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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文派介绍

发表日期:2011年9月6日  出处:中国桐城派网 睚眦 审辑  本页面已被访问 1172 次

桐城派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部分地区),故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简介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   

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部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其间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   

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其中,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櫆、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发展历程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1644年清王朝入关,为巩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学,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方苞领导的古文流派应运而生。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谓“家家桐城”。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时期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与世变相同。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名重,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支流。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抱残守缺格律,悖于“五四”新文化,消沉衰亡是历史必然。但多数桐城派作家爱国主义立场、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和创作中有反映。方东树《病榻罪言》、梅宗亮《与陆立夫书》、王拯《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现当代桐城文学。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产生,桐城派致命。林纾“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斥为“桐城谬种”,成了新文化的批判对象,桐城派文学终结。

清代科举制度与桐城派古文的兴盛
  
清代科举制度对桐城派古文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文与古文的密切关系,二是桐城派创始诸人与科举制度的密切关系。

清朝开国以后顺治时期
  
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这样谈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曾国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圈,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围鑯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由此可见,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明清士子为在科场出人头地,自然要究习古文,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坛声誉鹊起,与他在科场得售有关。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曾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采,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采,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此处当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科场的敲门砖。   

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

雍正十一年(1733)

  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约选》主要收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约选》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及“文统”、“道统”思想,并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论基础。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序》中,明确指出古文义法可“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乾隆三年(1738)

  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权威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文章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思想
  
桐城派的基本理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   

刘大櫆虽无重要的建树,但他是姚鼐的老师,所以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

主张
  
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代表人物

方苞
  
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少年业师于吴直。20多岁至京师,为方苞推重。雍正七年、十年两登副榜,先后经方苞、张廷玉荐举博学鸿词科和经学,试皆不第,遂不复试。60岁后任黟县教谕,数年后弃官归隐枞阳。姚鼐、王灼、吴定、张惠言皆为其门下北子。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著有《海峰文集》、《海峰诗集》、《论文偶记》、《翕县志》等。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早年随伯父姚范和刘大学习经学、古文,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兵部主事,历任山东、湖南乡试主考官、三十六年会试主考官。累官刑部郎中、三十六年会试生考官。累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主持梅花、紫阳、敬敷书院40年。桐城派的义法论和声气论经其发挥和深化,成为一套较系统的古文理论。他提倡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济”,总结文章的阳刚、阴柔两大类风格,认为两种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其散文简洁清淡,纡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诗有清拨淡远之致,尤工近体。著有《惜抱轩全集》88卷,包括文集和诗集,又有《法贴题跋》、《左传补注》、《国语补注》、《公羊传补注》、《谷梁传补注》、《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选编古文辞赋集《古文辞类纂》75卷及《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

姚鼐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影响作用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桐城文学,便转折到了现当代历史阶段。“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是对桐城的赞誉,同样当代桐城文学仍然生机蓬勃,尤其以潘承祥先生创立的中国桐城赋派为代表。桐城赋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丰厚的文化积累上,透过文化地域政治这些表层的东西,以桐城赋的新形式,创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个活跃蓬勃的时期。桐城辞赋文学是人学,桐城辞赋作品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深处真实的东西,引起人们对生活、社会、时代、以及生命的思考。当代桐城辞赋文学,以社会百科全书的规模记录社会变迁和历史沧桑,具有永久的价值。学者王泽生选集,系统化地总结了桐城辞赋作家的创作实践;潘承祥大师的作品最为经典。当代桐城辞赋文学,原汁原味。既反对形式上拟古倾向,又主张生活创造,对唐宋清以来古文运动作出了新的诠释,在桐城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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