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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漫忆

发表日期:2013年10月6日  出处:原创  作者:李民增  本页面已被访问 1449 次

一中漫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聊城一中上过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五十五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许多事仍历历在目。

  

  三个院

  

  那时,学校横跨在古运河上,一条木桥连接东西两校区,分三个院。

  东岸河坡下是一个院。中间是教室,三排起脊的青砖红瓦房。每排四座,每座六间,两个班的教室,一排八个教室,三排二十四个教室。前排从东向西,是初一、初二年级教室;中间一排从东往西是初三、高一年级教室;后排从东往西,是高二、高三年级教室。高中12个班,每个年级四个班。初中也是12个班,初三3个班,初二4个班,新招的初一5个班,全校平均每班50人,全校1200人,当时是全城最大的学校。

  初进校时,我分在初一、二班,开始是五十人,后来转走两个,又从东北转来一个,始终没超过五十人。

  教室往北,是大片菜地,菜地中间,有一条土路直通后边的学生伙房及伙房工人宿舍。没学生餐厅,每次饭做好后,伙房工人就把饭送到每个教室前边。大桶抬汤,大簸箩盛干粮,大盆盛菜,学生下了课,再由值日生分到各组。

  教室东头不远是南北一溜厕所,越过短墙可以看到厕所的房顶。从两头侧门进去,东边斜坡似的房顶下是一个挨一个的茅坑,靠西墙露天的是一溜小便池。北边是女厕所,不知是什么样子,因为没进去过,打扫卫生也是女生轮流。

  厕所南头与教室齐,再往南是矮矮的土墙,与东边的县农场隔开。矮墙与厕所连接的地方有一个豁口,有的学生课间爬过去玩,把墙头都磨光滑了。

  教室西头,挨着河崖,也有厕所。厕所南边,往里一点,有两间平房,是体育器材室。

  整个东校院的南半部,是操场。操场周围是跑道,几米宽,我现在说不准,反正不算窄。记得是500长,一万米跑二十圈,我跑不下来,有同学跑过、操场北半部是足球场,南半部是几个篮球场,几个排球场、单双杠,记得还有一个高高的吊环。中部有一个不算太高的主席台,每天早晨全校师生在那里集合出操。整个操场地面都是土的,篮球架、排球架也很简陋。

  以上算是东校区。河西是西校区,有南北两个院。对着桥的是教会院,大门上方的横梁上写着“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几个大字。进门路南是传达室,路北一个小院,是党团办公室,校长们办公的地方。

  再往里就是大礼堂,原先的教堂,全校师生开会的地方。每周一早饭后,都在那里集合开会,节假日演出也在那里。

  往北都是老师住室、办公室。也有部分学生寝室。我初进校时,寝室就在院子最北头的一排小西屋里。

  隔着一条路,南边是山陕会馆院。从东北角大门进去,是两排学生寝室。从寝室中间的圈门里穿过,可以进入会馆。会馆的正面三大殿,中大殿是阅览室,南大殿是会议室,北大殿是游艺室。南边廊房上下也是寝室,北边廊房上下好像还办过美术展览什么的,记不清了。

  会馆背面是学校图书室,每周都安排学生借书,各班轮流。

  

  三块砖

  

  我参加的那次升学考试,考生来自各县,外地也有。我知道的,有济南、德州的,也有河北、河南的,共1680人。考试时,单人单桌,教室不够用,就安排在会馆大殿里,大殿还安排不下,就在大殿前边院子里。桌凳更不够用,连大殿里的都是一人三块砖。我就是在大殿里考的,三块砖,可以当桌面,趴下写,也可以当凳子,在自己带的硬纸板上写。

  几天后,随同学去看榜,录取200人,后来,听老师说,按录取分数高低,我是第32名。

  那时候,小学毕业后都离校,报考、考试,学校都不管,家长也没见谁家有人管,就是自己闯,我年龄小,体质弱,有困难只能依靠本村的同学。现在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事实就是这样,也都过来了。人怎么惯怎么行。

  

  

  校长张训斋

  

  他是一位高个子的老人,总是穿一件灰色长袍,每周一早会必见的。只要他在前边讲台上一露面,乱哄哄的大礼堂会立即安静下来,很有权威的样子。记得有一次,他正讲着话,看到后门有一位老师迟到的老师进来,就顺便说了一句:“你怎么才来?”老师就站住了,一直到开完会,他没说让老师进来,老师就有直站着。其实他是没注意,忘了。

  他眉头正中有也个大疙瘩,偶尔有学生背后叫他“大疙瘩”,常常会遭到别的同学的责备。听说他是地委委员,地位很高,权力很大。比如演电影,一般都是各班学生买票到影院去看,但只要他说一句,电影院的人就得拉了机子到一中放。这在当时我们小学生心目中,是很大的事!还听说,他闺女女婿是天津市长,也觉得他不是一般人,因此更敬重他。

  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

  一件是,有一天我看见他穿着大袍子,蹲在桥东通教室的河坡上,用一个小铲修路。因为砖铺的路面上有一块有点翘,他就起出来重新安了一下,让地面保持平坦,不致绊倒学生。我就觉得他敬业,爱学生,而且不摆架子,心里很有些感动。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感到意外。那时,社会应酬少,会也少,学校大政方针定下以后,具体事都有专人负责,他就每天在校园里转,看到该处理的,比如说路上的砖,就及时处理一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课间还到各班里转,与学生谈心,征求学生对学校、对老师的意见。有时上课时间到了,他也并不立即离开,就与学生坐在一起听老师讲课,什么课也听,当学生。有一次,教我们语文的戴老师进教室上课时,讲着讲着发现校长在后边坐着,一紧张,汗就下来了。校长示意他继续讲,我看他总是有点不自然。

  下课后,他走到校长跟前,征求校长的意见,校长说:“你忙你的去就行。”他就走了。校长不问学生对讲课的意见,而是提出一些教材中的问题,看学生明白了没有。当发现有的学生回答不确切时,他就耐心给我们讲,等于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当时我才十三四岁,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感觉他不是检老师的工作,而是关心学生的学习,对事不对人,很有大人物气魄,让人敬重。

  有也段时间,部分老师拖堂严重,有的甚至下一节上课铃声响了,还没下课。厕所又远,学生们下课解手就很紧张。各年级都有这种情况,学校强调了一下,老师们都反映教学任务重,没办法。张校长就亲自在高二一个班试讲了一堂,让那节没课的老师都去听,给大家做个样子。我他很能,很伟大。

  一中三年,我只在毕业时随本班几位同学到校领导那个院去过一次,得以当面聆听校长的教诲。因为当时毕业证没发下来,他们想求学校发个临时毕业证到外地报考。校长亲切地接待了我们,耐心地给我们讲国家的形势,学校的发展前景,听得外面热血沸腾,都不想走了,直到离开也没把要求提出来,校长也没问我们找他有什么事。我就想,肯定校长已经猜到我们的来意了,就更敬佩校长办事之神。

  

  书记史大有

  

  每周早会时讲话的,也有史大有校长,他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听人说,学校是校长制,所以他是二把手,业务事管得多。

  他年纪与张校长差不多,是一个很温和的老人,张校长给我的是威严感,他给我的是亲切感。

  张校长中文见长,史校长是政治见长,很有名。据说,每年高考前夕,高三毕业生集合到大礼堂听他做政治报告,当年的政治高考题都能讲到,所以高考政治成绩就好,传得很神。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的是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的一句话:“我们聊城一中拥有鲁西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两万多册,各国名著应有尽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很自豪。我也很激动,因为我从小特爱书,就像入宝山,发现了宝库似的。

  我直接与史校长打交道只有一次,是在校园里转的时候。那天我班体育课,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负责往体育器材室送器材。老师同学走后,我们又练了一会儿投篮。南边小庄上的几个小孩想在操场南头钻过树丛,斜着通过校园上街,被史校长碰见阻止他们,他们不仅不听,还张口骂人。史校长德高望重,当然不能跟他们一样,气得打哆嗦。当时,我就和几个同学跑过去与那几个孩子讲理,还要揍他们,才把他们吓跑了。校长只是摇头,连说“这孩子!这孩子!”

  那时候学校条件真是太差了,南面连矮院墙也没有,就是一些树棵棵子与外界隔开,西面靠河崖,也是杂树丛。只有东面与农场只之间有矮墙,也挡不住人。

  史校长的夫人叫马夷亭,个不高,气质高雅,很大气。她也是学校领导,我们都叫她“马主任”,没给她打过交道,她可能管高中。

  

  生活问题

  

  我进校是五五年,当时还没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没兴粮票,不用转粮油关系,进校就吃大伙。像前面说到的那样,一下课,伙房工人已经把汤、窝头、炒菜给送到教室前边,八个人围一圈,蹲在地上随便吃。一周后,根据每个人饭量定伙食费,分四块、五块、六块三等。我当时才十三岁,人有长得瘦小,就定了四块。每月交四块伙食费后,就可以随便吃。

  接着就是评助学金,一般家在农村的学生都有,根据家庭困难大小不同,有每月三块的,也有四块五、六块的。最多的一位七块五,他家里最穷,是村上的五保户。我评了六块,除了交四块钱伙食费,还能剩一块五零花钱,很感谢共产党。只是开学第一个月要自己先把钱交上,书费、作业费也要给家里要,父亲没少作难,有时难的掉泪,让我记一辈子!

  饭菜不算差,但是很单调,顿顿冬瓜炖肉,再不就是茄子炖肉;干粮就是棒子面、豆面窝窝。可惜我小时候不吃肉,就是现在,对鸡鱼肉也不感兴趣。那时一闻到肉味就想干哕,想呕吐。年龄小,又小胆,也不敢给老师说,也不敢给生活委员大同学说,就一顿一顿地干啃窝窝头,偶尔蘸点菜汤下咽。后来,有同学替我给班长说了,他就让生活委员到伙房给我换一碗煎鸡蛋,按回民对待。就从那以后,我渐渐地也能吃点肉了,仍是不稀罕。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挨饿,是我离开一中以后的事。

  

  五分制

  

  那时实行五分制,三分算几个,四分优秀,五分算满分。二分是不及格,很少一分,只有不答,才是零分。只要答,都错了也记一分。

  每科老师都有一个记分册,每次上课都带着,每堂课第一个环节都是课堂提问,或者爬黑板,到讲台上在黑板上答题。答完后,老师马上评分,当堂记在记分册上,同学们都很在乎。所以一听打预备铃,就赶快往教室跑,利用上课前的几分钟,抓紧把上节课学的知识复习一遍,如果是上节留了背诵的课文,就再背一遍,教室里人声鼎沸,一片紧张气氛。上课铃一响,老师往门口一站,才突然停下来,老师就在全班学生注视下走上讲台。把记分册一翻,开始叫名字,也有先说问题,然后叫名字的。这时学生都很紧张,大部分担心叫着自己,如果会答,就盼着老师叫着自己。

  答完后,老师点评,然后说出一个分数,弯腰写在记分册上。

  有一次,一位同学可能觉得答的不错,我也听着他答的还行,老师给了他三分,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把同学们都引笑了,老师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继续问别的问题。

  音乐、体育课也提问,音乐是回答上节课讲的乐理,或者叫唱上节学过的歌。体育是出列做上节学过的操,或某个动作。一般是同时叫几个同学一起做。老师根据做的情况划分。有一次,上节体育课学了几节广播操,这节上课提问时,四个人出列一起做,结果,只有一个同学做得还行,得了个4分,其他三位都做得不好,老师很生气,但没有批评,而是一边在记分册上写分数,一边说:“XXX二分,XXX两分,XXX不及格。”说法不同,一个意思,话虽幽默,但同学们没一个人敢笑。

  每个人都有被提问到的可能,一学期下来,记分册上每个人的得分次数差不多,不会有的次数很多,有的很少,甚至没有。但是有一个规律,只要这次回答成绩太差,下一节就一定提问到你。

  各科作业也是五分制,不评“甲乙丙”,或者“优秀、良好”,也不用百分制。譬如作文,一般三分多,四分就是优秀了,如果被评为五分,那就是范文,要在班上读,或者张贴在教室后边的墙报上。

  期中、期末考试,都是百分制。

  

  

                            程与老师

  

  初入学,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最让我激动的还是课程。一看课程表就眼花缭乱,再看看课本更是色彩缤纷,我欣喜地逐本翻看,再合上书抚摸,爱不释手!毕竟是中学,比小学课程不仅深了,而且多了不少学科。语文变成文学、汉语两门课;数学变成代数、几何;历史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地理分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还有动物学、植物学,都是厚厚的一大本,图文并茂;还有物理、化学,加上政治、体育,音、体、美,一共十几门课,几乎就是知识的海洋。

  更让我激动的是,每门课老师第一节都是先讲绪论,就是介绍这门课,都能让我迷上这门课。语文是各科的基础,数学是锻炼思想的体操,政治是灵魂,体育是身体的保障。理化像变魔术,历史像讲故事,地理等于带我们旅游,各科都有非学好不可的充足理由。

  老师的教学能力更是没说的,在我心目中,个个是明星,上课就像看演出似的,总觉得时间短。有一件趣事,至今记忆犹新。

  初一教我们代数课的是一位胖胖的女老师,叫张含贞,她年纪比较大,像慈祥的老奶奶似的,讲课如拉家常,温和可亲。第一节上完,到第二天再上代数课的时候,她一上台就把记分册打开,看了两眼,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全班同学说:“贾鸣九,我问问你,啥是给单位啊?”

  她是让回答什么叫“单位”,可是我们听她说的却是“蛋味儿”,她叫名字的时候,还把前两个字加了拖音,变成“贾——鸣——九”。贾鸣九,茌平人,我们的班长,是一个长得很俊气的小伙子,又好脾气,就站起来甜甜地笑。

  老师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笑,也没介意我们笑,她以为我们班长没听清,就又问了一遍,还是“你说说,啥是个蛋味儿(单位)啊?”同学们就又笑。贾鸣九回答以后,老师高兴地说:“答对啦!五分。你坐下吧。”就在记分册上记上了。下了课,就有同学给贾鸣九闹着玩儿,问他啥是个蛋味儿,他就嘿嘿地笑。

  教我们地理的是一位男老师,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与老师相反,上课最严厉,不打不骂,也不大声训人,就是都怕他。一看课程表,下节是地理课,就赶紧背书,怕被提问到回答不上来,上课听讲也都特别认真,所以地理那门课都学得好。从这个老师身上,可以印证“严师出高徒”这句话。

  再就是第一次上化学课,我记得是到大礼堂几个班上的合堂,老师先在讲台上做各种有趣的化学实验,却不讲为什么,意在调动同学们学习化学的兴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化学反应。”老师说,“想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以后的化学课会学到。”物理课也是这样。

  与小学变化最大的是音乐、体育、美术课。在高小时,也有这几门课,音乐没课本,上课就是教歌,老师唱一句,学生唱一句,学不会,下节接着教,从来没教过别的,也没考过。体育就是老师看着学生打篮球,或者带到校外玩,学校里有活儿,都是让上体育课的学生去干;美术课,都是老师课前在小黑板上画一个粉笔画,上课时挂到前边让学生比着画,也没课本。三科都没什么教学计划,学不到什么东西,等于虚设。

  到中学后,不仅三科都依照课本讲练,而且也提问记分,也考试,也计入总分。与其他课一样要认真对待。

  这三科的老师更厉害。教体育的郭德正老师曾是山东省体操冠军。他上课很正规,每节课都有检查、有复习、有新授。篮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各种球类,长短跑、跳高、跳远以及单双杆、吊环等各种体操动作,每节课都有新知识传授,一般是他先讲要领,做示范动作,再让学生练。老师多才多艺,不仅体育好,音乐也好。记得有一个节日,他应邀参加我们班联欢,同学们请他献节目,他说没准备。后来让同学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他看到上面有一首歌,他看了一遍,小声哼哼几句,就放声唱了起来。我在旁边看得呆呆的,对他崇拜极了!

  教美术的安希武老师当过《山东连环画报》社的编辑,同学们更崇拜他。他胖胖的,有点谢顶,很具艺术家的气质。他上课总是面对一边讲,一边反手在背后黑板上画,也不看,画得小狗小猫栩栩如生,很神奇!我看呆了,许多同学也看呆了。老师还教我们用毛笔画粗线,他说,用硬笔画出边,再描黑,太费事,也容易出边,为了画得直又快,可以用一只手同时握住铅笔,把毛笔调到适当的高度,一下子就能画成。还可以在要描的粗线两边铺上废纸,用墨涂完,再将废纸拿掉,更好!我们又试,果然方便。老师还教给我们又些画简单画的方法,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技能。

  音乐课,也是先讲乐理,学识谱,穿插教唱歌,后来还学弹风琴。有专门的音乐室,在河西的会馆院,远离教室,防止干扰别的班上课。最初是一位姓展的女老师教,她总是弹着风琴教。后来换了张纪云老师,他不是名家,但唱的特别好,每学一支歌,讲完歌词,他就给我们范唱一遍,感觉比现在的歌唱家不差。也会激起我们极大的学习兴趣。

  教过我们的老师,现在还能想起名字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陈士英老师,他当时才二十多岁,比学生大不了多少,教政治,后来当了校长,一直到退休。贾天罡老师,也教政治,他说话幽默,讲课很有特色,不说笑话也愿意听。刘川老师,教历史,我上初二时,他当我们的班主任。他是高度近视,带很厚的眼镜,上课时还有把脸贴到书上看。他对我们要求很严,一些爱犯小错误的同学就很反对他,拿他的偶尔口误说事,背后当笑话说,流露明显的不恭。比如有一次,他批评有的同学拿排球当足球踢,却说成了“排球本来是踢得的,你怎么能用它投篮呢?”我想,他肯定是口误,却有几个同学在课下重复他这句话,而且语气模仿得惟妙惟肖,引别人笑。

  陈廷鑑老师,教文学,初三时的班主任,办事公正,不特别训人,也不放过任何错误,教课一丝不苟,像个老学究,是给值得敬重的人,他的女儿与我们同级,在一班。那时候,似乎有个原则,老师不教自己的孩子。

  邵广海老师,教我们几何,他说话措辞很严谨,没语病,更没废话,就像打着尺子一样,做几何题似的。他教课有关特点,每次完成当堂教学任务后,他都要布置一到较高难度的题,意在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或者说让程度比较好的同学得到发展。有一次,他布置完一道题,可能认为难度太大,也可能为了激发同学们的钻研兴趣,就说:“谁要能解出这道题,那就达到了高二的程度!”结果,没等下课我就解了出来,站起来给老师说了。

  下课后,才知道,有的大同学也解出来了,怕别人说出风头,没好意思说。我才觉得自己真是太幼稚了。好在因为年龄小,老师同学们理解,没人笑话我。

  还有教汉语的王纪武老师,教得也挺好,就是不受欢迎,因为他说话缺乏幽默感。多年后,我也当了老师,就从他身上得到启示,不仅要把知识交代明白,讲清楚,还注意课堂语言和教法,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有,孙继武老师,唐志义老师,张景老师,也各有各的特色。教植物、动物的老师不记得是谁了。俺那一级没英语课,也没俄语课。值得一提的是教我们语文的魏建功老师,他是高三年级的文学老师,因为初一语老师不够,让他兼了我们班的文学课,但他的主要精力在高三,讲课简明扼要,而且除上课外,从没来辅导过,特别到复习阶段,他整天长到高三里,我们更见不到他的面,但期末年级统一考试,我们班的文学课成绩却不比别的班差。我感觉,就是因为他水平高,能准确把握学习重点,这一点,对我以后的教学,也很有启示。

  戴清泰老师是我们第一任班主任,当然记得。还有只教过半节课的颜华老师,我至今也记得,因为她留短发,气质高雅,很像后来电影中的革命家江姐。

  是在入学编班后的第一次班会上,就是她以班主任的身份给我们讲话。刚过了大约办节课的时间,一个浓眉大眼,相貌英俊的男老师推门进屋,对老师说:“我给学校领导说好了,咱俩换换。”老师就出去了,进来的就是老师。后来才听他对我们说:“五班女生多,不如女老师当班主任方便。

  

                   两位学生明星

  

  那时乡间没公路,也没交通工具,一般不准请假回家。像我这离家不到三十里,近点的,最多也是一个月回家一次,而且很难请。据说学校有规定,每班一次准假不准超过一两个人。自己先写个请假条,老师准假签字后,再由生活委员交到伙房,让伙房止伙,事后按顿退给饭钱。

  不回家干什么?那时候没电视,也没收音机。到街上,也只有老城区那点小地方。轻易见不到个人,不像现在,到处人满为患。

  当时主要的活动,除了洗洗衣服,晒晒被,就是看篮球赛,星期六晚上到北边的职工俱乐部去看,星期天就在学校操场里看,所以,几个打球好的同学全校都熟悉,成了学生球星。其中有一位,不仅球打得好,人也特别英俊,我最喜爱,许多同学都喜爱。

  星期六晚上也常常在大礼堂开晚会,由学生演出。有时候,年轻老师也参加,一次演抗战剧《放下你的鞭子》,扮演老人的就是教我们体育的郭德正老师,演得好极了!

  经常上台,长得最漂亮,也演得最好的一个女生,也算学生明星,我现在记得她的名字,但不方便说出来。有一次,我私下里想,要是她与我喜欢的那个篮球明星结合成一对,该有多么般配啊?当我把自己这个想法告诉本班一位大学的时候,他神秘地笑笑说:“你还真说对了,他俩现在正暗暗谈着哩,就你小孩儿不知道呗!”

  没想到,不几天就有布告贴在西边传达室门口,开除XXX,就是那个篮球明星。听了解内情的学生说,那个女生在教室南排中间窗下,那男生从窗外走廊上路过时,扔给她一个纸团,被一个女同学看见了,就缠着要看,本来是闹着玩的事,别的同学一起哄,那女生恼了,赌气把纸团交给了班主任老师,老师又交给学校,经研究,就把那男生开除了,女生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可惜的!

  

                              衣辅导员

  

  初一各班都有团组织,也有少先队组织,年龄小点的同学差不多都带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很少到中学才入队的。一般在高小时入队,是少先队员,考上中学后,开个信,把组织关系转过去,像转团员关系、党员关系一样。我们班十几个少先队员,算作一个小队,经常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搞些活动。学校从高中二年级派了一位团员当我们的辅导员。他叫衣恒永,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带我们做游戏,给我们讲故事,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后很多年,我们提起他来,都亲切地称他“衣辅导员”,也叫他“衣老师”。

  现在算起来,他当时也就是十七八岁,我们班有的大同学也比他大,但气质好,生就一副和善的面孔,与我们在一起,总是笑眯眯的,很有老师派头。他喜欢文学,是他们班的高才生,后来升入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回母校任教,退休前是学校领导。现在,我散步时,经常见他与别的老人在一起打拳,身体挺好。

  衣老师给我们讲过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破除迷信的故事,我至今还记得。

  “我给您讲个鬼故事吧。”他说,“是真事,就发生在俺老家附近村上。一个人死了一年多,又回家了,吓得家里人都躲出去了。刚解放,人们都迷信,寻思真有鬼了哩。他自己在堂屋中间八仙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敢上前给他说话。后来,他一个院中的叔叔,公认最大胆的,走进去与他说话,才弄清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解放前,他在东北哈尔滨给人家打工,当店员。一天傍晚下了班,出去散步的时候,一直没回来。店里找了几天没找到,以为他掉入附近的松花江死了。就给家里送了信。家里人哭了一场,给他办了丧事。

  后来才知道:他那天从店里出门,路过一个小胡同的时候,对面慌慌张张走来一个人,拿着一块金表,问他要不?说是急着用钱,价钱很低。他一看是真的,就买了。那人刚走不大一会儿,又过来两个公安人员,一看他拿着的表,不由分说,把他扭住,带到公安局去了。

  刚解放,市面上很乱,两个公安人员是追赶那抢表的人,拿他当了替罪羊。就这样与店里断了联系,关了一年多,直到那个抢表的人又犯别的案被抓住,交代出这件事,才把他放了。

  

                           除四害运动

  

  1958212,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麻雀的高潮。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主要是城市)都采取了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围歼麻雀的办法。北京市的指示是,从518日起,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连明赶夜,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此三天内,每晨六时前,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飞翔。

  聊城的做法与北京一样,口号也是大战三天,消灭麻雀。那时我读初三,教室在中间一排往西第二座。班里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教室西头的屋脊上摇竹竿。吃饭时,有别的同学把我换下来,吃完饭再上去,不给麻雀落脚的机会。

  全校各个屋脊上都有,全城家家屋脊上都有,敲锣打鼓,呼声震天,真的像打人民战争似的。也真有效果,那几天,经常有麻雀在天上飞着飞着就掉下来。

  还有苍蝇、蚊子、老鼠,也在消灭之列。那些日子,一下课,同学们就到处找苍蝇打,校园里找不到,就翻过东边的矮墙,到农场猪圈里打。班里安排专人每天检查,记数。都不想落后,政治觉悟问题!据说除四害是为了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后来又把“麻雀”改成了“臭虫”,可能觉得麻雀有点冤。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郭沫若的信

  

  学校西院传达室门口,有一个信敞开着的信箱,一大块木板上钉了几排信筒,每天来了信,传达室的老王,就一封封分别插在信筒里。信筒比信封的宽度稍大一点。同学们到寝室里去,都要过去看一眼,有自己的信,就取走,有本班同学的信,也捎回去。

  有一天,轮到我值日。早饭后,我正在扫教室,一个同学拿着一封信大呼小叫地跑进教室:“李民增先生,你的信。中国科学院来的!”

  小小的孩子,什么“先生”?什么“中国科学院”?我以为他给我闹着玩儿,没在意,继续扫我的地。同学们闹着玩惯了。

  他走到我跟前,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真的。信封像一个刊物那么大比平常的信封大多了。那同学告诉我,是卷着放在信筒里的。信封中间是用毛笔手写的“李民增先生收”几个大字,右上,也是用毛笔写的“山东聊城一中”几个字,左下是印刷的“中国科学院”旁边还有小号字的详细地址。

  拆开看,只有一张信纸,也是毛笔写的,与信封上的笔迹一样。落款,是“郭沫若”三个字。记得信的大意是,已把你的来信交有关部门处理,你的钻研精神很好,望继续努力!如果我把原信保留到现在,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那时年龄小,没想那么多。

  当时,我对数学很感兴趣,琢磨出一个计算圆周率的方法,自认为很好,问了数学老师,也不能下断语。再问谁呢?我想,那时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而科学家都应该属他管,就想让他转给数学家,看他们怎么说。他的通讯地址我也不知道啊,又想到《人民日报》编辑部一定可以转给他,就从学校报栏的《人民日报》上报社的地址寄了出去。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想法,写了两大张。信封上写的是“编辑部转郭沫若先生”收。

  当时,年龄小,做事天真,没想到《人民日报》的编辑还真转给了郭老,郭老还真做了处理,而且亲自给我写了回信。许多同学断定是郭老手下的人写的,理由是他那么大的人物,不可能理会一个小学生。不过,看笔迹与他在鼓楼上题的“光岳楼”三个字很一样。

  毛泽东主席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郭沫若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在这里用这句话似乎不太妥当,但当时我“风华正茂”,正是“挥斥方遒”的年纪,却是事实。

  

                             两件悬事

  

  那时候,寝室没床,都是铺板,睡通铺,靠墙一溜,每人占两个砖的空,都在一头睡是挤不开的,就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

  有一个星期天,几个同学在寝室里玩着玩着压起大摞来,他们把我推到在铺板上,往我身上盖被,一床一床地不断往上摞,最后猛的趴了上去,一个上了一个上。一开始我还笑,慢慢就不能动了,喘气也越来越困难,心里害怕,又喊不出声来,有点声音他们也听不见,就拼命坚持。等他们闹够了,也许是有人意识到什么,赶快给我掀开,看到我的样子,都吓坏了。手忙脚乱,有的要给我喝水,有的要去喊孟医生。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劲来。

  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在会馆院里玩儿,比赛往天上扔象棋子,看谁扔得高,不小心扔到北边角楼顶上去一个,我竟然爬上去拿了下来。没梯子,有梯子也没那么高,无法想象当时是怎么攀上去的,也把下边的同学吓坏了。下来后,我心里扑通扑通的,自己也有点后怕。

  学生安全真是个大问题,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出点事就是大麻烦!

  这两件事也让我深感做人之险,牢牢记了一辈子。它让我养成了处事小心的习惯,不再敢于冒险,虽然活得安全了,但也失去了许多成功的机会。也说明,凡事都有两面性。

  

                                一件奇事

  

  我对各门课都感兴趣,喜欢所有任课老师,再加上听话守纪律,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从不旷课迟到,也没请过假,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也坚持。只是有一次例外。

  那是在初三上学期的一天,我忽然产生出强烈的厌学情绪,人坐在教室里,心不知去了哪里,老师讲的一点也听不进去,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掉了魂似的。别的同学看出了我的反常,以为我病了,就陪我找孟医生看。孟医生是我们的校医,医术高有名,对学生态度也好。他细心给我检查以后,什么病也没有,就建议我休息,给我开了打病号饭的条子。

  对老师说明情况后,也让我到寝室休息,别的同学上课时,我一个人躺在空落落的大寝室里,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缺课了!

  那时候,我们的寝室在会馆院的瓦房里,上课时间,寂无人声,整个院子静极了,我躺下坐起,起来又躺下,也说不上那里把舒服,就是心乱。吃饭时间,同学到伙房给我打了病号饭来,也不想吃,不饿,一点食欲也没有。

  晚饭后,上自习之前一段时间,天黑了,教室里却没送电,同学们都躺在寝室里,在黑影子里天南海北,大声小气地东拉西扯,偶尔爆发一阵笑声,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听,心里也烦。

  就在那个时间里,忽然想到我的姥娘,脑子里清楚地出现了姥娘家屋里的场景。姥娘躺在堂屋东间的炕上,许多人站在炕前哭,我心里也哆嗦,产生一个想法:姥娘死了!

  事后过了很长时间,放假回到家里,娘才对我说,姥娘真的不在了。她说,姥娘病了很长时间,家里一直没想给你说,怕耽搁你的学习,那时候没公路,也没自行车,走着走,回家一趟也不容易。

  娘还给我说,姥娘临咽气的时候,一直念叨你的小名,就是不闭眼。家里再想去接你也来不及。你小舅想了个法儿,他冒充你,凑到跟前喊“姥娘”,您姥娘才闭上眼,断了那口气儿。

  这事好理解,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住姥娘家,她老人家最疼我,我与姥娘感情深。奇怪的是,我心乱的那几天,正是姥娘病重的那几天,她断气的时间,正好是我那天晚自习前在寝室里躺着的时刻,就是说,姥娘临终前叫我的小名,我没听到,但感觉到了。所以,我虽然一向反对封建迷信,但很相信人世间亲人之间有心灵感应。后来听说有一个人在大街上正走着,腿莫名其妙地很疼了一下,去医院检查,却没毛病。事后才知道,就是他腿疼的那个时间,他弟弟在外地出车祸把腿碰断了。这事别人不信,我信!

  

  

                              三个外号

  

  当时同学年龄差别较大,最小的与最大的相差十岁。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几个学生之一,个子也小,入学时全班按个子高矮安排座位,编学号,我在教室最前排中间偏南,一直是4号,离讲台最近。又因为没钱进理发店,又不知道注意自己的形象,就让同学给剃光头。有的大同学喜欢我,知道我不怕闹,就叫我“小和尚”,别人也跟着叫,习惯了,我也就应,成了我的外号。

  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才又被另一个外号代替。

  年龄小,好玩儿,一下课就往外跑,只要不是学习时间,就不在教室里。学校又有活动器械,教室前边不远就是操场,我就与同学们在操场里疯跑。开始是迷足球。那时的足球场平整的不太好,偶尔会有砖角露出地面。有一次,我不小心踢上,把脚崴了。让校医处理过后,疼了几天不再疼了,但走路瘸了。有人给我闹着玩儿,就叫我“小瘸子”,这是第二个外号,又叫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彻底痊愈,走路不瘸了,也就没人再叫了。

  每天下午两节课后,是两节课外活动时间,我是一下课就往西边会馆院跑。一是到阅览室看书。中大殿周围靠墙是一排接一排的书橱,什么书都有,可以随便看。大殿中间是一个又长又宽的大案子,上面摆满了连环画册,还有各种各样的刊物。我把一大堆所有的连环画书都看遍了,每天一去,就是找看有没有新添的,那时,只要有书店有新出版的连环画,学校就有专人买回来。

  再就是找新来的刊物,只要抢到手,就有口气看完。

  除了在阅览室看书,就是到北大殿下象棋、军旗、跳棋,或者打乒乓球,打康乐球。我们都是把康乐球桌抬到大殿下边的院子里打。一个支起了方框,中间是一个大大的象棋盘,四角是四个圆洞,四面摆着象棋子。四个人,一人占一个角,用一个前头细些的长杆打一个子,让它把对面的子碰到对角洞里去。打进一个可以继续打,如果没打进,就让下家打。谁先打完,算谁赢。

  我最喜欢打康乐球,技术比较好,学校举行康乐球比赛,我还拿过冠军。常常不等下家打,一次就把全部子打完了。同学们就给我送了个外号,叫“一杆量”。

  这是第三个外号。光荣的外号!

  

                         现在还记得的同学

  

  王德林,与我同岁,座位挨着。我的学号是4号,在前排从南往北第二张桌北边,他是5号,在第3张桌的南边。从初一到初三,三年一直这样。最关键的是他老家所在的村离我们村只有一里多地,是地临,而且他姥娘家是我们的邻居。我们从老家同一所高小考入聊城一中。这很难得,班里同一个县的就少,何况是小学同学呢?

  他毕业后考入本校高中部,高中毕业升入哈尔滨地质学院,最后在本市环保局退休,虽同在本城,却没有联系。一直到2002年五一,第一个旅游节,几位一中老同学聚会时,才又联系上。

  王世光,老家离我家十几里,也算老乡。他毕业后考上北京一所中专。那时各校自主招生,时间不统一。学生拿着一张初中毕业证,在哪里考都行。有的这里考不上再考那里,考几所学校。他后来在济南工作,2002年那次聚会,就是他联系组织的,时隔44年,当时的小孩都成了退休老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李家生,浓眉大眼,一个很潇洒大气的小伙子。家是寿张的(寿张那时属聊城地区,后来取消,一半划入河南范县,一半划入山东阳谷)。他最喜欢与我在也起谈论文学,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初中毕业顺利考入本校高中,高中毕业被选送苏联留学,后来便没再听说他的消息。

  王禄琪,俊眉朗目,一头油黑的浓发,皮肤白嫩,气质高雅。他是济南人,家里的老小,六个哥哥姐姐都有工作,每人每月给他10块钱供他上学,每月六十元,比我们的老师的工资还多。他最喜欢我,几乎每到星期天都带我上街,给我买好吃的,很舍得花钱。我第一次吃香蕉,就是他给我买的。在那之前,我连香蕉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给我买了,告诉我那叫香蕉,问我好吃不?我说好吃,跟山芋样。他就哈哈地笑,说,要跟山芋一样就坏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比山芋可贵多了!

  谢可汉,大眼睛,宽肩膀,身手矫健,一个精明的青年人。他很关心我,偶尔会带我在校园里散散步,给我说一些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的生活知己。后来,不知他去了哪里。他也是济南人,姐姐在本校高中上学,身材高挑,气度不凡,许多人都认识他们,姊妹两个在校园里一走,也是一道风景线。

  王焕然,与我同龄,身材比我还瘦小,挺白,经常爱把一双大眼瞪得圆圆的看人。他是我的几个小玩伴之一,饭前饭后,趴在地上弹玻璃球、投杏核、跳房子,或者滚铁环,都少不了他,我也好玩儿,与他打交道最多。

  班长贾鸣九,茌平人,圆脸大眼,总是甜甜地笑,好脾气,没见着急过。团支书张承祥,年龄较大,长相朴实,家里穷,看穿戴很像一位老农。他对谁都好,干什么都积极,是班里的“老红旗”。桑茂兴,团支部组织委员,老成世故,给人可靠的感觉,他也很关心我,偶尔给我谈谈心,是我的生活知己之一。田广庆,学习委员,全班学习成绩最好。他瘦瘦的,人很老实,别人说话时,他总是在一边静静地听,很少插话。

  其他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个是贾富田,也是我的知己,关系挺好。不记得他是哪个县的了,只记得他家里穷,是五保户,他上学的费用队里全包,什么时候要都给,所以他并不困难。班里根据他的家庭情况,又给他评了七块五助学金,扣除六块钱伙食费,还要退给他一块五。他倒有钱花,比我强得多。一个是滕化明,他个子不高,学习一般,但说话幽默,听人说话,总是瞪着两只大眼,很少插言,偶尔插言,一定笑翻全场。张子杰,喜欢写作,爱投稿,是校报记者,可以在校内采访。刚人班时,文学老师在班上问谁想当课代表,他站起来,激动地说:“我想当语文课代表。”老师就叫他当了,管收发作业,好处是接触老师的机会多。他作文真不错,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念。

  另外还记得一些,不再一一细述。

  

                         一件幸运事

  

  那时候,有升学保送制度,高中有,初中也有,五个班,十个名额。被保送的学生可以免试上本城任何一个高中或中专学校,能否到外地上,不知道,也没问过。只知道高中毕业可以免试进外地任何一所大学,只是不能上清华、北大。

  学校保送名单一公布,初中十个人大部分是各班的班长、团支书,只有我们二班,是团支书张承祥和我。我感到意外,同学们也都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班长贾鸣九品学兼优,非常优秀,深受学生爱载。而我不过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少先队员,连小组长都不是。后来,听说是因为他有关亲戚成分高点,那会儿里很在乎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也就是姥娘家、姑家、姨家等主要亲戚的家庭成分。我就想,可能是因为我家里和亲戚家都是贫农成分。再加上学习、品德好,就选了我。到底为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一直是个谜。

  通过这件事,也说明当时社会风气之正,因为,我在一中的三年中,父亲从没到学校去过,更没见过老师。亲戚中也只有小舅一次进城时到学校看过我,给我五毛钱就走了,也没见老师。除了课堂提问,或者偶尔请一次假,我也没给班主任老师说过话。这是我的幸运。

  考前的那一个多月,毕业班不上课,也不集中辅导,学生自由复习,只要不出校园,想在那里学习都行。什么时候学累了,就可以随时到操场上活动活动,打打球什么的,体育室全天为毕业生开放。保送名单一公布,我就和高初中的其他保送生立即停止了复习,课本、资料都被别的同学拿走了。教导处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学校服务队,夜里在校园里转,一夜不睡,轮流打更,重点是理化仪器室、图书室、伙房和党团办公室。学校招生期间,还在西院门口设了问事处,也是我们值班。我还在校广播室当过几天播音员,念些学校规定或通知什么的,也读过报刊文章。一直到高初中招生结束才离校。

  初中别的班保送的同学都选择了继续在本校上高中,而且都接着在新高一任职。只有我选择了上地区师范,因为师范管饭,而且三年毕业后就能正式参加工作挣钱,我不愿让父母再为我上学做难。耿士修教导员连续三夜给我谈话,劝我在本校上高中,我始终没同意。我们班的团支书张承祥报的也是师范,他不仅家里穷,而且年龄大,更是急于就业。

  姐姐同时在聊城二中毕业考上了聊城地区卫校,一进校就当学生会主席,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讲话,也挺光彩的,只是对我上师范很不满意。她希望我上高中、考大学,将来成名成家,光宗耀祖。

  父母没说什么,他对我就像大地对禾苗一样,供给我们生长所需的养分,让我们自由发展,考上了,多作难也攻,支持我们,考不上就回家干活。

  就这样,我度过了一段人生的美好时期。

  五八年秋,我走进聊城师范就赶上了大跃进、大呼隆,浮夸风,以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挨饿。再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厄运就开始了。一直到七八年改革开放才开始翻身,情况又渐渐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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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Feldmann
发表人邮件:leanne.keir@gmail.com发表时间:2019-7-27 2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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