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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司马迁之系列文论与赋作(1)/ 司马呈祥 整理 (42篇)

发表日期:2014年6月26日  出处:中赋联合会 文库编审中心 赋帝 辑 辞皇 审 作者:司马呈祥 整理  本页面已被访问 244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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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司马迁赋】◎佚名 撰文 / 赋帝 辑审

    尚记两千年前,司马公闻友任安抱不测之罪。念其日前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奈何身逢多事之秋,无力显岩穴之士,又顾已动而忘尤。自慨命运不济,念及壮 志未酬,悒郁思索,而作《报任安书》。舒愤懑之情得竭志意,明鸿鹄之 志以晓左右。吾今读之,如沐春风,亦感动不已。适逢清明佳节,念先生之昭昭 若明星之德,坚韧不拔之志。故作斯赋,以吊先生之灵。

    君之先人,文史星,历累世为官。史传自成君之家学。君少尝从董仲舒习《春秋》 ,从孔安国习《尚书》。又爱不羁之行,东临碣石,北至长城,漫游江淮,随征巴蜀。访乡村野老,集名人故事。才学见识,可谓为人能及也。及入仕途,日夜思竭肖己之才,务心营职。与朝廷之忠心,可谓昭然也。

    先生者,才德兼备 之栋梁也。夫情又远近,缘有亲疏。而公里无远近,正道无偏斜。君与李陵,俱居于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李陵为人事亲孝,与人、士信。分别有让,战功赫赫。有国士之风。今降匈奴,亦全非其过也。群臣惧 武帝之威,皆落井下石,不为一言。俱忘陵之好。君不忍其遇,慷慨陈辞。推言 李陵之功,以广武帝之言。塞睚眦之辞。其正直之德,可与日月同辉。

    至于身 陷囹圄,躯体受辱,实属武帝之过也。君临天下,当以理为重。奈何武帝无视李 陵之才,重用 宠姬之兄。使陵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虽横挑强胡,竭 尽全力,然矢尽道穷,援兵不至,终为虏矣。先生进谏,又以其沮贰师,迁怒无 辜之人。而无视贰师 之坐视不救。岂不谬哉?如先生之言,是非曲直自有后人 评说。 《史记》流芳,先生文采德行表于后世。武帝屈理从情,丰功伟绩又何如 哉?留柄于青史也。古今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

    传曰:刑不上大夫。君 以口语受刑,为乡党笑。奇耻大辱也。然君深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 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隐忍而活,承先父之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呕心沥血,历时十三载,终成鸿篇巨著,泽被万世。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而君之名,万世称焉。

    余为此文,展汝之盛德,示汝之才华,以励世人。如此,则迷途者不颓,败者亦斗志不减也。

◆【司马迁赋】◎叶渝 撰文 / 赋帝 辑审

    秦川之东,河西盆地;夏阳故郡,巍巍韩城。群峦绿耸神秀,福地厚泽文风。儒学兴盛,孔门桃李纷呈;文脉延承,千秋英才驰骋。高山仰止,赞元锡嘏。一代史圣傲立,两朝状元绝横。祖孙巡抚,父子知州;兄弟侍郎,南北尚书。文气山环水抱,文史气象万千。人才济济,共续名城佳话;名作篇篇,同展盛世繁华。

    中有佼者,司马一氏,其文浩浩,其人皎皎。仰其行止,西晋始设墓祠;敬其品格,传扬不绝近世。踏古魏之长城,聆长流之芝水;倚雄山而就势,指云天而明志。述之往事,记以春秋笔法;思之来者,鉴以盛衰兴亡。深究天人之际,详通古今之变;耗尽残躯之力,终成一家之言。文史祖宗,丰功彪炳。史家之绝唱兮,无韵之《离骚》矣。

    颛顼天官,先祖辉煌。太史之令,世出有传。耕牧河山之阳,历游汉武山川。读书万卷不易,行路万里更难。李陵败降,朝臣媒蘖其短;不惧牵连,史家正气凛然。人之一世,固有一死,或重泰山,或轻鸿毛。秉笔直书,忍辱残喘,幽于粪土不辞,以表文采后世。经天纬地,《史记》气势磅礴;慷慨悲凉,笔锋醇厚典雅。

    嗟乎!生如寂夜之黯淡,死如星河之灿烂。其为人子者,立身扬名;为人臣者,恪尽职守;为太史者,实录真史;为男子者,伟岸天地。司马一氏,荣傲中原千里;韩城一地,光耀春秋万年。时代亟需思考,文艺呼唤良知。感其文笔,仰其心德;扬其行风,铭其范格。炎黄子孙,源远流长;垂与日月同辉,留与青史共存。采万民之遥遥,祭史圣之煌煌。千秋永驻,寰宇同光!

◆【悲士不遇赋】◎西汉·司马迁 撰文 / 赋帝 辑审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昭昭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司马呈祥点评:

    今天读了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写得太好了。之前关注更多的是他的《史记》和那篇《报任安书》,今读此文,惊叹他的文人情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司马迁选择了生,并不是贪生恶死,而是在他看来有比生命甚至尊严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太史公曾感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读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亦有这种感觉。文不能悉意,在此附上张曼菱的《择生与择死》节选,来纪念这位伟人。

    择死与择生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或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牵襻着我。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有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的献身是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救的狂澜的惟一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之于生死,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人世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被俘受辱而死的。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降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直谏烈臣;但司马迁认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完成千古史记,中国的第一部非官方记载的历史文学。

    既有了帝国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圃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杰出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屈原择死,司马迁择生,都是崇高的。他们择死与择生的思考世代延传;这种思考,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个民族隆起的脊梁。

◆史圣司马迁及其悲士不遇赋 / 赋帝 辑审

    史圣司马迁出生在史官之家,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成为千古纪传体史书的开端人。由于在李陵案中为李陵辩护,遭到了汉武帝的酷刑,最后司马迁忍受着巨大痛苦,完成了父亲遗志,写出宏篇巨作《史记》。都道是“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长于赋,司马迁长于散文,并不工于赋。但由于当时赋体盛行,司马迁多少也取得些成就,《悲士不遇赋》便是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赋文。

悲士不遇赋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

   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昭昭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

    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注释:

   〔生之不辰〕生不逢时。
   〔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经常约束自己以回复和符合礼的要求,唯恐自己的志向和行为默默无闻。“惧志行而无闻”,另本作“惧志行之无闻”。
   〔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相信自己才高而世道暴戾,要至死而勤勉不息。韪,美善。逮,到达。
   〔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虽有形体而不得显扬名声,徒然有才能而不得施展。
   〔穷达〕困窘和显达。
   〔屈而不伸〕蒙受委屈,得不到伸张。
   〔使公……悲兮〕大意是说,那些秉公处理公务的人,与我志同道合;那些以私情对待私党的人,我以为可悲。
   〔天道微哉,吁嗟阔兮〕指天道幽深难知,旷远难见。吁嗟,感叹词。
   〔倾夺〕指统治者互相倾轧、争夺。
   〔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爱慕富贵,鄙夷贫贱,是理智的惑乱。
   〔昭昭洞达,胸中豁也〕(明辨事理)清楚透彻,通晓领悟。昭昭,明亮的样子。洞达,通达,透彻。豁,开阔明朗的样子,形容通晓领悟。
   〔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昏愦迷乱而不觉醒,是因内心受了毒害。昏昏,迷乱、不明事理。罔,不、没有。
   〔我之……能选〕大意是说,我的心意如何,哲人自能揣度;我言论中的是非,哲人自能选择。哲,才智卓越的人。
   〔没世无闻,古人唯耻〕终生默默无闻,古人以为耻。《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否(pǐ)〕《周易》中的一卦,为“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这里是不善、不利的意思。
   〔逆顺还周,乍没乍起〕背逆和顺遂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忽起忽落。
   〔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意思是,对待当政者是不可能依理恃智的。
   〔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不要跑到福的前面,也不要接近祸的开端。造,往,到。
   〔委之自然〕托付于自然。委,托付。自然,指宇宙万物。

参考译文:

    悲伤啊!士生不逢时,自愧(只能)与自己的影子相望。经常约束自己以符合礼的要求,唯恐自己的志向和行为默默无闻。相信自己才高,可是世道暴戾,要至死而勤勉不息。虽有形体而不得显扬名声,徒然有才能而不得施展。为什么困窘和显达(之时)容易改变和迷茫,确实是高尚的和丑恶的(界限)难以区分。时光悠悠荡荡(的过去),就要蒙受委屈,得不到伸张。

    那些秉公处理公务的人,与我志同道合;那些以私情对待私党的人,我认为(他们)可悲。道幽深难知,旷远难见啊。人间的道理明明白白,(怎么统治者)互相倾轧、争夺呢。喜好生存厌恶死去,才能就会低贱;爱慕富贵,鄙夷贫贱,是理智的惑乱。(对事理)清楚透彻,通晓领悟。昏愦迷乱而不觉醒,是因内心受了毒害。

    我的心意如何,哲人自能揣度;我言论中的是非,哲人自能选择。终生默默无闻,古人以为耻。早上懂得了道理晚上就是死去,谁人能说是不善呢。背逆和顺遂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忽起忽落。对待当政者是不可能依理恃智的。不要跑到福的前面,也不要接近祸的开端。托付于自然,回归到宇宙一体。
 
另一注释:

    悲士不遇赋
  
  (注: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这篇《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文约二百字,是否全文,已无从考察。)
  
  悲夫士生之不辰①,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②,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③,将逮死而长勤④。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⑤,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⑥,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⑦,私于私者自相悲兮⑧。天道微哉⑨,吁嗟阔兮⑩;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11);好贵夷贱(12),哲之乱也。炤炤洞达(13),胸中豁也(14);昏昏罔觉(15),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16);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17),古人惟耻。朝闻夕死(18),孰云其否。逆顺还周(19),乍没乍起(20)。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21),终归一矣!

注释:
  
  ①生之不辰:出生没遇到好时辰。一般以此表示所生之世未遇明主贤君或未逢盛世,所谓“士不遇”主要就是这个含意。语出《诗经·大雅·桑柔》。
  ②克己:抑制、约束自己的言行。复礼:合于礼的要求。“克己复礼”出自《论语·颜渊》。
  ③谅:信。才韪:才质美好。韪(wěi,伟):善。戾(lì,力》:违背,引申为不正常。
  ④逮:及,达到。⑤穷:困厄。达:通达,显达。⑥悠悠:形容长久。荡荡:形容广阔无际。
  ⑦公于公者:前公字动词,用公心对待;后公字名词,指国家或朝廷。
  ⑧私于私者:前私字,用私心对待;后私字,指自己或自家。
  ⑨天道:包含自然规律和天意两方面含意。微:精微,微妙。
  ⑩吁(xū,虚)嗟(juē,阴平“决”):感叹词。阔:疏阔。
  (11)才:品质。
  (12)夷:削平,引申为轻视。
  (13)炤(zhāo,昭)炤:同“昭昭”,明白。洞达:透彻。
  (14)豁(huò,或):豁达,开阔。
  (15)昏昏:胡涂。罔:同“惘”,恍惚,迷乱。
  (16)哲:哲人,明智的人。
  (17)没世:死,终身。“没世无闻,古人惟耻”两句本《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18)朝闻夕死:《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去也可以呀。这里也可理解为与上文的“没世无闻”相应,即把“闻”解为“闻名”。
  (19)还周:循环。还,通“环”。
  (20)乍:忽而。按,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注,在此句下补入“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两句。
  (21)委:托付。

◆论司马迁对历史档案学的贡献 / 吴荣政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档案事业史上做出空前突出贡献的光辉典范。本文着重论述司马迁从事的档案事业及成就《史记》的诸原因、他对历史文献编纂学和文献编纂指导思想的伟大贡献。

一、档案事业的成功之路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悠久的史官世家。其远祖是颛顼、夏、商时代掌管天地的重黎氏,周宣王时,重黎氏后代程修甫任司马,从此,“司马氏世典周史”,作为天子侍从,世世代代为周王室太史,担任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言记事、保管国家典籍以及从事天文、历法、祭祀、教育等神圣事务。东周惠王之后,司马氏一度“中衰”。

    但是,到汉武帝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又担任了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国家藏书档案,兼记事修史,继承了祖先世守的光荣事业。

    须知,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他学识渊博,精通天文、朴素辩证法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哲学,从其千古宏论《论六家要旨》可知,高屋建瓴,总括诸子百家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既肯定它们各自的长处,也批评它们各自的不足,言约义丰,体现了司马谈治学兼容并包、熔铸贯通但尤注重道家的博大气象。

    诞生在史官世家的司马迁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年十岁则诵古文”①,如《春秋》、《左传》、《国语》、《世本》、《五帝德》、《帝系姓》之类的古文本。在父亲指导下,司马迁拜两位儒学大师为老师,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长期向他学习《古文尚书》;另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向他学习《公羊春秋》,接受大一统理念。司马迁继承了家学,又通晓古、今文经学,是西汉一代少有的大博学家。深厚的根底,为司马迁成就《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读破万卷书的饱学之士,而且是一位行完万里路的壮游之士。他既不满足于在家乡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受到的“山环水带,蜿蜒”②清淑之气的陶冶,也不满足于“耕牧河山之阳”对民间生活的一定体验,更不满足在书斋里得到的书本知识。他要放眼全国,培养自己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情感和开阔的胸怀,掌握更多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知识。于是,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③“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 、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④这并非一般闲情逸致地游山逛景,而是学问家一次目的明确学术色彩浓厚的访古旅行。通过这次游历访问实地考察,司马迁对远古黄帝尧舜的传说,西周建国经营洛邑的情况,近古孔子、屈原、信陵君、春申君的遗迹与齐、鲁、楚文化的义蕴,当代开国群英乃至贾谊的故事,五霸、七雄、楚汉相争古战场的“天下大势”,“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⑤全国各大水系、都会、区域经济,无不进行广泛地采访搜集,精细地探寻研究。

    大约在元鼎元年(前116年),汉武帝任命才干超群的司马迁为郎中,“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⑥得以接近皇帝,侍从出巡。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⑦途中,“瞻蜀之岷山及离碓”,⑧到达今重庆,四川成都、西昌、汉源,云南保山、腾冲、顺南一带,调研了西南少数民族历史风俗,考察了水利工程都江堰。以后多年,司马迁常侍从武帝出巡,“尝西至空桐(山名,今甘肃平凉县境),北过涿鹿(山名,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东渐于海,南浮江、淮”;⑨特别是“从负薪塞宣房”,⑩“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11]“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12]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其中,亲自参加武帝率百官自将军以下与卒数万同负薪在瓠子口(今河北濮阳县南)堵塞黄河决口;目睹武帝在泰山封禅祭告天地;到朔方即北边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察看秦朝修筑的伟大工程———长城、直道等,意义最为重大。通过上述游历访问,实地调查,司马迁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各民族,锻炼了意志,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提高了见地,是成就《史记》的根本原因。

    元封元年(前110年)春,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未能同行参加大典,“发愤且卒。”适逢司马迁奉使回来要向武帝复命,因而见父于洛阳。司马谈牵着儿子的手,流着泪,留下临终前的遗言。这篇著名遗嘱,以光荣家谱教导儿子,期盼儿子继续祖辈的史官事业,“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嘱托儿子“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一定要踵其事业,将业已草就的部分篇章的《太史公书》写成宏篇巨制;并以事亲、事君、立身、扬名后世、显父母即当时最高伦理道德激励儿子,以周公、孔子作榜样启发儿子,继《春秋》写出一部传世之作;特别指出自春秋末年以来,一方面,“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各国史书失传,另方面,“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一统盛世,却缺乏一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著作总结历史。父亲的重托,时代的要求,历史地落在了司马迁的肩上。司马迁面对垂危的父亲,作出郑重的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终生牢记谆谆的父训,忠实履行庄严的誓言,是司马迁成就《史记》的巨大精神动力。

    父亲死后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有了“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极好机会,得以如饥似渴地整理、抄摘、纂集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图书档案,着手准备写作《史记》。

    应该知道,汉朝一改秦“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的“败政”[13],非常重视图书档案建设。秦末,刘邦统兵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还精心设计营造了既防火防水又防盗能使图书档案万无一失的石渠阁,“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14]刘邦得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疆场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15]刘邦从萧何保管的秦丞相府御史大夫府的地图、法规、计书、户籍等档案文献中掌握了全国利于攻守的军事地形、财政收支、户口丁壮情况,终于战胜了“屠烧咸阳而去”,对档案文献作用无知的项羽。汉朝刚建立,“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16]特别是“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习天下图书计籍”的张苍,以北平侯的身份任计相,居萧何相府,“领主郡国上计”。[17]汉高祖也“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18]百废待举,汉朝便建立了法律、军事、历法、计量、礼仪、户籍、军功、财会、统计等档案及其搜集保管制度。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19]读书较自由。武帝时代,经济繁荣,政令统一,文治武功俱佳,是西汉全盛时期。于是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20]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1]朝廷还规定:“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22]因此,“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故)档案学研究 论司马迁对历史档案学的贡献吴荣政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23]司马迁父子相继任太史令,在辉煌的时代,读尽石渠阁、天禄阁、太史署藏的堆积如山的图书档案资料,这是司马迁成就《史记》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倡议主持制定并推行了比较精密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废止了沿用已久而不准确的颛顼历。这年,司马迁还与壶遂讨论了《春秋》的历史意义和《史记》的撰写宗旨,开始按计划撰著《史记》。这时的司马迁抛弃一切应酬,不顾家室产业,竭尽才华智力,干好太史令,企图博得皇上的欢心。

    正当司马迁踌躇满志之时,灾难突然临头。天汉三年(前98年),他为败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了武帝,被定为“诬上”欺君之罪而“深幽囹圄之中”。但是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新近不为壹言”。司马迁面临两种抉择:或赴死,或求生。他想,《史记》“草创未就”,如果这时“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那实在“轻於鸿毛”。为了实现父亲的重托,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抱着“陷忍苟活”坚持下去完成《史记》的理想,“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接受腐刑,以免一死。出狱后不久,武帝鉴于司马迁的才华与多年侍从的尽职,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虽为“尊宠任职”,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但本应宦官担任。司马迁一想到“诟(耻)莫大于宫刑”,“虽累百世,垢弥甚耳!”作为“慷慨之士”的血性男儿现在“身直为闺 之臣(宦官)”,蒙奇耻大辱,怎能不“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简直肝肠寸断,精神失常,多次想到自杀,但一转念,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孙膑、屈原、吕不韦、韩非这些圣贤先哲,哪一位不是历经磨难才留下不朽之作的呢?他便镇定下来,决心仿效他们,忍辱负重,从个人的怨恨中解脱,发愤著书,以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24]将自己的全部愤懑、心血、才干和见识,倾注到《史记》之中,使之成为与日月同辉的传世杰作。积极的人生观,崇高的人格力量,是司马迁经过二三十年的辛勤耕耘,在武帝晚年终于成就《史记》的又一巨大精神动力。

    狱中的种种折磨羞辱,长期的苦苦独立思索,使司马迁对世态的炎凉,现实的黑暗面,有了深切体会,思想发生了升华,从而产生了坚定的异端思想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这是司马迁赋予《史记》以无限光彩的潜在原因。

二、对档案文献编纂的贡献

    司马迁对历史文献编纂学的伟大贡献表现在两方面:详细占有丰富的资料,首创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的资料来源于司马迁对图书档案广博的摄取和丰富的闻见。据专家从司马迁因事叙说到的图书档案名录统计,在80种以上。[25]或曰司马迁因事论及的图书档案共103种,其中六经及训解书24种,诸子百家书52种,历史地理及档案20种,文学书7种。 [26]他读过却未著录于《史记》的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班彪说:“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27]诚哉斯言!

   《史记》援引最多的是《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及《诗经》、《论语》等。司马迁在利用旧资料时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8]绞尽脑汁,进行一番考订剪裁综合创造,使之鎔铸为《史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尚书》诘屈聱牙,难以理解,他采用时便将原文改写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如《尧典》的“钦若昊天”、“庶绩咸熙”、“试可乃已”,《五帝纪》引用时分别作“敬顺昊天”、“众功皆兴”、“试不可用而已”;此外,《史记》还多用俗字、俗语、谣谚,力求行文的通俗性。

   《史记》参据的档案,如《三代世表序》之牒记、历谱牒、五帝系牒;《六国年表序》之诸侯史记、秦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之列封、令甲;《封禅书》所云明堂图;《萧相国世家》所云秦律令图书;《留侯世家赞》之图;《儒林传》所云功令等等均是。《史记·殷本纪》系综合《尚书》、《世本》、谱牒等图书档案写成。《秦始皇纪》照登了泰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的石刻档案。《三王世家》全录了武帝分封燕、齐、广陵王的文件———策书。曹参、周勃世家和《樊郦滕灌传》、《傅靳蒯成传》等所记军功,关于擒敌斩将攻城掠地的数量,非常精确,显然摘自列侯功状等案卷。《楚元王世家》、《梁孝王世家》纪年不用皇帝年而用诸侯王之年记事,显然录自各诸侯王历谱。《仓公传》载系列病例医案。其他如帝王将相的诏令奏疏在《史记》各卷随处可见。司马迁利用档案时根据其内容与需要,或抄录,或摘引,或归纳,或综述,方法非常灵活。档案资料的大量运用使《史记》记事具有可靠性、真实性。

    为了弥补图书档案资料之不足,司马迁写史多借助闻见。一则向名人调查:像从董仲舒得知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从冯王孙得知赵国及张释之、冯唐的掌故;从公孙季功等人得知荆轲故事及传闻之非;从周霸得知项羽是重瞳子;从方士祠官得知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的荒唐行为;从樊哙孙樊他广得知高祖功臣兴起的事迹;从平原君朱建之子得知郦食其、陆贾的情况;从贾谊之孙贾嘉的书信中得知贾谊的行状;从苏建得知霍去病、卫青做将军的诀窍。另则,向农夫野老取证,获得大量近现代史知识。像向秦人采访樗里子的智谋;向薛人访问,得知孟尝君招致6万余家居薛;向大梁墟中人了解,秦引黄河灌大梁,三月城坏,灭魏的情况,侯赢监守的“夷门”是大梁城的东门;向淮北的遗老们访问,得知刘邦、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樊哙、夏侯婴、韩信的遗闻佚事。此外,司马迁还将所见写入《史记》。如“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29]“吾尝之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30]“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31]“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32]至于对全国都邑经济、各地物产风俗、民间疾苦的记载,无不从游历观察中所得。由于个人受时空的限制,闻见总是有限的,必须借助他人的闻见。司马迁以张骞出使大夏实地调查的资料否认《禹本纪》关于“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上有醴泉、瑶池”[33]的离奇说法。总之,大量直接、间接的闻见史实使《史记》富有生动性、可读性。

    司马迁通过博览闻见,占有了丰富资料,但并未一古脑儿写入《史记》,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颇费思虑的。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34]又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35]绝不将所有鬼怪和诸子关于黄帝神圣化之类论述写入《史记》。此其一。第二,司马迁对没有弄清、难做结论的问题采取“疑者阙焉”[36]、“疑者传疑”[37]的审慎态度。像陈平用奇计为刘邦解匈奴围,但“其计秘,世莫得闻。”[38]这是用阙疑的写法。用“盖”、四个“或曰”记老子的姓名年龄籍贯,宣称“世莫知其然否”;[39]记墨子时写道,“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40]:这是用传疑的书法。对一时无法判断的问题,不穿凿,不武断,写出待后人研究,这是严谨科学的态度。第三,司马迁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41]凭个人好恶决定扬抑。他不否定一切,尽量做到公正。如司马迁既暴露吕太后的宫廷阴谋与残忍狠毒,也称赞她的政绩,“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42]既肯定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43]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指出他好大喜功,“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44]“尤敬鬼神之祀”,[45]穷兵黩武,愚昧至极。

    由于《史记》不侈谈荒诞,记事客观公正,一问世,便遭到最高统治者的嫉恨,也博得学界好评。扬雄赞扬《史记》为“实录”,[46]班固肯定《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7]这种评价,得到2000年来知识界的认同。这种实录精神成了中国档案界、史学界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经过“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的艰辛劳动,更匠心独运,用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2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48]包容、总揽、陶铸、条理得之非易的资料。这五种体例记史虽各有分工,但又有紧密联系,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首创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从篇幅角度说,《史记》受资料制约,记越古的事实越简略,时代愈近的愈详尽。特别是专载100年汉史就占62篇,兼载的13篇,合计75篇。详今略古是《史记》编纂的最大特点。从内容角度说,时间上起黄帝,下迄天汉(前100-前97年),前后3000年;空间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东临大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道德、宗教;构成社会的各阶层:帝王、勋贵、官吏、将士、学者、游侠、倡优、卜者以至农工商虞(矿),莫不囊括在内。《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世界史规模的通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真正全史。这充分体现了《史记》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

    在编纂方法的使用上,司马迁首创了附传、互见、寓论断于序事的方法。

    为省篇数,又不湮没其人其事,司马迁采用了附传形式:或因兄弟子孙友朋相附,像曹叔振锋附《管蔡世家》,惠帝附《吕太后纪》,灌夫附《魏其武安侯传》;或以同类相从,如庄子、申不害附《老子韩非传》,赵奢父子、李牧附《廉颇蔺相如传》;或由职事相属,如卜式附《平准书》,王陵、审食其附《陈丞相世家》。

    为省繁文,避免重复,又表示人物事件的关联,司马迁采用了互见法。如《周本纪》说:“其事在周公之篇(世家)”;《礼书》说:“事在袁盎语(传)中”;《萧相国世家》说:“语在淮阴侯事(传)中”;《陆贾传》说:“语在南越语中”。至于一个人的全貌,一件事的真相,往往散见于数篇之中,则更是互见法的妙用了。

    为了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陈述而委婉表达自己的观点,司马迁创造了寓论断于序事[49]的写作手法。如《平准书》末载卜式语,表明司马迁主张政府只衣食租税,反对官吏向民间搜括;《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对话,包含司马迁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诸侯割据的见解。再者,《史记》善于通过对历史人物尤其是细节的描绘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与政治问题。如《万石传》通过石庆、石建办事谨慎的细节描写及“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却可官至御史大夫或宰相的陈述,表现当时官场恭谨自保、讲究当官的政治风气;《魏其武安侯传》通过窦婴、灌夫与田 的交往又互相倾轧的描述,揭开了高层尖锐矛盾的内幕;《卫将军骠骑传》通过卫青以五百金为王夫人寿的描写,一则表档案学研究 论司马迁对历史档案学的贡献吴荣政明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再则体现女宠在政治上的作用;通过塞外士卒饥饿不能自振而霍去病竟“弃粱肉”、“穿域蹋鞠”的对比,嘲讽了统帅不体恤士卒的冷酷行为;《酷吏传》则通过武帝时10个酷吏的描述与8个酷吏的概述,暴露了律令的虚伪和酷吏的残忍。这一幕幕丑剧、闹剧与悲剧使人们认识到封建专制的腐败与黑暗。

    诚然,《史记》也有疏略、盈词之处。但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史学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正如清朝大史学家王鸣盛所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50]说明《史记》指导了2000年“正史”的编纂。惜乎自《汉书》至《清史稿》的作者们因诸多原因,祖述《史记》时,只是形似而未能神似。

三、对档案文献编纂指导思想的贡献

    司马迁对文献编纂指导思想的伟大贡献表现在坚持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他曾郑重地申明,为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而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51]即探索历史事实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认为在历史的兴盛时期已包含了衰亡的因素。这种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见解,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髓。

    先说“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精通天文、历法、水利、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当时社会科学诸门类,因而基本上认为“天”是自然的,与人类的祸福夭寿无关。

    当时,经武帝扶持,董仲舒鼓吹的天人感应、邹衍首倡的阴阳五行等迷信学说在思想界占绝对统治地位。司马迁力排众议,宣称“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52]反复指责那些“星气之书”“多杂 祥,不经”,[53]“其文图籍 祥,不法”;[54]指出阴阳家是些“怪迂阿谀苟合之徒”,[55]批评“阴阳之术,大祥(吉凶之兆)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56]认为“其语闳大不经”,[57]“《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58]对宣扬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图籍很是轻蔑。在《天官书》、《封禅书》里司马迁揭破了事鬼神的真相,无非是当权者的提倡,方士们为猎取禄位而有意捏造。

    司马迁还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和判断一些流行观念的可靠与否。《高祖纪》虽然也写了刘邦某些神异,但基本上本着实录精神,既写他坚韧不拔、知人善任、除秦苛法、所过不掳掠等长处,也写他贪酒好色、无赖行为和奸诈性格,使人们看到一个被封建统治者神秘化了的“受命天子”是人而不是神。《陈涉世家》借陈涉之口根本否认“应天受命”那一套,公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伯夷传》以一系列事实说明善人不一定善报,恶人不一定恶报,发出了“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尖锐责难。此外,《秦始皇纪》和《封禅书》描述秦皇汉武迷信方士,屡屡被骗,使人觉得方士的成仙骗术与秦皇汉武的执迷不悟非常可笑。《游侠传赞》借谚语说:“人貌荣名,岂有既乎?”对人的相貌与荣誉名声的必然联系表示怀疑。《蒙恬传》叙述蒙恬自杀前哀叹监修长城,“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恬罪固当死矣。”司马迁却认为蒙恬“阿意兴功”,“轻百姓力”,“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总之,司马迁对君权神授、因果报应、成仙术、相面术、地脉说,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体现他反对唯心论、有神论,宣传唯物论、无神论的鲜明态度。

    特别是《高祖纪》写道,刘邦消灭项羽后,曾与群臣讨论汉兴楚亡的原因,刘邦指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由于重用杰出人才而战略决策正确无误,军事后勤保障有力,重大战役屡屡打赢,加上赏罚分明,因而胜利。在司马迁笔下,汉兴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天意”!

    与此相反,从刘邦历数项羽十罪、陈平说项羽不爱贤才、韩信说项羽失天下心及《项羽纪赞》对项羽过失的分析,可知项羽妄自尊大,分封天下,而制造战乱;背关怀楚,嗜杀不仁,而失去地利民心;放逐追杀义帝,主约不信,而诸侯背叛;妒贤嫉能,偏爱群小,而专恃匹夫之勇:这样的人不亡何待!可是项羽乌江自刎前说什么:“天之忘我,我何渡为?”司马迁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命运受制于天道的谬论。

    司马迁描绘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时,往往指出时势造就了这些英雄。他认为起于“微细”、“无土”的刘邦终成帝业,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乡(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于秦政之暴,项羽之虐,替愤起于民间的刘邦开辟了道路。[59]秦汉之际的大动荡,使一些小吏、白徒脱颖而出,各展其能,因而出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如“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 ,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60]司马迁认为萧何出身小吏,原并无突出德能,由于遇上动乱年代,追随刘邦,因时顺势,才干出一番事业。其他如周勃、樊哙之流则不遑论。

    司马迁还从朴素唯物论世界观出发,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公正评价,对一些中下层人物事迹进行淋漓尽致的描述。他高度评价陈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61]把陈涉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与有“素王”之称的孔子并提。《魏公子传》描述了夷门监者侯赢和鼓刀屠者朱亥帮助魏无忌出兵攻打秦兵,解除赵国都城邯郸之围的过程。《刺客传》描写了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归还所侵鲁国土地,荆轲藐视强敌行刺秦王以抗暴的侠义行为。《游侠传序》热情讴歌了游侠的高贵品质,并特意把朱家、郭解等人和那些欺凌贫弱的“暴豪之徒”严格区分,说明司马迁表彰的只是敢于抗暴伸张正义的布衣之侠。《货殖传》记述了善于发财致富的匹夫匹妇,肯定工商业者对历史的贡献。

    更能体现司马迁朴素唯物论的是他认识到经济现象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所起的决定作用。《货殖传》开门见山否定了老子提倡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生活方式,论述了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是任何政令与妙论也改变不了的,而人们的生活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流通,农虞工商进行的生产和流通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验。”因此,他充分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富、利)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上各色人等无不为着自身的经济利益(财)奔波。他进一步探讨了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关系,认为人与人之间奴役与被奴役关系是由人们对财富拥有的多寡决定的,人们对财富拥有的多寡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是事物的客观法则(物之理)。他认为经济状况决定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面貌,国家(齐、越、魏、汉)的强大,至圣孔子的扬名,都由雄厚经济(富、饶、地力)决定。

    再说“通古今之变”。

    与董仲舒兜售的“天不变,道亦不变”[62]形而上学理论相对立,司马迁汲取了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变法实践、理论和韩非进化历史观的营养,又考察古今历史变化,认识到历史是连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并且认为历史变革和正义战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最集中体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的是《史记》10表。通读10表,人们可以看出3000年历史变化的总趋势:由分封到郡县,由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特别是《六国年表序》概述了秦由一个僻远小国发展为“卒并天下”大帝国的历程,经过的几个阶段:秦襄公始封诸侯,作西 而“僭端见”;文公逾陇“营岐雍之间”;穆公修霸政,“东竟(境)至河”,与齐桓、晋文相侔;献公、孝公之后“常雄诸侯”,“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从中得出秦统一中国的两个原因:一、秦经过500余年的发奋图强,不断扩张,为始皇统一奠定了基础;二、六国“争于战功”,关东连年混战,为秦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商君传》、《孟子荀卿传》指出商鞅变法使“秦人富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富国强兵”;《河渠书》记述秦修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可见,司马迁认为秦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变法改革,农业丰收,国富军强。他充分肯定秦一统天下的历史功绩,“世异变,成功大”;并说,“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隐约指出汉承秦制的因果关系;《礼书序》则公开点明汉承秦制:“至于高祖……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还嘲笑那些食古不化的书呆子“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严厉批评这些人看问题太片面。

    《秦楚之际月表序》指出,秦汉之际政治形势剧变,“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而发生这种剧变的根本原因是陈涉、项羽、刘邦领导的起义在亡秦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司马迁继承荀子“法后王”[63]的思想,对“上古”与“旧闻”并不怀特殊敬意,指出“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认为战国秦汉的历史变化足为当今借鉴,不一定非远古旧闻不可。因而进一步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64]认为写《史记》的目的在于志古自镜,以史为鉴,“述往事,思来者”,[65]研究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预见未来。

    8书论述了古今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其中《平准书》最能体现司马迁“承敝通变”、“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他概述汉承秦弊,“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经济完全崩溃。经过70余年的经营,武帝初经济已呈繁荣景象,“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但是,由于“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武帝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西南开发,东灭朝鲜,以至“财赂衰耗而不赡。”因而司马迁感叹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指出“盛世”存在危机,看到档案学研究 论司马迁对历史档案学的贡献吴荣政现实发生颓变。

    毋庸讳言,司马迁偶尔相信命运、数奇,个别地方也说过循环论,并没有完全摆脱神秘思想的羁绊。但司马迁所达到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不仅前无古人,举世无双,东汉以降至近代前的后人在整体上也难以企及。

    郭沫若指出:“司马迁曾是一位档案工作者”。敬爱的周总理号召档案工作者“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66]司马迁勤奋博览,尽力实地查访,崇高伟大的人格,文献编纂方面的首创精神,在指导思想上高扬唯物论与辩证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档案工作者继承发扬光大的。

注释:

[1][3][7][13][16][23][28][43][48][51][53][56][61][65]史记·太史公自序[A].②张廷枢.韩城县志序[A].

[4][8][10]史记·河渠书赞[A].

[5]顾炎武.日知录.卷26[C].史记通鉴兵事[A].

[6]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9][34]史记·五帝纪赞[A].

[11][45][55]史记·封禅书[A].

[12]史记·蒙恬传赞[A].

[14]三辅黄图.卷6[C].

[15][60]史记·萧相国世家[A].

[17]史记·张丞相传[A].

[18]汉书·高帝纪[A].

[19]汉书·惠帝纪[A].

[20]文选.卷38[C].任 .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A].注引刘歆.七略[M].

[21]汉书·经籍志[A].

[22]太史公自序[A].集解引.汉仪注[A].

[24][47]汉书·司马迁传[A].

[25]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J].文史哲,1955,(11).

[26]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7.

[27]后汉书·班彪传[A].

[29]史记·春申君传赞[A].

[30]史记·孟尝君传赞[A].

[31]史记·李将军传赞[A].

[32]史记·游侠传赞[A].

[32][35]史记·大宛传赞[A].

[36][41]史记·仲尼弟子传赞[A].

[37][58]史记·三代世表序[A].

[38]史记·陈丞相世家[A].

[39]史记·老子韩非传[A].

[40][57]史记·孟子荀卿传[A].

[42]史记·吕太后纪赞[A].

[44]史记·平准书[A].

[46]扬子法言·重黎[A].

[49]日知录.卷26[C].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A].

[50]十七史商榷.卷1.史记创立体例[C].

[52][54]史记·天官书赞[A].

[59]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A].

[62]汉书·董仲舒传[A].

[63]荀子·儒效[A].

[6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A].

[66]周经 司马迁〈史记〉与档案[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2. 

(资料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中华辞赋网整理)

◆司马迁怎样营造历史现场感 / 邹文贵

    司马迁的历史叙事,除了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为达到这一目的,司马迁不仅赋予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以鲜活的生命,而且还努力打通“往事”与“来者”之间的历史隧道,刻意营造历史现场感,从而把人们带进特定的历史时空,让人们直观、感性地触摸历史,体验历史。
  司马迁是如何营造历史现场感的呢?纵观《史记》,可作如下几点概括。

  1、历史现场感与叙事笔法。在司马迁之前,历史叙事主要有两种笔法:一种源于《春秋》,特点是梗概叙事、简言叙事,我们姑且称之为史笔;另一种则主要来源于《左传》,特点是委曲周详、细致生动,我们姑且称之为文笔。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对史笔与文笔“兼收并蓄”,无所偏废。“十表”之中,相关的文字表述部分用的是“清一色”的史笔;“本纪”、“世家”、“列传”诸体则根据需要,交错使用两种笔法。在《项羽本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迁以“文笔”叙事、构造历史现场的效果,楚汉相持之际的彭城收复战就是一段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出。”

  在这段叙事中,如果说前六句采用了快节奏的史笔叙事,那么,从第七句开始,司马迁则明显地放慢叙事节奏,以文笔叙事,通过笔法的转换,来营造两个前后相续的历史现场或者说历史场景。一个是汉军败入睢水,兵陷重围,另一个是天暗风狂,乱中突围。在营造第二个历史现场的时候,司马迁还有意识地使用了“于是”一词,造成短暂的叙事停顿与叙事提醒,然后自己仿佛站在历史现场的边缘,目引手指,对现场作着详细生动的实况报道。

  2、历史现场感与视角交叉。按照现代叙事学的观点,任何事件都是特定叙事视角中的事件。因此,历史叙事也同样关涉叙事视角问题。为了复呈历史现场的“原生态”,使历史场景生动、鲜活、丰富、真切,司马迁在历史叙事中,往往把历史场景置于作者视角与人物视角的双重观照之下。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

  这是《魏公子列传》中的一个片段,写魏公子礼贤下士,延请侯嬴。事件大体上是由侯生登车与闹市访友两个核心场景的先后推移构成。两个场景之中,公子自迎,引车入市,侯生登车,久立微察,市人围观,从骑窃骂等,均出于作者视角;“公子执辔愈恭”与“公子颜色愈和”无疑源于人物视角,是侯生的眼中所见。两种视角交织极大地增强了读者的历史现场感。

  3、历史现场感与气氛渲染。历史“舞台”风云变幻,气象万千。每个历史现场都活动着不同的人物,上演着不同的事件,透发着不同的氛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独特的氛围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场景的“韵味”、“风采”与个性。因此,写好现场气氛同样是营造历史现场感的重要途径。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感受力与想象力的史学家,总能将历史现场以一种特定的氛围活泼地进入到他的感知、想象与体验之中,同时紧紧地“把握”住这种独特的氛围,随物赋形,刻画渲染,予以准确充分的艺术表现。《刺客列传》中,荆轲别燕的场景堪为此方面的代表。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秋风、寒水、白衣、别泪、悲歌,司马迁选取这些意象加以组合,尽情地渲染着别离时的悲凉。荆轲毕竟是英雄,所以不能只有悲凉,更要有悲壮。羽声、瞋目、发尽上指等意象,适足以达之。如此这般的情境渲染又怎能不使读者对历史现场情同亲历、感同身受呢?

  4、历史现场感与空间意识。无论是宏大的历史事件,还是普通平凡的往事轶闻,它们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具体到某一历史现场,自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行动与行动之间、行动与场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空间意识的建立,无疑有助于历史现场感的营造,有助于历史场景的清晰呈现。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盛赞司马迁的空间意识。他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其中既有“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的原因,也有司马迁对兵势地形发生方位表达上的自觉。其实,司马迁不仅写兵战、说大势如此,他在叙述历史事件具体演进过程中,也十分注意人物行动展开的空间关联。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周本纪》中的这段记载,写武王伐纣、攻下朝歌之后,到社坛去祭告受命。司马迁把武王前赴社坛时的队列仪仗、从臣的位次先后,以及祭告之时武王、群臣与兵卒所处的空间方位,一一写来,历史现场被展示得清晰如画,一目了然。

◆第九章 《报任安书》:司马迁与《史记》间双重救赎的见证(3)

    有一个细节大可玩味。中国人有托圣的传统,譬如《黄帝内经》,譬如《周易》……都假托了圣人之名。甚至有人考证,连大气磅礴的“还我河山”,亦是“托圣”之作。那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托圣者”,为了让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念想长存天地之间,他们假托圣人之名,而不计较自己声名湮灭。很明显,这是智慧之举,但也是无奈之举。他们无法推测,若不借了圣人的名号,他们的思想,是否会有人留意;他们的智慧,是否会依旧闪光。因此,他们果断地选择“托圣”,自己则隐藏在了圣人之后。从此之后,山高水长,但他们的名字已和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了无干系。但是,我们却记住了司马迁,记住了他的《太史公书》。他没有走“托圣”的旧路,我们无由得知是什么驱使他做出如此的决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本身的经历,已具备足够的传奇,他不需要托圣,他不需要假托一个无关的圣人来完成自己,因为他本身已是圣人。

    唯有圣人之作,我们才可以读到其“神性”。

    《史记》的“神性”在于它的“全息”。

    所谓的“全息”,不是指它内容的无所不包,而是指它平实的语言背后有丰满的生活元素、历史元素。《史记》是“立体”的,每一个人物、事件,皆“横看成岭侧成峰”。譬如“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一事,有人斥项伯“卖主”,有人赞项伯“有大局观”,也有人从中发现了楚汉媾和的蛛丝马迹。又如蔺相如之“完璧归赵”,有人盛赞其大智大勇,也有人直斥其匹夫之勇……完全对立的观点,居然都能在《史记》里找到自圆其说的证据,此之谓“全息”。我们无法推知司马迁写作之时的状态,但他的刀笔在竹简上游走之时,一定是充满神性的,否则,怎么能写出如此可以自我“解构”的文字。

    是否“全息”,其实恰恰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伟大,是否具备“神性”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红楼梦》等经典作品的伟大。为什么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因为莎士比亚的文字是全息的。而司马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描摹的对象是古人,他叙述的事件是旧事,他不能“创造”一个古人出来,更不能“构想”一件旧事出来,他只能让古人在他的笔下“复活”,只能让旧事在他的笔下“重现”。历史和现实留给他的创造空间相当狭窄。他可以追慕《春秋》之“微言大义”,将万千悲喜褒贬不动声色嵌入只言片语之中。然而,《春秋》的文字本身不是自足的,要弄清它的只言片语,我们需要借助外力。其实,不要说我们,不借助《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所谓的“春秋三传”,古人已经很难将《春秋》读得明白。《史记》则不是这样,它本身是“自足”的,全书合在一起是一部百科全书,而每篇单列,照样是自成一体。更重要的是,《史记》的文字本身,具备了极强的“自足”、“自立”能力,似乎司马迁赋予他的文字以生命,那些文字不依赖司马迁独立活在那里。于是,别人给的是平面,司马迁给的是立体;别人给的是单色,司马迁给的是多彩;别人给的是正面,司马迁给的是正面、侧面加倒影。一个城堡,他留出了一千条进出的门径,加了一千把锁,也给了一千套钥匙。

◆第五讲:司马迁祠墓碑文著作之谜 / 吉春

一、司马迁祠墓之谜
  
  《水经注》载:“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叙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
  
  《韩城县志》载:“汉太史令司马迁墓在芝川镇南岭上,西枕梁山,东临大河,气势雄阔,古柏数十百,皆苍老如铁,悬于两崖,作蛟龙状。”
  
  司马迁祠墓沿坡建筑,分为四级,逐层升高。坡下路口立有牌坊,上题“汉太史司马祠”。沿此登坡,蜿蜒而上,走不多远又见一木牌坊,上书“高山仰止”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背面是“既景乃冈”四字,也很清秀有神。慈祥这《诗经》上的词句,缅怀着司马迁一生的事迹,使人顿生敬仰之情。穿过木牌坊,两旁都是悬崖。登临山门,举目远眺,东有黄河之奔流,谷山、中条山可见;西有嵬山之峥嵘,象山、龙门山在望;北视人烟稠密;南望平原辽阔。景象是如此佳妙,山河如此多娇!司马迁从小就陶冶在此壮丽的自然环境中,这对他后来的性格和写作当有一定的影响。越过山门,便见一砖砌牌坊,上题“河山之阳”四字,这是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一句,说明他生长在龙门山西南、黄河岸西北的“高门”村里,从小过着耕牧生活,这对他以后的写作就更有裨益。
  
  踏上百级石阶,便至祠门,上题“太史祠”三字,跨进祠院,给人的印象是建筑甚为独特,它既象祠庙,更象书院,这与司马迁的身份和境遇很是相称。迎面古柏参天、苍郁挺拔,它象征着司马迁因李陵案而受宫刑之后,仍然坚毅不屈,发奋著书的顽强精神。寝殿是典型的宋代建筑,殿内有司马迁的塑像:身高三米,端庄和善,手扶玉带,方脸长须,两眉入鬓,……给人一种刚强正直,抱负不凡的感觉,令人肃然起敬。祠堂四周,镶嵌着六十六块碑石,内容多是历代文人名士凭吊司马迁的诗文和各朝维修祠、墓的记事。其中西晋永嘉年间的《司马庙全图》,明万历年间的《汉太史公世系碑》和《司马坡行》等,都是素为游人赞赏的名碑。
  
  祠堂后边,便是司马迁的“八卦墓”。八卦墓是什么意思?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风,坎代表水,离代表土,艮代表山,兑代表泽。据古籍《周易》所载,八卦最早为伏羲所画,周文王和周公加以解释,原意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有研究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之意。这和司马迁作《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用意不谋而合。《文物天地》83年3期刊用我的《司马迁的八卦墓》短文,内边说了“当时修整司马迁墓,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希望他的后代兴旺,因而嵌上‘八卦’。八卦在表示人类方面,有‘三男三女,父母双全’之意。当然,这在那时来说,是一种美意。”墓高2.5米,直径5米,青砖砌成,墓碑是清乾隆年间毕沅所题“汉太史公之墓”。冢上长出五棵高大的古柏,形若龙蟠。特别是墓顶二柏苍郁茂盛,霜皮溜雨,黛色参天,《韩城县志》中形容它是“晴则翠色凌岚,阴则同云涵绿,风则波涛汹涌,雨则叆叇莹溶,雪则白贲堆琼,而碧颜尤澈,以至夜之苍龙,月之辉映,霜露之濡厉,斗牛之相连,雷霆之相震荡,鼓舞随时所遇,变态出神,不可枚举,若有以昭公之文章者焉,盖奇观也。”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开创了我国记传体史书和传记体文学。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称他是我国古代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赞美《史记》一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又说他“文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1958年春,在司马迁祠墓整修竣工后,郭沫若同志曾题诗立碑说:“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解放后,司马迁已被列为全世界纪念的文化名人,司马迁祠和墓也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又将两座不能在原地保护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和彰耀寺建在司马坡南麓,把司马迁祠、墓衬托得更加秀丽壮观。并且还陈列有我国历代《史记》的各种版本和国内外有关司马迁研究的书刊画册二千余册,使人们参观和研究。1977年又专门成立了司马迁祠文物管理所,负责保护管理工作。近年来国家又拨款修建、扩建司马迁庙,将禹王庙、彰耀寺迁建到坡南麓,把司马迁祠衬托得更加秀丽壮观。为了加固太史祠北坡,国家和陕西省文物局拨出专款230万元,由韩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维修,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紧张施工,于1988年底完成了加固喷锚工程任务,并在坡腰沿地势新修一条长184.8米,180个台阶的腰坡路,既有利于崖坡管理,又可在旅游旺季使人群安全分流,减轻大门古道的压力。
  
  但是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司马迁墓却是“衣冠冢”。嵬东乡徐村才是“真骨坟”。在徐村北边,有座“法王行宫”石牌楼,石牌楼的北坡上,原有献殿三间。殿的东边佥畔有一块地为“司马迁真骨坟”。坟上原有四抱粗的古柏,“文化大革命”中伐掉了,坟也平了。现在砖砌“真骨坟”,是村长同增旺率领村民重新包裹的。
  
  史圣千秋碑记
  
  吾祖司马讳迁,诞生于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十九岁前耕牧于河山之阳,二十而南游江淮,二十二仕为郎中,继任太史令,后改任中书令,穷毕生之心血著成三千年的中华通史--《史记》,被列为世界纪念之文化名人,中国历史之父。
  
  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报任安书》下狱而逝。族人恐有不测,密将尸骨葬于徐村老牛坡,植之以柏,建之以祠,墓碑圪立,清明节在此演唱“跑台子戏”,明曰迎神,实为祭祖。古柏、祭祠、墓碑皆毁于“文革”。吉春、徐兴海编著《司马迁与太史祠》一书所言“徐村司马迁真骨坟”,即指于此。岁次甲戍年初,村长同增旺率同、冯后裔村民将“真骨坟”砖砌为八卦墓,墓周植柏纪念。今重立墓碑,以正其名。

二、司马迁祠碑文之谜
  
  司马迁祠自北宋建立以来,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从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最早的一块碑文到1958年春郭沫若手书的诗碑止,祠内现存碑文六十六块,可谓碑石林立。碑石中有历代文人名士瞻仰司马庙吟咏的诗词,但大量的是历朝各代修建祠墓的碑记。
  
  司马庙现存最早的一块碑文,是“治平元年闰五月二日”“太常博士知同州韩城县事李奎”写的《司马太史庙诗二首》。其中第一首的开头四句为:“生在龙门镜,葬临韩奕坡,荒祠邻后土,孤冢压黄河。”从这一碑文的内容和注明的时间来看,李奎在瞻仰司马庙时的诗写有“荒祠”、“孤冢”等语,这足以说明,司马迁庙建立在宋英宗治平以前,具体建立的年代,据《通志总序》记载:“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垣。”庙上现有清乾隆时张开东撰写的《司马坡行》诗中也说了“前有汉阳殷太守”一句。可见,司马迁庙最早的建筑――石室,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但从寝殿建筑的形式和实物鉴定,是宋代建筑无疑。现存的山门寝殿,我认为是北宋靖康时的建筑。这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芝川新修太史公庙记》的碑文中可以看出来。碑文中记载有“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秋,予始官韩城,寻遗访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之遗像”“因低徊周览则栋宇甚倾颓阶戺甚卑坏”、“司马文公为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风雨”“冢庙卑庳如此而不称”“乃率芝川之民,择其淑韪而好事者,施一楹一桶至于瓦甓门疏之用”、“公之墓为五架四楹之枢,又为复屋以崇之”等句,碑文还刻有修建后作的“神之歌”,其中有“公之来兮岁堪美”的诗句,意思是召司马迁之魂灵来此居住。从这个碑文观察,在北宋宣和七年的时候,在芝川以西的高门原上寻得了司马迁受宫刑前有胡须的遗像。这次修建时便根据遗像在殿中塑了像。这次修建是在宋钦宗靖康年间,因栋宇倾颓、台阶损坏、冢庙小不蔽风等原因,发动芝川人民捐献材料而扩建的。可想而知,这次修建记为“新建”,必定是一次大的建设。以后历代重修或增补,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现在保存的山门和寝殿,系宋代原建,为宋营建法之典范。寝殿里的司马迁彩色泥塑像,身高3米,端庄正坐,手扶玉带,方脸长鬓,两眉入鬓,呈现出抱负不凡的气质,令人肃然起敬。这尊塑像,在造形艺术上颇为突出,此像的复制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博物馆均有陈列。

    宋朝以后,金代、明代均重修过。金代大定时(公元1161―1189年)重修了一次,是由本县韩乐坊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复其境”的。这个重修碑文上还记载有“施柏树伍拾根”,现在庙上仅有的古柏很可能是这次重修时栽植的。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又重修了一次。这次重修,碑文上记有“庙年久日以坏而神像俨然若有生气”,“遂捐已奉若干俾民出力修理”等字样,还刻有诗词,其中“神既醉喜锡民繁祉,庾有稻梁箱有丝枲,衣食饱满疫疬不起”之词,是借司马迁的神灵,希望当地人民兴旺,有稻有丝,衣食丰富,不生疾病。东广人叶梦熊在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仲春初十日瞻仰祠墓后,书立碑文赋诗,并记有“置守者给地叁亩以供扫除”的话,说明这时已有守护祠庙的人了。
  
  清朝时期,重修祠庙的次数较多。在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仲秋时,东海翟世琪太史“莅韩筑台修祠”一次;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时,当地二十二人捐银祭田,碑文上有“积十七年得十一亩六分逐金获租金渐饶”等语,可见这时墓地扩大了;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冬,翟世琪又使人重修庙宇,这次重修碑文上记载着“民间祷祀今已千百余年,然墓前庙堂及左右龙虎久不可考,左方断岸逾千尺,下有芝水崩啮不上”、“南原距本原深远各数丈,担负艰难,乃于东西路上作南北飞桥,募车于桥上往来载运南原之土,甫数日遂补堂基长九丈六尺,阔五丈六尺”,说明这次重修是垫补堂基的;康熙二十五(公元1686年)康行僴修墓一次,碑文上载有“墓巅老柏端结奇古万状”,下以砖甓,然之而历年久远不无倾坍剥落之处”,并刻有“古柏生新翠,龙蟠太史坟,一杯藏大雅,万岭照遗文”等诗句;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岁次时,重修墓碑文上有陕西巡抚毕沅题“汉太史司马公墓”并记载有墓内的封地“二亩肆分陆厘伍毫”,规定“瞻仰地不得耕耘,旧有墓户僧人一名方月因封内封外无地可耕,每年赴司领工食银陆两”;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又重修一次;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重修过一次;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时,比较大的重修了一次,这次重修碑文有“南佥墙为雨水所溜,路车所震,因之崩颓延其数年,镇人意欲修砌,而手无斧柯,因立会故得花名七百七十三人,约得会钱两千伍百千文”,于是就重修了太史庙南佥墙并文星阁及羊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时,当时八社乡廉入庙祭奠,因“旧有木桌”丢失,于是“献以石桌”,以此刻碑留记;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重修时,共捐“金钱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七十箇”。

    除这些比较重要的修庙记事碑文外,还有几个贵重的碑文碑图。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的《汉太史公世系碑》,记载着司马迁的身世和功绩。阴纹雕刻的《司马庙全图》碑,构图别致,画面生动,博得游人的赞赏。另有一个传奇性的碑文,即唐代褚遂良《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这块“梦碑”的真实性虽然值得怀疑,但可以反映出人们对司马迁的怀念之情。
  
  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著作之谜
  
  1、司马谈著作
  
  司马谈是否留下论著?人所共知的,司马谈的论著,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的《论六家要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选有司马谈《祠后土议》及《立太畤坛议》。《韩城县志》还说:“司马谈著《万岁历》、《万岁祠历》各一卷”。
  
  《论六家要旨》之“六家”指哪些家?司马谈论述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情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类,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自序》)从上述论文可以看出,六家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又可知道司马谈是推崇道家的。司马谈评论六种思想的功过,提出采各家长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万岁历》一卷。《隋书•经籍志•五行家》载:“太史公《万岁历一卷》。”清乾隆《韩城县志》卷十四“著述”载:“汉司马谈《万岁历一卷》、《万岁历祠二卷》。”郑鹤声《司马迁年谱》载:元鼎四年“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睢上。”又据《史记•封禅书》云:“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再据今韩城市(秦汉时称夏阳县)芝川发现的“夏阳挟荔宫”遗址和上述《韩城县志》的记载,《万岁历》一卷和《万岁历祠》二卷当为司马谈所著。按当时郊雍祭祠和后土祠的祠议制定,皆为司马谈主管。司马迁在当时只是一名郎中,不可能有这种职权。《韩城县志》肯定此两书为“司马谈”作,是比较确切的。

    司马谈在《太史公书》中的篇目待考。
  
  2、司马迁著作
  
  ①、《素王妙论》二卷。
  
  《隋书•经籍志•五行家》载:“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论》二卷,亡。”
  
  《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丛书》从王充《论衡》和《太平御览》采得四节,“合录为卷”。全文如下:
  
  《素王妙论》
  
  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是谓从富贵为贫贱,从贫贱为富贵也。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为之也,自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王充《论衡•命录篇》)
  
  “诸称富者,非贵其身得志也,乃贵恩覆子孙,而泽及乡里也。”(《太平御览》四百七十二)
  
  “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盖世有能知者,莫不尊亲,如范子可谓晓之矣,子贡、吕不韦之徒颇预焉。自是以后无其人,旷绝二百有余年。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范蠡为越相,三江五湖之间,民富国强,卒以擒吴,功成而弗居,变易姓名之陶,自谓朱公。行十术之计,二十一年之间,三致千万,再散于贫。”(同上)
  
  “计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字文当,南游越,范蠡师事之。”(《太平御览》四百四)
  
  马国翰云:“太史公《素王妙论》一卷,汉司马迁撰。迁字子长,龙门人,官至太史令,事迹详《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本传。迁继父为太史公,故以自号。《隋志》: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论》二卷,亡。今从王充《论衡》采得太史公一节,从《太平御览》得《素王妙论》三节,合录为卷。书题素王,盖以孔子为向往,而推详贫富,有取于计然,范蠡诸人,则亦发愤著书,与作《史记•货殖列传》,同一微意。《隋志》入五行,必有故,惜不得见全书也。”
  
  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云:“《隋志•子部•五行家》载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论》二卷,亡。他书所引,则作《素王妙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集解:《北堂书钞》卷四十五,《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条。其书似《货殖列传》,盖取货殖传素封之语,故曰素王,非《殷本纪》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晋人所依托也。”

    郑鹤声在《司马迁年谱》云:“案本书虽不可得见其全,然据他书所引观之,则亦我国上古时代之经济史也。”
  
  余读《史记•货殖列传》,又览《素王妙论》,王国维所言“其书似《货殖列传》”是对的。从《货殖列传》的内容分析,主要记述了当代的经济史,对上古经济在开篇第二段略提了一上。《素王妙论》很可能是《货殖列传》的补充遗稿。
  
  ②《司马迁集》一卷。
  
  《隋书•经籍志•别集》载:“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
  
  清乾隆《韩城县志》卷十四“著述”载:“司马迁《文集》、《史记》。”
  
  王国维云:“《隋书•经籍志•别集》类有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盖后人所辑,书已久佚,今其遗文存者,《悲士不遇赋》见艺文类聚卷三十;《报任安书》见《汉书》本传及《文选》;《与挚伯陵书》见皇甫谧《高士传》。陶靖节感士不遇赋序及刘孝标辨命论俱称之,是六朝人已视为公作。然其辞义殊未足与公他文相称,若与挚伯陵书,则直恐是膺作耳。”
  
  1923年富平张鹏一辑《汉司马太史公集》一卷,与上述相同。仅在《与挚伯陵书》后附其书。
  
  司马迁《与挚峻书》和挚峻的回书内容,见本书“司马迁三十八岁”一节。此书写于何时?郑鹤声说“为太史令时也”。这是很符合史实的。从司马迁写书的内容看,正是他继任太史令后的激进心理和“一心营职”行为的表现;与挚峻的消极退隐行径截然不同。
  
  ③、《司马迁赋》八篇。
  
  《汉书•艺文志•赋类》载:“《司马迁赋》八篇。”
  
  《全汉文》卷二十六仅有《悲士不遇赋》一篇。全文如下:
  
  《悲士不遇赋》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已而复礼,惧知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季镇淮说:“这是一篇有典型意义的抒情小赋,在‘美恶难分’的封建压迫下,一个公正的、有才能的士大夫,大概总会遭遇到‘理不可据、智不可恃’的命运的。从这篇作品里,我们看见一个饱经尤患、感慨深沉而又‘逮死长勤’、终身坚持理想的老人。”(《司马迁》一书)确实,这篇赋是司马迁晚年的作品。
  
  ④《太史公•堪舆八会》一书。
  
  《魏书•殷绍传》载:“太和四年,上《四序堪舆,经文要略》一卷。上表曰,言道人法穆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二十六卷,合三百二十四章,专说天地阴阳之术,四时气王休杀吉日月辰宿交会相生六甲刑祸德福,以此等传授于臣。又云历观时俗《堪舆八会》经世已久,传写廖误,吉凶禁忌,不能备悉。又史迁、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于世。序配会大小,序述阴阳依如本经,犹有所阙。”
  
  郑鹤声在《司马迁年谱》中说:“案殷绍所言,当时尚有《史公堪•舆八会》一书行世,伪托欤?抑遗传欤?今皆不可考矣。”
  
  从《魏书》记载的史实分析,“史迁”等是对黄帝《四序经文》撰注的,“专说天地阴阳之本”,殷绍能“上表”言此书,可见不会毫无根据,且魏距汉代接近,应当相信这一事实。
  
  ⑤《史记》。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篇目如下:
  
  十二本纪: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
  
  十表: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褚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八书: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準书第八;
  
  三十世家: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

    七十列传: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苍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靳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儒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自序第七十。
  
  司马迁《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报任安书》云:“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自序和报书皆言“百三十篇”,可见司马迁是全部完成了《史记》著作的。
  
  到了班固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史记》中“十篇有录无书”。是宣帝时削去了呢?还是班固以前被人借失了呢?无从查考。一百多年后,三国时期的张晏注释汉书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褚先生、即褚少孙。

    还有谁补记?朱似愚在《从“史记”的整理说到司马迁的卒年》一文中说:“我们知道,补缺的不独褚先生,在他之前的有杨恽,同时的有冯高,在后的有刘歆等人。褚先生在所补的文字之前,注明‘褚先生曰’字样,是比较负责的。可惜,还有许多经后人公认是假托褚先生的,补的就更不伦不类”。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公布《史记》之前,肯定在《匈奴列传》中补了“李广利降匈奴(征和三年)。”王国维认为这句话是“《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史公手者”。其实不是,司马迁是“欲沮贰师”并深知李广利、李贵妃搞阴谋的正直人,如果他能看到李广利降匈奴,那是不会“下狱死”的,还会被武帝重用的。而恰恰相反,司马迁因有怨言,在李广利降匈奴之前被杀害了。
  
  《史记》的原名,司马迁自己称《太史公书》;班固在《汉书•杨恽传》中称《太史公记》,又在《艺文志》中称《太史公》;王充在《论衡》中既称《太史公》又称《太史公书》。到了东汉末期,《太史公书》便以《史记》为名了。其证据为: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的《东海庙碑》载:“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由此可见,《史记》专称是“魏、晋”以后的说法,未免太晚了。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说:“《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究竟司马谈在愤逝之前述作了那些篇章,司马贞没有具体说。赵生群在《司马谈作史考》一文中较详细地论证了此事。他认为,《史记》中全文为司马谈写定的有:《刺客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赵世家》,(以上为王国维、顾颉刚先生所考定)《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陈杞世家》、《宋微子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合著的有:《太史公自序》(顾颉刚考定)、《历书》、《天官书》、《封禅书》。
  
  《史记》的版本,以宋代尤多。按附注分类,计有:一、《史记》附《集解》版本13种。淳化刊本、景德元年刊本、景佑元年刊本、绍兴十年朱中奉刊本、蜀刻大字本、绍兴中淮南路刊本、蜀刻小字本、绍兴中刊本、嘉定九年蔡琪刊本、南宋覆景德本、南宋刊本(半页14行)、南宋刊本(半页12行或13、14行)、南宋刊本(绍熙间)。二、《史记》附《集解》、《索隐》版本3种。乾道七年葵梦弼刊本、淳熙三年张圩桐川郡斋刊本、南宋刊本。三、《史记》附《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版本1种。南宋建安黄善夫刊本(半页10行,行18字;注双行,行23字)。四、百衲本《史记》版本6种。钱曾集本第一部、第二部、杨至堂藏本、毛氏汲古阁集本、吴式芬集本,季振宜集本。(见杨鉴《宋刊本<史记>记略》一文,《史学史资料》1980年1期)

    现在通用的版本,以中华书局校点的《史记》(全10册)本最流行。
  
  现存的《史记》,是面目全非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貌?近年来出现了争议。早期的国外汉学家如沙畹、德孝骞认为,现存《史记》基本保持了原著风貌,很具史料价值。但近代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卜德、泽谷昭次、吴德明认为,《史记》面目全非,怀疑《史记》的史料价值。张大可教授在《<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一文中经过详细的分析,严肃地指出:“今本《史记》残缺16046字,约占原书526500字的3%。《史记》97%的原文流传至今,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篇刊于《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3期的论文,是令人信服的。
  
  《史记》注释,唐代以前就有15种之多。计有:一、后汉•延笃《史记音义》一卷;二、佚名《史记章(音)隐》五卷;三、晋•衔《史记音义》十二卷;四、宋•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五、南齐•邹诞生《史记音》三卷;六、隋•柳顾言《史记音解》三十卷;七、唐•许子儒《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又《史记音》三卷;八、唐•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卷,又《史记地名》二十卷;九、唐•王元感《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十、唐•徐坚《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十一、唐•李镇《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又《史记义林》二十卷;十二、唐•陈伯宣《史记注》一百三十卷;十三、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十四、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十五、唐•裴安时《史记纂训》二十卷。(见吴忠匡《史记三家注考索》一文,《北方论丛》1984年4期)。
  
  现存《史记》注释,在我国的仅留下《集解》、《索隐》、《正义》三家,在国外有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校补》。197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持盈《史记今注》。
  
  近年来,我国又出现了翻译《史记》的热潮。1971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杨家骆的《史记今释》;1979年,台湾又出版了60名教授翻译的《白话史记》;1984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大陆20余名学者翻释《史记》的计划,准备出版《史记译注》。
  
  肖黎先生在《司马迁评传》一书中认为,“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是在历史学方面”。这种评论是恰当的。司马迁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因完成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而被称为“史圣”、“中国历史之父”和世界文化名人的。他又以纪传体《史记》及《报任安书》而被称为杰出的文学家。他还以主持制订《太初历》被称为著名的历数家。等等。

    司马迁说《史记》“藏之名山”指那里?如前所引,《报任安书》有“藏之名山”之词,《自序》中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这说明《史记》写了两份,正本藏名山,副本留京师。按司马迁的女儿嫁给华阴人杨敞,其子杨恽后来公布《史记》的史实看,“藏之名山”就是藏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副本留在京师,可能被武帝查抄毁了。
  
  《史记》初出时不叫《史记》,叫《太史公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内称《史记》为:“《太史公书》百三十篇”。
  
  附录一:作者简介
  
  吉春,本名吉春胜,男,姓吉名春字胜号龙门先生,人称“吉司马”。1943年11月8日(农历10月11日)生,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西原村人。大学本科毕业,文学教授,高级公关员,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获2004年全国“人民艺术家”称号。
  
  在《陕西日报》、韩城市府、《韩城矿工报》工作,任“炎黄民间文库”副主编、《健康导报》副总编、西安骊山科技学院副院长、陕西金明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誉总经理等。世界作家协会中文分会副主席兼陕西省分会主席,世界汉诗协会理事,世界中文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艺术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董事长兼副会长,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振兴韩城经济文化促进会创始人,渭南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韩城市司马迁学会顾问等。现任世界作家协会中文分会副主席兼陕西省分会主席。
  
  仿司马迁《史记》纪传五体,编著《续史记》(65万字)、《世界史记》(100万字);又仿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编著《资治通鉴前编後编》(100万字)。被称为“填补三个空白”。又著100万字《黄楼梦》、《温泉》、《天堂》三部曲小说,被喻为“充满梦幻神奇色彩的现实主义杰作”。又著《文革演义》(上、中、下66万字)。又著《苦觅真爱》网络小说,被赞美为“找到柏拉图式的精神爱、《廊桥遗梦》式身体爱、志同道合式事业爱的三合一爱”经典爱情小说。还提出“司马迁生年55岁说”、“司马迁19岁前是在夏阳龙门故乡耕读说”、“广义的大健康概论说”三个观点。著作陈列法国巴黎图书馆。有1200万字《吉春文集》传世。国内外成百上千学者评其著作,全国400多个网站评介其作品。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成立“吉春作品研究室”、设“吉春奖”已颁2届,出《吉苑》报1-24期。司马迁中学陈列“吉春研究碑林”(66块碑石)。2010年1月7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教授马家骏推荐吉春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附录二:吉春著作目录及获奖作品
  
  《司马迁年谱新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定价1.80元9万字,史学专著)
  
  《司马迁与太史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定价2.00元,6.5万字,与徐兴海合作,文物介绍)
  
  《清人王杰年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定价8.75元,7万字,史学)
  
  《杜鹏程传奇》(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定价3.2元,6万字,故事)
  
  《史记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定价2.5元,8.8万字,故事,与冯中岳、吉安阳合作)
  
  《韩城文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定价1.8元,3万字,文物介绍,与卫梦齡合作)
  
  《千秋太史》(未来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定价3.9元,12万字,中篇小说,与知秋合作)
  
  《续史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定价50元,65万字,史学专著)
  
  《韩非子的故事》(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定价13元,12.9万字,中篇小说)
  
  《历史趣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定价5元,7.5万字,与陈文合作,故事)
  
  《百神的传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定价5元,7.5万字,与李红合作,故事)
  
  《百兽的传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定价5元,7.5万字,与雷达合作,故事)
  
  《水圣大禹的传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定价5元,7.5万字,与李佩今合作,故事)
  
  《龙门风情》(10个系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5月出版,定价24.5元,25万字,文物故事)
  
  《黄楼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定价30元,40万字,长篇小说)
  
  《温泉》(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定价20元,30万字,长篇小说)
  
  《世界史记》(作家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定价80.6元,100万字,史学专著)
  
  《天堂》(作家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定价20元,30万字,长篇小说)
  
  《故事集》(作家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定价50元,50万字,故事类)
  
  《书信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定价50元,100万字,信函类)
  
  《日记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定价100元,300万字,记事类)

  《马家骏序评集》(作家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定价25元,25.5万字,编注类)
  
  《策划辅导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定价20元,30万字,公关经营类)
  
  《史圣浅论》(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定价20元,30万字,论述类)
  
  《资治通鉴前编》(作家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定价30元,30万字,史学专著)
  
  《影视卷》(作家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定价30元,48万字,影视剧)
  
  《三百图》(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定价50元,60万字,百丑、百假、百贪集)
  
  《资治通鉴後编》(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定价50元,70万字,史学专著)
  
  《科技卷》(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定价10元,10万字,科技专著)
  
  《通信建设的方向》(1984年10月煤炭部成套公司录播,电视专题片)
  
  《前进中的韩城矿区》(1990年韩城矿务局电视台录播,电视专题片)
  
  《七一的矿山》(1991年7月渭南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录播,文艺专题片)
  
  《司马故里春意浓》(1999年1月29日陕西电视台TV好时光节目直播,文艺专题片)
  
  《史圣司马迁》30集电视剧(陕西电视台约写)2006年4月作家出版社《影视卷》
  
  获奖作品、荣誉称号:
  
  《写在鲁迅墓前》(获1988年7月全国短诗大展赛三等奖)
  
  《大观园的彩影》(获“西岳杯”影评奖)
  
  《老子认输》(获《写作》杂志优秀小说奖)
  
  《天命述怀》(获《写作》杂志优秀散文奖)
  
  《杜鹏程与煤矿》(获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煤矿文联“西山煤电杯”报告文学奖)
  
  获2004年“人民艺术家”称号(中国作协《文艺报》“艺术人生”评选百名之一)
  
  附录三:《司马迁年谱新编》(另文本)
  
  《司马迁年谱新编》十个新观点简介
  
  本书力求简明不冗、信史为根、观点新颖,在司马迁生平研究方面达到如下“十个新意”。
  
  1.录、论并重。每岁中有“国家大事”一节,以照应司马迁的活动范围。
  
  2.从窦太后、汉武帝道儒之争的对立形势,考定“要旨”写于武帝建元二年。
  
  3.集中列举分析司马迁生年的六种说法,以施丁发现日本南化本《索隐》“三十八”为终结,考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年(公元前145年)。

    4.以详实的史料和文物为据,考定司马迁生地为今陕西韩城市高门村龙门砦,否定了山西河津说及芝川、华池、夏阳城之谈。
  
  5.根据“耕牧河山之阳”、“长无乡曲之誉”、夏阳见郭解、问故孔安国时间、司马书院等史实,考定司马迁十九岁前是在夏阳故乡过着耕读生活的。
  
  6.从时间、路线、地点上肯定了司马迁自述的二十南游次序,否定了王国维之说。
  
  7.考定司马迁以中郎将身份“西征巴蜀以南”、“立讲堂于叶榆(大理)”。
  
  8.从李陵战败被召问、司马迁与李陵无亲善关系、李陵被误认为匈奴练兵而家族遭诛、司马迁为李陵直言的思想动机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司马迁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因而“诬上”罪不能成立,受宫刑为千古奇冤!
  
  9.论证《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和内容,考定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于征和二年十二月。
  
  10.在附论“四考”中,以“世系碑”和冯、同、马改姓史料为据,详证了司马迁后裔的家谱源流。
  
  (1989年10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上海嘉定年会介绍)
  
  附录四:《史圣浅论》(另文本)
  
  摘录日本特别研究员池田英雄著《史记学50年》(日本明德出版社平成7年5月20日初版)一书:
  
  第13页有“1989年吉春著《司马迁年谱新编》”;
  
  第78页有“吉春、徐兴海两氏著《司马迁与太史祠》(陕西历史文物丛书类,1990、陕西人民出版社刊、21页),司马迁的《史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点。他所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索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他对‘天命论’有所否定,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人,所以《史记》基本上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些可贵的观点,是司马迁对历史学的卓越贡献”;
  
  第100页有:
  
  ⑴王国维的“景帝中元5年(前145-前86),60岁”说(《太史公行年考》1923年刊);
  
  ⑵张惟骧的“武帝元光6年(前129-前88),42岁”说(《太史公疑年考》1928年刊);
  
  ⑶张鹏一的“景帝中元5年(前145-前74),72岁”说(《太史公年谱》1933年刊);
  
  ⑷郭沫若的“武帝建元6年(前135-前84),52岁”说(《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论文见《历史研究》揭载,1955年刊);

    ⑸吉春的“汉景帝中元5年(前145-前91),55岁”说(《司马迁年谱新编》1989年刊)。
  
  第105页有:“⑤吉春的(前145-前91),55岁说。”
  
  第159页有:“⑴、现代中国史记专攻学者芳名:老大家……;中坚实力家:张大可、韩光琦、施丁、吴汝煜、杨燕起、宋嗣廉、郭双成、陈可青、陆永品、张衍田、徐兴海、吉春、张新科、俞樟华、覃启熏、周一平各氏;少壮气锐……。”
  
  第224页“书名索引”有:“《司马迁与太史祠》(吉春.徐兴海);《司马迁年谱新编》(吉春)。”
  
  第232页“人名索引”有:“吉春……13、78、100、105、159。”

◆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的突出表现 / 茉莉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在创作中特别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班固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二、具有爱憎分明的立场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司马迁一开始就对比着来写:“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文章一开端,就概略介绍人物,着重写廉颇的战功、地位、威望,与出身低微的蔺相如形成对比,为廉蔺茅盾伏笔。

    接着,文章叙述“完璧归赵”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光彩照人,脱颖而出。到“渑池会”,司马迁笔下的故事情节更加扣人心弦。在“渑池会”中,蔺相如胆识过人,终于挫败了秦王的阴谋,维护了赵国的尊严。

    文章结局:“廉蔺交欢”,故事非常感人。相如顾全大局,不与廉颇争列;廉颇为此深受感动,负荆请罪,终于团结抗敌,结成生死之交,传为佳话。双管齐下,一件事情表现了廉颇蔺相如两个人物的爱国精神。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酷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文章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被围垓下,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原文如是说: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楷模,我们心中的指路明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一 / 潇湘渔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千秋史

  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属于私人著述,并由一人之力完成,。这在文献图书搜集不易,资讯很不发达的西汉时代,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司马迁却凭借坚强的意志,超人的勇气、学识,最终写成了堪称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后世史家立下不易之法。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评价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虽然就体例而言,《史记》的影响似乎不如《汉书》,但人们不要忘了,《汉书》的体例却是来自于《史记》。

  司马迁能凭一己之力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并名垂青史,成为“史家之极则”,虽也得益于他出身于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但更为关键的是,他为了“成一家之言”,竭尽一生的精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既使他尽可能多地掌握了文献资料,又便于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不是有闻必录;同时也使他不轻信文献,而是结合自己的调查访问、亲身见闻,用第一手材料来纠正文献的谬误与偏颇。司马迁出身于一个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氏世典周史”,而其父司马谈于武帝建元年间仕为“太史令”。这就使得司马一家与史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由此形成深厚的家学传统,正如司马谈临终时对他所说:“余死,汝必为太史。”这说明司马谈对儿子继任太史令是充满必胜信心的。具有史学传统也就意味着有着不错的文化传统,至少子女自幼即可接受教育,能够读书识字。那时因为制作图书的成本太高,一般的家庭要藏书颇为不易,加上秦始皇时又有严苛的挟书律,严禁私人藏书,孝惠帝时虽然废除了挟书律,但时间毕竟不长,因而图书的收藏与流通仍然不易,一般人的读书多半还是师生之间口耳相传,很难有现成的书供你阅读。司马一家自与平民家庭不同,或许家里也有少量的藏书,父子之间除了可以口耳相传之外,还可直接阅读图书。司马迁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说明他在十岁之前就接触了古文经籍。十岁时他随父到了长安,而司马谈则早在建元元年即入仕为官,担任了太史令一职。汉代的太史令虽不专管著史,还要兼管天文、历算,但有了这一职务对于接触图书来说那必然是莫大的方便,因为朝廷所藏之石室、金匮之书就可供你随时阅读了。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父亲做了太史令,可以随时出入朝廷藏书之所,这自也给儿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司马迁读书之广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人们只要看看《史记》的引书即可窥见一般。据《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张新科的统计,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引书多达一百多种,其中的不少书籍都早已失传。

  人们从《史记》文字中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读书并不仅限于史书,什么野史杂记、诸子百家语、小说家语、辞赋家作品,包括一些不为人们所看重的谱谍之书,可谓无所不读。凡入了《史记》,又留下了著述的人物,司马迁对他们的著述几乎都通读了,并有所研究。从《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的确对前人的著述非常熟悉。他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里上起左丘明,下至董仲舒,一一说明十家著述的情况,其中铎椒的《铎氏微》、张苍的《五德谱》并非常见之书,可史公却了然于胸。

  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史家来说,对于前世的书籍必须有分析、鉴别,不能有录必书;否则,将以谬传谬,贻误后人。史公对此是非常谨慎的。汉代的经籍有今文、古文之分,大体说古文经有古本为据,相对来说比较可靠;今文经则多为师徒间口耳相传,因而即使同一经书,因为师门不同,原文与解说都相去甚远。史公较为看重古文经,对于今文经书则不敢轻信。他在《五帝本经》赞语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因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因此史公不采用,而认为“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从后世的研究结果看,汉代的古文经书其可信度一般要高于今文经书。由此可以看出太史公的识见与慎重。

  “读万卷书”,这对于具有史官传统,后来又继承其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来说,也许还不是太难,难的是“行万里路”。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其交通的落后人们自可想见。秦时虽修有官道,但经过秦末以来的八年战争,其损毁程度定然严重。司马迁却不惧个人行走的艰难与危险,为了亲眼目睹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也为了亲自考查、寻访他所心仪的古战场、古人物、古事件,他的游踪几乎遍及黄河内外、大江南北。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单从他年青时的游历看,足迹所至就已经遍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八省,行程少说也有两万里。加上后来为官郎中,替朝廷出征巴、蜀、云南,足迹又踏遍西南。《河渠书》的赞语中又说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可见太史公还到了朔方(即今内蒙包头一带)。《五帝本纪》的赞语还说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注:空桐,即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市西;涿鹿,今河北涿鹿县,离张家口市七十五公里)他甚至不辞艰难,亲自考查过秦将蒙恬当年修筑的长城。《蒙恬传》的赞语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综合上述,除了因历史原因史公未能到达东北三省,华南的广东、广西,西南的西藏,西北的青海、新疆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种长时间、大区域的游历,极大地开阔了太史公的视野,使他对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有了直接的感受,使他对将要进入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从而写出更为真实,更富于活力,也更贴近人民的史书。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说过“功夫在诗外”。其实好的文章也不是关在房子里“闭门造车”写出来的,而是在接触了丰富、生动的实际生活之后,满带着真情实感融炼出来的。司马迁的《史记》其所以不同于后来的二十三史,就在于太史公提笔著述前尽可能地深入到历史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调查、访问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生活,并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其中,让历史人物有血有肉,活动起来,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一种扣动人心的力量。

  太史公决不满足于文献资料,他就是要迈开双腿到社会中去,到民间去,通过寻访故地,访问故老,亲自去调查、了解历史的真相,历史人物的事迹,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这从不少篇章的赞语可以得到印证。

  太史公与孔子相隔五百多年,但读了孔子的书后,却对孔子极为仰慕,于是“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亲身经历,才对孔子思想与人格的深远影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这样他才破例给孔子立世家,把孔子当一方诸侯看待。

  又如太史公对信陵君极为称赏,但却对前人魏国灭亡是因不用信陵君之说表示怀疑,为此他“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他用自己的亲身考查终于得到事实真相,从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太史公游历山东后,觉得齐国薛地民风强悍,与邹、鲁甚是不同,为了寻找其中原因,他亲自来到薛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原来问题就出在当年孟尝君的养士与任侠上。

  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不能满足于文献资料的,否则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太史公既充分利用文献资料,但又不轻信文献资料,在可能的条件下,他要求自己迈开双腿,走出京师,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展开调查、寻访,力争得到第一手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太史公游踪所至几乎遍及大汉疆土的原因。也正因为太史公既能读万卷书,又能行万里路,所以他才能以一己之力,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一家之言”,使《史记》成为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二 / 潇湘渔父

    宫刑: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

  就人生命运说,司马迁是不幸的,而且是极大的不幸,因为他替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遭到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陷入无法解脱的巨大痛苦之中。

  宫刑是什么?这是旧时代最残忍、最不人道的刑罚。简言之,就是把标志男性的睾丸割掉,使男人失去性功能,变得男不男,女不女。这种人旧时称为宦官、阉人,是男人与女人之外的第三性人,最为人们所轻贱。

  也许有人会说,司马迁的遭受宫刑完全是自找的,谁叫他那么不识相啊。平心而论,司马迁的为李陵辩护,反映出他性格可贵的一面。

  据司马迁自己说,他与李陵并无私交,也并非刻意要为李陵辩护,或是有意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他只是觉得李陵是个奇士,不仅人品不错,而且“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表现出“国士之风”。在李陵战败之后,朝廷尚未得知他投降匈奴之前,皇上悲痛不已。他本来就认为以李陵的矢志忠贞报国,决不会主动投降匈奴,一定是想找机会反戈一击,以此来报答朝廷,正好“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他原以为武帝是很看重李陵的,并想借此机会褒扬李陵的忠心报国,于是就“为李陵游说”,谁知却“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武帝认为他这是借机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一怒之下便将他交给大理寺审理。就这样,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到他头上。

  本来,天汉二年的出击匈奴之战,贰师将军李广利就是主将,李陵不过是副将,所率又是步卒,在遭受匈奴大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后,又得不到主将的救援,李陵率领部下拼死作战,最后弹尽粮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要为李陵辩护,必然会涉及李广利,这就在无形中犯了大忌。李广利何许人也?此人正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武帝爱屋及乌,重用无能的李广利,任用他为抗击匈奴的大将。现在李陵投降,你司马迁竟敢把责任推到我舅子头上,胆子未免太大了,这么一来司马迁也就在劫难逃了。

  大理寺的法官们自然要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他们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借机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这无异于“诬上”,犯了“毁谤罪”,于是将他“深幽囹圄之中”,处以宫刑。本来按照汉朝的法律,很多罪都是可以用财物来赎的,甚至死罪都可赎免,如博望侯张骞和李陵祖父李广都曾因战败而判斩罪,最后都是用财物折罪,不过是贬为“庶民”而已。然而司马迁却因为“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加上“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最终还是被处以宫刑。从此,司马迁由纠纠男子变成了“阉人”。

  司马迁认为人之受辱有各种各样,“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对于男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腐刑”(即宫刑),所以他说“最下腐刑极矣!”,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可谓痛彻骨髓。

  在被处以宫刑之后,司马迁本是痛不欲生,多少次都想自杀。他描述自己的痛苦心情是“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其所以没有自杀,“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并非怕死,而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觉得自己“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但如果他就这样死了的话,又实在心有不甘,因为他为之呕心沥血的《太史公书》尚未完成,他决不能半途而废,既辜负了先父的谆谆嘱托,又乱费了半生的心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要将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他觉得这样或许能“偿前辱之责”,即以后世的文名来偿还今生的耻辱。

  遭受腐刑的确成了司马迁一生的痛,也成了他一生抹不去的耻辱,尽管武帝觉得他人才可用,在他出狱后提拔他做了中书令。中书令可不是一般的官职,其职权相当于丞相,只不过汉时由宦官担任而已,应该说地位是相当显赫的,故班固在《汉书》本传中誉之为“尊宠任职”,可司马迁却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根本就未提及此事。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刑余之人”,而中书令是由宦官担任的,不管地位如何尊显,都掩盖不了他作为“闺阁之臣”的身份,而“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所以朋友任安指责他不向朝廷进贤,他觉得太高抬他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是“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如果还要“昂首信眉,论列是非”,那就是“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要让人耻笑了。所以他对任安说:“如今朝虽乏人,柰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在司马迁看来,他已失去基本人格,还有什么资格为国举贤呢。

  为李陵辩护而使自己惨遭宫刑,这是司马迁始料未及的。这不仅极大地摧残他的身体,也使他的心灵遭到前所未有的创伤,他真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他之所以没有自杀,而是隐忍苟活,完全是因为《史记》尚未完成。据王国维的推断,在《史记》完稿后不久,司马迁就去世了。

  也许就后人的眼光看,司马迁去为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实在不值,但司马迁其所以要这样做,更多地是基于他对李陵以往的了解,同时也是为了尊重在前线为国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其中并无半点私心。恨只恨李陵太不争气,战败投降也就罢了,竟还做了匈奴单于的上门女婿,后来还封了右校王,这自然让汉武帝与文武大臣恨得咬牙切齿,于是将李陵一家老小全部处死。司马迁为这样的人辩护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他的被处宫刑也就不意外了。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三 / 潇湘渔父

    发愤著书, 名垂青史

  《史记》是一部发愤写成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名垂青史,功在千秋的文学与历史高度结合的好书。然而在二十四史的著者中,象司马迁那样遭遇宫刑,命运悲惨的人也绝无仅有。

  如果说司马迁出身于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又继承父亲之职做了太史令,是他一生的大幸的话,那么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而被处以宫刑,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身为男人和朝廷官员,突然间被施以宫刑,从此男不男,女不女,成了阉人、宦官,这种痛苦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看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人们就可明了司马迁当时痛不欲生的感受。他向自己的老朋友任安倾诉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司马迁看来,被处宫刑这是人生莫大的耻辱,活着比死了还难受。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在司马迁眼里,腐刑(即宫刑)是比剃掉头发、毁坏肌肤与砍断肢体更为野蛮、更为耻辱的刑罚,是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所以他说:“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既然连中材之人都无法忍受成为宦竖的耻辱,那他又为什么不引决自裁呢?这是因为他心中尚有未了之事——尚未完成的《史记》。他在《报任安书》中毫不隐患讳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里所谓“恨私心有所不尽”“文采不表于后”,明眼人一看即知是指《史记》还未完成。

  按说一个人突然遭受如此打击和耻辱,不仅肉体无法忍受,感情上、心理上也必然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往往会引发精神上的崩溃,或是自杀,或是疯狂。然而司马迁既未自杀,也未疯狂,他以超人的意志和毅力忍受住了这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耻辱,坚强地活下来了。因为他从历史上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非常之事,然后才有非常之文。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其所以能留下千古名篇,就在于他们遭受了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灾难与耻辱。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概述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从周文王到韩非,都是在遭受了巨大灾难和重大挫折之后,才发愤著书,从而给后人留
下不朽篇章。太史公指出,从《周易》、《诗三百》到韩非子的《说难》、《孤愤》,决非寻常之书,“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如果他们一生顺顺当当,平静如常,也就不可能“发愤”,更不可能有所“为作”了。正是因为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才会“述往事,思来者”,写下鸿篇巨制,给后人留下宝贵财富。

  他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过意思大体相近的一段话。他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比起《太史公自序》来,这里更加突出了非常之事与非
常之文的关系,也更加突出了悲愤出名文的命题。认为大富大贵之人多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能为后世所称,然后例举了与《太史公自序》相同的历史人物,意思是说只有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倜傥非常之人”,并以左丘明、孙膑为例,点出“舒其愤”
的要点。

  古罗马诗人尤为利斯有句名言,叫“愤怒出诗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引用过。诗是感情的结晶,没有感情就没有诗,其他文学也是如此,即使是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史家感情的投入,那么史书就是冷冰冰的,让人读来就会味同爵蜡。其实,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都有作者的喜怒哀乐,只是感情投入的多少有别、形式有别、色彩有别而已。一个人如果遭遇肢体残缺,或者是政治上的陷害、打击和挫折,必然会激发内心的仇怨、痛苦、郁闷与愤怒。而这些感情郁积于心,总要有渠道发泄出来,于是就形之于文字,或为诗,或为文。

  屈原就是“愤怒出诗人”的典型。屈原对怀王、对楚国可谓忠贞不二,可是却两次遭到罢逐。司马迁对屈原是深感同情与欣佩的,所以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指出屈原对怀王怀有怨恨情绪,认为屈原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解释篇名是“离骚者,犹离忧也”;还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者,盖自怨生也。”在屈原的作品中也直接说到“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可以说,屈原如果不是对自己的遭际到了出离愤怒的程度是写不出《离骚》、《九章》等作品的。

  刘安的《淮南子》也清楚地认识到愤怒与文学的关系,多次提到“愤于中而形于外”,“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认为只有心中有了愤激之情,才会通过文字把它渲泻出来。

  韩愈则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认为事物只有遭遇不平才会发出不平的声音。

  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了“穷而后工”说。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这一著名的命题,他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对悲愤与诗歌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说:“盖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

  显然,历史上那些不朽的文字都是作者在遭遇了不平之后,心中郁积了愤怒、悲伤、怨恨、苦闷等等情绪、情感之后,在适当时候象山洪爆发一样倾泻而下,象地泉涌出一样奔涌而出,然后汇成一股洪流奔腾向前。这种文字汇聚了感情,积蓄了力量,有着非同一般的打动人
心的撞击力。

  司马迁的《史记》同样也是在作者被处以宫刑,遭遇了人生的深悲巨痛之后,因为内心郁积了难以言说的疼痛、悲愤、耻辱,而又找不到其他渲泻的方式,于是作者将这些汇聚到《史记》的文字之中,外化为《史记》的正直无隐、爱憎鲜明,使《史记》文字有别于一般的史
书,既象诗歌,又象散文,还象小说和戏曲,有着强烈的爱憎褒贬倾向和感情色彩,使《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封建的正统观念,不至于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和统治者的功德谱;敢于用直笔忠实地叙述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甚至敢于揭露最高统治者,乃至于当今皇上的荒
淫、残暴和愚妄。当然,不遭李陵之祸,司马迁也能写成《史记》,或许完成的时间更早,但人们看到的也就不是今本《史记》,更不是被东汉王允所指责的“谤书”了。东汉明帝曾批评司马迁“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则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明帝与班固的批评从另一面表明司马迁的可贵。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陵之祸”,《史记》也就不可能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了。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四 / 潇湘渔父

     纵横古今,创为全史

  在《史记》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史书,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著述,即使遭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浩劫,仍有不少先秦典籍流传下来,其中就有不少是史书。如《尚书》、《春秋》及其三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虞氏春秋》等。然而这些史书或为典诰体,所记只有言,而无事,人们无法看到先人们的历史活动,如《尚书》;或为编年体,如《春秋》及其三传,基本上是春秋时期的流水账,很难全面地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或为记言体,偏重于记言,记事的成分很少,如《国语》;或为断代史,仅记述一个时期的历史,如《战国策》;有的则近于小说家言,仅记述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如《晏子春秋》。因此即使你翻遍《史记》以前的史书,也无法对秦汉,尤其是秦汉以前的历史形成清晰、完整的印象。这自然给读史者留下莫大的遗憾。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这样评价《史记》:“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
也。”赵翼从史书体例上,论证了《史记》是如何“创为全史”的,也就是说,《史记》的五种体例使它有可能全方位地反映历史。当然还应指出的是,《史记》的通史体例更是直接保证了该书纵横古今,上下几千年,展示了中华民族完整的发祥史、发展史。正是《史记》的纪传体通史体例既能纵向地展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又能横向地展现不同时期中国历史的具体面貌。从太史公写作《史记》的动因与目的即可看出,他的着眼点就是一代全史。他在《报任安书》中说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面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后面则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太史公所述历史是上起轩辕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完全打破以往史书或为编年,或为记言,或为国别,或为断代的局限,既纵向地叙述历史,又横向地解剖历史,由点到面,由点到线,点面结合,纵横交错,从而从体例上保证了所叙历史的完整性。

  司马迁虽然极为推崇孔子编订的《春秋》,但在史书体例上他却摒弃了《春秋》的编年体与断代史体例。因为编年体无法横向地解剖历史,很难清晰地展现历史全貌;而断代史则容易割裂历史进程,把一部完整的中国发展史弄得支离破碎。太史公对左丘明也很钦佩,但他对

《左氏春秋》的体例也不采纳,因为《左氏春秋》尽管记事要比孔夫子的《春秋》详尽得多,但就体例而言,仍是《春秋》的翻版。《国语》一书被称为“春秋外传”,还有人指左丘明为其作者。然而就体例看,它与《春秋》相去甚远,它是“左史记言”的产物,多是人物对话,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往往忽略不记。而且它采用分国记事体,造成历史的整体感欠缺。在记事的时间上虽突破了《春秋》,起于西周初年,迄于战国初年,但关于西周以前的历史仍是付之阙如。至于《战国策》,也许秦汉时期已有其书,但它的编定却已经到了西汉后期的刘向时。此书在体例上承袭了《国语》,亦是记言体、国别体,只是它断代为史的特点更突出。也许太史公叙战国时期的历史时取用了其中不少材料,可在体例上却完全弃用了此书。

  显然,《史记》的文献材料虽有很多来自先秦史书,但在体例上却基本上是出于独创(也许在形式上受《吕氏春秋》一定影响)。他创造了全新的“纪传体通史”的体例,既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历史,又着眼于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历史,从而打破了以往史书叙事没有中心,散点式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摒弃了以往史书叙事偏重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模式,着眼于大跨度、全景式,从而有利于完整地再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司马迁创造性地采用这一体例,目的自然是为了“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理清中国历史的来龙去脉,探究人与自然的分际,考察古今变化的原因。

  说到《史记》作为“全史”的价值与意义,人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在书中,人们看到了西周以前的历史,特别是上古史。这是《史记》之前的任何一部史书所缺失的。关于殷商时期的历史,后人还可凭借殷墟的考古发掘,尤其是从殷墟甲骨文中窥知一二。然而关于夏代以前的历史,尤其是夏代以前的史前史,几乎是迷雾一团,虽然诸子书、《楚辞》、《山海经》、《淮南子》也有一些片断材料,但多属于神话与传说性质,其真实性往往令人怀疑,所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才会说上古史是“层垒堆积”起来的。太史公爬罗剔抉,整理分析,终于清理出夏代以前的历史,写成《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勾勒出上古史与夏朝的历史面貌。如果没有太史公的这份努力,只怕中国人连自己的祖先也弄不清了,而“龙的传人”之说也会失去依据。

  从《五帝本纪》的赞语不难看出,史公为写本篇实在是下了一番功夫,费了一番神思的。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由于五帝离汉代太遥远,诸子书中虽多有言及,可往往失于荒诞;孔子当年与学生宰予也曾谈到过五帝的问题,可惜又未传下来;《春秋》与《国语》关于五帝倒还有所叙述,民间也流传着关于五帝的传说:史公经过“深思”,删掉那些不雅训的东西,多从古文经书中取材,才写成此篇。

  写一朝一代历史尚且不易,要写几朝几代的历史自然就更难了,而要贯通古今,写上几千年的历史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旧时史家多是断代为史,专写一朝一代的历史,除了司马迁,就找不到第二个敢写通史之人,只是到了民国以后,断代史因有二十四史摆在那里,再写的话实有炒剩饭之嫌,故而史家才专在通史上下功夫。然而历史家们不知是否想过,如果没有司马迁的《史记》,只怕对于夏代以前的历史只好望洋而叹了。

  人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人们在讲这一点时首先应该感谢司马迁,是他第一个写出了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后人不过是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跑罢了;如果没有司马迁,后人要写出完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只怕不容易呢。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五 / 潇湘渔父

    万姓同宗,天下一统
 
  人心思治,盼望统一,这是自秦汉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特点,不仅在叙述汉初历史时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鲜明倾向,同时他还从更深远的角度,即从种姓、民族上寻找天下一统的依据,从而论证了天下一统的合理性。

  司马迁同他父亲一样,认为作为统一王朝的史官有责任把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予以记载。司马迁怎么也不能忘记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嘱咐。当时,司马谈跟随汉武帝上泰山,准备参与封禅这一盛世大典,可惜他刚走到洛阳就病倒了,从而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盛典。为此,司马谈感叹自己时乖运蹇,遗恨不已。他对儿子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从内心深深体会到父亲的临终遗恨,满含眼泪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深感自己幸逢大一统的西汉,作为史官的他如果“废天下之史文”,不仅有负于时代,也对不起父亲的临终嘱托,于是他下决心要写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以求“成一家之言”,这样他在接任太史令后不久便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汉朝的天下一统自然是承继秦朝而来,然而秦人居于水德,汉人居于火德。秦朝国君姓赢,来自西戎;汉家天子姓刘,来自江南: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司马迁认为“汉承秦制”,其中自有内在的原因,这就是秦人与汉人都属炎黄子孙,从种姓、族类来说,他们都是黄帝的后人。

  为了给自己的大一统思想找到种姓的依据,《史记》开宗明义就是《五帝本纪》。五帝是史前人物,时代悠远,虽然《尚书》、《国语》、《楚辞》、《山海经》以及诸子文等对五帝多有言及,但不少都属“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在司马迁看来也是“文不雅训”,于是他依据古文,访问长老,经过“深思”,写出本篇。他在首篇中通过爬罗剔抉,整理研究,终于梳理出五帝的世系。司马迁认为黄帝是在打败炎帝和蚩尤后统一天下的,并由此成为以后各个种姓族类的始祖。他所认定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之间的世系是:黄帝是始祖,颛顼是黄帝的曾孙,帝喾是颛顼族侄,唐尧是帝喾的儿子,虞舜的帝位虽是由唐尧禅让而来,两者看似没有血缘关系,然而“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因此虞舜与黄帝仍是一脉相承,所以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也就是说从黄帝到虞舜都是同姓同种,只是国号不同罢了。

  根据司马迁的研究,不仅五帝同一血统,就是后来的夏、商、周,以及西周所封的各个诸侯国,乃至于汉时的各个少数裔政权,也都与黄帝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说起夏朝的开创者启与黄帝的关系,竟比舜与黄帝的关系还要亲。司马迁在《夏本纪》中开宗明义就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启是禹的儿子,那么启也就是帝颛顼的玄孙。

  殷人的始祖叫契,他的来历颇有些神异色彩,然而他的父亲却是帝喾,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算来契与黄帝只相隔四代,说来还很亲。殷商的创立者是成汤,成汤与契虽相隔了八代,然追根溯源,仍与黄帝一脉相承。

  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关于他的出生,也有一些神异的传说,其母叫姜原,是帝喾的元妃,说来也是黄帝的后世子孙。周的实际创立者是周武王姬发,太史公也一一排出了从后稷到武王的世系。

  至于西周所封的诸侯,他们的先祖虽与黄帝的关系有远有近,有亲有疏,但都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秦,赢姓,本被中原视为夷狄,可据《秦本纪》说,秦人的先祖叫女修,同样是帝颛顼的后裔,自然也是黄帝的子孙。勾吴亦是帝喾的后人,《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只有齐国的国主姜氏与五帝的关系稍远,但亦与大禹关系密切。《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鲁是周公旦的封国,本与周天子同姓,自然也是帝喾的后人。燕国是燕召公的封国,召公是武王的同父异母弟,不用说也是帝喾的后人。卫国是康叔的封地,康叔也是武王的兄弟,当然也是帝喾的后人。宋国是微子的封地,微子是商纣王的庶兄,而殷商是帝喾的后裔,微子自然也是帝喾的后人。晋国是唐叔虞的封地,而唐叔与周成王是兄弟,自然也是帝喾的后人。楚虽偏在南方,被视为蛮夷之邦,但就世系而言,楚族也是黄帝的后人。楚国的始封者是祝融,而祝融氏乃帝高阳氏的后人,因此楚族也与黄帝一脉相承。越国远在东南,可追根溯源,越王句践乃是禹的苗裔,其先人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出之子。郑国的始封者是桓公友,而桓公友乃是周厉王的小儿子,与周宣王同父异母,当然也是帝喾的后人。赵国的先人本与秦人同宗,至周穆王时,造父因伐徐偃王有功,被赐于赵城,由此以赵为氏,可知赵氏亦是帝颛顼的后人。魏国的先祖叫毕公高,与周室同姓,毕公高的后裔毕万服侍晋献公,后封于魏,姓魏氏。据此,魏氏亦为帝喾的远末子孙。韩国的先祖也与周室同姓,其后人事晋,封于韩原,故姓韩氏。

  不仅西周所封的各路诸侯都是五帝的后人,就连汉时周边的少数裔政权,他们的国君虽是夷狄,按说族类不同,可在司马迁眼里,他们的血管里同样流着五帝的血。

  如南越,这是位于中国西南的少数裔政权。可考察起来,它的最早的统治者乃是秦朝的官员——南海尉任嚣,继任者则是秦之龙川令赵佗,而赵佗本是中原真定人氏,至汉高祖时,因无力征伐,遂派遣陆贾立赵佗为南赵王。这说明从血统上说南越的统治者也是中国人。

  闽越,这是东南百越的一支,至唐时还被认为是化外之地,方外之民,可司马迁却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後也,姓驺氏。”《越王勾践世家》已经说到勾践乃是禹的苗裔,他的先人乃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出之子,既如此,那么闽越及诸越也都是禹的后人,而禹本就是帝颛顼的孙子,黄帝的玄孙。

  西南,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可在司马迁看来,从血缘上说西南夷仍与黄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汉时的西南夷本是楚庄王的苗裔庄蹻,庄蹻是奉楚威王之命征讨滇、黔,后因秦始王用兵西南,遮断了归路,不得已在此置官守土。汉兴后,只注意开发巴、蜀,而遗弃了滇、黔,庄蹻的后人于是拥有了西南。楚族的始封者是祝融,而祝融乃帝高阳的后裔,所以从血缘上说西南夷亦是黄帝的后人。

  更有意思的是,司马迁认为连外藩朝鲜从种姓上说都与中国同一祖宗。他在《朝鲜列传》中说:“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而燕国的始封者是召公,而召公与周武王乃是同父异母弟。而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帝喾的儿子,因而朝鲜也是黄帝的后人。

  西汉时,对外战争的主要对手是匈奴,在一般人看来匈奴是汉人的死对头,可谁又想到汉与匈奴“五百年前是一家”呢。司马迁的《匈奴列传》开宗明义就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原来匈奴乃是夏禹的后人。

  可以说司马迁是史家中第一个从种姓、族类上说明中国与四夷“万姓同宗”的人,这就从血缘上证明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既然夏、商、周也好,八百诸侯也好,四夷与外藩也罢,都是黄帝的后人,都有着血缘关系,只是有近有远,有亲有疏而已,那么就应天下一家,用不着你争我伐,杀伐不已。因此,在太史公的民族观、历史观里有着一种强烈的“大一统”思想,既反对中国内部的分裂,也反对民族之间旨在掠夺的战争。

  正是因为司马迁第一次论证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所以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都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序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说明大禹时已经将古中国划分为九州,将统治区域划分为五服。《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则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已经包含着非常明确的“大一统”思想。而正式提出“大一统”概念的是《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文“(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所谓“大一统”,就是由周天子号令天下,所有诸侯无不宾服。所以孔子对春秋五霸虽有微辞,但对管仲辅佐齐桓公维护周室的行为却是肯定的。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以后孟子、荀子也都主张“一天下”。不过,儒家在尊王的同时又主张攘夷,这一点,不管是《春秋经》,还是“春秋三传”,还是后来的孟子,都有明确的表述。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中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隐公九年)的原则,孔子就很欣赏。而孟子在“尊王攘夷”方面就显得更加偏激。孟子《滕文公》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他看来只有华夏文化才是先进的,其他的四夷文化都是落后的,应该给予打击、消灭,所以他引用《诗经》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主张对戎狄、荆舒(以楚为中心的南方文化)等四夷文化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这种“尊王攘夷”思想虽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却成了后世大汉族主义的根源。

  司马迁对秦朝的态度则从另一角度说明他对“大一统”的肯定。他虽对秦朝的暴政深恶痛绝,可对秦朝完成统一之功,推行郡县制却是肯定与称许的。他在《六国年表》中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於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一方面批评秦朝“取天下多暴”,一方面则肯定其“成功大”,并指出如果因为“秦在帝位日浅”就“举而笑之”,那就无异于“耳食”之见。太史公虽对李斯的人品有所讥剌,但他对李斯进言秦王扫灭六国,统一天下却是肯定的。他在《李斯列传》中引述传主的话说:“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彊,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客观地说,没有李斯的辅政,秦始皇是很难在执政的二十多年里扫平六国、统一天下,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的。

  当然,要实现和维护国家的高度统一,就离不开战争,所以司马迁对于汉代反击侵略、巩固边防,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战争也是支持与肯定的。他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说:“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连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这里的“强胡”主要指匈奴,“劲越”指的是南越。西汉立国后,北边的匈奴,南边的南越,是威胁大汉边境安全的主要力量,虽然匈奴与南越也是黄帝的远末子孙,但为了巩固边防,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国家的统一,汉朝不得不用战争手段对匈奴和南越进行反击和驱除。

  西汉是继秦朝之后第二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司马迁的这种万姓同宗,天下一统的观念对于巩固统一,反对分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如果没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牢固的统一观念,很容易走向分裂,而国家一旦分裂,历史就将倒退,各族人民就要遭殃。作为龙的传人、黄帝的子孙,谁也不愿看到国家的分裂,所以连海外的华人、侨胞也不愿意看到两岸长期分治的局面,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促成两岸的统一,真正实现中国的“大一统”。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六 / 潇湘渔父

    推崇黄老,贬抑诸家

  班固曾这样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里且不说别的,只说说“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在班固看来,司马迁把黄老摆在六经之前这是错误的,违背了圣人的思想。这是站在正统的思想立场上来批评司马迁。

  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儒家思想就被定为一尊,由子学变成经学,上升为统治地位。班固是个正统的思想家,他要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自然要对司马迁父子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进行批评。

  其实司马迁的这种推崇黄老,贬抑儒家和其他诸子的学术思想既有其来源,又有其特定的背景。

  要知道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很深厚的。他不仅继承了司马家的史学传统,也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学术思想。人们只要看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司马迁传》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太史公自序》用了不少篇幅谈及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他先是概述了司马谈的学术渊源,说:“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继而指出司马谈为什么要写此文,原因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然后又全文引述了《论六家要旨》。文中司马谈先是提纲挈领地对六家学术进行点评,简要地指出了六家的得失优劣,并把重点放在对儒、道两家的批评上。显然,司马谈是有意将儒、道两家放在对比的位置上加以批评的。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在司马谈看来,道家综合了阴阳、儒、墨、名、法的长处,因而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家则不然,认为儒家学术使人劳形费神,其结果只能是“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结论则是“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基本上作了否定。

  在对六家作了概述后,司马谈又对六家分别作了具体论述。在司马谈眼里,其他五家学术的优劣得失非常明显,所以尽管《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都是用来治世的,但由于五家的学术所失太多、太明显,所以不是治世的良方。对比之下,只有道家学术才是治世良方。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後,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那么道家学术的核心是呢?那就是“无为”“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一切顺其自然,遵循事物的固有规律与特点,而不是人为地多事,瞎折腾,弄得天地难安,百姓骚然。司马谈认为只要按照道家的思想去做,就能“合大道”、“光耀天下”,用不着担心“何事不成”。

  司马谈推崇道家,贬抑其他五家,并不只是个人的思想好尚,这与当时特定的思想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经过三年的反秦起义和五年的楚汉战争,汉初社会可谓是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就象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需要很好地休养,才能慢慢地恢复,如果还象秦朝一样横征暴敛,大兴兵役、徭役,那不仅不会有后来的强盛,只怕很快就将走向崩溃。所以当时社会最为需要的是如何与民休养生息,而不是象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一意注重文治武功。

  从思想文化方面看,汉朝立国后,从高祖刘邦,到吕后、孝惠帝,都因国家多事,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避免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还来不及过问思想文化方面的事,因此那时的学术还是一片混沌。到文帝时,情况稍稍有了变化,汉家的天下基本稳定下来。这时自然要考虑治国的指导思想了。班固在总结汉初思想文化的变化时指出:“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曹参是孝惠帝时的丞相,曹参认为惠帝年青,英明不如高祖;自己的才智不如萧何,因此主张“萧规曹随”,一切按已有的规矩办。何况他在齐地为相时,找到了精研黄老之学的盖公。盖公对他说:“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安定了。”曹参相齐九年,齐国得以大治。后来入朝为相,也主要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曹参在任的时间虽不长,但接替惠帝之位的是文帝,文帝之后是景帝,据司马迁《儒林列传》说“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显然从惠帝到景帝,朝廷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是黄老那一套。

  窦太后是推行黄老之术的关键人物。她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景帝时期与武帝初年,窦太后权倾朝廷,几乎左右了政局。窦太后对黄老思想情有独钟,而对儒生则多有厌恶。《儒林传》说:“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在她当权时,儒生是很难得到任用的,甚至备受歧视。传齐诗的辕固生因为在窦太后面前贬低黄老之学,惹怒了窦太后,竟被逼到猪圈里去剌杀猪。

  从高祖的把儒生帽子当溺器,到文、景的重黄老,儒生都得不到重用,只能“诸博士具官待问”。这种情况直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得以改变。

  尽管司马迁极力推崇孔子,并破例给孔子立世家,但对儒家批评也不少,对汉代的儒生也不怎么恭敬。其父司马谈批评儒家“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还说儒家六经“六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过于烦琐。公孙弘、主父偃均为儒生出身而位至公卿,可司马迁对他们都颇有微辞。说公孙弘是“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胶西,皆弘之力也”,说后者是“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即是说人品方面都有严重缺陷。

  从司马迁的表彰汲黯亦可看出他对黄老之术的推崇。他在《汲郑列传》中说:“(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閤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汉代学术文化的真正转变是窦太后的驾崩、汉武帝的当政。《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武帝是一个兼有文治武功的人,就他本人的好尚说,他是很看重儒生和文学之士的,在他即位之后即招收了不少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如赵绾、王臧、申培、辕固生、韩安国、伏生、高堂生、田生、胡毋生、董仲舒等,可朝廷的用人受制于窦太后,所以儒生仍得不到重用。等到窦太后去世,武帝才真正亲政,但又得受母后王氏的掣肘,不得不用舅舅田蚡做丞相。田蚡是个得势小人,一旦大权在手,便改变治国理念,重用儒生及文学之士,象公孙弘本是平民,就因治春秋而位至卿相。

  司马迁与武帝大致年龄相仿,他是经历了汉代统治者由重黄老到重儒术这一变化的。虽然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可司马迁并未随波逐流,即使在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之后,他也仍旧推崇黄老,贬抑儒术。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也许就历史贡献而言,文帝与景帝是比不上武帝的;但就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富足而言,武帝时又不及文、景之时,所以历史上只有“文景之治”说,而无“武帝之治”说。其所以如此,就因文、景之时是以黄老之术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推行的是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而一心追求事功的武帝是不大把百姓疾苦和社会安定放在心上的。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七 / 潇湘渔父

    不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而史书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就成了一种倾向。翻遍史书,胜利者都成了英雄,失败者都成了草寇,很少有例外。然而,司马迁却是史家中的另类,他虽也给胜利者唱过赞歌,但他却从不歧视失败者。在他眼里,有时失败者也是英雄,甚至比胜利者更显英雄本色。因为在太史公看来,成败有因,决定于各种因素。

  三年反秦起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五年的楚汉战争,斗争的结果是项羽失败、刘邦胜利,项羽自刎于乌江,刘邦则建立了西汉王朝。可司马迁却并未因为项羽的失败而视其为草寇,也未因为刘邦的胜利而目其为英雄,相反,在司马迁眼里项羽倒是叱咤风云的真正英雄,而胜利者的刘邦却有点流氓无赖的意味。

    从体例上看,太史公给项羽、刘邦立的都是本纪,似乎无厚无薄。然而读者稍许想一想,就会觉得这种处理有点异乎寻常。按照司马迁自己的说法,“本纪”当是叙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如按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解释则是“本纪以叙帝王”,只有一个朝代、一代帝王才配立本纪。刘邦是西汉的创立者,自然应该享受本纪的待遇,可项羽只不过自封为西楚霸王,所治不过九郡,最后又自刎乌江,落了个死无全尸,论历史地位岂可与刘邦相提并论。可司马迁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是项羽率领诸侯们推翻了暴秦,之后五年中又是他号令天下,因此他的权威形同正式的帝王,完全有资格享受本纪。何况,人们看《项羽本纪》,感受到传主是个真正的英雄。你看他年少时志向即非同一般:“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他要学万人敌,无非是想做个大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当他看到秦始皇巡游浙江,一派威风凛凛的场面时,他不仅不为所惧,反而说:“彼可取而代也。”这说明项羽小小年纪就胸有天下。传中还写到“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就其身高、力量、胆气而言,可以说项羽天生就是一副英雄相。

  在推翻暴秦的过程中,项羽的作用也无人可比。虽然直接灭秦的是刘邦,但这里既有怀王孙心的偏袒,也得力于项羽在河南拖住了秦的主力。巨鹿一战是歼灭秦军主力的关键之役,而如果没有项羽,义军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当时义军新败,主将项梁战败被杀,新上任的上将军宋义畏敌不前,多亏了项羽果断地除掉宋义,率领义军破釜沉舟,勇往直前,才打败了秦军,解救了新建的赵国,接下来又一鼓作气,歼灭了章邯率领的秦军主力。所以经过巨鹿一战,项羽很自然地奠定了在义军中的领袖地位。传中写道:“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就连推翻了暴秦的刘邦在霸上与项羽相见时,不仅不敢居功自傲,反而要仰视项羽了。

  垓下之战是项羽一生的最后一战,在韩信绝对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下,项羽兵败突围,最后自刎乌江。然而即使是失败,项羽也败得很光彩,且给人一种虎虎生风的感觉。那怕手下只剩下二十八骑人马,他照样可以从容杀敌,并为部下上演三胜敌军的好戏;乌江亭长要用船渡他过江,可他却宁肯战死也不肯渡江,因为在他看来,如果那样做他就对不起江东的八千子弟,就会有愧于心;而他面对死亡又是那样的从容与潇洒,还与故人吕马童开起了玩笑。因此,项羽虽是失败者,却浑身充满了英雄气,让人不得不佩服他才是真正的英雄。难怪宋人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相较于项羽,刘邦虽是胜利者,却完全是因人成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靠着“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才得以成功,所以在刘邦身上读者看不到多少英雄气,反倒是处处透着流氓无赖气息。因此当年阮籍登广武观看楚汉战场时曾感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可以说司马迁是用了十二分的心力来写项羽这位失败了的英雄。虽然他对项羽的不善用人、残暴嗜杀也给予了揭露,对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说法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但他对项羽的确充满了同情与敬佩,并有借项羽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处处透着不平之气。正因为这样,《项羽本纪》才被后人视为《史记》的“压卷之作”。

  翻遍二十四史,人们再也找不到象项羽这样霸气十足、虎虎生威的失败了的英雄,可以说这是司马迁为后人创造的一个独特的英雄。

  陈涉本是个农民,只为他率先在渔阳发动反秦起义,揭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司马迁竟为他立了世家。他的英雄事迹与英雄气慨自然比不上项羽,尽管他也称了王,建立了“张楚”政权,可惜他的反秦事业前后只坚持了半年,自己就被车御庄贾所杀。可司马迁却对陈涉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何况,陈涉虽是普通农民,可还在他躬耕陇亩时就表现出非凡的志向,他曾对身边的伙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对于伙伴们的不理解,他还表示深深的叹息:“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说明陈涉的确有着英雄之志。

  班固作为正统的史学家,他的看法就与司马迁相去甚远。他抱定“成王败寇”的观点,不仅将项羽由本纪降为列传,并与陈涉合传,在《叙传》中对二人的评价也远不及司马迁,说:“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阳,宰割诸夏,命立侯王,诛婴放怀,诈虐以亡。”其中虽有“宰割诸夏,命立侯王,诛婴放怀”之语,可“诈虐以亡”一句几乎对陈、项二人完全作了否定。既如此,陈涉、项羽还算什么英雄,只能算作骗子、暴徒了。

  作为“汉初三杰”的韩信,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也是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西汉政权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可他最后却因谋反而被烹死。按说他是西汉的反臣,作为西汉史官的司马迁完全可以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处理,然而太史公并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在《淮阴侯列传》的赞语中叹息道:“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既肯定韩信对汉室之功可比周初的周公旦、召公奭与姜太公,同时又义正辞严地指出在天下已经大定的情况下韩信还去谋反,结果被灭族也属活该。

  由此看来,在司马迁眼里,英雄并不见得一定是成功者,失败者也可以是英雄。只要对历史作出了贡献,或在一个时期之内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那怕他最后失败了,落了个悲剧结局,也不失为英雄。与此相应的是,成功者也不一定是英雄,上面说到的刘邦就是一例,另外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情况亦相类。

  就功业而言,李广无疑是个失败者,征战一生,连个侯爵也未能封到,最后还被逼自杀,可在太史公笔下,李广却是个货真价实的英雄,人们只要看看赞语就不难明白。卫青、霍去病是武帝时期领导反击匈奴战争的主要人物,建立的功勋也罕有其比,可太史公对卫、霍并不怎么钦佩,而是皮里阳秋,给予了讥剌。李广地位不过九卿,而卫青是大将军,霍去病是骠骑将军,俩人均为大司马,位同三公,地位比李广显赫得多。可李广乃独传,卫、霍却与十几位将军合传,足见在太史公心目中,卫、霍的地位远不及李广。传中还讥剌说:“然(骠骑)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
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传末对卫、霍的为将之道亦含有微辞:“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其实,在民众的心里,成功者并不等于英雄,而失败者亦不等于草寇,甚至失败者更具英雄气。项羽与刘邦相比,项羽是英雄,而刘邦却要大打折扣;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相比,李广是英雄,而卫、霍不过是因缘成功;杨令公与其子杨延昭相比,令公是位名扬古今的大英雄,杨延昭不过是位忠于职守的将军;韩世忠与岳飞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样的例子,实在难以胜数。也许这里有个悲剧审美问题,正是因为失败者为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付出了生命,因而才显得悲壮和崇高,才具备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于是失败者反而成了英雄,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历史纪念碑上。

  司马迁的《史记》改变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维定势,不以成败论英雄,敢于为失败者树碑立传,实在难能可贵。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八 / 潇湘渔父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班固虽对司马迁有所批评,但他也援引刘向、扬雄的话,肯定司马迁是“良史之材”,说他“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里暂且不论别的,只说说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所谓“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对自己所肯定的正面人物——历史上的那些尊者、贤者,当然主要是指那些帝王将相和赢得美名的贤圣之人,能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叙述他们的事迹,既不夸大他们的美德,也不隐瞒他们的恶行。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叫“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隐”,还他们以历史原貌。
对于史家来说,对历史上那些尊者、贤者“不虚美”较为容易做到,但要做到“不隐恶”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象《史记》那种主要篇幅用来写现代、当代历史的史书来说尤为不易,稍有不慎,就会落下“谤书”之名,甚至惹得龙颜大怒,招致身首异处的下场。

  司马迁不愧为“良史”。他有着史家的良知,有着直面历史的勇气,对于他笔下的尊者也好,贤者也罢,都能出以公心,真正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写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汉高祖是西汉的开国之君,也是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人物。按说,司马迁对他应当极尽赞美、歌颂之能事,把他写成一代雄主和圣明之君,给他涂脂抹粉,抹上光亮的油彩。可事实并不尽然,司马公笔下的汉高祖并不那么高大、圣明,并未显示出开国之君的雄才大略,虽然作者也写出了刘邦神异的一面,譬如母亲怀他时梦与神通,其父则看见蛟龙盘旋其上,并由此而怀孕;说高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写斩蛇起义时,又极力渲染刘邦是赤帝子,杀死了白帝子,由此暗示刘邦将取代嬴氏,夺取天下。然而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既不能驰骋于疆场,又不能运筹于帷幄,他似乎主要靠因人成事,即很好地发挥了萧何、张良、韩信这汉初三杰的作用。要说他有什么英明之处,那就是善于用人,能从谏如流。

  司马迁对刘邦并不那么恭敬,不管是本传,还是他传,作者都毫不避忌地写出了这位九五之尊不大光彩的一面。

  在刘邦尚未发迹时,他的所作所为虽也有豪爽豁达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劣迹,甚至有点无赖相。如做亭长时“廷中吏无所不狎侮”,一点正经相都没有,而且“好酒及色”,甚至做出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如吕公(即刘邦后来的岳父)做寿,他去贺寿,明明没有一文钱,却在礼单上写上一万钱。

  即使在项羽封他为汉王之后,他的一些行为也让人不值。如楚汉彭城之役,他打了败仗,坐着车子逃跑,因楚兵追得急,他为了减轻车子的负载量,竟然连续三次将亲生女儿——鲁元公主推下车,如果不是滕公三次下车将鲁元公主收载的话,鲁元早就成了楚军的战利品。

  成皋之战,项羽为了逼迫刘邦投降,就将俘虏来的太公放在高处的占板上,威胁刘邦说:“如果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父亲煮了。”可刘邦却毫不在意,还用无赖的口气说:“当初怀王要我们俩个结为兄弟,因此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硬要煮死你的父亲,那就分我一杯汤吧。”这种行事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为,让人作呕。

  此外,他动辄骂人,对他人一点也不尊重,甚至将儒生的帽子当溺器;又特别好色,经常左拥右抱。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有失帝王风范。

  他虽善于用人,但对功臣的猜忌之心也很重。西汉建立后,其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反叛他,与他对功臣的不信任可谓息息相关。前后反叛他的有燕王臧荼、颍川侯利几、淮阴侯韩信、韩王信、赵相国陈狶、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就连他最尊重、信任的萧何,到后来也被他猜忌,并投入狱中,如非王卫尉力谏,只怕也会生命难保。

  太史公对汉高祖的总体评价也不高,传末仅有四句话十五个字正面评价高祖的政绩:“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仅仅肯定了高祖改变秦朝的苛刑暴政,而未涉及更多方面。

  太史公对吕后评价颇高,为之立本纪,并在传末给予高度的肯定,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传中也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然而对吕后的狠毒、阴鸷也毫不避忌,如写她酖杀赵王、将戚夫人制为“人彘”、
幽杀孝惠之子;又违背高祖遗训,大封诸吕为王、为侯,险些酿成天下大乱。

  司马迁对当今皇上——武帝尤为不敬。按说汉武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功业甚伟,但《孝武本纪》并未将注意力放在这一方面,而主要着眼于武帝的宠信方士,信神信鬼。开篇伊始,即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为全传定下调子。传末赞语仍无一语涉及武帝的政绩,仍旧是论武帝的笃信神仙方术。传中先后写了武帝宠信、重用方士李少卿、齐人少翁、五利将军栾大以及公孙卿等,一味地祀神、祭鬼、封禅、拜蓬莱,屡次上当受骗而不悟。可以说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实在有点愚昧、昏庸,完全不象开创西汉盛世的一代雄主,难怪东汉末年的王允指责《史记》是“谤书”。客观地说,司马迁对武帝是怀有私怨的。

  即使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项羽,太史公在本传中虽有不少溢美之辞,但并未脱离基本事实,而且也有揭露,批评也很严厉。如写项羽进入咸阳后的所为是:“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这里既揭露了项羽烧杀抢掠的行为,也反映了项羽政治上的短视。

  同时,太史公也不回避项羽动辄屠城、坑杀战俘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漳南之战,项羽大破秦军主力,俘虏秦军二十多万,因担心俘虏太多,军心不稳,项羽竟下令将二十多万秦兵活埋!当他大封诸侯后,齐人不服,田荣率军反叛,项羽亲自率军征伐。文中写道:“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范增作为项羽的主要谋士,智计过人,是项羽唯一的智囊,项羽平日也很尊重、信任他,可到了关键时候,项羽却中了陈平的反间之计,猜忌范增,从而使得范增负气出走,暴病身亡,从而导致项羽江河日下,最后败于刘邦之手。

  司马迁对项羽一点也不护短,他把项羽的罪行、过失、短处借刘邦之口作了概括。《高祖本纪》中就原文照录了刘邦控诉项羽的十大罪状。项羽自以为百战百胜,认为他的失败乃是天数,所以自杀前几次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对此,司马迁很不以为然,在本传的赞语中给予了严厉的驳斥,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对于尊者,司马迁的确做到了不讳、不隐,能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丑行、暴行,以及人格方面的缺失。对于贤者,司马迁同样能够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地描写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避忌他们的缺点、短处,乃至于人格上的污点。

  李广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而对李广征战一生,却未能封侯,最后还被逼自杀,作者怀有扼腕之痛。李广不过是位将军,作者却为他单独立传,并不称名号,只称将军。这种优待实属罕见。本传中一方面写出了李广天生善射,勇敢忠贞,胆气过人,以及他爱兵如子,治军简易,深得军心的特点。司马迁有时还打破史传文章重在客观叙事的规矩,采用一种夹叙夹议的文字直接表现他对李广的敬慕与爱戴。如下列文字:“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又在传末评论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认为李广是不令而行的正人君子,他的人品道德用不着宣传人们也知道。

  但太史公对李广绝不护短,对李广的缺点、错误和短处也一并写出。如接受诸侯王的将军印、与匈奴作战时曾被生俘、挟私报复,斩杀霸陵尉、诱杀八百降卒。这就说明英雄也会犯错误,君子也有缺点、短处,这才是真实的李广。

  司马迁对孔子可谓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从身份上说,孔子主要是个平民,可司马迁却破例给他立世家,然而即使这样,司马迁却并未一味地美化孔子,而是客观真实地记述孔子的一生,并不着意去粉饰,所以后人读《孔子世家》,觉得孔子虽是圣人,但在世时并不那样适意,而是有很多缺憾。譬如他的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的婚姻就属非正常,所以传中说是“野合而生孔子”,而孔子生下来时样子也很奇怪,传中说他是“生而首上圩顶”,即是说头顶塌陷,中间低,四周高,形似山丘。当他五十六岁离开鲁国去卫国时,因他的长相酷似鲁国的叛臣阳虎,结果被匡人拘禁了五天。当他由曹国赴宋国时,路上差点被宋国的司马桓魋杀了。出游到郑国时,因与弟子走失,样子很狼狈,被郑人讥剌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在去楚国的路上,孔子一行也曾遭陈蔡二国的围困,连饭也吃不上。显然,孔子在世时是很不得志的。

  管仲是司马迁眼中的贤相,佐齐桓公称霸于诸侯,可在司马迁笔下,管仲未显达时的作为也并不光彩,用管仲自己的话说,他是“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其行事迹近于小人,但这并无损于管仲贤相的形象。

  本来嘛人非圣贤岂能无过,而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上并无十全十美的人。尊者、贤者都是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既生活于俗世,就不可能不受俗世的影响,有的生而有缺憾,有的长而有缺点,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犯错误,甚至也会有不光彩的行为。因此,司马迁笔下的尊者、贤者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都有缺点、短处,甚至还有过不光彩的行为。作者不为这些尊者、贤者讳饰、隐瞒,而是如实写出,并非要贬损他们的形象,而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人物,让后世读者感到可亲、可信。

  生活中高、大、全的人物是没有的,不管是历史上也罢,还是现实中也罢,只要生活在俗世之中,就难免受种种因素制约,留下世俗生活的烙印,从而影响自己的人格、品行,使自己变得不那么高大、完美。

  司马迁能尊重历史,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隐,但愿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包括党史、革命史专家也学学太史公,不管是写革命领袖,还是写革命烈士,都应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尽力避免绝对化的倾向,如实地描写,而不是有意地讳饰、隐瞒,让读者感到可信。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九 / 潇湘渔父

    关注下层,重视为小人物立传

  旧时代的史书多为官修,代表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能够进入史书,成为史传人物的往往是社会的上层,大部分是帝王将相,只有少许社会知名度很高的文人、学者才有可能为史家所关注。至于普通民众,想进入史书,成为名留青史的人物,实在是太难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旧时的官修史书也就多半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

  司马迁的可贵,就在于他不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他既写帝王将相,也写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一些在正统史家看来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受到他的关注,成为他笔下有声有色的角色。班固曾在《司马迁传》中批评太史公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批评之一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指的是《史记》设有《游侠列传》,却无隐士的传记,认为其中的游侠是些不遵法度,有违道德的“奸雄”。批评之二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意思是说《货殖列传》推崇的是权势富贵,而看不起安于贫贱者。其实,《史记》为小人物立传,并不限于游侠和工商之民,还包括剌客、日者、龟策者(两者大体为同一职业,均以卜蓍占卦为业)、医家、滑稽家(或曰优)。象这样的类传达七篇之多,入传人物更达四十多人(褚少孙所补在外),其中还涉及一些贱行,如兽医、掘墓、赌博等。

  上述七篇传记都属于一些小人物的类传,一共记载了四十一位人物的事迹,至于《货殖列传》所列人物就更多了。就全书看,绝对数量虽不大,但比起《汉书》来却显得很突出。大概班固认为替这些小人物立传没有意义,所以他只保留了《史记》的《货殖列传》,而将其他类传取消。

  这些类传所记人物有剌客、剑侠、医者、优伶(小丑)、卜蓍者、占卦者、手工业者、商人、农人、兽医、篾匠,甚至还有以掘墓为业者、以赌博为业者,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人多为社会下层,甚至从事的还是贱业,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往往被人们瞧不起。可太史公却能眼睛向下,充分认识到这些人的存在是社会分工的必要,百业中少不了他们,因此他们的存在同样具有社会价值。

  太史公热心为小人物立传反映出他能摒弃等级观念,一视同仁地看待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平等地看待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当然这里有个价值观的问题,太史公不是以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来认识人的价值,而是以社会的需要来判断其价值。既然他们的存在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是有价值的。从对某类具体人物的评价,也可看出太史公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

  譬如剌客,他们虽是社会的极少数,构不成一个阶层,他们的行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也不可取。可他们却有着自己鲜明的价值观,那就是“士为知己死”,只要谁对他好,他就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可太史公却称赞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所谓“立意较然”,就是做人的宗旨非常明确;所谓“不欺其志”,就是一旦立下信誓决不改变。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名垂后世也就不奇怪了。虽然他们“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在中国的旧时代,不管是士人,还是剑侠,都深受其影响。

  汉代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剌客已无存在的社会土壤,可这个时候又产生了另一批人,那就是“游侠”,即剑侠、剑客。这些人不象剌客那样依附于某一个人,他们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的官僚化、集权化派生出许多不合理现象,如欺压良善,危害弱小,这就使得人们期盼有一种超越公权、超越法律的力量来主持公道,为弱小者伸张正义,而剑客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因此司马迁对游侠给予了肯定。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的最大特点在于“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简言之,就是重然诺,轻生死,具有一种道德力量。也许在统治者看来,他们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其行为对社会秩序、法律规范都是一种挑衅;然而从道德层面看,他们的行为却“亦有足多者”,即值得赞美。

  人吃五谷杂粮,免不了要生病,生了病就要请医看病,针剌吃药,这就决定了社会生活是少不了医生的。医生的社会地位虽不高,但在社会上是很受尊重的。太史公认识到医生这一行业的重要性,因而特意为之立传。此传虽只载扁鹊、仓公二人事迹,但却足以让人明白在社会百业中医家是不可少的,它可以防病治病,救死扶伤。

  滑稽虽不足成行,却足以名家。所谓滑稽,也就是打趣、说笑话。从事这一行当的人,迹近于小丑,故其身份为优,即后世所说的戏子。宫廷里的滑稽家其职责就是给皇上寻开心、逗乐子,因而常为主上所戏弄,因而其身份是很低下的,其遭遇也是令人伤心的。他们其所以成了统治者取笑、逗乐的对象,往往因为先天不足,形体上有缺憾。如淳于髡,长不满七尺,因个子太矮,只好做了倒插门女婿。秦之优旃个子更矮,是典型的侏儒。可是别看他们个头矮小,相貌丑陋,但却往往风趣幽默,机智过人,而且别看他们常常调笑逗乐,但却往往富于机心,婉曲风谏,起到一般诤臣起不到的作用。如淳于髡能谏止齐威王的淫乐之行,优孟能让楚庄王善待贤臣之后,优旃能谏止秦始皇营建大苑囿,所以太史公评价说:“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还说他们能“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也许一般人对太史公为日者、龟策者立传不大理解,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在旧时卜蓍占卦却是社会上的普遍风气,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凡有大事都少不了卜蓍占卦,以此来预测吉凶。因此,卜蓍占卦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与军政大事息息相关,因而太史公为他们立传也就理所当然。

  《货殖列传》一篇意义尤为重大。这一篇主要叙述工商之民的事迹,也包括社会百业,不仅入传人数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史公的经济思想。自儒、法两家产生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就是重农轻商,强本抑末,手工业者和商人在韩非子眼里成了五蠹之民,主张加以限制、铲除;荀子、贾谊、晃错等也极力主张限制工商之民的活动,而汉初的社会意识更视之为贱民,不准他们做官,不准他们穿丝织品。中国社会虽然以农为本,但就人们的经济生活而言,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重农是对的,但限制、排斥、打击工商业却是不对的。太史公认识到工商业的重要性,认识到工商之民也是劳动者,所以他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农、工、商、虞,四者缺一不可,治民者应该“各劝其业,乐其事”。他还认识到逐利是人的本质,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图利是工商之民的驱动力,也是正当的,无利可图,谁也不干。

  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虽不大起眼,可社会生活却离不开他们,也许由于他们远离政治,因此决定不了历史的兴亡盛衰,然而社会的经济生活却主要由他们在进行、在推动,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无从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太史公能够眼睛向下,关注社会下层,为他们立传,叙述他们的活动,揭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说明他的历史观要比正统史学家进步得多。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十 / 潇湘渔父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与酷吏

  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官僚化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僚构成社会的管理体系,官吏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因此吏治如何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志。

  任何一个社会的官员队伍都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总是有好有坏,因此有清官必有贪官,不过,在清官与贪官之外,旧时的官员还有一种是酷吏。他们多半是执法官,掌握着生杀大权,能决人死生。对于这种人很难用贪官还是清官的标准是衡量他们,也许他们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但他们却能凭借手中的执法权决定人的生死。

  司马迁非常关注社会的吏治,一方面表彰、褒奖好官(《史记》称之为循吏),立有《循吏传》,另一方面又立有《酷吏传》,揭露和鞭挞酷吏残害人命的暴行,两者相互映照,优劣自现。

  所谓“循吏”,用太史公的话说叫“奉职循理,为政之先”。那么什么是“奉职循理”呢?应该是指谨守职责,奉公守法,用现在的话说叫克尽职守,依法办事。

  太史公在《循吏列传》中仅叙述了先秦时的五位,即:楚国的孙叔敖和石奢、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公仪休、晋国的李离。除李离为主刑官外,其他四人均为国相,尤其是孙叔敖和子产更称得上贤相。这五位循吏的最大特点就是奉职循理,既严格守法,又公正无私,因此上得国君称许,下得国民赞誉。正因为这样,所以太史公给予这五位循吏以很高的评价:“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奇怪的是,《循吏列传》竟未收一位西汉官员,大概在太史公眼中可能是汉时官员没有一位称得上循吏。不过,紧接这一篇的是《汲郑列传》,记载的是当时的两位好官,一位是汲黯,一位是郑当时。然而,这两位虽是清官贤臣,但在太史公心目中却似乎还难称“循吏”,他们的名望也与孙叔敖、子产等相去甚远,所以才会出现“人一走,茶就凉”,一旦罢官去职就“门可罗雀”

  因此。太史公借廷尉翟公的话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最后还感叹说:“汲、郑亦云,悲夫!”意思是说,汲黯、郑当时虽是好官,但也逃不过世情,真是可悲呀!

  可见清官并不等于循吏,循吏是比清官更高一个层次的好官,循吏必定是清官,但清官不一定是循吏。因为清官只是就经济层面而言,只要不贪污受贿,为官清廉,就可称为清官。但清官不一定在政治上有作为,不一定能依法办事,也不一定是受民众爱戴的父母官,而循吏就不同了,他既具备清官的品格,不贪财、不谋利,同时又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官清正廉明,奉公守法,依法办事,能够保一方平安,给民众带来实惠,因此他们往往受到民众的爱戴。

  太史公作《酷吏列传》,记述了汉时十位刻薄寡恩,执法严苛,动辄杀人的酷吏。凑巧的是,这些酷吏几乎集中于武帝一朝,其他时候甚少,吕后时仅有侯封,景帝时有郅都、宁成,而高祖、孝惠、孝文三朝均未见。武帝喜用酷吏,计有:宁成(后期)、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尤以赵禹、张汤、王温舒三人为甚。此外,太史公还在传赞中点了八位惨无人道的酷吏,他们均为武朝人士。

  《酷吏列传》中的酷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类是酷吏兼清官,如郅都、赵禹、张汤、尹齐等;一类是酷吏兼小人,如王温舒、周阳由、杜周等;一类是纯粹的酷吏,只知用严刑峻法残害人命,如义纵、减宣等。

  第一类酷吏,如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应当算是好官,因为他们为官刚正、清廉,不贪污、不受贿。他们之所以列入酷吏,是因为他们为人刻薄、执法严苛,对贪官污吏、地方豪强的打击、镇压毫不留情。应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近似于黑脸包公。这种官吏对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安定起着重要作用。象郅都其人,不仅为官清正廉洁,而且不讲任何私情,执法能不避权贵,连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甚至连匈奴人都惧怕他,在他任雁门太守时,竟然不敢侵扰雁门。他的被杀,完全是因为他当年过于严厉,逼死了临江王,惹得窦太后心有余恨。

  又如张汤,他是历史上有名的酷吏。他由小吏出身而位至三公,为官清廉,从无私交,他因被人构陷最终自杀而死。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武帝得知实情后将构陷他的三位长史统统处死,并重用他的儿子张安世。只是他的人品不及郅都光明、耿介,喜欢使用诈术,剌探人的隐私。

  第二类酷吏,就人品而言自是比第一类差多了。他们表面上为人刚正、执法严厉,实际上却为人阴险毒辣,甚至有点不择手段。

  如王温舒,他为广平都尉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揖拿郡内盗贼,又以最快速度上报朝廷,他连坐千余家,杀人至流血十几里,可他却仍不解恨,眼看着春天要来了,他竟然顿足叹息,说:“可惜呀,如果再给我一个月,事情就好办了。”因为按旧时习惯,春天是不杀人的。所以司马迁不由得感叹道:“王温舒的喜欢杀人行威,不爱惜人命竟到如此地步!”然而他的执法严苛又并非一碗水端平,而是看客下菜,因人而异,传中说他:“温舒为人,善事有埶者;即无埶者,视之如奴。有埶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埶者,贵戚必侵辱。”也就是说他的执法标准是看对方有无权势。同时,他用的往往是些奸猾豪强之人,故后来终于被告发,他本人虽自杀,但还是少不了灭族之罪。

  又如周阳由,传中说他“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完全把法律当作自己玩弄权力的工具。

  再如杜周,不仅执法苛酷,本传说他“内深次骨”,而且他的执法主要是揣摸上意,看皇上的心意办事,传中说他“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与其他酷吏不同的是,他还善于敛财,传中说他“家訾累数巨万矣”。

  第三类是纯粹的酷吏。他们生性残忍,为人刻薄寡恩,几乎到了以杀人为戏、杀人为快的地步,然而他们又不象郅都那样一身正气,令人敬畏。

  如义纵,本传说他“以鹰击毛挚为治”,“其治,所诛杀甚多”,“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意思是说义纵的治理犹如老鹰抓小鸡一样,毫不留情;他治理地方以杀人、关人为要务。显然,义纵的治下就是以杀人立威,人命在他眼里是不值钱的。

  又如减宣,他由小吏做到御史中丞,其最大特点就是治狱理刑极其严苛。朝廷让他主审主父偃与淮南王谋反案,结果他“微文深诋,杀者甚众”,还被“称为敢决疑”。

  至于传赞中提到的蜀守冯当、广汉李贞、东郡弥仆、天水骆璧等可谓毫无人性,想尽法子,以各种野蛮手段杀人,目的无非是以此立威,使治下无不畏惧。

  那么太史公对这些酷吏评价如何呢?从传末“太史公曰”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评价是公正、客观的,而且以肯定居多。如他评郅都是“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评价张汤是“国家赖其便”;评价赵禹是“据法守正”。又从总体上评价说:“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尤其是“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称其位”几句,可以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然,对于传赞中提到的冯当等残暴官吏,太史公也是极其痛恨的。

  酷吏多产生于武帝一朝,或许与武帝重视吏治,打击、惩治贪官污吏和社会黑恶势力较为严厉有关,同时也许与武帝只重文治武功,对臣民缺少人文关怀有关,或许还与他自视英明,猜忌心重有关。《汉书•李广苏建列传》中有一段李陵对苏武劝降的话,虽不能拿来作依据,但总还有几分可靠吧。李陵说:“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皇帝“法令无常”,那手下的酷吏不正好深文周纳,大兴狱讼,草菅人命吗。

  平心而论,酷吏的名字虽难听,但就一个社会的吏治而言,酷吏所起的作用倒还有可取之处,如果治狱理刑部门都能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各种贪污受贿、害民残民的不法官吏以及各种黑恶势力,也许还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公平正义,使弱小者看到一点希望。不过,怕的是对他人实行的是严刑峻法,对自己却挠法、曲法,甚至借手中的执法大权乘机敛财,这样的酷吏自然是可恨的。当然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人民,动辄杀人,草菅人命,甚至以杀人为儿戏,以杀人来获得个人心理上的满足,这样的酷吏自是比贪官污吏更可恨。

  在旧时代,循吏自然是好官,深得人民的好评与爱戴,但酷吏也不一定就是坏人,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也许他们还能起到循吏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一个社会既需要循吏,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酷吏。当然在社会主义时代,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再大的官员已不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任何个人再不拥有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因此已经没有了产生酷吏的可能,但做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依法办事的好官(循吏),这应该是对每个官员的起码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官员的最低要求。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十一 / 潇湘渔父

    尚奇的审美情趣

  晚于司马迁近百年的扬雄曾在《法言·君子》中评论说:“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这是最早评论司马迁的审美情趣的。纵观《史记》,的确可以感受到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追求。

  一部《史记》上下纵横三千年,如果事无巨细,一一写来,那该需要多少文字啊,岂只是五十二万字所能了结的。这其中就有一个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写什么、怎么写,就必然涉及对史料的取舍问题,而选择哪些史料来写,自然与史家的审美趣尚息息相关。而太史公的审美趣尚显然不同于一般史家,用扬雄的话说就是“爱奇”二字。所谓“奇”,就是奇特的,非同一般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太史公不喜欢平凡、平庸、平淡,而是特别钟情于奇特不凡的人和事,而且是用传奇手法写出。

  三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曾经活跃着多少风云人物,这里既有帝王将相,也有文人士夫,可一部《史记》直接用于写人物的传记满面打满算也不到一百篇(《本纪》与《世家》中不少篇章并非给人物立传,而是对某一王朝、某一世系的叙述),选择哪些人物来写,可说是大费周章,除了秦汉帝王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世家不写不足以反映历史面貌之外,太史公按照自己的标准,往往选择那些有着奇言异行的独特人物来写。

  商、周两代跨越一千多年,可写的人物不少,然而除了那些世家大族之外,太史公谁也不写,仅选择商末周初的两位遗民伯夷、叔齐作为七十列传的首篇,原因非他,看重的是他们两位的人格品行。他们本是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互让家庭继承权,于是双双出走。后听说周文王贤德,遂往西歧养老,然而当武王在父丧期间率军伐纣时,两人又拦马进谏,可当武王灭商,天下宗周时,两人又“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太史公正是因为二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奇德善行,觉得象这样的隐士,如果淹灭不称,实在令人可悲可叹。基于这一考虑,所以太史公特地为二人立传,并置于七十列传之首。

  春秋作为一个历史阶段长达三百年,可太史公为这一时期的个人单立世家的仅有孔子一人,这自然也是因为在他看来孔子不仅是个圣人,还是个奇人。孔子的先人本是宋人,后迁居鲁国,其父叔梁纥是个武士,身高异常,达一丈多;他母亲颜氏不到年龄就与他父亲结合,故被人们视为“野合”(当指不合礼法),所以孔子在母亲颜氏的问题上很是慎重,在父母死后并不急于合葬;孔子本人个头也很高,达九尺多,被时人称为“长人”;生下来时形状也很怪异,所谓“生而首上圩顶”(头顶四周高中间低),形似山丘,故取名为“丘”。这一切都说明孔子从家世、出生到模样,的确称得上是奇异。更奇的是,孔子刚刚十七岁,就被鲁国的大夫孟厘子视为达人,叮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拜孔子为师。更奇的是孔子的见闻、知识、修养,更是天下罕有,诸侯中无论政事、异事如有疑虑往往不远千里前来求教,因此在世时就被不少人称为“圣人”。正是因为孔子有着奇异的家世、长相、学识、见闻、修养,所以太史公才破例给他立世家,表现出对孔子的无限崇拜与敬仰。

  又譬如对汉惠帝与吕后的处理,同样反映出太史公“尚奇”的审美趣尚。汉惠帝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在位七年,依例当为他立本纪,可太史公觉得他虽然生性善良,却政绩平平,为人平庸,没有什么可写,所以略而不传。吕后虽未做皇帝,为人又残忍忌刻,可太史公认为“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评价她“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所以破例写了《吕后本纪》。

  武帝一朝的抗匈战争产生了不少名将,如卫青、霍去病、公孙贺、王恢、李息、赵食其、公孙敖、张骞、李广、程不识、苏建、曹襄、路博德、赵破奴、李蔡、张次公等,其中尤以卫青、霍去病战功最为卓著,可太史公仅给李广立传,连卫青、霍去病都只能合传,其他人则只有附传。其所以如此处理,就在于太史公认为李广天生将才,他的善射可谓天下无双,而由于他的“数奇”,却终身未能封侯,最后还被逼自杀。在太史公的心目中,李广人奇事亦奇:他天生猿臂,善射成为他的天性,他射人、射马、射虎、射石,平日也专以射为戏;雁门之战,他被匈奴人俘虏,又受了伤,可他却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以及过人的骑射本领,终于逃出敌手,回归汉军,为此连匈奴人也称之为“飞将军”;可是由于他“数奇”,运气不好,一生中参加了无数次对匈作战,却往往无功而返,甚至因为自己被俘,部队损失严重,依律当斩,最终被贬为庶人。最后一战,又因迷失道路而错过战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审判,还不得不自杀。他的很多部下都封了侯,堂弟李蔡不仅封了侯,还做了丞相,可他却终身未能封侯,官位也不过九卿。他的遭际与命运的确是奇而又奇,难怪太史公要为他怀抱不平。

  此外,象《剌客列传》中的五位剌客、《游侠列传》中的五位游侠,都称得上是奇男子,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大异于常人,只是一般人对他们不了解,可太史公却认为他们的行为可能有违于法律,然而他们那种“士为知己者死”、“重然诺、轻生死”的人生信条实在值得称许,所以他要为之立传,宣传他们的为人与事迹。

  有的人虽算不得奇人,但在他们的一生中却做出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奇事,从而使自己的人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张良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作为韩国人,一心想着要为灭亡的韩国报仇,竟然雇了一位勇士要去剌杀秦始皇,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也足以见出他的胆勇。他本不熟谙兵略战阵,却巧遇黄石公,老人将一本奇书送给他,告诉他只要熟读此书,就可成为帝王师。果不其然,张良投奔刘邦,深得刘邦信任,成了刘邦的老师,张良为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最后辅佐刘邦灭暴秦、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奇遇张良也就成不了奇才。

  又如周亚夫,他是太尉、丞相周勃的儿子,自己也先后做过太尉、丞相,封为条侯,可当他为河内守时,相士许负却说他嘴边有饿纹,最终将饥饿而死,果不其然,后来周亚夫因触怒了汉景帝,不仅被免职,还被投入监狱,因受不了狱吏的折辱,绝食而死。这也算得千古奇事了。

  太史公不仅写奇人奇事,还突破史书的叙述之文、写实之笔,运用小说家的传奇之法,运用合理的虚构、适度的夸张,将历史生活予以夸张、渲染,使之达到传奇化的程度,从而使读者感到惊讶、震撼,由此使史传文章也具备了小说的魅力。

  这一点在项羽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太史公写项羽,有意识地赋予了不少传奇色彩。当项梁尚未起事时,一次项羽看见秦始皇游浙江,一派威风凛凛的样子,他不仅不感到害怕,而且口出狂言,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以后我可以取代他!”一个小青年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惊讶。当项梁起事时,项羽不仅杀了会稽太守,当对方反抗时,他竟然凭一己之力就杀死了数十百人,完全把对方镇住了。后来宋义奉怀王之命去救河北的赵国,可宋义因害怕秦军势大,不敢发兵,还危胁项羽,如果敢不听从命令就将斩首,可项羽那把宋义的危胁放在心上,他不仅大义凛然地指责宋义见死不救,还当机立断,杀了宋义,并假称自己是奉了怀王之命斩杀宋义,从而震慑了全军。紧接着他又破釜沉舟,号令三军义无反顾地向秦军发起进攻。当时,那种战斗的惨烈连看的人都浑身颤抖,可项羽就是凭借这股有进无退,奋勇向前的气慨打败了秦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他也就自然获得了各路诸侯军的拥戴,成了名副其实的上将军。可以说正是巨鹿之战的出奇制胜成就了这位反秦战争的杰出英雄。

  鸿门会后,项羽与刘邦展开了对天下的争夺,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项羽最后兵败乌江。然而尽管项羽失败了,但留给人们的印象,他却是个真正的英雄,即使他战败自杀,也显得豪气冲天。彭城之战,他率领精兵三万人大败刘邦的五十六万,还差点活捉刘邦,刘邦的父亲太公也成了他的战利品。成皋之战,刘邦让善射的楼烦兵出战,可项羽一出马,就吓得楼烦兵逃回营寨之中。垓下之战汉军以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之计大败楚军,当项羽带领八百骑突围到东城时,只剩下二十八骑,可项羽却毫不气馁,而是自信地对手下说我可以三胜追兵,为你们突围、斩将、刈旗,而且他的确做到了。当来到乌江边时,乌江亭长要渡他过江,可他却以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为由予以婉拒,他把乌骓宝马送给了乌江亭长,然后下马步战,竟连续击杀追兵数百人,最后料定自己难以脱身,竟然含笑对故人吕马童说:“我听说汉军以千金购买我的人头,封邑万户,那我就成全你吧。”然后从容地自杀而死。这些描写简直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笔法,项羽简直成了千古奇侠!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只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然而他在虎狼之国的秦廷上却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忠贞和胆勇力挫强秦,既能完譬归赵,又能迫使秦王为赵王击缶,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他在秦廷上独斗秦王的胆量与豪气,只怕一般的侠士剑客也做不到,真可谓奇而又奇了。

  由上可以看出,太史公的《史记》在审美倾向上确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写奇人,叙奇事,用传奇法,凸显出“爱奇”的审美倾向,使书中所写之人、所叙之事充满奇异、独特之美,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都喜欢读《史记》的原因之一吧。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十二 / 潇湘渔父

    用小说家之笔作史传之文

  按古时的图书分类法,大类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书为第二大类,小说归属于子部,因此,小说与史书属于不同的部类。《史记》是正儿八经的史书,按说与小说不搭界,可人们读《史记》中的某些人物传记会分明感受到它有着强烈的故事性与曲折复杂的情节,描写也很生动形象,能把读者带入到历史情境之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因而会不自觉地把它当作小说来读。这说明太史公并未拘泥于史家笔法,而是有意打破史书与小说的藩篱,以小说家之笔来作史传之文。这就使《史记》有别于一般的史书,使它最具可读性与趣味性,成为后世最受欢迎的史书。

  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的,而这种特定的情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成为过去,后人是无法亲眼目睹这些具体情境的。在司马迁之前,虽也有史书、杂记、诸子文、《诗经》、《楚辞》以及民间传说记载、描写过历史人物的活动,但往往语焉不详,而许多东西甚至是略而不载,后人想借这些东西了解历史人物的具体活动是很困难的。那么作为一部详实的史书,《史记》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历史,就有必要对前人留下的各种材料予以整理、加工、完善,缺者补之,略者详之,仅有线索者充实之,荒诞不经者改造之。然而不管怎样,都没有现成的东西给太史公照用照搬,他只能根据历史的可能性,运用自己合理的想象,去填补史书中所缺失的东西,让死去的历史重新活起来。其中特别是人物的语言与行动,在没有录像、录音资料的条件下,史书中要再现历史人物的语言与行动,只能凭借想象与虚构,依据历史生活的固有逻辑,将它变成具体可感的东西。如果只是象《春秋》那样仅是历史的大事纪,那就只有史学价值,而没有文学价值了,也就很难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了。孔夫子早就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那种没有文采、没有趣味的干巴巴的、纯粹的史家文字,就算能够留传下来,也只能放在博物馆中供史家们去做研究文章了;即使有文采,却又显得古奥高深,那也少不了“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了。班固的《汉书》不就因为赋体色彩太浓,又喜欢用古字、僻字,结果弄得连马融那样的大学者年轻时也读不大懂,要请老师作解释、翻译了。

  太史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死守史家之文只重记叙,不重描写;只重本色,不重文采;只重客观,不重情感的条条,除了在大关节上努力做到忠实于历史之外,为了让历史能够活起来,让人物能够活起来,他另辟蹊径,大胆地采用小说家的笔法,合理地运用想像与虚构,精心地组织与结撰历史人物的语言与行动,让他们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动起来,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有神,就如在舞台上表演一般,显得生动活泼,活灵活现。人物的语言、行动一充实、具体,历史人物的活动也就变得故事化、情节化、戏剧化了,作品的可读性也就大大增强,也就更能感染读者、打动读者,这就是《史记》为什么比任何一部史书都更受后世读者欢迎的原因。

  在《史记》比较典型的人物传记中,小说笔法的运用不尽相同:有的全篇都近于小说,故事性很强,有着曲折复杂的情节,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剌客列传》、《扁鹊仓公列传》、《滑稽列传》;有的以叙述为主,但又有着一定故事性,如《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有的则基本属于史家之文,但也偶用故事体,形成精彩的片断,如《李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龟策列传》。

  《史记》中有些人物传记,就其写法而言与现代版的人物传记已基本吻合,主要差别是语言,前者为文言,后者为白话。写法都是以人物的经历为中心,一线贯穿,用的都是叙事体,但与此前此后的史书相比,《史记》的这类篇章更文学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太史公更注意选材,往往选取传主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具典型的重要事件来写,写时尽力避免一般叙述,而是通过具体描写,甚至是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色。因此,这些传记的传主往往都显得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已接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典型人物。

  如《项羽本纪》,全篇虽然也有不少叙述性的文字,但总体来说太史公主要写了三大事件,即巨鹿之战、鸿门之会、垓下之围。这三大事件代表着项羽一生的三个阶段:反秦起义、裂土封王、楚汉相争,换句话说就是胜利、转折、失败。但不管项羽处于哪一阶段,有一点在太史公的心目中是不变的,那就是项羽始终是个英雄:反秦起义时他是胜利的英雄;裂土封王时他是短视的英雄,垓下之围时他是失败的英雄。三大事件的描写都有不少精彩的片断,如巨鹿之战中的杀宋义、救河北两个片断,鸿门之会时刀光剑影、斗智斗勇的场面描写,垓下之围时那种既惊心动魄,又慷慨悲歌的情节。正因为《项羽本纪》写得精彩绝伦,犹如传奇小说一般,所以它成了后世戏剧的绝好题材,如京剧中的《鸿门会》、《霸王别姬》就直接取材于本篇。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虽是二人的合传,但由于作者善于构思、结撰,两人事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形成一个整体,毫无割裂之迹。全篇主要写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睦”三个故事,从用笔来说是以蔺相如为主,廉颇为辅,但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合得极为巧妙。三个故事也写得非常精彩:前两个故事都是在刀光剑影中显示出蔺相如的忠贞、机智、勇敢,后一个故事则表现出蔺相如的心胸宽阔,为人大度。就廉颇而言,前两个故事他虽未直接出场,却隐身幕后,暗中显示出他在军事上对敌国的威慑作用。后一个故事,廉颇虽挑衅在先,但却知错能改。

  其他如《剌客列传》,写了五位剌客,每人各有自己的故事,尤以荆轲一节最为精彩,篇幅占全篇的一半,由大大小小的故事组成,其中以荆轲剌秦王一事最为震慑人心,而这一故事又由田光为激荆轲自刎而亡、燕太子丹哭诉于荆轲、荆轲激樊于期自杀、太子丹易水送别、荆轲秦庭剌秦王未果等五个故事组成,写来曲折起伏,精妙绝伦,因而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绝好题材。

  第二类情况是象史传文一样以叙述为主,但在叙述中也结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由此增加了文学趣味。
如《留侯世家》一篇,传主是张良。他是刘邦的第一谋士,主要是给刘邦运筹帷幄,出谋画策,可传记的开头也组织了两个精彩的故事:一是张良为了给韩国报仇,重金雇请力士剌杀秦王而未果;二是张良与黄石公的奇遇,得到《太公兵法》,从而成为帝王之师。这两个故事多少给本篇涂上了一些传奇色彩。

  又如《魏公子列传》一篇,写的是魏国公子信陵君。信陵君其人本为战国四公子之一,本来就有一定的传奇色彩,而太史公对他又特别景仰,于是浓墨重彩,肆其笔力,极写信陵君的非同凡响。篇中组织了好几个精彩的故事:结识夷门监者侯赢、亲自拜访屠户朱亥、借如姬之手盗取兵符,又借朱亥之手击杀魏军统帅晋鄙,从而发兵救赵;在赵时倾心结交博徒毛公、卖浆薛公。这些故事集中表现了信陵君慧眼识人的眼光和礼贤下士的品格。

《淮阴侯列传》中亦写了韩信的两件佚事:一是韩信未发迹时从漂母求食的故事,二是宁受胯下之辱而隐忍不发的故事,而且前后照应,有始有终,表现了韩信大丈夫能屈能伸和知恩必报的性格特点。

  第三类的写法基本上是史家之文,多是客观叙事,但也偶有精采的片断。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兴到之时也运用小说家的笔法编撰出有趣的故事,使读者沉闷之时忽然耳目一新,产生一种愉悦之感。

  如《李斯列传》,本篇的政治色彩很浓,称得上是秦国统一前后直至灭亡的大事纪,可开篇的写法却别开生面,用的是一个小故事,写的是李斯发迹前一次对老鼠的观察及其感叹,不仅有情节,而且写老鼠的神态活灵活现,读来令人解颐。

  《司马相如列传》一篇体制较为特殊,虽也叙述了传主一生的活动,但引述原文占了主要篇幅,计有:《子虚赋》、《檄巴蜀父老》、《难蜀父老》、《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和两篇谏书,以及汉武帝的一篇《颂辞》。然篇中所述文君夜奔的故事却是一段绝妙的才子佳人恋爱的风流韵事,并成为千古美谈,即使由早期的小说家为之,也难以过之,故后世梨园中的好事者多以此为题写成各种形式的戏剧《文君夜奔》。

    就作品对后世的小说、戏曲的影响而言,古代的史书没有一部能超过《史记》的。正是因为太史公不拘一格,敢于以小说家之笔写史传之文,才给后世的小说家、戏曲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史记》成为史学与文学合一的文化瑰宝,赢得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誉。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十三 / 潇湘渔父

    以戏剧手法作史传之文

  如果说小说归入“子部”,离“史部”还不算太远的话,那么戏曲归入“集部”,离“史部”就更远了,因而戏曲与史书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可只要人们读读《史记》中精彩的人物传记,也许就不会这样看了。尽管汉时还没有正规的戏剧,可你在这里却能看到如同戏剧演出一般的精彩片断,你会为传记中激烈酣畅的戏剧冲突、绘声绘色的戏剧场面、生动风趣的戏剧语言深深吸引。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因为太史公能不拘一格,打破史书笔法的藩篱,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不自学地将写戏之笔用来作史传之文,从而使某些人物传记具备了戏剧因素。

  戏剧与史传文的不同在于它是代言体,它是由角色在台上表演代替作者的单一叙述。历史传记是由作者的一支笔叙述人物的活动,包括人物的语言与行动,相对而言它的立体感、现场感较差,读者很难产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觉。戏剧就不同了,即使是文本,它也要很好地设计戏剧冲突和戏剧场面,使读者恍如进入实地氛围之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人物在说话、在行动,从而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史记》的传记文当然不是按戏剧的特点来组织编撰的,它的框架也是传记型的,就全篇看,它也不具备戏剧的特点,它仅仅是某些精彩的片断有着戏剧的特点,特别是那些精彩的场面描写很有戏剧意味。在这方面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当属《项羽本纪》中“鸿门会”一段。

  鸿门会是在刘邦攻占咸阳、项羽歼灭秦军主力的情况下楚汉双方的一次交锋。当时刘邦进入关中,攻占咸阳,俘虏秦王子婴,灭亡了暴秦,但他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及项羽,故不敢坐地称王,而是还军霸上,并派人驻守函谷关;而项羽因与秦军主力驁战于河北,虽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却被刘邦得了先手,他不由得满腔怒火,于是命黥布率军攻打函谷关,自己也随后来到戏西,驻军鸿门。刘邦在项羽的军事重压之下,不得已亲自来鸿门与项羽相见。鸿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鸿门宴”历来被视为“会无好会,宴无好宴”的语源。这是一场看起来觥筹光错,实则刀光剑影的斗争,其惊险、诡异程度不亚于一次激烈、复杂的战斗。其基本的冲突在于刘、项两大阵营都要争夺天下,这种冲突要想通过和谈解决自是不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或是一方主动放弃争夺天下。项羽一方企图凭借强大的实力用武力解决刘邦势力,而刘邦一方实力虽弱,但却决不会主动退出争夺,于是鸿门之会表面看来是暴秦推翻后刘、项双方为战果分配而进行的一次会谈,实则乃是项羽一方要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逼迫刘邦一方作出妥协,退出对天下的争夺;然而刘邦一方虽明知在军事上无法与项羽抗衡,但他决不甘心将天下拱手让出,虽然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刘邦只好放低身段,亲自来到鸿门,向项羽表示不敢有异心,可他早就踌躇满面志,准备与项羽一决高下。正因为双方的这种态度,也就决定着这次鸿门之会必定充满刀光剑影。

  太史公为了真实、具体地表现刘、项之间的这一冲突,他用戏剧式的手法组织了双方四组对应的人物关系,借这四组人物关系来描写双方之间的斗智斗勇,来表现这场斗争的波澜起伏与惊心动魄。这四组人物关系是:双方阵营的主角刘邦与项羽,智囊张良与范增;武将樊哙与项庄,内奸曹无伤与项伯,而四组人物争斗的结果无一不是刘邦阵营胜:刘邦以他的从谏如流、灵机应变从虎穴狼窝安全回到营中;项羽则因怀妇人之仁,又不听范增的建议而最终放虎归山。张良则因主人的言听计从而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帮助刘邦安然脱险;范增虽智计过人,却因主人的愚鲁而无所施其计,最后只有哀叹了事。樊哙虽是武将,却能言善辩,既折服了项羽,又维护了主人的尊严、确保了主人的安全;项庄则纯是一勇之夫,虽有忠心,却不能完成范增的授意,最终功败垂成。曹无伤虽未直接出场,但无疑他是引发鸿门会的关键人物,正是因为他的暗通信息,才使项羽开始时下决心用武力解决刘邦的问题,可由于项羽的轻率,最后使他成了牺牲品;项伯是个典型的吃里爬外的家伙,他先是私通张良,把项羽将要对刘邦发动进攻的绝密消息告诉张良,然后又与刘邦私下结为儿女亲家,使范增军事解决刘邦的计划化为泡影,尔后又公然在宴会上与项庄对舞,使项庄无法对刘邦下手,可由于项羽的姑息养奸,他竟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四组人物的交锋,刘邦一方无不取胜,项羽一方则全都失败。本来项羽一方处于主动,刘邦一方则岌岌可危,可斗争的结果却让刘邦赢得了时间,避免了被项羽吃掉,则项羽一方却错过了消灭对手的极好机会,等于是放虎归山,给自己留下了强劲的对手,并埋下了五年后失败的后果。

  太史公让人物在舞台上充分活动,用自己的语言与行动来表现各自的立场、各自的性格,从而使人物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也充分展示了鸿门会上刘、项双方曲折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表面看来双方传杯换盞,觥筹交错,实则刀光剑影,杀机四伏。正是太史公的妙笔生花,使鸿门会成为古今两军对阵以文戏代替武斗的成功典型。宴会上生、净、末各种角色尽情表演,极富于戏剧性,读者就象进入到演出现场,深深感受到戏剧演出的真实氛围,享受着美仑美奂的演出效果。

  《项羽本纪》除了鸿门会一段极具戏剧意味外,其他如巨鹿之中楚军与秦军激烈交战的场面,巨鹿之战后诸侯军拜见项羽的场面,垓下之围时项羽悲歌慷慨,话别虞姬的场面,项羽东城被围时三胜追兵的场面,乌江边上含笑自刎的场面,都颇富戏剧性,读者都能从中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前半部分,即重点叙述廉颇、蔺相如二人的部分,同样极具戏剧意味,尤其是“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三个故事更具剧本特点。前两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蔺相如,表现的是秦赵矛盾,而具体冲突是在蔺相如与秦王之间展开;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廉颇、蔺相如二人,表现的是将相之间的内部矛盾。“完璧归赵”中蔺相如以一人之力在秦庭上勇斗秦王,秦王虽然横暴,但因蔺相如有礼、有利、有节,刚柔相济,终于被折服。“渑池之会”,斗争更为尖锐、激烈,蔺相如全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不惜与秦王以命相搏,逼得秦王不得不让步,极不情愿地为赵王击缶。这两个故事表现的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斗争,反映的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矛盾,蔺相如作为弱国的使者,在外交场合能维护国家的尊严,靠的是他的忠贞、智慧和勇敢。“将相交欢”反映的是将相之间的内部矛盾,尽管廉颇对蔺相如凭口舌之劳而位居己上很不服气,有意进行挑衅,但蔺相如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主动退让,表现出先公后私的高风亮节。廉颇得知后深为感动,于是主动负荆请罪,从而化解了矛盾,使两人成为刎颈之交,营造出将相和睦的局面。

  《魏其武安侯列传》为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的合传,另附有灌夫行事。窦婴、田蚡均因外戚的身份而贵幸,先后为丞相。但本篇的注意力不在于朝政大事,而在用细腻之笔写出两人之间势力的消长以及勾心斗角,其中尤以“灌夫使酒骂座”一节堪称精彩:田蚡娶妻,太后命朝中大臣、列侯、宗室前往祝贺,窦婴身为侯爵自应前往,灌夫免职闲居,本不该参与其事,可窦婴多事,强邀灌夫一同前去。灌夫生性刚直,看不惯人们的势利眼,于是就发生了田蚡婚宴上灌夫使酒骂座一幕。

  本来灌夫乃局外人,只因今丞相田蚡与前丞相窦婴有心结,田蚡正处得势之时,正要借此机会给窦婴眼色看,而窦婴又不识相,还要带上惹事的灌夫,结果不仅使灌夫被拘,自己遭辱,最终还招来弃市之灾。

  在这一场面中,灌夫性格的刚直火爆,田蚡的仗势欺人,窦婴的麻木不仁,众人的趋炎附势,无不神情毕肖,跃然纸上,读者犹如置身其中,亲眼目睹一般。

  太史公对戏剧既无感性经验,更无理性认识,自然不可能自觉按照戏剧特点来作史传之文,但史传与戏剧都属文学,既是文学就有它的共同性,那就是以人为中心,通过描写人物的活动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而表现思想主题。由于太史公坚持以人物描写为重心,又能合情合理地进行想象与虚构,努力还原历史人物活动的场景,以细腻生动之笔去表现人物此时此地的语言、行动、神态、心理,从而写出了特定人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人物活动的真实情景,如此一来,也就使得史传文章客观上具备了戏剧的某些特点,使读者如同阅读剧本一样获得格外真切的感受。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十四 / 潇湘渔父

    “互见法”的妙用

  “互见法”,本为修辞上的一格,当指一篇之中上下文义互见,或蒙后省,或承前省,旨在省略文字,使语言趋于简洁。然《史记》研究者涉及到叙事法时亦用到“互见法”,指的是太史公为简省文字,在相关的篇目中亦用“互见法”,即本篇不宜详述某事,而用交代语告诉读者关于某事的具体情况见于另一篇。这是一种叙述中的交代法,所用语言多为“语在x x 中”,用今天的话说叫“某事见于某传”。

  这种有交代语的互见可称之为显形互现,人们所说的“互见法”一般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隐形互现,即未作明确交代,读者须将相关篇目对读才可发现。大致说《史记》中的显形互现要少一些,而隐形互现要多一些。这大概也算是《春秋》笔法的一种妙用吧,因为有些事不好明说,只好给读者留下一些延伸解读的空间。

  最早提到《史记》“互见法”的当属唐代的刘知几。他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意思是说同一件事,数篇都讲到,前后都出现,但叙述的角度、详略却不一样。这里强调的是同一材料数篇都出现,但对于司马迁为什么要运用互见法,其目的是什么,并未明确指出。北宋苏洵的解释是:“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说的是了出于某种忌讳或考虑,觉得某一事放在本传写不合适,于是放在他人的传记中来叙述。其实这只是一种情况,而且并非是主要方式。

  显然,刘知几、苏洵说的都是关于《史记》的叙事方法,而非指一种修辞手段。叙事方法自然涉及到材料的应用,即同一材料(或称之为某一事件、某一情节、某一场面)如何使用的问题,换句话说即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某一材料。按苏洵的说法是出于忌讳,本传不好写,只好放在他人的传记中来叙述。实际上,《史记》运用“互见法”虽然属于叙事学的范围,而非修辞学的范围,但它又的确有着修辞的意义,即减省文字,避免重复,使语言更加简省。所以今人靳得俊在《〈史记〉释例》中说“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因此,“互见法”的应用主要目的还在于避免重复,力求简省。

  的确,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参与者绝非一二人,而是很多人都是亲历者,如果凡参与者的传记都叙述一遍,那将使《史记》变得重复拖沓,臃肿不堪,所以太史公运用“互见法”,在处理某些重大事件时,经过深思熟虑,仅在某一人物的传记中详述,而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则采用技术性手法或略而不录,或予以交代,或简要点明。如此一来,就避免了叙述上的重复,使《史记》文字变得详略得当,简明概括。

  如《项羽本纪》所述鸿门会一段,这是楚汉相争的一个重要事件,楚汉双方参与其事的人不少,如果不分主次、不看对象,凡参与其事的人传中都写一遍,而《史记》中刘邦、项羽、张良、樊哙四人都有传,那岂不是同一事至少要写上四遍!所以太史公只在《项羽本纪》详述此事,在《高祖本纪》中仅用了不到一百字简单提及,在《留侯世家》中则用交代语提醒读者,而在樊哙的传记中则只写樊哙带剑闯宴一段。这样既减省了文字,又有利于突出人物性格。

  又如楚汉相争中的关键一战——垓下之战,参与的人更多,主要人物就有项羽、刘邦、张良、陈平、韩信、彭越、刘贾、灌婴等八人,他们都有传记,如果一一写来,那岂不是要重复七遍!所以太史公只在《项羽本纪》中详述此事,而在其他七人的传记中一般都采用隐形互见法,仅在《留侯世家》中用“语在项籍事中”给予交代。

  当然,互见法的应用并不全是为了避免重复,正是苏洵所指出的,太史公有时出于某种考虑,对于某一历史人物所做的某些事,在本传中略去不写,而在他人的传记里写出。

  史家叙述历史总是有所忌讳的,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写,虽然太史公时代尚无文字狱,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禁忌。就如开国皇帝刘邦吧,此人虽然善于用人,勇于纳谏,为人洒脱、豪爽,可为人处事也有不拘形迹、贪财好色的一面,甚至还有些无赖相,对于这些太史公总不能毫无顾忌地写入《高祖本纪》吧,于是他用转移之法,把一些有碍于高祖形象的东西放在他人传记中去写。如彭城之役,刘邦大败,想回沛县取家眷,路上遇到儿子孝惠和女儿鲁元,因楚兵追得急,刘邦嫌车子负载太重,为了自己逃命,他竟然三次将女儿推到车下,多亏夏侯婴三次下车将鲁元抱起,否则,鲁元早成了楚军的战利品。

  又如成皋之战,项羽为胁迫刘邦投降,在阵前的高处设置一块砧板,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放在上面,威胁刘邦说如再不投降就将太公煮死,可刘邦竟然不为所动,而是用一种无赖的口气说:“当初怀王要我们俩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硬要煮死你的父亲,那就分一杯汤给我喝喝。”弄得项羽无可柰何,只好作罢。

  另外,刘邦生性喜欢骂人,平日对人也不尊重,对儒生尤其不敬,甚至用儒生的帽子装小便,这些都有损于开国皇帝的形象,太史公虽也不直高祖的这些行为,但也觉得不宜写于本传,但又不愿隐晦,于是就在《留侯世家》、《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予以叙述。

  实际上,《史记》互见法的应用还不止上述两个方面,太史公为了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对人物一生的行事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有所选择,哪些当写,哪些不当写,必须服务于人物的整体形象,必须有利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在司马迁眼里,项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但缺点、错误不少,甚至犯下不少罪行,可太史公又得维护他心目中项羽的英雄形象,于是他就对项羽一生的行事进行了筛选,主要写他的英雄业绩和英雄风采,而对有损于项羽英雄形象的事,则尽量少写,或加以淡化。如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太史公于本传中只对项羽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天亡我”给予了嘲笑和批评,却在《高祖本纪》中借刘邦之口指出项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善用人,刘邦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至于项羽对天下犯下的罪行,太史公更觉得不宜在本传中叙述,于是也借刘邦之口公诸于众:“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於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彊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

  另如秦始皇巡狩途中死于沙丘,李斯、赵高密不发丧,并矫诏立少子胡亥。此事太史公不放在《秦始皇本纪》中写,而放在《李斯列传》中叙述,自有其考虑。在太史公眼里,李斯本就是毁誉参半、功过相抵的人物,在秦统一天下之前,李斯功业显赫;可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李斯不知治天下与夺天下是不同的,仍旧以威立国,结果弄得天下分崩离析,秦朝二世而亡,自己也惨遭五刑。而李斯一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伙同赵高伪造诏书,命太子扶苏自杀,而立少子胡亥为二世。传末的赞语正体现了太史公对李斯的整体评价,也可作为“语在《李斯传》中”的注脚。

  正是因为太史公善用“互见法”,才使得《史记》文字简洁精炼,能以五十二万的文字概括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因了“互见法”的妙用,因而《史记》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同时,也因为太史公善用“互见法”,才使得《史记》的倾向性异常鲜明,情感强烈,从而大大地打动了读者。总之,“互见法”为《史记》生色不少,使它相比其他史书更具文学性,更能吸引读者。

◆最后的项羽 / 茉莉

    西天,残阳如血!

    茶色的余晖涂抹着一张脸,一张不平凡的脸。没有笑,亦无泪。昔日“瞋目可使人马惧惊”的项羽,今日的眼中却溢满了悲伤,迷惘。心情又岂是一个“痛”字了得?

    面前的乌江水波涛壮阔,一次次漫上他的脚背,将他金色的梦想击得片甲不留。

    嘴角涌上一丝苦笑,苦的锥心。天下,这个本属于他的天下,今日却寄于刘邦名下。他败了,败得如此措手不及。鸿门宴上的心慈手软扼杀了自己成功的血脉,这是他错了吗?

    乌雅马仰头长啸,偎在身边。项羽抚摸着这个跟随自己闯天下的老朋友,千痛万痛涌上心头。想当初,他骑着乌雅马带兵四十万,雄心壮志,浩浩荡荡,何等威风。今日战败,唯他一人生还,何颜以对江东父老?

    “天不助我,英雄又何妨?”他喃喃自语。一滴泪从眼角滚出,顺势而下,堂堂七尺男儿如今无语问苍穹。悔?恨?还是……

    不!他无愧于心!男子汉顶天立地,坦荡荡。卑鄙的招数可以获胜,但那就不是他项羽了。虞姬,我死而无憾,可我放心不下你啊!爱妃,苍天无眼啊!他仰起头,振臂长喊,回荡在山谷中,久久,久久不绝。

   “壮士,回去吧!回去征集谋士良将,从振雄风,再夺天下啊!”船工将船靠岸,有心载项羽过江回家乡。

    回去?不,他坚决的摇头。“天欲亡我,再努力又如何?命该如此,罢了。”他转身审视那远山,高树,广阔的田野与平地。不是他的,永远都不会是了。

    马啸声,啼鸣声,喊杀声,愈发接近了。他静静的站着,只是站着。

    追兵已到,勒马而下,项羽猛而转身,大喝:“不必上前,无需你们动手。我项羽身经百战,从未败过。今日既已如此,我也无话可说。死,我也不能死在你们这群人手中。”他默默地拔出剑,冰凉的月,冰凉的江水,冰凉的剑光,冰凉的情。或许,今天是最后一次用它了,谁想最后杀的人竟是自己。

    他苦笑着,一颗泪落在剑上,四分五裂,碎的让人心痛。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剑起,一道血痕迎着风飞去,划出一道最美的弧线,为一个传奇人士点上了血红的句号。

    一个英雄倒下。

    一种精神却升起,英雄的精神,项羽的精神,感天动地,永垂不朽。

◆我对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之解读 / 茉莉

    世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宽广的是人的胸怀。

    司马迁就是一位有着比天空还要广阔的胸怀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家,他有着浩然正气,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世人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但对他创作的艰辛却常常忽略,其实,司马迁《史记》的创作,的的确确是字字血、声声泪的,司马迁自己也著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待写作《史记》的时间、写作缘由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二、“士节”不可辱,立志著书

   《报任安书》从“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接着,司马迁笔锋一转,写出了非常有骨气的话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

    接下来,司马迁反复说明“士节”不可稍加折辱,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一段立志名言,激励着司马迁效法古人,创作《史记》。使之最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三、我对《报任安书》作用的另一种看法

    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后,司马迁的《史记》终于完成了,完成之后呢?

    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神秘之死。

    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

    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的时候了。司马迁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

    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大家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任安在狱中,不久任安就被处死了。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司马迁一直没有时间给任安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被汉武帝杀了的时候,司马迁匆忙写这封信给任安,信写的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大牢里,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呢?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

    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为写《史记》身心受难 / 茉莉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他写的《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的人格光辉灿烂,司马迁的《史记》光耀千古。

    然而,司马迁为写《史记》,却是身心受难,备受煎熬。

一、接受父亲司马谈的遗嘱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父亲临终前嘱咐司马迁一定要写出一部通史。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洛阳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也就是说,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令,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二、继承父亲遗志,担任史官立志著书

    父亲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含泪答应了父亲的遗愿,发誓完成父亲的遗愿,用一生践行着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后来李陵事件后,司马迁身心受难,但他忍辱负重,终于完成了光耀千古的《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三、直言李陵事件受宫刑受屈辱

    何谓李陵事件?

    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义,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兵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李陵事件对司马迁的影响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司马迁忍受屈辱的气节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

    一想到这些前辈和这些前辈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他们骄人的成绩,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宫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后来他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写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四、身心受难 成就辉煌

    此时的司马迁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虽然,忍受宫刑使他“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也就是说,只要我司马迁一想到受宫刑,我天天都觉得心痛难忍,肝肠寸断。呆在家里惶惶惚惚、失魂落魄,走到外面又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只要想到自己所受的凌辱,浑身就直冒冷汗,衣服都湿得沾在背上。他觉得自己丢人,觉得自己对不起祖宗。但他毅然决然地坚持下来了,无怨无悔地接受了酷刑,并且一如既往地投入在撰写《史记》这件伟大的事情中。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活的光明磊落,活的堂堂正正,活的潇潇洒洒,活的感天动地,活出了男子汉的铮铮铁骨!

    正是因为这男子汉的铮铮铁骨,正是因为这不甘屈服的气节,正是因为有完成《史记》的宏伟志向,司马迁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正因为司马迁的忍辱负重,才有了《史记》的光耀千古,因之,司马迁,你也是光耀千古的巨人!

◆司马迁:天地苍茫一史圣 / 剑鸿  
  
  一
  
  司马迁遭受腐刑的消息,在大汉王朝喧嚣而有些迷乱的时代氛围里,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在京华帝都之地,类似的宦海沉浮,荣辱颠倒,人们看得听得太多了。窦婴倒了、许昌倒了、田蚡也倒了,多少红极一时的王侯将相不得善终。一个小小太史令的霉运,有多少人关注呢?也许没有几人会真正为他的遭遇而悲愤痛心,乡党俗流更是难以体会这对于正在全心著史、希图藏之名山的司马迁来说,到底意味着怎样的心灵苦难。更多的人也许困惑不解,为什么一个经常在皇帝身边混的太史令,竟然拿不出50万钱来为自己赎罪?即使无钱赎罪,为什么不选择慷慨就死,一了百了,而宁愿接受腐刑,留人笑柄,辱没先人苟活于世呢?也许还有人在背后指摘司马迁的迂腐可笑,怪其吃饱了没事,要挺身为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陵说话,惹来飞天横祸。一切的人,甚至包括司马迁自己,也许都曾认为这样一个“大质已亏”的人,他的一生就将从此完结。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想,一个浅陋无知的现代人的猜想。仅凭一点文字记录,穿越2000多年幽古的时空,去做这样的猜想,显然有些痴迂,却并非毫无意义。通过这种猜想,我们多少可以从中观照到一线世界的荒诞和残酷,揣度到一点掩藏于辛酸悲欣历程中的有关人生的偶然与必然。
  
  司马迁接受宫刑的事实,经由铁一样的史笔,被后世广为知晓,成为著名的历史公案。实际上,自司马迁身后不久,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几乎无人对司马迁投以过轻蔑和嘲笑,甚至一两句稍有不敬的言辞。相反,人们纷纷悲叹他的遭遇,感动他的执着,钦佩他的坚强,崇仰他的人格。这一切,都因为他将毕生的心血倾注到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鲜活地再现了一个民族和一方大地的尘封记忆,并作为不朽的符号和标杆,闪耀在亘古长存的天地之间。历史再次毫不吝啬地证明,最伟大的英雄不是打倒一切的人,而是那些不被一切打倒的人。为万世所尊崇和爱慕的,是真人格与大灵魂,而不是现世的荣华富贵和其他什么。
  
  所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深明此理的司马迁,成为了后者。
  
  我经常想,每一个伟大灵魂的背后,或许都藏着大多的生命故事,值得我们追仰。所以,每次读《报任安书》,我都会被文中沉郁的生命呼喊所感染,眼前仿佛浮现这样的情景:痛苦激愤的司马迁,就像一个孤苦的行者,背负苦难的十字架,行走在这个天地苍茫的世间。“含垢忍辱”成了他的座右铭。“从俗浮沉、与时俯仰”成了他的求庇术。从受难始,他的生命目的变得单纯而清晰:活着并写下去,以不朽的文字度化众生,也度化自己。凡深刻纯洁的灵魂,常有苟活幸存的耻辱,生活的尘埃其实每天都在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怀着一腔赤诚触摸那些伟岸的心灵,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二
  
  如今,司马迁连同他的苦难,都化作了历史的云烟,被吹散在苍茫的天地间。真实的司马迁和司马迁许多真实的心境,已无从知晓,人们铭记的,只是一个“史圣”司马迁。
  
  几千年来,在我们这个国度,对于大多数人知识分子而言,似乎延续着一个共同的梦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种纯粹的人文信念,许是受现实人生羁绊过多,真正做到的人为数并不多。而家学渊源既深,从小受业名师,壮年游历天下的司马迁,却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以他的博物洽闻、见识深广,应该具有非常人的明智和洞见,不可能迂腐到不识时务,作无谓的逆批龙鳞之举。更何况,他还背负着修史名世的遗命,还有着“述往事、思来者”的宏愿,开不得生命玩笑。
  
  问题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往往并不仅仅依靠理性和智慧行事,而是循着与生具有的道德良知和来自道德良知的勇气而为。司马迁向来以为,“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只有拥有了这些,人才能像个样子立在天地之间,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对于“素非相善、趋舍异路”的李陵,他只是凭着自己日常的观察,才作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的公道判断。在汉武帝假装从善如流、一脸真诚的垂询之下,司马迁只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真话,往往最傻,也是最容易惹祸的话。司马迁对讲真话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番出于忠心和公心的话,竟会一下子冲了汉武帝的肺管子,让他以为自己在为李陵辩护,在诋毁他的小舅子。意外的祸患,让司马迁历经九死一生,其中的苦痛和屈辱,几乎将他置于万死之地。多年后,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立下传记,感慨道:“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是的,真正的明哲保身,何其难!可是,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呢?决定命运的,往往是那些凭着我们的本性所做的事情。
  
  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开始落入人生的谷底。
  
  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的他,身披极刑、身陷囹圄、饱受侮辱的他,在那些“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日子里,每每想起自己遭遇的耻辱,想起噩梦般的牢狱生涯,常常会冷汗湿透衣襟。他几乎被残酷无常的人生本性所击垮。那时的司马迁,肯定在心里不停追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今后怎么办?怎么办?活着还是死去?望着迷乱的人群、辉煌的朝堂,望着碧绿的草尖、敲窗的冷雨,司马迁一次次陷入惘然自失的状态。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看清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看清了人生的荒谬,开始走向了一个“史圣”应该具备的成熟。就像一切伟大的心灵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死寂后的再生,成熟于身边几乎没有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司马迁一定深刻的感受到了盈满天地之间的苍茫无奈,并时时想到死。然而,死是一件极容易的事。人固有一死,但死的意义和方式却有鸿毛和泰山之分。
  
  他希望自己的死,能像泰山一样。
  
  三
  
  苦难是智慧的土壤,也是生命能量释放的源泉。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讴歌苦难,但恰恰是因为苦难的清醒和隔离作用,让司马迁得以拉开了与喧嚣尘世和时代的距离。对于一个以史笔著述人间春秋的史官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今天,我们可以对着浩瀚的二十五史满怀感念的说,正是司马迁的不幸,给予了后世千百代人的幸运。这种说法,或许对司马迁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没有地狱之火对于灵魂的锻造,人世间就产生不了那么多绚丽的心灵之花。
  
  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
  
  身陷人生谷底的司马迁,经由苦难,摒弃了尘世生活的最后一线天真,他终于明白: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形同冰和炭、玉和泥。专制与王道并不能给个体价值发挥最大的空间。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能充分证明自己的,唯有不朽的文章功业。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走向了与苦难的竞争。他匍匐行进在烟海般的历史尘烟中,扒开层层迷雾,看到许多遭遇苦难而发奋、最终青史留名的灵魂,他们都仿佛是自己的知己,所以,他反复这样激励自己:“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将自己对于命运的哀怨、愤懑、感叹,对于世界的深刻理解、认知,一齐融进笔下滚滚的历史,融进一个个鲜活的如在眼前的历史人物。也许他在抚摸一颗颗古老心灵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找寻着思维的突破口。所以,在他那或缜密清晰,或雄深雅健,或辩而不华的笔触中,总能看到心灵震颤的痕迹,让人感到博大悲悯的仁者情怀,高视千载的史家眼光。目光挑剔、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对《史记》却情有独钟,高看一眼,他也许算比较了解司马迁的人之一,所以才会认为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是在“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也许,在面对现实无语之际,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去寻找自己的榜样和先驱,去找寻迷失人生的方向和失落的意义,是很多命运多舛的心灵实现自救和人生境界升华的必由路径。
  
  我没有到过司马迁耕牧过的“河山之阳”,也没有见过司马迁故乡“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景致。但据说,在陕西韩城市有司马迁的祠墓,祠内有他的塑像,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据说,塑像还有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这与流传下来的司马迁画像完全不符。难道民意如此:你刘彻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依然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是一个“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伟岸大丈夫!

◆司马迁和《史记》的悲剧 / 李小龙
  
  综观整部《史记》,会发现它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书中悲剧作品约占三分之二以上,悲剧人物则多达一百多位,大量的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使《史记》洋溢着一股难以释怀的悲壮和阳刚的气息,这是其他任何一部史书所未有的。从某种角度讲,可以说《史记》是通过描绘悲剧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思索来阐述作者的哲学观点。从司马迁的创作选材上可见,《史记》是一部非常个性化的史书。

  这种个性化的创作直接源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人尽皆知,司马迁是在遭受宫刑后“发愤为做”《史记》,在创作过程中,司马迁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在《报任安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在《太史公自序》中会发现司马迁对自己的出身相当骄傲,对自己的学识非常自负,但这个骄傲自负的高贵身躯却遭受了宫刑,荒谬的现实造就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因为这句孔子的训言,因为父亲的遗嘱,司马迁在有足够自杀理由下却没有轻生。为了寻找生存的理由,或者为了化悲痛为力量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情有独钟,司马迁这种古我契合的视角使司马迁在选择悲剧人物和评价悲剧人物产生了前面所说的个性化。司马迁不主张为虚假无用的节操而死,这是司马迁对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杀的经历的肯定,因为这个观点,作者对项羽的“不肯过江东”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还列举了诸多遭受困难后,隐忍成就千古言论的文人做了歌颂,两者对比,表明司马迁重视生死的意义,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司马迁讲究生则顽强,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国之兵屠灭祖国,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对象。这个观点在司马迁对魏豹和彭越的评价中阐述的最明了,司马迁说,魏豹和彭越在做了诸侯王后被擒下狱,这是任何人都要为之而羞耻自杀的,但他们却苟且隐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一旦有机会,还会呼云唤雨。很明显,魏豹和彭越当时的处境和司马迁在狱中的处境很相似。但司马迁并不是一味的重生轻死,他赞同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样,伯夷,叔齐,屈原,田横五百壮士都是司马迁热情歌颂赞美的对象。为信念而死,为理想而死其实和司马迁的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活是殊途同归的。 
  
  《史记》还有很多象被毒杀的赵王如意一样的平庸人的悲剧,但是,很明显,《史记》中的悲剧是以歌颂悲剧英雄为主的。因此,书中大量的悲剧并没有让我们消沉悲观,而处处让我们感受到“天行健”的阳刚之气,激励我们奋发,勃起,升华!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 一楠

  自古是"成者为王败者寇",然而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却是英雄,是失败的英雄,是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两千多年来,赞美、歌颂、吟赋项羽的诗词文章层出不穷。时至今日,电影电视剧里依然少不了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说起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鲁迅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但是一部博大精深、无与伦比的历史名著,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光芒四射的瑰宝,其影响巨大而深远。《史记》里的本纪是以各代帝王为中心,叙述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及重大政治事件。项羽未成就帝业而被归入本纪,是因为司马迁认为他在秦汉鼎革之际,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建立了"近古以来未尝有"的功勋,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充分反映了司马迁敢于超越传统偏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在历史上是否推动过社会进步为着眼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就这一点来说,司马迁对项羽上午臧否褒贬,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从"项羽本纪"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有些憎刘爱项的"嫌疑",这当然有其一定的因素,但司马迁修史最可宝贵的是具有"不虚美,不隐恶",拨开重重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大无畏的精神。正因为司马迁这种客观求实的精神,他在"项羽本纪"中尽管对这位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充满了同情和惋惜之情,但也无情地揭露了项羽的诸多缺陷。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说,司马迁笔下的项羽"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忌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而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项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吼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梨然有当。由此可知,项羽的性格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他浮躁而又任性,有强烈的权力欲,而又刚愎自用,迷信武力,说他是莽莽武夫也不为过。

  在"项羽本纪"中最能表现项羽两种截然不同性格记载的当属"钜鹿之战"和"鸿门宴",钜鹿之战在司马迁极纵雄健之笔的描述下可谓惊心动魄,豪气薄人。有人说钜鹿之战是"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司马迁在钜鹿之战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敢于在历史转折的紧急关头大智大勇、力挽狂澜的项羽,他自如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一举击败秦军,登上了权力的宝座,扮演起诸侯领袖的角色。而在鸿门宴中,司马迁却为我们展示了项羽思想深处的个人权力欲望和人性论理两个方面矛盾斗争的过程。项羽在鸿门宴中做出的决定,在人性伦理上是正确的,而在厉害权谋上是失策的,最终以"妇人之仁"错失良机。

  司马迁在 “项羽本纪” 记叙中是文采飞扬、情感充沛,成为《史纪》中最有感染力的篇章,被千古传诵。最有代表性的除上述所说的钜鹿之战、鸿门宴外,还有垓下之围。千军万马,烽烟滚滚,杀声震天,司马迁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描绘了钜鹿之战这一恢弘的历史画卷。司马迁先正面描写了项羽对战前的准备:破釜沉舟,烧掉营房,表示和秦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在战争进行中则用了“九战”、“大破之”这样及简略的笔触一带而过。然后司马迁笔锋一转,从反面极力渲染了各诸侯军作“壁上观”的情景。这样通过项羽统帅的楚军和诸侯军的反衬对比,使项羽的勇猛和无畏自然形象的表现出来,从而折射出项羽能够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顺应潮流,把握契机,还有那威武雄壮、力挽狂澜和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来。

  在"鸿门宴"中,司马迁则更多的描述了智谋的对垒和对人物的形象刻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对所有读过《史记》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司马迁描绘"鸿门宴"可谓是把先秦史传那种粗线条的勾勒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鸿门宴中不仅有紧张曲折、扣人心弦的情节,还充满着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难怪人称鸿门宴为千古绝唱,它不仅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为今人提供了回溯历史、认识生活的宝贵启迪。

  司马迁记述的"垓下之围"是项羽人生悲剧的高潮。项羽在遭遇"四面楚歌"后,在帐中饮酒赋诗,慷慨悲歌:"力大足以举起一座山呵豪气胜过世人,时机于我不利呵雅马也无法奔驰。雅马不能奔驰呵怎么办,虞呵虞呵你可怎么办!"这凄婉、哀怨、悲凉的歌声,融入四面八方呜呜的楚歌声,穿透浓重的夜色,在垓下兵绝粮尽的楚军营垒上空飘荡……浓郁的悲剧气氛扑面而来,感染着每一位读者。如果说垓下悲歌渲染了浓烈的悲剧气氛,将项羽定格在特定的环境之中,那么乌江浦渡口一段,司马迁最终鬼斧神工地完成了项羽这一悲剧形象。兵败乌江,是司马迁对项羽性格深处所蕴含的对人性伦理的深刻关切递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钜鹿之战后,项羽意识到自己对权力的追求是以百姓的生命和痛苦为代价的,于是向刘邦建议:"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正因为如此,当乌江亭长要项羽趁汉军到来之际,东渡乌江,再以江东为依托成就自己的霸业时,项羽断然拒绝了。项羽认为以江东为依托成就霸业,只能使江东又成为尸横遍野的千里战场。项羽不愿延续这一罪恶,毅然选择了乌江自刎以彻底结束这场灾难。至此,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已不再是对个人权力顶礼膜拜的权力意志的化身,而是一个忏悔者,一个为人性伦理的自觉所再造的新人。正因为如此,在《史记》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中,项羽这一人物形象闪射出纯正的严肃而崇高的悲剧的光华。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铿锵诗句来歌颂项羽。可见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士的人格魅力。如今也有人作文给予了项羽极高的评价:"在他纯洁如孩童的想不通里,在他英雄末路的歌哭里,在他兵败乌江犹念及美人和马的气短情长里,一位千古男儿真性情的豪杰才气横溢,呼之欲出!"尽管楚霸王太不懂权术,又有太多妇人之仁,但项羽代表的是伟岸的气魄和中华民族中真性情、真生命的恣肆汪洋的阳刚之气。

  一个人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一生的命运,项羽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伟丈夫在性格上存在着诸多的弱点,这才令他由一个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最终走上穷途末路,落下千古遗憾,给世人留下诸多的思考。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谈司马迁眼中的英雄 / 佚名

  《史记》原本叫《太史公书》。《太史公书》是司马迁命名的;《史记》是后人擅自篡改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此乃“侵权”行为之典范。

  翻阅毛泽东一生的著述,值得他推崇、景仰的人物虽然很多,但要从正面肯定的严格意义来看,似乎只有司马迁和鲁迅两位先生。而鲁迅先生品评的《史记》尤为准确、中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可见,《太史公书》的地位之显赫、价值之宏大。同时也决定了无须由我再胡说些什么了。

  通过学习,我认为《太史公书》应当肯定为司马迁先生的专著。有如下理由:篇章结构由司马迁自己决定;何时动笔、封笔由自己决定;自己入“书”与否、放在哪里,是开卷或是压轴由自己决定,无须审批、钦定;作品最终处置,取决于自己:正本藏于名山,以俟后人君子;副本藏于京师,以备庸才查阅。

  既然是个人的智力成果,就能反映出司马迁先生对人、物、事的真实认识、理解以及评价。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

  他把陈胜安放在“世家”里边,列孔子之后。而将老子李耳并韩非,却放在“列传”里边。由此可见,农民领袖陈胜,在司马迁先生眼里的地位、价值了。

  陈胜的反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至今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上空盘旋、回荡:随之而后的就是王风王匡、张角张梁、黄巢宋江、刘福通朱元璋、李自成(英国的克伦威尔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孙中山等。

  翻开历史,只在《太史公书》中,农民领袖的地位,得以正面地确认。而《太史公书》之后的这史那史,都将此命名为“匪、寇、盗、逆、贼、邦、会、邪、妖、党、组织”等。可见,除《太史公书》以外的“正史”、“官史”,御制、钦定的“通史”、矫诏刊行的“秕史”、“野史”等等,统统是垃圾。岂止如此,简直就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丧尽天良!

  有个人说:中国的二十几史书多半是假的。由此而不去读,你如何了解历史;要全信,或当成金科玉律、灵丹神药,就是白痴!他又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写成的。也有人说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谁知是谁在撒谎、造谣呢?

  毛泽东是农民领袖。他说: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就凭这一点,就足以与司马迁先生连手将这期间的所谓“二十几史”的“垃圾山”拉倒的。

◆管仲乐毅传略 / 小龙女

  1、管仲

  他生活在春秋时候,是安徽颖上人。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年少的时候,与鲍叔牙交往,家里穷,常常骗取鲍叔牙的财务,但是人家很宽容,对这样的小伎俩从来不提。后来,这对好朋友分别有了自己的追求,管仲侍奉齐国二公子纠,鲍叔牙侍奉齐国三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

  齐君无知被雍林人袭杀,国家无主。公子纠、小白都从异地赛跑般赶往都城继位,谁走的快,谁就是齐国之主。双方都日夜兼程,两路人马在路上相遇,发生了激战,管仲用箭射中了小白的皮带钩子,小白假装被射中要害,用装死迷惑对手。管仲与公子纠中计,以为除去了心腹大患,国君的宝座虚位以待。等他们慢条斯理地走到都城,发现小白已经先到了,被立为国君,这是公元前685年,小白就是齐桓公。

  于是,争夺政权的激战开始,最终,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此时,鲍叔牙极力向桓公推荐管仲之才:如果您治理齐国,有我足矣,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行。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以很隆重的礼节仪式命他做大夫,主持政务。

  齐桓公开始了走向霸业的路。

  齐国在东海一隅,管仲积极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因为他知道这个道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才能考虑礼节、荣辱教化的施行。反之,国家就会乱了次序,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管仲的政令平易又容易实行,处理事情上擅长以祸化福、转败为胜,重视衡量法度的轻重,审慎权衡事情,顺合人们的心愿。发展军事,补助贫穷,奖励贤人,老百姓都很高兴,以使国家富足,军力强大。这为桓公称霸做了物质上的准备。

  桓公三年(公元前682年),齐讨伐鲁国,鲁国眼看支持不住了,鲁君请求割地求和。在谈判过程中,刚要订立盟约,鲁人曹沫拿匕首劫持桓公,要求桓公放弃侵略自鲁国的土地,桓公被迫应允。于是,曹沫放下匕首,面朝北面站到了臣子的位置上。危险解除了,桓公非常气愤,想杀掉曹沫反悔。管仲说话了:劫持时候答应的事情,现在贪图小利把他杀了,只逞一时之快,在诸侯间却丧失了信用,也失去了天下的声援,这不可以。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想法,履行了诺言,归还了鲁国的土地。天下诸侯听见了这件事情,都觉得齐国可以信任。七年,诸侯与桓公在甄(今山东汉阳)会盟,由此开始了他的霸业。

  过了二十多年,齐桓公因为生蔡姬的气,率领军队攻打蔡国,管仲以楚国不把箐茅献给周室为借口,以使天子祭祀用的祭品欠缺,建议桓公伐楚。终于迫使楚国答应继续向周天子纳赋,齐国的军队才撤退。经过此战,齐国的在诸侯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集合诸侯在葵丘会盟,走到了霸业的顶峰。连周天子都派人送来祭品,并让桓公接受赏赐的时候不用下拜。志得意满的桓公想答应,管仲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说:“不可以。”于是桓公下拜接受了祭品。此时,齐桓公也很圣明,听从了管仲的建议,臣遇明主,将遇良才,各得其所。

  当时周室衰微,会盟的国家中,不是发生内乱,就是地处偏远,中原地方只有齐国是诸侯之主,几次组织会盟,匡正天下。桓公更加骄傲想去泰山祭天、封禅,表圣德。谁劝都不听。最后管仲声称封祭要用远方的奇珍异宝,桓公才作罢。

  后来,齐派管仲帮助周王室平定叛乱,周想用上卿的礼仪接待他,管仲磕头致谢:我仅仅是诸侯的大夫,怎么敢当呢?如此退让了三次,才勉强用下卿的礼数见了天子。

  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4年),管仲病重,桓公问谁能作相,管仲说桓公亲信的几个大臣,处理事情,违背人的常情,他们都不能作相。可是,管仲死后,桓公不听他的忠告。齐国的好日子也结束了——大臣专权,发生内乱,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后,为争太子,桓公的儿子们自相残杀,无人替他收尸……

  齐桓公不听管仲的话,后果这么快就应验了。管仲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不俞距,遵守君臣之礼,忠心耿耿辅佐齐桓公,讲究策略,懂得更聪明地舍弃,以求更大的成功。

  这是为臣者的典范,难怪能得到诸葛亮的欣赏。只是他们的君主到了后期,没有更好听从与执行他们的建议,刘备亡于白帝城,也成了悲情英雄。

  参考《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

  2、乐毅

  乐毅是战国后期的军事家,先祖乐羊是魏文侯手下的将领,因为立有战功,被封在灵寿。他的后代子孙就定居在这里。中山复国后,又被赵武灵王所灭,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

  他很贤能,喜好军事,赵国发生沙丘之乱后,便到了魏国。此时,燕昭王被齐国打的大败,立志报仇,招徕天下贤才。乐毅作为魏国的使臣出使燕国时,燕王厚待他,乐毅谦虚礼让之后,终于答应做燕国的臣子,被封为亚卿。

  当时,齐国相当强悍,各诸侯国都想对齐臣服。燕昭王就此局面问计乐毅。乐毅说:齐国强大,地广人多,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攻破它,最好联合赵国、楚国、魏国一起行动。昭王采纳了乐毅的建议,派遣他去联合赵国,又遣使去连络楚、魏。各国正为齐国的强势所苦,便纷纷响应燕国的提议。燕国倾全国之兵,派乐毅为上将军。赵国把相印也交给他。这样,乐毅就总领赵、楚、魏、韩、燕诸国的军队败齐君于济西。各国诸侯收兵回国,唯独燕军在乐毅的带领下追击不舍,掠取了齐国大量的珍宝、财物。燕昭王十分高兴,亲自劳军,把昌国地方封给乐毅,称“昌国君”。乐毅继续在齐国奋战,五年间,攻下齐国七十多个城池,划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合、即墨两城尚为归附。

  这时,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他当太子的时候跟乐毅不合。齐国田单得到这个消息后,就去燕国施行了反间计,散布乐毅想在齐地自立为王。燕惠王本来就怀疑乐毅,现在又中了计,就派另一名叫骑劫的将领去接替乐毅,并让他回国。乐毅深知阵前换将,用意不善,唯恐被杀,就向西逃走,投降了赵国。赵国以观津之地封乐毅,号称望诸君。赵国这样尊崇乐毅,也在警告燕、齐,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齐国田单后来与骑劫作战,打败燕军,乘胜追击,完全收复齐国失去的土地。

  面对这样的惨败,燕惠王很后悔自己的做法。又怨恨乐毅归降了赵国,又担心赵国任用乐毅,趁燕国新败前来讨伐。于是,就派人拿了一封书信去责怪乐毅。信的大意是,我派骑劫去接替你,是担心你长年在野外作战,怕你太辛苦,招你回来休息,并商量国事,可是你怎么能听信传言,以为跟我不合,就抛弃了燕国而跑到赵国去呢?你这么做,怎么能够报答先王对您的知遇之恩呢?

  乐毅接到了燕惠王的这封信,也回了一封信。他首先为自己来到赵国的做法解释,是怕回国被杀,而陷惠王于不义。然后回忆了在昭王时候的经历,战功及所受到的赏赐和荣誉。并给燕昭王以高度的评价。然后笔锋一转,以伍子胥在吴国的遭遇为例,说明他不能及早看出吴国两位君主的不同度量,以至于被投入江中,冤魂还不散,他不能步其后尘。

  乐毅接着说:保存了生命,成全了伐齐的攻击,用以表彰先王的心迹,这是我的上上策。现在有人猜测我要帮助赵国攻打燕国,侥幸地获得个人私利,这是我在道义上不敢做的事情。我听说古时候的君子,和人断交了,决不说对方的坏话,忠臣不得已离开他的国家,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辩白,我虽然无才、无德,但却是接受君子的教诲而奉行的。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乐毅的智慧和说话艺术。他为燕惠王做足了脸面,始终不忘先王的知遇之恩,并且不卑不亢地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燕王从信中得知,乐毅不能助赵伐燕,也就放了心,便封乐毅之子乐闲为昌国君。而乐毅又在燕、赵间通好,被两国任为客卿,最后死在了赵国。

  乐毅这一生,知道适时进退,保存了功业,奉行君子之道,避免了个人的悲剧,能够善始善终。难怪诸葛亮很欣赏他。这是历史上多少名将、忠臣想做而没有做到啊!

  参考《乐毅列传》

◆简述司马迁的生平对他写作《史记》的影响 / 北雁

一、引  论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学宏著《史记》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史,在史学和文学的历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司马迁人生坎坷,人生遭际,但他却以他的坚毅和不屈的忍耐,忍受生命之中的各种苦难,发愤著书,始终以坚持不懈的毅力完成了他人生中的辉煌之作,体现了他“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
 
  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文人的典范,不但传记文章独步千古,道德文章亦冠绝天下。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做人做官还是作文,都始终保持着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正是由于才华与精神的相辅相成、知识与人格的交相辉映,才共同铸就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就试从司马迁生平入手,从他自幼受家庭特别是父亲的熏陶、长大后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以收集《史记》的第一手资料、蒙受不白之冤却始终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用不懈的拼搏精神完成了《史记》的创作以及他人生的悲剧对其写作《史记》悲剧精神的影响,四个方面来简述司马迁的生平对他写作《史记》的影响。

二、本  论

  (一)司马迁及《史记》简介

  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又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父亲亡故,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流畅的语言风格和真实的历史价值,两千多年来一直倍受世人敬仰。鲁迅先生称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二)司马迁的生平对他写作《史记》的影响
  
  1、司马迁的家庭出生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据司马迁自己说,虞夏和周朝时,司马氏都曾长期担任史官。出生于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少年时代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良好的家庭环境就为他的成长和后来的创作有了甚是很大的影响,又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习《左传》、《国语》等史籍,培养了深厚的文化素质和坚定的著史志向。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出仕后,又曾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请教《沿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做太史令后,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得以遍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文献史料。这些学习和阅读,令司马迁甚感自豪。也为他的创作打下了相当深厚的文学基础。

  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就开始为之付出相当的追求。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谈最终没有完成撰史著书的夙愿,憾恨而卒。但他学术思想的博通兼容和倾向,都对司马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二十漫游的经历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司马谈将其撰史著书法的宏愿寄托给儿子之后,一直都特别注意对他的培养。于是,他在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又鼓励儿子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为期两年的全国性的漫游,这其实就是司马迁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此次漫游的途中,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极有感情,就是因为他是亲自去考察之后,在学习屈原精神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又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他常常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胸怀坦荡地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忍”字,对司马迁后来的人生也有相当大的教育意义。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说他到了孟尝君的故乡薛城,就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着重是在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一路走、一路考察,又常请教于人,不耻下问。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又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和审美精神。可见,司马迁二十岁开始的这次历时两年的漫游,正是他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艰辛和踏实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索风范。

  3、司马迁蒙受不白之冤却始终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用不懈的拼搏精神完成了《史记》的创作的人生经历

  李陵之祸,也就是司马迁蒙受的不白之冤。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就开始担任“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郎中,其实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直到38岁的他父亲去世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天汉三年(前98年),匈奴举重兵南下攻汉,汉将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力出击匈奴,麈战十余日,兵败被迫投降,震惊朝野。司马迁却以公正直言的话语为替李陵辩护,以为李陵战功赫赫,足以表率天下;他的降敌,实出无奈。武帝大怒,囚禁司马迁,入狱三年之后施以腐刑。

  接受腐刑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腐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腐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他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即使是奴隶和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苦难,何况他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怎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呢?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腐刑,司马迁曾想到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等许多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业绩的。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就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腐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约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50岁的司马迁他出狱后又被封做中书令,中书令实际上就一个宦官的职务。受到了这种种侮辱,司马迁并未屈服。但出狱后,他身心俱疲,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常是精神恍惚。在《报任安书》中他曾写到:“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始终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每想所受的奇耻大辱,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包括好友任安也不理解他,写信批评他。可见,出狱之后的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也是十分无助的。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就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这写书过程中遭受经历之繁,挫折之频,磨难之多,实让人感慨不尽。

  4、司马迁的人生悲剧对其写作《史记》悲剧精神的影响

  综观整部《史记》,会发现它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书中悲剧作品约占三分之二以上,悲剧人物则多达一百多位,大量的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使《史记》洋溢着一股难以释怀的悲壮和阳刚的气息,这是其他任何一部史书所未有的。从某种角度讲,可以说《史记》是通过描绘悲剧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思索来阐述作者的哲学观点。从司马迁的创作选材上可见,《史记》是一部非常个性化的史书。

  这种个性化的创作直接源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司马迁是在遭受不白之冤后再被施予腐刑而“发愤为做”《史记》,在创作过程中,司马迁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在《报任安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在《太史公自序》中会发现司马迁对自己的出身相当骄傲,对自己的学识非常自负,但这个骄傲自负的高贵身躯却遭受了腐刑,荒谬的现实造就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因为这句孔子的训言,因为父亲的遗嘱,司马迁在有足够自杀理由下却没有轻生。为了寻找生存的理由,或者为了化悲痛为力量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情有独钟,司马迁这种古我契合的视角使司马迁在选择悲剧人物和评价悲剧人物产生了前面所说的个性化。司马迁不主张为虚假无用的节操而死,这是司马迁对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杀的经历的肯定,因为这个观点,作者对项羽的“不肯过江东”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还列举了诸多遭受困难后,隐忍成就千古言论的文人做了歌颂,两者对比,表明司马迁重视生死的意义,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司马迁讲究生则顽强,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国之兵屠灭祖国,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对象。这个观点在司马迁对魏豹和彭越的评价中阐述的最明了,司马迁说,魏豹和彭越在做了诸侯王后被擒下狱,这是任何人都要为之而羞耻自杀的,但他们却苟且隐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一旦有机会,还会呼云唤雨。很明显,魏豹和彭越当时的处境和司马迁在狱中的处境很相似。但司马迁并不是一味的重生轻死,他赞同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样,伯夷,叔齐,屈原,田横五百壮士都是司马迁热情歌颂赞美的对象。为信念而死,为理想而死其实和司马迁的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活是殊途同归的。 

  三、结  论
   
  司马迁不但自身思想崇高、人格伟岸,而且发愤所著的《史记》更是代表中华文化渊源的史学巨著,数千年来让人倍为钦叹。他的人生,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的一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人生,真正做到了“重于泰山”。

  司马迁正因少年有父亲和家庭的熏陶,长成后又游历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并有机会阅读过无数的史学典籍,后来人生之中的苦难又让他几乎抬不起头,丧失了人生之中最起码的尊严,但他依旧写成了不朽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史记》。他的成功并不是一种偶然。在这一方面,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之中沉重的苦难,都是历练他人生的一道道深壕,真正体现了“勇者眼里没有泪水、智者心中尽是希望”的坚毅。同时他的求索和创造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不屈进取的写照。

  更重要的是,《史记》不只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巨著,更以其人物传记的卓越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史上史传散文的典范,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的价值,恰如鲁迅所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发愤》 郭沫若
   2、《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佚名  苏教版小语教材第十二册20课
   3、《司马迁与〈史记〉》 韩兆琦 
   4、《人性的辉光——浅析司马迁人学思想的形成及其表现》 冯钰 出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5、CCTV百家讲坛《司马迁》讲稿  主讲人 : 李敬一(武汉大学教授) 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6、《报任安书》司马迁
   7、《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秦汉文学·司马迁与汉代史传散文》 罗宗强  陈洪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风起兮云飞扬——由“高祖本纪”看司马迁笔下的帝王谋略 / 一楠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在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汉高祖一曲大风歌,满腔热情令人荡气回肠。回溯金戈铁马的征程,面对父老乡亲,汉高祖酒酣耳热之际,舞之蹈之,感慨万千,触景生情,热泪盈眶。这是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所记叙的“沛里痛饮”一段。当时正是汉初年间,汉高祖为平叛乱,不顾年老体弱,再次跨上征鞍,南征北战,直到公元前一九五年,也就是汉高祖十二年,才平定了诸侯王的叛乱。汉高祖讨伐大军凯旋而归,路过自己的家乡沛里时便驻扎下来。晚间于沛宫设宴招待父老乡亲,并挑选一百二十个儿童唱歌助兴。汉高祖看到群臣一个个陶醉在胜利之中,一时心潮起伏,感慨异常,便在案几上击筑高歌,这就是开头的“大风歌”。大风歌全诗意境壮阔,情调激昂,气势磅礴,抒写了刘邦获得胜利的喜悦,也反映了他巩固新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迫切愿望。创业难,守成亦不易,这是当时汉高祖以帝王之深谋远虑深深感受到的。

  《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一样,可以称得上《史记》中晶莹夺目、交相辉映的双璧。这两个“本纪”都是以楚汉相争的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它们绝无重复烦琐之感。司马迁通过生动的笔触和巧妙的剪裁,使它们相互衬托,相互补充,相得益彰。透过《高祖本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帝王得天下的艰难历程,还有他安抚天下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在“南宫置酒”中,通过司马迁生动形象的描述,充分显示出了刘邦作为一代开国帝王,富有政治远见,勤于思索,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雄才大略。尽管天下平定了,但他并没有沉溺在穷奢极欲、声色犬马的物欲中不能自拔,而是对自己的艰难历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反思是在集中自己所主宰的群臣的政治智慧的前提下进行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何等得可贵呵!“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汉高祖敲响了这历史的警钟,使得这厚实、深沉的钟声往复回荡,经久不息……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饱,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是汉高祖在成就帝业之后,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饱含着东方哲人睿智的命题的具体阐释。

  在“未央上寿”一节中,司马迁客观地描述了“真龙天子乃万民至高无上的主宰”的这种封建帝王思想的先天不足,这也注定了历代封建王朝从兴盛到衰亡的悲剧命运。汉高祖八年,高祖东征韩王信残余叛贼,而丞相萧何却在后方为其兴建了未央宫,极具豪华。高祖回来后,看到十分壮丽的宫殿很生气,因为他远大的政治抱负不是在朱栏玉砌、巍峨壮观的宫殿上,于是发出了这样的责问:“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而萧何却回答说:“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这明明是萧何为自己所作的蹩脚的辩解,而汉高祖却在品咂一番后欣然接受了,这就说明了汉高祖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打有封建帝王先天不足的印记。

  未央宫建成后,汉高祖在大殿前大摆酒宴,为太上皇祝寿,与群臣大笑同乐。汉高祖以一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他相信的是“人和”,而不是天命。这就是刚愎自用的楚霸王项羽无法比拟的,也是汉高祖善于经营和笼络人心的远大谋略。汉高祖于未央宫前大摆酒宴与群臣同乐,这与后来的“沛里痛饮”一样,司马迁通过他灵动活泼的笔触描绘出了和谐的君臣关系和融洽的军民关系。这就是汉高祖为什么能够在楚汉相争中赢得“人和”,从而奠定其胜利的基础的根本所在。

  那一段段遥远的历史,早已凝固在岁月的风尘之中,但那其中所涌动的旺盛的生命力,却令我们至今感慨系之。我们以现代人的理性思维,不妨荡起风帆,在历史的长河里泛舟飘游,我们所能够理解和得到的恐怕就是这无尽回味和深深的思考了。

◆从《报任安书》中探索司马迁的人生观 / august081989

    摘要: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集中体现他的主体意识,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意识。包含着对“天”、“神”的否定、对宗教迷信的揭露,对人的关注与肯定。强调人不仅要做万物的主人,同时也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关键词:《报任安书》;“天”、“神”、“人”

一、“究天人之际”—— 对“天”、“神”的否定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神”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对以“天”、“神”为主体的否定,落足点在“人”,人是世界的主体。梁启超说:“《史记》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 司马迁对天道如此激愤、怀疑,这与他的遭遇有的必然的关系。由于他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受腐刑,蒙莫大耻辱。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天道的怀疑。从而是他更加深究“天人之际”。

汉武帝时代,董仲书提倡“天人分际”的学说,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变为神圣不可侵犯。董仲书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把天人结合起来,宣传“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肯定天神的绝对性,而否定人的主体性。

  司马迁把“天”与“人”的关系分开,否定“天”、“神”,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态度很明确:天就是天,人就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生动而详细叙述了陈涉起义时,利用宗教迷信思想,“鱼腹获绫”和狐仙呼语:“大楚兴,陈胜王”等两个具体事件的全过程,使读者一眼便能看出宗教迷信是何等虚伪可笑。陈胜就这样举起了反秦的大旗,后来各地农民队伍纷纷响应,推翻了自认为万世万代的真龙天子秦始皇的残暴统治,这是对当时天命思想是一个多么大的嘲弄。《项羽本纪》中,刘邦在乌江石壁上用密糖书写“项王升天处”,项羽一看,认为自己失败是天意,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宗教迷信的虚妄性一目了然。

二、“通古今之变”——对“人”主体作用的肯定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司马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史记》创作,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布局,还是从具体的一人一事,还是从其创作的思想倾向,无不表达其对人的肯定与歌颂,显示其“以人为本”主体意识。

  (一)《史记》写作对象是“人”,肯定人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

  《史记》可以说是鸿篇巨制,横贯三千年,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涉及人物四千多。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组成一个整体,即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大事。

  从体例上看,《史记》以写“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体,“书”、“表”为之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贯穿人物事迹的总线索。“本纪”是纲纪天下政事的意思,立本纪的人物是主宰过天下的人,他以帝王为主,又不局限于帝王,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史记》不仅关注大人物,也重视小人物。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围绕帝王将相,展开历史的画卷,也重视“小人物”,如儒生、游侠、农民、商人以至医、卜、星、相等各方面的人物。利用种种类传的方式,给以广泛的、全面的叙述。司马迁还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成败过程。如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兴亡,项羽与刘邦的争雄天下,还有毛遂自荐,说服楚王,蔺相如怒视秦廷,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朱家、郭解仗义行侠,济贫解难。凡此种种,不一而数,作者对那些可爱可憎的人物,忽喜忽怒,时歌时泣。宏扬贡献于社会进步的人格精神,摒弃有害于广大人民的官僚酷吏,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二)为事成败皆因“人”,强调人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

  以《项羽本纪》为例,司马迁一方面写项羽由一个无名小卒成为霸王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故事;另一方面写刘邦从一个无名小人,一个弱者变成为一个强者、一代帝王的历史,其中包含一个“变”字,胜败决非天注定,而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为事在人,成事亦在人,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司马迁对项羽怀着深切的感情,一方面歌颂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对他的失败表示极大的惋惜。司马迁批评项羽在失败后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事实上,不是天亡项羽,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以及性格上都犯了错,与天无关。项羽一开始就盛气凌人,直到死还轰轰烈烈,象个英雄好汉。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如“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另外,他背信弃约,同刘邦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后来,刘邦先入关,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还有,他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无意西征。还有,他杀义帝自立为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他杀了。司马迁就此三件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团结手下谋臣,一意孤行(“鸿门宴”一节中表现最为突出)。想靠武力征服天下,结果五年后身败名裂,自刎于乌江边。如果他能忍辱负重,杀出一条血路,渡过江东,重振旗鼓,楚汉的历史又该如何改写。可是,他认为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且迷信“此天之亡我”,多么可悲,多么可惜啊!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这种价值就在于项羽具有强烈的自主的意识。项羽他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行动,表现出独立的人格,不仅如此,而且还表现为奋发有为的主体实践意识,这就是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自己的霸业。他虽然失败了,但意义深远巨大。

  再说刘邦,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与项羽的不同之处是他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有两点是项羽不能比的,其一,项羽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而刘邦则处处安民。这个“民”当然不一定是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跟着沾光,很得民心;其二,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即使自己的部下也团结不住。而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人。楚汉之争,胜败不取决于兵力强弱,主要看双方领袖人物的政治眼光和所采取的措施。刘邦弱,项羽强,但最后刘胜项败。这实质上是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

三、“成一家之言”——自我实现与超越的人生价值

  “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打破当时“儒家独尊”局面,自成一家。司马迁以极大的反世俗的勇气,充分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显示了他“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

  (一)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

  司马迁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可以概括为立名意识和立业意识。

  第一,立名意识。司马迁深受孔子及其儒家违时疾俗,追求真理为治世而进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精神影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立名是司马迁品评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也是他进取意识的核心。

  第二,立业意识。如果说,深层的生活意识是个人的生活意识积蓄而成,那么,这种积蓄而成的意识中最根本的就是对事业的追求,或称之为事业意识。司马迁要完成一部鸿篇巨制的史书并“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强烈的事业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使他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一部上至轩辕下至与汉武帝时代,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的记传体通史的伟大创举,实现了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自我价值。

  (二)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

  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集中表现为自觉地确定目标,并根据目标调节和支配自己行动,克服困难以实现目标的意志。司马迁以惊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忍辱负重不仅实现了自我,而且超越了自我。

  第一,面对狱吏虐待,超越自我。司马迁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表现为重于泰山,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司马迁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发生了“李陵案”,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的司马迁因此入狱,遭到残酷折磨和非人虐待。他曾想到自杀,但是后来一转念:自己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对统治者来说,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不理解自己的人,也会以为他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念,生死本身只是必然的自然现象,而生死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重于泰山则虽死犹生,轻于鸿毛则死不足惜。如果司马迁伏法就诛,那就轻于鸿毛,如蝼蚁何异,且死因则是为兵败降敌之人辩护,背着欺君的罪名。引决自裁稍见光彩,司马迁绝不谈贪生怕死,只是平白死去,是不值得的。

  第二,面对宫刑,超越自我。事隔一年,汉武帝听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遂下令把他的妻子、儿女和母亲都杀了。司马迁因此受到牵连,被判了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一个死罪。汉代法律有赎罪、赦徙诸项目,汉武帝天汉四年、太始二年两度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赦徙可能不缴赎钱,汉景帝中元四年曾有先例:“赦徙作阳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许之。”腐刑就是宫刑,因为受这种刑罚的人下体就要腐臭,故有此名。司马迁官微家贫,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亲友的帮助,怎么办?“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他必须选择的。司马迁认为“祸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他还认为,有些道理是一个士人必须信守的,这就是:“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一切刑罚之中最卑贱的一种,受“腐刑”简直是一种比死都还要可怕的奇耻大辱。然而,历史上的显要和英雄人物给他精神力量:西伯身为诸侯之长,囚于幽里;李斯官至秦相,腰斩于咸阳;韩信,贵至王侯,亦为吕后所杀;彭越,南面称孤,竟诛三族;张敖,高祖女婿,依然下狱。还有魏其、季布、灌夫等人,都“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亦遭拘禁,任人处置。最终不免于统治者侮辱和杀害,所谓“勇怯”、“强弱”最后还得决定于人们的地位和权势。这有如人生活在宇宙之中,又有谁能不受尘埃的沾染呢!明确这个道理,对权势、荣辱的得失,就不会有什么想不通了。他逐渐认识到,仅仅为了顾全士节,即为了避免“诎体受辱 ”而自杀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去受“腐刑”,会不会被人看着是一个不能舍身就义的人呢?这又使他疑虑。虽然,“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是人之常情,但是自己想活下去,却更多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且“勇者不必死节”所以他打消了这个顾虑。他又想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之人称焉。”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古代圣贤之咏《诗》三百篇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人物,都曾经受人陷害,以致“身残处秽”,然而都能“受辱而不羞”,并发愤著述,以表示自己的不平和反抗。这些“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超越生死荣辱,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主体精神给他莫大的启迪,他效法前贤“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了完成他伟大的事业,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受腐刑。司马迁强烈的事业意识或者说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自请自以为奇耻大辱的宫刑以求生存,且“就极刑而无愠色”、“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他终于被下了“蚕室”(执行腐刑的一种特别监狱),成为一个“刑余之人”。

第三,面对鄙视和讥嘲,超越自我。司马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这是一种掌管机要的显职,得了这种官职,就更能亲近汉武帝。因此,流言蜚语相继而起。他们把司马迁看着“无行之人”,说他刚受到“腐刑”,创伤未愈就“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获其饶。……” 但是,司马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了来自朝廷上下的鄙视和讥嘲,超越自我,坚信“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写成了不朽的巨著《太史公书》。这时,他如释重负:“则仆偿前辱之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中国古代名人——司马迁 / 司马呈祥 整理

    司马迁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二十岁时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这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其父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击匈奴,乒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后获赦出狱,为中书令,发愤著书,最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和润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记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除《史记》外,司马迁作赋八篇,又撰《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修史的抱负。

  高中第六册第四单元,专门用一个单元来学习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及《史记》中的选文。

  【原文再现】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摘自《报任安书》

  素材评析

  一个人,无论在遇到多大的打击与挫折,只要精神不倒,一切都可以继续。但精神是需要支撑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在因他陵事件而受宫刑后,发愤著书,就是因为他为自己寻找到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他们是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孙子、吕不韦和韩非等。而当我们的人生也遇上了难以跨越的坎时,是否也把司马迁当成自己的精神支柱?

  适用话题

  《史记》,是司马迁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为朋友不惜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以及为了理想而放弃尊严的品德值得我们学习。适用话题有“坚强”、“意志”、“忍辱”、“诚信”、“心灵的选择”、“肩膀”、“雕刻心中的天使”等。

   【精彩范文】

  历史从那一夜开始

  2002年高考江苏考生

  已经是深夜了,司马迁通过天牢的小窗,望着那漆黑的夜。幽蓝的天幕上,不见星也不见月,几处乌云低低地沉着,带着令人窒息的压力。暮秋的风裹着寒气,钻进每个角落,包括司马迁那件破旧的长衫。

  司马迁拖动着脚镣,走回几块砖堆成的床。金属的撞击声在死一般静的夜里,带着几分鬼魅。床上那盏昏黄的油灯跳动着火焰,拖下长长的抖动的影子,似乎加重了黑暗。然而挂着的一纸官文仍然可见,金色的字,朱红的印,一切都那么清晰。

  是的,这就是司马迁的命运。日出之前,他必须做好选择。是死,用一腔热血去控诉昏君的无道,用高贵的头颅去证明自己的清臼?还是活着——当然是有条件地活着,从此他将成为不完全的男子。

  司马迁无法遏抑心中腾生的怨怒,昨日朝堂的场景历历在目。当汉武帝在歇斯底里地咆哮时,当满朝文武双股战战时,当李陵一下子从英雄被定性为叛徒时,司马迁觉得胸中有什么东西压着。

  也许是记录历史的职责让他知道,历史必须是真实的。于是他,站了出来,后来的事情证明当时的冲动是致命的。司马迁与李陵并无交好,为了不相识的人而触怒龙颜,这没有人能够理解。

  他突然就想到了死,想到了屈原的投江;想到了孤竹君的儿子们在首阳山的遗骸:他想抛弃这个世界,这个昏暗、污浊的世界。决不能屈辱地活着,做一个不完全的男子,便是死,他也应该是个大丈夫。

  但突然,司马迁在愤怒与激动中沉静下来。父亲临终时那双忧怨的眼睛,让他一下子静了。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指着案上的书,哽咽着,然后看了他一眼。他理解那一眼的重量与意味着的责任,是的,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史书,属于大汉的书。

  司马迁在床边坐了下来,闭上眼,沉默了好久好久,他的胸口在剧烈地起伏,他的手指在不停地颤抖……天明的时候,牢外传来一声吆喝:“司马迁,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我选择腐刑。”两滴清泪滑落脸颊,司马迁无声地哭了。

  几千年后,一位诗人说:“真正的勇敢不是为某件事壮烈地死去,而是为某件事卑贱地活着。”于是一阵秋风呜咽着,吹起《史记》发黄的纸页。

  所用话题

  心灵的选择

  名师点拨

  运用情景再现法,将司马迁遭遇厄运的情景再次展现在读者面前;运用心理刻画法,将司马迁为正义而替李陵辩护的心理通过作者的窥视刻画暴露出来;运用联想法,将司马迁当时想到的一些具有相同命运的历史人物屈原和伯夷、叔齐的遭遇展现出来;让读者明晰司马迁何去何从的思想动态。综合运用多种素材组合的方法,可以使文章内容丰满。

绝知此事要躬行

  2006年高考山东考生

  雾里看花,你看不到花儿为了盛开流下的汗水;水中望月,你看不见它的皎洁之下的灰尘。世间的事情,全都是雾锁烟笼,想探求生命的真相,请以心为眼,躬行探求。

  昭君一个人、一方冢、一生探求。

  山如黛、沙如风。山还是那隐隐的青山,还是那沉淀着中华文明的青色,只是少了位从群山中走出来的佳人。沙还是意欲吞人的黄沙,还是那隔着中原与塞外的飞沙,只是多了位从中原走出来的佳人——昭君。人人都说塞外凄苦,那儿的人杀人如麻,但你不怕。没有亲身经历,道听途说,可信吗?于是你毅然踏上了出塞的马车,一路微笑,你要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世上的事,要亲身探看,方可相信。事实证明,你赢了。塞外荒凉,但民风纯朴。你的躬行,为历史画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昭君,没有被表面迷住了双眼,你亲手用躬行打造了自己的未来。

  真哉,绝知此事要躬行。

  司马迁踏遍千山万水,只为一个“真”字。

  当飞雪和阴霾在东升西落的轮回中湮没成已逝的沧桑时,你便把执著的追求和生命的躬行铺垫成生命的厚程。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岂可不尽不实,道听流言,司马迁深知,真相需要躬身以求。于是他拖着残缺之躯,踏遍千山万水,揭开了历史的面纱,终于《史记》成史家之绝唱!他把真相幻化成笔端流淌的华彩。用躬行呐喊出历史的宣言。

  司马迁用他一生的躬行创下了万世不朽之篇章。史家绝唱当之无愧。

  壮哉,绝知此事要躬行。

  苏东坡高唱赤壁东风,你潇洒成千堆雪。坟岗茫茫,醉射天狼,杨花愁点五分,三分雄风浩荡,苏轼之才,自不必说,但让我五体投地的不是他的才华,而是那一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石钟山的得名多有说法,却没有一个人去躬身探求,除了他。他没有被表象所迷惑,没有被前人所扰,只是默默地验证。好一个苏轼,只为他的躬行,我五体投地。苏轼的躬行,也许只是历史的插曲,但其人格由此可见。

  伟哉,绝知此事要躬行!

  思绪纷飞,穿越千年的繁荣尘杂,我不由感叹,绝知此事要躬行。

  仰望星星的人,总以为星星没有纤瑕,飞上星星的人才知道,那儿有灰尘、石渣。面对世事,万不可被其表面所迷惑,需躬身亲试,方能得其真。世间的万象炫人心目,请借东海之水,洗尽迷幻假相,用躬行去探求生命的真相。

  所用话题

  读《星星》的联想或感悟为话题(2006高考山东作文题,材料作文)

  名师点拨

  俗话说:三个臭屁匠,抵个诸葛亮。这句话运用在作文素材技法里头就是以多胜少!文章中连续使用了三个名人:昭君、司马迁、苏东坡的事例,让文章构成并列结构,从三个角度阐述不被表象迷惑,要办好事情就要“躬行”的话题,使得内容丰富多彩,意蕴丰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用司马迁的事例,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洗尽迷幻假相,用躬行去探求生命的真相”的哲学思索。文章化用典故及古诗文名句,信手拈来而又巧妙融会,真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一生的回望

  2005高考河北考生

  走出梦的深处,我听见的不再是花与黑夜唱尽的繁华。立于历史的浪尖,我看到了我的选择,虽令时人惊讶,但我无怨亦无悔。

  ——题记

  当我望眼天空的寂寞时,划过天际的流星让我惊奇,暗夜竞被它撕破了。

  当我立于云端之上,再次向我的曾经与未来望去,我感到耻辱的后半生让我在时人的讥讽与嘲弄中彰显后世。

  回望曾经,我只是觉得继承父亲的官职,平淡了却我的一生就是我的生命轨迹。可命运像在捉弄我,又像在成全我,让我做了一些让时人也让自己出乎意料的事情。

  当面对李陵背叛朝廷的谣言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敢出来为他辩白。那时我的心中波涛翻滚,久久不息。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面对事实没有人申辩呢?难道他们真的不知情,还是害怕看到皇上阴沉的脸?那个夜晚我辗转无眠,一颗秉持公正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于是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面见皇上,为李陵申辩!我不知道我将面临什么,只是觉得这是我司马迁作为史官的职责。

  这个惊人的举动换回的后果让国人吃惊、嘲笑,让我自己都觉得不敢相信。许多官员总是谈笑似的说着我的在他们看来“可歌可泣”的行为。我并未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内心深处的责任赋予我面对苦难的勇气。

  面对既成的事实,我面前的路途似乎曲折而不平,我想到了死,可当我面对枯树刚吐新芽时,心中便有一种莫名的躁动。步履江边,看到那奔腾的浪花,我感到生命本身就应该是不断的与挫折碰击才能激起人生的华章。

  想到父亲临逝前的千般叮嘱,我又做出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不是死亡,而是残喘于世!时人骂我,笑我,不解我的行为,可我知道历史是公正的,它会给我最公正的定位。我看到屈原那洁白衣裙轻扬,让世人不解他为何这般地情痴楚国,可我知道,那是他的矢志不渝的信念与追求;我看到仲尼被困时奋笔成就的《春秋》;我也看到孙子膑脚后,不屈中修列的《兵法》……

  一切的一切都似过眼云烟。不是为了追求名留千古,也不是为了张扬自己,当我立于云端回望我的一生,我无怨亦无悔。出人意料的,我失去了后半生的幸福;出人意料的,我成就了史学华章。可这种种的惊奇,又似乎早已注定,因为我的心中拥有一腔热血,我的生命长河中流淌着一泓不折不挠的清泉。

  所用话题

  出人意料与情理之中

  名师点拨

  将叙述的人称变换一下,将他人的视觉变换成自己的叙述视觉,有利于心理的刻画,有利于心理的表白。文章一改常态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以自述的方式,刻画司马迁的心灵;以自述的方式,解剖司马迁自己的心理,真实可信。

  文章以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自述的方式,反思一生的生活、思想和著述的成就,结尾点明题意,切合了“出人意料与情理之中”的话题精神。文章中人物的形象、思想情感、心理变化又能充分发挥想象,写得细腻丰满,合情合理,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以大义为重、战胜痛苦耻辱最终青史留名的光辉艺术形象。这个形象饱满动人,撼人心魄,可敬可叹。

◆司马迁与《史记》学习鉴赏 / 霍英敏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司马迁所作的巨著《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史记》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是伟大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有很大贡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956年,司马迁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明了他写作的意图“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到了孔子手里作了一次总结,把他保存在《易传》、《春秋》、《诗》、《书》《礼》、《乐》六经里面。从孔子到司马迁,时间过了五百年,需要再作一次总结式的整理,这是时代的需要。司马迁很勇敢地担当起这个任务来,所以说“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有句人生格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遭受了最残酷的腐刑而后死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一、司马迁出生与少年时代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五年)陕西韩城县北的龙门山。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迁生龙门”这里人杰地灵。司马迁卒年,史无明文,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

    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太史令即管理皇家藏书以及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的。他父亲有编写一部史书的志愿,司马迁继承父亲志愿完成了《史记》编写的历史使命。

    十岁的时候,他学习古文,当时的学问有今文和古文两种。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古文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二、漫游大江南北 考查历史追根溯源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他怀着继承父业的大志,暂时停止在家闭门读书,到各地漫游,考察祖国的名山大川,考查古代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了解和收集各种史料。

    司马迁从京都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丹凤附近),经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南越汉水再取道南郡(今湖北省江陵)渡江,到湖南省长沙北面的汨罗江考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江的地方,凭吊屈原采访他的生平。屈原爱国的热情和忠贞,深深的感动着司马迁。

    司马迁在长沙,还凭吊了贾谊的遗址。贾谊是西汉杰出的政论家和辞赋家,他非常崇拜屈原,当他受到权贵谗害,被文帝放到长沙的时候,曾经临着湘江,作赋以吊屈原,十分伤感。贾谊后来死于长沙,一生遭遇和屈原相似。后来司马迁在《史记》著有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合传)。

    司马迁在湘南,想起了古代史籍有瞬葬九疑山的记载,便前往九疑山瞻仰。然后由湘南转到湘西,顺沅江而下,在东浮大江,南登庐山,实地考察了“禹疏九江”的所在地。接着来到了东南的浙江——钱塘江,游览了著名的会稽山。传说夏禹葬在会稽山。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著有《五帝本纪》和《夏本纪》。

    会稽又是夏禹后裔越王勾践的都城。司马迁亲临这些遗迹,访问各种遗闻,深为勾践卧薪尝胆和报仇复国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于是司马迁在《史记》著有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司马迁在这里,还听到了关于陶朱公——范蠡的传说、伍子胥和专诸刺吴王僚的故事,于是有《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

   司马迁登会稽之后又游览了名山姑苏山(今江苏省苏州市),在山上了望了美丽的太湖。他还参观了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春申君(黄歇)的故城和宫室。于是有《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随后他渡江北上,去访问韩信的故乡和封地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市东南),收集关于韩信遗闻轶事,。于是撰写了《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其中有漂母和韩信早年的故事。

    司马迁游历了江淮一带的名胜古迹后,来到了鲁国的都城曲阜。曲阜是圣人孔子的故乡,也是古代文化中心之一。司马迁在鲁国拜访了城北的孔子墓。据说孔子死后,弟子及鲁人为他守墓居住在墓旁的有百来户人家,因此,后人把这个地方叫做孔里。当地现在孔庙,是孔子生前讲学的所长地。鲁国人世代相传,每年都在一定的时节到孔墓来祭祀,游览和习礼。

    司马迁在鲁国停留很久,收集了有关孔子的逸闻轶事,并向儒者们请教。齐鲁之都是儒家的发源地,孔子生前曾经在齐国住过,为了收集更多的史料,司马迁还特地去访问过齐国首都临淄。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撰写了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司马迁又由山东峄山往南行,走访了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地薛县(今山东省滕县东南)了解当地的齐国孟尝君,考察了当地的民情风俗和邹鲁不同。于是撰写了《史记》卷七十四《孟尝君列传》。

    司马迁从薛县再往南下,游历了历史上有名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这一带地方豪杰辈出。彭城是秦楚、楚汉相争时必争之地,也是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西北的沛郡(今江苏沛县以东一带),是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的故乡;沛郡以西的丰县(今江苏徐州附近),是月下追韩信的萧何和汉高祖刘邦的家乡;而沛郡的靳县(今安徽省宿县),又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他们都是楚汉的风流人物。司马迁访问这些历史胜地时,走访和请教了当地很多父老。当地父老告诉他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收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为《史记》有关卷撰写提供了重要依据。后来司马迁把他们的事迹写进《史记》。其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降侯周勃世家》、成了《史记》中的精华部分。

    司马迁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今安徽省砀山南)到了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南)。在那里得知,当年垓下(今安徽省灵壁东南)“将卒五人共斩项羽”,被封为颍阴侯而世世不绝俸禄的灌婴,原来是此地的绸缎商人。司马迁不但向父老们访问,还向樊哙的孙子进行了解,因此,他能在《史记》里详尽地叙述这些人的历史。

    睢阳以西是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司马迁来到这里,收集了关于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故事。于是有《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司马迁还特地视察了“夷门”(夷门是大梁城的东门名字,它的遗址在现在的开封),打听信陵君当年谦恭下士大会宾客和亲自驾车去夷门迎请侯赢的事迹。于是有《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

    结束了大梁的访问和考察,历经多年的漫游,司马迁便回到了长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著书《史记》的厚实基础。

三、走向仕途跟随汉武帝封禅

    司马迁回长安后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

    司马迁诞生在景帝后期,到他入仕之年,却是武帝统治的时代。这时的汉朝正是文景之治兴盛时期。司马迁入仕,正当武帝巡行频繁的时候,因此他有更多的机会跟从皇帝游览四方。公元前113年至前107年期间,武帝曾经多次巡视郡县和祭祀五帝、封禅活动。司马迁父子自然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他们跟从武帝先后到过夏阳、汾阴、逾陇山、登空峒、西临祖厉河。回来的时候,武帝在甘泉(今陕甘泉)进行祭祀并建立了祠坛。当时的祭神典仪,就是由司马迁父子等人议定的。汉代皇帝祭天的常礼是:春天“朝日”,秋天“夕月”。 “朝日”在早晨举行,由皇帝向东拜日;“夕月”在晚上举行,由皇帝向西南拜月。

    汉武帝统治时期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封禅。所谓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和梁父(泰山下的小山)大祭天地,“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并表明自己是皇天之子,受天命以统治天下万物。类似这种祭祀,早在西周就有了。秦始皇称帝后,也祭祀封禅。

    汉武帝大规模的封禅是在公元前110年(武帝元封元年)举行的,武帝因此把年号改为“元封”。这次封禅大活动身为太史令司马谈自然要参加的。可是他在这次随行中病倒了。正在这时,司马迁奉使西南归来,见到垂危的父亲。司马谈临终遗嘱把太史令这一职务传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在悲哀中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承当了太史令的使命。不久便赶到泰山向武帝复命,同时参加了封禅大典。

    汉武帝在泰山封禅,听信了方士的话,想求见所谓蓬莱神仙,便继续往各地去巡祭天地。司马迁奉命侍从武帝到各处去巡行。这一次是为了求遇神仙,武帝便先东巡海上,然后北到碣石,又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周行一万八千余里,到处封禅求仙,但结果还是没有遇到神仙。

   为什么古代的帝王祭祀封禅那么看重呢?原因是人们对天的认识还非常落后,在他们的观念里,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者。所以他们特别敬畏天,把人类创造的所有功绩,也都归之于上天的恩赐。

    四、为李陵案辩护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发生了李陵案,司马迁因为李陵案辩护,遭到了极大的不幸。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李广因猿臂善射而著名,匈奴称之为汉飞将军)他本来是在酒泉、张掖当任屯卫的一名教官。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去攻打匈奴,并调派李陵带领军粮、军械随征。但是李陵自视甚高,不愿接受这个差使,经再三请求武帝要独立带五千步兵,就能以少胜多抗击匈奴,口气极大,武帝答应他的请求了。在几场与匈奴恶战中,匈奴由三万骑兵增加到八万余,李陵终因寡不敌众,加之后无援兵,人尽粮绝,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终于战败被浮,最后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听说李陵投降匈奴,“龙颜”震怒要严厉惩罚李陵,威震群臣。

   司马迁曾经见过李广,觉得他是一个朴实廉洁,能够体恤部下的好将领。他和李陵也同朝共事,李陵平日为人,却给他一个良好的印象。因而,当李陵北击匈奴,兵败投敌时,他却没有认识到李陵叛降的严重性,仅仅片面地从李陵和同僚们的关系来考虑,觉得同僚夸大了李陵的过失,为此他很不平。所以当武帝询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他便以自己对武帝的“拳拳之忠”,坦率地,错误地为李陵辩护了一番,希望武帝看在李陵往日的功劳上,不要深惩罚他。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是在打击李广利,开脱李陵罪行,深为不满。司马迁就这样触怒了“龙颜”,被武帝下了监狱。这时他平日的亲友,谁也不敢出来营救他。

   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辩护,被判了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当时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钱去赎罪,或者去受“腐刑”,都可以免死。司马迁官微家贫,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亲友的帮助,同时为了完成他的著作《史记》,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受“腐刑”。

  “腐刑”就是宫刑,是最残酷的。因为受这种刑罪的人,下体就要腐臭,故有此名。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司马迁对武帝的最后幻想破灭了,他才真正认识到“主上”的面目和王法的本质。虽然如此他也没有忘记完成著书《史记》的欲望和决心。

五、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巨著

    司马迁所受“腐刑”是一切刑罚最卑贱的一种,比死都还要可怕的耻辱。加之人情的冷酷,狱吏的折磨,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这种压力下,他想过自杀。但后来一想自己不过是一个太史令小官,如果就此死去,对统治者说来,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们是无所痛惜的,对不理解的人来说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自寻短见。人虽不免于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这样平白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司马迁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那里得到支持和鼓舞精神力量,他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发愤著书的人。例如:西伯囚于you里而演《周易》;孔子困厄不遇,终以《春秋》传世;屈原履遭放遂,遂有《离骚》之赋;左丘明双目失明,竟著《左传》;孙膑两脚被斩,仍治《兵法》;其他如吕不韦之集《吕览》;韩非之作《说难》、《孤愤》;古代圣贤之咏《诗》三百篇等等,真是举不胜举。这些“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人物,给司马迁以极大的启示和支持,他愈觉得自己应该坚强的活下去,要为后人有所作为。于是更加发愤著书《史记》。

    公元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他终于被下了“蚕室”。在狱中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教诲,实现先人的遗志,完成他不朽事业发愤著书《史记》,决心为这一伟大理想而奋斗。

    司马迁在五十岁那年(公元前96年)出狱后做了中书令。这是一种掌管机要的显职,得到这种官职就能接近武帝。当时司马迁有个朋友叫任安(字少卿),曾经写信劝司马迁,“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为了向朋友倾诉苦衷,表明事情的经过,以及隐忍苟活的原因于公元前93年,他写了一篇自转式的长信,《报任少卿书》他把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告诉了任安。在信里司马迁谈到他已完成《史记》一百三十篇。

    大约司马迁五十五岁那年,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司马迁毕生奋斗的光辉事业基本上完成了,他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写出了空前伟大的巨著《太史公书》,即后来的《史记》。

    六《史记》内容概要

   《史记》这部书,既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它的出现,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历史学,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因此《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古典文学杰著。

   《史记》一书在汉朝被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称《太史公》而后成为《史记》。《史记》是一部通贯古今的历史书,从黄帝开始写,一直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汉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共计一百三十篇(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十二本纪,记载从黄帝以至五帝各代帝王的兴衰和政治大事。“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项羽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把项羽列入“本纪”,是因为项羽在推翻秦朝的历史作用。

    十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按世代年月分别记载历史大事件,用表的形式记载事件使人一目了然。

    八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

   (一)礼书:即是礼仪、礼饰、礼教等方面.《周礼》比较普及。

   (二)乐书: 音乐、乐器理论方面。包括《风》《雅》、《颂》等,主要是和谐。

   (三)律书: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圣王衡量事物,建立法度对事物的计算和制定规程的法则,都依据六律为标准。

   (四)历书:指农历历法,气象等方面。

   (五)天官书:天文气象,星辰日月等。

   (六)封禅书:祭祀、盛典、封建迷信、宗教信仰等。

   (七)河渠书:治理九州之川,兴修水利,利国利民。

   (八)平准书:通货天下,农工商贸易交易,发展经济方面。

    三十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七十列传: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李将军列传》、《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总之,《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史记》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是伟大的,文学价值是巨大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很多历史典故成语都出自于《史记》;很多经典历史著作的撰写引用都以《史记》为根据。所以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不但是中国的文化伟人,而且也是世界性的文化伟人,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史上,都有崇高的和不朽的地位。他的伟大成就说明了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高度的文化修养,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世界文化史上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写给司马迁的一封信 / 佚名

    春季高考京、皖、蒙卷作文题

    人生路上充满着挑战,挑战首先是挑战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敢不敢迈开第一步是挑战,要不要改变不适当的行为习惯是挑战,愿不愿承担应负的责任是挑战,能不能承认错误也是挑战,等等。

    请以“挑战自己”为话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曾经写了一篇下水文,今天整理旧物,侥幸没丢。
 
    写给司马迁的一封信

太史公:

    你好:

    我是二十一世纪的高中生。今夜面对“挑战自己”的话题作文,我想起了您老人家。公元前99年,对您来说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但是,黑暗没有吞噬掉一切,更没有吞噬掉您心头的火焰,您用您那支如椽大笔向茫茫寰宇发出了挑战自己的宣言:“忍天下人所不能忍,为天下人所不能为。”

    古往今来,有多少文化人即使面对画地为牢也决不涉足,即使面对一个木制狱吏的审讯也决不辩白。因为他们深知“士可杀不可辱”的训条。他们面对这种凌辱大义凛然,往往在刑罚没有加身之前便自戕掉自己的肉身。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刑不上大夫”之说。然而,真正的猛士,要勇于挑战自己,超越自己,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要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放眼历史,又有几个文化人能够为了理想为了追求而厚颜苟活甘心情愿将肉身交付尘世蹂躏摧残成就了真正的英雄呢?无疑,您,是当之无愧的响当当的一个。

    在您写给友人任安的信里,您一一列举了您那个时代蒙受屈辱的情况,有辱没先祖,有颜面扫地,有笞杖及身,有铁枷加颈,有肢解体裂,更有惨无人道的宫刑。您因为替降将李陵辩护而惹火烧身,这把火烧掉的不是颜面、肢体,而是您作为一个男人的命根子。在士当守节不辱的社会里,我可以想见您对着自己的下身饮泣啜泪。“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个伟大的英雄终于崛起!在不眠的黑夜里,您吟哦,您疾呼:“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面对原始器械在您下身的操作,生存还是毁灭都已经不成为问题了,重要的是您还有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您答应死去的父亲,要写一部大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做一个倜傥非常之人,完成《史记》,藏之名山,让后人称焉。于是,您选择了隐忍偷生,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我们的祖国正是有了您这样的英雄,而笑傲于世界东方。您知道您的后人如何心悦诚服地评价您的《史记》吗?他们说:“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您念及那个奇耻大辱时,再也不必两股战战,泪湿青衫了。作为一个有生命尊严的文化人,在面临命运挑战的时刻,谁能迈出如此坚忍悲壮的步伐呢?您是一位踩着自己影子前进的人,您是一位提着自己头发飞翔的人!这种挑战,这种超越,谁能应之?谁能为之?

    刚直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

    我向您敬礼!
                                                *** *** ***
                                                2003年3月22日

◆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历史评价 / 栗聪蒲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现代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司马迁写《史记》背景意义 / 栗聪蒲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司马迁史记 / 贾镇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52万字说明了: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建国前《史记》研究收获颇丰,名人迭出。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评论惊世骇俗;建国后《史记》研究高潮迭起,人才济济,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一生酷爱《史记》,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韶山冲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园人,近代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福建长乐人。郑振锋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1924~1991),陕西省韩城市苏村人。当代著名作家,原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1905~1998),陕西省韩城市井溢村人。著名翻译家,原任毛泽东俄文翻译、顾问,中央编译局局长。他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十分惊诧,我想,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

◆闲说史上残疾人九司马迁 / 天天新

    司马迁是西汉人,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与史学家。也是个器官残疾者。《汉书》卷六十二有司马迁传如下: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为秦王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孝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饭土簋,□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剸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

  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鐀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经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与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崩阝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韩错明申、朝,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宫,至于余乎,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已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官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茸之中,乃欲□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硃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读司马迁的传遍可以知道,司马迁是个后天残疾者,他的残疾是因为受刑。而受刑是因为李陵之祸。所谓李陵之祸,就是在朝廷与为李陵辩解结果宏观世界了腐刑。腐刑是一种残酷的刑罚,男用宫,女用幽闭。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使人废。《汉书》中收录了司马迁的父亲的《论六家要旨》与司马迁有《报任安书》,可以知道,司马迁是为了父命而著书,同时在受刑之后则是为了自己名传千秋而著书。

    司马迁的史记当时称为太史公书。后来人称为史记。能写出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兼文学著作,司马迁可以说是死且不朽矣。

    本博论述残疾人,举例都是史上残疾人中的佼佼者,天天新以为,司马迁是残疾人且有伟大著作,对残疾人的发愤图强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是最值得研究的研究现象。

◆后人对《史记》有修改 / 丁丁探史
 
    我们大家都知道,《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且被后人推崇至高,尤以鲁迅为甚,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史学和文学价值何其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并非司马迁一人所著,有后人补充,而真实的《史记》确为司马迁一人所著。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呢?主要原因要从他和汉武帝的恩怨说起。司马迁当年继父位在朝廷任史官,由于他治学严谨,追求史料真实,把汉武帝和他父亲的一些错事也写进了历史(汉武帝当年信巫),汉武帝阅读后“大怒,削而投之”(见《三国志》),意思是汉武帝把司马迁写的关于他和父亲的错事削掉了(当年书写在竹简上),投进火炉烧掉了。从此,司马迁被他另眼相待,而司马迁到现在还不知道已大祸临头。

    后来,因名将李陵被俘,汉武帝大怒,要众臣评价,各位大臣自然顺着皇帝的意思大骂李陵一顿,汉武帝转身问身旁的史官司马迁如何评价,正值的他却替李陵辩护,汉武帝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你竞还唱我的反调,尤其一想起你写我的坏事,更是怒向胆边生,恶从心头起,叫武士把司马迁押进死牢。

    而汉武帝为什么又没有杀司马迁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人相轻,汉武帝虽然戎马天下,但也经常能赋诗,而司马迁在当时也是文满天下,汉武帝不愿别人理解他因嫉妒司马迁的文采而杀他;二是当年死刑不死有两个条件,1、赎罪,需大量黄金钱财,可是他没有钱财;2、接受宫刑可以免去死罪。司马迁由于为官清廉,自然无钱,只有接受宫刑。而司马迁并非恋生之人,他选择宫刑求生主要是他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完成《史记》,所以他屈辱求生。所以他在狱中及后半生都在写《史记》,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让我们后人知道了中国的历史从黄帝开始。

    但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孝武本纪第十二》,除过开头“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一段外,其余全是抄自《封禅书》,这就说明,司马迁当年所写的是《今上本纪》,确实被刘彻“削而投之”了。另外,此章题目也不可能是《孝武本纪第十二》,因为司马迁给刘彻写纪时,皇上健在,而所谓“孝武皇帝”是死后所封的庙号,司马迁给活着的皇帝写纪,怎么能知道他死后的庙号叫孝武?所以,应是后人所添。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非司马迁一人所写的原因。

◆辑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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