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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品“遭遇”畅销(柯云路)

发表日期:2008年7月18日  出处:原创  作者:柯云路  本页面已被访问 7260 次

 

当作品“遭遇”畅销

 


   博客开通以后,来信多了许多,还有大量留言。
   来信留言有多种情况,有的是因生活中某些遭遇感到困惑。有的只是对我个人境况的关注。还有不少朋友提出建议,如希望我写哪样的题材,关注哪一类社会现象等等。
   我的读者中,有从《新星》开始就一直关注我,喜欢《龙年档案》这类小说,但对我的其他作品不喜欢,甚至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写《新星》的柯云路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符合他们对作者的要求与想像,柯云路应该沿着这样的路子写下去。
   还有的读者喜欢《情商启蒙》、《成功者》这类“励志类”作品,信中讲到这些书对他们的影响和帮助,希望柯云路就这样的主题再写几本书。
   相当一些读者(特别是近期)在信中表达了某种失望,他们不喜欢我近几年出版的书,更看重《大气功师》那类著作。觉得那些作品探讨传统文化,解密生命现象,空灵大气,给人启迪。“这样的作品才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柯云路想当‘大家’,就应当多写这样的文字”。
   还有一些读者的批评相当激烈,觉得我“什么热就写什么”,“什么赚钱就写什么”,而“世界上的钱是赚不完的,何必纯以经济收益来导引自己的学术。况且你现在要珍惜声望呢!”还有的说,“柯老师现在好像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迷茫中吧!”“我觉得像柯老师这样的人物,真的不必把名利看得太重!”
    首先,我觉得这些来信留言都很善意,只是柯云路的作品与他们的要求和想像有些距离而已。
    写作本来是相当个人化的东西,写什么,怎样写,全看作家自己的状态和兴趣。一部作品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很正常。而柯云路恰恰是一个“争议最大的作家”。多年来,我已习惯这种争议。原本对这类意见可以不做解释,但写信留言的朋友与一般的批评者不同,他们对我的作品倾注了感情,有些文字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我不想让他们误解。
    别的方面我不敢说,但对于作家这个职业,柯云路是尽职尽责的,调侃一点说,评个“劳动模范”也问心无愧。
    自从1980年开始写作,我确有一些书进入畅销行列,但那并非刻意所为。
1986年引起轰动的电视剧《新星》,起笔于1982年,书在1984年春天完成,同时秋天在《当代•增刊》发表,1985年出书,到1986年电视剧播出时,距最初的写作已历时四年,而为这部作品的创作准备则更久一些。不记得是1985年底或是1986年初,拍摄《新星》的太原电视台曾找到我,好像在中国戏剧学院租了个小会议室,请来十多位专家一起看片。专家们看完片子觉得拍得不错,一旦播出会有反响。但那时还未向中央台送审,何时能播也在未知。之后的轰动是根本预料不到的,更不可能在四年前的1982年就把握得到。
   诚然,作家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会有所预期,会投入激情,当然也希望引起反响。但我不可能有那样的预知。《新星》播出时,恰好与当时民众对改革的期待契合,才引发了热潮。同样的作品放在今天,客观的说,还会有人看,但引不起那样大的反响。
   我后来的一系列引发极大争议的气功类作品能够畅销也在预期之外。
  《大气功师》完成于1989年春天,写完了,还不知将稿子投给哪家出版社。那时虽有不少出版社约稿,由于《夜与昼》、《衰与荣》的畅销,对柯云路的期待是“现实题材”。《大气功师》能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纯属巧合。当时我正在北京探亲,《当代》编辑部向我约稿,我本不想拿出,觉得不对路子。但他们态度诚恳,再三说服。我只好遮遮掩掩地说出,自己刚好写成一部书稿,但属“非现实题材”,当然,我同时还说明这是一部“严肃的书,只是不适合《当代》”。这种介绍使他们相当好奇。当即猜想着问:“是描写性爱的吗?”(性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属禁区),我说不是。又问:“是凶杀推理的吗?”我又说不是。那么,既非性爱,又非凶杀,还不是现实题材,同时又是“严肃的”,会是什么呢?在他们再三动员下,我拿出了《大气功师》。尽管之前曾有过充分沟通,他们也表示对题材的宽容,但真的读到那些文字,还是感到难以想像和接受。印象很深的是这样两句评语:“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
   几经研究,最终决定在《当代》的第三、四、五期连载,同年底出书,首印两万册。据说出版之前社里曾有很大争议,相当一些人认为“这样的书不会有读者”。这即是舆论普遍认为的“六•四之后,柯云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其实这本书完成于“六•四”之前。
   这里,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差。一是创作本身需要时间,而出版更加无法预期,一本书在出版社之间辗转几年才得以出版是常见之事,我的好几本书就有此遭遇。若出版时正遇到某种潮流成为畅销书,只说明作家的敏感与机遇恰好碰到一起。
   所谓潮流,赶是赶不上的。
   1997年,《情商启蒙》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有关“情商”的书。之后,带动了一股“情商热”,一时间相当多的出版物被冠以“情商”之名。但这本书出版并不顺利,之前曾送到一家出版社审读,四个编辑看过,均认为“不可能有读者”,因此被退稿。幸被新华出版社一位资深编辑看中,并大力推荐,这才得以出版。我至今很感念她。但这本书的首印也只是两万册,之后的畅销我同样没有料到。
   写《情商启蒙》完全出于偶然。1996年春天,我正在写作文化人类学著作《人类时间》,其间研究到中国社会问题,觉得展望二十年后的中国,有时用不着那么多高深理论,只看看现今青少年的成长状态便知,由此感到情商教育的重要。遂中断了《人类时间》的写作转向《情商启蒙》。书出版后曾有一则笑话,李力研在其后一本批判我的专著中底气十足地嘲笑了“情商”的说法,认为很不科学,还说“既有情商,也该有脾气商”云云,这位“斗士”的孤陋寡闻由此可见一斑。但也说明那时“情商”的概念刚刚引入中国,还不为众人所知。所以,这仍然不是一本赶潮流的作品。如果让我说句“自满”的话,《情商启蒙》引发了某种潮流似乎更准确。
   这几年我陆续出版了几部小说,也写了文化学著作,唯独未写气功类作品。许多朋友不解甚至不满。正面的理解是我“迷茫了”,负面的看法是我忙着“挣钱”。我是作家,写书挣稿费,用不着回避什么。我写什么,是根据我的兴趣。能不能出版,则要看出版社的态度,看社会的大环境。我说了不算。
近三十年来的开放,中国社会的宽容度增加,人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新星》的作者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性题材的关注,但同时一直关注传统文化,关注心灵现象与身心健康,也从未放弃过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我为此得到回报,那就是读者的肯定与支持,但同时也付出代价,即是所谓“争议”,探索永远是有风险的。
   以上文字不是为自己辩解,也用不着辩解,只以此回应有所期待和建议的朋友。每封信都回,而且每封信都解释得清楚详细,在时间上是做不到的。
希望得到理解与宽谅。
   对于自己走过的路,我心地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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