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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辞赋与政论文

发表日期:2010年5月24日  出处:正觉生 审辑于 互联网  本页面已被访问 1283 次

     汉赋

     西汉早期的骚体赋

     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楚文化在汉初的中心地位,此时的赋仍近于诗,抒情性比较强。

     赋从骚体向散体的演化

     枚乘《七发》突破骚体赋的限制,奠定了散体大赋的基本格局。后世作者模仿而作“七”体者甚多。顺便说到枚乘的散文。多用偶句,有辞赋化的意味。

     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西汉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九百余篇,而武帝时代就占了一半,有四百余篇。其中重要的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司马相如(?-118)尤为杰出,是汉赋发首席作家。到宣帝时,效武帝时故事,大力提倡辞赋,著名作者有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一时称盛,但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

     司马相如乃研究得很不够,鲁迅先生给予高度重视,见于《汉文学史纲要》。他在实际教学中不选他的大赋,而选《美人赋》这样的小赋,显示了非凡的文学史眼光。

     司马相如可以说是汉赋的首席作家,《文选》选了他三篇赋:《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一般认为这些就是他的代表作;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首先提到《子虚赋》和《上林赋》,但在这里却一概未选,另选了一篇《美人赋》(韩元吉本《古文苑》卷三)。鲁迅并不是随便选的,这一篇比较短小,而且更富有文学性,鲁迅后来指出:“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独《美人赋》颇靡丽,殆即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者乎” ,看来鲁迅认为这一篇最能代表他的风格和成就。

     在《美人赋》里司马相如说,过去的圣贤虽不好色,但那是“未见其可欲”的不好色不动心;而自己水平却要高得多,赋中描述了两件事,一件是“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臣弃而不许”;另一件更加突出,自己在旅行途中经过郑卫,遇到一个极其漂亮的独处女郎,她主动提出共为鱼水之欢,并采取种种过激的行动,而自己却断然拒绝了:

……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时日西夕,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云飘零,闲房寂谧,不闻人声。于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黼帐低垂,裀褥重陈,角枕横施。女乃驰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臣乃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

      描写相当艳丽露骨,而最后以一本正经结束。鲁迅认为这种路子在汉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于是选作教材。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钱钟书先生也非常重视《美人赋》,在《管锥编》中提出了很详细的分析。

     西汉末年的辞赋作家扬雄

     雄字子云,四川成都人,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四十岁进京,官位甚低,历成、哀、平三世而不升迁;王莽称帝后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人牵连被捕,投阁而下,未死,后召为大夫,卒。

     扬雄是著名学者,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他作辞赋模仿司马相如,代表作有《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流畅而有气魄,但较少创造性,后来悔其少作,以为没有什么价值,起不到讽喻作用,“童子雕刻,壮夫不为”。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将楚辞和汉赋分开来评述,在批评史上很有影响。

     他的《解嘲》一文记述自己甘于澹泊,不愿趋炎附势,文中有云:“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又讽刺当时不重视知识分子的风气道:“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

     此外他还有《逐贫赋》、《酒箴》等,并有可观。其中多不平之气。其《反离骚》是仿《离骚》而作的,主题是明哲保身,他以此来吊屈原。鲁迅对这一篇很重视,认为可以从中看到古代士人的思想。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

     东汉的辞赋

     东汉前期的辞赋以班固为主要代表,仍然受司马相如的影响,典型之作如《两都赋》,开京都大赋之风,《文选》列为首篇。

     东汉后期至末叶,赋的内容、体制、风格都发生很大变化,歌功颂德以铺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政治黑暗、抒情咏物的小赋开始兴起。这是因为这时的形势越来越不好,外戚宦官争权夺利,政治日趋腐败,贵族一天比一天奢侈,民生凋敝,社会动乱;文人们不能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有着高昂的热情,而变得与中央离心离德,陷于失望、悲愤,充满忧患意识。

     代表这一重大转折的是张衡。其代表作为《二京赋》、《归田赋》。前者就体制而言,仍远攀扬马,近仿班固,但已经充满了危机感,赋末告戒最高统治者,天险不可恃,民怨实可畏;该赋内容广泛,涉及风土民情等许多方面。《归田赋》描写自然风光,表现自己的澹泊之志,语言清新,是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

     后来写抒情言志小赋的有赵壹、蔡邕。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对汉末的政治黑暗提出无情的批评,语言犀利,情绪悲愤,很有深度。蔡邕的《述行赋》反映民间疾苦批评社会黑暗。蔡邕是建安文学的重要先驱,见旧作《蔡邕论》,又《建安文学史》导言部分。

     蔡邕另有专著《独断》,《独断》上下卷,四库全书本。按书中《历代帝系》之末云“从高祖乙未至今壬子岁,四百十一年”,然则此书作于汉灵帝熹平元年壬子(172);但书中又有涉及本年以后之事者,例如书中曾引用王充(仲任)《论衡》,而此书作者要到光和三年(180)避居吴会以后才能看到,看来初稿完成后作者还有所增补。

这是一本载录以以皇室为中心的典章制度的专著。蔡邕去古未远,又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所以他的说法常常被后人引用。例如卷上释“朕”字云: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则可同号之义也。尧曰“朕在位七十载”,皋陶与帝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此其义也。至秦,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也。

     本来人人可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朕”从此成为皇帝的专利,其他人不能用了。古代的帝王实在专制得可怕。又如释“陛下”一词云:

     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阶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

     现在世界上“陛下”很少了,但“阁下”、“足下”、“左右”一类的词还经常在用,表示尊敬和客气;其本义应当是不敢指斥、因卑达尊,而人们平时说惯了,已经不往这个方面去想,

     《独断》虽然是一部讲制度的书,从中也很可以考见古代的意识形态和古人的思想,如卷下释“茅土”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东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归国以立社。故谓之受茅土。汉兴,以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乡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户数租入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天子立太社用五色土,表明他对全国土地的占有和统治;分封于地方的皇子立分社,用单色土,表明他从父皇那里分得对诸侯国土地的占有和统治。外姓虽因功勋得以封侯(所谓列侯),但只能享受其封地的租税而对该地的土地并没有所有权。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知是不是立社,用什么土立社,关系到那时土地所有制的大问题,决不单是个形式而已。

     又,卷末有“帝谥”,介绍如何给予死去的帝王以一个字的总体评价,这里当然以好听的字眼为多,如“武”(克定祸乱)、“文”(经天纬地)之类;但也有贬义的,例如“雍遏不通曰幽”,“暴虐无亲曰厉”,“在国逢难曰愍”,“去礼违众曰炀”,等等,并不是像开追悼会似的只说好话。虽贵为天子,到盖棺论定时,也可以揭露问题,加以批评。看来中国古人深通辩证法,并且能够贯彻到各个方面去。

     政论

     西汉政论文

     西汉前期(武帝以前)以贾谊和晁错为主要代表,参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有关部分。贾谊的《过秦论》和《论积贮疏》为代表作。

     作品选中的《过秦论》,选自贾谊《新书》,个别字句依从《史记》和萧统《文选》。

     《新书》是贾谊的专著,按说从这里选出文章来就可以了,可是今本《新书》很可能已经非该书的原貌,现在看到的都是明、清的刻本,有待进一步整理。所以,要选贾谊的作品还得参考《史记》和《文选》。司马迁在《史记》中率先为贾谊立传(《屈原贾生列传》),又在《秦始皇本纪》中收录了他的名篇《过秦论》,《史记》文本显然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文选》是萧梁时代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大型文学选本,水平很高,历来传诵很广,研究这一选本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或简称“选学”——其中所收录的文本往往比较好,也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所谓校勘,是指整理古籍时尽量恢复文本原貌的一种工作。原来古代的篇籍在流传(传抄、刻印、翻刻)的过程中不免会产生种种错误,或多出若干字句(所谓“衍”),或丢了若干字句(“脱”或“夺”),或弄错若干字句(“误”),颠倒若干字句(“倒”),同一作品收入不同之书以及同一书之不同版本所形成的各种文本,字句往往有所不同,也就是错得往往不大一样;所以,可以通过对这些不同文本的比较研究来订正这些错误,从而尽可能地恢复原著之旧,这种工作称为校勘。

     既然同一作品具有不同的文本,从事校勘的时候一般要选定其中一种作为主要的依据,在这个本子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这个本子称为“底本”。课本中的《过秦论》以《新书》本作为底本。其他用来参考、比较、对照的本子叫作“他本”(同一部书的其他版本)或“他书”(收录了所校文章的其他书籍),统称为参校本。课本以《史记》本和《文选》本的《过秦论》为参校本。包含校勘成果的新文本称为“校本”,“校本”如果是将错误都直接改过来的,叫作“定本”;如果不改,而在底本上说明他本他书与底本有何不同,应当采取哪些字句,则称为底本附校勘记——那些说明性的文字就是校勘记。课本和普及性的读物一般采用定本式,这样头绪最为清楚,不会用那些细碎的校勘记来干扰读者;供研究者读的书一般采用底本附校勘记的方式,这样态度更为客观,最便于读者了解全面情况,独立地作出选择和判断。定本虽然往往不加校勘记,但仍然是经过仔细的校勘而获得的,只是没有把那过程写出来罢了。采用这种方式实际上是让校勘者的责任更重了。

     课本的校勘是搞得很好的,如果允许吹毛求疵的话,可能有两处还可以再考虑。

     其一,“……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按《文选》(卷五十一)本无“北”字,如此则“收要害之郡”讲的还是秦在东方的进展。《新书》本东南西北四个方面都说到了,好象比较完整,文章也有气势,但是与史实不符。历史事实是“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史记?李斯列传》引李斯《谏逐客书》)。在北方,秦国虽然也收得上郡,但那并非要害之地,要害乃在东边的成皋之险。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五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此后大量的战争是向东进击,逐渐扩充其版图,如武王四年“拔宜阳,杀首六万”,《正义》云宜阳“在河南府福昌县东十四里,故韩城是也。此韩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庄襄王元年“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这样秦就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为此后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准备了条件。在“收要害之郡”前面加一个“北”字虽然也可以讲出一些道理来,那就是以上郡为“要害”,但没有这个“北”字大约更有道理些。《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过秦论》亦无此“北”字。

     其二,“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文选》本“赢”作“嬴”;李善注引《庄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贤者,嬴粮而趣之。”又引《方言》曰:“嬴,担也,音盈。”可见“嬴”是古代的一个方言词,“赢”则是“嬴”的借字。

     《文选》的版本极多,它本身也存在一个校勘问题,这里依据的是比较通行的清胡克家刻本,该书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

     关于《论积贮疏》的难点

     贾谊《新书》中有《无蓄》一篇,讲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汉书?食货志》全文录入;文章很有名,后来的选本常常选取此篇,文字依《汉书》而改题为《论积贮疏》。此文也常常进入语文课本。其中有两个句子比较难懂:

     其一,汉人请卖爵、子。《论积贮疏》云:“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这里的“爵”、“子”是并列关系,都是“卖”的宾语。卖的人当然是“民”。

     卖子是中国老百姓救穷已经无计可施时的最后一着,既以救子,亦以自救。汉初“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汉书?食货志》)——官方允许老百姓卖儿救穷。

     卖爵则是汉初特有的一种情形。当时部分老百姓因为建立过军功的关系,获得了某种爵级,这个东西也可以卖。《史记?孝文本纪》载:“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索隐》引崔浩云:“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也。”——这是官方允许老百姓卖爵级。

     文帝时晁错曾经建议“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论贵粟疏》),让朝廷通过卖爵来增加粮食储备。这与允许老百姓卖爵救穷是两回事。贾谊文中要求卖爵的是“民”,不可与此混为一谈。《汉书?食货志》“请卖爵、子”句下颜师古注引如淳云:“卖爵级又卖子也”,早已解释得十分清楚。

     其二,关于“政治未毕通”。《论积贮疏》:“……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流行的一种解说把“政治未毕通”解释为“政治没有完全上轨道”,这样讲好象也讲得通,但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好象原文中的“政治”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政治。其实这是两回事。古人所谓“政治”指的是政令,治理,大体近于行政管理,与今天所说的政治很不一样。在《新书》中,“政治”二字作“法”或“政法”(详可参见阎振国、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4166页),则指政令、法令的意思尤其清楚。文中的“通”大体相当于现在常说的贯彻落实,“未毕通”是说没有完全得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边远地区就容易出乱子。贾谊的原意如此。笼统地讲“政治没有完全上轨道”无助于准确地理解原文。

     西汉后期以桓宽和刘向为主要代表。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读书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的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政论文也蒙上了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很少有生气。文风因为首辞赋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颂扬皇帝的文章并不多。

     桓宽在汉宣帝时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的文件,整理为《盐铁论》一书,保存了一批非常珍贵的经济文献,其中也有对当时社会情况的反映,对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于不讲实际的经生的讽刺。全书用问答的形式来写,可能首到辞赋的影响,文字质朴,有一定的文学性。

     刘向字子政,高祖同父弟楚王刘交的四世孙,今文经学家,著名的文献学家,曾长期主持古籍整理,著有《别录》,是目录学的开山大著,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撰成《七略》,乃《汉书?艺文志》的蓝本。刘氏父子在文献学史上具有及其崇高的地位。

     刘向也是重要的作家,能辞赋,今存《九叹》,在《楚辞》中。《楚辞》最早正是由他编成的,后来王逸继续做了一些工作。著有《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颇近于小说。作者的本意大约在于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但其中除了有先秦至汉的历史材料(例如关于屈原的重要材料)之外,还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逸事、传说和寓言,颇有近于小说的东西,如《新序》中的叶公好龙、《列女传》中的孟母三迁等等。

     《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1

     《新序详注》,赵仲邑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1

     《刘子政集》,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东汉政论文

     东汉以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风气渐坏,不少政论家出来发表意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符、崔寔(实)、仲长统三人。仲长统其实已经到了建安时代。

     王符(85-163),字节信,甘肃人,终身不仕,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卒显其名”(《后汉书?王符传》),因题作《潜夫论》。现存35篇,另有叙录1篇。虽有脱乱,当属旧本,有清朝人汪继培笺注本,可用。

     《潜夫论》内容涉及甚广,如批评当时用人、行政、边防方面的弊端,批评迷信巫卜、交际势利等不良风气等等。作者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用法家,内容切实,说理透辟,指斥尖锐。文字几乎通篇排偶,显示了文风的变化。

     崔寔,字子真,汉末人,官至辽东太守。著《政论》五卷,“指切时要,言辩而确”,书于北宋时亡佚,今有辑本,在《全后汉文》中,凡九篇又零星若干。言多中肯,如讲必须给官员足够的薪水以养廉云:

     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后可以教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慈亲不能蓄其子,况君能检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史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

     此论现在读去尚有启发。又书中小品也颇可读,举二则如下:

     永平中……诏洛阳帻工作帻,皆二尺五寸围。人头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诏不可从也。

     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

     仲长统(180-220),已入建安时代,习惯上仍放在东汉散文中来讲。他生于汉末乱世,怀才不遇,有隐逸的倾向,愤世嫉俗,“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后汉书》本传)。他的《昌言》一书是一部思想政治的杂论集,颇近于杂文,任气骋才,铺张扬厉,形象鲜明,有骈偶化的倾向;原有34篇,约10万余言,他去世后由友人缪袭整理成书,《隋书?经籍志》著录12卷,又录1卷,入杂家类;旧唐志著录10卷,新唐志也著录10卷,改入儒家类。宋时亡佚,明胡维新《两京遗编》中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严可均从《群书治要》录出9篇,益以本传3篇,以《意林》次第之,定著2卷,其辑本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对其人其书的分析,见旧著《建安文学史》第1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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