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
西汉早期的骚体赋
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楚文化在汉初的中心地位，此时的赋仍近于诗，抒情性比较强。
赋从骚体向散体的演化
枚乘《七发》突破骚体赋的限制，奠定了散体大赋的基本格局。后世作者模仿而作“七”体者甚多。顺便说到枚乘的散文。多用偶句，有辞赋化的意味。
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西汉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九百余篇，而武帝时代就占了一半，有四百余篇。其中重要的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司马相如（?-前118）尤为杰出，是汉赋发首席作家。到宣帝时，效武帝时故事，大力提倡辞赋，著名作者有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一时称盛，但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
司马相如乃研究得很不够，鲁迅先生给予高度重视，见于《汉文学史纲要》。他在实际教学中不选他的大赋，而选《美人赋》这样的小赋，显示了非凡的文学史眼光。
司马相如可以说是汉赋的首席作家，《文选》选了他三篇赋：《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一般认为这些就是他的代表作；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首先提到《子虚赋》和《上林赋》，但在这里却一概未选，另选了一篇《美人赋》（韩元吉本《古文苑》卷三）。鲁迅并不是随便选的，这一篇比较短小，而且更富有文学性，鲁迅后来指出：“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独《美人赋》颇靡丽，殆即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者乎” ，看来鲁迅认为这一篇最能代表他的风格和成就。
在《美人赋》里司马相如说，过去的圣贤虽不好色，但那是“未见其可欲”的不好色不动心；而自己水平却要高得多，赋中描述了两件事，一件是“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臣弃而不许”；另一件更加突出，自己在旅行途中经过郑卫，遇到一个极其漂亮的独处女郎，她主动提出共为鱼水之欢，并采取种种过激的行动，而自己却断然拒绝了：
……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时日西夕，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云飘零，闲房寂谧，不闻人声。于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黼帐低垂，裀褥重陈，角枕横施。女乃驰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臣乃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描写相当艳丽露骨，而最后以一本正经结束。鲁迅认为这种路子在汉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于是选作教材。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钱钟书先生也非常重视《美人赋》，在《管锥编》中提出了很详细的分析。
西汉末年的辞赋作家扬雄
雄字子云，四川成都人，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四十岁进京，官位甚低，历成、哀、平三世而不升迁；王莽称帝后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人牵连被捕，投阁而下，未死，后召为大夫，卒。
扬雄是著名学者，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他作辞赋模仿司马相如，代表作有《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流畅而有气魄，但较少创造性，后来悔其少作，以为没有什么价值，起不到讽喻作用，“童子雕刻，壮夫不为”。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将楚辞和汉赋分开来评述，在批评史上很有影响。
他的《解嘲》一文记述自己甘于澹泊，不愿趋炎附势，文中有云：“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又讽刺当时不重视知识分子的风气道：“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
此外他还有《逐贫赋》、《酒箴》等，并有可观。其中多不平之气。其《反离骚》是仿《离骚》而作的，主题是明哲保身，他以此来吊屈原。鲁迅对这一篇很重视，认为可以从中看到古代士人的思想。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
东汉的辞赋
东汉前期的辞赋以班固为主要代表，仍然受司马相如的影响，典型之作如《两都赋》，开京都大赋之风，《文选》列为首篇。
东汉后期至末叶，赋的内容、体制、风格都发生很大变化，歌功颂德以铺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政治黑暗、抒情咏物的小赋开始兴起。这是因为这时的形势越来越不好，外戚宦官争权夺利，政治日趋腐败，贵族一天比一天奢侈，民生凋敝，社会动乱；文人们不能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有着高昂的热情，而变得与中央离心离德，陷于失望、悲愤，充满忧患意识。
代表这一重大转折的是张衡。其代表作为《二京赋》、《归田赋》。前者就体制而言，仍远攀扬马，近仿班固，但已经充满了危机感，赋末告戒最高统治者，天险不可恃，民怨实可畏；该赋内容广泛，涉及风土民情等许多方面。《归田赋》描写自然风光，表现自己的澹泊之志，语言清新，是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
后来写抒情言志小赋的有赵壹、蔡邕。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对汉末的政治黑暗提出无情的批评，语言犀利，情绪悲愤，很有深度。蔡邕的《述行赋》反映民间疾苦批评社会黑暗。蔡邕是建安文学的重要先驱，见旧作《蔡邕论》，又《建安文学史》导言部分。
蔡邕另有专著《独断》，《独断》上下卷，四库全书本。按书中《历代帝系》之末云“从高祖乙未至今壬子岁，四百十一年”，然则此书作于汉灵帝熹平元年壬子（172）；但书中又有涉及本年以后之事者，例如书中曾引用王充（仲任）《论衡》，而此书作者要到光和三年（180）避居吴会以后才能看到，看来初稿完成后作者还有所增补。
这是一本载录以以皇室为中心的典章制度的专著。蔡邕去古未远，又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所以他的说法常常被后人引用。例如卷上释“朕”字云：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则可同号之义也。尧曰“朕在位七十载”，皋陶与帝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此其义也。至秦，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也。
本来人人可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朕”从此成为皇帝的专利，其他人不能用了。古代的帝王实在专制得可怕。又如释“陛下”一词云：
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阶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
现在世界上“陛下”很少了，但“阁下”、“足下”、“左右”一类的词还经常在用，表示尊敬和客气；其本义应当是不敢指斥、因卑达尊，而人们平时说惯了，已经不往这个方面去想，
《独断》虽然是一部讲制度的书，从中也很可以考见古代的意识形态和古人的思想，如卷下释“茅土”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东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归国以立社。故谓之受茅土。汉兴，以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乡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户数租入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天子立太社用五色土，表明他对全国土地的占有和统治；分封于地方的皇子立分社，用单色土，表明他从父皇那里分得对诸侯国土地的占有和统治。外姓虽因功勋得以封侯（所谓列侯），但只能享受其封地的租税而对该地的土地并没有所有权。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知是不是立社，用什么土立社，关系到那时土地所有制的大问题，决不单是个形式而已。
又，卷末有“帝谥”，介绍如何给予死去的帝王以一个字的总体评价，这里当然以好听的字眼为多，如“武”（克定祸乱）、“文”（经天纬地）之类；但也有贬义的，例如“雍遏不通曰幽”，“暴虐无亲曰厉”，“在国逢难曰愍”，“去礼违众曰炀”，等等，并不是像开追悼会似的只说好话。虽贵为天子，到盖棺论定时，也可以揭露问题，加以批评。看来中国古人深通辩证法，并且能够贯彻到各个方面去。
政论
西汉政论文
西汉前期（武帝以前）以贾谊和晁错为主要代表，参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有关部分。贾谊的《过秦论》和《论积贮疏》为代表作。
作品选中的《过秦论》，选自贾谊《新书》，个别字句依从《史记》和萧统《文选》。
《新书》是贾谊的专著，按说从这里选出文章来就可以了，可是今本《新书》很可能已经非该书的原貌，现在看到的都是明、清的刻本，有待进一步整理。所以，要选贾谊的作品还得参考《史记》和《文选》。司马迁在《史记》中率先为贾谊立传（《屈原贾生列传》），又在《秦始皇本纪》中收录了他的名篇《过秦论》，《史记》文本显然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文选》是萧梁时代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大型文学选本，水平很高，历来传诵很广，研究这一选本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或简称“选学”——其中所收录的文本往往比较好，也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所谓校勘，是指整理古籍时尽量恢复文本原貌的一种工作。原来古代的篇籍在流传（传抄、刻印、翻刻）的过程中不免会产生种种错误，或多出若干字句（所谓“衍”），或丢了若干字句（“脱”或“夺”），或弄错若干字句（“误”），颠倒若干字句（“倒”），同一作品收入不同之书以及同一书之不同版本所形成的各种文本，字句往往有所不同，也就是错得往往不大一样；所以，可以通过对这些不同文本的比较研究来订正这些错误，从而尽可能地恢复原著之旧，这种工作称为校勘。
既然同一作品具有不同的文本，从事校勘的时候一般要选定其中一种作为主要的依据，在这个本子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这个本子称为“底本”。课本中的《过秦论》以《新书》本作为底本。其他用来参考、比较、对照的本子叫作“他本”（同一部书的其他版本）或“他书”（收录了所校文章的其他书籍），统称为参校本。课本以《史记》本和《文选》本的《过秦论》为参校本。包含校勘成果的新文本称为“校本”，“校本”如果是将错误都直接改过来的，叫作“定本”；如果不改，而在底本上说明他本他书与底本有何不同，应当采取哪些字句，则称为底本附校勘记——那些说明性的文字就是校勘记。课本和普及性的读物一般采用定本式，这样头绪最为清楚，不会用那些细碎的校勘记来干扰读者；供研究者读的书一般采用底本附校勘记的方式，这样态度更为客观，最便于读者了解全面情况，独立地作出选择和判断。定本虽然往往不加校勘记，但仍然是经过仔细的校勘而获得的，只是没有把那过程写出来罢了。采用这种方式实际上是让校勘者的责任更重了。
课本的校勘是搞得很好的，如果允许吹毛求疵的话，可能有两处还可以再考虑。
其一，“……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按《文选》（卷五十一）本无“北”字，如此则“收要害之郡”讲的还是秦在东方的进展。《新书》本东南西北四个方面都说到了，好象比较完整，文章也有气势，但是与史实不符。历史事实是“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史记?李斯列传》引李斯《谏逐客书》）。在北方，秦国虽然也收得上郡，但那并非要害之地，要害乃在东边的成皋之险。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五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此后大量的战争是向东进击，逐渐扩充其版图，如武王四年“拔宜阳，杀首六万”，《正义》云宜阳“在河南府福昌县东十四里，故韩城是也。此韩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庄襄王元年“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这样秦就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为此后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准备了条件。在“收要害之郡”前面加一个“北”字虽然也可以讲出一些道理来，那就是以上郡为“要害”，但没有这个“北”字大约更有道理些。《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过秦论》亦无此“北”字。
其二，“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文选》本“赢”作“嬴”；李善注引《庄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贤者，嬴粮而趣之。”又引《方言》曰：“嬴，担也，音盈。”可见“嬴”是古代的一个方言词，“赢”则是“嬴”的借字。
《文选》的版本极多，它本身也存在一个校勘问题，这里依据的是比较通行的清胡克家刻本，该书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
关于《论积贮疏》的难点
贾谊《新书》中有《无蓄》一篇，讲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汉书?食货志》全文录入；文章很有名，后来的选本常常选取此篇，文字依《汉书》而改题为《论积贮疏》。此文也常常进入语文课本。其中有两个句子比较难懂：
其一，汉人请卖爵、子。《论积贮疏》云：“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这里的“爵”、“子”是并列关系，都是“卖”的宾语。卖的人当然是“民”。
卖子是中国老百姓救穷已经无计可施时的最后一着，既以救子，亦以自救。汉初“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汉书?食货志》）——官方允许老百姓卖儿救穷。
卖爵则是汉初特有的一种情形。当时部分老百姓因为建立过军功的关系，获得了某种爵级，这个东西也可以卖。《史记?孝文本纪》载：“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索隐》引崔浩云：“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也。”——这是官方允许老百姓卖爵级。
文帝时晁错曾经建议“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论贵粟疏》），让朝廷通过卖爵来增加粮食储备。这与允许老百姓卖爵救穷是两回事。贾谊文中要求卖爵的是“民”，不可与此混为一谈。《汉书?食货志》“请卖爵、子”句下颜师古注引如淳云：“卖爵级又卖子也”，早已解释得十分清楚。
其二，关于“政治未毕通”。《论积贮疏》：“……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流行的一种解说把“政治未毕通”解释为“政治没有完全上轨道”，这样讲好象也讲得通，但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好象原文中的“政治”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政治。其实这是两回事。古人所谓“政治”指的是政令，治理，大体近于行政管理，与今天所说的政治很不一样。在《新书》中，“政治”二字作“法”或“政法”（详可参见阎振国、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4、166页），则指政令、法令的意思尤其清楚。文中的“通”大体相当于现在常说的贯彻落实，“未毕通”是说没有完全得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边远地区就容易出乱子。贾谊的原意如此。笼统地讲“政治没有完全上轨道”无助于准确地理解原文。
西汉后期以桓宽和刘向为主要代表。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读书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的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政论文也蒙上了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很少有生气。文风因为首辞赋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颂扬皇帝的文章并不多。
桓宽在汉宣帝时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的文件，整理为《盐铁论》一书，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贵的经济文献，其中也有对当时社会情况的反映，对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于不讲实际的经生的讽刺。全书用问答的形式来写，可能首到辞赋的影响，文字质朴，有一定的文学性。
刘向字子政，高祖同父弟楚王刘交的四世孙，今文经学家，著名的文献学家，曾长期主持古籍整理，著有《别录》，是目录学的开山大著，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撰成《七略》，乃《汉书?艺文志》的蓝本。刘氏父子在文献学史上具有及其崇高的地位。
刘向也是重要的作家，能辞赋，今存《九叹》，在《楚辞》中。《楚辞》最早正是由他编成的，后来王逸继续做了一些工作。著有《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颇近于小说。作者的本意大约在于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但其中除了有先秦至汉的历史材料（例如关于屈原的重要材料）之外，还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逸事、传说和寓言，颇有近于小说的东西，如《新序》中的叶公好龙、《列女传》中的孟母三迁等等。
《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新序详注》，赵仲邑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1版
《刘子政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东汉政论文
东汉以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风气渐坏，不少政论家出来发表意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符、崔寔（实）、仲长统三人。仲长统其实已经到了建安时代。
王符（85？-163），字节信，甘肃人，终身不仕，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卒显其名”（《后汉书?王符传》），因题作《潜夫论》。现存35篇，另有叙录1篇。虽有脱乱，当属旧本，有清朝人汪继培笺注本，可用。
《潜夫论》内容涉及甚广，如批评当时用人、行政、边防方面的弊端，批评迷信巫卜、交际势利等不良风气等等。作者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用法家，内容切实，说理透辟，指斥尖锐。文字几乎通篇排偶，显示了文风的变化。
崔寔，字子真，汉末人，官至辽东太守。著《政论》五卷，“指切时要，言辩而确”，书于北宋时亡佚，今有辑本，在《全后汉文》中，凡九篇又零星若干。言多中肯，如讲必须给官员足够的薪水以养廉云：
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后可以教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慈亲不能蓄其子，况君能检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史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
此论现在读去尚有启发。又书中小品也颇可读，举二则如下：
永平中……诏洛阳帻工作帻，皆二尺五寸围。人头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诏不可从也。
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
仲长统（180-220），已入建安时代，习惯上仍放在东汉散文中来讲。他生于汉末乱世，怀才不遇，有隐逸的倾向，愤世嫉俗，“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后汉书》本传）。他的《昌言》一书是一部思想政治的杂论集，颇近于杂文，任气骋才，铺张扬厉，形象鲜明，有骈偶化的倾向；原有34篇，约10万余言，他去世后由友人缪袭整理成书，《隋书?经籍志》著录12卷，又录1卷，入杂家类；旧唐志著录10卷，新唐志也著录10卷，改入儒家类。宋时亡佚，明胡维新《两京遗编》中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严可均从《群书治要》录出9篇，益以本传3篇，以《意林》次第之，定著2卷，其辑本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对其人其书的分析，见旧著《建安文学史》第1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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