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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节录)

发表日期:2011年9月17日  出处:中国桐城派网 仐妮 审辑  作者:周作人  本页面已被访问 1043 次

清代文学的反动?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的统系
桐城派的思想和桐城义法
桐城派的变化
桐城派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
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

如上次所说,在十八九两世纪的中国,文学方面是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的时代。所以能激动起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桐城派古文也和八股文有相等的力量在内。

桐城派的首领是方苞和姚鼐,所以称之为桐城派者,是闪他们通是安徽桐城县人。关于桐城派的文献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该派的重要主张和重要文字,通可在这两部书内找刊。此外便当可用的还有一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评》的小书。吴汝纶和严复的文章也可以一看,因为他们是桐城派结尾的人物,另外尚还有些人,但并不重要,现在且可不必去看。

桐城派自己所讲的系统是这样子的:

左传一史记一韩愈一归有光一方苞一柳宗元一欧阳修一三苏一王安石一曾巩

从此可以看得出,他们还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统下来的:上承左马,而以唐朝的韩愈为主,将明代的归有光加入,再下来就是方苞,不过在他们和唐宋八大家之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古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道”这东西收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他们以为韩愈的文章总算可以了,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造就却不深:程朱的理学总算可以了,然而他们所做的文章却不好。于是想将这方面的所长合而为一,因而有“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志愿。他们以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可分离,这样的主张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股文作家。

关于清代学术方面的情形,在前我们曾说到过,大体是成这种形势:

一、宋学(哲学或玄学)
二、汉学(语言,历史)
三、文学
(1)明末文学的余波
(2)骈文(文选派) ?
(3)散文(古文,以桐城派为代表)
四、制艺-
按道理说,桐城派是应归属于文学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们自己却不以为如此。照他们的说法,应该改为这样的情形:
1.义理.宋学
2.考据.汉学
诗词 桐城派
3.词章 骈文
古文
4.制艺

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之大成的。本来自唐宋八大家主张“文以载道”而后,古文和义理便渐渐离不开,而汉学在清代特占势力,所以他们也自以懂得汉学相标榜。实际上方姚对于考据之学却是所知有限得很。

他们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并不是处处要和程朱一样,而是以为:只要文章作得好,则“道”也即跟着好起来,这便是学行方面的成功。今人赵震大约也是一位桐城派的文人。在他所编的《方姚文》的序文中,曾将这意思说得很明白,他说:

然则古文之应用何在?曰:“将以为为学之具,蕲至乎知言知道之君子而已。”人之为学,大率因文以见道,而能文与不能文者,其感觉之敏钝,领会之多寡,盖相去悬绝矣。……

另外,曾国藩有一段话也能对这意见加以说明,他在《示直隶学子文》文内,论及怎样研究学问,曾说道: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 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

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觉得单是讲些空洞的道理不够用,所以又添了一种“经济”进去,而主张将四种东西?即义理、号据、词章、经济,?打在一起。

从这两段文字中,当可以看得出他们一贯的主张来,即所作皿为词章,所讲乃是义理。因此他们便是多方面的人而不只是文学家了。

以上是桐城派的思想方面的主张。

在文词方面,他们还提出了所谓“桐城义法”。所谓义法;,在他们虽看得很重,在我们看来却并不是一种深奥不测的东西,只是一种修词学而已。将他们所说的归并起来,大抵可分为以下两条:

第一,文章必须“有关圣道”?方苞说:“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姚鼐也说过同样的话,以为如“不能发明经义不可轻述。”所以凡是文章必须要“明道义,维风俗。”其实,这也和韩愈等人文以载道的主张一样,并没有更高明的道理在内。

此外他们所提出的几点,如文章要学左史,要以韩欧为法,都很琐碎而没有条理。比较可作代表的是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的一段话: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录:语录中 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将其中的意见归纳起来,也可勉强算作他们的义法之一,便是:

第二,文要雅正。

另外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为现在的桐城派文人也说不明白的,是他们主张文章内要有“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种东西: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 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 鼐《古文辞类篡序目》)

“理”是义理,即我们之所谓“道”;“声”是节奏,是文章中的音乐分子;“色”是色彩,是文章的美丽。这些,我们还可以懂得。但神、气、味、律等,意义就十分渺茫,使人很难领会得出。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可说是一本桐城派作文的经验谈,而对于这几种东西,也没有说得清楚。

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且,越是按照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所选的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看不出来。不过,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为桐城派倒有可取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虽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而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

假如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着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添了政治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上的文字。曾国藩则将经中文字选人《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所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在严译的《天演论》内,有吴汝纶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演的思想,他以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只因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如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这便是当时所谓“老新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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