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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也需钱:青年毛泽东开书社显经商才能 / 赋帝司马呈祥潘氏

发表日期:2013年4月25日  出处:中华辞赋家联合会 文库编审中心 赋帝 辑  作者:赋帝司马呈祥潘氏  本页面已被访问 773 次

青年毛泽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共产党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但钱的用途却不同。即使在民国之后,有钱人多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为乐。那时开妓院合法,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逛妓院成了时尚,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

  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八大胡同”,什么人去的最多?说来有人也许不相信,最多的主顾竟然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时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如果不是欠薪,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消闲录》的小报,专门刊登狎妓、捧角儿的文章,以为风雅。所谓“捧角儿”就是捧演员,相当于现在的“粉丝”,有名的戏曲演员称“角儿”(音juér)。北京城内旗人多,遗老遗少多,多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时尚。昆曲也颇为兴盛。当时如果不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四大天王”一样,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土老帽儿”。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北大的学生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多数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须的举人、秀才之类,暮气沉沉,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先生”、“老爷”。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校风,蔡元培成立了“进德会”。该会的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姨太太;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做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除了要达到甲、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

  李大钊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戒不了,思考问题、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

  严谨的生活作风,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北屋是卧室,南屋是书房,东屋是储藏室,西屋是客厅兼饭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集会就常在这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

  李大钊品德高尚,但毕竟拖家带口,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仲甫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来设在马神庙的“四公主梳妆楼”,最初并不对外开放,只有教授和少数几个与管理人员相熟的学生才能进去看书。

  蔡元培接任校长后,图书馆搬到了沙滩红楼的新校址,占了整个红楼的第一层。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图书馆东南角的两间大房里。此时的北大图书馆不仅面积扩大了,新书、新报刊和接待的读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增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反映社会问题的书籍和报纸杂志,更是成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教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常去的地方。

    如此一来,图书馆原有的人手不够用了,需要增添工作人员。

  1918年的金秋十月,一位身材高挑、面目俊朗的青年来到图书馆,应聘助理员。

  这位青年就是湖南的毛泽东,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来北大图书馆打工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需要有身份的人介绍,俗称殷实铺保。毛泽东的担保人是恋人杨开慧的父亲、北大教授杨昌济,两人有翁婿之谊,知根知底,经杨教授推荐,录用自无问题。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在报纸、新闻阅览室值班,负责夹夹报纸、摆摆杂志,给读者登记之类,活并不重,但工资也不高,每月仅有八元,跟北京拉包月的车夫差不多。在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长沙,当孤儿院的管理员每月也能挣十元,长沙楚怡小学(相当于现在的重点小学)的教师每月也能拿到二十四元的工资。

  毛泽东来北京打工,并不是为了钱。

  古人云“三十而立”,二十五岁的毛泽东算是大龄青年。他九岁才开始启蒙,在韶山的私塾里学会了打珠算,为的是给家里记账。一般贫苦农民家里是用不着学珠算记账的,这证明毛泽东的家境还算富裕。按照他父亲的规划,长子毛泽东的职业已经定位于农村的管账先生,从此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

  素有远大抱负的毛泽东,如何肯做田舍郎了此终生?

  自己未来究竟怎样发展,毛泽东有过多种考虑,如上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甚至肥皂制造学校,都列入过计划。他最先尝试的是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准备学习经商之道。不料考中之后,毛泽东仅学了一个月就自动退学了——他不想把时间都花在学习经商上。

  为何没有选择学习商业?毛泽东曾向他的同学张昆弟私下透露过想法:“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可见,毛泽东只是把经济当成了达成理想的手段,他并不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而是放在更高的追求上。

  于是毛泽东又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即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考试成绩居然是第一名。精明但短视的父亲拒绝继续供给毛泽东生活费,卡断了儿子的经济来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啃老族”,毛泽东决定经济上自立,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

  这次也没有什么悬念,毛泽东一考即中,顺利当上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当个教书先生挺好,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收入,还能带出一大帮弟子,桃李满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圣人一样。

  但毛泽东并没有当上老师,而是到北京甘当每月八块钱工资的打工仔,目的是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北大名师云集,后来又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有着很好的人文环境,图书馆有大量的免费书可读,况且又守着李大钊这么一位好老师。

  毛泽东工作的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与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距离很近。阅览室每天只开放上午的半天,下午是管理员拆拣邮件、登记图书的时间。毛泽东总是把写给李大钊的信函亲自送到他办公室内,借这个机会向李大钊讨教,两人共同研究一些共产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李大钊比毛泽东大不了几岁,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长布袍子,外罩一件黑色马褂,戴一副圆圆的眼镜,面含着微笑诚朴与谦和,耐心地听着毛泽东畅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重,北方人一般都听不太懂,跟其他人交流有一定的困难。除了李大钊之外,其他人很少有耐心听完毛泽东用湖南口音发表的高见。

  李大钊不仅跟毛泽东相处很好,跟其他学生相处得也非常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学生们给他起外号叫“老母鸡”,言其对“雏鸡”(学生)呵护备至。李大钊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外号,并不以为忤。

  李大钊还有一位弟子名叫罗章龙,是毛泽东老乡兼好友。罗章龙在北大预科读的是德文,他向李大钊建议,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版的书籍充实馆藏。德国的古典哲学享誉世界,不仅有黑格尔、康德、尼采,而且有马克思。

  李大钊不懂德文,经常请罗章龙介绍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于是采纳了罗章龙的意见,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主要是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著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马克思著作,在全国首屈一指,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毛泽东虽然没有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

  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就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赴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到欧洲的花费还要多些。当时政府也出台了些补助政策,江西赣州就曾给每个去日本留学的人补助三百六十元。但这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一些有实力的大户家族也鼓励子弟外出求学,以达到光宗耀祖和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目的。家族祠堂里通常都有公田,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用来资助本族的青年读书求取功名的,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种家族式的资助出国留学。

  不论是各省公派还是家族委派,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出国留学愿望,靠不上政府和家族的有志青年想出国留学,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毛泽东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1920年夏,已经结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泽东来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的筹款打算。

  陈独秀虽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自己不善理财,手头无甚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赁下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处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为他第一次下海经商提供了知识和宝贵的人脉。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著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成为文化书社稳定供货商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家,毛泽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如此一来,书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大减低,流动资金也不用发愁了。

  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不惜花钱在长沙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上做广告。1920年11月7日和9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示,公布了文化书社所有的书刊目录,重点推荐了《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以及《新青年》杂志等。

  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是促进书刊销售的客观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公布了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客观的利润,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在长沙办文化书社证明了青年毛泽东的经商才能。但经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毛泽东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自己投身于更为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看中的,正是在老家务农、外表看上去老实忠厚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离开家乡之后,家中的事情主要由毛泽民料理。

  在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同大弟弟毛泽民谈起家庭、国家、个人发展的话题,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之后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咱们的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这种毁家纾难的情怀非一般人可比。毛泽东此举甚得人心,后来湖南军阀何键派人抄毛泽东的老家,掘毛家祖坟,当地乡亲们自发起来保护,以报毛家之恩。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

  出道后不久,毛泽民便在商道上大显身手。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出版发行部门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指望印刷发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实现盈利很困难。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

  毛泽民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发行部只负责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每月从党费中拨六七十元作为发行费用。这笔钱首先要用于做广告,当时《向导》杂志每月要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三家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投放广告,以扩大影响。起初这些钱还够用,但后来广告费用每月上涨到七十二元,这些经费就连广告费都不敷使用。发行部工作人员每月十几元养家糊口的工资,只能由中央另行开支,其余经费一概自理。

  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

  实行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投入。毛泽民曾经向陈独秀求援,请他帮忙先垫付一些资金。陈独秀回答很干脆:扩大经营的事情我不反对,但中共中央没钱可垫,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毛泽民没有办法,只好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借贷,答应盈利之后连本带息地归还。好在计划实施顺利,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卖得最好的书是《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售达三万余册,订单滚滚而来供不应求,书尚未发出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的预订费。《向导》杂志在国内的销量很快也达到了八万份。

  毛泽民不仅很快连本带利还清了跟别人借的钱,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辑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②中国兴赋第一人 赋坛领袖 弘骈先驱 元勋辞赋文化推广家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⑤辞赋文化出版商 网络辞赋首席编辑师 中华辞赋(第一)网及其20网组建者

    ⑥《赋苑琼葩》《千城赋》《中华新辞赋选粹》《中华辞赋报》总纂官 兼 主编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⑨中国著名辞赋家创作集团 团长 兼 总指挥 当代主流辞赋家群体 精英代表 卓越领导人

    ⑩著名辞赋家 骈文家 古文家 学者 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赋帝骈尊古也潘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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