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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与《重修望海楼记》/ 范观澜 (31篇)

发表日期:2015年8月26日  出处:中赋社通讯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 新闻中心 作者:赋姑姑 整理  本页面已被访问 1612 次

◆范敬宜与《重修望海楼记》/ 范观澜

    公元2010年11月13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晚上在外忙碌了一天刚刚回到家中,内兄品清风乎乎地打来电话,语言是那么的急促。说:“帮你们写望海楼记的范敬宜走了。”我说怎么可能呢,前些日子还刚通过电话。他说:“你上网看一下。”我急切地打开电脑,搜索网络,一段黑体字跃入眼帘:“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逝世,范敬宜于11月13日13时42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9岁。”世事无常,太不可思议了。我随即打开珍藏的老人家为我书写的墨宝,伫立了许久,睹物思人。“淡泊宁静,观澜贤侄雅赏,乙丑秋日,吴郡范敬宜。”这幅字是2009年10月敬宜老唯一一次在泰州期间唯一一张写给个人的书法作品。这太珍贵了,将是对敬宜老永恒的纪念了。

    【一】

    与敬宜老结缘是从《重修望海楼记》开始的。那是在公元2006年泰州决定重修望海楼,建造一个文化旅游景区。拟邀请一位重量级的文化人士撰写楼记。京城好多方面一致推荐敬宜先生。说他思想深邃、敏锐,文思隽永、秀丽,博学多才。说他诗文作品堪称一流。“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不假雕饰,秀色天成。”说敬宜先生擅长禀赋,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国学大师季羡林甚至以“四绝”嘉誉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著名学者冯其庸称 “范君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同时敬宜先生在朝野诸方面的口碑都是极佳的。领导决定,邀请其写《重修望海楼记》,并叫笔者整理了一本《重修望海楼记背景资料》。在这本背景资料中,我将《崇祯泰州志》、《道光泰州志》以及《退庵笔记》中有关望海楼的记述和历史上名人所书望海楼的诗句一一整理复印。并附上《泰州建置沿革》的介绍。另我选了张树俊的《泰州一脉相承的创新精神》、陈社的《水的泰州》、王灿华的《文天祥与海陵》、钱新民的《“济公”回家》和笔者的《泰州海陵历史文化概述》、《挖掘泰州隐形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考》、《构造泰州人文文化》、《湖南岳阳楼与泰州文会堂》等文章,再加上《重修望海楼设计方案及效果图》装订成一册。由时任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凤城河风景区管委会主任刘宁先生赴京与敬宜先生接洽。

    经过辗转的联络,2007年3月的一天,刘宁先生与敬宜先生约定在全国政协礼堂的茶座中进行商谈。敬宜先生虽然是江苏人,当时还未曾到过泰州,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答应帮助泰州写《重修望海楼记》。刘宁先生与敬宜先生在政协礼堂的茶座中约定商谈了两次。从建望海楼的缘起到泰州文化深层次的发掘,两人相谈甚为投机。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范文正公撰写《岳阳楼记》,据记载也未到过湖南岳阳,而是在河南邓州的花洲书院里写下的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望海楼初建于南宋绍定二年(1226),是江淮间的一座名楼,泰州著名胜地。历代名宦贤达,诗人雅士多会于此,感时论政,咏歌书史,极一时之盛。明代刘万春的《登望海楼》诗曰:“落日凭栏望眼开,苍茫气色接蓬莱。千家为灶孤城合,万里帆樯一水回。不见秦鞭驱石去,空闻汉弩射波来。即令过客知多少,可有玄虚掞藻才。”明清两代该楼屡建屡毁,多有记述。历史上该楼一度时间又有过“海阳”、“靖海”、“鸣凤”等称谓,但“望海”还是延续不断。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因抗日烽火,这座本邑人看作是“文运命脉”的名楼被拆毁。今欣逢盛世,国泰民安,百废俱兴,遂有重修望海楼之意。大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专门邀请当今古建泰斗东南大学杜顺宝教授担纲设计,并请刚完成建造江南名楼南京阅江楼的营造商,绍兴古建负责施工。

   【二】

    重修的望海楼建于州城墙遗址的西南。楼的方位取北向南,采用宋代形制,五斗材。广深皆七间,建筑总高度为32米,面积近2000平方米。三层环廊,古朴典雅,颇为壮观。

    时隔两个月,敬宜先生传话而来。他说亦已酝酿好了,并打好腹稿。称该文打算运用文言文来写,做一段叙事散文。文的旨趣在借事抒怀。又过了几天,2007年6月23日,敬宜先生用传真件给我们传来了他所撰写的《重修望海楼记》,并说:“拖延时日太久,非常抱歉,现将初稿传上,请予审改。定稿之后,请再传我。”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敬宜先生的大家风范,又是那么的谦怀若谷。

    当我们看到初稿后,觉得敬宜先生毕竟是当代名家,出手不凡。行文简练,辞藻华美,韵味浓郁。抒发望海之情的笔墨,更是挥洒自如,层层推进,长篇排比句式,整齐精致,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开启胸襟!但为了慎重起见,刘宁先生叫我约请本邑的几位文化人一起来阅改。先将稿件复印至陆镇余、董文虎、俞扬、沙黑、徐一清、汪秉性。后来又请他们来一起讨论。沙黑先生记录整理。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有些内容上,我们相互讨论得异常激烈,但最后意见基本一致,并将修改意见由我与敬宜先生联络。说实话,修改大家的文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结果,我心中是无数的。但当与敬宜先生联络后,电话中的谈吐竟毫无障碍。先生严谨的态度真让我肃然起敬,对个别字词的斟酌能反复好几个回合。当“记文”定稿的时候,敬宜先生称泰州文人方面亦不乏高手,以后有机会来泰州要面谢他们。

    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敬宜先生的《重修望海楼记》,据说该“记文”本来要发在当日副刊头条的,已经排好版了,因为温家宝总理的《仰望星空》诗来了,决定移至第二条,编辑征求敬宜先生的意见,可否?要不移至下一期还放头条,他回复:“不要了”。“记文”发表后,反响甚好。《新华文摘》、《报刊文摘》纷纷转载。记得,当记文发表后,我拨通敬宜先生的电话,希望他能接受《泰州日报》记者的采访,谈谈创作感受,敬宜先生欣然应允,后来日报记者张敏那几日竟与敬宜先生成了热线。

    在望海楼的序厅,我们采用的扬州漆器手法,将“记文”锱金镌刻得美轮美奂,为重修的望海名楼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我将照片寄给敬宜先生,他感到非常满意,称我们做得“大气”。

    今逢盛世,遂有重修望海楼之举。公元二○○七年秋,巍然一楼飞峙泰州凤城河之滨,上接重霄,下临无地,飞甍浮光,崇阶砌玉,其势可与黄鹤楼,滕王阁相媲美,允称江淮第一楼,望海楼之再兴,其独泰州一邑“文运命脉”之象征哉!

    望海楼景区开放以后,很快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泰州这儿常常以望海楼为载体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影响甚广。望海楼亦成了泰州这座城市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我们很想邀请敬宜他老人家能来泰州一趟,看看重修后的望海楼壮观景象,再则看看我们为《重修望海楼记》所做的大型漆器屏。一开始听说,他老人家工作忙难以分身,待空闲下来一定要来泰州。后来又听说,他老人家病了,说是中风。我还暗暗地祈愿,希望老人家能够早日康复。其实,当时他生的病还是不轻的,据后来人记载到他生病状况:“2007年,一场大病突如其来,若不是发病那天,他的司机恰好在场,说不定当时就走了。”

    再后来,《重修望海楼记》影响越来越大。2009年夏日,全国中华颂夏令营在泰州举行,指定朗诵名文就是《重修望海楼记》。有人称该“记文”真正是一个《岳阳楼记》的现代版。当世之人,少见可与并驾之笔。特别是第三段中的“六望”。六个排比,气势之宏,忧怀天下之切,令人过目难忘,真是振聋发聩,岂非了得。“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谐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梁衡先生曾评价敬宜老的这篇“记文”说:“没有一生坎坷,满腹诗书,一腔忧心,何能有这样的文字?”

   【三】

    2009年10月,敬宜先生决定要来泰州。此次是应镇江蒋加宁先生的邀请。敬宜先生陪老伴回老家,寻找七十年前生活过的痕迹。但敬宜先生提出要先到泰州,满足了我们已有好长时间的请求。

    那天,我带着保健医师去南京禄口机场迎接敬宜先生一行。敬宜先生带着他的夫人吴秀琴(亦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和刚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女儿以及他夫人的妹妹,一同到达南京。见面后似乎一见如故。敬宜先生非常慈祥,亲切地说到:“观澜,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啊!”“我们应该同宗”,“一家人啊”一番话真让你感到面对的不是一位高官,而是一位仁厚的长者,感觉得如同自己的长辈一般。彼此之间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一路上,我也毫无拘束地向敬宜先生介绍泰州以及景区的情况。也毫无顾忌地回答了敬宜先生一行想要知道泰州的信息。

    到泰州后,敬宜先生一行先到望海楼。对望海楼的建筑赞叹不已。在雕刻《重修望海楼记》的巨幅金底黑字漆器屏前,他连说到:“想不到你们做得这么精致啊!”在望海楼的贵宾留言簿上,他写到:“乙丑秋日,登望海楼,观其奇观,感叹不已,书以留念,吴郡范敬宜。”

    在文会堂,这是当年先祖文正公与好友滕子京相与倾怀之地。“君子不独乐”,这里是忧乐观思想萌芽之地。堂中的一副楹联也是敬宜先生亲手所书。“溯滕范相交,赋诗更有岳阳记。论唱酬与共,筑室始于文会堂。”今天在这里敬宜先生与泰州参与讨论修改“记文”的文化人会面,实现了他当年承诺的要当面感谢这些文化人的愿望。他还希望以后范仲淹研究会要到这里来开会,缅怀先祖范仲淹、探讨忧乐观思想在这儿的形成起源。

    当晚,市领导宴请敬宜先生一行。他竟说:“不要麻烦,打扰领导,我知道他们很忙,每天要处理的事都很多。”本来我们还要安排他老人家晚上夜游凤城河,他都推辞以免劳烦大家。次日,我陪他们在桃园景区中的孔尚任旧居用早餐。早餐后,请他为望海楼书了“江淮第一楼”的条幅。后来他老人家兴致大增,又即席写了一首诗,即:“吴头楚尾寻余音,不闻丝竹闻欢声,桃花扇底多少事,都付一席笑谈中。乙丑秋日与主人欢聚泰州桃园畅谈前朝旧事,不胜感喟,成此一绝,抒怀而不合诗律,幸勿见笑,范敬宜漫书。”另外,敬宜老还赠笔者四个字“淡泊宁静”。我深深知道这是敬宜先生对晚辈的厚爱,希望我能以此来要求自己啊!

    在泰州我还陪同他老人家参观了多儿巷1号民居以及安定书院。有一件事至今叫人难以忘怀。那天参观后,泰州行程即要结束,他们一行要赴下一站镇江。刚上车,车子刚刚发动,他突然喊我要停车,说是要与随同的保健医生和司机合个影。并叮嘱,还要我把相片洗好后送给他们。这是多么慈悲啊!

   【四】

    2009年底,设于泰州的“母语教材研究所”的著名教育家洪宗礼先生提出要将《重修望海楼记》收入中学生教科书。觉得“记文”能用寥寥数语简述了望海楼的屡建屡毁,描写泰州“文运命脉”的文人雅事,显示与名人结缘的名楼重修再兴之必然。描述其壮观景象,抒发登楼的所见所感所思,寄语今之登楼望海者应领悟重修此楼的意义。我亦将此信息电话报告敬宜先生,他非常高兴。但不久,出版社又传来该记文要编入教科书有些地方能否作些改动,但必须要征得作者同意。按照编辑的通常想法,往往有些大家的文章是难以同意改动的,不知敬宜先生如何。我则把信息报告敬宜老,征求他意见。哪知道,敬宜先生非常爽快的答应同意修改,并称有什么事叫我帮其处理。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常往来于“母语教材研究所”与洪老师联络。其实文章的改动不是很大。教材编辑非常严谨,字词句容不得让人有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历史上记载,泰州望海楼始建于南宋,而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是在北宋,时间概念上要比较清晰,编辑先生将部分语句做了些微调,我再将修改稿传给敬宜老。他亦认真审核,并又修改了个别字。其严谨的态度真让人感动。当入选教课书的“记文”定稿后,敬宜先生电话中还是叮嘱我要谢谢编写教材的老师们。

    2010年9月,《重修望海楼记》收录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读本》八年级上册。一并收录的有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天》、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康有为的《登铁塔》、徐志摩的《泰山日出》、萧亁的《初冬过三峡》、丰子恺的《庐山面目》、冰心的《每逢佳节》等精品名作。国庆节前当我拿到书后,第一时间与敬宜老通电话,要将书寄给他,并且按出版社的要求,要将入选读本的稿费寄给他,希望他能提供银行卡的卡号。他老人家却说:“不用信用卡。”我说:“我要与出版社商量一下,将稿费代领,再汇给您。”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是住在医院,但他却没有讲啊。否则,我们一定要去京看望他啊!

    时隔一个多月,敬宜老却突然间西去了。我只能去参加了他的追思悼唁,送上挽幛:“敬宜世伯,一路走好。”也只能将代领的《重修望海楼记》稿费在万寿路的那个大院住宅中交给了吴阿姨。但我总在想敬宜先生说的:“先祖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是他心中的灯。”他常常喜欢抄写《岳阳楼记》,并喜欢在前面加上个跋。跋中写:“先祖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陲为良将,在庙堂为贤相,在文坛为大家,所撰《岳阳楼记》光昭日月,传送千古,可谓不朽之人,不朽之文。其实这个跋也是对他最真实的写照,此跋也应称为不朽之跋,而《重修望海楼记》誉为现代版的《岳阳楼记》,也成了不朽之文啊!

作者简介:

    范观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泰州市海陵区作家协会主席,泰州市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特约研究员,泰州市凤城河风景区管委会文化顾问。

◆范仲淹佚文《番君传》是与非 / 范矛彧

    ——和李裕民先生商榷

    去年撰《范仲淹佚文<番君传>》,(见刊《范学研究》总第11期),陕西师大李裕民教授看了作《<番君传>非范仲淹佚文》,(见刊《第三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论文汇编》195页)。李先生认为《番君传》非范公所作,实出吴氏后人之手。李先生列了5条理由,粗看觉得似乎有点道理,但细审之下,所列理由皆值得商榷, 现逐条剖析之,并诚恳求教于李先生及史学界、范研界的专家朋友们。

    第1、2条所指相同归并一条,李先生认为《番君传》中称“‘番君姓吴名芮……任饶之番阳令’及 ‘君独守饶’,秦朝实行郡县制,当时鄱阳县的上级单位是庐江郡,那时还没有饶州,饶州是隋灭陈后才设立的,《史记》,《汉书》等书都只说是鄱阳令(番阳令),没有称之为饶之鄱阳令,如果要加上级单位,也只能称作庐江郡鄱阳令,显然文章的写作者缺乏基本历史知识,不了解秦代的建置,露出了作伪的痕迹” 。

    这条李先生说得似乎有点理由,但又没有理由。有点理由是秦时还没有饶州,饶州要到隋灭陈后才设。没有理由是同样秦时也还没有庐江郡,庐江郡之设是汉以后的事了, 然李先生怎么又说“如果要加上级单位也只能称作庐江郡番阳令”,这里李先生有自相矛盾逻辑混乱之嫌。

    况且范公是为千年前西汉的古贤人吴芮建庙作传,文内也没有冠于“饶州”之称,而只称“饶之番阳令”,“君独守饶”,而这个“饶”是否范公另有所据,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俗称或非官方称谓呢?!

    范公作文丰富灵活,稍前的景祐初知睦州时为千年前东汉的古贤人严光建祠作记,题目叫《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对于这个“桐庐郡”时人没有异议。千年来也从没有人怀疑过,其时范公还有好多诗文也均冠于“桐庐郡”,另外也有“睦州”、“新定”等称谓。但对于这个“桐庐郡”今人如果真要细究起来,也真不知究竟起讫于何朝何代?何年时月?让人颇费思量。而范公《番君传》中的“饶”也并非是“饶州”,那时“饶州”还未出生,那么这个“饶”必然是“饶州”的前身。一个地名(郡名或州名等)的产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有它的衍生或演进过程,因此李先生的“饶州”嫌疑纯属子虚乌有。

    第3条说“‘项王与汉决,先君遣梅将军助汉入关’,这里称吴芮为‘先君’,完全暴露了伪作者的身份,他一定是吴芮的后代,范仲淹决不会乱认吴姓人作‘先君’的” 。

    这里李先生硬把己意强作他意讲,让我们看看范公之前的先人们的典籍中是怎么“先君”的?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诗·邶风·燕燕》);“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孟子·滕文公上》);“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庄子·山木》)……

    这些都是浮在水面上的先人典籍,此“先君”非彼“先君”, 李先生不会不知道,因此“范仲淹决不会乱认吴姓人作‘先君’”乃牛头不对马嘴,纯属硬装榫头,毫无理由可言。

    第4条说“‘是知,人心之不可拂,天理之不可违者’,强调‘天理’是理学兴起以后的事,周敦颐(1017—1073)在《通书》中开始提过2次,但很少有人响应,到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时才大讲起天理来。范仲淹(989—1052)并不去探讨天理,这两个字在范仲淹文集中是找不到的,伪作者显然不了解理学演变历史,拿了后代的知识去套的” 。

    其实天理之说并非李先生所说开始于周敦颐,而在此千年前的《礼记·乐记》中就有“不能返躬,天理灭矣……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庄子·天运》中亦说“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以之以五德” ;《韩非子·大体》中也有“不逆天理,不伤情性”……

    因此天理之说是早已有之的,至于范仲淹文集中找不到天理之说,也不尽然。近年来各地范谱交流中曾看到“范公家训百字铭”中有“做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范公训子弟书”中有“天理莫违,为人不易”。如果这两个不算的话,范集中也能找到“天理”的影子或孪生兄弟,范公在《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中说“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这里的天意即天理,字面不同意思却和“人心之不可拂,天理之不可违者”毫无二致,亦和孟子的“有天民者”相合。范公“天意”之说在他的诗文中是很普遍的。

    第5条说“‘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氏,存者嚣然,咸思覆秦杀吏,独番阳令得江湖民心,号日番君’,‘及诸侯兵起,遣梅将军鋗助汉入关,得王长沙,功著汉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后虽去而他都,庙而祠之,户而祝之,此民之心也’这两大段文字与元明善《汉番君庙碑》全同。范矛彧以为两者的相同,证明了范仲淹文是真实可靠的。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正是作伪者露出的马脚。古往今来,都视抄袭为可耻行为,元明善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从没有抄袭的不良记录,他所作的《汉番君庙碑》在元代被视为名作,苏天爵将它收入《元文类》中,苏与元是同时代人,对他应是很了解的,其收文条件相当高,断不会去收一篇大段抄袭的文章,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吴家后人为了抬高吴芮的地位,假借范仲淹的名而作,作伪者自知写作水平有限,故大段抄袭比较容易见到的《元文类》中的文章,以增添一些文采” 。

    李先生这条理由更难成立,元撰接下来自说“此文正公所为改作也”,我的理解是元看到过范撰的残存,故连他自己也说是改作的。另外陈贻范先生的“长沙王庙记”明确记载着范公确实是为吴芮建了庙作了“传赞”,并刻了碑的。范公每到一处都喜挖掘宣传当地的优秀历史人物,因而六十余年后同为饶守的陈贻范先生在“长沙王庙记”中也感叹说:“然公之穷古尚德,好贤乐善之心,岂寻常人也” ,如果范公只建庙而不作文,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倒反是有悖情理了,因此《番君传》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范公知饶州为古贤人吴芮建庙作传和他稍前知睦州时为古贤人严光建祠作记是完全一样的。

    综上所述,《番君传》绝非李先生所说是吴氏后人的伪作,而确系范公饶州为吴芮建庙的同时所作,而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

    此文写就,有人告诉我,李先生乃科班出身的宋史专家,在史学界颇多建树,在范仲淹研究领域多有成就,是国家特殊贡献人才。同时还告诉说李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浙江桐乡人。我听了着实高兴,我这个桐乡的草根范研(自封的)一下子和李先生的距离套近了,我更是带着愉悦亲近的心情向这位宋史专家我的老同乡真诚请教,我想李先生一定不会嫌弃的。对于《番君传》的是与非,我们彼此的观点虽然截然相反,但好在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叫“先忧后乐”的神圣学问而努力。

    浙江桐乡范矛彧写于2010年3月

◆范仲淹浙江三记 / 范矛彧 范沁怡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堪称闻名天下第一记,这是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谪官邓州(今河南邓州市)时,应远在千里之外的好友滕宗谅之请,为重修的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市)所作的一篇“楼记”。范仲淹畅抒胸臆,纵情挥洒为这座楼阁安上了灵魂,插上了翅膀,使岳阳楼充满了灵气,充满了才气,充满了大气,充满了精气神,岳阳楼因此而身价倍增声名鹊起,“楼以文存”,遂有享誉天下第一名楼之称——至尊岳阳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年以降,“楼记”中所开创的精神境界成了官僚士大夫们的一面镜子,成了历代优秀知识分子所景仰法师的精神大典,成了我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民族至宝,雄文绝唱。

   范仲淹何以能作出如比高文,这其实是他一生真心做人,真心做官,真心做事,真心做文喷发而出的许许多多道德文章中的一篇而已。范仲淹一生还写下过好多篇记文,在浙江就为我们留下了“三记”,而且都是范仲淹谪官浙江时在实地写下的。这“三记”分别是睦州(今建德市)的“祠记”,越州(今绍兴市)的“井记”,杭州(今杭州市)的“塔记”,现在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范仲淹在浙江所留下的三篇记文究竟又是如何?

睦州“祠记”

  景祐元年(1034年)四月范仲淹谪官来到睦州(今建德市),这已是他第二次由京城外贬,这次是范仲淹好管皇室家事,直言批评仁宗皇帝不该废郭皇后一事所起,范仲淹坚持“理或当言,死无所避”(范文《睦州谢上表》),而又一次得罪权相吕夷简和仁宗皇帝,被赶出京城外贬睦州,落了个“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范诗《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范诗《谪守睦州作》)。

   范仲淹坐船到富春江,过严子陵隐居垂钓处作了一首五言绝句,“光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范仲淹羡慕严光不肯为功名而退身隐居,惭愧自己却为了功名还去贬地做官。

   范仲淹睦州上任后“大兴州学”,建龙山书院,主持疏浚梅城西湖,还修筑了南北堤坝,后人称之为“范公堤”。范仲淹扎实工作之余还特地寻访了东汉隐士严子陵的遗迹及其后人,发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并为严子陵始修了祠堂,还写下了一篇“祠记”《严先生祠堂记》,兹录全文如下: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候,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岂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的“祠记”作好后,首先给了时人教育家李觏先生(李泰伯)过目,李读后三叹不已说“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但建议结尾改一字,由原来的“先生之德”的“德”字改成“风”字,说“德”字太实,不如“风”字。范仲淹听后“凝坐颌首,殆欲下拜”,认为改得好。另有文载范曾示文求易一字酬千金,李泰伯因此而得千金。此事未必当真,却为后人留下一段范公礼贤下士,用真心作文的一段佳话。南宋理学家朱熹读此文称,“词义甚伟,后人不容复措手矣。”清代学者蔡铸有文,“字少意多,文简理详,关乎世教。此文宋时已为诸贤所服。公不以文章见长,而文章自堪千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得不令人景慕”。

   范仲淹此文之高已不容我多述,诚以为此文之核在乎“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仲淹一生倡导践行的就是这种名教思想。范仲淹一生虽然没有隐居,二十七岁开始做官做到六十四岁殉身在迁徙途中。然而范仲淹的做官却又是怎么做的?“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感激而发,万死无恨”,“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疮痍十万民”,“但愿天下乐,熙熙千万春”。……西安范学家董平论范仲淹为官之道说,“不以君王之所好而屈意逢迎,不以民命之微贱而循默苟且;铁骨铮铮,正气立朝,毫无奴颜媚骨,他是人才,而不是奴才”。

   范仲淹何以要为千年前的严先生立祠作记?严先生与国与民似乎没有什么贡献,只是个不肯做官的隐士而已。范仲淹恰是看中了严先生那种不愿屈意事王候的高风亮节,没有那种趋炎附势,攀龙附凤,更不要说那种买官求官的丑恶姿态。严先生和光武帝原本是同学好友,而光武一旦坐上帝位,旧知故朋都成了新贵,惟独严先生却不愿受封,光武帝三请不至,乃至亲临严光舍下,严光还是不肯出来做官,睡觉时还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皮上,全然不把这位九五之尊当一回事,还从此逃避到富春江畔隐居起来自作垂钓之乐。范公正是看中了严光的这一“富贵不能淫”的独特个性和气质,而大加赞扬宣传,为他立祠以奠,范仲淹最终要宣扬的是“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公的名教思想即包含了严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非常人所能有的个性气质,范公为其立祠作记以褒,最后还为他高唱赞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睦州任职至秋奉诏使苏州救灾,至冬又奉诏短期知明州(今宁波市),遂复还苏州就任。范仲淹睦州任上,实际仅为半年时间,睦州人却为这位先贤建起了“范公祠”,“思范亭”,“思范堂”,“思范坊”等纪念物。睦州后人柯秉铎先生在“纪念范仲淹诞辰一千周年”时有文说,“自唐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移州治于建德以来,历代州官不计其数,其间好的州牧也有其人,但最为后人钦佩的莫过于范仲淹”。

越州“井记”

    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范仲淹知越州(今绍兴市)。这次是范仲淹在中央政府以“朋党”之罪第三次贬谪饶州(今江西波阳)、迁移润州(今江苏镇江)后,调任至越州的。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上仁宗皇帝《百官图》触犯权相吕夷简等权贵,落了个朋党罪名外贬饶州,范公夫人李氏也随之客死在饶。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朋党”魁首范仲淹的威望却反而越来越高,当时青年书法家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为“朋党”声援辩诬,一时洛阳纸贵,蔡诗遍传,在朝廷内外天下士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政治在紧张了两年多以后开始 有了宽松,仁宗帝对范仲淹的看法也有了缓和,于是才又把他调任至山青水秀,风光优美的越州。在越州范仲淹曾有一首《越上闻子规》诗,“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越州的风光对他的印像确实不错。仲淹还曾去拜瞻过越相范蠡旧宅,对这位功成身退的范氏先祖充满了景仰之情,作了一首《题翠峰院》诗,“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范氏祖先的千载家风对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入的。

   越州任上范仲淹“兴教办学”,延请名师李觏任教。范公还在卧龙山(今府山)蓬莱阁的西面发现并开挖了一口废井,变废为宝得佳泉。并在井侧筑一亭取名为“清白亭”,还把井东面原有的一座凉堂易名为“清白堂”,并为之亲撰一篇《清白堂记》,借井水之清白抒发为官应清白这个道理。这篇《清白堂记》,由井而起,不妨称作“井记”,今录全文如下。

   会稽府署,据卧龙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莱阁,阁之西有凉堂,堂之西有岩焉。岩之下有地方数丈,密蔓深丛,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辟之,中获废井。即呼之出其泥滓,观其好恶,曰,“嘉泉也”。择高年吏问废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后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渊然丈余,绠不可竭。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於名源矣。又引嘉宾,以建溪、日铸、卧龙之茗试之,则甘液华滋,说人襟灵。

   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宝元二年月日记。

   范公为井作记,看似有点小题大作,却还不惜筑亭、易名、作记,都以“清白”名之。范公在“清白”两字上大作文章,“井记”之核在乎借“井德”喻“官德”,为官之德必须象井德一样,“所守不迁”: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天下为公,天下为民,井养不穷。并高度赞美井德为“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要求当政者以井德为学习之楷模,汲汲予民,冬暖暑凉,“绠不可竭”。这应该是范公作“井记”的最终目的。“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范公在这篇“井记”里宣扬的“圣人”思想,“君子之道”,和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古仁人之心”,“祠记”中所说的“名教”思想尤出一辙,是一胞所生的孪生姐妹。文末范公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要求来“清白堂”的人,登“清白亭”的人,饮“清白”水的人……莫要有辱于“清白”两字,这应该是范公对后来为官者的善意忠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范公受命抗敌西夏,此后,范公离越赴延州(今西安市)踏上了他的抗战军旅生涯。范公在越州任上仅为一年有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表率一方,越州人为他建了“希范”亭,立了“百代师表”石牌坊,又建了“范文正公祠堂”等等以祀之。清代,《越中杂识》对宋到越任太守诸贤有记,“始于毕士安,而最贤者范文正公”。

杭州“塔记”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范仲淹由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移知杭州。这是范公经历了抗敌西夏的胜利,又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罢去参知政事之职,知邓州三年后,又一次踏上浙江的土地到杭州做地方官。此时离仲淹在邓州作《岳阳楼记》(庆历六年九月)已两年多时间。范仲淹到任杭州,对皇帝让他任职的这方“江海上游,东南巨屏”之地,深感“所寄至重,为荣极深”。他要为杭州人民好好做一番事业,向皇帝表示“巨敢不抱公忠之节,始终弗回,体旰昃之忧,远迩咸一”。

  范仲淹在杭州任上“扩建州学”;“尽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务”力荐李觏为太学助教于草泽。皇祐元年十月,还在家乡苏州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个多功能私家慈善机构“范义庄”。第二年(1050年)二浙路大灾荒,仲淹在杭州独创“救荒三策”,首开“以工代赈”,并实例应用“以消费促生产”等等价值经济规律开展救荒,立杆见影,成效卓著。中央政府还以此为模“遂著为令”。“范王(王安石)西湖相会”,为宋代第二次改革播下了传薪接力的火种。范仲淹在杭州还为西湖山水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句,观了钱江大潮,并有两首观潮诗。著名词作《苏幕遮》亦作于是年,“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从这首词中让我们感觉到仲淹此时沉重的心情和丰满多彩的情感世界。

   皇祐元年范仲淹还去天竺山寻访了一位已经十多年不下山的故交,音乐家和尚日观大师,范仲淹还听了他的演奏。日观圆寂后,范公践约为这位音乐和尚作了一篇《日观大师塔记》,录全文如下。

   师,钱塘人也,姓仲氏,名善升。十岁出家,十五通诵《法华经》,十七落发受具戒。客京师三十年,与儒者游,好为唐律诗,且有佛学。天禧中,诏下僧录简长等注释御制《法音集》,师预选中。书毕,诏赐师名。遂还故里,公卿有诗送行。师深于琴,余尝听之,爱其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纤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尝闻故谕德崔公之琴。雅远清静,当代无比,如师则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观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余年,诵《莲经》一万过。皇祐元年,余至钱塘,就山中见之,康强精明,话言如旧。一日,遣侍者持书谢余曰,“吾愿足矣,将去人世,必藏于浮图之下,愿公记焉。”又一日,侍者来告曰,“师化矣”,其门人中霭葬师于塔,以师之言求为之铭。铭曰:“山月亭亭兮师之心,山泉泠泠兮师之琴。真心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范公的这篇塔记,我认为其核是在借日观和尚“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乐来阐明倡导自己的音乐观点和音乐教育思想。

   在《塔记》中范仲淹称日观大师不卑不亢沉稳自如的音乐演奏为“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纤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这堪称雅乐中一流演奏家所特有的风度,范公还把日观师和自己一生所景仰的音乐老师宫廷国手崔遵度相比肩,可见日观和尚的音乐素养和演奏技巧之高。我在电视上看过被称为当今世界一流男高音唱歌家帕瓦罗蒂的演唱音乐,帕胡子演唱时也堪称“神端气平”,站立如松,其声音“不纤失,不少差”,亦可谓“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虽说音乐是相通的,但当今一流演唱家西洋的帕胡子未必了解十一世纪一流演奏家中国的日观和尚的音乐成就和演奏风度,亦未必读过范文正公的这篇《塔记》,但这风度和成就又是何其相似乃尔,同归一群。但帕氏毕竟比日观晚了千年,但帕氏的演唱我倒确实没见过他借用屁股或大腿来帮忙助阵。

   范仲淹本身即是一位音乐素养极高,琴艺造诣极深的音乐家,还得了个琴曲雅名“范履霜”。范公除了师从宫廷国手崔遵度学琴学音乐外,一生还向许许多多的民间音乐家学习,不管是和尚道士,布衣处士,平民寒士,只要是高手,他都认真虚心去欣赏去学习。范仲淹慧眼识珠,还从民间竭力举荐布衣音乐家胡瑗“白衣对崇政殿”,使其人尽其才,才为国用,为国家校定钟律,更定雅乐。范仲淹年轻时曾向崔师请教琴道,崔师说“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公顿时思悟道,“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范公认为演奏音乐只有“弗躁弗佞”,才能有如日观大师那样的“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高境界音乐。范公对音乐的理解论述堪为博大精深,在给杭州唐异处士诗集作序时说“乐者歌之,忧者怀之”,范公在音乐中亦不忘“忧乐”两字。在《明堂赋》中说,“礼以成之,乐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又说“大乐同天地之和,大礼从天地之节”。在给唐异的书中又说,“圣人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在听了真上人的琴歌音乐会后称,“将治四海先治琴,坐中可见天下心”。范公对音乐的气派,对音乐的理解可谓到了极至,治国安民,天下大和,天地大和,真乃天地境界。伯牙子期倘有灵,高山流水之识,乃小巫见大巫,当惭愧弗如矣。

   范公有一篇著名的音乐论文《今乐犹古乐赋》,其文说“古之乐兮所以化人,今之乐兮亦以和民”,因此音乐“在乎君臣交泰,民物兹丰,和气即充于天下,德华遂振于域中”,并且,音乐必须“均和其用,调审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悦万国之心”,“播治世之音,无远弗届”,“不惑于郑卫,自能和于天地”。

   范公把治理音乐提高到治理国家的高度来认识,而且不能迷惑于乱国辱世低级庸俗的淫词滥调,才能天下大和,天地大和。范仲淹的音乐教育思想是极其丰富而大气的,他把音乐的功能说得很明白,“乐兮化人,乐兮和民”,不论古今是一样的道理。因此范公在“塔记”中倡导的是“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乐,这是范仲淹音乐教育思想理论具体化在实践中的反映,这便是这篇“塔记”的核之所在,“塔记”对日观和尚的所具佛学倒在其次。

   范仲淹在“塔记”的最后为日观作铭说,“山月亭亭兮师之心,山泉泠泠兮师之琴,真性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读此铭诗,谁不赞叹仲淹优美的文笔把这位一流音乐家和尚的琴性、佛性一起溶化在天竺的岑山泉水之中,这铭诗本身就是一首旋律优美,韵味淳厚的“天竺琴歌”。

   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范仲淹奉调离杭赴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任职。范公在杭执政近两年,杭州人民为感念范仲淹之惠政,在孤山建起了“范文正公祠”,在梅东高桥建起了“范明王庙”,以颂这位“先忧后乐”之先贤,称其“遗爱流传”,“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当代资深学者王瑞来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文称“与范仲淹结下如此之深不解之缘的城市,除了杭州,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道德文章 育人之记

    纵观范仲淹先生三次谪官浙江三地所作“三记”,皆道德文章,育人之记。仲淹三次浙江仕官,无论睦州越州杭州,兴学重教狠抓学校教育始终是他的一贯作风。同时,范公又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注重推行他的社会德育教育工作,这“三记”便是最好的德教范本。“三记”立意深远,境界高雅;扬弃分明,大气贯畅;文笔优美,回味无穷;感慨激励,育人无尽。范公作文选题无论古人今人,或者是一座没有生命乃止被抛弃的废井,经过疏浚后,范公都能独具慧眼,发现其最优秀的地方,把美发掘出来呈现出来让大家看,把自己的思想溶化进去,给大家读了有一种鲜活的真善美教育,心灵得以洗涤,灵魂得以净化。范公浙江“三记”,美与丑划然分明,褒扬和摒弃一目了然,但高明的是字里行间没有一句凛厉刻薄的斥词,没有一句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说教,没有一句道貌岸然自以为是的官腔套话。有的是形象生动又富哲理的比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规导,以及对真善美的呼唤、追求,赞颂和高歌。让大家读了乐意从崇尚真善美的享受中去感悟去接受,去明是非知美丑。这三篇短短的记文,浩气至重,容量乃大,语诚心长,含义深远,集思想性,教育性,艺术性于一体,范公用他宽广淳厚的胸怀,用他文学大师的如椽巨笔著文作记,以德育教育为首务,从庠序(学校)教育中又延伸到社会教育中来。这其实是范公一生真心做人,真心做官,真心做事,真心做文的一种心菲畅然的自然流露、必然反映、自我写照,这颗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喷溢而出。

   一流的风范人物,一流的道德文章,一流的教育大家。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称范公“举世之善,谁非公徒”,韩琦大将军称范公“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大文豪苏东坡称范公“有宋文明之运,实自公始”,一代理学大师朱熹称范公“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金国文学家元好问称范公为“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矣”。元代宋、金、辽三史总纂官脱脱先生称范公,“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儒学作家李祁先生称范公,“昔公以正大之学卓冠群贤……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奖劝,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明代学者毛一鹭先生在阅读范公文集时说“凡欧之温润,苏之豪迈,曾之笃雅,王之严洁,无所不有……当是时,四大家皆晚进未出,濂、洛、关、闽之传亦未显行于西北,而公能洗发眼目于诸子之前,疏通道脉于语言文字之外,宋氏文明实肇基于此。”清代《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先生在编辑范公文集时说,“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观仲淹之人,读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与实效之分矣”。当代范学家董平先生在他《伟大的教育家范仲淹》一书中说,“范公的文学创作实践,诗词赋散文等,评论者历来以文章道德并重,范文正公之德之文,唐宋八大家是莫能与之并驱的”。

   今天我们在普遍呼唤“道德回归”,“当今教育是最大失败教育”的担忧声中,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读读范公的浙江“三记”,读读范公在杭州时为家乡苏州创办的延续了900年(1049-1949)的范义庄,读读范公的“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读读范公的其它道德文章,读读范文正公仲淹先生的方方面面……看看,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实践家身体力行家范仲淹先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无启发?育人首先应该育何?道德沦丧能否挽救?德育教育如何上去?范公不特是有宋时代的人品道德宗师;严以律已慈爱待人的楷模;勇于斗争、敢于实践、富于智慧的典范;一位以身作则,开领时代风气的风范人物!范公的伟大思想精神放到今天,又当如何?

    浙江 桐乡 范矛彧 杭州 范沁怡 二 00 五年三月

编者按:

    本文曾刊载杭州社科院《杭州研究》2005年第3期,题目编辑改为《范仲淹与睦州、越州、杭州三记》,内容相同。

◆于茂世《范仲淹<岳阳楼记>诞生地——花洲书院》一文究竟要给读者说些什么?/ 文进

    开场白

  近日友人提供一篇题为《<岳阳楼记>诞生地-花洲书院》的系列文章,自2月14日至17日连续四天刊了河南郑州《大河报——厚重河南》专栏。文章乍一看似乎在宣传花洲书院,宣传邓州,宣传范仲淹精神。可细读此文竟毫无一点这种感觉。作者于茂世自命不凡,一股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愚弄读者的姿态。措辞用语含讽带刺,又讥又讪,乃至刻薄,实在难以卒读。所引所证所论又无时无刻不在标榜自我表现自我,诋毁花洲书院,诋毁《岳阳楼记》,诋毁邓州人民的一片热情,这算那门子的"厚重河南"。文章又臭又长,如同小脚婆娘的裹脚布,整版整版说了四天四夜,他究竟要对读者说些什么?究竟想对读者说些什么?"鸡毛"还是"鸟毛"?"胡汉三","鄢烈山","假冒伪劣","闭门造车"……通篇皆似是而非,名为宣传厚重河南,实为挖空心思,泼厚重河南的脏水,扳花洲书院的轿杠,与邓州老百姓满腔热情的捐助,殷切美好的期望过不去。于茂世就不怕邓州人当街左右开弓搧你的耳光子。说得功利一点,邓州人还想靠她发展旅游,解决些下岗工人,增加些就业机会呢!读此文作者乃缺德乏诚玩世不恭之辈,却既然还冠以首席记者之头衔,实在是坍足了"厚重河南"的台!坍足了"大河报"的台!坍足了中原汉子的台!你敢说这不是小人之为!难道还能是君子所为?你敢说君子小人之分,仅仅是宋代的专利?作者油嘴滑舌,满口喷粪的为文之道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走到了悬崖的尽头!由此,作为一名外地读者忍无可忍愤而投书《大河报》给予痛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用猛药,难治狂病。

    范仲淹点燃花洲薪火

  这是于首席第一个(第一天)要说的题目。但看于首席的首先自我表白: 1983 年他参加高考的语文题目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带着考上了就是我的大学,考不上就只能回家修理地球种红薯……好在一身急汗,一番"花言巧语"后挣了不少分,迈过了大学的门槛。这可说是于玩世不恭的开端,跳出农门交好运,于蒙过了大学的考官。但于大学毕业后心中那壮阔的"庙堂"还是没能居上。亏得没能居上,要是他也蒙过了社会的考官而居上庙堂,以他这副玩世不恭的德性岂非害人更多,损人更甚,老百姓更惨……

  花洲书院复出了,她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展现在邓州市人民眼前时,这是个可喜可贺可庆的日子,于除了不忘引用狗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小品《说事儿》中白云大娘忽悠小崔的话后,又刻意搬出电影《闪闪红星》中胡汉三的"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的"复辟"辞句。

    于首席还把邓州市委市府勇于决策,敢于决策并取得邓州市民涌跃捐款而恢复起来的花洲书院称之为"处心积虑的新造","修复她,为折腾个文化风景"。于没有把邓州市委市府大胆决策的精神写出来,也没有把邓州三万多捐资者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却反反复复地举说先前的书院是何等地丑陋,几间破屋一洼臭水,比不得当年晏殊私家花园凤皇池。"但 2005 年重修的花洲书院,却不再是一个教育机构--邓州一中与花洲书院这块土地彻底分家了。而今,花洲书院所承载的,更多不过是一种文脉,象征的,不过是一种精神。""2005 年修复竣工的花洲书院,也只可以称为一处景观而已。它与范仲淹所处的大宋时代能够连接起来的,也只有门前的一头腾空跃起却断了一条腿儿的石狮雕像,就是这样的一头石狮,还是邓州人在修复书院的过程中从地下发掘出来的","花洲书院不再承载具体的教育功能,只能被称为一处人文景观,搞这样一个景观,邓州人难道只是因为花洲书院有件范仲淹的外衣,可以扯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旗,发展旅游吗?"

  如今的花洲书院确实不是范仲淹那个时代的花洲书院,历千年之演进,花洲书院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范仲淹纪念馆","中国书院博物馆","邓州名人馆"(包括范仲淹以前以后)"姚雪垠文学馆"等等,这是一处邓州地方人文荟萃之地,这是一处集历史来邓州精英汇集之地,这个"折腾"和"处心积虑的新造"是物有所值的。这是邓州市决策者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这是赢得邓州百姓、老乡及社会各界支持的最好明证。这是邓州市政府和市民共同绘制的一张蓝图,一张城市名片。怎能说是"只有门前的一头腾空跃起却还断了一条腿儿的石狮雕像呢?"

  至于邓一中和花洲书院的彻底分家,我想出道选择题,于首席不妨选择一下,支一口小锅容千人吃,改造一口大锅能容数万人吃,十万人吃,乃至百万人吃,你选那一口。晏殊选过,选择了私家花园"凤凰池",范仲淹也选过,他选择了花洲书院和花洲公园,可供邓州子弟读书,可供邓州百姓游乐。邓州一中搬家了,他带去的还是那份文脉,不过是易地而已。花洲书院独立了,她却迎来了全邓州市民的参予,还将吸引接纳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异邦的亲睐。岳阳人有个统计,岳阳楼"自 1978 年以来,每年国内游客都在百万人上下",而海外游客(含外国、港澳台等)自 1979 年的 852 人到 1996 年那年的 19641 人。这 18 年间海外游客增加了二十多倍,其间每年接待国家最少一年为 12 个,最多一年为 25 个。 96 年至今又是十个年头,是多少,手头暂无资料,不敢瞎说。我不敢说每年一百多万人去岳阳楼都是接受了一堂深刻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但去岳阳楼领略一下先圣博大的胸怀,读读先忧后乐没有坏处。总比看看"几间破旧不堪的危房,一洼既脏又臭的污水"好得多好得多,好到天上了。不相信叫于首席永远搬出他现在的居所,住到危房里,臭水旁,我保证于首席今夜吃一瓶安眠药也睡不着觉,第二天连老婆儿子也恐怕跑得无踪影了。更何况每年一百多万人为岳阳楼留下些什么,岳阳人会得算,邓州人同样也会算。

  不管如何,花洲书院还是恢复了,新造了,花洲书院的复出对邓州有百利而无一害。邓州市的决策者是明智的,邓州市的老百姓的态度是热情的。否则市府的 10 万元启动资金何以能带出哗哗啦啦的一千四百多万元邓州百姓的无偿捐款(拿于首席的话来说:也就是发个证,可以免费到书院一游)。于首席说了四天四夜,惟这段话让我振奋而感动:"花洲书院修复委员会主任杨德堂说, 2002 年初,市府拿出十万元启动资金,要我们 24 位老同志负责修复花洲书院,但这些钱连修修补补老房子都不够,能干个啥?于是,我们每人捐出一千元并联合向邓州市人民发出倡议书,结果,反应强烈,先后有三万多人捐钱捐物,筹措资金 1400 多万元"。自从我从有关资料看到花洲书院的恢复化了 1400 多万元,资料只说筹措,没有详细介绍款项来源,因此我也一直以为这 1400 多万元是地方财政,或银行借贷,待书院以后有旅游收入了再还款。然而于首席这无意间的淡淡一笔,却使我十二分的感动,地方领导有见地,邓州人民有见地。我没有去过邓州,但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动。友人去年参加在花洲书院举办的"河南省范仲淹研究会议",他说"我去参会,穿着不讲究,够窝囊了,可到邓州一看那里的领导穿着比我还朴素。邓州人好客热情,招待吃住,但以地主之谊礼仪相待,一点也不铺张,我看邓州的领导讲究和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此话我是在电话听亲临者说的,使我大为感动。现在借由头用公款海吃河吃,讲排场,搞阔气的场面还少吗?"邓州的领导讲究和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这是友人会后的感叹之言,也是我听后的感动之言。我想这倒应该是一种花洲薪火的传承吧!

  于首席和花洲书院有仇?于首席和邓州人民有恨?我看他是吃了饱饭撑得慌,不住危房,不闻臭水无忧无虑燥得慌。无论如何,花洲书院都是值得大肆张扬,大肆宣传,怎么能说"有件范仲淹的外衣,可以扯起先忧后乐的大旗,发展旅游吗?"即使是,又有何不可呢?范仲淹杭州救荒用的就是开发旅游,大兴佛事,西湖游乐,发有余之财,以济灾民。花洲书院的复兴,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将大大大过单纯的学校效应。新一轮的大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大学生要愿意还可到这里发展呢!问题是在于如何做好做大花洲书院这块大蛋糕,宣传这块大蛋糕,让更多的人来享用,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关于这方面,邓州人可以向湖南老大哥岳阳楼学习取经,要吸引更多人涌向邓州并不困难。借此机会向于首席传递一个消息,岳阳人已不满足于这个小小的楼阁,他们已有了新的想法,准备在岳阳楼旁新建一个更大的"范仲淹文化公园",容纳接待更多更广的国内外来访者。用于首席的话来说这又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新造"和"折腾"。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这是于首席要说的第二个(第二天)题目。首起于首席自说自话了一番:因为范仲淹在邓州,连一个他"显圣","显灵"的传说都没有形成,使他有些失望。转而又大为欣然,邓州人香火不断地祭祀范仲淹,是不忘他的精神,传承他点燃的花洲薪火。如此,又何必节外生枝,不信人话求鬼话,寻找有关他的传说呢?这个问题于首席倒说对了,范龙图不是包龙图,要寻找范龙图"显圣","显灵"的事功,只能从浩瀚的史籍中去,图省力从鬼话中从网络中是扒拉不出来的。

  接下来于说"知道滕子京名字的人很多,对滕子京不甚了解的人几乎与知道他名字的人一样多"。我看还应该加上一句"知道《岳阳楼记》的人很多,对范仲淹不甚了解的人几乎与花言巧语迈过了大学读的书多了的于首席之辈一样多"。

  于对范仲淹的了解,不肯去认真研读历史,却忙着从"网上扒拉出"鄢烈山的一篇杂文《<岳阳楼记>与浮夸的传统》,而鄢烈山又仅凭一篇介绍滕子京修岳阳楼的文章,滕子京守边使用公使钱和修楼有无私入,断章取义,道听途说为凭,否定了滕子京,否定了《岳阳楼记》,从而认为范仲淹也不是如他所标榜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滕子京守边使用公使钱,修岳阳楼有无私入是早已不是鄢烈山之流所惟独能够发现的新闻,可于首席如获至宝,虽然也不置可否地说了几句"恐怕不能服人","值得怀疑",却大段大段引用鄢说,还把范仲淹挺身为滕雪冤辩护使用公使钱合理合法,没有私入,视作"铁哥儿们,死党"之为。"滕宗谅使用公使钱资助过一些漂泊边地文人,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这当然包括范仲淹","这故人,是范仲淹,这部队,是范仲淹带领的部队"。这可叫人莫明其妙,此说看来不是来自鄢烈山之说,倒是于首席的"振振有辞"了。"这部队是范仲淹带领的部队",这话没错,可这部队可不是范仲淹的私人部队,这可是堂堂的国军,堂堂的赵宋军队啊!至于"这故人,是范仲淹","当然包括范仲淹",不知于首席是否准备举起"莫须有"的屠刀滥杀一片了。

  对于这桩滕用公使钱事,朝中某些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者捕风捉影拿着鸡毛当令箭,唯恐边疆安宁,惟恐边帅立功,把这桩事当贪污案来查。仁宗派下去的检察官燕度也是一个专想找滕子京茬子的人,然而无洞掘蟹,自然无有所得,燕度抓了好多人,关了好多人,但最后的结论却是无可奈何的"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仁宗最后也说"边帅以财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公使钱,作为一种宋制,按官员等级,可以自行分配,甚至做买卖等等,但只要不入己,用得合理合法,不算贪污,滕宗谅用公使钱犒赏部队,遇突发事件在缺兵员的情况下,雇用民众守城,抚恤边境少数民族,救助急难游士故人,作为边帅,他完全有便宜从事这个权力。但朝中某些无事生非者把他当成贪污案来查,结果一无所获。范仲淹以理以法挺生挡之,连连上奏,力陈滕宗谅无罪,并非于血口所喷的哥儿们义气,死党之为。用现代话来说,范仲淹更是充当了一名出色的律师责任,辨明是非曲直,并向仁宗用乌纱帽担保,如滕有"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贬黜"及"先行贬黜"。范仲淹宁可不要头上高官厚禄的乌纱帽,要的是事理法理。这恐怕仅凭勇气和义气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强有力的事实依据,此举惟君子能为,小人是望尘莫及的。

  如果说滕子京事范仲淹挺身挡之,有涉哥儿们朋党之嫌,那么再举一例。滕案之前,强盗王伦(用今天话应该叫起义军)进军高邮(今江苏高邮),当时知军晁仲约无兵无械不能抵抗,情急之中叫当地富户拿出金帛,杀牛设酒招待,王伦部队入城未遇抵抗,收得厚礼,高兴离去,两相无事。当时的"哥儿们死党"富弼,欧阳修都力主严惩晁仲约。惟范仲淹横身挡之,"今淮南郡县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边塞,难责城守","平时讳言武备,盗贼之至,责守臣死事,不可"。仁宗听后免晁仲约死罪。此案中如果说"范富欧阳是死党,哥儿们",那么范仲淹和晁仲约既非亲又非故,连面都没有见过。足见仲淹不管"死党活党",论事不论人。

  关于滕宗谅修楼有无私入,我不想再引证大量的史料来和于绕舌。于首席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河报"肯登出来,我即使证据凿凿,理由充分,"大河报"也可能不敢给我这个面子。这倒使我想起了儿时听到的一个小故事以压缩篇幅。

  古时,某大臣看到某大将军战功赫赫,越来越受到皇帝的喜欢和重用,而自己这位受宠爱卿近来颇有点受冷落的感觉。大臣心有不甘,总想找将军的茬弹劾他。机会终于来了,某日上朝,大臣当殿向皇帝奏劾,"大将军的靴子大臭特臭,有损体面,败坏士风,有辱皇恩,呈请皇上撤职查办"。皇帝听了眉头绉起,心有不悦,说"爱卿所言,何以见得?",大臣赶紧证实,"此事千真万确,昨天我路过将军府门口,那靴子就放在门口晒太阳,被我捉到,才亲自闻过呢!不信可问某某大臣,他也闻过的"。皇帝听罢哈哈大笑,当殿叫人拿自己的一双靴子说"爱卿,这是朕的靴子,你闻闻不知有无臭味?"大臣嗑头领旨,跪在地上双手捧靴恭恭敬敬地闻起来,说"陛下的靴子怎么会有臭味呢?不但没有臭味,臣还闻到了阵阵香味,第一是檀香的香味,第二是玫瑰的香味,第三……",皇帝不耐烦了说,"既然如此,大将军听命领旨,朕这双靴就赏给大将军了,这样就不臭了,你们好好同朝为官,共保江山社稷为重"。满朝文武齐声山呼"皇上英明,皇上英明"。当然也包括其中两位闻靴的大臣。故事虽小,影响极深,亏得"皇上英明",否则,不知又要造成一桩什么莫须有的大冤案了。

  故事中历史上闻靴的大臣有两位,但谁敢保证没有第三位呢?如同现代生活中,除了鄢烈山,于首席,谁敢保证不再会有其它呢?闻靴的故事还有后续,这也是一种"陈陈相因"吧!

    范仲淹砥砺岳阳楼精神

  这是于首席第三个(第三天)要说的题目。说的是滕子京贬到了岳阳楼,范仲淹改革失败后来到了邓州。可是文不对题,通篇和范仲淹砥砺岳阳楼精神无关,仅是昨天闻靴故事的延续,可谓阳褒阴损,十足小人之为。古人发明"小人"词汇实属高明,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于首席为了多捞点稿费铜钿,硬把这一天的整个版面挤满,靠着编辑哥们把关,管你是屁话鬼话,文不对题话,总归会统统给你登出来。

  今天本不想再和于绕舌,但有两个问题还得说说清楚。

  于说,"在这儿(指邓州)他(范仲淹)找了个小老婆"……不知于首席吃错了药?上错了床?脑子有毛病?还是从什么地方扒拉出来的?范仲淹一生何曾找过小老婆?即便有,也是当时律令所容许。于"迈过了大学,读的书多了"读昏了头?我劝你去问问那种红薯的父亲:和你爸"暖暖脚"的你妈是你爸的大老婆还是小老婆?你读书多了弄不灵清,种红薯的不会弄不灵清,肯定会赏你一个满意的回答,一个大头巴掌!

  于首席为了说明"范仲淹砥砺岳阳楼精神"?煞费苦心地拖出了欧阳修的不实之作《偃虹堤记》来映衬?反证?因为是"哥儿们、朋党",欧阳的个人所为也要范来承担?负责?难道这儿也涉及有个连带责任,偃虹堤跟岳阳楼精神有什么关系?于茂世是靠"游戏规则","花言巧语"考上大学的,此文郭启朝列名于茂世之后,一定也是?真应了一句我刚从种红薯那里学来的俗语"苍蝇叮臭肉,癞狗拖死羊"……好了,就此打住,懒费唇舌。大河报里没有我的哥们,扯长了,他们会不耐烦的。

    《岳阳楼记》乃"闭门造车"

  这是于首席第四个(第四天)要说的题目。本来题目不带问号,已经等于放屁。况且于又说"如果还不相信《岳阳楼记》是'闭门造车',可以看看欧阳修的笑话。"于首席的肯定句无法自圆其说,找不出什么"证死"来,于是再次拖出个欧阳修来要范仲淹承担责任,欧阳修年纪确实比范仲淹要小,但欧阳又绝非小到是范仲淹未成年的小儿子,欧阳修大概是个成人了吧,欧阳的罪过要推在范仲淹身上,真谓"可以看看于首席的笑话"。这还不够,于还特别强调"登斯楼也"的"假冒伪劣",题目足够"重磅",足够"惊人",足够下作的。

  于首席上知范仲淹以前的以前,下知亲临花洲书院并听过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有关范仲淹作《楼记》的因由,可谓博古通今,见识广泛。

  我没有去过邓州,也没看过花洲书院,更没成听过刘朝瑞先生的讲话,但我读过他的文章,"在此(指邓州)期间,范仲淹借滕子京之约作《岳阳楼记》,抒发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处世信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字里行间折射着范公胸怀天下,忠君爱国,心系百姓的清明政治家风范和先忧后乐,以忧为乐的崇高人生境界,人生追求","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尚能以民为本,江山为重,先忧后乐,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得更好,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近老百姓,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想问题作决策,要把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反对不反对,作为最高标准"。这话分别是刘朝瑞先生在《忧乐杯征文选》和《花洲书院》两书中所说的。观此语倒确实说出了《岳阳楼记》的崇高人生境界"先忧后乐,以忧为乐",比于首席的游戏人生,连篇屁话瞎话鬼话何止踏实万倍。也说出了花洲书院的复出,"处心积虑的新造"决策的高明,证明了"想问题作决策,要把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反对不反对,作为最高标准"。否则何以能够以政府的十万元启动资金哗啦啦带出了一千四百多万元的民间赞助呢!

  "厚土邓州,邓州不仅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她的大气和深厚,激励着后人奋进。今天,我们一定会比古人干得更好,明天,邓州一定会更美好,更辉煌!"这也是刘朝瑞先生在《花洲书院》一书中所说的。可惜以上这些于首席没能读到,或者也许读到了装着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屑一顾。而据我所知远离邓州千里之外的许许多多人读到了。

  花洲书院的复出有什么不好,花洲书院所包涵的名人效应已非范仲淹一位,她几乎涵盖了邓州有史以来至今为止所有的名人,"让自己的名字刻在花洲书院里是一种光荣"有什么不好?不想做名人,不想做名记者那才叫怪呢!但具体怎么做可就大有区别了。有人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真心实意去做;有人悬空八只脚,玩世不恭,不知廉耻去做。

  于首席表面看好象很在意有实用价值的是花洲书院所剩无几的几间破房子、教研室、校长室。这恐怕和当年范仲淹所造的也绝非是一回事,能千年不倒的是精神,而不是几间破房子。当花洲书院的"文化价值一下子凸显出来"时,于首席似乎接受不了了,"于是邓州人一夜之间感觉到,这是他们的文脉所在,而花洲书院的象征意义与文化价值才一点点被当地学者发现并识别出来"。这种含讽带刺的话,于首席真不怕被邓州人唾沫满脸。

  "九百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强化《岳阳楼记》写于花洲书院的历史记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岳阳楼记》不是范仲淹在岳阳楼写的那才怪呢",于如是说。并且还借用 7 岁儿子骄傲的抑扬顿挫的口头禅"谁不知道呀!"

  这也使我联想到我那6岁的孙子也有一句口头禅"那记者的话你信啊?"幼稚班里来个记者要拍照,孩子们高兴地喊"我们今天喝牛奶,真开心!"照片发表了,变成"我们天天喝牛奶,真开心!"孙子补充说"他才天天喝牛奶,拍完照拎了一箱牛奶去"。7岁的不及6岁,于的儿子不及我的孙子,用不着骄傲。

  为了证明《岳阳楼记》的"闭门造车","登斯楼也"的"假冒伪劣",于挖空心思以滕求记到范成记之间的三个月反复求证范这段时间没有去过岳阳楼,还说"但在他的历史年表上,也找不出他到岳阳楼写下《岳阳楼记》的时间段",可引证资料所言所论不足为凭。范不是皇帝,每出行都有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时辰。范自己倒有过一个日记本,可"为政老辣"的范仲淹早一把火把它烧了,留下它难道让闻靴者献给皇帝作证据:某年某月某地贬官相会?!某月某日某时哥儿朋党相聚?!某年某月某死党给范送酒钱?!不是么,千年以后的今天于首席还首创一说"滕子京是否给范仲淹捎到邓州几碗酒钱,不得而知"。让我告诉你吧!范仲淹是接到滕子京求记信那天,因没了酒钱,当即(这段时间于刚好没有验明正身)就骑着一匹快马,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神不知鬼不察就赶到了岳阳楼,这酒钱是滕子京修楼"自入者亦不鲜"中取出来当面交给范仲淹的,叫人家捎是要留下把柄的。否则范仲淹酒钱不到手,岂肯为滕子京"吹牛、浮夸"!!

  于说"我相信《岳阳楼记》写于花洲书院,尽管还有其它微乎其微的可能",因此"虽然导游小姐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岳阳楼记》写于这儿的春风堂,却是难以证死的"。其实于信不信没关系,但于作了如此花洲书院的大作长文,他下次要再敢去,恐怕连导游小姐也要叫他吃巴掌了。
  于首席自己说了四天四夜也始终没有证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是作于花洲书院的,不是作于春风堂的。也始终没有证死范仲淹不曾到过洞庭湖的,不曾上过岳阳楼的。却用大小标题作成《岳阳楼记》乃"闭门造车","登斯楼也"的"假冒伪劣"。按于的逻辑,一个非北京人的《天安门游记》一定不能说是写于回来的车船上,而成稿在回家后的若干天?于首席写了四天四夜的臭文,我看你自己也弄不灵清到底是哪一天?党的一大会议还从上海开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呢!物证已无,船是新造的,好在历史还在。不知于是否又会说"虽然导游小姐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会是开在这儿的游船上的,却是难以证死的。"

  回头再说说《岳阳楼记》是否于所说的"闭门造车","登斯楼也",是否于血口所喷的"假冒伪劣"。让我们再问问范仲淹自己吧,"陇头瑟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这是一,"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这是二,"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这是三,"优游滕大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这是四……范仲淹不独是写了《岳阳楼记》这样的大记,范仲淹还吟下了不少的岳阳楼小记。范仲淹没有去过洞庭湖?!范仲淹没有登过岳阳楼?!范仲淹不受其他人所托,范仲淹没有图纸,照样再三再四吟写岳阳楼,吟写洞庭湖,还留下了许多的活证。卖点关子,于首席自己去体味领悟吧!倘于首席不想闭上你臭嘴,不想结束你的刻薄之论,那好,我一定陪你把"游戏规则"玩到底。

    文末赘言

  于茂世关于花洲书院写了四天四夜洋洋长文大作,可谓热情有嘉,煞费苦心。我仅和之寒碜小文,可谓敬之不恭,聊表心意。但仅这聊表心意的小文还不知大河报能否大度接受,全文照发。倘非,那么于茂世完全是凭着他的铁哥儿们把这篇烂文硬塞进厚重河南的。要或,把关的责编是个盲子瞎子。

  不过,我还是要诚恳劝说于茂世和他的哥儿们,这种文章还是不发为好,于己于人于花洲书院于厚重河南都没有好处。如果怕浪费已经写好的稿子,那么可以投到洗手间里备用。

  当今文风之堕落已非于文独有,追求一种所谓的新潮时髦,却实属怪诞伪巧,不负责任地胡吹一气,还洋洋自得,写出来后可能也会有那么一些人朝你喊"吔",但"吔"字过后就注定了这种文风的枯竭之路,死亡之路。文风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风气,人文风气。大河报的厚重河南栏目应该是一个郑重厚实的地方文化专题,不是网络文化,谁都可以去随随便便撒泡尿的。否则,真如于先生所言:媒体"软文"如鸡毛乱舞、读、看、听都让人恶心。大河报还有何信誉可言?厚重河南还有何厚重可言?

  千年前范仲淹先生曾疾呼"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说的就是这种类似的状况。中华文化的复兴,还是要从中华优秀淳厚的母体文化中去汲取养料,充实改善发展提高。正如于先生所引陈寅恪先生言"终必复兴"。于先生扪心自问,你的所言所论,对谁有益,对谁有利,不能出门不认货,不考虑影响,写文章发表首先要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然而也要对自己负责。

  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成立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范仲淹文化研究一直来处于零打碎敲,各自为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没有系统的研究项目。河南省首开全国之先,并以《岳阳楼记》诞生地花洲书院为基地,联络团结全国范研学者共襄范学盛举。研究开发传布范仲淹方方面面的优秀文化内涵,为当今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因此我希望于先生今后还是从这方面多动动脑筋,以媒体身份多做一些宣传的工作,脚踏实地写文章,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民大众。

  最后录赠几段范研者言,也许对于先生有所启发和用处。

  "中国历史优待孔夫子多,待慢范夫子多,吃亏自然也就多","范仲淹是个待开发的民族文化智库","范仲淹文化是集中华百家之长的优秀大文化","一部中华历史要筛选过滤推出一位最能全面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又能走向世界人类共识的思想文化巨人,舍范仲淹其谁?!"……(全文完)
  
    浙江 读者 文进 2006年3月
   
编者按:

    文进同仁此文作后,曾直接投寄《大河报》“厚重河南”专栏,当然大河报没有“哥儿们”,不可能刊出争论.该文同时亦寄了范学同仁及范氏有关宗亲.现特刊出,供参阅。

◆范仲淹、胡瑗与泰州地域文化影响的研究 / 范观澜

    内容提要:北宋年间,素称为汉唐古郡、淮海名区的古城泰州由于它特定的地理、经济、政治缘由而集聚了一大批名贤名宦,铸就了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宗教家赵朴初所谓之这座城市的“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的辉煌。

    泰州在北宋年间走出了晏殊、吕夷简、范仲淹、韩琦、富弼当朝五位宰相,滕子京任过海陵从事,刘颁做过泰州通判,周孟阳当过泰州州官,胡瑗的“分斋教学”把泰州成了名闻遐迩的教授之乡。同时欧阳修、王安石、秦观、苏轼、苏辙都曾把他们的足迹印在泰州的土地上。这些众多的名人其中两位最为杰出的,又是非常重要的,对泰州地域文化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一是范仲淹,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早年曾在泰州为官,建功立业。萌发了忧乐观思想。胡瑗则是泰州本土杰出的乡贤,正是由于范仲淹的提携,而成就了胡瑗“始于苏州,终于太学”的教育大家。

    正是由于范仲淹、胡瑗对泰州地域文化的影响。泰州这座城市正如当地学者刘氏总结“泰州自成一体的本土文化,内敛、平实、厚重…..”[1]本文拟从范仲淹、胡瑗因缘泰州、盐监与捍海埝、文会堂与忧乐观、苏湖教法与教授之乡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范仲淹、胡瑗与泰州地域文化影响的研究,觉得更有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范仲淹;胡瑗;泰州地域文化;影响

一、范仲淹、胡瑗因缘泰州

    毛泽东曾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两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子孙。他的祖先原来是邠州(今陕西省彬县人),后来他的四世祖范隋迁移到江南,就成了苏州(今属江苏省)吴县人。范仲淹一生充满了坎坷,两岁就失去了父亲范镛,父亲范镛颇有才学,曾任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官位俸薄。父亲去世后,母亲谢氏因生活无依靠改嫁长山(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朱氏名文翰。这样他随母去了朱家。也从姓朱,名为说(yue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朱家子弟过着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由于范仲淹不是朱家血脉,在朱家受到了歧视。小小年纪就尝受了生活的艰辛。幸好朱家没有禁止他读书,范仲淹得以在书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并逐渐树立了忧君爱民,康时济世的远大理想,与朱家子弟在气质、行事、志趣、品格等方面大相径庭。因而有人预言,日后他必将成大器。他年少时就有志向和良好的品行。长大后当他知道家世后,就激动地流着眼泪告别母亲,到了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依靠戚同文的学舍学习。他非常刻苦用功,白天与晚上从不休息,冬天疲倦时,就用冷水浇面;饮食不能接济,以至于用稀粥维持生命,这种贫困的生活,一般人都不能忍受,可范仲淹却不以为苦。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做了广德军(今属安徽省)司理参军后,即把母亲迎接回来奉养。再后改作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时,才恢复了范姓,恢复了他的名字。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那年被调任泰州西盐仓监。从此范公与泰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任县令、秘阁校理、通判、右司谏、知州,都转运使、权知开封府、判国子监、枢密副使、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卒谥“文正”。

    范仲淹年幼时就忍受了世间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人生的磨难与勤奋上进联系在一起,总会造就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人才。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考中进士后,就开始了忧国爱民的政治生涯。但仕途上又因为直谏而三次被贬,但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人,在边疆为良将,在庙堂为良相,在文坛为大家。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于他的笔下。他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同时,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就有泰州人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故世称“安定先生”,胡瑗因他的祖父胡修任泰州司寇参军,遂举家迁居泰州海陵。他的父亲胡讷很有才学,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胡瑗受到他的影响不小,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诗书,并立下“以圣贤自期许”的远大抱负和志向。胸有鸿鹄之志的胡瑗总希望能通过科举一举成名,遗憾的是,几次科考下来,总是名落孙山。后来辞别家人,径自北往泰山。与孙复、石介,三个人含辛茹苦,发愤攻读,“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座十年不归。”十年中,胡瑗为了潜心治学,每每接到家书,又看到信封上写有“平安”二字,就投入涧中,大有面壁十年味道。如此勤奋努力,潜心学业,在中国教育史上一直传为佳话。功到自然成,整整十年苦读,为他打下了坚实深厚的知识基础。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胡瑗与孙复、石介都成了北宋前期的著名教育家、经学大师,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宋元案》以《安定学案》为卷首。胡瑗与孙复都是苦学成才的学者,同样又受到范仲淹的爱护,关怀,奖掖和提拔,其学术思想也都承传了范仲淹的经世致用学说,成为范的门人。胡瑗由于得到范仲淹之举荐为太学教授。历任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官职。其创建“分斋教学法”世谓“苏湖教学法”名闻遐迩。

    范仲淹不管是早期的兴办事业还是传受帮教之人,以及胡瑗的成长和发展所得到范仲淹的奖掖提拔,范仲淹成为了胡瑗的伯乐,这一切的发生和一座城市是汲汲相关的,这就是被誉为“汉唐古郡,淮海名区”的泰州了。

    泰州地处江淮冲积平原,江、淮、海三水激荡于此,吴、楚、中原文化交融于此,孕育了泰州深厚的历史文化,这里原始社会末期即有人类居住。周时名海阳,春秋时属吴,越灭吴后属越,战国时又属楚,汉初名海陵,以其地傍海而高,故名。吴王刘濞在此设置粮仓,名海陵仓。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置海陵县,王莽时改海陵为亭间。东晋曾一度改名海阳县,后升为海陵郡。唐武德三年(620)改称吴陵县,以县置吴州。南唐李昇升元元年(937)升海陵县为泰州,泰州之名由此开始。宋代这里称为泰州军。[2]

    对于泰州来说,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汉代吴王刘濞“煮海为盐”起,泰州的盐业就很有名。唐开元元年(713)在海陵就设置盐官,管理沿海各盐场。海陵监时为全国十大盐监之首。

    北宋年间,泰州州治范围较广,地位也就非同一般。文官名宦纷纷集聚这里,盐税收入居全国之半,经济的繁荣造就了文化的兴盛。吕夷简、晏殊当时先曾在这里充当盐官,后来从这儿走出去成了名相。范仲淹也就在此时是继晏殊后担任这里盐官之职的。至此,范仲淹即融入了泰州文化。

    历史上记载了北宋泰州的五相流芳,文会堂的五贤唱和以及泰州光孝寺立的五贤堂介绍。从不同的角度都把范仲淹与泰州文化交融于一起。五相流芳,北宋年间是从泰州走出去的五位宰相,即吕夷简、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而范仲淹与其他四位有着直接联系的,有的是有知遇之恩,有的是有提携之功,有的是风雨同舟之战友,有的则是一度时期之政敌。五贤唱和中的五贤则是范仲淹、滕子京、胡瑗、富弼、周孟阳。是范仲淹、滕子京荐举了泰州人胡瑗,是范仲淹又美誉了富弼,成了一时佳话。光孝五贤堂则是张纶、范仲淹、富弼、胡瑗、王卖见。而张纶支持范仲淹历史上已有口皆碑。胡瑗,王卖见都是泰州本土历史上有名的乡贤。

二、盐监与捍海埝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年27岁,考取进士与滕子京、庞籍等位同科,初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天禧五年(1021),步入仕途六年的范仲淹被派至泰州任职。时值盛年,实践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他是在泰州任盐官的,官名盐监,虽然是为国家管理盐场,征收盐税。当时的盐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而泰州海陵又是淮南盐的主要产地。唐开元年(713)就设立了海陵监,管理沿海各盐场。宋朝年间,泰州海陵监收入六七百万缗,超过唐大历时全国盐税赋总和。所以那个时候,盐业、盐利成为了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