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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批评了桐城文派

发表日期:2011年9月17日  出处:中国桐城派网 仐妮 审辑  作者:何诚斌  本页面已被访问 1012 次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新旧文化递嬗,批评桐城派的人非常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说:“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现代中国文学史》)

    经学大师廖平批评桐城派浅薄,他说:“至桐城派古文,天分低者可学之。桐城派文但主修饰,无真学力,故学之者无不薄;其欲求乱头粗服之天姿国色,于桐城派文,不可得也。”

    国学大师李详批评世人盲目追随桐城派,他说:“本朝自望溪以古文自命,惜抱拥护于后,曾文正演程鱼门言,比于禅林宗派。后生小子粗有见地,一若文非桐城,即为叛道;比于汉人,且有甘背师法以求禄利。于是天下靡然向风,相逐于不悦学之一途,而摹其章法起讫,以为古文在是。沧海横流,其谁主之?”(《江都王翰棻论文书》)

    梁启超从社会功用性上批评桐城派:“‘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狭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地位,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而。”(《清代学术概论》)

    1917年,蔡元培荐举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老乡程演生写信祝贺:“……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其沉溺于陈旧腐浅古典文学及桐城派者,其亦闻而兴起乎?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陈独秀随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将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姚鼐等人视为“十八妖魔”。盖此时几千年封建文化差不多沉底为“桐城派”,革古文的命,无可回避地要在老乡头上动刀。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对桐城派的批评,用了污辱性的词语,他说:“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的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

   “选学妖孽”指的是黄侃和刘师培等北大教授,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被称为“文选派”。他们为了占有学术地位,批评桐城派古文家浅陋寡学,“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可是,他们自己也同样遭受了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们的攻伐。

    傅斯年将桐城派批评得一无是处:“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叙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故学人一经办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归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文学革新申义》)

    胡适是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对桐城派的批评略有些理性,例如他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方面认为桐城派的中兴是临死者的“回光返照”,一方面又认为“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胡适曾在上世纪30年代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作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桐城古文学派小史》)

    周作人的批评也伴随着反思,他说:“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的,而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且,越是按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所选的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看不出来。”这是批评,他又有反思之言:“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认为桐城派倒有可取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方面,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章太炎批评继承桐城派衣钵的林纾,但不否定桐城派,他骂林纾“辞无涓选取,精采杂污……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当有人问章太炎:“桐城义法何其隘耶?”章太炎这样回答:“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季猥杂佻脱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粗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然是为中人以上言尔,桐城义法者,佛家之四分律也,虽未与大乘相齿,用以摧伏磨外,绰然有余,非以此为极至也。”(《汉微言》)

    无论多少批评,也改变不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它虽被新文学颠覆了,但没有被新文学覆盖;它已然成为一份文化遗产。占据文坛200多年的桐城派,文化的沉淀,形成深厚的底蕴,自有它美学的精神意义。治国学,不研究桐城派古文简直不可能。桐城派古文不乏名篇佳作,以其沉郁峻峭、阴阳相济的风格,在走过政论文与泛化散文相继甚嚣尘上使文坛沉闷、寂寞与嘈杂的处境之后,自然会被一些人重新关注,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欣赏、借鉴和发扬桐城派古文的艺术风格,尤其肯定它向美学延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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