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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虎 自传《我是谁》中关于故乡的文字

发表日期:2009年11月3日  本页面已被访问 3670 次

关乎父亲的那些缤纷往事,我无力触及的还有故乡桐城。我无从知晓黄浦江水是否和故园的龙眠河贯通相连,我也不知道从皖西南小城桐城到大都会上海有多远的路程。并非我不会计算,而是我从未向父亲询问过自故乡出发奔向梦想之地时,他走的是陆路还是水路?从小学、国中、高中到辅仁,我的履历表格中籍贯一栏中永远不变的是“安徽桐城”4个字。不同于我在主持《纵横中国》初始曾将“贵阳、桂林和贵州”混淆为同一个地方一样,“安徽桐城”于我来说是个无比熟悉,但又无比陌生的地方。在无数个场合我自诩为“桐城子弟”,直到我真的身临桐城实地,我才懂得这4个字具有足金的成色,才得以窥见父亲昔日的家世门风。于我来说,走进桐城是2002年《纵横中国·安徽篇》最大的惊喜,在我走近但还未走进它的时分,桐城—这个本不应在拍摄计划内的城市,这个和胡氏家族密切相关的地点,忽然让我有些望而却步。纵横中国东西南北,费尽心力做着一档牵涉“人文,文化,风情,社会”大文章的电视栏目,我这个来自台湾高雄的孩子忽然要在这里发现另外一个“父亲和自己”,父亲是谁?我是谁?这个问题瞬间又让我感觉无力驾驭,就好像要在现场应对一个大师权威的提问,我却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存“很薄”一样,有尴尬,有恐惧,有心虚。

还好,故乡桐城就像父亲的大手将我稳稳托住,又轻轻放下。

明清老街纵贯古城,世家宅第连缀成片,桐城给予我的震撼是既新鲜又有力的,在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深宅大院和残园陋室之外,我感受到的是翰墨飘香的千古文脉。在我小的时候,每逢过年,台湾很多传统的家庭都要贴春联庆祝,当时我就发现,自己家的春联跟邻居家不太一样。同样是贴春联,别人都在贴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的,而父亲就不赞同,说:“每年都不一样嘛,为什么老是贴‘天增岁月人增寿’呢?去年贴今年就不要贴,要贴就贴我自己写的春联。”我们家春联的字都写得很大,要写到春联纸两头的纸边上,父亲告诉我们说,这叫做顶天立地春联,这个字的头要顶到天,立到地。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春联都是有含义的,都寄予了父亲崭新的期望在里面。

在桐城有着“九弄十三巷”的南大街和北大街,我发现了每家每户的对联都是和父亲一样的“顶天立地春联”。听当地人说,他们会把自己对家人的期许都写在这门联上,看着春联就知道今年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听到老乡的解释,我初到桐城的陌生和局促感顿时释然,此刻看到街边来来往往的老乡,我忽然感觉其实他们之中就有父亲。我在注视他们,他们也在注视着我,千山万水,岁月流转,我作为桐城的孩子终于来到了他们面前。究竟什么是故乡?就是这些和你的灵魂有致命的亲切和亲近感的地方吧。

故乡除了特色对联,还有美轮美奂的礼制性建筑,就像小时候父亲常常领我去的台南孔庙,故乡也有桐城文庙。与台南孔庙“全台首学”的美誉相对应的是桐城文庙里集存的“桐城文学流传至广,支流余裔蔓延天下”的浩大“桐城派”文库,这支自悟义法、递相发展的文学流派从繁荣到衰微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可以想象自小在故乡私塾耳濡目染“古文义法”的父亲,他的文字吸纳了多少桐城派大家的遗风余韵。就在他承继了故乡千古飘香的文脉南下海岛,作为儿子的我自小就领教了父亲的深厚学养和儒雅风度。就在父亲以自己的文风哺养我的时代,我看到的只是文字,却看不透文字中的灵魂。当我进入凤凰卫视,有幸纵横中国大陆,当我的主持风格被评价为“和别人真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只知道和父亲有关,直到来到桐城,才终于知道我和这座城市有着生生不息的关联:纵横中国我仰仗的底蕴和底气原来早已隐藏在父亲的一呼一吸之中,成为父亲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父亲成就我的“遣词造句,提升勾连”的职业主持人之看家本领,原来是有着“文都”盛誉的故乡冥冥之中的赋予。我终于知道了故乡的爷爷奶奶为父亲命名“根深”的寓意。

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家庭,是家里的二少爷。自小父亲很少向我说起故乡的事情,可能是由于我是家里的幺子,可能是18岁我就离开高雄去台北读书的缘故,以至于在父亲往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有很多事情都不太了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讲自己故乡的时候,最常讲起的就是他的母亲。自小失去母爱的父亲并没有因此失去爱心。每当收租的季节,父亲总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少年,对待乡亲尽其所能去帮助他们,“善良的二少爷”是父亲自小就落下的好名声。父亲有时候给我提及祖母,常常会讲着讲着就落泪下来,然后默默走进房中,此时的父亲就像电冰箱里的那盏灯,关上门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没有祖产,无祖可祭”是跟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的隐痛。我始终没有问过父亲,他有没有后悔过。来到台湾后不久,父亲就与他的大伯父走散了。凤凰卫视曾有一部纪录片《1949:大迁徙》,讲述的就是那时国民党刚刚接手的台湾:满街都是日语、日式招牌和木质拖鞋的吱嘎声。一个23岁的孩子,一下子从一个地主家的二少爷,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站在陌生的十字路口,听着混杂的口音,也许当时在年少的父亲的衣兜里,还揣着来自家乡的食物,但梦想中的“香蕉”它在哪里?当花朵离开花瓣,名为“根深”的父亲也许刻骨铭心的只有“恨深”。恩雅说:“每个人都有一条根,每离开故乡一步,都会异常疼痛。”安徽,桐城,这些字眼在当时带给父亲多大的痛楚,我不清楚,因为在我出世的时候,父亲已经42岁了,这种痛也已随着时间慢慢消退。但是我知道,来到台湾之后,就在父亲明白了真的回不去故乡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胡其廉,而将“根深”这两个字,深深埋进了心底。

父亲的自祭文:生不逢辰,国难频仍,从军报国,三十六载,陆军空军,均有献身,无奈命骞,有志难伸,傲骨天生,不善逢迎,活该受罪,又能怨谁?东山战役,枪林弹雨,奋不顾身,九死一生,化险为夷,论功行赏,榜上无名,生不甘心,死不瞑目。少校停年,十四载余,三军少有,独我一人,非我不才,不甘枉法,贪官已死,我则当存,谁谓无报,善恶分明。

就像当时每一位大陆来台的外省人一样,当兵从军,是父亲的唯一出路。也许是因为文笔好的缘故吧,父亲做过海军一军区正二科科长,正二科是专门负责做海报、文书之类的部门。不同于其他的外省父母,习惯于把逃难史以及故乡生活的种种,编成故事以飨儿女,对于刚到台湾岛的年月是如何度过,父亲很少在我们小辈前提及,只知道父亲曾是海军陆战队1956年度优秀通讯员,海军1973年度优秀官兵代表。我也只是在他的自祭文中,才了解到父亲年轻时代的戎马经历。在我们面前,父亲总是以富有建设性的开放心态更新着自己的生存体系,既善良又智慧,既感性又理性,既保守又新潮,既慈祥又可爱。

作为儿子每次提到我的祖父祖母的时候,父亲经常是很难过的,这是一个男人的无奈。父亲很孝顺,但他这种孝顺却没有通道来表达,在台湾,他永远是一个外省人。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孤苦无依的父亲除了寄情于桐城文章,倾情于家庭经营,还一直在寻找更多的出口去发泄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与回想??

父亲常年担任高雄市安徽同乡会副会长的职务,有时候我会讶异于他对同乡会的一系列琐事的热心程度。甚至我去陕西做节目,父亲特别嘱咐我要把陕西的窗花带回台湾,他要在同乡会里张贴出来。尤其在父亲到了晚年时,因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再加上脂肪扩张,他的肚子已经变得很大,腰围足有45寸到50寸,行动起来非常吃力。有时卧病在床,全身酸痛,无法起身,不知道有多少次,只要同乡会的人打来电话要我父亲帮忙,他二话不说从床上跃起。父亲此时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就是用裤带勒紧自己的大肚子,再用劲拍一下,来给自己打足精神,然后骑上他的那辆破旧的韦氏牌摩托车就出发了。一个80岁的人,拖着接近90公斤重的病体,载着几盆多年精心照料的各式花朵,骑着摩托车穿过交通拥挤的市区,直奔乡友聚会地点去布置会场,为大家带去满堂馨香。

我常常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在支撑他呢?也许生而善良的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拒绝别人的求助,也许这是孤独的父亲寻求亲近遥远故乡的最好方式,因为安徽同乡会就是他在台湾的“家”,同乡会的乡友就是他心中的“亲人”。在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会在周末,带上家人去附近的高雄县六龟孤儿院做慈善。除了捐助善款,他还有很多的方式带给孤儿们快乐。我也会经常发挥自己在音乐和舞蹈方面的特长,比如教那里的孩子们跳舞,或者是义卖,父亲也会主动邀约邻居把一些多余的米捐到孤儿院。善良的父亲就是这样用他特别的方式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我那时候会觉得他这样做很“鸡婆”,因为这些事情自有相应的政府机构去做的,后来我才明白,他去孤儿院看望孤儿,从另一方面讲,其实是在看望曾经孤独无比和无人疼爱的“自己”。年少的我有时因为顽皮受到父亲的责打,而那时候我的“护身符”就是跑到供奉爷爷奶奶的牌位前大声嚷:爷爷奶奶,救命呀,要打死人啦!而每每在这个时候,父亲便会放下停在空中的手掌,默默回到屋里。少不更事的我还以为以自己的小聪明赢过了父亲,却不知是无知的自己触碰到了父亲心中暗藏起的那些无以倾诉的忧伤和不可化解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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