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流 弊/晏明光
天下没有绝对的好事,所谓公认的好事,一旦任其发展下去便可能走向反面,甚至成为坏事。相反,所谓公认的坏事。一旦发展下去,可能走向反面成为好事。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流弊。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祸福为邻。
流弊现象普遍存在,没有倒是例外。比如主张仁爱的本意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在实行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成了鼓励某些人的私欲。这便是仁爱的流弊。对个人来讲,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民众。真正做到就很艰难;个人能力财力有限,仅凭口上功夫是不接地气的。我们常听说某人讲仁爱,喜欢拿钱财支助他人。这是仁爱吗?有谁又不以为是仁爱呢?
文学艺术原本是陶治性情,柔和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淫佚放浪,这就是乐的流弊。论述音乐的《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是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
有个严安的人说:“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生活得太舒适,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会出现荒淫;文明礼尚太过分了,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假冒伪劣的货色就会多起来。”
设立名位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骄慢,篡位的野心就因此而产生?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吾当取而代之!”的念头。
老子说:“礼仪这个东西,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导叛乱的开始”。
建立法制法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流弊的负作用。法令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
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得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即便古人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有人说:“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但,听的人不多.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带领大多数人致富,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以为很小,就问孟子。孟子说:“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议论你修这么大的花园太奢侈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劳嘛!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贡很有钱,养有奴隶,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按照鲁国的法律,向奴隶主赎人,是要交赎金的。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
子路做好事收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但影响别的做奴隶主,会因得不到好处不敢释放奴隶,他堵塞了行善的路子。
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但眩耀自己的廉洁,有时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邵这个地方做行政长官,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手里,季氏想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运河。这对老百姓来说,太苛刻了。而这条运河正好在子路管辖的行政区内,为了鼓励民工干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还把家里的粮食弄来做饭给大家吃,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
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的饭倒掉,把锅灶,饭碗毁掉。
子路大发脾气,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了,你又叫子贡来捣乱,是不是嫉妒我们呀?”
孔子说:“子路,你好胡涂啊,中国的文化伦理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当皇帝的人说他们爱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作是自己的;当诸侯的说他们爱境内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地当作是自己的;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超过了各自的范围干预别人的事,虽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报,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规矩,很得体,很有礼貌。汉武帝看到以后,场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内心却很不高兴,于是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好好干吧!”
献王听了这几句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后,沉缅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如泥,表示胸无大志,以此告诉汉武帝: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哪能跟汤武,文王相比?
我听人说:“行仁义表爱心,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不但行不通,而且会招惹祸患。”
无论谁讲“仁义礼智信”,都有个恰如其分的问题,否则就有流弊产生;正如常言“药品有没有毒,是由剂量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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