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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与姚鼐

发表日期:2011年9月7日  出处:中国桐城派网 赑屃 审辑  作者:安庆师院教授 石云孙  本页面已被访问 1283 次

    戴震与姚鼐是清乾隆时期两位皖籍名人,前者入《清史稿-儒林传》,以学者名播天下; 后者入《文苑传》,以文人享誉海内,且都为教育家,功在当时,泽及后世。我往日做过戴震学术文字,近时作《姚鼐学术述闻》文,论述中间及二人相关情事,但限于题旨,都语及辄止,觉得应有篇文字把二人合起来说说,以彰先贤之志业,今日读者或也有取焉。

    一、科 举 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姚鼐生于雍正九年(公元1731),小8岁。 那是个科举时代,读书入仕必走科举这一所谓“利禄之路”,为此,二人在科举路上艰难跋涉,虽时有先后,但有同样的屡试不第遭遇。都六次参加会试,历经十来年,最终一幸一不幸。姚鼐20岁中江南乡试,此后连续六次进京参加会试,前五次都落弟,第六次即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33岁时终于考中进士。戴震于乾隆二十七年乡试中举,次年首次参加癸末科会试,结果落弟。此科姚中进士,戴不第,一幸一不幸。从此,姚入仕,而戴又连续应试,乾隆四十年第六次会试不售,奉命与本科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二人科举路走完,留下的记忆必是深刻的。屡屡受挫,但都不折不挠,姚终于成功,戴也略得安慰。应试落弟,自为憾事,但身价不减。姚“落第而返” [1 ]左笔泉先生“招使课其诸子”,他的老师刘大?作《送姚姬传南归序》,给以安慰、鼓励,并期望有加,这是及时而又需要的,给了姚拼搏奋进的力量,最终得以如愿以偿。戴首次落第,京师一二好学之士及段玉裁“皆从先生讲学” [2 ]得些许安慰。三年后不第,馆于裘文达公邸第,“文达公命子孙师之”;两年后应直隶总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隶河渠书”;六年后入都会试不第,偕段玉裁往山西,客布政使朱文正公署中,已而汾州太守“聘修府志”,成《汾州府志》34卷; 隔了三年,会试不第后,“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又一年后,四库馆开,宰相以大臣言,推荐给皇帝,“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举人特召,旷典也”。由此知戴先生受挫而声名愈大。二人科举路上走得艰难曲折,但追求不止,奋进不已,虽有精神创痛,而志业之心不灰。人是要有这点精神的。 科举路上屡试不第带来的精神创痛,二人绝少直接记述,但在为他人作应酬文字的时候,若场屋失意也间接隐约地有所流露。戴先生于乾隆四十一年作《昆山诸君墓志铭》,诸君名世器字敬甫,勤苦为学,“然其后凡九应江南乡举,又以贡生三应顺天乡举,卒不遇。皇上南巡,壬午一与召试,既拟进呈,以小误疑沮,岂命也夫!君亦不自挫折,呜呼!今则已矣。”这是在铭诸君,字里行间,寄予无限同情,实亦借以抒不平之慨,“岂命也夫”一语,读来令人心酸。姚先生则尤不能已于言,从叔姚渭川又是学生,死后有《香岩诗稿》,为作序刊刻。序中叙其死有云,乾隆四十年春将应礼部试,鼐饯送之,酒中“君泪下曰,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场屋,为门户计,诚非得已”。结果“是年竟黜”,“又一试,又黜,遂没京师僧舍”。 这位乡试“名著于京师”的才士,“竟不获一第”而“郁郁早终”,惜之又惜。“为门户计”, 姚鼐有切身之感,《复张君书》有云:“仆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于朝者。今者常参官中,乃无一人。仆虽愚,能不为门户计耶?”他家往日在朝做官的接连不断,高祖姚文然康熙时官于尚书,曾祖姚士基做过知县,伯父姚范中进士后为翰林院编修。但到他出生时家庭已经衰落,祖父早卒,父终生乃一布衣,所以“为门户计”,光宗耀祖,只得走科举之路,屡挫屡试,无怨无悔,故述从叔“为门户计”,也注入了自身之慨。当时应试考时文, 但时文好也未必得中,姚先生有两位同乡,皆善时文,死后辑集面世,先生都为作序。 序中都写到他们应试落第的不幸,左笔泉“三试不第, 遂不复往”,“执先生之文”乃“凄然为之序”。徐六阶举于乡试,“余及乡人皆为之喜”, 翌年会试,“不第而遽得疾,亡于京师,年仅三十余”。由此而发出慨息:“世之读者,以谓是佳文必宜哉进士,而乌知为是文者,乃终身不遇哉?” “不遇”的言外之意可能是:不是自己一时失手, 就是阅卷官看走了眼。清代科举考试用糊名制,应当说是公平的,公正的。 有人考中,有人落第,还是正常的,戴、姚二公走过的科举之路极不平坦,对后人有激励,也留下了思索。

    二、师 友 戴、姚的交往都为学术的,体现为师友之间。戴先生有《与姚孝廉姬传书》,与书时间为“乙亥”,“乙亥”为乾隆二十年,此时戴震33岁;姬传25岁,已中举,为孝廉,倾心戴先生之学,欲奉为师,并寄呈论文以求教。但戴先生婉言谢绝了,说:“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 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 使道在人,不在言, 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一年,“始,玉裁癸未请业于先生”,又“以札问安”,又有一札云:“在吾兄实出于好学之盛心,弟亦非谦退不敢也。古人所谓友,原有相师之义,我辈但还古之友道可耳。” “观于姬传及玉裁之事,可以见先生之用心矣。” “友” 有 “相师之义”,故主张行“古之友道”,而不好为人师,此即用心所在。姚先生有一《复鲁?非书》,鲁是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此科会试,姚鼐是同考官,成了鲁的座师,后写信给姚鼐,欲从问古文法,有奉师之意,故复书有云:“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 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意与戴先生“友道”之说相合。 戴、姚二先生行古友道之学术事,略记于下。 乾隆二十年戴与姚姬传书,末云:“承示文论《延陵季子》处,识数语,并《考工记图》呈上,乞教正也。”二人互寄论著,一是“识数语”即写了评论意见,一是“乞教正”。 这一年,戴有《与王内翰凤喈书》,说《尚书》“光被四表”,孔传“光,充也”,义本《尔雅》,以为“光”当作“横”,并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只提出假设,没有求证。两年后,友人为举两证,钱大昕所举为《后汉书-冯异传》“横被四表”,“姚孝廉姬传又为余举班孟坚《西都赋》‘横被六合’。”此事戴先生特记于与王凤喈书后。 戴寄《考工记图》给姚乞正,多年后姚作《书〈考工记图〉后》,收在《惜抱轩全集》卷五,对其书给以评论,以为“推考古制,信多当,然意谓有未尽者”,并举倒论证。举例有“轸”字,说:“东原释车曰:‘轸,谓之收。’此非也。” “毛公曰:‘轸,收也。’谓与深四尺四寸,收于轸矣,非谓轸名收也。”接着说:“凡戴君说考工车之失如此,然大体善者多矣。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东原时始属稿此书,余不及与尽论也。今疑义蓄余中,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所说“同居四五月”,指在四库馆同修书时事。段玉裁注《说文》,于车部“轸”字下,先引“戴先生曰”,次引“桐城姚鼐曰”,然后按云:“玉裁按,以姚氏之说为完。”段玉裁是戴震弟子,但学术以求是为宗,故不嫌违本师说而从姚诂。 乾隆三十一年,戴震入都时,在苏州借朱奂所藏《礼记注疏》,此书为惠栋校出,“其字句不同处,今本脱去连行无考处”,先生为“一一完善”,并详记:“程太史鱼门晋芳,姚比部姬传鼐及玉裁皆临缮一部。” 乾隆三十九年,戴震校《水经注》成,据《年谱》:“顾更正经、注,定于乾隆乙酉(乾隆三十年--引者),入都即以示纪文达、钱晓征、姚姬传及玉裁不过四五人。 钱、姚皆录于读本。”入都只送给四五人,其中就有姚鼐,姚亦为录于读本,被此信任而亲密,也见于此事。 戴先生作《深衣解》,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有珍藏本,首页上书名左记有两行字:“戴东原原稿”和“朱笔旁注后评为姚惜抱手笔”,书中,惜抱用朱笔增、删、注、批计30余处, 篇末又用朱笔写了批语,长达200言,内有云:“解甚精确,唯论钩边如今所谓小襟此似误也。” 书中又有墨笔写的眉批和旁批,多针对朱笔批注,有三处指朱笔为“误”[3 ]这一事足见二人交相师的友道之深。 由二人相师友,推而广之,交及当时朝廷大吏、社会名流、学界大师,有意思的是所交者,有同与二人相师友,且不受门户之限,将友道推向极致。下略举数人以为例。 段玉裁是戴震得意门生,传其小学,而又与姚鼐友善,注《说文》引姚说,姚又为段玉裁父作墓志铭,叹其“不遇于场屋”,而颂“君子玉裁遂以经学名天下者,君之教也。” 孔广森从戴震受经学,传其测算之学。成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进士。此科会试,姚鼐为同考官,故又成了孔广森座师,此后即交往甚密。《惜抱轩全集》载有《复孔?约论?祭文》 《赠孔?约假归序》及《仪郑堂记》。孔广森字?约,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袭衍圣公,官翰林检讨,姚谓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郑康成犹不足以限之。 但对他论文,以为“其论甚辨,而义主郑氏,则愚以为不然”,“苟有所疑,不敢不尽,非有争心也”。直言相规,甚合友道。 任大椿,乾隆三十四年已丑科进士,戴震弟子,传其典章制度之学。《戴震集》卷九载《与任孝廉幼植书》。幼植,大椿字,与其师书论礼,先生作此书箴之,指出“兄弟”与“昆弟”立文不同,义有异;并戒之:“毋轻议礼。”任大椿又与姚鼐交深,死后,姚鼐为作墓志铭,文载《惜抱轩全集》,内叙及二人相识相知,值诏开四库全书馆,姚、任都是非翰林而为纂修官,“鼐昔者与君本相知,及同处四库馆,则朝晡无不偕,有所疑说,无不相论证也。” 金榜,字蕊中,一字辅之;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状元,师事江永而友戴震, 又友姚鼐。歙县方希原没后,金榜写信给姚鼐,请为希原作传。 姚在传中说:“余始闻方希原之名自戴东原。东原为言新安士三:曰郑用牧、金蕊中及希原也。”东原赏善如此,足见深于友道。 金榜作《礼笺》成,姚鼐为作序,时当嘉庆初年,戴已作古多年了。 乾隆二十年戴有《与方希原书》,开头说:“得郑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学”。“郑君”当是郑用牧,由此知戴与金、郑、方友谊深切。 毕沅,字秋帆。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状元,后为大吏兼资深学者,与戴、姚俱友好。乾隆三十二年毕沅出镇陇西,戴与姚皆作序送行,分见各自的文集。乾隆四十一年,毕沅以巡抚归西安,戴又作《送巡抚毕公归西安序》,内云:“时震抱疾,未能出户,而公步入隘巷,顾震于陋室中,坐久之。”相对语及“知人是务”,称“国之本莫重于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于吏,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此语虽对大臣毕公言,有造福于民意,即今日读之,犹觉切要。 他如朱筠、钱大昕、王昶等皆一时名人,并与载、姚相友善。与高明交,本师友之义,得切磋之益,诚君子拓展之道。观上述师友间书序文字,有疑必辨,有过则规(不像时下名流为人作记序尽说好好),有求是之实,无贬损之嫌,这就是古之友道吧!

    三、学 术 戴震是经学而兼小学大师,为皖派领袖。 他的著作已收入《戴震全书》,主要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诗经补注》、《方言疏证》、《声韵考》等。 他治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他的学问是从文字训诂入手,经“汉学”达到哲学大道。周予同说:“清代哲学家不多, 戴震是一个,他沿着‘文字学--经典--哲学’的研究途径前进。” [4 ] 把经学的研究推进到哲学的高度。虽然他在科举上不得意,但他的学问及学术成就已名动在下,正如姚鼐在《赠戴东原》诗中所咏:“未必蒲轮征晚至,即今名已动京华。”“名动京华”名可与纪昀《考工记图序》合看。戴震初入京,“是时纪太史昀、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乾隆十九年)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声名由学术起,即此可知。 姚鼐是文人(古文作家)而兼学者,初从伯父姚范受经学。成进士后入仕,进四库馆为纂修官,不久辞官归里,复转为主讲各大书院,边教学,边创作,边治学。他治学也走文字小学路子。他有一首《读书难字过》诗,中有两句云:“义就三仓辨,形稽六体完”。“三仓”指流行于两汉的《仓颉篇》《训纂篇》《滂喜篇》三种教学童识字的字书,晋人合称为“三仓”。“六体”即六书。三仓、六体统指文字小学书。“三仓”偏辨义,“六体”主说形,而形、义统一在一字中。汉字是表意字,义在形,形见义,所以通经必明小学,不通文字学,研究不了经学,古人知道这个道理,故治学都得走这个路子。姚鼐文名大,学术反没而不显,但在学术上深造有得,著有《九经说》以及经、史、子、集等《笔记》。治学途径与戴相似。 戴、姚二人学术立场不同,戴主申汉绌宋,姚遵宗宋抑汉。他们的这种学术立场,屡见于文字,是公开了的。姚鼐《复蒋松如书》说:“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 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义不可以默焉耳。”又在《程绵庄文集序》中称:“惜其好非议程朱,所见大抵有似东原。”书序并提“戴东原”,论及“学术”,关乎汉学、宋学。当时汉学势力强大,故有“力小而孤”的感觉,但不愿保持沉默 ,故一再著文表明。 乾嘉学派分吴派和皖派,都崇尚汉学,因学术立场、家法不同,姚鼐虽是皖人,但不属皖派,而是桐城派三祖之一。 学术立场不同,不影响某些学术见解的相似相同。二人学术途径相同,而所求的目标也同,都为了得是。戴在《答彭进士允初书》中说:“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谓之有得。求杨、朱、老、庄、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谓之有得。”姚持有相同的观点,与孔扌为约书指明:“鼐于义苟有所疑,不敢不尽,非有争心也。苟不当,愿更教之,得是而后已。”得是即得学之真谛,犹今言追求真理。 出于治学得是而后已,戴、姚都反对当时的不良学风:戴先生言:“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 姚生生说:“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 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能,亦汉之俗学也,其贤也几何?” 戴先生还说:“余尝谓学之患二:曰私,曰蔽。”姚生生又言:“夫圣人之经,如日月星之悬在人上,苟有蔽焉则已,苟无蔽而见而言之,其当否必有以信于人,见之者众,不可以私章徇也。”听见合,连用词也相同。治学“隘” “蔽”当缘于“私”, 徇私则蔽,便不能见是而得之,自有害于学术。二公所批当日不良学风,以今视之,也不过时。 义理、考据、词章之学的提出,不能不追溯到戴、姚二公。[5 ] 戴在《与方希原书》里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此书写于乾隆二十年,时戴33岁,姚25岁。后来姚鼐作《述庵文钞序》提出了与戴相同的观点:“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 “述庵”,王昶号, 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会试同考官,为姚鼐座师。二人相识时,王昶年才三十,考序中称其“老归”自定《文钞》,则已到晚年,姚也到老年了, 由此知姚“三端”说后于戴“三途”说三四十年。 姚作此序时,戴已逝世多年。二家所说,戴在先,有创始之功;姚主三者统一,有发展之实。 “理义”同义理,“制数”即考证,又称考据,“文章”又称词章。 义理讲内容鲜明,考证言材料准确,词章求表达完美。若三者有偏,则视为不善,对此,二人都有微词。据《年谱》,戴震尝言“做文章极难,如阎百诗极能考据,而不善做文章,顾宁人,汪钝翁文章较好。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矣。”段玉裁因称:“盖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 姚在《述庵文钞序》里说:“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了当。”又在《谢蕴山诗集序》中指斥:“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观此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意向了。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要说一下,戴震弟子孔广森在其居作一堂,取名“仪郑堂”, 姚鼐为作记。王兰泉昶有一校书室,名之曰“郑学斋”,戴震为之记。 孔、王都敬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故以 郑学”颜其“堂” “斋”。 由于作记者学术立场不同,对郑学的看法有分歧,所以记文的旨意趣向便有异。《郑学斋记》有云:“有言者问:‘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为然。”记文下即申其“不然”,以为“郑氏卓然为儒宗”,“师传不绝独郑氏”,“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追源斋名“郑学”为知学。“仪郑”,是以郑为表率,取法于郑的意思,《仪郑堂记》先赞郑玄“出汉经师之上”,然后笔锋一转,说“虽古有贤如康成者,吾谓其犹未足以限吾?约也。”王昶、孔广森都是汉学家,故戴、姚所作记文,皆暗含汉宋一学案在。

注释:

[1]姚鼐 《惜抱轩全集》[M]中国书店,1991,44。下引文除载明来源者俱见本全集,不再一一出注,从省。
[2]戴震 《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64。下引文除载明来源者俱见本集,不再出注,从省。
[3]王德中《戴学新探》[M]南京:南京大学学报,1991,357。
[4]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83。
[5]石云孙《桐城派研究论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1986,185。 

(作者系安庆师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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