔一百年,在这段时间里,割据叛乱与反割据反叛乱,抄掠入侵与反抄掠反入侵,周而反复,最后终于演变成汉武帝对“四夷”的大举用兵。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后来的这些战争许多是非正义的,甚至是掠夺性的,是出自统治集团的扩张野心和物质欲望,是出自一种“恶”的动机。但在那个时代的汉人看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是天经地义的,汉人充分继承了春秋的坚忍,战国的血性。

  这些战争是污浊的,但的确也正是在这种血污的战争中,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汉帝国形成了。他自豪地雄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民族之林。人民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上也富饶起来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整个汉代社会的意识状态是多么的波澜壮阔啊!他们有信心,有力量,有眼光,有气派。他们自信是攻无不克,取无不得的。他们追求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

  这时也搞过什么“尊儒”,但其实质乃是“一切为我所用”!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汉武帝的一封求贤诏。看它多么活泼,多么开放,没有一点框框,没有一点顾忌,真是宏阔之极,豪迈之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无不以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为光荣。而这个时代也的确人才济济他们为自己的国家,为伟大的民族,建立了许多使后人叹为观止的丰功伟绩。这就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环境。

  司马迁的惨痛遭遇对《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有巨大影响。

  受宫刑对于司马迁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这在汉代对于一位有血性的男人来说更是奇耻大辱,这场横祸给司马迁的打击是异常惨重的,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摧残。“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报任安书》)由于他的个人悲剧经历更加突出了《史记》全书的悲剧气氛。例如他特别喜欢写悲剧人物,而描写时又是那样地对人物灌注着全部感情,以致使他们人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精神气质却荡气回肠,经天贯日,永世长留天地之间。

  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是《史记》作为一部“文学著作”它的审美意义,社会价值却从来没有被真正所重视,所理解。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在考历史的时候都能得满分,但扪心自问:我们到底“理解”了多少历史?可悲的是直到现在甚至还有人把历史与考古混为一潭。千年兴亡,百年悲欢,留给后人的远不仅是直接的借鉴,把历史感完全等同于借鉴,无异于说饮食仅仅是为了果腹。

  简单的依赖于历史知识,最终只能导致心智的弱化。真正理解历史是交织着痛苦和苍凉的思想历程。历史学只有植根于社会的土壤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才会有它的生命。历史学需要更加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只有和大众有更多的交流,让历史作品成为一种消费产品,进入消费阶段,历史学做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价值才会得到最完整的实现。

◆司马迁经济思想初探 \ 黄杰明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从古代到现代,都一贯实行抑商政策,商人一般都被骂作奸民、投机取巧分子、势利小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禁止百姓经商(及至“业余”的小商贩都不允许);就是今天,中国国民的商业意识还是不强的。中国古代极少纯粹意义上的商人,一般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这种状况,使中国的封建性极为牢固、顽强。尽管到明清时,中国的经济居于世界前列,但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这与长期重农抑商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国度,早在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就提出了重视商业的思想观点,在当时及后世独树一帜,实属难能可贵。

  他注意到物产分布在不同地区,那么依靠商人互通有无,增进物资交流,丰富人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便非常重要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对农虞工商同样重视,把它们视作衣食之原。他当然明白农、林、畜、牧和手工业创造财富的根本作用,但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出结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正统文人要求百姓尊义耻利,认为趋利则失义。但司马迁却把利、义统一起来,为商人的趋利正了名。他还举出秦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这些经营工商业致富之人,他们“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既然君主诸侯可以凭着权势致富享乐,为什么百姓就不能凭工商致富而“与之比”呢?多么可贵的思想!今天仍然非常需要这种思想!他对正统的卫道士发出有力的诘问:“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掷地有声!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统治阶级鄙弃“小人喻于利”的时代,发出了非常的离经叛道的异响,其光辉却仍然昭然于世。可贵可叹!

     http://www.tc168.net/168285/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0735

     http://www.tc168.net/617935/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3215

◆辑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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