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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俊琏介绍

发表日期:2008年1月28日  出处:◆潘承祥 编辑  作者:◆中华辞赋家联合会  本页面已被访问 7898 次

伏俊琏

伏俊琏,男,汉族,文学博士。1960年11月27日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至1985年,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1985年考回母校,师从郭晋稀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生,198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起一直在西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其间曾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中文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1997年又考取本校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赵逵夫教授指导下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与敦煌文学”,2000年5月毕业,获博士学位。1994年5月破额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5月晋升为教授。1997年被学校聘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2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开如招收博士研究生。2003年,以伏俊琏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辞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甘肃省敦煌学学会副会长等。1993年以来,连续三次评为“西北师范大学教学科研骨干”。1996年以来,先后评为 “甘肃省省属高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及“333”人才工程一、二层次首批入选人员。曾获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

1988年以来,为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古诗文选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要籍导读》、《史汉研读》、《汉魏六朝赋研究》、《敦煌文学文献》、《先秦要籍导读》、《先秦两汉文学专题研究》等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完成并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敦煌文学文献丛稿》(中华书局)、《敦煌赋校注》《人物志研究》《敦煌赋评析》《敦煌小说评析》《孝经助读》(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参编学术著作多部。在《文学遗产》、《文献》、《古汉语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孔子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研究》、《辞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馀篇。

1993年以来,独立完成国家教委“八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敦煌通俗文学与唐宋以来俗文学的发展”,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人物志校注及研究”“敦煌唐前诗辑校考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古代俗赋研究”,以及甘肃省科委、省人事厅、省教育厅科研究项目多项。科研成果获甘肃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次,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一次;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三等奖四次。

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伏俊琏教授在辞赋、《史记》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关于《史记》的研究,著名学者马积高教授评价说:“作者对许多问题都提出了独创之见,论述中也显示出作者的思想开阔,笔锋恣肆,具有务于探索的精神和才力。”《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一书评论道:“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的论点,在他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阐发。”伏俊琏教授《孝经的作者及成书时代的考》一文的观点,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撰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先秦文学史》采用,该书第365页写道:“今人伏俊琏认为《孝经》的编定者是曾参的学生,成书在《论语》之后,《孟子》之前。我们认为,其说可取。”

伏俊琏教授的《人物志研究》(38万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后,学术界反应很好。李鼎文、霍松林、韩兆琦、邓槐英、仓修良、李剑雄、张伯伟等先生曾给予肯定。李鼎文教授写道:“全书共34万馀字,引用书籍176种,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书籍中,这是一部高水平的专著。”李剑雄说:“伏书‘整理编’下的功夫最大。因为,对于一部流传近二千年,文句简古,鲁鱼混淆的古书古注的原文,逐字逐句地爬梳整理,查考出处,校正刊误,串说原文,译为今语,实非易事。譬如刘昞之注人物典故,多仅举其人之名,未有具体事迹与出处;而于字词训诂,皆未涉及。这在当时,或读之自明,于今人则多疑义而难解,皆须一一查考,引证注明,非潜心爬梳于故纸堆中者,难以有为。伏书多能于繁多的故籍之中,寻其端绪,详引旁徴,明其出处,叙其原委,对疏通原文,阐发二刘之思想义蕴,非常有益。” “本书在文字的校勘上,也有较缜密的功夫,独到的见解。经过伏俊琏先生的校勘、注释及今译,今人再来阅读《人物志》及刘昞的注文,确实方便多了,理解也更能接近原意了。如果说刘昞注为刘邵之功臣,则《人物志研究》可称为二刘的益友了。”(《读伏俊琏著<人物志研究>》,中华书局《书品》2002年第3期)

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伏俊琏教授成果颇丰。早在1994年,他就出版了四十万言的《敦煌赋校注》。本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敦煌学家李正宇、项楚、刘瑞明、张锡厚、颜廷亮等教授、唐代文学专家梁超然教授曾先后撰文,对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刘瑞明的《敦煌赋校注评介》是一篇万余字的长文,从三个方面肯定了《校注》的成绩:第一,全面汇集了敦煌赋研究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显示了敦煌赋本身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显示了本书在学术史的兼顾方面信息量大、资料性强的优点。判断优劣,决择正误,不因人废言,不依名取准,择善而从,取长补短。第二,注释的方式因不同的赋而采取了不同的手法。比如,《大乐赋》以民间性事为题材,注释时同古代性学典籍联系起来,人们既由点知面,而且了解了它的文化背景。《丑妇赋》以极度夸饰诙谐的放大归谬的笔法铺写,属于中国文学史上的罕见作品。注释时便从同题材的其他作品援引相类似的文句,从而在审美感受上给读者予以引导。这种独特的注释,在读者艺术欣赏方面有微妙的助读提高作用。本书注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恰当地用甘肃方言习俗为证。第三,从敦煌《西京赋》残卷中由校句而归纳体例,系统地考证了李善《文选注》的体例,又以体例统领校句,使校句更为有力。张锡厚除有专文评介外,在他的大著《敦煌赋汇》后记中,引用伏书15条,并写道:“伏书在移录原赋和校理文字上益甚转精,或可相互印证补充,抑或别出机杼,自持新说,使某些难字异词,隐晦未明的文句豁然贯通,从而把敦煌赋的整理研究推向集校集注的阶段。”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教授的评语说:“全书在普查对勘44个敦煌写卷基础上,校录出25篇作品,广征博引,详析明辨,出列校注2846条,而每条之内往往包含若干子校注,细算其出校注总量约达4000余处,是目前对敦煌赋最大最精的一次整理。行文之间,时时迸发真知卓见,如闻珠落玉盘。可以说是为以往敦煌赋的整理工作做了总结,又为今后敦煌赋的研究建立一个新起点;预示着敦煌赋整理阶段的基本结束,同时把敦煌赋的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和进一步展开的新阶段,在敦煌文献整理和敦煌文学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校注之书得以臻此境地者,于今可谓凤毛麟角矣。”著名学者项楚的评语说:“我认为本书是敦煌赋校理的集大成之作,是敦煌文学研究的又一可喜的成果。”2000年,为纪念敦煌遗书发现100周年,中华书局《书品》杂志开辟了“敦煌学图书选评”,邀请国内外敦煌学专家撰写书评,其中《敦煌赋校注》被列入选评著作,其中写道:“《校注》在注释上最见功力,注释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成果,征引繁富,取舍得当,尤其是利用赋作品的叶韵规律,考辨原文是非,纠正前人误说,补充校注,多有超越前人之处。”马积高教授《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我未能细读全书校注,仅粗略地考察了唐赋的有疑义之处,即发现本书对前人校勘、断句和解释上均多有补正。”“可以说,本书是对近九十年来敦煌赋的研究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伏俊琏教授对敦煌小说也做了较为系统地研究,他的《石室齐谐——敦煌小说评析》不仅敦煌小说的代表作品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和评析,在前言中,对敦煌小说的内涵、特点、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以及二十世纪国内外学者对敦煌小说校录研究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徐俊教授称为“有集大成之功”。

2004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伏俊琏教授的新著《敦煌文学文献丛稿》,本书从作者近十年来发表的四十多篇有关敦煌文学的论文中精选了二十五篇,分通论性和校勘性两类。敦煌文学的领域十分广阔,本书只涉及了其中个别的方面:三十多个手抄本《诗经》与传世本《诗经》相比到底有什么文献价值;《文选注》残卷是李善还健在时的抄本,它有什么独特之处;中国早期的讲唱技艺,像看图讲诵、俗讲、转变的内涵、嬗变,由此形成的俗赋、讲经文、变文以及话本小说等,它们有怎样的文体特点。其中较多的篇幅是对俗赋的的讨论:俗赋写本的考辨,俗赋的起源及文学史意义的挖掘,俗赋的体制及其审美价值的探讨等。本书还以近半的篇幅对前人校勘敦煌俗赋的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补充。

近年来,伏俊琏教授主要从事唐前俗赋的研究。已发表论文近二十馀篇。本系列论文对汉代杂赋、六朝俗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杂赋”“俗赋”概念内涵的考辨。首先对秦汉“杂赋”与“俗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秦汉“杂赋”来自下层,篇幅相对短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政治色彩淡薄,且基本上是口诵文学,因而“杂赋”包括了大量的俗赋。

俗赋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它是在民间讲诵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的。先秦时期盛行民间的各种传说和寓言故事,是故事俗赋产生的源头。先秦时期民间争奇斗胜伎艺,则蕴育了客主论辩类俗赋。这类俗赋以争胜论辨为主,没有故事情节,自然也不追求人物关系的发展。古老的民间谣谚则是咏物类等歌诀体俗赋产生的源头。“成相体”是劳动的号子,瞽史用成相的形式向王公贵族讲诵“大道”,文人学者则用成相的形式宣扬他们的学说,这种道德说教的内容是用“讲诵”的形式传播到社会各阶层的,因而就有了俗赋的性质。民间各种仪式上的讲诵文,传播各种知识的应用文,大都音韵和谐,节奏明快,靠“诵”的方式代代相传,因而也是俗赋不可分割的部分。隐语是民间娱乐的方式,它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是用一系列比喻从各方面暗示描写某一事物,因而具有咏物赋铺排的特性。

第二,对汉魏六朝以来的俗赋按类进行了勾稽,尤其是挖掘、考辨了一些湮没已久的俗赋作品,并对这些作品的文体特征、艺术价值及文学史意义进行了论述。如对《汉书·艺文志·杂赋类》中的“成相杂辞”、“隐书”、“杂禽兽六畜昆虫赋”、“杂出行及颂德”、“杂四夷及兵赋”以及新出土的《神乌赋》,还有汉魏六朝的诙谐咏物俗赋等。

第三,对“杂赋”和“俗赋”的传播方式进行了挖掘。《谈先秦时期的“诵”》,主要论证“杂赋”传播方式。“诵”是先秦时期一种特殊的讲诵方法,具体方法无法详考,六朝以来佛教的“转读”“唱导”,就是借鉴了它的宫商声气的形式;秦汉以来的“诵”法正是由释家传到唐代的。因此我们可以借用佛典中对“转读”“唱导”的记载推测秦汉时的讲诵方法:用近乎歌唱式的方法,把高低、长短、洪细变化的声调羼糅在念诵之中,造成一种特殊的音乐效果。《上古时期的看图讲诵与变文的起源》一文主要论证看图讲诵这种艺术形式,它是秦汉杂赋流传的主要方式,我国上古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故事画像,由于这些故事画像大都与各种仪式有关系,因而按画讲诵是这种仪式进行的主要形态。当时的一些“杂赋”在形式上还保留了这种按图讲诵的“意味”。

本成果的学术价值及文学史意义对古代杂赋和俗赋进行系统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可以充分证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从民间来的,它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等多种技艺相融合的产物;2、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3、早期的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仍然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从而形成了赋的“雅”“俗”两条线索。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赋是中国后世的其它通俗文艺,如戏剧、讲唱文学等的源头,正本清源,对于研究后代讲唱文学,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借助后世的这些文艺形式,更好的研究我们民族早期的娱乐方式。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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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陈光文
发表人邮件:jluyan7261431发表时间:2009-2-13 22:55:00
伏教授:拜您为师可否。通联013879260226陈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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